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政治經濟 我想重新解釋歷史:吳思訪談錄

第5章 官家主義這個詞

訪談者:博客中國 時間:2007年4月19日 您現在推廣的“官家主義”這個名詞,影響似乎沒有“潛規則”那麼大,感覺“官家主義”不能給人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你自己是否認可這一點? 我不這麼看,我覺得潛規則離我們的生活和日常困惑更近,官家主義比較抽象,離我們生活的困惑比較遠,在使用頻率上“官家主義”肯定不如“潛規則”。但要說對我們世界和生活認識的幫助,“官家主義”和“潛規則”的深度和作用是一樣的,都是找到一個確切概念,揭示我們生活和社會的一個被忽略的重要特徵。 :可不可以說“官家主義”是以一個更宏觀的視角,來解釋中國社會的歷史變遷和紛繁複雜的現象? 可以,我就是想說中國兩千年的歷史,從秦漢以來到民國再到現在,到底是個什麼樣的社會。已有的概念,比如說封建主義社會、皇權專制主義社會、官僚資本主義社會,我覺得這些概念都不夠準確。在秦漢以前你可以說是封建主義社會,封建貴族說了算;秦漢以後封建貴族基本都退居二線了,第一線的主要是官員,這時候還說是封建主義社會,那怎麼把“封建貴族說了算”和“廢封建立郡縣”之後的社會形態區分開?

皇權專制主義顯然比封建主義更準確,但歷史上常有“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現象,“中南海”之外通行的又是什麼規則?這些規則又是誰制訂的? 用您的“官家主義”來解釋中國歷史,說中國的封建社會到秦朝時已經結束了,但歷史教科書還是把秦漢以後稱為封建社會,如果這個概念不糾正過來的話,會有什麼危害? 對中國社會沒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歷史觀和世界觀會有大毛病。比如我們說皇帝和官員位於上層建築,地主和農民構成經濟基礎。上層建築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也就是說皇帝和官員為地主階級的利益服務,實際上是這樣嗎?剛好相反。官家集團用“牧”字比喻官民關係,到底是牛羊為牧人服務,還是牧人為牛羊服務?理論框架顛倒了,就無法解釋歷史事實。我認為“封建主義”這個詞偏離了中國的史實,深究起來漏洞百出。這種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理論框架本身,也不能準確解釋中國歷史各種各樣的現象。不僅概念有問題,概念所依託的理論框架也有問題。

對我們認識現實也沒有幫助。 封建主義這個概念比起儒家的禮法觀念來,它的認識加深了很多,它至少認識到社會上存在不同的階級利益和階級衝突。但主要階級是什麼?中國歷史向來是官逼民反,很少有“地主逼民反”,即使有地主逼民反,也是在小範圍內很容易解決的,官家一出手,很容易就擺平了。如果不討論天災、人口和外族入侵等因素,只講社會內部的各種關係,那麼,官逼民反和官家內鬥才是解釋每個王朝興衰的核心和關鍵。 再進一步說,官家集團既然這麼重要,可以稱之為一個階級嗎?階級是在生產關係中定義的,官家屬於上層建築,卻又極深地介入了各種經濟活動,甚至直接組織生產,從《鹽鐵論》的時代就是如此。那麼,階級的概念,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概念,是否也要依據中國的史實重新審視呢?審視下來,一些概念修改了,理論框架是否也要修改呢?所謂牽一發而動全身,這是很大的動作,關係到我們的歷史觀和世界觀。

按照您的理解,原來我們說的從秦漢以來的封建社會就是“官家主義”社會。 官家在古漢語裡有三層意思。第一層是皇帝,他說了算,制定王法;第二層是衙門,就是各個地方的利益和部門的利益,根據各自的部門利益,形成了各種法規;第三層是官員個人,圍繞著他們形成了各種“潛規則”。這三個主體都是官方,他們既合作又有各自的利益,形成一個立法定規的動態結構,在整體上他們說了算。 “官家主義”制度,就是各種各樣的“潛規則”在其中潛滋暗長的基本結構。 您研究歷史特別注重概念的提煉,這是出於怎樣一種考慮? 概念是對現實和各種現象事實的一種把握,概念錯了,說明你沒真正理解自己的研究對象及其相互關係,幾個重要概念錯下來,整個理論體係都會出問題。如果這一關都過不了,不能準確描述各種事實的話,各種各樣的關係也就很難再深入地追究。

