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苑”，一個漂亮的名字，讓人聯想到山坡、草地、樹林和鹿群。然而美國作家諾曼·梅勒（1923—2007）描寫的這座“鹿苑”——與“電影之都”好萊塢相距兩百英里的度假勝地沙漠道爾小鎮——卻是“美德和無邪的吞噬之所”。小說扉頁上有這樣一段文字：“多少受害者曾深陷其中，當他們回歸社會之時，一個個已墮落、放蕩，劣跡斑斑，他們在鹿苑邪惡無恥的官員們潛移默化之下，自然學成了這副德性。”這段話引自一本記敘法國國王路易十五私生活的書，但作者顯然是藉用來貶斥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美國社會。因而，諾曼·梅勒筆下的“鹿苑”可以看作美國社會的一幅寫照。 是作者繼成名作（1948）後的第三部小說，出版於1955年，屬於諾曼·梅勒的早期創作。這個時期諾曼·梅勒的小說既不同於五十年代的“垮掉派”，也有別於稍後出現的“黑色幽默”，而是繼承了美國二十世紀初以德萊塞為代表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傳統，在風格上帶有“爵士時代”代表作家菲茨杰拉德的創作特色。這部小說出版後曾遭到冷遇，原因之一就是書中對美國社會醜惡現實的無情暴露讓正人君子們臉上難堪。

五十年代初，冷戰的陰雲日趨濃厚，麥卡錫主義的反共狂熱使標榜民主原則的整個美國蒙羞。共和黨把持的參議院設立各種名目的調查委員會，採用法西斯手段對思想左傾或持不同政見的進步人士進行迫害。小說主人公艾特爾就是反民主的麥卡錫主義的犧牲品。 艾特爾是一位有才華、有成就的電影導演，就因為他青年時代參與社會活動，在公眾集會上發表演說，協助開展募捐活動等，被視為“電影界裡的顛覆勢力”，受到專門調查。由於對調查委員會持不合作態度，他被認定為“敵意證人”，隨之失去了在好萊塢的工作。他雖然有名，但成了孤家寡人，昔日的同行好友紛紛疏遠他，像躲避瘟疫一樣躲避他。他事業上難以為繼，經濟上拮据，生活每況愈下。他創作了一個本子，但沒有哪位製片人願意同他合作；他想去歐洲拍片，但得不到護照。艾特爾並不是共產黨人，他只是保持沉默，拒絕說出聽證會上要他指認的一些人的名字，以此來間接地捍衛民主制度，而且“這關係到他的自尊，一個人豈能在眾目睽睽之下趴在地上爬”。然而，這小小的反抗葬送了他的前程，“現在對他來說，什麼機會也沒有了，大門全關死了”。這是一種白色恐怖。艾特爾走投無路，只好屈服。他給調查委員會的克蘭議員寫了一封信，願意出席秘密聽證會，並對委員會的要求給予合作。事後還在報上發表一個發明，承認“顛覆活動調查委員會所起的愛國且有益的作用”，說明他是在不受任何脅迫的情況下作證的，並因能為保衛國家不受滲透和顛覆而做出自己的貢獻感到自豪；最後還得補充一句：“基於對我們共有的民主傳統的堅定認識，向該委員會提供我們所知的一切，以幫助其開展工作，是每個公民的職責。”這真是對美國的“民主傳統”的絕妙諷刺。被迫屈服的艾特爾內心產生了已徹頭徹尾淪為妓女的感覺。

確實，“鹿苑”像是一座“妓院”，混跡於這兒的人，不是妓女、嫖客，就是拉皮條的。 “鹿苑”中有兩位高級嫖客兼皮條客，他們是國會議員克蘭和最佳影片公司總裁泰皮斯。說他們“高級”，不僅因為他們有權有勢，身份高貴，是“鹿苑”中的“官員”，而且因為他們慣於強奸民意，卻又冠冕堂皇。克蘭議員如此解釋“顛覆活動調查委員會”的工作：“就我個人而言，可以說我最為關心的是這個國家的安全，我們誰也不想毫無必要地傷害人。可以說，這是我一貫的信念，我們的工作，對於任何行業都具有一種淨化道德、振奮精神的作用。” 泰皮斯也是一位堅定不移的“愛國者”。他告誡過艾特爾，“任何人想要冒犯這個國家，都會落得可恥的下場”。艾特爾被調查委員會認定為“敵意證人”後，泰皮斯恥於與他為伍，毫不猶豫地將他趕出了最佳影片公司，“甚至都不要呼吸一個顛覆分子呼吸過的空氣”。泰皮斯還是一位“有德者”，一位“尊重社會責任的正派人”。他妻子死了十年，她的照片始終供在他的辦公桌上，顯示他一向十分敬重妻子，每當提及九泉之下的妻子，他的眼中還會湧出淚水，很動情的樣子，然而這並不妨礙他屢屢讓女婿為他物色女人送到他的辦公室去！他儼然一副慈祥長者的姿態，在他的影片公司裡營造一種大家庭式的融融樂樂的氛圍。他說他要像父母一樣，關心公司裡年輕人的一切，包括他們的事業、婚姻和孩子的出生。他極力撮合男女影星特迪和露露的婚事，而當兩位當事人各有所愛合不到一塊時，他還利用大老闆的權威，軟硬兼施拉郎配。其實，他並非不知道特迪是個同性戀，而露露也有自己的相好，但為了最佳影片公司的利益，為了讓這兩位居排名榜前列的金童玉女成就一樁金玉良緣，以顯示他的美意及公司的良好形象，維護票房價值，他不惜以解僱為手段脅迫他們就範，最後因露露擅自成婚才使他功虧一簣。這時，這位“熱心厚道、樂於成人之美”的“慈父”頓時面露凶相，因為他為之得意的商業炒作破了產，而且他的意志受到了挑戰，他的尊嚴受到了挫傷。他對“不識抬舉”的特迪咆哮：“你是我所認識的最忘恩負義的人，滾吧，我會馬上把你逐出電影界！”他詛咒般地對露露大罵：“你馬上去死吧，我甚至連你的墳墓也不會瞧上一眼！”小說中的這場戲精彩極了，一個道貌岸然的無恥小人形象躍然紙上。他剛把不聽話的特迪和露露罵走，接著就讓女婿把為他物色的女子送去，只是事後自解地說一句“人的心裡有個惡魔”。不錯，這是一個會演戲的惡魔！

