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信仰之年

我們住在弗萊茲路盡頭那邊的房子時，母親還沒學會開車以前，我們經常走路進城。城就是指諸伯利，在一英里外。她鎖門時，我要跑到大門口，看路的兩邊，確保沒有人過來。那條路上除了郵差和班尼叔叔還會有誰呢？我搖搖頭，她就會把鑰匙藏在陽台的第二根柱子下，木頭已經腐爛了，露出一個小洞。她認為會有盜賊。 我們背後是格蘭諾茲沼澤，瓦瓦那什河，還有遠處的山，都空蕩蕩的只有樹木，不是出於地理知識缺乏，有時我覺得那就是世界的盡頭。我們就是沿著最多兩道車轍寬的弗萊茲路，來到了這個盡頭，路中間長著茂盛的車前草和繁縷。我總是想著盜賊的事情。我想像他們只有黑白兩色，憂鬱專注的臉，專業的服裝。我想像他們在不遠處等待著，比如沼澤旁長著蕨類的濕軟的野地，等待著，對我們的房子和里面的一切一清二楚。他們知道塗金的蝴蝶手柄的杯子；我的珊瑚項鍊，我覺得很難看還扎人，別人卻說很有價值，因為是父親的姑媽海倫環遊世界時從澳大利亞寄來的；結婚前父親買給母親的一條銀手鐲；一隻有日本圖案的黑碗，看起來很寧靜，是結婚禮物；母親白中帶綠的拉奧孔墨水池（鑲在桌上），是高中畢業成績優異的獎勵——那條蛇巧妙地纏繞和遮住了三個男性雕像，我永遠都無法知道他們下面有沒有大理石生殖器。盜賊最想要的就是這些，我明白，但是他們不會行動，除非我們的粗心大意給了他們機會。他們對這些東西的認識和貪婪，讓它們看起來的確具有了價值和獨特之處。我們的世界切實地反映在盜賊的頭腦中。

當然，後來我開始懷疑盜賊的存在，或者至少他們會這樣行事。依我看，他們的方式極有可能是很偶然的，他們的認識是模糊的，他們的貪婪沒有明確的對象，他們與我們的關係近乎無意。當我不那麼相信他們的存在時，我可以輕易地沿著河邊去沼澤，但是好一段時間，我想著他們，懷念對他們的想像。 在我腦海裡，上帝的形象遠沒有盜賊那麼清晰、純粹。母親不太願意提起他。我們屬於——至少父親和父親的家族屬於——諸伯利的聯合教堂，弟弟歐文和我小時候都在那裡受洗，顯示出母親這邊令人吃驚地軟弱或慷慨；也許孩子的出生讓她成熟了，也迷惑了。 聯合教堂是城裡最現代、最大也最繁榮的教堂。在教會聯合時，它納入了所有以前的衛理公會派教徒、公理會教徒和一大批長老會成員（包括父親的家族）。城裡還有四個教堂，都很小，相對貧窮，按照聯合教堂的標準來說，都走向了極端。天主教堂是最嚴重的一個。它是白色的木製建築，簡單的十字架，立在城北部一座小山上，為天主教徒舉行特殊的儀式，像印度教徒一樣，他們的聖像、告解和聖灰星期三的聚會都奇異而神秘。在學校，天主教徒是一個雖然很小但並不怯懦的部落，大多是愛爾蘭人，他們不待在教室裡受宗教教育，而是被允許到地下室去，猛敲管子。很難把他們的粗暴吵鬧和奇特而危險的信仰聯繫起來。父親的姑媽，我的姑奶奶，住在天主教堂對面，經常拿他們“有點事兒就急著告白”開玩笑，但是他們可以告訴你，他們知道，嬰兒的頭骨，女修道院地板下那些被勒死的修女，是的，肥胖的牧師和妓女，還有黑人老主教，這些可不僅僅是玩笑。這些都是真的，有講述這些事情的書。一切都是真的。就像學校裡的愛爾蘭人，教堂建築也顯得與此不符，空蕩，簡單，直接，無法讓人聯想到驕奢淫逸和流言蜚語。