您強調概念的創新嗎? 我不強調概念的創新,我只追求準確。如果有了準確的概念就不要創造新的。當然你可以創造新的理論,新的觀點,發現概念之間的新關係。我強調這種創新。沒有新見解寫那麼多論文幹什麼? 但在大眾讀者看來,可能會覺得“官家主義”缺乏創新,從而難以對它產生深刻的印象,而“潛規則”大家一听就記住了。 一說“潛規則”你就恍然大悟,是因為這個概念正好解釋了你的困惑。如果讓你困惑的是其他問題,比如你不斷追究中國兩千年以來,跟西方究竟有什麼不同,跟西周又有什麼不同,困惑不已的時候,忽然看到“官家主義”這個概念——對我來說,這個概念帶來的衝擊力和震撼不亞於“潛規則”。人們關注的東西不一樣,思路被堵塞的地方不一樣,造成心靈震撼的概念自然也不一樣。這是因人而異的。

雖然吳思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潛規則這個詞的流行有一定的負面作用”,但“潛規則”無疑可說得上是一個里程碑式的發現——不過,在“潛規則”發現背後更深層次的問題是:“潛規則”要在怎樣的體系和框架內才能發揮作用?怎樣才能遏制“潛規則”發揮作用?吳思雖然沒有在他的書中提出來過,但這次,他說了。 您在描述“當代中國到底是什麼性質社會”的時候,用了“資本官家主義”的說法,如果用您的概念解釋美國,人家又是處於什麼階段? 我們現在用的概念是“資本主義”,但美國是一個資本家說了算的國度嗎?在芝加哥工人五一大罷工之後,美國的工人階級登上了立法定規的舞台。現在美國工會的力量非常強大,工人階級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影響立法,這肯定是一個事實;另外美國自稱中產階級的群體控制了大量選票,也對於立法和各種重大決策有強大的影響,如果這些人,包括黑人和婦女都在一定程度上當家做主了,都可以用選票影響立法和決策了,就不能說美國是一個純粹的資產階級說了算的國家,所以資本主義這個概念並不准確。有一種“人民資本主義”的說法,雖然也有問題,但比“資本主義”確切得多。更準確地說,可以叫資本民主主義。

“官家主義”怎樣與資本主義相比? “資本家說了算”,可以叫資本主義。一談歐洲歷史,大家都同意從封建主義或專制制度發展到資本主義是歷史的進步,因為資本家比國王、貴族和官僚更俱生產性。法國大革命前的專制主義就近似中國的官家主義。更好的社會是:不僅資本家說了算,工會、農會也能發揮作用——偏左的社會近似民主社會主義,偏右一點近似人民資本主義,肯定都比純粹的資本主義好,更多的人可以說了算。官家主義最大的問題是:官家的權力不受制約,持續膨脹,百姓的利益受到更多的侵犯,最後官逼民反,完成一個“官家主義”的標準循環。這是代價巨大的恢復均衡的方式。 “官家主義”和“潛規則”是不是一脈相承的概念?

有密切關係。 “潛規則”描述的是真實發生作用的一套規則體系,由於違背當時的法律和道德,必須以隱蔽的形式出現。它通常圍繞著作為代理人的官員個體建立起來。但是“潛規則”怎樣在一個更大的體系和框架內才能發揮作用?如果在一個民主框架之內,它受到各種上上下下的監督,受到老百姓的監督,它能發揮作用的範圍就很小。但在“官家主義”體系內,人人都是代理人,一層一層代理上去,人人都不是主人,天下無主,“潛規則”發揮的作用就特別大,就成為“官家主義”制度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種現象。 您剛才的話,我是這麼理解的,我們中國如果要盡可能遏制“潛規則”的作用,方向也是一個民主化的過程。 我在追究“潛規則”的時候,通常會在“潛規則”發揮作用的背後,找到一種“合法傷害權”。比如說我害你,你怎麼辦,去上訪?上訪成功的可能性很小。比如你花了兩千塊錢但事情還未必得到解決,而我害你你只損失一千塊錢。這時候“潛規則”就發揮了作用,大家都忍氣吞聲,而我就可以在這個範圍內為所欲為。如果大家都當家作主了,比如說議員或代表是你選出來的,你可能只要打一個電話,根本不用花兩千塊錢上訪,可能就會有一個可以影響官員命運的人出來替你打抱不平,一旦官員不老實,就可能丟烏紗帽。另外,如果報刊言論方面能全面放鬆,那麼你的事只要有新聞價值就會有人登出來。

