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家已經住了三個禮拜了，這段經歷並不成功。我和麥迪，儘管一直在開心地說這一趟親密旅行能在一起待這麼久很享受，不過要是真的結束，我們都會如釋重負。沉默會讓我們煩惱，我們總是笑得太過頭。我擔心，很可能是我們兩人都擔心，說再見的時候，除非我們飛快地吻吻對方，熱情地、開玩笑地拍打對方的肩膀，否則我們只能直視進彼此之間的一片荒涼，我們不僅互不關心，內心深處還彼此排斥。這麼久以來，我們所有的分享都並不是真正的分享，我們兩人心裡都在猜疑，都覺得對方已經變成了外人，沒有了權利。
夜晚時分，我們常常坐在外頭走廊的台階上，喝杜松子酒，愉快地抽煙驅蚊，一直待到很晚才會上床睡覺。天氣很熱，要入夜很久，熱氣才能消散。高高的瓦房裡，直到下午三點之前都頗為涼爽，然後天黑很久以後，白天的熱氣還是困在屋內。永遠如此。麥迪和我回憶，我們當初是如何把床墊拖下樓，拖到走廊上，躺在上面數流星，試圖挨到破曉時分。我們從來沒能真的做到。每天夜晚，河面上的冷氣流攜帶了河岸蘆葦和軟泥的味道吹過來的時候，我們便睡著了。十點半，有一輛穿行小鎮的公交車路過，車子不會放慢速度，我們只能眼巴巴地看著它經過我們這條路。以前從大學回家，我坐的就是這輛公交車。記得某些溫暖的晚上，我經過朱比利鎮，看見巨大的樹根周圍裸露的土地，一個個小小的水坑包圍了街上的自動飲水機。藍色的、紅色的、橘色的光線編織出柔和的潦草字樣：台球，咖啡館。認出這些標牌上的字時，會有一種奇怪的壓迫感和解放感，彷彿我用學校的假期，用我的朋友，還有，用我的愛情，換來的是陰沉的家庭世界，這裡只有永不間斷的災難。四年前，麥迪有過同樣的旅程，必然也是同樣的感受。我想問問她，那些像我們一樣長大的孩子，有沒有可能失去了信任的能力，過不了普普通通的家庭生活，沒法生活在寧靜的現實中。但是我沒有問她。我們從來沒有討論過類似問題。念咒於事無補。我們就別互相破壞情緒了。麥迪會用她微弱的、機敏的聲音這麼說，還會用她喜歡的俚語，我已經忘記是什麼了。所以，我們從來不會談這些問題。
有一天晚上，麥迪帶我去參加湖邊的一個聚會，從家往西大約有三十英里路程。聚會在一座度假屋裡舉行，兩個朱比利的女人租了這座度假屋，為時一星期。去的大部分女人似乎都是孀居、單身、分居或者離婚，男人則大部分都年輕、未婚。從朱比利來的男人實在太年輕，我記得他們似乎都只是低年級男生，有兩三個年長的男人，都沒帶太太來。不過女人們出人意料地提醒我，有些女人自打我童年時就認識我，儘管我從來沒有在聚會上見過她們，只見過她們在商店裡，辦公室裡，有時候是在朱比利的周日學校裡。她們和已婚女人的不同之處就是，能更清楚地意識到自己身處的世界。她們稍許活潑一些，銳利一些，不得體一些——不過，我也覺得其中只有一兩個會讓人覺得是不是值得尊敬是個問題。
儘管她們穿著中年婦人的衣服，款式卻很時髦，在她們堅挺的合成面料做成的緊身內衣上沙沙作響。她們在人造花上灑了很多香水。麥迪的朋友們就要現代許多了，頭髮染成紫銅色，眼瞼塗成藍色，喝起酒來個個精力充沛。
我想麥迪並沒有註意這些人。她身材纖瘦，仍然披著漫不經心的黑髮。她的臉變瘦了，皮膚變緊了，但並沒有完全失去少女般的傲慢神情。不過，她說話有刺耳的鼻音，就是當地口音。我們以前習慣取笑說，她調情和喝醉的時候，才能鎮定自若地說話。在我看來，她似乎一直千方百計地融入這些人。沒過一會兒，她得手了。在我看來，我覺得她想讓我看看她是怎麼成功的，看著她否認那種隱秘的，讓人振奮的，真正可怕的勢利。小時候我們一同培養了這種勢利，當然，我們向自己許諾，要見識比朱比利更大的地方。
玩遊戲的時候，每個女人要拿出一件衣物。開始大家很正派地拿出一隻鞋放進籃子裡，然後，男人們進來了，開始玩替鞋子找主人的遊戲。我出了房間，坐在車裡。我覺得孤獨，我想到我的丈夫和我的朋友。我聽著聚會的喧鬧聲，聽著海浪拍打海灘，沒一會兒就睡著了。麥迪很晚才出來，嘴裡說著：“上天哪！”她笑著，快活地說話，態度像英國電影裡的女人。 “你覺得噁心？”我們倆都笑了。我覺得抱歉，我喝酒喝得不舒服，不過沒喝醉。 “他們說話並不怎麼妙語如珠，不過心沒長歪，就像俗話說的。”我沒有說什麼，一小時八十英里的速度，我們從伊瓦休倫開回朱比利。然後，我們再也沒參加過什麼聚會。