浸禮會教徒也很偏激，但是完全不帶邪惡，倒有些喜劇的味道。有社會地位的要人都不加入浸禮會，所以連波克·蔡爾茲這樣給城里送煤和收垃圾的人，都能在裡面成為領導人物，成為長老。浸禮會教徒不可以去舞會或看電影。女士不准塗口紅。他們朗誦讚美詩的聲音很大，嬉戲耍鬧，心態樂觀，儘管生活節儉樸素，他們的宗教卻比任何其他教派都更通俗開心。他們的教堂離我們後來在河水街租的房子不遠；很端莊，但也很時髦很可怕，是用灰色水泥磚建造的，碎石砌的玻璃窗。 長老會則由那些剩下來的拒絕加入聯合教堂的人組成。大多是老人，他們反對星期天練習曲棍球，並且唱聖歌。 第四類教會是聖公會，沒有人了解它，也沒有人怎麼談論它。在諸伯利，它沒有威信或資金支持，不像在那些殘存著古老的家庭契約，或者有某種軍事或社會團體維持它的運作的城市。定居瓦瓦那什郡和建立諸伯利的是來自英國北方的蘇格蘭聖公會、公理會和衛理公會派教徒。因此聖公會在這裡不像其他地方那麼流行，也不像加入天主教或浸禮會那麼有趣，甚至不能像長老會那樣有強大的說服力。不過，教堂裡有鐘，是城裡唯一的教堂鐘，我覺得鐘是教堂裡應該有的好東西。

聯合教堂內部，光滑的金色橡木的靠背長凳擺成帶有民主意味的扇型，中心是講道壇和唱詩班。沒有祭壇，只醒目地陳列著管風琴。彩色玻璃上描繪著行奇蹟的耶穌（雖然不是把水變成酒）或寓言故事。星期天的聖餐禮上，紅酒是用托盤傳遞的，裝在小而厚的玻璃杯裡，就像每個人都在喫茶點一樣。甚至也不是紅酒而是葡萄汁。這就是星期天大家統一著裝聚集而來的教堂。獅子會成員也會來，拿著紫色流甦的帽子。醫生、律師和商人傳遞盤子。 我的父母親很少去教堂。父親穿著不習慣的套裝，顯得恭敬而緘默。禱告時，他會把胳膊肘放在膝蓋上，前額搭在手上，閉上眼睛，禮貌而矜持。母親則一分鐘都不會閉上眼睛，很少低頭。她會坐在那裡謹慎但不加掩飾地東張西望，像一個人類學家在記錄一個原始部落的行為。她聽佈道的時候，身子挺直，眼睛明亮，懷疑地咬著口紅；我擔心她隨時會跳起來，對什麼事情發起挑戰。她很明顯沒有唱聖歌。

我們在城裡租的房子有一個房客叫弗恩·道夫提，她在聯合教堂唱詩班。我會和她一起去教堂。我一個人坐著，是家庭唯一在場的人。父親的姑媽住在城的另一端，不經常這麼遠道而來；反正諸伯利電台上也有禮拜的廣播。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首先，很可能是為了讓母親心煩——雖然母親沒有直接反對——並以此引起別人對我的興趣。我可以想像人們看著我，然後說：“你看見那個約旦小女孩了嗎，每個星期天都是獨自一人？”我希望激起人們對我的興趣，被我的虔誠和堅持不懈感動，因為他們知道母親相信什麼不相信什麼。有時，我把諸伯利人看成一大批觀眾，我的觀眾；在某種程度上的確如此；對每個住在那裡的人，城裡的其他人都是觀眾。 但是在我們搬過來的第二年冬天——我十二歲那年——我的理由改變了，或者說是具體化了。我想解決有關上帝的問題。我一直在讀關於中世紀的書，越來越對信仰感興趣。上帝的存在對我來說一直是有可能的，現在我明確地渴望著他，深受折磨。他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需要確信，需要說明他存在的證據。我去教堂就是為了這個目的，但是我不能對任何人說。

刮風下雨的星期天，下雪的星期天，喉嚨痛的星期天，我都懷著這個不能說出的希望坐在聯合教堂；希望上帝，至少對我，會像一道光亮，耀眼和清晰地出現，出現在現代的靠背長凳上；希望他像一片萱草在管風琴下突然開花。我覺得必須嚴密地藏起這個希望；以熱情的聲調、語言或手勢透露這個希望，會像放屁那樣不妥當。在儀式指向上帝的前半部分（佈道會以時事問題開始），人們臉上引人注意的那種凝聚力很強的表情，是母親尤其反對的，她氣憤而疑惑，彷彿要一下子站起來，質問所有這一切有什麼意義。 在教堂裡你從來遇不到上帝是否存在這個問題。唯一的關鍵是他贊同什麼，或通常他不贊成什麼。祝福結束後會有一陣騷動，好像每個人都打呵欠一樣舒服地放鬆下來，雖然實際上沒有人打呵欠，人們站起來，愉快而放鬆，祝賀一般地互致問候。這樣的時候我總是感覺發癢，悶熱，沉重和沮喪。

