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飯後，爸爸問我：“要不要去散步，看看湖還在不在？”我們把媽媽留在餐廳的燈光下做針線活。她正在幫我做開學的衣服。為了給我做衣服，她拆掉了自己的一件舊衣服，一條花格羊毛裙。因為要裁剪、搭配得巧妙一點，只好叫我沒完沒了地試衣服。站著，轉身，燥熱的羊毛鬧得我汗流浹背，渾身發癢。不識好歹的小孩兒。弟弟待在床上。他睡在前門廊頂頭狹小的封閉陽台上。有時候，他跪在床上，臉貼在紗窗上，淒厲地嚎叫：“給我一個圓筒冰激凌！”不過，我連頭也不回：“你該睡覺了！” 我和爸爸慢慢地走在長長的，坑坑洼窪的馬路上。燈光通明的小店外頭，銀樹牌冰激凌的廣告牌矗立在人行道上。這兒是圖柏鎮，是休倫湖畔的一個老鎮。楓樹陰遮住了一部分街道。樹根擠裂了人行道，把路面高高地抬起來，裂紋像鱷魚，在光禿禿的空地上爬伸開來。穿襯衫、穿汗衫的男人，戴圍裙的女人，都坐在門外。我們不認識他們，但只要有人點頭打招呼，似乎要說：“今天晚上真暖和”，我爸爸就也點點頭，說句類似的話。孩子們還是在玩。我也不認識他們，因為媽媽把我和弟弟都關在自家的院子裡。她說他太小了，不能離開院子，所以我得看著他。看見他們傍晚時分玩的遊戲，我也不至於難過，因為他們的遊戲亂七八糟，各自為政。孩子們隨心所欲，一個或者兩個，分散在陰沉的樹陰底下，孤立成島，各居一隅。他們孤獨的遊戲和我每天忙的事也沒什麼區別，在地上堆鵝卵石，用樹枝在地上寫字，而已。

我們把這些院落和屋子都甩到了身後，經過一座窗戶已經被塵土封住的工廠，一家高大的木門到了晚上就上鎖的木料場。小鎮消失在一堆廢棄的棚屋和一個小型垃圾站的後頭。人行道也不見了。我們走在一條沙路上，身邊全是牛蒡草、車前草，還有各種各樣的無名野草。我們到了一塊空蕩蕩的場地裡。其實這兒是一塊景觀地，垃圾都清除乾淨了，還有一張後背缺了一塊板條的長椅，可以坐下來看看湖水。夜晚陰暗的天色下，湖水通常是灰色的，地平線黯淡無光，並沒有落日的景象。湖水沖刷著沙灘上的石頭，聲音靜謐。再遠一點，通往小鎮中心的方向，則是一段延展的沙路，一條水滑道，一些漂浮在安全游泳區周圍的救生圈，一個搖搖欲墜的救生觀望台。還有一座長長的暗綠色建築，像座帶頂棚的長廊，大夥兒都叫它長亭。每到星期天，這裡就坐滿了農場主和他們的妻子，一個個身著呆板僵硬的衣服。之前，我們住在鄧甘嫩時，長亭是我們熟悉的地方，每年夏天我們都會去湖邊三四次，每次都要來這裡，看看長亭，或者去碼頭看運糧的船隻。那些年代久遠的船隻鏽跡斑斑，在水面上顛簸前行，我們甚至納悶這樣的船是怎麼穿過防波堤的，更別說怎麼到達威廉姆堡了。

流浪漢們就在碼頭附近閒蕩，某些傍晚也會偶爾步入漸漸退去的沙灘，爬上一條男孩子們開闢的彎彎曲曲，時隱時現的小路，在乾涸的樹林裡停下腳步。他們和爸爸說了什麼，爸爸被他們嚇一跳。我太緊張了，沒聽清楚他們說什麼。爸爸說他也沒有錢。 “要是你願意，我幫你卷根菸吧。”他這麼說，小心翼翼地把煙草抖落在一張薄薄的菸紙上，舌頭飛快地輕舔一下，封起來，遞給流浪漢。流浪漢接過煙草，走了。爸爸自己也捲了一根，點上火，開始抽煙。 他告訴我北美五大湖的歷史。如今休倫湖所在的位置，他說，曾經是一塊平坦的陸地，一片一望無際的廣闊草原。然後，從北方來的冰雪緩緩地推進，深入低地。就像這樣——他給我看他的手。