由於貨幣具有雙重作用，所以人們就普遍認為財富是由貨幣構成的。貨幣不但是價值尺度，還是進行交易活動的媒介。它在作交易媒介時，人們可以通過它很容易地取得自身所需的物品，這種便利性是其他任何商品都無可比擬的。所以，人們總認為賺取貨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人們看來，只要有貨幣，就可以沒有障礙地購買任何物品。當貨幣作為價值尺度時，可以用來估算各種商品的價值。如果一個人擁有很多貨幣，那他就是人們眼中的富人；而要是一個人只佔有極少的貨幣，那他就是窮人；至於那些儉樸或是想發財的人，則會被人們看成財迷；而那些花錢不謹慎的奢侈者，則是人們眼中的淡泊金錢者。發財的另一種說法，就是擁有大量貨幣。總之，通俗地說，財富與貨幣幾乎是同義詞。
人們在看富足國家時，也往往和看富人一樣，認為富足國家一定擁有大量貨幣。積蓄金銀的做法，在任何國家都是致富的捷徑。在發現美洲之後的一段時期內，西班牙人每到一個陌生海岸，所偵察的第一個情報都是問附近有沒有發現金銀，從而判斷該地有無殖民乃至征服的價值。法蘭西有一位國王，曾經特派了一位大使去拜見成吉思汗的一位王子。這位大使是個僧人，叫普勒諾·卡布奇諾，據他回憶說，韃靼人經常問法蘭西的牛羊多不多。韃靼人問話的目的，和西班牙人的問話目的相同，是想知道對方是否富足到值得他們去征服。韃靼是個牧畜民族，和其他牧畜民族一樣，大多數人都不知道貨幣有什麼用途。他們進行交易的媒介和價值尺度，只有牲畜。所以，在他們眼裡，牲畜就是財富，就像西班牙人認為金銀就是財富一樣。不過，在這兩種看法中，接近真理的看法也許是韃靼人的看法。
貨幣與其他各種流動資產的區別，洛克先生曾經論述過。洛克先生認為，其他各種流動資產很容易被消耗，所以固定在它們身上的財富是不太可靠的。就拿一個國家來說，即使它今年擁有大量的流動資產，並且沒有資產輸出，只是大肆揮霍，也可能會造成明年的流動資產的短缺。貨幣則相反，它就像朋友一樣可靠。雖然貨幣會在不同的人之間流轉，但只要它沒有流到國外，那它就不容易被消費掉。因此，洛克先生認為，貨幣的堅固性和可靠性，比其他流動資產都強；也正因為如此，一國增加其政治、經濟的大目標，就應該是增加貨幣的數量。
還有一些人認為，只要一國脫離了全世界，那麼無論其國內有多少貨幣在流通，都是無關緊要的。他們認為，用貨幣購買的消費品，可以再拿去換貨幣，只是換得的貨幣量多少會與之前花費的貨幣量不同而已；至於該國的實際富裕程度，則完全由消費品的多少來決定。但是，那些與外國有聯繫的國家，特別是一些有時不得不因對外戰爭而在遠地維持海陸軍的國家，對此卻有不同的看法。這些國家認為，只有送出貨幣，才能維持遠地的海陸軍。但是，要想送出貨幣，那麼其國內先得有大量貨幣才行。所以，這類國家在和平時期，都盡力積蓄金銀，以便在萬一發生對外戰爭的情況下應急。
由於人們普遍認為金銀是財富的同義詞，所以歐洲各國都想盡了一切辦法，以研究出能夠積蓄國內金銀的方法。不過，這些努力都沒有取得多大的成效。出產金銀這類金屬的主要礦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這兩國的金銀市場，主要在歐洲。有一段時間，這兩國為了禁止金銀的輸出，曾經制定了嚴厲的刑罰，甚至大幅提高了關稅。這類禁止金銀輸出的方法，也曾被其他大多數歐洲國家採用過。我們曾在蘇格蘭古代的一些議會法案裡，意外地發現了用重刑禁止金銀外輸的法律條文。古代的法蘭西和英格蘭，也曾經實施過同類政策。
如果這種禁令出現在商業國，就會給許多商人帶來不便。因為，金銀是他們從外國購買貨物最方便的媒介，它們比其他任何商品都更適合用在對外貿易中。另外，用貨幣把這些貨物輸入本國或其他國家，也是最便利的。進行對外貿易的商人們，認為這種禁令妨害了他們，所以對這種禁令持反對態度。
第一，在商人們看來，雖然購買外國貨物需要輸出金銀，但國內的金銀量未必會因此而減少，反而有可能增加。因為，國內根本消費不了那麼多剩餘生產物，如果把它們運輸到國外進行銷售，反而可以得到高額利潤。這麼一來，商人就可以帶回更多的金銀。托馬斯·孟曾經比較過這種國外貿易與農業耕作的區別，他是這麼說的：“如果我們只看到農夫在播種時節播撒了許多優質穀物，那麼我們一定會認為他是個狂徒；但是，等到收穫時節，我們就會認為他這麼做不但有價值，而且能夠得到很大的收穫。農夫播撒種子並努力耕作的目的，就是收穫。”
第二，商人們認為，這種禁令根本阻止不了金銀的輸出。原因是，金銀不但價值大，而且體積非常小，走私起來相當容易。在商人們看來，防止金銀輸出的唯一方法，就是適當地控制貿易差額。當一國的輸出大於輸入時，差額部分就由外國以金銀償還，這麼一來，國內的金銀量就會增加。而當一國的輸出小於輸入時，差額部分就由本國以金銀支付，這樣，國內的金銀量就減少了。所以，如果隨意禁止輸出金銀，那麼不但不能有效地防止金銀的輸出，反而有可能遭受增加金銀輸出的危險，或是加大金銀輸出的費用。因此，這種禁令不但會使匯兌不利於存在貿易逆差的國家，還會增大外匯購買者的風險。因為，售賣外彙的銀行不僅要承擔運送貨幣必須承擔的風險和運費，還要承擔由違反禁止金銀輸出的法律所帶來的意外風險，而所有費用的總和，最終都要由外匯購買者來承擔。當匯兌給一國造成不便時，貿易差額也會不利於該國。