“這可惡的地方敗壞了民眾的道德。”“鹿苑”中人吃喝嫖賭，到處瀰漫著放縱情慾、追求刺激的享樂主義風氣。 “鹿苑”是一座“墮落之城”。墮落的主角是男人，墮落的受害者則多半是女人。小說中的埃琳娜與幾個男人的關係就是形象的說明。埃琳娜是個夜總會舞女，先為泰皮斯的女婿、電影製片人芒辛包養，遭棄後與艾特爾同居。艾特爾雖然同情她，但不願意與之結婚，因為她配不上他這位大導演。最後拉皮條的馬里恩收留了她。馬里恩是個吸毒的同性戀者，他甚至鼓勵埃琳娜去自殺。埃琳娜被馬里恩逐出家門後出了車禍，艾特爾聞訊後出於憐憫與她結了婚。埃琳娜雖然嫁了人，生了孩子，但在墮落的男人身邊，恐怕最終躲不過淪為棄婦的悲慘命運。 艾特爾和埃琳娜的離與合是小說的中心故事。艾特爾在與埃琳娜同居時，曾出於同情想娶她，但他骨子裡是不甘心的。他不甘心永遠被電影界拒之門外，他落魄時可以接納埃琳娜，但一旦得意，便會看不上她。他內心認為，他的落魄是暫時的，而埃琳娜是配不上他的。他有時嘴上說結婚，其實心裡並不認真，而且即使結了婚，也會很快離婚。對此，艾特爾和埃琳娜都是十分清楚的。埃琳娜並不積極回應他的結婚提議，因為她不敢相信她會有這樣的好運，也不敢相信“鹿苑”中會有這樣的好男人。她在等待機會離去，只是她無處可去，所以始終依附著他。也許，她的不幸在於受到了誘惑，不能勇敢地離去，找個普通人一起生活。

艾特爾有著一個男人的偏見和自私。他一邊享受著埃琳娜的溫情和性愛，一邊為自己的屈尊感到委屈：“憑什麼一個上等男人要在一個下等女人身上耗費那麼多時光？這不合乎邏輯。上等男人就該找上等女人。”他為埃琳娜這個下等女人有同他以外的性關係而惱怒，而他這個上等男人卻一邊說著結婚的假話，一邊同上等女人調情，還瞞著埃琳娜去找下等的應召女郎。他對自己的這種“下賤”行為也深感不滿：“我是越來越墮落了。”他還無恥地將埃琳娜介紹給各式男人，以便讓她“失足”而解脫自己。其實，他之所以口口聲聲說結婚，就因為結婚是一種心安理得的擺脫。當埃琳娜堅持一點自尊，不願意艾特爾為難或僅僅出於憐憫而娶她，還表示她會留在他身邊，直到他不再需要她時，艾特爾似乎良心發現，大叫“我真是墮落透頂！”艾特爾很清楚她被遺棄後會有一個怎樣的結局，對她的悲慘命運也深感同情，但他還是要拋棄她。埃琳娜與他同居的幾年，正是他一生中最困難的時候，埃琳娜滿足了他的肉慾，也填補了他內心的空虛，而一旦時來運轉，他就不耐煩地嫌棄她了。埃琳娜最後看清了自己的處境，原來這幾年，他一直認為她只是個妓女而已。但艾特爾這個嫖客話卻說得很動聽，甚至說他配不上她，逼得埃琳娜要罵他，“你太會說話了，我真恨你，你這個臭傢伙！”埃琳娜罵得沒錯，這是個臭傢伙！一如，諾曼·梅勒借艾特爾這一形象，表現了“人身上的獸性與悟性之間的矛盾”。

相較之下，在“鹿苑”中的兩個小人物身上，似乎有著更多的做人的真誠和自尊。這就是埃琳娜和小說的敘述者瑟吉厄斯。埃琳娜雖然免不了被人當作一個供人玩弄的妓女，但她實在要比“鹿苑”中那些千金小姐或影藝明星更真誠、更大度。瑟吉厄斯原是個飛行員，因對美軍在亞洲的戰爭行為不滿，產生厭戰心理而退伍。他為人耿直，講義氣。他同情艾特爾，不惜冒犯名流；他不願讓自己的孤兒經歷成為編造和炒作的材料，為此他喪失了可觀的酬金和有可能被“造就”為當紅明星的好運；他不怕調查人員的威脅，拒絕同他們合作；當艾特爾屈服後重回影片公司並想僱用他時，他高傲地拒絕了，儘管他不得不去飯店幹粗活。他的離開美國和從事寫作，都是為了堅持一點做人的原則和自尊。作者在他身上寄託了一種拒絕墮落的希望：在這個沉淪的社會，“你必須以藝術家的驕傲，面對現存權勢的高牆，吹響你反抗的小小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