他伸開的手指按在我們坐著的地上，地面堅硬得像岩石一樣，一點痕跡也沒留下來。他說：“藏在古老的冰冠身後的力量可遠遠超過我這隻手。”後來，冰又回去了，縮回了它的北極，冰的手指留在了自己挖出的深洞裡，於是冰變成了湖，成就了今天的樣貌。對於流逝的時間來說，湖還年輕。我試著讓自己看著面前的大草原，看見正在漫步的恐龍。不過，我甚至沒法想像在有圖柏鎮以前，印第安人居住時期的湖岸。我們擁有的，只是如此微小的時間份額，這個事實讓我驚駭，但爸爸對此卻很平靜。有時候我覺得，世界存在了多久，爸爸就在我家裡生活了多久。其實，相比這個地方有人居住的歷史，他活在地球上的時間，僅僅比我長一點點而已。他對時代的了解，對那個汽車和電燈還不曾存在的年代的了解，也不比我多多少。這個世紀剛開始的時候，他也沒在世界上。等這個世紀結束的時候，我已經垂垂老矣，老得不知道還活不活在這個世界上。我不喜歡想這些。我希望湖永遠都是這樣的湖，永遠有浮標標記的安全游泳區，還有防浪堤和圖柏鎮的燈火。

爸爸在沃克兄弟公司當推銷員。這家公司的業務幾乎都在鄉下，在偏僻的農村。陽光、波爾橋、轉彎口，這些地方都是沃克公司的業務範圍。我們以前住的鄧甘嫩不包括在其中，因為它離城市太近了。這一點讓媽媽感覺分外地慶幸。他推銷咳嗽藥，鐵劑，雞眼藥，輕瀉劑，女人治內分泌紊亂的藥物，漱口水，香波，擦劑，藥膏，做清涼飲料的濃縮檸檬、橘子和木莓汁，香草香精，食物著色劑，紅茶，綠茶，薑汁，丁香，還有其他香料和老鼠藥。他有一首歌，其中有這麼兩句： 媽媽的看法是，這首歌一點意思也沒有。小販的小曲兒。爸爸就是個小販，一個敲人後院廚房門的小販。去年冬天之前，我們有自己的營生，一座狐狸養殖場。爸爸養銀狐，然後把銀狐皮賣掉做斗篷、手籠和外套。價格降了，爸爸還是希望第二年的價格好起來，然後又跌了。他堅持了一年又一年，直到最後，再也不可能撐下去了。我們欠了飼料公司一屁股債。我聽到媽媽好幾回對奧利芬特太太抱怨。奧利芬特太太是媽媽唯一還能說說話的鄰居。在這個世界上，奧利芬特太太也是個走跌的人。作為一個老師，她嫁給了一個看門人。我媽媽說，我們把一切都投進去了，但什麼也沒有換回來。那些日子，很多很多人都說這樣的話，不過，我媽媽沒時間關心全國的痛苦，只關心我們的。命運把我們扔進了貧民的街道。我們以前也是窮人，但這不是一回事，貧窮和貧窮也並不一樣。承受這一切，她覺得，只能保持尊嚴，心懷酸楚，卻絕不妥協。沒有腳爪托起的浴缸，沒有沖水馬桶，反正這樣的浴室也並不能給她什麼安慰。水龍頭里沒有水，人行道不路過家門口，沒有瓶裝牛奶，甚至，沒有兩家電影院，沒有維納斯餐館，沒有伍爾沃斯連鎖店（舒適的店堂裡，鳥兒在風扇習習吹過的角落裡歌唱；綠色的水箱裡，指甲大小的魚兒如同月光一般明亮），她都不在乎。

下午的時候，媽媽經常步行到西蒙家的雜貨店。她帶我一起去幫她提東西。她穿上精緻的外衣，海軍藍的，上面有透明的，纖小的花朵，裡面穿的是她海軍藍的襯裙，還要戴一頂白色的草帽，帽子往腦袋一邊壓下來。我穿上剛鋪了報紙在後門台階上漂白的白色鞋子，把我的頭髮做成濕濕的長卷兒（因為頭髮要是乾了，就會很快蓬鬆開來），用一根硬邦邦的大髮帶系在我的腦袋上。晚飯後和爸爸出門，就和這副打扮完全不同了。還沒走過兩幢房子，我就感覺，我們成了全世界的笑柄，就連馬路邊粉筆寫的粗話都在嘲笑我們。媽媽似乎沒注意，她走路的姿勢像正在逛商店的淑女。她像個淑女一樣去購物，路過她身邊的是衣裙寬鬆，不繫腰帶，胳膊下面都撕開了口子的家庭婦女。我也是她精心打扮過的，那倒霉的鬈髮，招搖的髮帶，洗得乾乾淨淨的護膝和白襪子，都不是我想要的。要是她當眾叫我，我甚至會痛恨自己的名字。她的聲音那麼響亮，清脆，驕傲，故意裝出和街上的其他媽媽都不一樣的腔調。

