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爾德維特爾坐落在多瑙河的北面，是一片高聳著美麗松樹的地帶。事實上，瓦爾德維特爾可以直譯為“林區”，寂靜的森林一片黝黑，與偶爾出現的一塊田地的翠綠形成對照。然而，這裡的土壤並不適宜開發農業。在這些邊遠的蠻荒林區裡，一個奧地利小村就意味著極端的貧困。在那些年月裡，希德勒（後來改成希特勒）一家住在一個簡陋的村落斯皮塔爾，而他們的施克爾格魯伯表兄弟姐妹們則住在附近的村子，即上面已經提到過的斯特羅納斯，那裡遍地泥濘，村里只有一條小路，兩旁不過十幾間茅屋。假如說斯特羅納斯每個住家屋舍前後到處都有豬拱出的泥坑，那麼公共草地上的奶牛棲息地就更為顯眼，馬糞衝鼻的氣味則是極為珍貴的，畢竟這個地區許多農民要在各種各樣的泥土上自己拉犁。有厚得像熔岩一樣的堅硬泥土，有小河沖積的淤泥，有河水沖刷的泥沙，有腐殖土泥漿，有泥塊，有石塊，有劣質的黏土。就因為這個緣故，斯特羅納斯甚至連一座教堂也沒有。當地的人只好走路到另外一個叫多勒斯海姆的村子去做禮拜。就在那邊的教區登記簿上寫著瑪麗婭·安娜的兒子的名字“阿洛伊斯·施克爾格魯伯，天主教，男”，而且還註明——正如我們所知的——“私生子”。
瑪麗婭·安娜生於一七九五年，一八三七年阿洛伊斯出生的時候她四十二歲。她出生在一個有十一個子女（五個子女已經死去）的家庭，因此，她當然有可能與她任何一個兄弟同居。 （對於這一點，希姆萊當然沒有異議，因為她的私生子阿洛伊斯，我再說一遍，是阿道夫的父親。）不管怎麼說，儘管瑪麗婭·安娜的父母生活極端貧困，但是她和她的兒子在後來的二十五年裡，就一直住在她父親兩間小房中的一間。數目不多但還靠得住的分期寄來的神秘錢款幫了大忙，維持了施克爾格魯伯這一家人的生計。
儘管我們非常迫切地想找到涉及家庭內交媾的有價值的東西，但是，這樣的願望並沒有讓我們把格拉茨的猶太人排除。其實，八年前，即一九三零年，我們已經做過調查。正如希姆萊所說，希特勒看了他侄子的信之後，就立即把信交給了一名納粹律師漢斯·弗蘭克。也許有些人現在已想不起來，元首是到了一九三三年才做了總理的，但是，漢斯·弗蘭克在一九三零年就千方百計想鑽到領袖周圍的心腹人物圈子裡。
因此，弗蘭克有涉及瑪麗婭·安娜懷孕的不幸消息要傳達。他聲稱，事情可能是，那父親是一個十九歲的少年，一個名叫弗蘭肯伯格的富有商人的兒子，他，沒錯，確實是一個猶太人。這是言之成理的。在那個年代，許多富家子弟的第一次放蕩行為都是找女傭的，而且她的年齡也不必一定要與他相仿。在格拉茨這樣的外鄉小城的中產階級道德觀念看來，這樣的入門經驗是可以贊同的，這種事即使不是經過正式討論認可，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做法。人們認為，與允許一個富家子弟去找妓女瞎混，或者過早地確定一個不很富有的人家出身的戀人的做法比較起來，這樣反而要好很多。
弗蘭克自稱他已經見到一些很有說服力的證據。他對希特勒說，與瑪麗婭·安娜睡覺的那個少年的父親弗蘭肯伯格先生寫的一封信他也看到了。信中允諾定期寄錢來撫養阿洛伊斯，一直到他十四歲為止。
然而，我們的阿道夫不同意這個調查結果。他對漢斯·弗蘭克說，他自己的父親告訴他的真實情況是，他真正的祖父就是瑪麗婭·安娜的表兄約翰·格奧爾格·希德勒，他是在阿洛伊斯出生五年之後終於決定娶她的。 “儘管如此，”希特勒對漢斯·弗蘭克說，“我還是想仔細看一看那猶太人寫給我祖母的信。”
弗蘭克對希特勒說，他還沒有拿到那封信，持有這封信的人要價太高。而且，這封信毫無疑問一定是已經拍了照。
“你看到信的原件了嗎？”希特勒問道。