我沒想過向任何信徒提出我的問題，甚至牧師麥克勞林先生。那會是無法想像的尷尬。同時我也感到擔心。我擔心信徒會支支吾吾地維護自己的信仰，或者解釋自己的信仰，那對我將是一種挫敗。比如，如果麥克勞林先生萬一對上帝的理解還不如我切實，那對我即便不是絕對令人氣餒的事情，也是相當大的挫敗。我寧願相信他的理解很有把握，也不想去試探。 不過，我的確想過把我的問題帶到另一間教堂，聖公會。因為那隻鐘，因為我好奇另一個教堂裡面是什麼樣子，有什麼儀式，聖公會教堂是唯一可以嘗試的。自然我沒有告訴任何人我的打算，而是和弗恩一起走到聯合教堂的台階處，在那裡我們分開，她要繞道去小禮拜室換上唱詩班的服裝。她一走開，我就轉身向反方向，走過兩倍的路程，去聖公會教堂，回應那隻鐘的邀請。我進去，希望沒有人注意我。

大門外有遮雨門廊，用來擋風。然後是一個又小又冷的入口，地上鋪著棕色的席子，讚美詩堆在窗子的壁架上。然後我進到教堂裡面。 那裡顯然沒有爐子，門口只有一個小型取暖器，發出家裡那種不斷的噪音。過道上整個鋪著一條同樣的棕色席子；不然就只有木頭地板了，沒有打蠟或油漆，寬寬的木板，有時在腳下會感到震顫。兩邊各有七八條靠背長凳，就是這樣了。兩條唱詩班的長椅子和長凳呈直角擺放，一架風琴在一邊，講道壇——一開始我還不知道它是什麼——立在另一邊，像雞棚一樣。然後是欄杆，一道台階，接著是一個小小的高壇。高壇的地上鋪著舊地毯。一張桌子，一對銀燭台，粗呢邊的捐款盤，還有十字架，看起來好像是表面覆蓋了銀紙的紙板，像舞台上的王冠。桌子上方是霍爾曼·亨特《耶穌敲門》的繪畫的複製品。我以前沒有見過這幅畫。上面的耶穌和聯合教堂窗子上創造奇蹟的耶穌有些細小卻非常重要的差別。他看起來更加富麗堂皇，更有悲劇性，他的背景也更陰暗和豐富，更有異教或至少地中海風情。我習慣了主日學校的彩色蠟筆劃上他無力的牧羊人形象。

教堂裡總共有大約十二個人，包括荷蘭修道士、屠夫夫妻和女兒格洛里亞，她上五年級。只有我和格洛里亞是四十歲以下的人。還有一些老年婦女。 我剛好趕上時間。鐘聲停了，風琴開始彈奏聖歌，牧師從唱詩班前面的側門進來，那一定和小禮拜室是相通的。唱詩班有三位女士和兩名男士。牧師是一個長著圓腦袋，樣子很開心的年輕人，我從來沒有見過他。我知道聖公會沒有錢來獨立支付牧師的費用，是與波特菲爾德和藍河共同聘請的；他一定是住在這些地方之一。他袍子下穿的是雪靴。 他講話帶英國口音。親愛的教友們，《聖經》讓各個地方的人了解並懺悔我們人類的過失和邪惡…… 每條長椅前都有可以跪在上面的木板。大家都悄悄走到前面，迅速打開祈禱書，牧師講完後，其他人相應說些話。我瀏覽了從面前的架子上找到的祈禱書，但是找不到他們讀的地方，所以就乾脆聽他們說。過道對面，前一排的座位上，有一個高個子的金發老婦，戴著黑色天鵝絨頭巾。她也沒有打開祈禱書，她不需要。她筆直地跪著，向空中仰起白堊色的狼一般的側面——讓我想起家裡百科全書上一個十字軍可惡的肖像側面——她的聲音高過教堂裡的其他人，實際上已經主宰了其他聲音，讓它們接近模糊失真的邊緣，她的聲音響亮，潮濕，富有旋律，悲哀卻令人歡快。

……我們本應該做的事卻沒有做，卻做了不應該做的事；我們失去了健康，但是，你，主啊，憐憫我們這些悲慘的罪人。主啊，請寬恕他們承認的錯誤吧。讓悔過者重新做人；按照你的諾言，以我們的主基督耶穌之名向人類宣布…… 在同一行禱文上，牧師接著繼續說，聲音纖細、悅耳，雖然有點兒拘謹的英國口音。這種對話不緊不慢地進行，抑揚頓挫，充滿信心，將生動的情感蘊含在最優雅的聲道中，齊聲禱告，最後達到完全的安靜平和。 我從來不知道但總是懷疑的東西，就在這裡存在著，那就是所有衛理公會、公理會和長老會教徒已經畏懼地廢除的——宗教的戲劇性。從一開始我就非常開心。許多事情都令我滿意——跪在硬木板上，起來再跪下，聽到耶穌的名字時要對著聖壇點頭。