媽媽有時會帶回家一塊冰磚，算是給我們的特別優待。簡單的三色冰激凌。家裡沒有冰箱，我們要把弟弟叫醒，立刻吃完。我們就在永遠被隔壁家的房子擋住光線的餐廳裡吃。我小心翼翼地用勺子舀，把巧克力留到最後，希望等弟弟的盤子空了，我的盤子裡還有剩下的。然後媽媽就會試圖模仿我們當初住在鄧甘嫩時的對話，回到弟弟剛出生的時候。那是我們最早，最為舒適的日子。那時候，她會給我一點茶喝，杯子裡加大量的牛奶，和她杯子裡的差不多。我們坐在屋外的台階上，面對水泵，丁香樹，以及遠處的狐狸圍欄。她沒法控制自己不提那時候。 “你記得我們把你放在雪橇上，讓少校拉你跑嗎？”少校是我們家的狗，我們搬家的時候，留給鄰居養了。 “你還記得放在廚房窗戶外頭的沙盒子嗎？”我裝作記不清楚了，小心不讓自己掉進感傷這類多餘的情緒裡去。

媽媽有頭疼病，經常得躺在床上。她躺在弟弟狹窄的小床上，逼仄的封閉陽台籠罩在沉重的層層樹枝之下。 “我看著這些樹，會覺得自己在家裡。”她這麼說。 “你需要的是新鮮空氣，開車到鄉下兜兜風。”爸爸說。他的意思是和他一起出門，走沃克兄弟公司的推銷路線。 媽媽可不喜歡這麼開車到鄉下兜風。 “能帶我去嗎？” “你媽媽也許想要你在家試衣服。” “我今天下午不可能做衣服了。”媽媽說。 “那我帶她去吧。我帶他們兩個去，你休息一下。” 我們怎麼了，怎麼把我們帶走算是讓她休息？不過沒關係。我高興地找到弟弟，讓他先去上廁所，然後帶他上車。我們都沒戴護膝，頭髮也沒打卷。爸爸從屋子裡拎出兩隻沉甸甸的灰色行李箱，裡面裝的全都是瓶瓶罐罐。他把行李箱擱在後座上。他穿著白色襯衫，在陽光下鮮亮奪目，係了領帶，褲子是輕便的，是他夏天穿的一套西裝的褲子。他還有一套葬禮穿的黑色西服，伯父去世後留給他的。他戴了一頂淡黃色的草帽，一身銷售員的裝束，襯衫口袋裡還別了鉛筆。他又回去了一次，可能是和媽媽說再見，問她是不是肯定不想去。她說：“不用了，謝謝，我只想閉著眼睛躺一會兒。”隨著車倒出車道，一種對奇遇的渴望油然而生。因為這種小小的渴望，我們沒覺得顛簸。上了馬路以後，炎熱的空氣開始移動，成了一陣微微的風。沿著爸爸認識的小路出了小鎮，路邊的房屋越來越少，也越來越陌生。這個下午，等待我們的，除了在蔫蔫的農莊里的灼熱時光，大概還有鄉村小店的逗留，三個冰激凌筒，或者瓶裝汽水，也許還有爸爸的歌聲？他自己作詞作曲的那首，還有名字，“沃克兄弟的放牛娃”，大概是這樣開頭的：

尼德·菲爾茲是誰？爸爸接的是這個人的班，顯然。要是果真這樣，他現在應該真的死了。爸爸的嗓音有種悲傷的喜悅感，讓他的死亡聽起來像是無稽之談，像是喜劇裡的不幸事件。 “多麼希望回到里奧格蘭德河畔，走過黑漆漆的沙石。”爸爸一路幾乎都在唱歌。就連這會兒，出了小鎮，過了橋，一個大轉彎拐上公路，他也還是嘰嘰咕咕，哼著小調，實際上是找調子，準備即興創作。我們沿著公路，路過一個浸信會教友的營地，就是聖經度假營的時候，他脫口而出了： 弟弟信以為真，起身跪在窗口看湖面。 “我沒看見有浸信會教友。”他抱怨說。 “我也沒看見。”爸爸回答說，“我說了，他們都在水底。” 一離開公路，就沒有鋪好的路了。灰太大，我們只好搖上車窗。