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埃利奧特
時年五十三歲，在其三十年的工作生涯中一直都是本市的一名警察。在全部工作時間裡，有一半是在兇殺案組度過的，他幾乎夜以繼日不停地工作在這座城市最危險的地方，經常尋訪那些充滿敵意的證人，拘捕那些會毫不猶豫再次殺人的亡命之徒。他的職業世界充滿了暴力、毒品和對文明行為，甚至是對生命的漠視。然而，這個為人極為謙卑的人最值得讓人稱道的是他從未在一怒之下拔出過他的槍。
人捲入的案子，在這個案件中不論是證人，還是嫌疑犯都有大量實實在在的犯罪記錄。事實上，殺害他的人是一個典型的白領商人，這個人曾是近期本專欄的訪談對象——帕納塞斯健康維護組織的首席執行官馬拉奇，羅斯醫生。格里斯基的調查是從羅斯的前任，蒂姆馬卡姆在波托拉醫院重症監護室的死亡開始的，已經擴大到包括對馬卡姆的謀殺；接下來，最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一年多的時間里為數眾多的在波托拉病逝的患者也進入了他的調查視野。羅斯醫生現在就待在監獄裡，據其交代，他就是謀殺所有這些病人和格里斯基的兇手。
電話聲打斷了埃利奧特的思路。
他那充滿倦意的眼睛回頭瀏覽了自己筆下的幾段文字，意識到這點東西還遠遠不夠。這些文字沒有從精神上把握住格里斯基的行事作風、人格的實質，以及他一直以來展示給那些了解他的人的那種形象。他看了看手錶，已經接近凌晨一點了，離截稿還有一小時的時間，他現在得把它趕寫出來，取代他今天下午已經著手在寫的另一篇專欄文章。或許他可以把它寫成由一個或是兩個篇幅的奇聞逸事構成的綜合故事，也許再配一張格里斯基面帶笑容的照片——當然他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不管怎麼說，得寫出點更富人情味的東西。那部電話又再次響了起來，不去接不會有任何幫助，也不會改變任何事情的。
他一把抓起電話，是哈迪打來的。
“你有什麼要說？”他問道。
在接下來的那個星期二的上午，哈迪在警察委員會委員聽證室裡與台上的瑪琳亞甚呈對角坐著。他抬起頭來看見屋外天空中的雲層正在滾滾而來，並且認為它們有變得越來越濃重的勢頭。看樣子會是一個寒冷的春天，或許是個不熱的夏天。他打算在孩子的學年結束之後，休息兩個月，租一輛車，帶上弗蘭妮和孩子們，到阿拉斯加跑個來回，一路宿營遊玩。他要去釣魚、遠足，因為你永遠也不知道這輩子會擁有多少東西。你的生命可能在突然之間就結束了。他需要考慮考慮這件事情，並就此做點什麼。
“抱歉。能再說一遍你問的是什麼問題嗎？”
“讓格里斯基上尉出現在巴丹先生公寓的那些情況。”
“好的。”他面對著齊刷刷聚集在自己的面前的大陪審團，毫不遲疑地講了起來，“正如我所說的，而且正如亞甚小姐已經解釋過的那樣，我一直在獨立工作，不過在波托拉醫院殺人案件的要素上與地區檢察官保持著相同的步調。我已經獲得了馬卡姆先生所寫的一些文件，並且為了進一步據此展開調查，要求格里斯基上尉跟我一起做這項工作。當天上午，我們跟波托拉的管理人邁克爾安德烈奧蒂談了話，接著又跟帕納塞斯的公司法律顧問帕特里克福利談了。