當一國處於貿易逆差的困境時，該國的貨幣價值也必定會遠遠低於貿易順差國。例如，如果英、荷兩國的匯兌有百分之五都對英國不利，那麼兩國在進行匯兌時，一百零五盎司英幣，就只能換得價值荷幣一百盎司的匯票，而換不到相等數量的匯票。既然一百零五盎司的英幣只能換到一百盎司荷幣，那麼它所能購買的荷蘭貨物，自然也只等於一百盎司荷幣所購買的量。反過來也一樣，即一百盎司荷幣所能購買的英國貨物，只等於一百零五盎司英幣所購買的量。總之，由於出現了這種匯兌差額，所以即便是同樣的貨物，在由英國售給荷蘭時，價格就相對低廉，換回的荷蘭貨幣也相對較少；而由荷蘭售給英國時，價格則相對較高，換回的英國貨幣也相對較多。因此，貿易差額極不利於英國，英國要彌補這些差額，必須向荷蘭輸出更大數量的金銀。
上述商人們的理論，一部分有道理，另外一部分純屬強詞奪理。其中，認為貿易上的金銀輸出對國家有利，以及認為禁令不能阻止金銀的有利輸出，都是對的；而認為保持或增加本國的金銀量，比保持或增加其他有用商品更需要政府關心，則是強詞奪理的。在這些商人看來，除金銀之外的其他商品的供應量，可以通過自由貿易得到適當的調節，無須政府投入與關心金銀等同的注意力。這些商人還說，高價匯兌必然會給貿易差額造成更加不利的影響，甚至使金銀大量輸出。這種說法，明顯也是強辯。這種高價匯兌，的確給欠外國債務的商人帶來了極大的不便，因為他們在購買外匯時，付給銀行的價格也要隨著這一高匯兌而抬高。但是，即使銀行會因為要承擔違背禁令的風險而索取額外費用，國內貨幣也未必會因此而流入他國。這類費用一般只有在走私時才須支付的，而且它會留在國內，而不會在所需匯出的數目之外再增加任何費用。高價匯兌，同時還會使商人為了努力平衡輸出和輸入，盡量縮小自己的支付額；並通過提高進口貨物價格的手段，產生類似課稅的作用，從而減少進口貨物的消費量。因此，高價匯兌並不會增大貿易逆差，反而會減小貿易逆差，最終減少金銀的輸出量。
不過，聽取了商人們的上述理論的人，卻相信它們是對的。陳述那些議論的人，是商人這類被認為是了解貿易的人，他們向國會、王公、貴族和鄉紳們陳述他們的心得，因為聽者認為自己完全不知道這些問題。無論是貴族還是鄉紳，都從經驗中知道了國外貿易可以增加國民財富，但他們卻不知道國外貿易是如何增加國民財富的。
商人則剛好相反，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怎麼從國外貿易中得到財富的。他們有義務清楚地知道這個問題。至於了解國外貿易是如何增加國民財富的，並不是他們的義務。他們只有在請求政府改訂國外貿易法案時，才會考慮這個問題，因為這時，他們必須陳述現行法律對國外貿易的不利影響，並描述改訂法律後國外貿易能夠帶來的有利結果。他們對有權決定要不要改訂法律的裁判官說，即使存在這種法律，國外貿易也照樣可以從外國帶回貨幣；但是，如果廢止或改訂這種法律，國外貿易從外國帶回的貨幣就會更多。這個說法，令裁判官十分滿意，於是，這種議論的預期目的最終就達成了。
法蘭西和英格蘭，只限製本國鑄幣的輸出，不限制外國鑄幣和金銀塊的輸出。而荷蘭和其他一些地區，甚至連本國鑄幣的自由流動也不加以限制。政府不再將其註意力都放在禁止金銀輸出上，而是更加註重對貿易差額的監控，並視貿易差額為引起國內金銀量增減的唯一因素。如果說禁止金銀輸出是一種毫無結果的監督，那麼監控貿易差額，也同樣是一種毫無結果的監督，而且後者的複雜度和困難度都超過了前者。托馬斯·孟所寫的《英國從對外貿易中獲得的財富》，如今成了所有商業國政治、經濟的根本準則。
而國內貿易，尤其是那些能夠以同量資本提供最大收入，並為本國人提供最大就業機會的國內貿易，卻被人們看做了國外貿易的輔助貿易。原因是，人們認為國內貿易只能使貨幣在國內流通，因此，國內貿易只有在能夠對國外貿易造成間接影響的情況下，才能增減一國的財富。
當一國沒有葡萄園卻又需要葡萄酒時，就得從外國輸入葡萄酒；同樣地，沒有礦山的國家如果需要金銀，無疑也要從外國輸入金銀。政府好像沒有必要在某一物品上集中註意力，同時又偏離另一物品。只要一國需要葡萄酒，而它又有購買這些葡萄酒的資財，那麼它的需求最終會得到滿足；同樣地，只要一國有購買金銀的資本，它就可以購買到金銀。金銀和其他所有商品，都須花費一定的費用才能購買到。由於金銀是其他所有商品的價值尺度，所以其他商品的價格也就是金銀的價格。無須政府的額外關心，自由貿易就會按照人們的需要，給人們提供葡萄酒，這一點我們完全可以相信；此外，自由貿易還會按照人們的購買力和使用程度，提供相應數量的金銀，從而使商品流通或其他用途可以順利地實現。這一點，我們同樣有把握相信。