地上空蕩蕩的，平坦坦的，燒焦了。農戶家後頭的樹林一片陰冷，烏黑的松樹樹陰如同沒有人下水的池塘。我們在一條漫長的小徑上顛簸不已，終於到了路的盡頭。沒有什麼地方能比這裡更不好客，更荒涼了。高大的農舍連油漆都沒有漆，門前的雜草叢生，也不曾修剪過。綠色的百葉窗拉了下來。一推開樓梯上的門，發現它通往的方向，除了空氣什麼也沒有。許多人家都有這種門，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問爸爸。爸爸說，這門是夢遊的時候用的。什麼？哦，是這樣，萬一你做夢的時候要出來夢遊，可以從這裡走出去。我這才明白他在開玩笑，惱羞成怒。他總是這樣。不過弟弟執著地認為：“要是他們真的從這裡走，會摔斷脖子的。”

1930年代，這樣的農舍，這樣的下午，對我而言，就代表了那個十年。正如爸爸的帽子，他明亮的帶火焰圖案的領帶。我們那輛踏板寬大的汽車，是很久之前就風光不再的埃塞克斯。農莊里停了不少這樣的車，遠比我們的舊，但沒有我們的髒。有的已經不用了，車門也掉了，座位被拿到走廊上用了。除了狗以外，看不見什麼活物，雞或者牛，都沒有。狗兒們都在陰涼的地方躺著，做著夢，斜攤開來的身體飛快地起伏。我爸爸一開車門，它們就起來了。他只好和它們說話：“乖孩子，男孩子吧，一個老男孩。”它們安靜了下來，回到自己的陰涼處。他知道怎麼讓動物們平靜。他曾經需要控制脖子被夾子扣住的絕望的狐狸。以一種親切的聲音對付狗，用另一種快活的，昂揚的聲音來叫門。 “嗨，你好，太太，我是沃克兄弟公司的，你今天還好嗎？”門打開了，他就消失了。他不讓我們跟著他，甚至不讓我們下車。我們只能等，猜他都說些什麼。有時候，為了逗媽媽笑，他會裝作是在某家農舍廚房的樣子，把樣品一個個地攤開：“現在，好了，太太，寄生蟲給你惹了不少麻煩吧，我的意思是，你家孩子的頭皮。這些讓人毛骨悚然的小東西，爬到了你最愛的家人的腦袋上。通常因為禮貌，大家都不好意思提……光用肥皂是不行的，煤油的味道又不好聞，不過呢，我這裡有……”或者是，“相信我，我整天都坐著開車，深知這些藥丸的價值。自然緩解。對老人來說，這個問題挺普遍，畢竟活力不如以前啊……老奶奶，你怎麼樣？”他在媽媽鼻子底下揮舞那個不存在的藥盒，終於，她心不甘情不願地笑了。 “他不會真的這麼說吧，是不是？”我問。她回答說，當然沒有，他就是太紳士了。

汽車一個院子接一個院子地開過去，眼前出現破舊的車、水泵、狗、一個個灰色的穀倉、倒塌的棚屋，還有不再轉動的風車。田野裡看不見男人，如果男人還下地干活的話。孩子們也在很遠的地方，不是沿著乾涸的溪流玩去了，就是找黑莓去了。也許他們藏在屋裡，透過百葉窗的縫隙悄悄地打量我們。因為出汗，車座變得滑溜溜的。我煽動弟弟按喇叭，我自己想這麼幹，不過不想挨罵。他更清楚怎麼脫身。我們玩視覺大發現遊戲，但是找不到多少顏色。穀倉、棚屋、房子、廁所都是灰色的，院子和田野都是褐色的，狗則不是褐色的就是黑色的。生鏽的汽車上有繽紛的色斑，我費盡全力分辨出了紫色，或許是綠色。我還在門上剝落的油漆上認出了栗色，或者黃色也不一定。識字遊戲更好玩，可惜玩不了，弟弟年齡太小，還不會拼寫。總之，遊戲玩不下去了，因為他宣稱我發現的顏色不漂亮，想讓自己多來一把。