“格里斯基上尉認為，我們已經掌握了足夠的信息，可以取得搜查羅斯住宅的搜查令。特別是，他想要查抄他的衣物並把它送到警方的實驗室去查驗，看上面是否留有馬卡姆夫人的血跡。據我理解，按照他的說法，這東西在他的衣服上是肯定有的。但格里斯基憑我們手中掌握的情況沒有能夠拿到搜查令。
“當時，格里斯基上尉作為凶殺案組的負責人回到了他的崗位上。沒有掌握更多的情況，他就不能夠合法地繼續追查羅斯醫生。在當天餘下的時間裡，我也乾自己的事情去了。在我們跟安德烈奧蒂先生談話期間，我就已經產生了那樣的想法，羅斯醫生可能一直就在波托拉，並且參與了我們稱之為肯森名單上的那些謀殺——去年以來出人意料地死在那兒的那些危重病人。那些謀殺案件的另一個嫌疑人是波托拉的一個名叫拉揚巴丹的護士。在多起殺人案中，巴丹先生看來似乎一直都是唯一具備時機的人，而且有理由用安樂死的方式去殺了他們。幾年前，他的妻子遭受病痛的折磨後就去世了，而且警方的探員注意到，作為一名護士，他似乎對病痛有著令人感到懷疑的過度的敏感。警方已經訪談過了巴丹，但上尉和我一致同意，我應該對他再進行一次訪談。因為我不是一名警官，或許會讓他感到壓力小一些，他可能會開口說出點什麼有用的東西。
“不管怎麼樣，我問了格里斯基自己能不能去跟他談一談，他同意了我的意見並給我巴丹先生的家庭住址和電話號碼。下了班之後，我去了巴丹的房子。正如我所希望的，他終於鬆口吐露了自己對羅斯醫生的懷疑。他還承認他對警方會把那些謀殺歸咎於他感到非常擔憂。這事已經清楚了，羅斯經常頻繁地出現在波托拉，而且起碼在那些殺人事件疑似發生的多個日子裡，他都在那兒。
“從這一點來看，我認為值得去試一試並迫使羅斯醫生有所行動。因為根據我們蒐集到的其他一些情況，我懷疑他家裡現在就放有大筆現金。我取得了巴丹先生的幫助，讓他假裝去勒索他，想看看能否把他引誘出來見我們。”
說到這裡，哈迪現在垂下了腦袋，用手在額頭上抹了一把，一副懊悔不已的樣子。 “現在回過頭想來，這樣做或許是個錯誤。我本來只需錄下巴丹先生最初那個電話的通話內容，或許就足可以讓科莫羅法官去簽發搜查令。但是我沒有那樣去做。相反，巴丹先生打了那個電話。在那個電話看來起了作用的時候，我給格里斯基打了電話，大概半小時之內，他就帶著布拉科和菲斯克探員趕到了那兒。
“我想要補充說明的是，格里斯基上尉和另外那兩個探員都對我的計劃感到不安，而且表示了強烈的反對。上尉事實上預測到了，羅斯醫生如果真有罪的話，他會變得讓人捉摸不透，不知道究竟會做出怎樣的舉動，很可能會走極端。他十分不願意讓巴丹先生這樣一個非專業人員捲入如此危險的情況之中。然而，由於事情已經發生，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而且也因為巴丹先生不僅心甘情願地願意去冒這個險，而且還強烈地希望參與到這個行動中來，因此，我們就照這個計劃繼續做了。當時看來，除此之外似乎是沒有一個萬全之策迫使羅斯行動起來。
“於是格里斯基上尉和我等候在那間黑洞洞的臥室裡，就在那間廚房的隔壁，同時布拉科和菲斯克探員守在他停放在那個拐角處的車子裡，在看到房間裡的燈一明一暗的信號指示後就迅速跑過來增援。”
他遺憾地聳了聳肩，一臉淒然。 “那個計劃看來是合乎情理的，而且沒有過多的風險。但我沒有預料到羅斯醫生會這麼快動手。事實上，要是巴丹先生沒有找到一個辦法大聲地向我們暗示羅斯已經掏槍的話，要是格里斯基上尉，儘管冒著犧牲自己的巨大代價，沒有如此之快地就採取了行動的話，巴丹先生很可能就已經被殺害了。”