生產某種物品並使其上市，需要支付地租、勞動工資及資本利潤。一國由人類勞動購入或生產的商品量，自然會按照其有效需求得到自行調節。也就是說，人們對商品的需要總量，會根據該商品生產並上市所需的地租、勞動工資及資本利潤，進行自我調節。這種根據有效需求來進行的自我調節，最容易對金銀起作用，而且所起的作用也是最準確的。原因是，金銀不但價值大，而且體積小，最容易從價廉或有效需求過多的甲地，運輸到價高或有效需求得不到滿足的乙地。比如，如果英格蘭對黃金的有效需求不能完全得到滿足，那麼這一需求就需要通過輸入金銀來得到滿足。這時，可以用一艘客貨兩用的定期郵輪，從里斯本或其他黃金銷售地購買五十噸黃金，再把它們運回國內，鑄成五百多萬幾尼的貨幣。但是，如果是運輸同等價值的穀物，那麼即使按照五幾尼能換一噸穀物來計算，也需要一艘載重為一百萬噸的船舶才能運完這些穀物；即使是用載重一千噸的船舶來運輸，也需要一千艘船舶才能運完；就算用上英格蘭全部的海軍船，也運不完這麼多穀物。
當一國輸入的金銀量超過其有效需求時，金銀自然就會輸出，就算政府再怎麼保持警惕也無法阻止。就拿西班牙和葡萄牙來說吧，它們的金銀輸出並沒有因為政府的干預而減少。再說秘魯和巴西的金銀量，由於金銀的輸入源源不斷，使得這兩國金銀的量超過了其有效需求，所以這兩國的金銀價格自然就比鄰國低了。相反，如果一國的金銀量不足以滿足其有效需求，那麼該國的金銀價格，自然會比鄰國高，這麼一來，政府根本就無須操心輸入金銀的事；就算政府竭力阻止金銀的輸入活動，也不會達到預期的目的。萊克加斯為了阻止斯巴達的金銀輸入活動，曾經制定了一些限制金銀輸入的法律。但是，這些限制，最終都被斯巴達人充沛的購買力給衝破了。同樣地，英國為了阻止商人輸入荷蘭和戈登堡東印度公司的茶葉，也制定了嚴峻的關稅法，但也沒有收到成效。原因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茶葉，比荷蘭和戈登堡東印度公司的茶葉昂貴。通常情況下，茶葉的價格都是用銀來計算的，一磅茶葉的最高售價是銀幣十六先令，而一磅茶葉的體積，卻比十六先令大一百倍；如果用金幣來計算茶葉的價格，那麼一磅茶葉的體積，就是等值金幣體積的兩千倍以上。所以，走私的茶葉越多，走私的困難就越大。儘管如此，也沒能阻止茶葉的走私。
有些貨物即使存貨充足，也會因為體積的影響而不能被隨意轉移到存貨不足的市場。但是，金銀就不同了，它可以非常容易地從金銀豐足之地轉移到金銀缺乏地。金銀價格和其他大部分貨物的價格相比，前者一般不易變化，而後者則會隨存貨量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究其原因，有一部分就是金銀容易運輸。當然，金銀的價格並不是沒有一點兒變化的，它只是變化得比較緩慢而已，而且一般都是漸進式的統一變化。比如，即使一個人沒有多少證據，他也可以說：由於歐洲在本世紀和上世紀不斷從西屬西印度輸入金銀，所以歐洲金銀的價值漸漸下跌了。只有像發現美洲這類能夠帶來商業革命的巨變，才能突然改變金銀的價格，並使其他貨物的售價立即發生顯著的變化。
即便如此，一個缺乏金銀的國家，也可以方便地補足其缺乏的金銀量，只要它擁有足以購買金銀的資財。如果製造業缺乏原料，那麼它必然會陷於停產的境地；如果國內缺乏糧食，人民就要忍飢挨餓。但是，如果缺乏貨幣，那麼以貨幣為媒介的交易活動，就可以用物物交換來代替；或者以賒賬的方式來進行買賣，只要按月或按年清算就可以了；還可以通過發行紙幣來代替貨幣。不過，物物交換非常不方便；賒賬則方便多了；而用紙幣來代替貨幣，則方便且能帶來一些利益。因此，無論從哪一點來分析，一國都沒必要為如何保持或增加國內的貨幣量而操心。
不過，當貨幣稀少時，人們普遍都會抱怨。打個比方，那些既沒有資財購買葡萄酒，又沒有借貸信用的人，經常會有缺乏葡萄酒的感覺。而對缺乏貨幣的人來說，缺乏貨幣的感覺就像缺乏葡萄酒一樣。相比之下，那些既有資財又有信用的人，則很少會覺得自己缺乏貨幣或葡萄酒。不過，那些抱怨貨幣缺乏的人，並不一定就是浪子，他們也有自己的打算。有時候，有缺乏貨幣感覺的，並不止個人，甚至連整個商業城市及其鄰近地區，都普遍有這種感覺。
造成貨幣缺乏的原因，就是過度營業。如果經營者不是按照其資本製定經營計劃的，那麼即使他再穩重，其經營結果也會和浪費者一樣，不但缺乏資財來購買貨幣，也失去了借貸貨幣的信用。因為，在實現計劃之前，他就耗盡了資財、用完了信用。就算他四處去借錢，也藉不到。