有一幢屋子的門全是關著的，不過有汽車停在前院裡。爸爸敲門，吹口哨，叫道：“嗨，有人嗎！沃克兄弟公司的推銷員！”但是，一點動靜也沒有。這座房子沒有走廊，光禿禿的。爸爸站在一塊傾斜的水泥板上。他轉身去穀倉找。穀倉一定是空的，因為隔著穀倉能看到天。終於，他彎下腰，提起行李箱，恰恰就在這時候，樓上的某扇窗戶開了，窗台上出現了一個白色的壺，傾斜，裡面的東西潑下來，濺在了外牆上。窗戶並不是恰好在爸爸頭頂上方，所以大概只有幾滴濺到他身上。他提起行李箱，不慌不忙地朝汽車走過來。他沒有繼續吹口哨。 “你知道裡面是什麼嗎？”我問弟弟。 “尿。”他笑了又笑。 開車前，爸爸捲了一根煙，點上。窗戶“啪”地關上了，百葉窗也拉上了。我們連一隻手或者一張臉也沒看見。 “尿，尿，”弟弟欣喜若狂地唱，“有人潑尿下來了！”“別告訴你媽媽。”爸爸說，“她不喜歡這種玩笑。”“你會在你的歌裡唱嗎？”弟弟很好奇。爸爸說不會，不過他會想想怎麼編進歌裡去。 隔了一會兒，我意識到，我們沒有朝任何一條小路拐彎，看起來也不像要回家。 “這是去森夏恩的路嗎？”我問爸爸，他回答道：“嗯，不是。”“那我們還在你負責的地盤嗎？”他搖頭。 “我們在開快車。”弟弟欣喜地說。這會兒，我們的車在一個個乾巴巴的泥坑上彈來彈去，行李箱裡的瓶瓶罐罐撞來撞去，發出歡快的叮噹聲。 另外一條小路上，一座也沒有刷過油漆的房子，在太陽的暴晒之下變成了銀色。 “我覺得這不是你的地盤。” “確實不是。” “那我們來這里幹什麼？” “你會知道的。” 屋子前，洗乾淨的衣服曬在草坪上，一個矮小結實的女人正在收衣服。我們的車停下來時，她目光嚴峻地看了我們一會兒，彎腰又撿了兩條浴巾，塞在她胳膊下的籃子裡，才朝我們走過來。她用一種平淡的聲音問：“你們迷路了？”既談不上歡迎，算也不上不友好。 我爸爸慢慢地下了車，說：“我猜沒有吧，我是沃克兄弟公司的推銷員。” “喬治·高里才是我們這裡的沃克兄弟公司推銷員。”這個女人說，“他剛來過，這還不到一個星期呢……哦，我的上帝，”她急促地說，“是你。” “沒錯。直到上次照鏡子的時候，我還是我。”爸爸回答道。女人把她面前的浴巾全撿起來，緊緊地抱在懷裡，用浴巾抵住她的胃，好像胃疼似的：“我怎麼也沒想到是你。你還告訴我你是沃克兄弟公司的推銷員。” 爸爸謙卑地回答說：“要是你希望見的是喬治·高里，我很抱歉打擾了你。” “看看我，我剛準備收拾雞舍，你大概以為我是找藉口，不過是真的。我不是每天都打扮成這樣的。”她戴了一頂農民的草帽，陽光穿過草帽，針針點點地落在她臉上。她穿了一件肥大的工作服，衣服上到處都是污漬，腳上是跑鞋。 “車裡是誰，是你的孩子嗎？” “嗯，我希望，也相信他們是我的孩子。”我爸爸回答，告訴她我們的名字和年齡，“來吧，你們出來吧。這位是諾拉·克羅寧小姐。諾拉，你最好告訴我，你依然單身嗎，還是丈夫這會兒正躲在柴房裡？” “要是我有丈夫的話，也不至於把他藏在那兒，本。”她說，他們一起笑了起來，她的笑顯得有些生硬，似乎生氣了。 “我穿得像個流浪者，你大概覺得我不體面吧。”她說，“來吧，躲躲太陽，進屋去。屋裡涼快。” 我們穿過院子。 “抱歉帶你走這條路。不過自從爸爸的葬禮之後，前門就再也沒開過。我想大概鉸鏈掉下來了。”我們上了門廊的台階，進了廚房。那裡是真涼快，高高的天花板，當然百葉窗拉下來了。簡單，乾淨的老式房間，磨損的油地氈上了蠟，盆栽的天竺葵，水桶和舀水的勺，圓桌上蓋了擦得乾乾淨淨的油布。儘管屋里幹淨，所有的東西表面都擦洗過，屋裡還是有一股淡淡的酸味，也許是抹布，也許是舀水的錫勺子，或者是油布，甚至有可能是老太太。