我喜歡朗誦信條時那些奇異華麗的連禱；我喜歡偶爾讀耶穌（Jesus）的名字時省略最後的“s”，讓他聽起來更高貴和神秘，像一個聖人或印度神；我喜歡講道壇上的橫幅，豐富、古老又俗套的設計。教堂的貧窮、卑微、簡陋和光禿讓我滿意，還有瀰漫著發霉或老鼠的味道，唱詩班有氣無力的聲音，參加禮拜者的孤立隔絕。如果他們在這裡，我感覺，那麼很可能是真的。在其他場合顯得完全虛偽、沒有生命的儀式，在這裡卻有一種貫徹始終的莊嚴。那種辭藻的華美和建築及陳設的貧乏形成強烈的對比。如果我不能感受到上帝，至少我可以感受他昔日的力量，真正的力量，不是他現在在聯合教堂擁有的那種力量；我可以記得他模糊的虛構的等級制度，有關節日和聖徒的可愛的發霉的日曆。它們都在祈禱書裡，是我無意中發現的——聖徒的日子。有人保存它們嗎？聖徒的日子讓我想到與諸伯利迥然不同的事情——敞開的干草堆，一半用木材搭建的農舍，祈禱鐘和蠟燭，雪中的一隊修女，修道院迴廊的散步，一切都那麼安靜，一個織錦掛毯的世界，安穩可靠。如果能找到或回想起上帝，一切都將是安全的。那時你就會看到我看見的東西——地板上單調的紋理，平板玻璃窗映出細小的樹枝和飛雪的天空——看到創造的事物就要消失的陌生而急切的痛苦。對我來說，顯然這是世界存在的唯一方式，世界原本的樣子——如果所有原子，原子系，始終安全地在上帝的頭腦裡急速旋轉。在確信這一切之前，人們何以安息，何以呼吸和存在？可他們確實在繼續存在，所以他們一定是深信不疑的。

而母親呢？作為我的母親，她可以不算在內。但是即使她，陷入絕境時也會說是的，是的，一定有某種東西——某種設計。可是浪費時間想這些沒有用，她警告說，因為我們永遠不可能明白；如果我們花上足夠的時間思考，開始努力改善這裡的生活，那麼現在就是改變的時機；等我們死後會弄清楚剩下的事情，如果有的話。 甚至她也不願意說什麼也沒有，看著自己和世界上每一條樹枝，每一塊石頭，每一根羽毛，一起在巨大無助的黑暗中散漫飄浮。不。 我想像的上帝和善並沒有聯繫，考慮到我聽到的所有有關罪和邪惡的事情，這也許有點奇怪。我相信只憑信仰就可以獲救，只要抓住靈魂。但是我真的想要它發生嗎，我真的想要它發生在我身上嗎？是又不是。我想要它發生，但是我明白它必須是一個秘密。否則我怎麼能和母親、父親、弗恩、我的朋友內奧米以及諸伯利的其他人一起活下去？ 牧師在門口輕快地和我說話。 “在這樣的寒冷的早上見到漂亮年輕的女士真是開心。” 我和他握手時很費力，因為我偷了一本祈禱書藏在外套裡，彎著胳膊夾住。 “沒在教堂裡看見你。”弗恩說。聖公會的禮拜比我們的短，佈道也很簡潔，所以我有時間回到聯合教堂的台階處，在她出來的時候碰到她。 “我在一個柱子後面。” 母親想知道佈道的內容。 “和平，”弗恩說，“還有聯合國之類的，等等。” “和平，”母親令人愉快地說著，“那他是讚成還是反對呢？” “他完全支持聯合國。” “那麼我想上帝也是。多麼讓人安慰。不久前他和麥克勞林先生還支撐戰爭呢。他們兩個真是善變啊。” 一星期後，我和母親在沃克商店，戴黑頭巾的高個子老婦人走過來和她說話，我擔心她會說出在聖公會教堂看見我的事，但是她沒有提。 母親對弗恩·道夫提說：“我今天在沃克商店看見老謝里夫太太了。她還戴著那帽子。讓我想起英國警察。” “她總是到郵電局來，如果三點鐘她的報紙沒到就當眾吵鬧，”弗恩說，“她可不是個省油的燈。” 母親試圖打發我走開，但是沒有成功——我想，她只是走形式吧，她只說過一次讓我離開，但並不管我是否真的照做了。從弗恩與母親的談話中，我了解到謝里夫太太家裡有不尋常的麻煩，使她變得有些古怪和瘋狂，或者是她的古怪和瘋狂給家裡造成了問題。她的大兒子死於酗酒，二兒子幾次進出避難所（在諸伯利他們總是這樣叫精神病院的），女兒自殺了，實際上是投河自盡，就在瓦瓦那什河。她丈夫？