一星期之後，在弗里曼辦公室那個用玻璃封閉起來的陽台上舉行的一個長達數小時的客戶聯合會結束之後，哈迪從裡面出來，看到哈倫，菲斯克出現在那兒感到有些驚訝。那會兒，菲斯克正以一種很彆扭的姿勢，站在菲利斯的接待處旁邊等什麼人。這個身子圓滾滾的，面相年輕的探員看上去最多二十出頭。幾乎從看到哈迪的那一刻，他似乎就感到有些不自在起來，忙亂之中趕緊過來跟他握了握手。
“我正想告訴你，”他們一起到了樓上哈迪的辦公室的時候，菲斯克說道，“我打算離開兇殺案組。反正不像達雷爾或是上尉那樣，我天生就不是當警察的料。我不知道你是否聽說了，不過達雷爾已經重新穿上了那套制服，當了個摩托車騎警。我姨媽提議在她的辦公室給我找份差事，但我不打算走那路。人們似乎都莫名其妙地憎惡那種差事。”
“那是個不錯的召喚啊。”哈迪說道。
“總之，我有一些做風險資本投資的朋友，而且他們認為在某些方面我對他們會有大用處。我願意嘗試一下。為我自己去做生意。事實上，是去做回我自己。你明白我的意思。”
哈迪完全沒有搞明白菲斯克為什麼跟他說這些，只是不置可否地笑了笑，答道：“這在什麼時候都是個不錯的主意。有什麼事需要我幫忙嗎？”
“是這樣的，你知道，”菲斯克嘆了一口氣說，“我曾希望能夠找到一些關於那輛撞死馬卡姆先生的車子的信息。我知道大家一直都在笑話我，不過我真的深信這事跟案子是有某種聯繫的，而且我會證明給他們看。不過你認真聽過我說的話，看過我那個道奇箭型車名單，甚至還跟我要過一份複印件。我只是想讓你知道我很感激你對我做過這些。”
這個孩子會成為一個了不起的政治家，哈迪心想。對他來說，與人的任何接觸都是個用來交朋友、影響對方、換取別人好感的機會。 “我想這事自然會水落石出的。”
“不錯，那是最後的事情。我希望你明白它是不可能的了。我核查過市裡全部二十三輛這款汽車中的每一輛。的的確確只有二十輛還在。其餘的三輛無論如何找不到。我只是認為你大概想知道這件事是如何了結的。”
“我完全明白了你這番話的意思，”哈迪說，“你的新公司需要律師的話，過來找我。”
“你也接商業法方面的案子嗎？”
“有時候。這不是我的強項。”
“好的，那好吧……”菲斯克伸出手來跟哈迪道別，“真高興跟你一起工作過。”走到門口的時候，他又再次回頭說道，“沒有人會指責你的，你知道的——萬一你認為有人這樣。”
尋訪露茲·洛佩斯的踪跡把哈迪帶到了一個政府根據住房建造計劃，以加高擴建的方式修建的箱式公寓住宅前。這些混凝土澆築，外牆用拉毛水泥粉飾過的三層高的公寓樓，外表曾經光鮮明亮，但現在連胡亂塗鴉都掩蓋不住那上面斑斑點點的尿漬留下來的顏色了。跟他預料之中的結果一樣，沒有人知道她到底去了哪兒。
不過他知道艾爾西院一九二一號的二層公寓是露茲洛佩斯最後為人所知的住址，她是菲斯克尋不到下落的那三輛道奇箭型車的登記車主之一。終於，他讓鄰居中的一個女人相信了他不是警察，而是保險公司的，正在努力查找露茲的下落，以便自己能夠就她孩子的事給她寄發一筆錢。
她已經搬走了，那個鄰居也不知道她去了哪兒。或許是在三星期前的一個早晨，她一大早就走了，再沒有回來。然而那個鄰居認為她曾在那家大阪旅館工作過多年。或許他們那兒有她留下來的轉遞郵件的地址。