“我在他的辦公室看了一眼這封信。他身邊有兩個彪形大漢站著。桌子上還放著一支手槍。在那種情況下他還能想要什麼？”
希特勒點了點頭，“對於那樣一個人你也別想一下子就把事情了結。畢竟那封信會放在一個地方，拍下的照片會放在另外一個地方。”
希特勒又多了一件要操心的事。
然而，到了一九三八年，我們的調查提供了可供選擇的不同答案。關於在阿洛伊斯出生五年之後，瑪麗婭·安娜仍舊收到寄來的錢款這一點，似乎已不再那麼肯定了。一八四二年結婚之後，她和她的丈夫約翰·格奧爾格·希德勒實在太窮，連自己的家都撐不起來。有一段時間他們只得睡在一家鄰居的農具倉庫、廢棄的牲口食槽裡。當然，這也並不能證明錢沒有寄來。約翰·格奧爾格無疑也有可能把錢拿去喝酒了。在斯特羅納斯，他的嗜酒成性一直是很出名的。他成天酗酒，確實，這與他們家那麼窮這個說法也真是不相符：假如她沒有足夠的收入可以供他喝酒，像約翰·格奧爾格這樣一個五十歲的酒鬼為什麼要與一個帶著一個五歲孩子的四十七歲的女人結婚呢？而且，他如此無節制地酗酒幾乎無法讓人相信他是阿洛伊斯的父親。實際上，在瑪麗婭·安娜請求約翰的弟弟（他也叫約翰，不過他的全名是約翰·奈坡穆克·希德勒）收下這個孩子並撫養他長大成人的時候，這個約翰·格奧爾格·希德勒也沒有提出異議。這個弟弟，約翰·奈坡穆克，對比之下，倒是一個很有節製而且勤勞的農民，有一個妻子，三個女兒，但是沒有兒子。
於是，約翰·奈坡穆克顯得非常突出，他的可能性很大。難道他不可能是父親嗎？那無疑是可能的。然而我們仍舊要找到足夠的證據將猶太人排除。
希姆萊派我到格拉茨去調查，而我也費了不少精力查閱了有百年曆史的檔案材料。在城市檔案中沒有查到一個叫弗蘭肯伯格的人。我全神貫注地查過格拉茨猶太人登記冊裡的Israelitische Kultusgemeinde，這個結論得到了證實。早在一四九六年，猶太人就從這個地區被驅逐出去了。甚至在三百四十一年之後阿洛伊斯出生的一八三七年，猶太人依舊沒有被允許返回此地。會不會是漢斯·弗蘭克撒了謊？
看了這些調查結果以後希姆萊斷言：“弗蘭克是一個魯莽的傢伙！”正如希姆萊替我理清思路時所說的那樣，你得從一九三八年退回到一九三零年。當時，在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的信件送達的時候，漢斯·弗蘭克只不過是又一個在慕尼黑我們身邊跟隨的律師而已，但是現在事情已經明白了：他那時到底做了些什麼。他捏造了這封損害名譽的信件，目的是要與領袖的關係進一步接近。鑑於希特勒並沒有掌握這個信件，所以他無法知道弗蘭克到底是在捏造，還是講的是老實話，或者更加糟糕的是他實際上手中已經拿到了這封信件。假如希特勒派一名調查人員到格拉茨去，那麼漢斯·弗蘭克早就已經完蛋了，但是，這位律師當時一定很願意打賭，希特勒根本就不想知道。
由於希姆萊那時是要培養我做他的貼身助手，因此他對我吐露真情，說他不會把我一九三八年所做的調查結果告訴希特勒：一八三七年的時候格拉茨那個地方並沒有猶太人。相反，他把這個情況跟漢斯·弗蘭克說了。我們都哈哈大笑，因為我立即就領會了。在我們統治集團的內部，會有這樣一位不想千方百計牢牢控制任何一個或者全部人的官員嗎？弗蘭克現在就在希姆萊的掌握之中。鑑於這一默契，他替希姆萊服務得很好。一九四二年（這個時候弗蘭克已經以“波蘭的屠夫”聞名），希特勒又對猶太人祖父緊張不安起來，並要求我們派一個人到格拉茨去。希姆萊因有意保護漢斯·弗蘭克，就告訴元首說我們已經派員去過，但是沒有發現確鑿的證據。鑑於當時大家都在集中精力關注戰爭的問題，這件事情或許可以擱置起來。這就是希姆萊給希特勒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