他開紡織品店，是社區的核心人物，母親冷淡地說。也許他有梅毒，弗恩猜測說，遺傳到下一代，損害了大腦。他們都是偽君子，那些穿硬領襯衣的老頭子們。母親說謝里夫太太很多年都穿她死去的女兒的衣服，在家裡種花種菜，一直到穿壞為止。 另外一個故事：有一次，“紅色前線食品店”忘了給她定一磅黃油，她拿著斧子追趕雜貨店的伙計。 基督，憐憫我們吧。 也是在那個星期，我做了一件粗俗的事情。我要求上帝回應我的祈禱來證明自己。祈禱和“家庭科學”有關，我們在學校每週四下午上一次這種課。我們學習編織、鉤邊和刺繡，還有踩縫紉機，這些事情我們一樣都做不來。我的手被汗水弄得黏糊糊的，“家庭科學”教室本身，那三架古老的縫紉機，裁剪案板和敲碎了的假人，在我看來就是折磨人的競技場。事實上就是這樣。老師福布斯太太肥胖而矮小，臉像塗了顏色的膠皮賽璐珞娃娃，大多數女孩都讓她很高興。但是我笨手笨腳，我的短而粗的手總是把應該鑲邊的手絹或者悲慘的鉤邊弄皺弄髒，讓她氣得跳起來。 “看看這醜陋的活兒，太不像話了！我聽說過你，自以為記憶力好（我以快速背誦詩歌聞名），可是你縫的針腳讓任何六歲的孩子都會感到羞恥！” 現在她讓我嘗試學習給縫紉機穿線。我不想學。我們在做貼花鬱金香圍裙。一些女孩已經完成了鬱金香或者在鑲邊，而我還沒有縫上腰帶呢，因為我不會給縫紉機穿線，福布斯太太說她不想再教我了。她怎麼教我也沒有用；在我面前，她的手帶著輕蔑靈巧地穿梭，令我震驚和眼花繚亂，徹底束手無策。 於是我開始祈禱：請讓我星期四不去給縫紉機穿線。我在腦海裡重複了好幾遍，快速、認真而冷靜，彷彿在施魔咒一樣。我沒有任何特別的懇求或討價還價。我沒有要求任何超常的東西，如“家庭科學”教室失火，福布斯太太在街上把腿摔斷之類的；只是一個小小的調停干預。 什麼都沒有發生。她沒有忘記我。剛一開始上課，我就被叫到機器旁邊。我坐在那裡，試圖弄清楚該把線放在哪兒——毫無希望放在正確的地方，但總得放在什麼地方，以表明我在努力——她過來站在我身後，厭煩地喘著氣；像平時一樣我的腿開始發抖，抖得很厲害，以致我的腳踩到了踏板，機器開始動了，虛弱地空轉著。 “好吧，黛爾。”福布斯太太說，她的聲音讓我吃驚，當然不友好，但也沒有生氣，只是精疲力竭的感覺。 “我說好啦。你可以起來啦。” 她拿起我絕望地想拼湊成圍裙的碎片，揉成一團，扔進了垃圾箱。 “你學不會縫紉，”她說，“就像音盲的人學不會唱歌一樣。我已經盡力了，我認輸。跟我來吧。” 她遞給我一個掃把。 “如果你知道怎麼掃地，我想要你把屋子掃一下，把廢紙片扔進紙簍，負責保持地板乾淨，做完後可以坐到這邊的桌旁——背誦詩歌，我才不管呢。” 儘管當眾受辱，我還是感到輕鬆和開心，因為我已經習慣了。我認真地掃了地，然後拿出從圖書館借的寫蘇格蘭的瑪麗女王的書來讀，很丟臉但是沒有負擔，獨自在教室後面。開始時我想，所發生的事情簡直不可思議，我祈禱的事實現了。但是不久我開始產生了疑問：假如我沒有祈禱，也許照樣會發生吧？我無法得知；我的實驗無法控制。一分鐘接一分鐘，我變得更加吝嗇和不領情。我怎麼能確信？當然這太微不足道了，上帝顯然不會這麼快注意到如此瑣碎的要求？好像他是在炫耀。我想要他以更神秘的方式行動。 我想要告訴別人，但不能告訴內奧米。我問過她相不相信上帝，她立刻輕蔑地說：“我當然相信，我不像你媽媽那樣。你認為我想要下地獄嗎？”我不再和她談論此事。 我挑中了弟弟歐文。他比我小三歲。他曾經敏感而輕信。在農場上我們有一間舊木板棚，可以在裡面玩過家家，他坐在木板的一端，我拿給他花楸果，告訴他是玉米片。他都吃光了。他還在吃的時候我想到它們也許會有毒，但是我沒告訴他，為了我自己的威信和遊戲的重要性，後來我慎重地決定保守這個秘密。現在他學會了滑冰，練習曲棍球，靠在欄杆上往我頭上吐唾沫，他成了一個普通男孩。 