不過，坐在外面台階上的不總是我們兩個人。經常有個叫弗雷德·鮑威爾的男人和我們在一起。他也參加了那個聚會，默默無聞地充當背景人物，記住都是誰的酒，友好地幫人撐住走廊上搖搖晃晃的橫梁，不讓它碰到誰的腦袋。他和我們一樣，在朱比利長大，不過我不記得他了，我估計是因為他比我們早幾年畢業，然後就去參戰了。我回來的第一天晚上，麥迪就讓我吃驚，把他帶回家來吃晚飯，然後我們一起度過了那個晚上，如同我們之前消磨過的許多個夜晚。這個陌生男人成了給我的童年禮物，或者說我們的童年安全地存在於種種掌故軼事中，彷彿裹在腦子裡某種玻璃紙裡。而我們為童年脆弱的自己建構的種種白日夢，會讓我們的童年面目全非地出現——不可救藥而快樂。我們一起講故事。 “你們女孩子就是記性好。”弗雷德·鮑威爾說，以一種讚歎的神情，或者還有其他，克制、窘迫，不以為然，就像性格溫和、深思熟慮的人看到逗樂的人誇張的洋相時臉上的表情。
這會兒，想到弗雷德·鮑威爾，我承認，我的反應——我稱之為情境，比我自己預料的遠為保守；甚至感覺荒唐。我也不知道具體是什麼情況。我知道他已經結婚了。麥迪是這麼告訴我的，第一天晚上就說了。她說的時候不過是提供信息的態度。他的太太是殘疾人。他帶她來湖邊消暑，麥迪說，他對她非常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麥迪的情人，麥迪也不會告訴我。和我又有什麼關係？麥迪都三十多了。但是，我始終在想他坐在我家台階上的樣子，手攤平，放在伸展開的雙膝上，麥迪說話的時候，他溫和的臉轉過去看著她，幾乎是溺愛的表情。他有溫柔的男子氣的外表，被她逗樂了，仍然不動聲色。麥迪取笑說他太胖了，不能再抽煙了。這話題把他拖入一場私密的、緊張的、溫情的爭執。這樣的爭議毫無意義，也永遠不會有結束的時候。而他樂意。他樂意，這句話嚇我一跳，我現在是知道了，他樂意，而她需要。她微有醉意的時候，便用半祈求的玩笑口吻說，他是她唯一的真朋友。她說，他也會這麼說的。沒有別人會這麼說。我不清楚。
後來我又在想：他和她真的只是朋友嗎？朱比利的一些清規戒律，我已經忘了。有一條，所有的口袋小說談到小鎮的說法，肯定都是對的。還有就是，多麼強烈的、值得尊敬的、沒有公然的兩性關係的友情，才能在這種清規戒律下繁盛起來，並且從中得到滋養，乃至於維持大半生啊。這個想法讓我沮喪。不現實的關係，相比局內人，反倒是局外人更加沮喪。我如此難過，發現自己希望他們是公開的情人。
朱比利的生活節奏是以天然季節為周期的。死亡發生在冬天；婚禮則在夏天舉行。有一個好理由可以解釋這一切，冬日漫長而艱難，老年人和身體孱弱的人並不是永遠都過得去。去年冬天是一場悲劇。這樣的災年每逢十年，或者十二年，就會有一個。你能看見街上的人行道開裂，彷彿小鎮遭受過轟炸。在這樣的艱難中，人們處理了一起死亡事件。現在，到了夏天，便是想起來再談一談的時候了。我發現人們會在路上攔住我，聊我媽媽。我從他們的口中聽說了她的葬禮，她戴了什麼花，那天的天氣是什麼樣的。現在，她已經死了，當他們說“你媽媽”時，我不再覺得這是針對我的驕傲，一個雙方都心知肚明的狡猾的打擊。我以前一直這麼覺得。這些詞語讓我感覺，我完整的身份和狂妄的青春期歷程都開始土崩瓦解。
現在，我聽著他們談她，如此溫和，如此隆重，我明白她成了小鎮的共有財產，成了大家都知道的奇人怪事。這是她的成就，因為我們一再試圖把她困在家裡，不管殘酷的還是狡猾的手段我們都用過。我們讓她遠離可悲的聲名狼藉，並不是為了她的緣故，而是為了我們。我們看著她的眼部肌肉癱瘓發作時眼珠翻白；聽到她恐怖的聲音，還有她讓人尷尬的發音。她和別人說話，要我們幫她翻譯，這一切都讓我們忍受毫無必要的羞辱感。她的病那麼古怪，以至於我們如同陪同一場極度庸俗的雜耍表演，幾乎想要大聲地道歉。我們的驕傲日漸被磨滅，我們一起畫諷刺漫畫以發洩狂暴的情緒，哦，不是，不是諷刺漫畫，諷刺漫畫不是這樣的，那隻是拙劣的仿製品。我們早該把她送給小鎮，小鎮對她會好一點。
