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R，我和老爸看了肯尼迪和尼克鬆的電視辯論。打你上次來過後，他就買了台電視。小屏幕，兔子耳朵。它放在餐廳櫃子前，因此現在萬一真有人想要用好銀器或亞麻桌布，就不大方便拿它們了。為什麼放在餐廳這個連一張真正舒服的椅子都沒有的地方呢？因為他們已經有好長時間不記得還有間起居室啦。或者是因為巴里夫人想在晚飯時看電視。
記得這間餐廳嗎？除了電視，一切都還是老樣子。厚窗簾，卡其底色上印著酒紅色樹葉，後面還有一層紗簾。加拉赫特爵士牽著馬的畫像，以及一張格倫科的風景畫，內容是紅鹿而不是大屠殺。舊檔案櫃是多年前從老爸的診室搬來的，一直找不到地方放，至今仍舊胡亂撂在這裡，甚至沒推到靠牆。我媽閒置不用的縫紉機（他唯一一次提到她，是在說“你媽的縫紉機”的時候）上擺著的還是原來的植物，或者看起來好像還是，種在陶罐或錫皮罐裡，半死不活的。
也就是說，我到家啦。沒人問我要待多久之類的問題。我把書、論文和衣服統統塞進迷你車，一天之內就從渥太華開回來。我在電話上告訴老爸我那論文已經完事了（事實上我是放棄不寫了，但是懶得跟他解釋），我需要歇一歇。
“歇一歇？”他說，好像對此聞所未聞，“好吧，只要不是神經歇菜就行。”
我說，什麼？
“神經歇菜嘛。”他呵呵一笑，彷彿在警告似的。他至今仍用這個來指代急性焦慮症、嚴重的焦慮抑鬱，以及神經崩潰。他沒準還建議他的病人們打起精神頭兒。
真不公平。他沒準會用一些鎮靜劑和幾句乾巴巴的鼓勵打發走他們。他受得了別人的毛病，卻受不了我的。
我到家時沒什麼盛大的歡迎儀式，不過也沒造成什麼恐慌。他繞著迷你車轉了一圈，對於眼前所見嘟囔了一陣，搗了搗輪胎。
“不可思議啊，你居然開了過來。”他說。
我想過吻他的——與其說是一陣情感的流露，不如說是種有勇無謀的壯舉吧，是一種“如今我就是這麼做事的”的宣言。但是，一踏上礫石路面，我就知道我做不到。 B夫人站在車道和廚房之間。所以我走過去，取而代之地摟住她，摩挲著那頭古怪的黑髮，它剪成中國風格的齊耳短髮，圍繞著她的小皺臉。我能聞到她陳舊的羊毛衫味道，圍裙上的漂白粉味兒，還能感覺到她像牙籤一樣戳出來的老骨頭。她幾乎還不到我的鎖骨高。
我慌裡慌張，沒話找話：“今天天氣不錯啊，真是我最美麗的一次開車旅行了。”天氣確實不錯，旅途確實很美。樹葉尚未轉黃，只是邊緣微微變成銹色，麥秸地一片金燦燦。那麼，為什麼風景帶來的美好感覺，在老爸面前，在他的地盤裡，煙消雲散了呢（別忘了這也是在巴里夫人面前，在她的地盤裡）？為什麼我提及這事——或者說我用一種真誠而非敷衍的態度對它的提及——與我對B夫人的擁抱幾乎像是半斤八兩的同一碼子事呢？一個像是一種唐突之舉，另一個貌似一陣言不由衷的廢話。
辯論結束後，老爸站起身，關掉電視。他什麼廣告都不看，除非B夫人在旁邊為它們辯解，說她想看看那個長了門牙的可愛寶寶，或者那些追著那啥的小雞（她不會說“鴕鳥”，或者是記不得怎麼說了吧）。這樣一來，她想看什麼都會被允許，哪怕是跳舞的玉米片，他會評價道：“好吧，它倒不失其聰明之處。”我覺得這是對我的一種警告。
他對肯尼迪和尼克松是怎麼想的？
“哼，無非就是兩個美國佬罷了。”
我試圖再推動一點談話。
“你的意思是什麼呢？”
要是你請他深入他覺得沒必要談論的話題，或者證明某個無須多言的論點，他一準會把上嘴唇那麼一撇，露出一對沾著煙草漬的大門牙。
“無非就是兩個美國佬罷了。”他說，彷彿這話我第一次沒聽進去似的。
就這麼，我們坐著，沒有交談，不過也並非沉默著，因為，你或許記得吧，他呼吸起來山響。氣流彷彿一路從石頭嶙峋的小巷拖過，擠進一重重咯吱作響的大門，發展為一種吱吱咯咯的聲音，好像他胸膛裡一架奇怪的機器有許多塑料管，噴出彩色泡泡。你最好假裝毫不在意，這一點我想我很快就會習慣。不過，它在屋裡佔據了大部分空間。他本人也一樣——不管怎樣，單憑高高鼓起的、結實的大肚皮，大長腿，還有他的表情，他就足以做到這個了。是一種什麼樣的表情呢？就彷佛他掌握了一份清單，上面列著他記得的，以及知道他遲早會遭到的各種冒犯，他正竭力讓你明白，他有把握耐心十足地扛住所有你知道自己做錯的事，以及你甚至都還沒料到會做錯的事。我想，很多做父親和做爺爺的都力圖擁有此種表情——哪怕與他不同，在自己的家以外毫無權威可言的人也是如此——不過，要說有什麼人能把這種表情做得精確無比、永不出錯，可就非他莫屬了。
R，我在這裡有好多事要忙，沒時間——按他們的說法——去閒逛了。候診室的牆面，因為被一代又一代病人用椅背抵著，已經磨損不堪。桌上的《讀者文摘》都成了碎片。病歷塞在檢查台下的硬紙盒裡，廢紙簍——柳編的——頂端全都破破爛爛的，好像老鼠啃過一般。家裡也好不到哪去。樓下的洗面池里布滿棕色頭髮似的裂縫，馬桶裡有一片令人難堪的鏽斑。嗯，你想必看到過那個。我知道這挺蠢的，不過我覺得最鬧心的還要數優惠券和廣告單了。它們塞在抽屜裡，壓在茶碟下，或者到處亂放，上面的優惠或折扣都已經過期幾週、幾個月甚至幾年了。
不是說他們已經破罐子破摔，或者沒做過任何努力。不過事情沒那麼簡單。他們不再要B夫人洗衣服，而是送出去洗。這個很明智，但是老爸總記不得哪天衣服可以送回來，總是嚷著白大褂是不是夠穿，家裡也總是亂得不可開交，無處可尋。 B夫人一心以為洗衣店是騙人的，會故意拖時間，好把名字牌扯下，縫到質量差的衣服上。因此她總和送衣服來的人吵架，指責他故意最後一個送這家——沒準真是的。
然後，屋簷需要清洗，負責這事的是B夫人的侄子，但他閃了腰，換成他兒子來。可他兒子有好多活兒要幹，就一直拖著，等等，等等。
老爸用這個侄兒的名字來稱呼侄兒的兒子。他對所有人都這麼幹。他用前一任，或者甚至再前一任老闆的名字來稱呼鎮上的店主和商人們。這可不全是因為記憶力不行。其實是一種傲慢之舉。覺得自己無須費心記這類事。無須關注變化。或者關注某個個人。
我問他想在候診室牆上刷什麼顏色。淺綠色，我建議，或者淺黃色？他說，誰來刷？
“我。”