總之,我敲你一千塊錢,你只要花兩百塊錢或者兩個小時就能解決問題。這時候“潛規則”的空間能有多大?它絕不會有一千塊錢的空間,最多兩百塊。從原來的一千壓縮到兩百,“潛規則”仍然可能存在,但你有了一種低成本的手段去對付“合法傷害權”,這個手段概括起來說就是民主,就是人民有非常順暢的監督政府的渠道,有各種便宜有效的反製手段,像管理僕人一樣管理官員,真能在自己的國家里當家做主。 民主化是消滅或遏制“潛規則”發揮作用的根本出路。 是這樣。 自從您提出“潛規則”這一概念之後,市場上出現了不少打著“潛規則”旗號的書籍。有人說這些書對行業“潛規則”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您怎麼看待這種現象? 任何一個行業的“潛規則”如果能被說透,對人們認識生活都是有價值和幫助的。當然,有些人可能取了一個“潛規則”的書名,實際上談得很膚淺,他們可能在蒙讀者,讀者需要多翻幾頁辨別一下,別花冤枉錢買回假冒偽劣產品。

至於“潛規則”這個詞流行起來會不會助長“潛規則”——比如說我是一個剛進入官場的官員,理想主義色彩比較濃,一旦來了各種各樣的“潛規則”,我可能會抵制,不願同流合污,就是說“潛規則”本來很順暢,但在我這裡碰到了障礙。但我讀了《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的戲》這本書後發現,原來大家都這樣,古來如此,這樣我抵制的決心可能會減弱,即使在我墮落的時候,也會為自己找到辯護的理由。從這個意義說,《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的戲》是有負面作用的,它減少了“潛規則”行進過程中的阻力和抵抗,也減少了你內心的抵抗。 但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很少有純粹有利沒有弊的事,也很少有純粹有弊沒有利的事。 《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的戲》的弊現在很清楚,但好處呢?好處是你可以看到它的根子在哪,找到病根然後對症下藥,比如遏制“合法傷害權”的擴張,就要用民主的藥來治。道德教育是治標的,制度創新才是治本的。 《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的戲》對治標不利,對治本有利。