至於麥迪，至於她十年來的看護，他們說得很少，也許因為他們想到我早已遠走高飛，顧及我的感受。我的兩個孩子就證明了這一點。而麥迪孤身一人，除了這座讓人沮喪的房子以外，什麼也沒有。不過，我想不是因為這個。這不是朱比利分擔他人感受的方式。他們直截了當地問我為什麼沒有回來參加葬禮；我很高興那個星期有延誤航班的暴風雪當藉口。反正我也不知道如果天氣合適我會不會回來。麥迪那麼激烈地給我寫信，力勸我不要來。我有種強烈的感覺，如果她這麼希望的話，她有權利自己來處理這一切，至少這一回，她有權利。
至少這一回是。麥迪是留下來的人。她先離家上大學，然後才是我。你給我四年，她說，我給你四年。然而我結婚了。她也並不意外，她被我卑鄙的、無用的負疚感激怒了。她說她一直都打算留在這裡。她說媽媽不再讓她“心煩”了。 “我們哥特的媽媽，”她是這麼說的，“現在我已經筋疲力盡，隨便她了。我再也不會要求她像個人樣了。你知道。”要是說麥迪是個虔誠的人，她感覺到了自我犧牲的愉悅和徹底棄絕的強烈又神秘的吸引力，實在是過分簡單化了。不過誰會這麼說麥迪呢？當我們十幾歲的時候，我們的老姨媽們，安妮姨媽和盧姨媽，都對我們說，有責任感的兒女會為身患重病的父母放棄自己的一切。麥迪便絲毫也不虔誠地引用了現代精神病學的觀點。縱然如此，她還是留在了這裡。對我能想到的，我能夠想到的一切，可以安慰自己的就是，她也許能適應，甚至能主動選擇過這種沒有時間的，在純然想像之自由中的生活，像孩子們那樣，未來不被干涉，一切皆有可能。
換個話題，大家會問我回到朱比利感覺如何。我不知道。我始終還在等有什麼來告訴我感覺如何，讓我清楚地意識到我回來了。那天，我從多倫多開車北上，孩子們坐在後座上，兩千五百英里的旅程，開到最後我非常疲憊。我不得不關注高速公路和旁路的複雜系統，反正這世間沒有哪條輕鬆的路可以通到朱比利。大約下午兩點鐘，我看見車的前方是市政廳牆皮剝落的、華而不實的樓頂，熟悉得出乎我的意料。市政廳的建築和鎮上其他四四方方又單調的灰色和紅色磚砌建築毫無關係。樓頂下掛了一口大鐘，萬一有驚人的災難發生，就會響起來。我的車駛向主路。一座新的服務站，王后酒店的外牆新刷了灰泥。再轉向安靜的、衰敗的旁路，這里路邊住的都是老處女，花園裡放著鳥澡盆，種著翠雀花。這些大磚房我都很熟悉，木頭長廊，裝了紗窗的幽深窗戶宛如張開的洞口，在我眼裡都有些似真亦幻。我不管是對誰說我的感覺，說這條街半夢半醒，即將沉沒，他們都會想帶我去鎮北，那裡有一座新的軟飲料灌裝廠，幾座莊園風格的大房子，一家太妃冰激凌店。最後，我在自己曾經生活過的房前停下車，停在一小片樹蔭下面，我的小女兒瑪格麗特用難以置信卻力圖公正的語氣說：“媽媽，這就是你家？”
我感覺到了，女兒的聲音傳達的是一種複雜的失望情緒，明顯，她似乎並沒有抱什麼希望，甚至預先就放棄了希望，聲音中包含了此時全部的枯燥和陌生，就在此時，傳說的源頭，令人不滿足的、抱歉的、持久的現實都被揭示了。太陽底下，房子上的紅磚看起來粗糙而燥熱，有兩三處裂出了長長的、扭曲的紋路。走廊上單調的裝飾已經開始剝落。前門旁邊的假窗戶上的彩色玻璃，以前就有，現在還在。我坐著，看著它，令我困惑的是，竟然沒有情感的認知。我坐在那兒，看著這座房子。遮光簾沒有動靜，房門也沒有打開，沒有人出來，沒有人站到走廊上來。沒有人在家。這在我的意料之中，因為現在麥迪在市鎮文書的辦公室工作。另外，因為沒人在家，房子竟然呈現出如此封閉、荒涼、貧困的外觀，著實有些讓我意外。當我穿過前院，走上台階，我意識到這些年住在海邊，自己已經忘記了內陸浩瀚無邊的熾熱，那感覺彷彿頭頂著整個燃燒的天空。