不過，即使人們普遍抱怨缺乏貨幣，也不能就此推斷國內的金銀流通失常了，這只能說明許多人都渴望得到金銀，卻又無力支付獲得金銀的代價罷了。貿易利潤的偶然增大，對大小商人都是一種誘惑，最終使得他們極容易犯過度營業的錯誤。由於他們並沒有足夠的資本，所以他們就通過賒賬的方式，從國內外輸入數量超常的貨物，再運到遙遠的市場上去賣，以求收回賒購貨物的代價。只有收回了這些代價，他們才能有購買貨幣的資財和借貸貨幣的擔保品。人們普遍抱怨缺乏貨幣，並不是因為真的缺少金銀，而是因為債權人擔心收不回借款，所以不肯向借款人放貸。
財富無疑是由貨幣或金銀構成的，如果有人對此產生懷疑，於是力圖證明財富是由貨幣所購得的貨物構成的，並認真地說明貨幣只有在購買貨物時才有價值，那麼他的看法未免過於可笑。貨幣無疑是國民資本的一部分，但它通常只佔了一小部分，而且它往往不能創造什麼利潤。這一點，我們在前面已經闡述過了。
在實際的商業活動中，商人往往會覺得用貨幣來購買貨物，比用貨物來購買貨幣更容易。究其原因，並不是貨幣是構成財富的主要成分，而是貨幣是通用的交易媒介，可以容易地換得其他所有物品。不過，要取得貨幣，並不是那麼容易的。另外，大部分貨物的磨損都比貨幣的磨損大，保存它們往往會蒙受很大的損失。當商人把貨物而不是貨物的價格存在手上時，他更容易產生對貨幣的需求，而且這一需求往往是他用貨物所不能應付的。另外，由於他的利潤大多來自賣貨所得，所以在一般情況下，他都會先急著用貨物換取貨幣，然後才會考慮用貨幣來購買貨物。所以，貨物有時會大量積壓在倉庫裡無法售出，從而使得個別商人破了產。
不過，一些商人的庫存積壓，是絕對不會使一國或一個地方遭受破財之災的。因為，商人的資本，往往是由那些要用來購買貨幣的易損貨物構成的。但是，一國的土地和勞動年產物就不同了，它有極大一部分都用在了國內流通和消費上，只有極小一部分是用於從鄰國購買金銀的；即使是運往外國的剩餘生產物，大部分也都用在了從外國購買其他貨物上。所以，即使預定用於購買金銀的貨物賣不出去，一國也不會因此而破產。當然，該國難免會因此而遭受一些損失和不便，甚至不得不採取一些必要措施來替補貨幣，但其土地和勞動年產物卻幾乎不會受到什麼影響。因為，即使貨幣因貨物庫存積壓而減少了，一國用於維持自己消費的資本也仍然能夠保持和以前差不多的量。
雖然用貨物交換貨幣的交易，並不會總比用貨幣交換貨物容易，但前者從長遠來看，卻比後者更有必要。貨物除了可以購買貨幣之外，還有許多其他的用途；但是，貨幣就不同了，它只有購買貨物這一種用途。於是，貨幣必然會以貨物為中心，而貨物卻不一定要以貨幣為中心。一個人用貨幣購買貨物，往往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消費或使用，而不是倒賣這些貨物；而出售貨物的人就不同了，他們總是大量購買貨物，然後再把這些貨物全都賣出去。對前者而言，購買到貨物即算完成了他的貨物流通任務；而對後者來說，售賣貨物頂多也只能算是完成了他所承擔的一半任務。人們會需求貨幣，並不是因為貨幣本身有價值，而是因為貨幣能換得他們所需的物品。
可消費的物品，很容易就會被破壞；但金銀就不同了，它具有極大的耐久性，可以長時期地保存，還可以在無輸出的情況下慢慢積累起來，從而大大增加國民財富。這樣看來，用耐久商品去交換易損商品的貿易，好像是最不利於國家的貿易。不過，極耐久的物品並不只有金銀，還有鐵器這類物品。就拿英國的鐵器來說吧，如果保證不輸出鐵器，那麼經過長期的大量積累之後，國內的鐵器量就會遠遠超過其有效需求。但是，如果我們用它來交換法國葡萄酒，那麼這種貿易反而是有利的。因為，我們都知道，鐵鍋只是一種烹調食物的工具，其用量是受實際用途限制的，沒必要大量增加其產量；即使食物的數量增加了，因而需要增加鐵鍋的數量，那也是非常容易的。只要從增加的食物中拿出一部分，用以購買鐵鍋，或是用來維持製造鐵鍋的工人工資，就可以增加鐵鍋的數量。
明顯地，一國的金銀量也是受其實際用途限制的，不是以鑄幣的形式流通，就是被製成器具。決定一國有多少鑄幣的因素，是國內借鑄幣流通的商品的價值。當商品價值增加時，商品流通所需的貨幣量也會相應增加，這時，一部分商品就會被運到外國去，以換取當地的金銀鑄幣。大家都知道，金銀器的數量，取決於國內的富人數目和國民財富。當富人數目與國民財富增加時，增加的一部分財富就有可能會流入其他地方，以換取當地的金銀器。我們不可能要求富人購置超過他們需求的廚具，因為這麼做並不能增加富人的快樂，也不會增進家庭食品的數量和質量，反而會起到相反的作用；同樣地，如果我們要求一國通過輸入或保留超過其需求的金銀來增加其國民財富，也是幼稚可笑的，因為這麼做必然會減少全體國民的衣、食、住開銷。
有一點我們必須記住，即無論金銀是以鑄幣還是器具形式存在的，它都是一種用具，其作用與廚具類似。如果金銀的用途增加了，而且靠金銀流通、支配和製造的消費品也增加了，那麼金銀量就一定會隨之增加。至於其他的非常手段，根本不能增加金銀的數量。因為，金銀的數量，取決於它的用途。因此，如果有人非要用非常手段來增加金銀的數量，那麼金銀的用途一定會減少，甚至連金銀的數量也會減少。當累積的金銀量超過其有效需求時，金銀就會立即流入國外，任何法律也阻止不了它的流動。因為，金銀體積小且價值大、容易運輸，如果閒置不用的話，損失就非常大。