屋裡有一位老太太，就坐在鐘架下面的安樂椅上。她朝我們的方向微微抬了抬腦袋，問：“諾拉？有人來了？” “瞎了。”諾拉用解釋的語氣飛快地對爸爸說，然後回答說：“你猜不出來是誰的。媽媽。你聽聽他的聲音。” 我爸爸走到她面前，彎下腰，滿懷期望地說：“下午好，克羅寧太太。” “本·喬丹。”老太太毫無意外地說，“你已經很久很久都沒來看我們了。你是不是出國了？” 爸爸和諾拉互相看了看。 “他結婚了，媽媽。”諾拉歡快地說，頗有些挑釁的意味，“結婚了，還帶了兩個孩子來，孩子都在呢。”她把我們往前拽。她說我們名字的時候，我們分別碰了碰老太太乾燥冰冷的手。瞎了！我第一次如此之近地看一個瞎子。她的眼睛閉著，眼瞼垂了下來，裡面似乎沒有眼球，只有兩個洞。從一個洞裡流出來一滴银白色的液體，是藥水，還是奇蹟般的淚水？ “我得去換件體麵點的衣服。”諾拉說，“和媽媽說會兒話吧，這對媽媽來說是件大喜事兒。我們很少有客人來，是吧，媽媽？” 老太太平靜地說：“沒人能認得這條路了。以前住在附近的老鄰居們，很多都走了。” “哪裡都這樣。”爸爸回答道。 “你太太呢？” “在家。她受不了熱天，天熱她就難受。” “好吧。”這是個習慣，鄉下的老人說“好吧”，意思其實是，“真的嗎？”有一絲額外的禮貌和關心。 諾拉的古巴式鞋跟沉重地踩在樓梯上。當她再次出現時，渾身的花。媽媽從來沒有這麼花哨的衣服，棕色的底，綠花和黃花，是某種沙沙瑟瑟的薄縐綢面料，沒有袖子。她的胳膊很粗，每一塊皮膚上幾乎都能看見細小的黑斑，就像麻子似的。她的頭髮是黑色的，短短的鬈髮，髮質粗糙，牙齒非常白，看上去很健康。 “我以前從來不知道還有綠色的罌粟花。”爸爸看著她的衣服說。 “什麼沒見過的你都覺得稀奇。”諾拉回答道。她走動的時候，一股強烈的古龍水的味道飄了過來。衣服一換掉，她的聲音也隨之變化，彷彿更友好，更青春洋溢了。 “但這不是罌粟花，只不過是花罷了。你去幫我抽些涼水，上好的涼水，我給孩子們做點喝的。”她從碗櫃裡拿出一瓶沃克兄弟的濃縮橘汁來。 “你告訴我你是沃克兄弟的推銷員！” “這是真的，諾拉。要是你不信的話，可以去我車裡看看，車裡還有樣品呢。我負責的地區就在南邊。” “沃克兄弟？真的？你替沃克兄弟賣東西？” “千真萬確，伯母。” “我們一直聽說你在鄧甘嫩養狐狸。” “我以前是養狐狸，不過，我在這一行的運氣已經耗光了。” “那你現在住哪裡？你出來賣東西有多久了？” “我們搬到圖柏鎮了。我在這一行，哦，嗯，兩三個月吧。能讓我們不至於餓死，差不多把死神擋在院子籬笆外頭吧。” 諾拉笑了起來：“好了。我想有份工作，你應該算很走運了吧。伊莎貝爾的丈夫在布蘭特福德，已經失業很久了。我覺得，要是他不趕緊找到工作，我就得把他們全家都接到這裡來養了。跟你說實話吧，我可真不想這樣。我和媽媽生活就夠緊巴的了。” “伊莎貝爾結婚了，”我爸爸說，“穆里爾也結婚了？” “她沒有，她在西邊一所學校教書。她有五年沒在家了，我想她大概找到更好的辦法把假期消磨掉了。要是我是她，我也這樣。”她從桌子抽屜裡拿出了一疊照片，給爸爸看，“這是伊莎貝爾的大兒子，已經上學了。這是小的，在嬰兒車裡。穆里爾，和她的室友在一起。這個人，以前和她約會過。喏，這是他的車。他就在離這裡不遠的一家銀行工作。這是她的學校，有八個班，她教的是五年級。”爸爸搖了搖腦袋：“我對她沒什麼印象了，就記得她上學的時候很害羞。我去見你的時候，偶爾在路上碰見她。