貼在前門上的告示是麥迪潦草誇張的手跡，宣稱來客歡迎，孩子自便，價格後議，包你後悔。門廳的桌子上擱了一束夾竹桃，在這樣的夏日午後，夾竹桃醇和的香味瀰漫在封閉的屋子裡。 “上樓！”我對孩子們說。我一手牽住一個，女兒和她弟弟。兒子在車上一直睡覺，這會兒摸索著我的手，一邊走一邊嗚咽。我停下腳步，一隻腳在最底下的台階上，轉身打招呼。一個褐色皮膚，有習慣性警覺的纖瘦女人，一個面熟的年輕媽媽，頭髮高高地盤在頭頂，下巴已經不再柔軟豐滿，略有些尖利的鎖骨讓褐色的脖子看起來頗為緊張。這是大廳的鏡子裡看到的我，上一次我從這面鏡子裡看到的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漂亮姑娘，不管身後隱藏了什麼驚恐與混亂，她的臉都如蘋果一樣光滑和麻木。
不過，這並非我轉身的原因。我明白了，我其實是在等媽媽叫我，她躺在餐廳的沙發上叫我。在炎熱的夏天，她就躺在那兒，拉下百葉窗，喝一兩杯茶，反正這一兩杯茶從來都沒有喝完過。每到吃飯時間，就分給她一些食物，像對待一個生病的孩子那樣。一小碗果脯，幾片蛋糕。我覺得，彷彿沒聽到媽媽荒涼的叫聲，我就沒辦法關上身後的門。當我準備回答她的時候，感覺到自己渾身上下格外沉重。她叫，誰在那兒？
我把孩子們領到屋子後頭的大臥室裡去，以前我和麥迪就睡在這裡。房間裡，薄薄的白色窗簾幾乎要磨破了，地板上放了一塊正方形的油氈，一張雙人床，一個盥洗櫃。我和麥迪上中學的時候，就用這個盥洗櫃當書桌。紙板做的衣櫃，門裡面裝了一面面小鏡子。我和孩子們說話的時候在想——慢慢地想，不要急——當她叫誰在那兒時，心裡到底在想什麼？我讓自己聽，彷彿以前我從未有過勇氣傾聽，聽她求助的叫嚷，毫無偽裝，坦率到可恥，原始而懇切。這一切，都能從她的聲音裡聽到。經常重複的嚷嚷，而事情該如何仍然如何，一點改善都沒有，所以我和麥迪通常把她的嚷嚷當成家居動靜之一而已，只是為了避免惡化而必須處理的動靜。你去處理一下媽媽。我們會對對方說。或者說，我馬上過去處理一下媽媽。
她叫我們，可能是叫我們做些瑣事兒，要求我們沒完沒了提供並不愉快的服務，或者是讓我們進行五分鐘臨時性的歡樂談話。因為她如此堅持不懈地隨機提議，所以沒有一回我們確信她是真的有事兒。對她長期的眼淚疲勞戰，我們也不曾有過一回打算表現出一絲同情。不過，就算拒絕同情，眼淚還是一樣會再來，我們終歸要被打敗，我們被迫用天堂般的愛意來阻止她的噪音。不過，我們越來越狡猾，一貫的冷淡的關心，讓自己剝離對她的憤怒、急躁和嫌惡。處理她的問題時，我們剝離一切情緒，就彷佛奪走犯人的肉，削弱他的力量。一直到她死。
我們叫她看報紙，聽音樂，享受季節的變化，對她沒得癌症要心懷感激。我們補充說她不必承受任何疼痛。這是真話——如果囚禁不算疼痛的話。她窮盡一切手段索要我們的愛，既不覺得羞恥，也沒有理智，如同孩子一般索要愛。我們又如何能夠愛她？我絕望地問自己。我們愛的來源並不充足，而對我們的需要又太過宏大。無論怎麼樣，一切都不會有所改變。
“我的一切都被剝奪了。”她會這麼說。她對陌生人說，對我們的朋友說，因為我們總是沒法成功地讓我們的朋友離她遠一點。她也對她自己的老朋友說。這些人偶爾內疚地來看她，她就會說這樣的話，用一種異常緩慢、異常悲傷的腔調說。這麼說不明智，也不人道，我們只好打斷她的話。這種誇張的表演讓我們幾乎羞愧得想要去死。不過現在我會覺得，如果沒有如此的自我中心在頑固地滋養——即使滋養的是災難，她也許很快就會消沉下去，過一種昏昏沉沉的植物生活。她竭盡全力，把自己留在這個世界上，不管是不是還受歡迎。她無止無休地在屋裡打轉，在朱比利的街道上打轉。哦，她不想听天由命，她想必哭了，在這座石頭房子裡苦苦掙扎，掙扎到最後一刻。是的，我可以想像，但是我不會去想像。