“那輛車嗎？是的，它是綠色的。那副保險槓上的貼紙寫著'FINATA'。”
哈迪在網上對此做過一些調查。 FINATA是薩爾瓦多共和國的一場農業改革運動。在這個國家裡，百分之十的人口擁有百分之九十的土地。大概在十年前，FINATA曾一度成立了一個激進的政府，在國內推行重新分配財富的計劃，但它的大部分支持者不是被殺頭，就是被驅逐。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他都已經推想得到了。她和她的兒子來到了這裡，後來帕納塞斯讓他喪了命。作為那家公司的代言人，馬卡姆對這個男孩的死亡承擔了社會責任，然而哈迪知道這事的罪魁禍首是羅斯。
但在露茲·洛佩斯的眼裡，是馬卡姆殺了她的孩子。
無依無靠，一貧如洗且身處異國他鄉的她或許覺得自己無力依靠法律手段來討回一個公道。法律絕不會動這樣一個有權有勢的人一根指頭。但她可以自己為她的兒子報仇。她可以用車撞倒那個貪心不足、冷漠無情卻帶著一副噁心笑容的雜種。
現在是六月二日，星期六下午四點。屋外，陽光燦爛，但吹起的寒冷北風還是讓人感到陣陣的寒意。但在三葉草酒吧，哈迪正在舉辦一個私人聚會，裡面暖意融融，絲毫也不讓人覺得冷。這家酒吧此時擠滿了來自各行各業的客人，包括市裡的工人、警察、律師、法官、記者，各種祝福者和他們的孩子們。
他們已經從屋後拖進來一些鋸木架，在上面鋪上一些膠合板就做成了一張長長的桌子，擺在那間房子的中央。聚會一開始，看來有幾分鐘時間是要用來贈送禮物和頒發紀念品的，接下來除了盡情地玩就沒有別的安排了。那兩個坐在輪椅裡的傢伙處在桌子的上首位置，身後就是那些為了騰出場地臨時碼放起來的沙發。傑夫埃利奧特的禮物是送出的第一份禮物，他砰的一聲在桌子上重重地蔽了一下自己的玻璃杯，讓房子里安靜了下來。麥圭爾將唱機頭轉到了哈迪專門為這個場合購買的那張唱片中的這首歌曲上，這是裡面唯一的一首迪斯科，格洛里亞蓋洛爾的《我會活下來》。
“我想只有這個才是適合送給你的東西。”埃利奧特隔著桌子伸手遞過那個扁平的包裹時說道。
“這是什麼？”格里斯基問道。
“它是在你看上去就快要不行了的時候，我正寫到一半的那篇'城市對話'專欄文章的稿樣。它是一堆謊言。”
“我沒有快不行了的時候。我只是在休息而已。那真是個累人的案子。”
“好吧，那你可是把我們都騙過了。”
在大家的一片要求聲中，格里斯基為了逗樂將那篇已經加了外框裝飾起來的稿樣舉了起來，接著所有人都拍手歡呼。
哈迪，弗蘭妮，還有特雷婭圍坐在桌子的另一頭。 “那個輪椅有點多餘了，你不這樣認為嗎？”哈迪問道，“他昨天在你那個地方走路走得很好。”
“還有幾星期時間他都不可以用力的。”弗蘭妮說道。
“醫生的命令，”弗蘭妮補充說，然後靠過身來悄悄地說道，“這個傻瓜上個星期在試著做仰臥起坐，把一個傷口上結的痂都給撕裂了。仰臥起坐！”
“他做了多少個？”哈迪問道。
“迪斯馬斯！”弗蘭妮對他的冒失嗔怪道。
“八個，那個傻瓜！”
哈迪仰起頭來，一臉不屑地搖了搖頭。 “就八個，他就把自己的腸子都掙斷了。”等他低下頭來，目光回到桌上來的時候，高興地看到他最好的朋友正難堪地坐在那兒，“真是個沒有骨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