但是在某些方面他看起來仍然脆弱而年幼，對我來說，他的追求是迷惘而無望的。他參加比賽。這是母親的遺傳，她時刻準備迎接外界的挑戰和希望。他喜歡獎品：可以看到月球上環形山的望遠鏡，可以讓東西消失的魔術師的工具箱，製造炸藥的化學裝置。如果他早知道，他可能會成為煉金術士。不過，他不信奉宗教。 他坐在房間的地上，用紙板刻小小的曲棍球隊員，排成隊，來打比賽；他戰栗而全神貫注地玩著這莊嚴的遊戲，似乎居住在一個離我很遠的世界（真實的世界），一個如此不相關，其種種騙局薄弱得令人心碎的世界。 我坐在他身後的床上。 “歐文。” 他沒回答，他玩遊戲時不喜歡別人打擾。 “你認為人死後會怎樣？” “我不知道。”歐文反抗地說。 “你相信上帝讓你的靈魂活著嗎？你知道你的靈魂是什麼嗎？你相信上帝嗎？” 歐文轉過頭，迷惑地看了我一眼。他沒有什麼可隱藏的，也沒有什麼可表現的，除了他的單純的冷漠。 “你最好相信上帝，”我說，“聽著。”我告訴他關於我的祈禱和“家庭科學”課。他不高興地聽著。我所感覺到的那種需要他沒有。這個發現讓我氣憤。他似乎茫然，毫無防備，卻像個有彈力的硬皮球。如果我堅持，他會聽，如果我堅持要他同意，他也會同意我的看法，但是我想他內心裡完全不在意。真愚蠢。 從現在起，當我發現他獨自一人時，我會經常威嚇他。別告訴媽媽，我說。我只能在他身上嘗試我的信仰；我得有一個人。他的極度缺乏興趣，他對一個沒有上帝的世界的滿意，是我忍受不了的，我不斷地敲打他；我還覺得，既然他比我年幼，並且那麼久以來一直聽我的話，他有義務跟隨我；他不承認這一點就是反叛的標誌。 在我房間裡，我把門關上讀《普通禱告詞》。 有時走在街上，我會閉上眼睛（歐文和我過去常常玩的，裝瞎子）對我自己說——皺眉，祈禱——“上帝，上帝，上帝。”然後我會想像，經過危險的幾秒鐘之後，一朵明亮的濃雲降臨到諸伯利，包裹住我的頭顱。但是我的眼睛驚慌地睜開，我無法放它進去，也不能讓自己出去。我還擔心撞到什麼東西，被人看見，丟醜。 耶穌受難節到了。我準備出去。母親進了客廳說：“你戴上貝雷帽幹嗎？” 是時候表明立場了。 “我要去禮拜。” “沒有禮拜。” “我去聖公會教堂。他們耶穌受難節有禮拜。” 母親無奈地坐在台階上。她帶著打探、蒼白、激怒的表情審視著我，就像一年前，她在草稿本上發現我和內奧米畫的畫一樣，那是一個豐滿的裸體女人，長著氣球般的胸部和一大片蓬勃、漆黑的陰毛。 “你知道耶穌受難節是為了紀念誰嗎？” “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我簡潔地回答。 “那是耶穌為我們的罪而死的日子。那是他們告訴我們的。現在你相信嗎？” “是的。” “耶穌為我們的罪而死。”母親說著，跳了起來。在客廳的鏡子裡，她大膽地看著自己暗淡的臉。 “那麼，好吧。用血解救。這是個可愛的想法。你也可以學習阿茲特克人剜出活人的心，因為他們認為如果不這樣做，太陽就不會升起和沈落。基督教也好不到哪裡去。你認為一個要求血的上帝會怎麼樣？血，血，血。聽聽他們的聖歌，都是有關血的。直到有人在十字架上吊了六小時或九小時才感到滿意，這樣的上帝是怎樣的上帝啊？如果我是上帝，我不會這樣殘忍。一般人不會這樣殘忍。我沒有算上希特勒。也許他們曾經是，但是現在不是了。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不知道。”我真誠地說。 “上帝是人類創造的！不是上帝創造人類！上帝是被人類創造出來的。我們希望是在比現在低等和殘忍的發展階段創造的。人類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上帝。我和牧師辯論過。我願意和任何人爭辯。