不過，我覺得，畫面仍不完整。我們的哥特式媽媽。冰冷的、可怕的帕金森病面具橫在她的臉上，她無精打采地拖著腳後跟，抽泣不止，貪婪地掠奪任何她可能得到的關注。目光呆板，卻也在熊熊地燃燒，她一心一意，只能看見她自己。這還不算完。疾病飄忽不定，沒有規律，從容不迫地前進。某些上午時分，她醒來的時候感覺好些，就到院子裡清理植物，宛如一個居家太太，和我們平靜地聊天，說話條理明晰，還能認真地聽新聞。她彷彿從噩夢中清醒，試圖彌補失去的時間，打掃屋子，強迫自己用顫抖的雙手用縫紉機修修補補，給我們做她最擅長的香蕉蛋糕，或者檸檬蛋白酥皮卷。後來，漸漸地，這種情況就越來越少了，每一次相隔遙遙，彼此之間越來越孤立。她去世後，我偶爾會夢到她。她活著的時候，我從來沒有夢見過她。在夢裡，她就是這樣的。我想，為什麼我要對自己誇張這些不舒服的東西呢？看看，她很正常，她只是雙手顫抖罷了——
在平靜的最後階段，某種毀滅性的能量便抓住了她，她會喋喋不休地說話，越來越邏輯不清。她會要我們給她塗胭脂，幫她打理頭髮，有時候甚至會叫裁縫上門給她做衣服。裁縫就在餐廳里幹活，方便她隨時能看見，因為她待在沙發上的時間越來越長。不管從實際的哪方面來看，這都是在浪費錢，根本沒必要。 （她要衣服幹什麼？她穿到哪裡去？）而且還是對精神的折磨，因為沒有裁縫明白她到底想要什麼，有時候我們也不知道。我記得，我走後收到過幾封麥迪的信，信寫得逗人發笑，東拉西扯，平靜克制地描述了一系列的裁縫事件。我懷著同情讀完了信，不過沒能進入這種曾經熟悉的氛圍，那些因媽媽的需要而導致的癲狂和挫敗情緒。在一個平常的世界裡生活，想要重新復制她是不可能的。她的臉在我心中留下的景象實在是太可怕了，並不真切。同樣的，和她共同生活的種種複雜壓力，那種需要靠麥迪和我暴發出沒完沒了的無情大哭才能抵消的歇斯底里的感受，現在看來也帶有一些想像的成分。我覺察到了一種心懷內疚的隱秘疏遠。
我和孩子們在房間裡待了一會兒，因為對他們而言，這是一個陌生的地方，是一個全新的睡覺地方。看著他們在房間裡，我覺得他們真是非常幸運。他們的生活安全，輕鬆。這種念頭大約是大部分父母都不時有的，這時候或者那時候。我看了看衣櫥裡面，沒有東西，只有一頂帽子，用從雜貨店買來的小花裝飾的帽簷，一定是我們哪個為了復活節特意裝上的。我拉開盥洗櫃的抽屜，裡面塞滿了活頁筆記本的紙。我看到，“烏得勒支和平協議，1713年，結束了西班牙王位搶奪戰”。讓我震驚的是，我看見的是我自己的字跡。想到這東西在這裡待了十年，甚至可能更為久遠，感覺真是驚愕。看來，大概是我那天寫的。
出於某種原因，看到這些字跡對我會有強烈的影響。我感覺彷彿以往的生活就在我的周圍，等待我重新拾起。只是那時候的幾個瞬間，身在自己的老房間裡，會有這樣的感覺。老中學的一幢樓已經拆了，灰色的禮堂重新為我打開。我還記得春天的星期六夜晚，雪融化以後，鄉間的人們全都擁向城裡。我想起我們走在主路上，和兩三個女孩子手挽著手，一直走到天黑，去了艾爾，在一串五彩繽紛的小燈下跳舞。舞廳的窗戶都會打開，把初春的空氣放進來，摻雜了土地和河流的氣味。農場男孩子的手皺巴巴的，跳舞的時候會把我們的白上衣弄髒。如今，舊時經驗似乎再也不值得紀念了（實際上，艾爾不過是個陰森森的地方，而在大馬路上走來走去，這種炫耀自己的辦法既粗俗又可笑，儘管我們確實無法抗拒它的誘惑）。這樣的經驗現在對我而言，有了一種奇特的意義，而且十分完整，它並不僅僅是跳舞的女孩，寬闊的大街，它覆蓋了整座城鎮，覆蓋了在巨大蒼白的天空之下小鎮尚未成熟的街道，光溜溜的樹木，積雪初化的泥濘空地，一條條擠滿了駛向市裡的汽車的閃爍著燈光的土路。
而且，我們還穿了芭蕾舞鞋，純黑的塔夫綢裙，短外套是藍色的，像知更鳥蛋的顏色，還配了櫻桃紅，檸檬綠。麥迪在她的襯衫領口打了個巨大的蝴蝶結，像參加葬禮一般嚴肅，頭髮上係了人造菊花環。這些行頭很是時髦，或者只是我們這麼以為。那正是戰後的幾年。麥迪，以及她鮮亮的、懷疑主義的面容。我姐姐。
我問麥迪：“你還記得她以前什麼樣子嗎？”
“不記得。”麥迪回答說，“我一點都不記得。”
“有的時候，我覺得我記得。”我猶豫不決地說，“不過也不是經常這麼覺得。”我膽怯柔弱的懷舊之情試圖退回到優雅的現實中。
“我覺得，你只能別去想。”麥迪說，“只能不要想，最後幾年——其實還有不少年——不要有那些記憶。”
正是這時候，她說：念咒於事無補。
別的只有一件事，她說的只是：“她花很長時間分類整理各種東西。不管是什麼東西。賀卡，鈕扣，線。分類，一堆堆地放好。這樣能讓她在那短暫的時間保持安靜。”