“我從不知道你還是個油漆匠嘛。”
“我在住過的房子裡自己刷過油漆。”
“誰知道呢，我又沒看到。你刷油漆的時候，打算讓我的病人到哪裡去呢？”
“我在星期天刷。”
“他們有人聽說這種事會不高興的。”
“開玩笑嗎？在現如今這年代？”
“這年代或許和你以為的不大一樣。至少在這裡。”
然後我說，我可以晚上乾，他說第二天很多人聞了那味道會想吐。到頭來，我唯一被允許做的就是扔掉那些《讀者文摘》，換上一些《麥考林雜誌》、《城堡女主人》、《時代周刊》和《星期六晚報》。然後他告訴我有人抱怨了。人們想在《讀者文摘》裡翻找記得的老笑話。此外有些人不喜歡現代作者。比如皮埃爾·伯頓。
“太糟了。”我說，聲音不可思議地顫抖著。
然後我對付起了餐廳的檔案櫃。我猜想裡面塞的大概都是早就死掉的人的病歷，要是把它們清空，我就可以把硬紙盒裡的病歷挪過來，把櫃子移回診室，擺到它該擺的地方。
B夫人看到我在幹啥，一個字也沒跟我說，徑直跑去叫來老爸。
他說：“誰說你可以在這裡到處胡來？我可沒說過。”
R，上次你來這裡，B夫人回家過聖誕節了。 （她有一個好像半輩子都在得肺氣腫的丈夫，沒孩子，不過有一大堆侄兒侄女和各種親戚。）我想你從沒見過她。不過她見過你。她昨天對我說：“你要訂婚的那個什麼什麼先生在哪兒哪？”她當然注意到了我沒戴戒指。
“我想在多倫多吧。”我說。
“去年聖誕，我在侄女家裡，我們看到你和他在水塔邊走過，我侄女說：'真不曉得這兩人要去哪兒？'”這是她的原話，我已經習慣了，只是在寫下來的時候又覺得怪。我猜她的意思是我們打算去找個地方乾那事吧，不過那會兒冰凍三尺，你還記得嗎，我們只是一心想遠離那房子罷了。哦不。我們之所以出門，是為了方便繼續吵架，因為再也按捺不住啦。
B夫人為老爸工作，差不多是從我離家上學那會兒開始的。在那之前，我們請過一些年輕女士幫忙，我挺喜歡她們，可她們紛紛辭職去結婚，或者去戰時工廠工作了。我九歲還是十歲的時候，去過一些同學家，回來問老爸：“為什麼我們家的女用人要跟我們一起吃飯？別人家的女用人都不跟他們一起吃。”
老爸說：“你得管巴里夫人叫巴里夫人。要是你不想跟她一起吃飯，自己走開到柴房吃好了。”
然後我開始纏著她，設法逗她說話。經常她不願開口。不過，一旦她說了點什麼，我肯定如獲至寶。我在學校裡好好模仿了她一陣。
（我）你的頭髮真黑啊，巴里夫人。
（B夫人）俺家所有人都有黑頭髮哩。全都有黑頭髮，可從來不變灰哩。它是打俺娘家傳下來的。他們躺到棺材裡都是一頭黑髮哩。俺外公嚥氣後，他們把他在公墓裡擺了一個冬天，因為地面凍住咧。來春他們打算把他埋下地兒了，俺們有人說：“俺們來瞅瞅他一冬天變啥樣了吧。”於是俺們讓人把棺蓋弄開，他躺在裡面，啥都沒變，臉沒變黑，也沒凹下去啥的，他的頭髮還是黑漆漆的。黑漆漆的喲。
我甚至會模仿她的干笑——一種輕笑或呵呵笑，它不是為了表示有什麼好笑的事，只是用作語氣詞。
我遇到你那會兒，已厭倦這種模仿了。
在B夫人跟我講過這些關於她的頭髮的事之後，有一天，我看到她從樓上的浴室跑出來。她急急忙忙去接電話，那個我是不允許接的。她頭髮外裹著毛巾，一縷深色液體從她臉的一側淌下。一種深紫色液體，我以為她在流血呢。
就好像她身體裡流淌的是一種古怪、陰暗、充滿邪惡的血液，就像她的本性有時候顯露的那樣。
“你的腦袋流血啦。”我說。她答道：“哎喲，別擋道。”便跌跌撞撞地跑去接電話了。我走進浴室，看到臉盆裡一道一道的紫色水流，架子上擺著染髮劑。這事我倆一個字都不曾再提，她繼續吹噓她娘家人如何在棺材裡也是一頭黑髮，將來她也準是如此。
那些年裡，老爸有一種跟我打招呼的古怪方式。他會走進我待著的房間，好像沒看到我似的，自顧自朗誦道：
有時他會用一種舞台上的共鳴腔跟我說話。
“你好啊小姑娘。想吃一顆糖果嗎？”
我就得用一種假裝小女娃娃的聲音回答：“哦是的，先生。”
“哇哦，”古怪地拖長“啊”這個音，“哇哦，你不——啊——能吃。”
還有：
“所羅門·格倫迪，出生在星期一……”他會用一根手指點點我，讓我接下去。
“變基督徒在星期二……”
“結婚在星期三……”
“病倒在星期四……”
“病重在星期五……”
“死在了星期六……”
“埋在了星期日……”
然後兩人一起打雷一般吼道：“那就是所羅門·格倫迪的下場！”
這些片段從來沒有開場白，結束後也沒有任何評論。開玩笑地，我一度管他叫所羅門·格倫迪。到了第四還是第五次的時候，他說：“夠了。那不是我的名字。我可是你父親。”
打那之後，我們好像就不再背誦什麼歌謠了。
我第一次在校園遇到你，咱倆都是獨自一人的時候，你好像記得我，卻不知道是不是該打招呼。你剛教過我們班，我們的老師病了，你來頂他的課，你不得不講關於“邏輯實證主義”的課題。你開玩笑說，從神學院找個人來講這個，實在很可笑呢。
你好像遲疑著不知該不該說“你好”，因此我開口了：“法國的前任國王是個禿子。”
那是你給我們舉的例子，想說明一種因為其主語並不存在而毫無意義的陳述。但是你做出了一個實實在在吃驚而困窘的表情，旋即用一種職業微笑掩蓋住它。你那會兒是怎麼看我的呢？
一個自作聰明的傢伙。
R，我的小腹仍有點臃腫。上面沒留下什麼斑紋，不過我還是可以把肚皮捏起一把來。此外我一切正常，體重已恢復到平時，或者還要再輕一點。不過，我覺得我好像老些了。我想，我看起來比二十四歲要老。頭髮仍舊是長的，髮型過時，實際上亂七八糟的。這是否是對你的一種紀念呢，因為你從不喜歡我剪短它？我也不知道。
總之，我開始在鎮上長時間散步，作為鍛煉。從前，我夏天經常溜出門，隨心所欲地亂逛。那會兒我不知道有什麼規矩要遵守，對人們的階層也一無所知。或許是因為從沒在鎮上上學的緣故吧，也有可能是因為我們住的位於長巷盡頭的這幢房子，遠遠位於鎮子之外。沒有正確的歸屬感吧。那會兒，我會沿馬道走到馬厩，那裡的人要么是馬主人，要么是雇來的馴馬師，除我之外，其他小孩都是男孩子。我誰都不認識，但是他們全都知道我。換言之，他們都不得不帶著我一起玩，因為老爸的緣故。我們得到允許，可以餵馬飼料，跟在馬後面拾馬糞。這好像充滿冒險色彩呢。我戴著老爸的舊棒球帽，穿條鬆鬆垮垮的短褲。我們會爬到屋頂上，他們互相格鬥，盡力把彼此推下去，但從來不敢冒犯我。大人們會時不時叫我們滾蛋。他們會問我：“你父親知道你來這裡嗎？”然後，男孩子們會開始互相調笑，被逗弄的那個會發出作嘔的聲音，我知道那是個跟我有關的玩笑。所以我不再去了。我放棄了做一個金色西部女郎的想法。我改成走到碼頭，看看湖里的船，不過，我想我還沒大膽到夢想人家接受我做一個下級水手吧。此外我也沒裝模作樣，想讓他們以為我不只是個普通女孩。有一個男人俯身沖我嚷道：