她一句話也不說，連天氣不錯這樣的招呼也不回答。” “她現在已經不這樣了。” “你們在說誰？”老太太發問了。 “穆里爾，我說她沒以前那麼害羞了。” “去年夏天她回來了。” “沒有，媽媽，回來的是伊莎貝爾。伊莎貝爾全家去年夏天都來了。穆里爾在西部。” “哦，我說的就是伊莎貝爾。” 沒一會兒，老太太就睡著了，腦袋歪向一邊，嘴巴張著。 “對不起啊，這麼儀容不整的，人老了。”她給她媽媽蓋了一塊阿富汗披肩，叫我們去前面的房間說話，在那兒說話不會打擾她媽媽睡覺。 “你們兩個，”我爸爸說，“是不是想到外面玩？” 外面有什麼可玩的？反正我想待在屋裡。前面的房間比廚房有意思多了，雖然裝飾更少。這裡有一台留聲機，一架腳踏風琴，牆上掛了一幅馬利亞的圖片。耶穌的媽媽，我只知道這些。畫像的背景是明亮的藍色和粉紅色，錐形的光環圍在她腦袋四周。我知道只有羅馬天主教徒的家裡才有這種畫像，那麼，諾拉肯定就是教徒了。我們不了解羅馬天主教徒，從來沒有熟悉到可以到人家家裡去參觀的地步。我想起來了，住在鄧甘嫩的時候，奶奶和蒂娜姑姑經常說哪些人哪些人是天主教徒。某某人是踩鏟子用錯腳的異教徒。她們是這麼說的。她是踩鏟子用錯腳的異教徒。她們也會這麼說諾拉吧。 諾拉從腳踏風琴上面拿了一個瓶子，裡面還有一半東西，她把東西倒進兩個玻璃杯，就是她和我爸爸喝完了橘子汁的空杯子裡。 “留在這裡生病的時候喝？”我爸爸問。 “絕對不是。”諾拉回答，“我從來不生病。我留著，就是因為我留著。一瓶就能喝很久了，因為我不在乎自己一個人喝。嘿，祝你好運！”她和我爸爸都喝了。我知道是什麼了。威士忌。媽媽告訴過我，爸爸從來不喝威士忌。現在我看見他是喝的。他喝威士忌，他談起一些人，這些人的名字我從來都沒聽說過。不過，一會兒，他就提到了我知道的事兒。他說起人家往窗戶外頭倒夜壺。他說：“想想，我站在那兒，熱情洋溢地叫喊，哎呀，女士，我是沃克兄弟公司的推銷員，有人在家嗎？”他大叫大喊，咧嘴大笑的樣子很是荒誕，先是以一種喜悅的期待神情抬頭看著，等著，緊接著，猛然一閃，用胳膊抱住腦袋。他的樣子彷彿是在乞求憐憫——其實他根本沒有，我當時都看見了。諾拉笑了起來，笑得和弟弟當時一樣樂不可支。 “肯定不是這樣的！沒一句真話！” “哦，女士呀，這是千真萬確的。我們沃克兄弟公司有英雄排行榜的。你覺得可笑，真讓我高興呀。”爸爸陰鬱地說。 我怯生生地求他：“唱支歌吧。” “什麼歌？原來你成了個超級歌星呀？” 爸爸尷尬地說：“得了，是我開車時胡編的。開車的時候打發時間，編一些節奏韻律啥的。” 不過，幾經催促，他還是唱了。唱歌的時候，他用一種抱歉的滑稽表情看著諾拉。她笑得太厲害了，他只能停下來幾次，等她笑夠了再繼續唱，因為她把他也逗笑了。然後他又說了幾段推銷員的演說辭。諾拉手臂交叉，笑的時候雙臂就壓在她碩大的胸脯上，說：“你看你瘋瘋癲癲的，你就是這德行。”她看見弟弟朝留聲機裡面探頭探腦地看，跳起來走了過去，“我們聊得熱鬧，把你忘記了，是不是很討厭呀？你是不是想要我放唱片？你想來張好聽的唱片吧？你會不會跳舞？你姐姐會不會跳？她會跳舞嗎？” 我回答說不會。 “像你這種年紀的姑娘，而且還長得這麼好看，竟然不會跳舞！”諾拉說，“現在就是學的時候了，我打賭，你一定能跳得很好。來來來，我放一張以前我跳舞用的吧，就連你們的爸爸在他也跳舞的日子裡，也跟著這張唱片跳過，是吧？你們的爸爸很有天賦的！” 