我去看安妮姨媽和盧姨媽。自從我回家之後，這已經是第三次來了。每次來的時候，她們都在用一下午的時間，把碎布片做成小地毯。她們現在已經非常老了。她們坐在一個燥熱的小陽台上，陽台用竹編的百葉窗來遮光。布頭和沒完工的毯子在她們身邊堆得一團混亂，營造出鼓舞人心的家居氣氛。她們已經不出門了，不過早上還是早起，洗臉，塗粉，穿上沒腰身的印花裙，裙子鑲著荷葉邊，還有白色的流蘇。她們煮咖啡，煮粥，然後清理房間，安妮姨媽打掃樓上，盧姨媽則打掃樓下。她們的屋子非常乾淨、陰暗，外表光亮，散發著醋和蘋果的味道。午後，她們躺一小時，然後穿上下午的衣服，領子上別著領針，坐下來做手工活。
她們是這類人，一老肉體便消散了，或者說是神奇地消瘦了。盧姨媽的頭髮還是黑的，但是束在發網裡顯得僵硬、乾燥，彷彿玉米成熟之後僵死的穗子。她筆直地坐著，骨瘦如柴的胳膊移動時分外精心、緩慢。她修長的脖子，尖尖的小臉盤，滿是皺紋，越來越深的皮膚，讓她看起來像埃及人。安妮姨媽，也許是因為她優雅甚至可以說妖嬈的儀態，看起來似乎更加脆弱疲憊。她的頭髮幾乎都掉光了，始終要戴帽子，這種漂亮的帽子是專門為戴髮捲上床睡覺的年輕太太設計的。她叫我看她的帽子，問我覺得好看不。她們都特別擅長反諷，要把自己的怪誕說出來，獲得些許的愉悅感。與她們為伴，有著非同尋常的快樂輕鬆，而她們之間的對話，已經變成了一場嫻熟的揶揄與抗議。這樣的場景蠱惑了我，彷彿我瞥見的是麥迪和我自己，我們已經老了，一切都已經消失，又被姐妹關係的血脈抓到了一起。我們為某個喜歡的，本質上又並不重要的年輕親戚泡茶，展示出來的正是如此精練的關係。別人又怎麼會了解我們呢？我看著這一對逗樂的老姨媽，想知道，是不是老人和年輕人在一起，都會扮演這樣程序化、簡單化的角色，因為老人有顧慮，覺得任何更誠懇的表現都會耗盡我們的耐心，或者，老人們這麼做是出於圓滑，不過是填滿社交時間而已，現實生活讓他們覺得離我們實在太遠了，根本不可能有什麼交流。
無論如何，我感覺就是被她們控制在一段距離之外，至少在第三次拜訪之前是這樣。第三次的午後，她們在我面前表現出了彼此之間並不默契的信號。我相信這是第一次拜訪時就已經發生的。當然，那些年，我和麥迪看她們的時候，從來沒見過她們爭執，而且我們是經常去的。並非完全出於責任感，而是因為我們覺得這里活躍和理智的氛圍令人安心，尤其我們在自己的家裡經歷的是混亂、威脅和壓迫，這種環境能給我們安慰。
安妮姨媽想領我上樓，讓我看些東西。盧姨媽表示反對，表情冷淡，很不高興，似乎這個話題讓她尷尬。迂迴的遁辭是這個家的傳統，慎重起見，要是我問她們到底在說什麼，就太過分了。
“哦，讓她喝茶。”盧姨媽說。而安妮姨媽說：“好吧，她本來就在喝茶。”
“那你想幹嘛就去幹嘛吧，樓上熱得很。”
“你上來嗎，盧？”
“那麼誰看孩子？”
“哦，孩子，我都忘記了。”
於是，安妮姨媽和我走到屋子陰暗的那一頭。我突然想到一個頗為荒唐的念頭。她打算給我五塊錢。我記得以前有時候，她把我帶到前廳，就是這麼神秘兮兮地打開錢包。我覺得盧姨媽也不知道她給我錢的事兒。不過這一回，我們上樓去了安妮姨媽的臥室。房間看起來實在整潔，簡直是純潔無瑕。牆上貼的是青澀的花牆紙，梳妝台上攤放著潔白的絲巾。真的熱得很。盧姨媽說得沒錯。
“來，”安妮姨媽說，有點氣喘，“幫我把櫥頂的箱子拿下來。”
我拿了下來。她打開箱子，用一種同謀般的歡快語氣渴望地說：“現在，我想，你想知道吧？你媽媽的衣服變成什麼樣了？”
我一點都沒想過這個問題。我坐在床上，忘記了在這座房子裡是不能坐在床上的。臥室裡都有把椅背筆直的椅子，專門坐人的。安妮姨媽並沒有阻止我。她開始把東西拿出來，嘴裡說著：“麥迪從來沒有提過，是嗎？”
“我沒有問過她。”我回答道。
“哦，我也不會的。我不會和麥迪說一個字的。不過，我想呢，我可以給你看看。為什麼不給你看呢？看。”她說，“我們能洗的，都洗了，燙了，我們不能洗的，都送洗衣店洗了。我自己付的洗衣費。然後，我們把要補的，都補過了。看，都挺好的呢。看見了沒？”