“嗨。你那里長毛沒有？”
我差點脫口而出“請問你說啥”了。比起感到害怕或受辱，我更多的是覺得不可思議。一個成熟的、有正經工作的男人，居然會對我兩腿中間那片癢乎乎的新生毛毛感興趣。居然會不厭其煩特地來對此表示厭惡，正如他那腔調顯然表明的。
如今馬厩已經拆除。通往碼頭的道路也沒原先陡峭了。新裝了一架穀物輸送機。新的郊區也出現了，和所有地方的郊區一模一樣，這也正是大家喜歡它們的原因。現在沒人步行了。所有人都開車。郊區是沒有人行道的，老街邊的人行道則已荒廢，因為霜凍而裂開、歪斜，被泥土和草皮蓋住。我們家門口的小巷裡，原先位於松樹下的長長的泥土小路，已被層層松針、雜亂的小樹苗和野覆盆子藤覆蓋了。過去數十年，人們都是沿這條小路走來看病的。他們會沿公路邊人行道上岔出的一條專門的小徑走出鎮子（這種岔出的專門的小徑一共就兩條，另一條通往公墓），踏上位於小巷一側、夾在兩排松樹中的小路走來。因為自打上世紀末起，就有一位醫生住在這裡。
形形色色鬧哄哄、邋裡邋遢的病人們，小孩子和媽媽們，還有老人們，整個下午絡繹不絕，夜裡還有更安靜些的病人獨自前來。我經常坐在一棵被一大堆丁香灌木包圍的梨樹下偷看他們，年輕女孩都喜歡偷看嘛。現在，整堆丁香灌木已經消失、清除一空了，以便B夫人侄子的兒子用電動除草機。我經常偷看當時為了出門看病而精心打扮的夫人們。我記得戰爭結束後的時裝。長長的大擺裙、腰封和帶墊肩的上衣，有時還配白色短手套，因為那會兒不光去教堂要戴手套，夏天也戴。帽子也同樣並非僅限於教堂。框著臉蛋的彩色草帽。點綴著淺色輕柔荷葉邊的裙子，肩頭是披肩一樣的花邊，緞帶似的腰帶系在腰上。披肩一樣的花邊會在風中揚起，女士們就會舉起一隻戴著鉤線手套的手，把它從臉上拂開。這個姿勢對我而言，彷彿象徵著難以企及的女性魅力。那麼一小塊舉到完美的絲絨般嘴唇邊的網紗。或許，我有這種感受，是因為我沒媽媽吧。不過，我可不知道誰能有像她們那樣的媽媽。我蹲在灌木叢中，啃著帶斑點的黃色梨子，仰慕著。
我們有個老師教我們讀諸如《帕特里克·斯賓斯》和《兩隻烏鴉》之類的古老歌謠。學校裡還興起了一陣編寫歌謠的風潮。
歌謠確實會用韻腳牽著你的鼻子走，讓你顧不上琢磨它的意思。於是乎，我嘴裡嚼著爛乎乎的梨子，現編起來。
馬蜂蜇得我受不了的時候，我就回到房子裡。巴里夫人總待在廚房裡，抽香煙，聽收音機，等老爸喊她。她會待到最後一個病人離開，把這地方清理完才走。要是診室里傳來一聲痛苦的喊叫，她就會發出她那種慘叫一般的笑聲說：“就叫吧你。”我才不會費心向她描述我看到的女人們的衣服或模樣呢，因為我知道她不會因為什麼人長得美或穿得好就仰慕她。就像她也不會因為有誰懂得什麼沒用的知識，比如某門外語，而仰慕那人一樣。她仰慕的是玩牌高手，還有織毛衣高手——這說明了一切。她覺得很多人都沒用。老爸也這麼說。他用不著。我真不禁想問，那麼如果說誰確實有用的話，能用來幹什麼呢？不過，我知道他倆都不會回答我。相反他們會吩咐我別這麼刨根問底。
要是我打算把這些信都寄給你，我該往哪兒寄呢？一想到往信封上寫你的地址，我就渾身一陣虛弱。想著你在同樣的地方繼續著同樣的生活，只是沒了我，這太痛苦了。但是，想著你不在那裡，到別處去了，而我不知道是哪裡，更痛苦。
親愛的R，親愛的羅賓，我居然會不知道這事，你怎麼看的？真相一直就擺在我眼前呀。要是我在這裡的學校上學，那我肯定早就知道了。要是我有朋友的話。某個高中的女同學，大點的女孩中的一個，一準早就明明白白地告訴我了。
就算沒有，我在假期還是有好多時間的。要是我不曾只關注自己，在鎮上亂逛，忙著編歌謠，我或許自個兒也能琢磨出來。現在一回想，我明白了，晚上來的病人，那些女士們，有些是搭火車來的。她們和她們的美麗裝束讓我想到了夜間火車。深夜還有另一趟火車路過，她們想必就是搭它回去的了。當然了，也大有可能是一輛汽車把她們送到巷子口。
告訴我的說法是——我想，是B夫人說的吧，而不是他——她們是來找老爸打維他命針的。我知道這個，因為每次聽到哪個女人發出呻吟，我就會想，好了，現在她在打針呢，我還會有點狐疑，想著這些女人如此老練、穩重，怎的對針頭卻那麼害怕。
即使現在，這還是讓我花了好幾個星期才想明白。這段時間足以讓我漸漸熟悉這幢房子裡的生活方式，終於不再夢想舉起油漆刷，也不會再擅自去整理抽屜或丟掉舊雜貨的發票了，除非先問過B夫人（不過問她也是白問）。也終於不再試圖勸他們接受什麼，哪怕只是現磨咖啡了。 （他們寧願喝速溶咖啡，因為它的味道始終如一。）
老爸把一張支票放在我的碟子邊。就在今天，星期天的午餐時分。巴里夫人星期天是不來的。老爸從教堂回來後，我們吃了一頓冷午餐，飯是我做的，內容是切片肉、麵包、西紅柿、泡菜和奶酪。他從不要求我跟他去教堂——沒準生怕我會趁機發表一通他根本不屑於聽的言論吧。
支票面額五千美元。
“這是給你的，”他說，“這樣你可以有點底子。你可以存銀行，也可以自己決定投資點什麼。去看看利率是多少吧。我搞不清了。當然了，你還會得到這幢房子。就像俗話說的，等到了時候。”
一筆賄賂嗎？我想著。可以用來開始一個小生意，或者開展一次旅行的錢？可以用作首付，買一幢屬於我自己的房子，或者用來回到大學，再獲得一些被他稱為“無法兌現的”學分。
用來打發我的五千美元。
我謝了他，或多或少是為了繼續交談的緣故，我問他是怎麼處理自己的錢的。他說那不值一提。
“如果你需要建議的話，去問比利·辛德好了。”然後他想起來比利·辛德不再乾會計了。他已經退休。