進行對外戰爭的國家，不一定非要靠積累金銀來維持派往遠地的海陸軍。事實上，只有可消費物品，才真正能夠維持海陸軍的生活。而在遠地購買這些可消費物品供海陸軍消費的手段，就是國內的土地和勞動年產物，即本國每年土地、勞動和可消費資本的總收入。一國有了它，就能維持對遙遠國家的戰爭。
進行對外戰爭的國家，可能通過以下三種途徑為派往遠地的軍隊提供糧餉。一是運送一部分累積金銀去國外；二是運送一部分製造品去國外；三是運送一部分土地原產物去國外。
至於一國積累或貯藏的金銀，我們不妨將其分為三種。一是用於流通的貨幣；二是供私人使用的金銀器；三是由多年節儉而積累起來的國庫貨幣。很少能從流通的貨幣中節省出金銀，因為用於流通的貨幣，一般很少會有較大的剩餘。一國每年買賣的貨物的價值所要求的貨幣量是一定的，一般不會超過將貨物流通和分配到真正的消費者手上所需的量。貨幣流通的渠道有很多，必然能夠吸引到足夠的貨幣量。但是，貨幣量一旦夠用，市場的貨幣容量就會飽和，不可能再容納更多的貨幣。當一國進行對外戰爭時，通常會從多種貨幣流通渠道中抽出一部分貨幣。
由於許多人都被派到了國外，所以國內的人數就大大減少了，於是維持國內人民生活的貨物量也就減少了。既然國內流通的貨物量減少了，那麼貨物流通所需的貨幣量，也必然會跟著減少。這時，各國政府通常會大量地發行紙幣。例如，英格蘭就曾在這種情況下發行了一部分債券，如財政債券、海軍債券和銀行債券。自從這些紙幣代替金銀在國內流通之後，一國運往外國的金銀量，就大量增加了。不過，對外戰爭的耗費是巨大的，如果戰爭再持續幾年，就不能再用上述辦法來維持軍隊了。至於熔解供私人使用的金銀器，更是杯水車薪。法蘭西在進行上次戰爭時，曾經用過熔解金銀器的方法來補貼軍餉，卻沒有得到希望得到的利益，反而損失了部分鑄造費用。
以往還有君王大量累積財寶，從而使該國有了一個耐久的豐富資源；可到了今天，全歐洲只有普魯斯國王以累積財寶為政策。
本世紀發生了許多次對外戰爭，耗用的財力和物力等資源，也許是歷史上最大的。這些戰爭的維持資金，好像很少是從流通貨幣、私用金銀器或國庫貨幣這三種貨幣形式中取得的。就拿上次的對法戰爭來說吧，英國在戰爭中花費了九千多萬鎊，其中大部分都是新募的國債，有七千五百萬鎊之多；還有就是土地附加稅，即在土地的原有稅額上再增加二先令；再有就是每年從還債基金中藉用一部分款項。這筆款項的三分之二以上，都用在了德意志、葡萄牙、美利堅、地中海各口岸，以及印度群島等國家或地區。
當時的英格蘭國內，既沒有金銀儲備，也沒有多少金銀器。國內流通的金銀量，估計最多也只有一千八百萬鎊。但是，自從最近進行了金幣改鑄之後，金銀流通量就增加了。根據我們所知的最誇大統計可知，英國所擁有的金銀量合計有三千萬鎊之多。如果戰爭所用的貨幣，都是英國的貨幣，那麼我們甚至可以根據這個統計數據推斷：在六七年內，這個數目的金銀量，在國內至少流通了兩次。如果這個假設成立的話，那就說明政府根本沒必要把注意力放在保存貨幣上。因為，既然國內的全部貨幣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至少流通兩次，那麼累積資金就會比較容易。在這段時間內，貨幣的流通量並沒有比平時少，對於那些有資力的人，在換取貨幣的過程中，很少會有缺乏貨幣的感覺。對外貿易的利潤，在戰爭時期要比平時大，且在戰爭即將結束時尤其巨大。這種情況，使得英國各口岸普遍出現了過度營業的現象，因而導致了人們開始抱怨貨幣的不足。所以，抱怨貨幣不足的現象，常常是伴隨著過度營業發生的。許多藉款人都因為既無資力又無信用，而普遍覺得缺乏貨幣，從而使得債權人也認為款項一旦借出就再難收回了。不過，那些有資財換取金銀的人就不同了，他們一般都能以自身擁有的資財換到金銀。
由此可見，上次戰爭所消耗的巨大費用，大部分都來自商品輸出，而不是金銀輸出。在商人和政府訂立契約，要求政府匯款至外國時，商人還會另外要求國外的匯兌處給自己開一張期票。商人為了支付這張期票，會盡力把商品運到某國去出售；如果這些商品不能滿足該國的需要，他就會設法把它們再運到第三個國家去出售，以償還自己欠政府的債務。運輸商品去國外市場銷售，一般都能得到可觀的利潤；而運輸金銀去國外銷售，卻很難獲利。在商人把金銀運去國外，然後用它購買外國商品的過程中，能夠給商人帶來利潤的，並不是購買外國商品，而是出售外國商品。但是，如果商人運出金銀只是為了還債，那麼他就得不到外國商品，自然也就談不上從外國商品中得到利潤了。所以，他自然會為了償還外債而絞盡腦汁，最終決定輸出商品。著有《英國現狀》一書的人說過，英國在上次戰爭中輸出了大量貨物，卻沒有運回任何商品。