我從來沒有遇到任何能夠有道理地反駁這一點的人。” “我可以去了嗎？” “我不攔著你，”母親說，儘管她實際上已經走到了門口，“去經受一下吧。你會明白我是對的。也許你像我母親一樣。”她認真地盯著我的臉，想看看有沒有宗教狂的跡象。 “如果你是，我想我也是管不了的。” 母親的論說沒有讓我灰心，即使是別人這樣說我也不會動搖。儘管這樣，我穿過城裡時還是在尋找反面觀點的證據。商店都鎖上了，窗簾也放了下來，這個事實讓我感到安慰。它們證明了一些東西，不是嗎？如果我一路上敲所有房子的門，問一個問題——耶穌是為我們的罪而死的嗎？ ——回答一定是肯定的，並且無疑會帶著驚訝和尷尬。 我意識到我自己不太在乎，耶穌是為我們的罪而死的。我只想要上帝。但是如果耶穌為我們的罪而死是通向上帝之路，我會繼續努力的。 耶穌受難節那天，不合時宜地溫和晴朗，垂冰滴水、墜落，房頂蒸汽升騰，街上有小溪流淌。陽光透過教堂的普通玻璃窗。因為母親的緣故，我遲到了。牧師已經站在前面。我溜進後排凳子，戴天鵝絨圍巾的女士——謝里夫太太——氣憤地白了我一眼；也許不是生氣，只是誇張地吃驚；好像我是坐在了棲木上的一隻鷹的旁邊。 不過我見到她很興奮。我高興見到所有人——六個，八個，或十個，真實的人，他們戴上帽子，離開自己的房子，穿過融雪的街道，出現在這裡。他們這樣做不可能沒有理由。 我想找到一個信徒，一個真正的信徒，我可以釋放疑慮的人。我想從這樣的人身上汲取力量，讓自己振作起來，而不是和他們交談。開始我以為會是謝里夫太太，但是她不行，她的瘋狂讓她失去了資格。我的信徒必須是理智而能給人啟發的。 啊，主啊，出現吧，來幫助我們，以你的名義解救我們。 啊，主啊，出現吧，來幫助我們，以你的榮譽解救我們。 看看耶穌，是他帶走了世人的罪。 我開始想像耶穌的痛苦。我緊緊握住雙手，這樣我就可以把一個指甲用全力壓進另一隻手掌心裡。我手指彎曲地挖著，卻連血也沒有流出；我感到慚愧不安，知道這無法讓我分享他的痛苦。上帝，如果他有辨別力，會不屑於這樣的愚蠢的（但是他有嗎？看看聖徒們做的，並獲得了認可的事情）。他會知道我真正的想法，試圖把它們趕出我的大腦。那就是：耶穌的痛苦真的那麼深重嗎？ 當你知道，他知道，每個人都知道，他會完整地複活，明亮而永恆，坐在全能上帝的右邊，然後審判活人和死人，他的痛苦還有那麼深重嗎？很多人——也許不是全部，甚至是大多數人，如果他們能夠確信像他那樣死後復活，會將自己的肉體交付給相似的痛苦。事實上很多人做到了，那些聖徒和殉教者。 好吧，但是有差別。他是上帝，對他來說更多的是降級，是屈服。那個時候，他是上帝，還是上帝在這世界上的兒子？我無法徹底弄清。他是否明白整個事件是有目的的，最後一切都沒問題，還是他的神性暫時熄滅了，以致他只看到失敗？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為什麼拋棄我？ 帶有預言的有關衣服和命運的綿長聖歌之後，牧師走上講道壇說，他將做一個有關耶穌在十字架上的臨終遺言的簡短佈道。這正中下懷。結果，耶穌最後的話比我知道的要多。他以“我渴望”開始，他說這就表明，耶穌在身體上和我們在同樣情況下一樣，要承受相同的痛苦，一點兒也不會少，而且他不恥於承認和求助，給可憐的士兵一個以沾了醋的海綿獲得恩典的機會。 “人，注視你的兒子……兒子，注視你的母親”，說明他最後或者幾乎是最後的時刻還在想著他人，當他離開後讓他們互相安慰（雖然他並沒有真的離開）。即使在痛苦和受難中，他也沒有忘記，人之間的關係是多麼美好和重要。 “今天你將和我同在天堂”表明，他仍在關心著吊在旁邊十字架上的罪人，被社會摒棄的罪犯。上帝呀，你不憎恨你創造的一切……不希望罪人死亡，而是要他擺脫邪惡繼續做人—— 但是為什麼——我忍不住這樣想，雖然我知道這會帶給我痛苦——為什麼上帝要憎恨他創造的一切？