“那裡換了個新人，叫的是個古怪的名字，”他說，“有點像伊普西蘭蒂，但又不是伊普西蘭蒂。”
“伊普西蘭蒂是密歇根的一個市。”我說。
“是密歇根的一個市不錯，但它成為密歇根的一個市之前是一個人的名字。”老爸說。好像是個早在1800年代抗擊土耳其人的希臘軍領袖。
我說：“哦。在拜倫的戰爭中。”
“拜倫的戰爭？”老爸說，“你為什麼這麼叫它？拜倫沒打什麼仗。他是得傷寒死的。然後等他一死，就變成了大英雄，是為希臘人而死的，等等等等都來了。”他辯論似的說道，好像我該為此錯誤，為這場關於拜倫的胡說八道負責。不過他很快平靜下來，給我講起了，或者說是為他自己回憶起了抗擊奧斯曼帝國的過程。他提到了“高門”政府，我真想問，我從來就沒搞明白過，是否真有一個什麼門，還是說它指的是君士坦丁堡，或者蘇丹的宮廷？不過最好還是別插嘴。當他開始這種滔滔不絕時，就意味著在一場未曾公開的暗戰中的一種和解，或者是一段緩和期。我面對窗子坐著，透過紗簾，可以看到一簇簇棕黃色樹葉沐浴在充沛溫暖的陽光中（根據今晚的風聲來判斷，估計今後好一陣子都不會再有這種天氣了），我不禁想起孩提時代，每次我設法用一個問題或者純粹出於偶然，讓他陷入這種嘮叨的時候，所感到的寬慰和秘密的快樂。
比如說地震吧。它們會在火山山脊處爆發，但是最大的地震之一就發生在大陸中央，在1811年密蘇里州的新馬德里（注意哦，念做“新馬德——裡”）。這個就是他告訴我的。地裂。地表看不出痕蹟的顫動。石灰石中出現的大洞，地表之下的水流，如果時間足夠，足以碎裂成礫石的大山。
還有數字。我有次問他數字的事，他說，哼哼，它們叫做阿拉伯數字，不是嗎？傻瓜都知道。但是希臘人本來可以設計出一個更好的體係來著，他滔滔不絕起來，希臘人本來可以做到這個的，只可惜他們沒有零的概念。
零的概念。我把這存儲到記憶中，就像把一個包裹收藏到架子上，準備將來哪天再打開。
B夫人也在的話，要讓他說這些東西，就想都別想嘍。
別管閒事，他會說，吃你的飯吧。
就好像我問他任何問題都別有用心似的，我想也確實如此吧。我不是煞費苦心，想控制談話的方向嗎？此外，撇下B夫人是不禮貌的。所以，她對於是什麼造成了地震或者數字的歷史這類話題的態度（一種不僅漠然，而且不屑一顧的態度）才是值得尊重、最有決定權的。
這樣，我們又回到了B夫人。時間是現在，說說B夫人吧。
昨晚我大約十點才回來。我去參加一個歷史學會的會議了，或者說，至少是為組織這個學會而開的會議吧。出席者一共五人，其中兩個拄著拐杖。我打開廚房門，看到B夫人的身影嵌在後廳的門廊裡——後廳位於診室與洗手間和房子的前半部分之間。她手上捧了一個蓋住的盆，往洗手間走，她完全可以繼續走她的，在我進門時路過廚房。那樣我可能都不會注意到她。可她中途停下了，站在那裡，身子半轉向我。她把臉沮喪地一皺。
哎喲喲，給逮個正著嘍。
然後她疾步朝洗手間走去。
這是故意的。這種吃驚、沮喪、匆忙的走開。甚至她朝前舉著盆子，讓我不得不注意它的姿勢。全是有意為之。
我能聽到老爸的聲音在診室裡隆隆作響，在與一個病人交談。就算沒聽到這個，我也能看到診室的燈亮著，看到病人的車停在門外。如今沒人步行了。
我脫掉外套，上了樓。我所在意的只是不能讓B夫人得逞。不要提問，不要得出任何震驚的結論。不要去問你盆裡是什麼呢，B夫人？喲，你和我爹地在搞啥呢？ （不過我可從沒管他叫過什麼爹地。）我立刻忙著在尚未啟封的一隻書箱裡亂翻起來。我在找有安娜·詹姆森文章的期刊。我答應把它們送給會上除我之外另一個不到七十歲的人。他是個攝影師，對加拿大的歷史有點研究。他本想當歷史老師，但口吃妨礙了他。這些都是他告訴我的，我們站在人行道上聊了半個小時，卻始終沒有邁出決定性的一步去喝杯咖啡。互道晚安時，他告訴我本想請我喝咖啡來著，但他不得不回家接老婆的班，照料得了疝氣的寶寶。
我找啊找的，倒把整箱書都翻了出來。感覺像是在昔日的廢墟中搜尋。我翻來找去的，直到病人離開，老爸把B夫人送回家，上樓用了洗手間，終於上床為止。我這裡讀一段，那兒看一段的，弄到疲憊不堪，幾乎躺在地板上就睡著了。
然後，今天午飯時，老爸最後總結道：“管他什麼土耳其人呢！都是古代歷史罷了。”
我只好開口了：“我想我知道這裡是怎麼回事了。”
他抬起腦袋，還噴了一下鼻子。他確實這麼乾了，像匹老馬似的。
“你知道了，是嗎？你以為你知道了什麼？”
我說：“我不是在指責你。我並沒有反對啊。”
“是嗎？”
“我贊成墮胎。”我說，“我相信它應當是合法的。”
“這個詞你在這個家裡不許再提了。”老爸說。
“為什麼？”
“因為這個家裡可以說什麼由我說了算。”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嘛。”
“我明白你嘴巴太大。你是個大嘴巴，腦瓜又不夠使。教育太多，常識太少。”
我仍舊不死心。我說：“應當讓人們知道。”
“是嗎？知道和閒扯可不是一回事。你給我牢牢記著。”
我們這一天其餘時間都沒說話。我為晚飯做了通常的烤肉，我們默默吃著。我覺得這對他來說一點也不難。到目前為止，我也這麼覺得，因為一切都顯得那麼愚蠢、那麼過分，而且我在生悶氣，不過我不會永遠保持這種心情，我遲早會道歉。 （你對此想必並不意外吧。）看起來真是我離開的時候啦。
昨晚那個年輕人告訴我，他覺得放鬆的時候，就不會口吃。比如和你說話的時候，他說。或許在某種程度上，我可以讓他愛上我呢。我可以為了解悶而這麼幹嘛。我在這裡能過的就是這種日子。
親愛的R。我還沒走。迷你車的車況不合適幹這事。我送它去大修了。此外天氣也變了，轉而刮起一種秋天的大風，它攪動湖水，拍擊湖岸。它——這風——讓巴里夫人在她自家前門台階上側身摔倒，胳膊肘摔得粉碎。摔壞的是左胳膊。她表示可以用右胳膊幹活，但老爸告訴她，這是嚴重的粉碎性骨折，他建議她休息一個月。他問我是否介意推遲出發。這是他的原話——“推遲出發”。他沒問我打算去哪裡，他只知道那輛車的情況。
我自己也不知道打算去哪裡。