商業大國輸入輸出的金銀除了上述三種之外，還有大量用於經營國外貿易的金銀塊。這種金銀塊與貨幣差不多，貨幣可以在國內流通，金銀塊則可以在各商業大國之間流通，它是各個商業大國通用的貨幣。貨幣的流通量和流動方向，取決於本國境內流通的商品量；同樣地，金銀塊的流通量和流動方向，取決於各商業大國之間流通的商品量。貨幣和金銀塊的作用是一樣的，都是為交換提供便利，只是貨幣是在同一國家的不同個人之間流通的，而金銀塊則是在不同國家的不同個人之間流通的。
在上一次的戰爭中，也許就曾動用過一部分原本用於商業大國的物品流通的金銀塊。當戰爭全面爆發時，人們自然會認為金銀塊的流通量和流動方向不同於和平時期。大量的金銀塊，都是在戰場周圍流通的。因為，交戰國軍隊不可能到遠處去購買糧餉，戰場周圍或是鄰近國家就是他們的購物市場。英國每年都會花費大量的金銀塊。但是，英國無論花費多少金銀塊，其每年的金銀塊輸入量還是非常大。這些金銀塊，不是用本國物品換來的，就是用本國商品換取的其他物品換來的。所以，英國進行戰爭的基本資源，歸根到底還是來自商品，或者說是來自一國的土地和勞動年產物。人們自然也會認為這麼大的費用都來自巨額的年產物。就拿1761年的費用來說吧，這筆費用高達一千九百萬鎊以上。這麼大一筆費用，是任何金銀的累積都支付不了的，金銀塊也同樣支付不了。從最可靠的統計數據可知，每年從西班牙和葡萄牙輸入的金銀，一般都在六百萬鎊左右；即使多於六百萬鎊，也不會多出太多。其中有幾年的金銀輸入量，要是用在上次戰爭中，甚至不夠維持四個月的軍隊開支。
駐守遠地的軍隊給養，要在當地購買。為了購買這些給養或金銀塊，需要輸出大量國內商品。最適用於這類輸出的商品，一般是精巧的工業製品。這類工業製品不僅體積小，而且含有很大的價值，一般不用額外花多大的費用就可以運到遙遠的地方去。如果一國每年都能生產大量的這類剩餘工業製品，那麼即使其國內沒有足夠的金銀可供輸出，該國也可以長期進行大規模的對外戰爭。事實上，每年剩餘的製造品，有極大一部分都必須在這種情況下輸出。這種輸出，只給商人帶來了利潤，而幾乎沒有給國家帶來利潤。因為，政府為了維持戰爭，需要支出一部分資金給商人，從商人那裡購買外國期票來維持駐守在外國的軍隊。
不過，並不是所有工業製品的輸出都不能為國家創收。政府在戰爭時期，會成倍地加大對製造業的限制。第一，政府要求製造業製造商品向國外輸出，以償還債務。政府為了給駐外軍隊提供給養，向外國開了期票，這就需要輸出大量工業製品到國外，以償清期票。第二，政府要求製造業製造商品，以交換國外的其他物品。國內有些消費品是從外國輸入的，等到這些外國貨物被消費完之後，國內需求就得不到滿足了，所以需要用國內的工業製品去換回這種貨物。所以，在通常情況下，對外戰爭的破壞性越大，製造業越繁榮；等到戰爭結束，逐漸恢復和平時，製造業就會慢慢衰落。這樣，就出現了製造業隨著國家的衰落而繁榮、隨著國家的恢復而衰落的現象。在上次戰爭期間以及戰後的一段時間內，英國製造業就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狀況。這種情況，就是上述理論的最好例證。
國家為了進行曠日持久的對外戰爭，借輸出土地原產物來支付巨額的戰爭費用，是非常不合適的。因為，為了供應駐外軍隊的給養，需要輸出大量的土地原產物，所花的費用太大。事實上，一國的生產物，一般只夠維持本國居民的生活所需。在扣除了居民生活所需之後，沒有幾個國家還能有大量的剩餘生產物。所以說，輸出大量生產物的做法，實際上是把人民的一部分必要的生活資料給奪走了。而製造品的輸出情況就不同了，它並不會減少製造業工人的生活資料，因為它所輸出的只是剩餘產品。
休謨曾經不止一次地提到過，以往的英國國王，往往都不能不斷地進行長期的對外戰爭。究其原因，就是因為英國當時根本沒有真正的製造業，能夠為駐外軍隊提供給養的，只有一些土地原產物，再有就是粗陋的製造品。而且，即使是節省國內消費，也節省不出大量的土地原產物；另外，把粗製造品和土地原產物運往外地的費用，也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導致他們不能進行長期的對外戰爭的原因，是缺乏精巧的工業品，而不是缺乏貨幣。當時的英格蘭貿易，都是以貨幣為媒介的，貨幣流通量與買賣次數，以及貨幣流通量與買賣價值的比例，都比現在大。原因是，當時在市場上流通的只有鑄幣，而現在大部分鑄幣都被紙幣代替了。
如果一國的商業和製造業不夠發達，那麼在發生非常事件時，君主從國民那裡得到的援助往往非常有限。至於其中的原因，我將在下面進行說明。正因為如此，這類國家的君主往往都努力積累財寶，以便國內發生不測時使用。而且，在這種國情下，即使沒必要防範不測事件，君王也會傾向於節儉，以積累大量的財寶，甚至連消費觀念也不受虛榮心的製約，而是把物品賞賜給佃農，或是招待臣民。虛榮心所帶來的後果，往往都是浪費；而賞賜和待客就不同了，這類消費很少有浪費。因此，每一個韃靼酋長，都擁有大量財寶。烏克蘭酋長馬傑帕爾，是查理十二世的一位盟友，他相當有名，據說他就擁有大量的財寶。梅洛文加王朝時期的法蘭西國王，也擁有大量財寶。他們在分封兒子時，會給兒子一些財寶。累積財寶的君王，還有撒克遜君王，以及撒克遜被征服初期的幾位君王。任何一個新朝代，在執政之初所做的第一件事，往往都是奪取舊主的財寶，因為這是獲取和穩固繼承權的重要手段。