她把留聲機蓋子放了下來，出其不意地抱住了我的腰，抬起我的胳膊，開始推著我往後走。 “就這樣，好，他們都是這麼跳舞的。跟著我走。看，這隻腳。一，一，二。一，一，二。真不錯，很好，不要看腳！跟上腳步。對了，明白了吧，多簡單啊。你一定能跳得很好的。一，一，二，一，一，二。本，看看呀，你女兒在跳舞！” 當你擁我入懷中，輕聲細語。輕聲細語，在沒有人能聽見的地方…… 繞著油氈，一圈又一圈，我一腔的自豪，專心致志。諾拉一直在笑，輕快地轉動，她奇異的興奮把我包圍了。她散發出威士忌的味道、古龍水的香氣，還有汗水的氣味。她胳膊下面，衣服已經濕了，微小的汗珠沿著她的上嘴唇往下淌，懸掛在貼近她嘴角的，柔軟的黑色汗毛梢上。她帶著我在爸爸面前旋轉，把我轉得腳步趔趄。明顯，我完全不是她說的機靈的學生。終於，等她放開手，我已經累得氣喘吁籲了。 “和我跳舞。本。”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比我跳得更糟。諾拉，你不是知道嗎？” “我從來沒這麼覺得。” “你會這麼覺得的。” 她站在他面前，彷彿充滿希望似的，雙臂張開。她的胸脯，剛才還讓我覺得尷尬，因為溫暖，而且還碩大。這會兒，她的胸脯在寬鬆的花衣服下起伏不止，她的臉因為剛才的活動和喜悅而閃閃發光。 “本。” 爸爸低下頭，靜靜地說：“我不跳。諾拉。” 她只好走開，把唱片取了出來。 “我能一個人喝酒，卻沒辦法一個人跳舞。”她說，“除非，我比我自己以為的還要瘋。” 我爸爸笑了：“諾拉，你沒瘋。” “留下來吃晚飯吧。” “嗯，不行的。我們不能麻煩你。” “沒麻煩。我會高興的。” “再說，他們的媽媽會擔心的。她會以為我把車開到溝裡去了。” “嗯，這倒也是。” “我們已經佔用了你很長時間了。” “時間。”諾拉譏諷地說，“你會再來嗎？” “能來的話，我會來的。”爸爸回答道。 “帶上你的孩子們。還有你太太。” “會的。”爸爸說，“要是我能來的話。” 她送我們朝汽車走過去，他又說：“你也來看看我們吧，諾拉。我們就住在林蔭道，左手進去，就是朝北走，第二個門，貝克街東面。” 諾拉沒有重複路怎麼走的話。她穿著她那一身輕柔的衣服，亮麗的裙子，站在車邊。她碰到了擋泥板，在擋泥板的灰塵上留下了一個難以覺察的記號。 回家的路上，爸爸沒有給我們買冰激凌，也沒有買汽水。不過，他進了一家鄉村小店，買了一包甘草糖。他和我們分了這包糖。踩鏟子用錯腳，我想起這句話。以前這句話從來沒有讓我覺得這麼悲傷，這麼黑暗，這麼不合情理過。爸爸也沒叫我回家別提，不過他的心事重重，他遞給我們甘草糖時的心不在焉，讓我明白，有些事不能提。也許是威士忌，也許是跳舞。至於我弟弟，不用擔心，他什麼也沒注意。他至多可能記得瞎了眼的老太太，聖馬利亞的畫像。 “唱歌。”弟弟命令爸爸說。爸爸黯然回答說：“不知道怎麼回事兒，我想不出來了。你看著窗外，要是有兔子，告訴我一聲。” 所以，爸爸開車，弟弟看著窗外找兔子。我感覺到爸爸的生命從車裡飛了回去。這是下午的最後時分，天色漸漸變暗，變得陌生，彷彿一幅被施了魔法的風景畫，當你望著它，它看起來熟悉，平凡，而又親切，但一轉身，就變成了一種你永遠也無法理解的東西，有著各種各樣的天氣，以及根本無法想像的距離。 接近圖柏鎮的時候，天色已經微微暗了。正如往常一樣。湖邊的夏夜，幾乎永遠都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