我說好啊，要是有用我就留下。因此，我們彼此相敬如賓。實際上這樣挺愉快的。我在家裡試著按照B夫人的方式做事。我不再想著整理房間，也不再討論要修理什麼。 （屋簷已經修好——B夫人的親戚果真上門了，我又吃驚又感激。）我像B夫人一樣，把兩本沉甸甸的醫學教科書擱在條凳上，抵住烤箱門。我用她的方式煮肉和蔬菜，想都沒想過往家裡買一個鱷梨、一罐朝鮮薊花心或者一個大蒜頭，儘管我看到超市裡所有這些都有的買。我用咖啡罐裡的粉末衝咖啡。自己也試著喝，想看看能否習慣，結果當然能嘍。我每天結束時都清掃診室，還照管洗衣事宜。洗衣店的伙計喜歡我，因為我從不指責他什麼。
我被允許接電話，不過，如果是一個女人找我父親，而且不主動講述病情，我就應當記下她的號碼，告訴她醫生會給她回電。我照做了，但是有時對方乾脆掛斷了。我告訴老爸，他說：“她很有可能會再打來。”
這樣的病人不多——他稱之為特殊病人。我不確定——差不多一個月一個吧。大多數時間他治療的都是喉嚨痛啊、腸子扭結啊，耳朵發炎啊等等毛病。心跳過速、腎結石、消化不良。
R，今晚他來敲我的門。門沒關緊，不過他還是敲了。我在看書。他問我——當然不是用的請求語調，不過我得說那是一種合理的尊敬語調——是否願意到診室幫把手。
B夫人走後的第一個特殊病人。
我問他需要我做什麼。
“只要別讓她亂動就行，”他說，“她還年輕，不習慣這個。好好洗一洗手，用樓下洗手間裡瓶裝的肥皂洗。”
病人平躺在檢查台上，腰部以下蓋著一床毯子。她上半身穿戴齊整，穿一件深藍色對襟羊毛衫和一件白外套，領子上綴著花邊。衣服鬆鬆地裹著她尖銳的鎖骨和幾乎平坦的胸部。她的頭髮是黑色的，緊緊朝後梳去，編成辮子別在頭頂。這個嚴謹拘束的髮型突出了她細長的脖子，強調了她勻稱骨感的白臉，以至於從遠處看，她沒準會被當做一個四十五歲的女人。湊近看，你會發現她非常年輕，或許也就二十歲。她的褶子裙掛在門後。下面露出白色內褲邊兒，這個她小心地掛在裙子後頭。
她抖個不停，雖然診室裡並不冷。
“現在呢，馬德萊娜，”老爸說，“我們首先得把你的膝蓋抬起來。”
我好奇他是否認識她。或者他只是隨口問了下，便用起了這女人報的隨便什麼名字？
“放鬆，”他說，“放鬆。放鬆。”他調整好扣帶，把她的腳套進去。她赤裸的雙腿好像從沒見過太陽。她穿著平底鞋。
她的膝蓋在這個新位置抖得厲害，都撞到了一起。
“你得設法穩住點才行，”老爸說，“你知道，現在，除非你也表現好一點，不然我沒法做我的工作呀。你想蓋床毯子嗎？”
他對我說：“去拿床毯子給她。在那邊架子的底層。”
我把毯子蓋到馬德萊娜的上半身。她沒看我。她的牙齒直打顫。嘴唇緊閉。
“現在呢，朝這裡滑下來一點點。”老爸吩咐道，然後對我說：“抓住她的膝蓋。分開。輕輕按住她。”
我把手伸到女孩的膝蓋上，盡可能輕地把它們分開。老爸的呼吸把匆忙而含糊的評論聲填滿整個房間。我不得不相當用力地抵住馬德萊娜的膝蓋，免得它們再猛地合攏。
“老太婆哪去了？”她問。
我說：“她在家呢。她摔了一跤。現在我替她。”
這麼說她以前來過。
“她挺狠的。”她說。
她的聲音實事求是，幾乎是一種低聲咆哮，迥異於我從她身體的畏縮想像出的神經質的聲音。
“希望我沒那麼狠啊。”我說。
她沒回答。老爸拿起一根有點像毛線針的細竿子。
“現在，最難的一關到啦。”他說。他像是在談天一樣，比我所知的任何時候都要溫和。 “你越緊張，這就越難。所以還是——放鬆。好了。放鬆。好姑娘。好姑娘。”
我試圖說點什麼，好讓她放鬆或分散注意力。我可以看出老爸在做什麼了。在他身邊鋪白布的桌子上，分散地擺著一系列竿子，全都同樣長度，口徑由細到粗。這些就是他要用上的，一個接一個地，用來打開、拉伸宮頸。從我的位置，視線被女孩膝蓋上蓋的單子擋住，沒法看到這些器具實際的、深入的運動。但我可以感覺到它們，因為她的身體被一陣陣痛苦之浪所襲，它甚至壓過了驚恐的痙攣，實際上反倒讓她安靜些了。
你從哪來？你在哪裡上學？你有工作嗎？ （我注意到了結婚戒指，不過有可能她們全都戴著這個。）你喜歡你的工作嗎？你有兄弟姐妹嗎？
她幹嗎會願意回答任何一個問題呢，哪怕她並不痛苦？
她從齒縫倒抽著冷氣，眼睛直瞪著天花板。
“我明白，”我說，“我明白的。”
“已經到了，”我父親說，“你是個好女孩。安靜的好女孩。不會太久了。”
我說：“我打算粉刷這間房間，但是一直沒機會。要是你來粉刷，你會選什麼顏色？”
“哎喲，”馬德萊娜說，“哎喲。”突然受驚地吐出一口氣。 “哎喲。哎喲。”
“黃色，”我說，“我想用淺黃色。或者用淺綠色？”
這時我們已經用到了最粗的針，馬德萊娜把腦袋朝後仰到平平的枕頭上，繃緊長脖子，張大嘴巴，嘴唇咧開著，露出了牙齒。
“想想你最喜歡的電影。你最喜歡哪部電影？”
一個護士對我問過這個，就在我抵達難以想像的無休無止的疼痛高峰，相信不可能有解脫，絕無希望的時候。這世上怎麼可能還有電影呢？現在我對馬德萊娜也問了同樣的話，馬德萊娜的眼睛冷漠無神地掃過我，就像看著一堆毫無用處的廢物。
我冒險從她的一隻膝蓋上鬆開手，碰碰她的手。我吃驚地發現，她飛快地、猛力地攥住它，揉著我的手指。總歸有點用處了。
“來點那啥……”她從齒縫中吸氣道，“嘶啊……哎喲。”
“好了，”老爸說，“我們快好了。”
詩。
來點什麼詩好呢？ 《奇可瑞多可瑞多克》？
我腦海中浮現出你經常背誦的那首，《流浪者安格斯之歌》。
“'我走進一片榛樹林，只為心中燃著一團火……'”
我不記得接下來是什麼了。大腦一片空白。接著，我偏偏想起最後一段。
想像一下吧，我在老爸面前背詩。
她是怎麼想的，我無從知道。她閉上了眼睛。
我以為我會害怕死亡，因為我媽就是這樣死的，難產。但是，一旦我抵達了那個高峰，我就發現，其實死與生，就像最喜歡什麼電影一樣，都是些無關緊要的概念。我撐到了極限，覺得絕無可能撼動彷彿是枚巨蛋，或者一顆失火行星的那東西，它根本不像個嬰兒。它卡住了，我也一樣，卡在一段永無止境的時空中——我根本沒可能掙脫，所有反抗都被擊潰。
“現在，我要你幫忙了，”老爸說，“我要你幫把手。取盆來。”
我捧起看到巴里夫人捧過的盆。我舉著它，等他用一種有點像精巧的廚房刀具似的東西刮女孩的子宮。 （我不是說真是廚房刀具，不過我覺得它看起來挺家常的。）