我無助地看著。她現在撐給我看的，是一件放在最上頭的內衣。她給我看，哪裡嫻熟地織過了、補過了，哪裡的橡皮帶換過了。她給我看一條磨破的襯裙，說，曾經磨破了而已。她一件件地拿出了睡衣，晨衣，針織家居外套。 “這件。我最後一次見她，她穿的就是這個。”她說，“我想就是這件。就是。”我驚恐地認出來了，這件桃色的家居外衣，是我送的聖誕禮物。
“你看得出來，很少穿。哇，其實沒穿過幾次。”
“是的。”我回答。
“下面是她的裙子。”她的雙手在這些錦緞、花絲綢下面翻找。衣服一年比一年怪異，我媽媽就希望這麼打扮自己。想到她穿著這些花孔雀的顏色，甚至連安妮姨媽都躊躇了。她拉開一件襯衫：“這件我是手洗的，看上去還是全新的呢。還有一件外套掛在衣櫥裡，堪稱完美呀。她從來不穿外套，這衣服，她只有去醫院的時候才穿，平時從來不穿，看看你合適嗎？”
“不。”我回答說，“不要。”安妮姨媽已經朝衣櫥走過去了。 “我剛買了一件新外套。我有好幾件外套。安妮姨媽！”
“可是，你為什麼要去買呢？”安妮姨媽以她溫和的頑固態度繼續說，“這裡有這麼多，和新的差不多。”
“我更願意買。”我回答。我立即後悔語氣的冷酷了，然而還是繼續說：“我需要什麼，我會自己去買。”這種我已經不再是窮人的暗示，讓我的姨媽臉上出現了責難和傲慢的神色。她什麼也沒說。我走過去，看一張盧姨媽和安妮姨媽，以及她們的哥哥和父母的照片。照片就掛在書桌上頭。他們也在註視我，一臉陰沉的譴責和抗議表情，因為我違背了他們奉為生活基石的樸素、討厭的唯物主義信條。東西一定要用，所有的東西都要用到不能再用。省下來補補，做成別的東西再用。布要用到磨壞。我感覺到了，我傷害了安妮姨媽的感情。進一步說，可能我證實了盧姨媽的預言，因為她對這個世界保有一些敏感，而這對安妮姨媽來說，則太複雜了，她想不過來。盧姨媽很可能說過，我不會要我媽媽的衣服。
“她走得比任何人想像得都快。”安妮姨媽說。我驚訝地回過頭去。她說：“你媽媽。”然後，我想，難道只是衣服。也許衣服只是個開端，好藉此談起我媽媽去世，也許安妮姨媽覺得這是我們來訪的必要部分，而盧姨媽不這麼想，她幾乎是迷信般地厭惡訴諸於感情的禮節，這樣的對話永遠不會發生在她的身上。
“她住院兩個月，”安妮姨媽說，“兩個月就走了。”我看見她失神地哭，正如通常老人的哭泣，流下少許可憐的眼淚。她從衣服裡拿出一塊手帕擦臉。
“麥迪告訴她，什麼事兒也沒有，只是做個檢查。”她說，“麥迪告訴她，大概三個禮拜就好了。你媽媽進了醫院，以為她三個禮拜就可以回家。”她輕聲細語，彷彿怕有人偷聽我們說話似的，“你覺得她想待在那兒嗎？在那兒，沒人聽得懂她在說什麼，他們甚至不讓她下床。她想的是回家！”
“但是她病得很重。”我回答說。
“沒有，她的病不重。她和平常沒什麼兩樣，只是隨著時間過去，一點一點地惡化而已。但是，她去醫院以後，就覺得自己要死了，所有的一切都封閉了，那麼快她就不行了。”
“也許，總之都會變成這樣的。”我說，“也許只是時間到了。”
安妮姨媽沒有留心我的話。 “我去看她。”她說，“她那麼高興看見我，因為我知道她在說什麼。她說，安妮姨媽啊，他們不會把我永遠關在這裡吧，不會吧？我說，不會，不會的。
“她說，安妮姨媽，叫麥迪帶我回家，否則我要死了。她還不想死。你不覺得嗎，想死的人，都是因為其他人覺得這個人沒有理由再活下去了。後來，我就告訴麥迪了。可是，她什麼話也沒有說。她每天都去醫院，都會見到你媽媽，但就是不帶她回家。你媽媽告訴我，麥迪和她說，我不會帶你回家的。”
“媽媽不是永遠都講實話的。”我說，“安妮姨媽，你知道的。”
“你知道吧，你媽媽從醫院逃出來過。”
“不知道。”我說。但是，奇怪的是，我並不覺得驚訝，只有一種身體上的恐怖感，一種渴望，不想知道的渴望。這種感覺以外，我知道她要告訴我的事兒，我其實一直都知道。
“麥迪，她告訴過你？”
“沒有。”