您過去有沒有在書中或文章中明確地提出過遏制“潛規則”的辦法? 沒有,我只說“潛規則”是怎麼來的。在描述中國歷史的時候,你不能替它開藥方。開出民主藥方來恐怕也是錯藥。比如你說要在明朝建立民主制度,但農民跟外界打交道很少,他們沒有監督政府的需求——經濟學上所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當真為此花錢費工夫的需求;如果是一批企業家或者工會,就會迫切需要監督政府。在一個一盤散沙的小農社會裡,你開出民主藥方是莫名其妙的。 那您有沒有替現在和將來開藥方? 我替現在開藥方,那就意味著我自己跳出來鼓吹民主了,就表示我有一種非常強的傾向性。在討論中國的現實問題和未來前途的時候,我願意直接表達自己的傾向和主張,我確實也在鼓吹民主憲政。但從寫歷史的角度來說,非常強的傾向與公正客觀的態度有抵觸,你可以通過事實來描述你看到了一個什麼樣的結構,根子在哪,但你跳出來說要民主才能解決問題,那是“政治宣傳”。我不喜歡在史實陳述中摻雜任何政治宣傳。更何況你宣傳的主張超越了歷史提供的可能性。 這個任務就交給那些“潛規則”的讀者來完成。 我覺得他們自然會引出合乎邏輯的結論。 有人說您“研究歷史的重點是中國古代,但矛頭直指現代社會”,您覺得是不是這樣? 也不能說完全是指向現代,我現在的興趣和眼光,肯定會影響我對歷史的看法。我看什麼關注什麼,為什麼把它拎出來細寫而不寫別的,這都跟現實有關係。但要是純粹為了解釋現實而拿歷史說事,這個也不完全這樣,好多歷史都有它自己的獨特性,本身就很有意思,比如我計算明長城的投資和收益,主要是出於好奇。另外,某些東西古往今來一直存在,寫古代和寫當代其實並沒多大差別。 有一個詞現在人們也提得比較多,就是“原罪”,以前還曾經有過“民營企業家原罪”的討論,您認為“潛規則”和“原罪”這兩個概念有什麼相似之處? “潛規則”首先是一個規則,其次就是“潛”,因為它違背當時的法規和正當的標準。像大包乾時候,小崗村的農民按手印把地分了,悄悄地干這事,這事誰都不能外傳,一旦有人為此進監獄,就把他的孩子養大成人,就是說他們悄悄地制定了一個規則。這是標準的“潛規則”,因為它跟當時的憲法相抵觸,不僅違法而且犯罪。但是你怎麼評價這個事呢?農民所對抗的那個法本身就有問題,是一個讓中國人民吃苦受罪的法。 :就是說這些農民制定的“潛規則”是有積極作用的。 對,有積極作用,你可以說它是“原罪”,他們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而且準備坐牢。但是因為定罪的那套大規則和憲法本身就是錯誤的東西,你說誰有罪?現在說資本家有沒有原罪,最初的鄉鎮企業、私營企業,都難免違法亂紀,甚至是違背憲法,因為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嘛,計劃經濟,公有製,消滅了私人僱工。私營企業屬於剝削,鄉鎮企業也難免干擾破壞國家計劃。 整個民營企業在憲法修改肯定他們的合法地位之前,都有違法嫌疑,但這是法律的問題,不是民營企業的問題。他們創造了大量財富,既沒偷也沒搶人家的東西,他們可能走後門收買官員,但這時候你要處在他們這個地位,會發現有時候你不得不干這個事。如果他們公事公辦,就死定了。這種原罪是被逼出來的,是一個更不合理的“官家主義”體系造成的一個結果,與其稱之為原罪,不如稱其為脅從犯罪,有的甚至可以算正當防衛。當然一些人防衛過當,在可以不犯罪的時候仍然犯罪,官商勾結共同犯罪,因為利益大於風險,這時候,在這個分寸上,你說他有原罪,更準確地說是持續犯罪,這點我承認。但在這個分寸上討論問題,我們最好說這是一部分人的問題,而且有犯罪低風險、高收益的體制的縱容。統稱為一個階級的原罪,未免過於簡單粗暴了。 “潛規則”算不算是一個中國特色? 我覺得不是,你看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前的歷史,官員也是敲詐勒索成風。但英國不是,英國始終不是一個“官家主義”社會,貴族和國王相互牽制,而法國在1789年之前跟中國沒多大差別。再看俄國,你看赫爾岑寫的《往事與隨想》,把裡面的地名人名換了,你會覺得這就是中國,就是晚明或晚清,甚至比明清更加野蠻。 歷史熱是這兩年的一個現象,那麼形成歷史熱的原因到底何在?吳思說“談現實談到五分就到了邊界,而談歷史能更充分地表達”。然而,並非所有的談歷史都能獲得充分的表達,比如前幾年全國“兩會”期間引起過廣泛關注的“懲治漢奸言論”提案,在歷史研究者聽來可能就會不太舒服。 “遏制自由研究表達的結果,就是我們這個民族不斷地重複犯錯誤”,吳思對此表示擔憂。 這幾年“歷史熱”成了一個現象。您平時看歷史題材的電視劇嗎? 我從不看連續劇。太長了,我捨不得花那麼多時間。 我不知道您有沒有註意過互聯網上的歷史熱:“網絡歷史熱”主要以新中國成立初期、抗戰和國共內戰時的歷史事件為討論對象,和學術界的歷史熱不太一樣。 我知道網絡上的歷史熱,包括賣書、電視劇歷史熱,你想不看見都不行。但他們在說些什麼、討論什麼我就不太清楚。 現在研究明朝歷史的相對多一些,包括您在內也是研究明朝歷史,這是不是意味著明朝的歷史和當代社會有更多相似的地方? 我研究明朝是有這樣的想法,不知道別人怎麼想。你要研究清朝,會發現清朝跟現在有一個巨大的不同——清朝由一個異族統治,有部族統治因素,而現在沒有。