因為又紅又腫，哪怕消瘦的年輕女孩的下體也可能變得肥大多肉。生產之後，產婦病房裡，女人們隨意地，甚至示威般地躺著，毫不掩飾她們灼痛的切口或撕裂，她們縫了黑線的傷口、受損的膜瓣和臃腫鬆弛的腰腿。真夠壯觀的。
現在子宮裡撲通撲通地湧出酒色凝結物和血水，裡麵包含了胎兒。就像麥片盒子裡的小玩具，或者爆米花里的小獎品。一個小小的塑料娃娃，像一片指甲般微不足道。我沒試著去找它。我抬著頭，避開溫熱血液的味道。
“洗手間，”老爸吩咐，“用那個蓋上。”他指的是放在弄髒的竿子邊上的一片折疊布。我不想問出：“衝下馬桶嗎？”所以就姑且這麼理解了。我端著盆子走過大廳，走到樓下的抽水馬桶，倒下這些東西，衝了兩遍馬桶，洗乾淨盆子，帶了回來。老爸已經給女孩收拾好了，在交代事項。他擅長這個——做得很麻利。不過他的臉看起來沉重無比，彷彿疲憊得隨時會從骨架上掛下。我突然意識到，他是希望我從頭到尾都在這裡的，免得他萬一癱倒。 B夫人，至少在過去，都是在廚房等著，最後才進去。也許現在她也自始至終陪在他身邊了。
要是他癱倒了，我真不知道自己會做什麼。
他拍拍馬德萊娜的腿，告訴她應當平躺。
“躺幾分鐘再起來，”他說，“你有車來接嗎？”
“他應該一直在外面等我，”她虛弱而忿恨地說，“他應當哪兒也不去的。”
老爸脫下工作服，走到候診室窗口看看。
“說得不錯，”他說，“就在那兒哪。”他發出一聲含義不明的咕噥，問：“洗衣籃在哪裡？”大概想起它已經放回他剛才工作的那間通亮的診室，於是又走回來，丟下工作服，對我說道：“要是你能整理這裡，我將不勝感激。”整理意味著消毒、做掃尾工作。
我說可以。
“很好，”他說，“我現在得說再見了。等你休息好了，我女兒會送你出去的。”聽到他說“我女兒”而不是我的名字，我有點吃驚。當然我聽他這麼說過。比如在不得不介紹我的時候。不過還是很意外。
馬德萊娜一等他走出門，就把雙腿甩下台子。她踉蹌了一下，我過去扶她。她說：“不用，不用，只是從桌子上下來太快了。我把裙子放哪了？我可不想這副模樣到處走動。”
我從門後取來她的裙子和內褲，她不需要幫助，自己穿上，只是抖個不停。
我說：“你應當休息一會兒。你丈夫會等你的。”
“我丈夫在凱諾拉的林子里幹活呢，”她說，“我下週去那裡。他弄到個地方，我可以住下。”
“喲，我把外套丟哪兒啦。”她說。
我最喜歡的電影——你知道的，護士問我的時候，我本該想起來的——是《野草莓》。我記得那家破舊的小電影院，我們經常在裡面看那些瑞典、日本、印度和意大利電影，我記得它最近從“鬧騰系列”電影與馬丁和劉易斯的片子又改回來了，不過我記不得放的是哪一部了。你是給未來的牧師們上哲學課的人，所以你最喜歡的電影應當是《第七封印》才對，不過，真是那樣嗎？我想是部日本電影才對吧，只是我不記得它是講什麼的了。反正我們過去經常從家走到劇院，足足兩英里呢，我們一路展開熱烈的討論，聊著人類的愛情和自私，上帝和信仰和絕望。回到我的出租屋，我們不得不住嘴。我們得躡手躡腳走上樓梯，進到我的房間。
哎呀呀，你進房間時，總會驚奇欣慰地這麼感嘆。
上個聖誕節，我帶你回這裡時，本該無比忐忑的，要不是我們已經深深地陷入爭吵的話。帶你見老爸時，我本該小心翼翼、唯恐不能保護你才對。
“羅賓？這算是男人的名字嗎？”
你說，不錯啊，這正是你的名字。
他假裝從沒聽說過這種事。
不過事實上你們相處非常融洽。你們就7世紀不同教派僧侶之間的一場巨大分裂展開討論，不是嗎？僧侶們爭鬥的主題是他們是否該剃光頭。
一根鬈毛頭的瘦竹竿，這是他對你的叫法。從他口中說出來，簡直就是讚揚了。
我在電話上告訴他，我們到頭來不打算結婚了，他說：“喲嚇。你難道以為你還能再找到一個嗎？”要是我表示抗議，他準會無辜地表明那隻是個笑話。它確實是個笑話。我沒有再找，不過或許只是因為做此努力的最佳時機尚未到來罷了。
巴里夫人回來了。她離開才不到三週，本該休一個月的。不過，她不得不縮短一天的工作時間。她要花好長時間才能穿好衣服、收拾好她自己的家，所以她很少能在上午十點前趕到（由她侄兒或侄兒的老婆送來）。
“你父親看起來氣色真不好啊。”她一見面就這麼跟我說。我想她是對的。
“或許他應當休息一陣。”我說。
“來找他的人太多啦。”她說。
迷你車已經出了修車廠，錢存進了我的銀行賬戶。我該出發啦。但是，我操心起一些愚蠢的念頭。我想，要是再有個特殊病人怎麼辦？ B夫人怎麼幫他呢？她左手還不能用力，也不可能只用右手端盆子呀。
R，現在是今天啦。今天剛下過第一場大雪。下了一夜，早上，天空清澈湛藍。沒有風，光線亮得驚人。我清早出門散步，踱到松樹下。雪穿過松枝直落下來，像聖誕樹上的裝飾品似的，也有點像鑽石一樣閃閃發亮呢。公路鏟過了，我們的小巷也一樣，這樣老爸可以開車去醫院。或者，我也可以隨時開車走人嘍。
進進出出城鎮的汽車駛過，與平時的早上一樣。
進門之前，我突然想看看迷你車能否啟動，結果能。在副駕駛座上，我看到一個包裹。是一盒兩磅重的巧克力，藥店有售的那種。我想不出它怎麼會在這裡——我想，有沒有可能是歷史學會的年輕人送的禮物呢。這是個蠢念頭。不過還能有誰呢？
我在後門外跺跺腳，抖掉靴子上的雪，提醒自己得放把掃帚在門外。廚房裡已經充溢著今天的強烈光線。
我想我知道老爸會說什麼。
“出門去思索自然啦？”
他坐在桌邊，戴著帽子，穿著大衣。通常這時他應當已經去醫院看病人了。
他說：“他們路上鏟雪了沒？小巷呢？”
我說兩個地方都鏟乾淨了。其實他要是朝窗外看看，就會知道小巷已經鏟過。我把水壺擱到火上，問他出門前要不要再喝杯咖啡。
“好啊，”他說，“只要路鏟過，我可以出門就成啊。”
“今天這鬼天氣。”
“你又不用自己鏟雪，有啥好抱怨。”
我衝了兩杯速溶咖啡擺在桌上，面對窗子和湧入的光線坐下。他坐在桌子另一頭，調整了椅子位置，讓光線照在背上。我沒法看清他的表情，不過他的呼吸像平時一樣陪伴著我。
我跟老爸講起我的事。我其實根本沒打算這麼做。我本想說我要走來著。結果一張口，話就自己湧出來了，我只能又吃驚又欣慰地聽著它們，就像你喝醉時聽自己說話一樣。