商業大國的君主，卻沒必要累積財寶。因為，當國內發生非常事件時，君主往往可以從國民那裡得到援助。因此，商業大國的君主，一般不怎麼傾向於累積財寶，而且必然會自然而然地效仿當時的流行方法，像其他受虛榮心支配的領主一樣大肆消費。此外，他們還會把宮廷裝飾得日漸華麗。這種毫無意義的裝飾，花費了大量錢財，不但阻止了金銀的積累，甚至還可能減少原本打算用於更重要用途的資金。德西勒達斯在談及波斯宮廷時，曾經說過這麼一句話：“在那裡，我只能看到許多富麗堂皇的東西，還有許多婢女和僕人，卻看不到宮廷所應該賦予人的威懾力量，也看不到多少軍人。”這種情況，在歐洲一些君主的宮廷里普遍可見。
一國金銀的輸入增加，並不是其從國外貿易中得到的主要利益，更不是唯一利益。只要一個地方有國外貿易活動，它就可以從中得到兩種利益。一是當地剩餘的土地和勞動年產物有了市場，二是當地所需的其他外國物品得到了供應。這種用剩餘物品換取其他物品的貿易，不但可以滿足商人的一部分需要，還能供商人享受，使剩餘物品有了價值。這種貿易出現之後，工藝或製造業的分工和發展，就不用再受國內市場的限制，可以達到非常完善的發展水平。因為，這種貿易開闢了一個廣闊的市場，足以容納國內消費不了的那一部分勞動成果，這大大鼓勵了生產者，促使他們大力改進生產力，以竭力生產出更多的年產物。這麼一來，國民財富自然也會跟著增加。這項工作是偉大而且重要的。所有經營對外貿易的國家，都在從事這項工作。
誠然，商人在經營國外貿易時，關注的焦點一般都是滿足國內需求、輸出本國的剩餘物品。至於別國的需求，以及別國的剩餘物品如何處理，他們往往很少留意。所以，商人所在的國家，是國外貿易的最大受益者。不過，通商各國所得的利益，也都非常大。如果一國沒有金銀礦山，但又需要金銀，它就可以從國外輸入金銀。這時，金銀輸入無疑是對外貿易的一部分，但它卻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無論任何國家，都不能只為積累金銀而進行對外貿易，不然，就算它花費一個世紀的時間，也不一定能賺到一船的金銀。
歐洲在美洲被發現之後，變得非常富裕。但其原因，卻不是金銀量的增加。因為，美洲擁有的富饒的金銀礦山，導致了金銀價格的跌落，使得當時購買金銀器所需的穀物或勞動，大約只有十五世紀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說，歐洲花費一定勞動和商品所能購買的金銀器，大約是十五世紀同量勞動和商品所能購買的金銀器的三倍。如果一種商品的售價跌到了從前的三分之一，那麼能夠購買這種商品的人數就會大大增加。那些原來就有能力購買這種商品的人，現在用一定資財購買的貨物量，就是以前用同量資財所能購買的數量的三倍；購買者人數，或許比以前多十倍甚至二十倍以上。而那些原本沒有能力購買這種商品的人，現在也能較輕易地購買這種商品。所以，歐洲現有的金銀器和沒有發現美洲金銀礦時相比，可能會多出三倍、二十倍，乃至三十倍以上。
歐洲到目前為止，無疑從這種金銀交易中獲得了一些便利。不過，這些便利都是微乎其微的，根本不值一提。因為，自從金銀價格因美洲發現了金銀礦山而降低之後，金銀充當貨幣的便利性也降低了。人們購物時需要攜帶的金銀量，會多於以前購買等量貨物所需的金銀量，還要額外攜帶一個先令；而在美洲發現金銀礦山之前，人們只須攜帶一個面值四便士的銀幣就可以了。在金銀帶來的便利與不便利中，我們很難說哪一個更重要，因為二者都沒有對歐洲的情況產生任何影響。
不過，美洲的發現，的確對歐洲的情況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自從發現了美洲之後，歐洲的各種商品就有了一個廣闊的新市場，歐洲的社會分工也得到了調整，還多了一些新技術。這些現象，在以前從未出現過。在此之前，歐洲的市場範圍狹窄，大部分產品都沒有銷路。自從發現了美洲之後，歐洲改進了勞動生產力，增加了大量的勞動產品，提高了居民的實際收入和財富。對美洲來說，歐洲的商品幾乎都很新奇；而對歐洲來說，美洲的許多商品也非常新奇。於是，兩地之間進行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交易，而且雙方都從中得到了大量的利潤。