“嗯，她逃了出去。她逃到了邊門，那個門是救護車進出用的，也是醫院唯一不上鎖的門。那是晚上，沒有多少護士看著他們。她穿上晨衣，拖鞋，這些年來，她頭一次自己穿衣服穿鞋子。她出去了。那是一月份，下著雪，但她沒回去。他們發現她的時候，她已經在街上走了挺遠了。後來，他們就在她床上橫了一塊木板。”
雪，晨衣，拖鞋，橫在床上的木板。這是一幅我竭力要抵制的景象。而且，我絲毫也不懷疑，都是真的，這一切都是真的，確切地發生過。她是會這麼做的。據我所知，她的一生，都在為這種逃跑做準備。
“她要去哪裡？”我問，不過，我心裡清楚，沒有答案。
“我不知道。也許我不該告訴你。哦，海倫，他們追她的時候，她想跑，她試著要跑。”
逃跑關係到所有的人。甚至，在我姨媽柔軟的、熟悉的面孔後頭，還躲了一個更不開化的老太太，她的信念從來不曾觸及的某部分，也被恐慌感染。
她開始疊衣服，把衣服放回箱子裡。 “他們在她的床上釘了一塊木板。我看見了。你不能怪護士，她們沒法看著每一個人。她們沒時間。”
“葬禮以後，我跟麥迪說，麥迪，但願這樣的事情永遠不會發生在你身上。我忍不住要說，我說了。”現在，這會兒，是她自己坐在床上了。她疊衣服，然後放回箱子裡，努力讓聲音恢復平靜。很快，她就做到了。活了這麼大把年紀，誰能不變成自我控制、克制悲痛的老手呢？
“我們覺得，太艱難了。”她最終說的是，“盧和我都覺得，太艱難了。”
這是老太太最後的功能。除了用破布做地毯，給我們五塊錢以外，還要確保我們惹上身的鬼魂還在，不讓任何一個人逃跑。
她害怕麥迪，正是恐懼把她永遠地驅逐了。我在想麥迪怎麼回答的。沒有人說同樣的語言。
回家的時候，麥迪在後頭的廚房裡做沙拉。正方形的陽光落在粗糙的油氈布上。她脫了高跟鞋，光著腳站在那裡。後面的廚房是一間寬敞的、凌亂的、舒適的房間，火爐和碗布的後頭能看見後院的斜坡，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公司服務站，一條幾乎包圍了整個朱比利鎮的泥沼般的河流。
我的孩子們剛到陌生房子時感覺到一點點壓抑，隨即鑽到桌子底下去玩了。
“你去哪裡了？”麥迪問。
“哪裡也沒去，看看姨媽而已。”
“哦，她們怎麼樣？”
“不錯。她們堅不可摧。”
“是嗎？是了，我想也是。我有段時間沒見她們了。其實，我已經不怎麼去看她們了。”
“是嗎？”我說。她立刻就知道了她們告訴了我什麼。
“葬禮後，她們讓我有點神經緊張。而且，弗雷德幫我找了這份工作，這麼多事兒，我這麼忙……”她看著我，等我說什麼，笑容頗有點嘲笑的意味，耐心地等著。
“別內疚。麥迪。”我輕輕地說。這時候，孩子們跑進來，又跑了出去，在我們的腿邊衝對方尖叫。
“我不內疚。”她回答道，“你從哪裡得來的印象？我沒有內疚。”她擰開了收音機，歪著頭和我說話，“弗雷德今天一個人，他過來和我們一起吃飯。我買了懸鉤子做甜點。今年的懸鉤子快下市了。你覺得看上去怎麼樣？”
“看起來不錯啊。”我回答道，“你要我準備嗎？”
“好啊。”她說，“我去拿個碗。”
她去了餐廳，回來的時候手裡拿了一個粉紅色的玻璃碗，是懸鉤子映紅了玻璃。
“我沒法再這麼過了。”她說，“我要自己的生活。”
她站在廚房和餐廳之間的台階上，手突然鬆了，或者是因為她開始發抖，或者是沒端穩。這是一個相當精緻且沉重的舊碗。碗從她手中滑落，她想抓住它，但它還是掉在地上，摔碎了。
麥迪開始笑。 “咳——難啊。”她說，“海——難啊，海——倫。”我們以前就是用這種傻乎乎的斷句來表達絕望的。 “看看，我幹的好事兒。我還光著腳。給我拿一把掃帚。”
“過你自己的生活，麥迪。過吧。”
“我會的。”麥迪說，“是的，我要過的。”
“走吧，別在這裡待著。”
“我會走的。”
然後，她彎下腰，開始撿地上粉紅色的碎玻璃。孩子們站得遠遠的，看著她，面帶敬畏。她一邊笑，一邊說：“沒什麼損失。架子上全是玻璃碗，整整一架子。我一輩子的玻璃碗都夠用了。哦，別站在這裡看著我，去幫我拿把掃帚來！”我走遍了廚房。我不記得掃帚放在哪裡了。她說：“但是，為什麼我做不到？海倫？為什麼我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