“你從不知道我有過一個孩子，”我說，“7月17號生的。在渥太華。我一直在想，一切真是個嘲諷啊。”
我告訴他孩子立刻就被人收養，我不知道是男孩還是女孩。我事先要求不要知道的。而且要求不要給我看。
“我待在喬西那裡，”我說，“記得我說過的朋友喬西吧。她去英國了，但是那會兒她一個人住她爸媽的房子。她爸媽被派到南非去了。真湊巧。”
我告訴他孩子的父親是誰。我說了是你，免得他好奇。我還告訴他，既然咱倆已經訂婚了，而且是正式訂婚，所以我以為我們接下來只需要履行結婚手續就行。
可你不這麼想。你說我們得去找個醫生。一個能給我墮胎的醫生。
他沒提醒我在這個家裡我不可以說這個詞。
我告訴他，你說我們不能就這樣結婚，因為任何會數數的人都會知道我在婚前就懷孕了。我們不能結婚，除非我已經完全沒有懷孕的跡象。
否則你會丟掉神學院的飯碗。
他們會打發你到一個委員會面前，他們會判決你在道德上不配幹這一行。會判決你在道德上不配教育年輕牧師。你會被判決為本性惡劣。就算假設沒這樣，你沒丟工作，只是遭到譴責，或者就算連譴責也沒有，那你也永遠不可能升職。你的檔案中將有一個污點。甚至哪怕沒人對你說什麼，人們也會對你有看法，你會受不了。新生會從老生那裡聽說你的事，關於你的笑話會到處流傳。你的同事們會趁機鄙視你。或者會表示理解，那也同樣糟糕。你會變成一個悄悄地，或者並非悄悄地遭鄙視的人，變成一個失敗者。
怎麼會呢，我說。
哦，會的。千萬不要低估人類靈魂的卑劣。對我也一樣，這意味著毀滅。無所不知的夫人們，老教授的夫人們。她們會讓我永生難忘。即便她們對我客氣——尤其是她們對我客氣的時候。
但是我們可以重新開始，到別處去啊，我說。到某個沒人知道這事的地方去。
人們會知道的。總有人會設法傳得人盡皆知。
此外，這也意味著你不得不從底層重新開始。你得從一份更低的薪水，一份可憐的薪水開始，那樣一來，我們如何養得起一個嬰兒呢？
我被上述論點驚住了，它們與我愛的那個人的思維好像截然不同。我們讀過的書，我們看過的電影，我們討論過的話題——我問是否它們對你都毫無意義。你說不是，可這是生活啊。我問，是否你就是無法忍受別人的嘲笑，是否面對一堆教授夫人就會屈服。
你說，不是這樣，根本不是的。
我扔掉鑽戒，它滾到一輛停著的汽車底下。展開這番爭論的時候，我們正走在我的出租屋附近的街上。那是冬天，和現在一樣。是在1月或2月吧。但是戰爭此後仍舊繼續。你吩咐我去向一個朋友打聽，這個朋友有個據說墮過胎的朋友。我屈服了。我說我會照做。你甚至都不敢冒險親自去打聽。可我撒謊了。我說醫生已經搬走。然後我又承認撒謊。我沒法做到，我說。
可是，是因為孩子的緣故嗎？絕不是。只因為我相信我是對的，在這些爭論中。
我感覺有點不屑啊。看到你爬到停著的車下面摸索的樣子，你的大衣裹著臀部，下擺攤開在地上那樣子，讓我感覺不屑。你在雪地上爬著，尋找戒指，找到了又變得那麼欣慰。你準備摟住我，笑話我，你覺得我也會感到欣慰，我們會當場和解。可我對你說，你這輩子一件像樣的事都乾不了。
偽君子，我說。哭哭啼啼的傢伙。哲學教師。
這並非最後結局。因為我們確實和解了。只不過不曾彼此原諒。我們也沒採取什麼措施。後來就太遲了，我們發現為了堅持自己的立場，大家已經付出太多，所以各走各的路了，真是個解脫。是的，當時我確定這對我倆都是解脫，也是一種勝利。
“所以，那不是很諷刺嗎？”我告訴老爸，“你想想？”
我聽到巴里夫人在門外跺腳，所以匆匆忙忙說完。老爸自始至終僵硬地坐著，我想是因為窘迫，或者是因為深深的厭惡吧。
巴里夫人打開門說：“真該放把掃帚在門外……”旋即驚叫：“你怎麼光坐著？你怎麼啦？你看不出這人死了嗎？”
他沒死。實際上他的呼吸聲像平時一樣噪雜，或者甚至更噪雜。她看到的是他中風了，我要不是因為在講我的事的時候，一直沒看他，否則即便背著光也早該看出這個。他眼睛看不見了，全身癱瘓。他微微朝前傾斜，桌子抵在他結實的圓肚子上。我們試著把他從椅子上拖起，卻只能搖動他的身子，讓他的頭莊嚴地、不情願地耷拉下來俯在桌上。他腦袋上依然戴著帽子。咖啡杯就在他茫然的雙眼前兩英寸遠，仍舊幾乎半滿。
我說我們沒法對付他。他太重了。我跑向電話，打給醫院，讓其餘醫生中開車過來一個人。鎮上還沒救護車。 B夫人沒注意我的話，只顧拉扯老爸的衣服，解開鈕扣，扯下大衣，一邊忙活一邊又是咕噥又是抽泣的。我衝到小巷，敞開大門。又跑回來，拿把掃帚放到門外。我衝進屋，抓住B夫人的胳膊說“你不能……”或者諸如此類的什麼話，她像怒貓一樣瞪我一眼。
一個醫生趕來。我和他一道，終於設法把老爸拖進汽車，塞到後座。我進車坐在他旁邊，抓住他免得他朝前倒。他的呼吸聲前所未有地專橫，好像在責備我們所做的一切。不過事實是，你現在可以抓住他，把他拖來拖去，任意擺弄他的身體，這實在太古怪啦。
B夫人一看到醫生出現，立刻後退，安靜下來。她甚至沒跟我們出門，目送我們把老爸塞進汽車。
這天下午他去世了。時間是大約五點。我被告知從各方面來說他走得都非常順利。
巴里夫人進門那會兒，我還有很多別的話想說。我正打算問老爸，如果法律變了怎麼辦？我打算告訴他，法律可能很快就會更改。或許不會，但也有可能會。那麼他就要失業啦。或者至少失去一部分生意。那對他而言區別大嗎？
我能指望他如何回答？
說到生意嘛，這關你啥事兒。
或者，我還是能掙錢的嘛。
不，我會說。我不是指的錢。我指的是那種風險。那種秘密。那種力量。
改變法律，改變一個人所做的，就改變了一個人的本質？
或者，他是不是會為自己尋找什麼別的風險，別的麻煩事兒，別的什麼秘密的、被質疑的行為來行善呢？
此外，要是法律變了，其他事也會變化。我想到了你，要是你不用因為娶個懷孕女人而蒙羞，那會怎樣？會變得沒什麼可羞恥的。往後看幾年，僅僅幾年而已，那就將是件值得慶祝之事了。有孕在身的新娘會戴著花環，被領向祭壇，哪怕在神學院的小教堂裡也是如此。
不過，要真是這樣了，大有可能又會有些別的事讓人羞恥或畏懼，又會有些別的錯誤需要避免吧。