在發現美洲的同時，人們還發現了經由好望角至東印度的航道，從而為各國開闢了一個比美洲更大、距離也更遠的國際市場。因為，當時的美洲並不發達，各個民族都比較野蠻，其中只有兩個民族比其他民族優越，所以它們才剛被發現不久，就被消滅了。而中國、印度、日本等帝國就不同了，它們雖然沒有豐富的金銀礦，但它們卻比墨西哥或秘魯富裕，而且擁有耕作情況良好的土地、進步的工藝和製造業。前面我們已經提到過，西班牙的許多作家在記述這些帝國以往的富裕情況時，顯然誇大了事實。不過，這些帝國的實力，的確是相當雄厚的，這一點我們不得不承認。
進行交易的兩國，如果都是文明且富裕的國家，那麼這種交易的價值，一般都遠遠大於文明且富裕的國家與未開化人之間的交易價值。不過，歐洲在與美洲交易的過程中，卻得到了巨大的利益。這一利益，遠遠多於它與東印度通商所得的利益。
在幾乎長達一百年的時間裡，東印度都處於葡萄牙人的統治之下，其對外貿易也自然由葡萄牙人掌控。歐洲的其他國家只有通過葡萄牙人，才能與東印度進行對外貿易。上世紀初葉，荷蘭人入侵東印度，然後控制了東印度的商業，把它們全都交給一家公司來經營。此後，英國、法國、瑞典和丹麥，就以荷蘭人的做法為先例，分別佔據了東印度的其他行業。所以，無論是哪一個歐洲大國，都不能自由地與東印度展開貿易往來，所以自然也無法從中得到利益。美洲貿易比上述貿易有利的原因只有一個，即美洲貿易是自由競爭的貿易。在美洲，幾乎所有的歐洲殖民地居民，都可以自由地經營各種行業。
由於東印度公司擁有專營特權，而且財力雄厚，並因此而受到了本國政府的特惠和保護，所以招來了很多嫉妒。人們在這種嫉妒心理的作用下，往往認為這種貿易只有害處而沒有益處，理由是，國家為了進行這種貿易，每年都輸出大量白銀。有關方面對此作出了回應，認為不斷地輸出白銀，的確可能會使歐洲逐漸貧困；但是，這種情況卻與從事這種貿易的國家的實情不符，因為其他歐洲國家可以從東印度輸入一些貨物，而這些貨物帶回的白銀量，比輸出的白銀量要多得多。上述想法，是當時的流行想法，也是反對者和支持者思考這一問題的出發點。所以，我們也就不必對他們中的任何一方多作論述了。
每一年，都有大量白銀被輸入東印度，從而抬高了歐洲銀器的價格，銀幣所能購買的勞動和商品的量也比以前多了。不過，這種結果既不會帶來很大的損失，也不會帶來極大的利潤，所以政府沒必要為此分心。歐洲與東印度進行貿易之後，歐洲商品的市場就拓寬了，也就是說，歐洲金銀的市場拓寬了。這麼一來，歐洲商品的年產量必然會增加，最終使得歐洲的國民財富也得以增加。不過，直至今日，這種增加也非常有限，其原因，也許就是上述所說的貿易自由受限吧。
前面已經說過，財富與貨幣或金銀幾乎是同義詞。這種說法現在非常流行，我覺得有必要對此進行詳細的論述，即使這是一件枯燥的事情。我說過，貨幣從通俗意義上講，往往象徵著財富。不過，這種見解非常含糊，並讓我們聽著就覺得耳熟，甚至往往會迷惑一些確信這種見解是謬論的人，使他們忘記自己原本的立場，甚至使他們在推理時誤認為這種見解是真理。英國有幾位優秀的研究商業的作家，他們認為，構成一國財富的元素，既包括金銀，也包括土地、房屋，以及各種各樣的可消費品。但是，那些原本確信“金銀就是財富”這一見解是謬論的人，在進行推理時，卻好像完全忘記了土地、房屋和可消費品的存在，並認為金銀是一切財富的源泉，所有的商業大國都會以增加金銀數量為最大目標。
不過，“金銀就是財富”的見解已經得到了大家的認可。此外，認為無金銀礦的國家只有通過貿易順差才能輸入金銀的說法，也已經確立。因此，政治經濟學的一大目的就發生了改變，即從原本盡量輸入少量的外國貨物，變成了盡量輸出更多的國內產品。因此，國家創收的重要手段就變成了控制輸入和獎勵輸出。
國家限制輸入的情況有兩種。一、凡是本國也能生產的外國貨物，一律限制其輸入。二、如果在與某國進行對外貿易時，出現了不利於本國的貿易逆差，那麼無論從該國再輸入任何貨物，都要加以限制。政府在執行這些限制時，所採用的方法也不同，主要有徵收高額關稅和絕對禁止這兩種方法。
國家獎勵輸出的方法較多，有退稅、發放獎勵金，以及同主權國家簽訂通商條約，還有在遠地建立殖民地。退稅的情況有兩種。第一，在國內製造品輸出時，退還其以前繳納的全部或部分關稅或國產稅；第二，輸出已經納稅的外國商品時，退還其輸入時繳納的全部或部分稅款。發放獎勵金的目的，是獎勵某些新興的製造業，或是其他一些應受特殊照顧的工業。而同主權國家簽訂通商條約，則有利於本國商業的發展。因為，本國貨物或商人可以在通商條約的保護下，在該國享受一些特權。至於在遠地建立殖民地，則不但能使本國貨物和商人在殖民地享有某些特權，甚至還能享有獨占權。
上述的兩種限制輸入和四種獎勵輸出的方法，是重商主義所倡導的扭轉貿易逆差的重要手段。在下面的章節中，我將分別對它們進行討論。我將不再留意這六種手段有沒有增加國內金銀量的趨勢，而是考察這些手段可能會對國家的年產物產生什麼影響。這些手段既然能夠增減一國的年產物的價值，也一定能增減一國的國民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