研究清朝要把這個問題處理好,就會增加這麼一個因素,而明朝沒有這個因素。另外清朝的體制基本是承襲明朝。所以明朝既看得明白又省事。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清朝的史料多得沒完沒了,任何時候別人都可能翻出一個檔案來,說你說得不對,我這裡有新發現的史實。 前幾年“兩會”期間,有人建議人大立法“懲治漢奸言論”。如果哪一天真有這麼一部法律通過,您覺得對一些研究歷史的人來說,會不會是一個災難? 他怎麼定義漢奸? 比如說袁偉時,在他眼裡可能就是一個漢奸,理由是袁偉時為侵略者招魂。 這麼過分?我怎麼覺得說袁偉時是漢奸的人,倒有一點漢奸嫌疑。袁偉時在討論義和團的時候強調了我們自身的問題,你可以不同意袁偉時的觀點,但不能因為他強調自身過失、對外方的罪惡一筆帶過就說人家是漢奸,要是這樣,大家踏踏實實地研究找問題的根子在哪,就會受到重大的遏制。我們遏制自由研究表達的結果會是什麼?結果就是我們這個民族不斷地重複錯誤,老百姓跟著遭殃,整個民族也跟著倒霉。所以我覺得這種主張倒有一點漢奸嫌疑。 ——這麼說有換位體驗的意思,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往人腦袋上扣屎盆子可不是好玩的比賽。這種比賽很有破壞性,毫無建設性,我們以前賽過很久,越賽大家越沒出息。 再說,強調我們自身的過失,“我們”又是誰?是滿清統治集團嗎?為他們說話算不算漢奸?吳三桂幫助滿清,當年就被稱為漢奸。你替滿清統治集團說話,或者替吳三桂說話,是不是也算漢奸言論呢?這些標準太難掌握了。其實,客觀地評價吳三桂,他是貢獻大還是害處大?我們現在是沾他的光了還是受他的害了?這些問題都不容易說清楚。 那您是怎麼看的? 看你強調什麼。強調道德?誰的道德?領土?誰的領土?進一步說,中國的大一統好還是歐洲的多國競爭好?對什麼時候的什麼人好?再進一步說,現在認為好將來也會認為好嗎?每走一步都會遇到引起爭論的問題。我不贊成把道德判斷尤其是現在的道德判斷加到歷史人物身上。對當時的道德判斷,不妨做出客觀描述,別自己跳進去摻和。 就是說假如吳三桂真的是漢奸,我要替他辯護的話也不能說我是漢奸,否則律師就沒法做了,因為律師經常替犯罪的人辯護。 對,不要輕易因為別人說了什麼話就說人家是漢奸,還要懲辦治罪,這是一種危險的傾向,而且最後對中華民族是不利的。 現在歷史熱的背後,是因為人們有復古傾向呢,還是因為現實的原因,使得大家避開談現實而從歷史裡面找感觸? 對我來說,歷史本身是有趣的,歷史能大大擴展自己的眼界。另外,你談現實,談到五分就到了邊界,談歷史談到九分還不至於犯規,你能更充分地表達。 您平時關注時政或社會現實問題嗎? 大事會關注。 在您眼裡什麼樣的事才算大事? 一切與製度變遷有關的事,都是大事,比如說崔英傑案件,城管的常規做法和小商販的權利發生衝突,出了人命,利益劃分的邊界是否合理引起爭論,可能還要發生邊界調整,我看就是大事。孫志剛案件,一個有人喜歡有人害怕的製度取消了,也是大事;還有農業稅取消了,這些都是重大的製度變遷;農村中小學真的要開始義務教育了,也是個大事。這些東西將強烈影響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中國的面貌將因此發生重大變化。 您現在作為一個已經十分著名的歷史學者,有沒有什麼話要送給您的同行,或者那些年輕的對歷史感興趣的研究者? 同行水平都很高,我沒什麼可跟他們說的(笑)。對年輕的歷史愛好者可以講一點經驗教訓:首先不要讓別人牽著鼻子走,歷史究竟是什麼樣的,你去看最原始的史料,讀讀古人的文章,比如讀讀《史記》中的傳記,讀讀小說,《三言兩拍》、……讀讀古人的詩、文、信件、奏摺,這樣一來,你就會對當時的社會和人們的心態,有第一手的感覺,好像在當時活過一遭。有了基本感覺,才好判斷別人的敘述是否對頭,感覺不對頭才好追究哪裡出了問題。 您鼓勵他們像您這樣去提煉概念嗎? 如果能提煉出好概念,對於提升中國的理論思維水平是件大好事,一個民族沒有理論思維挺可憐的,給人的感覺是整體層次上不去。當然我覺得這是挺難的一件事。 做到您這一步非常難。 還要擔風險。當你製造概念的時候,你可能會提高未來交流的效率,但你首先卻製造了語言交流中的障礙,大家不知道這個詞是什麼意思,認為這傢伙又像魯迅嘲笑的那樣生造別人不懂的詞。我經常有這種擔心——我是不是在幹這種討人厭的事?所以我也是在迫不得已、實在找不到一個合適的詞表達清楚的時候,才去生造概念,生造的時候也盡量借用前人的基礎。 那您對“官家主義”這個概念有這種擔心嗎? 沒有。首先“官家”是古漢語裡一個長期存在的詞,不難懂。其次,“官家主義”這個概念來自對現有概念的強烈不滿——我認為這是廣泛存在的不滿,不管封建主義、資本主義還是皇權專制主義,在描述中國歷史和現狀的時候都不夠準確,而用“官家主義”就準確得多。我目前見到的所有概念,都沒“官家主義”好,你要說不好,請指出一個更準確的,我很願意用更準確的。最後,概念是有生命的,生死和發育要經歷眾人的淘汰和選擇,我的心態是:盡人事,聽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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