那我又怎樣呢？我是否要永遠謀求一種高傲的姿態？一種在道德方面的樂趣，一種優越感，一種立場正確的感覺，能讓我因為我的損失而沾沾自喜？
改變人。我們都說希望能做到這個。
改變法律，改變人。可我們又不想所有事情——不要從頭到尾都是——都聽憑外界指使。我們不想我們的本質，我們的一切，都被那樣調製出來。
我說的這個“我們”，到底指誰呢？
R，老爸的律師說：“這太不尋常了。”我意識到對他而言，這已算是相當強烈、相當到位的表述了。
老爸的賬戶裡有足夠的錢支付他的葬禮。正如人們說的，足夠用來埋他了。 （律師除外——這不是他說話的風格。）不過此外所剩無幾。他的儲存箱裡沒股票證券。也沒投資記錄。空空如也。沒有給醫院的，或者他的教會的，或者給高中設立獎學金的遺贈。最令人吃驚的是，沒錢留給巴里夫人。房子及里面的東西都給了我。而這就是全部。此外我還有那五千美元。
律師挺困惑的，而且很痛苦，這種狀況讓他憂心忡忡。或許他擔心我會懷疑他搗鬼。會試圖抹黑他的名譽。他希望知道我的（老爸的）房子裡有沒有保險箱，或者有什麼可以存放一大筆現金的秘密地方。我說沒有。他試圖提醒我——小心翼翼、七彎八繞地，害得我一開始根本沒聽明白——老爸或許有什麼理由需要隱瞞他的收入。因此，一大筆現金藏在某處並非沒有可能。
我告訴他我對錢不是特別在意。
這叫什麼話呢？他幾乎不願直視我的眼睛。
“或許你可以回家，好好找一找，”他建議，“不要忽略那些明顯的地方。有可能是一個餅乾桶。或者床下的一個盒子。人們會挑一些稀奇古怪的地方呢。甚至是那些最理智聰明的人也不例外。”
“或者一個枕套裡。”我走到門口的時候他補充道。
電話裡有個女人說想找醫生。
“很抱歉，他去世了。”
“斯特拉齊醫生。我沒有弄錯人吧？”
“不錯，但是很抱歉，他去世了。”
“有沒有哪個——他有沒有可能有個副手，我跟他說也行啊？這裡還有別人嗎？”
“沒有。沒有副手。”
“你能給我別的什麼我可以打的電話嗎？有沒有別的什麼醫生可以……”
“沒有。我沒有什麼電話可以提供。我不認識任何人。”
“你一定知道這是為了什麼事。這很重要。情況非常特別……”
“很抱歉。”
“這不是錢的問題。”
“不行。”
“請想想看還有誰吧。要是你想到什麼人，可以給我打個電話嗎？我把號碼留給你。”
“這樣不好吧。”
“我無所謂。我相信你。反正這也不是為了我自己。我知道所有人都會這樣說，但我真的不是為自己。我是為了我女兒，她現在問題很麻煩啊。她精神糟透了。”
“我很遺憾。”
“要是你知道我是怎樣才千方百計弄到你這個電話的，你肯定會想法幫我的。”
“抱歉。”
“求求你了。”
“很抱歉。”
他的最後一個特殊病人就是馬德萊娜了。我在葬禮上看到了她。她沒去凱諾拉。再不然就是已經回來。我一開始沒認出她，她戴一頂黑色寬檐帽，插著一支與帽簷平行的羽毛。想必是藉來的帽子——她不大習慣那根老是耷拉到眼前的羽毛。她在教堂大廳的答謝會上，排隊上來跟我說話。我對她說了千篇一律的答謝語。
“非常感謝您能光臨。”
然後我意識到她對我說了一句多麼奇怪的話。
“我猜你一準喜歡吃甜的。”
“或許他沒收錢呢，”我對律師說，“或許他有時不收錢。有人會做善事嘛。”
律師現在已經熟悉我的風格了。他說：“沒準吧。”
“或者確實是用做善事了，”我說，“他沒準做了某件沒留下記錄的善事。”
律師看著我的眼睛好一會兒。
“做善事。”他說。
“嗯。我還沒撬開地窖的地板呢。”我說。他對這個輕浮的玩笑怯生生地報之一笑。
巴里夫人不辭而別。她再也沒出現。葬禮在教堂舉行，答謝會在教堂大廳舉辦，所以也沒什麼要她幫忙的。她沒參加葬禮。她家人也一個沒來。來的人太多，以至於我都沒注意到這個，直到有人對我說：“我沒看到巴里家的人嘛，你呢？”
過了幾天，我給她打電話，她說：“我沒去教堂，因為我得了重感冒。”
我說，我不是為這個打電話的。我說我反正能應付過來，但不知道她有什麼打算。
“哦，我想我沒必要再回那裡了。”
我說她可以來拿點什麼，做個紀念。這時我已經知道了錢的事情，我想跟她說我覺得很遺憾。但不知如何開口。
她說：“我落下了點東西。我能出門時會去拿的。”
第二天早上她來了。她要拿走的是拖把、提桶、刷子和洗衣籃。真不敢相信她一心惦記的就是這些。要說她拿走它們是為了做紀念，這更讓人難以置信，不過沒準真是的。它們是她用了好幾年的東西——她在這房子裡度過的所有這麼多年，除了睡覺，她在這裡度過的時間比在她自己家里長多了。
“再拿點什麼吧？”我問，“做個紀念？”
她在廚房里四處打量，抿著下嘴唇。她本可以擠出個微笑來回答我的嘛。
“我想這裡沒什麼我能用上的了。”她說。
我已經給她準備好一張支票。只需填上數字。我還沒決定五千美元里，應當分給她多少。一千？我一直這麼打算來著。現在想想真叫我慚愧。我想我最好增加一倍。
我掏出先前藏在抽屜裡的支票。我找了支筆。我寫上四千美元。
“這個給你，”我說，“為了所有這些，謝謝！”
她取過支票，瞟了一眼就塞進口袋。我想或許她沒看清上面的數字。然後我看到了那漲紅的臉，窘迫的紅潮，領了人情的尷尬。
她設法用好胳膊摟住所有要帶走的東西。我給她開門。我真想听她再說點什麼，以至於我差點就先說了：抱歉就這麼點錢。
不過，我只是說：“你胳膊還沒好嗎？”
“再也好不了嘍。”她說。她扭開頭，好像害怕我又會親她。她說：“好吧，非常感謝，再見。”
我目送她費力地走到汽車邊。我原以為是她侄兒的老婆開車送她來的。
但這不是她侄兒的老婆通常開的車。我一時間覺得，不管胳膊好沒好，她或許已經找到了個新雇主。一個新的、有錢的雇主。沒準就因為這個，她才表現得慌裡慌張，窘迫又粗魯吧。
不過，鑽出車來幫她拿東西的，到底還是那個侄兒的老婆。我揮揮手，可她只顧擺弄拖把和提桶。
“好棒的車啊。”我喊道，我想這個讚美兩個女人應該都會喜歡吧。我不知道是什麼牌子，不過它嶄新發亮，又大又好看。是一種閃銀的淡紫色。
侄兒的老婆喊道：“嗯哪。”巴里夫人認可地縮著腦袋。
我穿著家居服，冷得打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