如果他憎恨，為什麼要創造？如果他是按照他的意願創造，它就沒有什麼可指責的，這或多或少推翻了關於罪的整個思想，不是嗎？那麼為什麼耶穌要為我們的罪而犧牲？佈道對我產生了不良的影響，讓我迷惑，讓我的看法有了爭議，甚至讓我感覺討厭耶穌了，雖然我不能承認，因為不斷有人指出他的盡善盡美。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為什麼拋棄我？牧師簡潔地，非常簡潔地說，耶穌和上帝失去了聯繫。是的，即使是他也會發生這樣的事。他失去了這種聯繫，在黑暗中絕望地呼喊。但這也是計劃的一部分，是必須的。因此我們應該知道，在我們最黑暗的時刻，我們的疑惑，我們的悲慘是和耶穌同樣的，了解了這一點，我們的困惑很快就會過去。 但是，為什麼？為什麼它們要這麼快地過去？也許那是耶穌最後、最真實的呼喊，人們聽到的最真實的東西？我們至少有必要這樣設想，不是嗎？我們必須考慮這一點。假如他呼喊，死去，不再复活，不再發現那都是上帝難解的戲劇呢？有痛苦。是的；想像他突然意識到：這不是真的。全都不是真的。那麼手腳撕裂的痛苦也比不上那種清醒後的痛苦。看穿這個世界，經歷他所經歷的，說他說過的話，然後看到——什麼也沒有。說說吧！我在內心對牧師叫喊。啊，說說吧，把它亮到明處吧——然後戰勝它！ 但是我們做我們力所能及的，牧師也只能到此為止。 幾天后我在街上遇見謝里夫太太。我這次是一個人。 “我認識你。你一直在聖公會教堂做什麼？我還以為你是聯合教堂的呢。” 雪差不多都化了，河水流淌，每個星期六，歐文和我分頭去弗萊茲路的農場。班尼叔叔住了整個冬天、父親大部分時間都住著的房子——他只有一些週末過來和我們一起住——簡直太髒了，根本不能算是房子了，就像是室外擴建的棚子。廚房油布的圖案沒有了；灰塵本身形成了圖案。班尼叔叔對我說：“現在清潔女工來了，正是我們需要的。”可我不這麼認為。整個地方都是狐狸的腥臊味兒。到晚上爐子才有火，門是大敞四開。外面有烏鴉在泥濘的田地裡叫著，河水漲得很高，閃著銀光，地平線的輪廓神秘地和我記憶中的一模一樣，我忘掉然後又記起來。狐狸緊張地叫著，這是母狐狸生幼崽的季節。大人不允許歐文和我接近圍欄。 歐文在白蠟樹下的繩子上盪鞦韆，就是我們去年夏天蕩鞦韆的地方。 “梅傑咬死了一隻羊！” 梅傑是我們的狗，雖然它不特別在意歐文，歐文還是很喜歡它。它是一隻金棕色混血牧羊狗，去年夏天太懶惰了，連車都不追，光是在陰涼處睡覺；不論醒著或睡去，它都有一種遲緩的參議員般的尊嚴。可是現在它在追羊；老了反而開始犯罪了，就像一個驕傲的並且到目前為止小心謹慎的老參議員可能會公然墮落。我和歐文去看它，歐文在路上說羊是波特家的，他們的土地挨著我們的，他們家的男孩子從卡車上看見梅傑，停下車，跳過柵欄大叫著，但是梅傑已經把一隻羊和其他的分開，一路追趕過去咬死了它。 咬死了！我想像羊渾身是血，被撕開的情景；梅傑一輩子從來沒有捕獵或咬死過任何一個活物。 “它要吃嗎？”我感到疑惑而厭惡，歐文不得不解釋說從某方面來看是個意外。好像那隻羊可能是奔跑而死，驚嚇而死，它們那麼軟弱、肥胖和恐慌；儘管因為體形的緣故，梅傑獲得了戰利品，滿嘴都是羊脖子上溫暖的毛，搞了突然襲擊，並且有點兒撕咬的動作。然後它要飛跑回家（如果它能飛跑的話，梅傑！），因為波特家的男孩們跟來了。 它被綁在穀倉裡，門開著，以便讓它透透光和空氣。歐文跳起來跨到它身上，弄醒了它——它總是很快醒來，莊重，並不忙亂，很難知道它究竟是不是真的睡了，還是假裝的——歐文和它在地上打滾，想和它玩。 “老殺羊犯！老殺羊犯！”歐文說，驕傲地拍打著它。梅傑忍受著，但是不再像平時那樣頑皮；他好像只是以這種令人驚駭的方式恢復了青春活力。它儼然以施恩的態度舔著歐文的頭頂，等歐文放開它，就又躺下去睡了。 “要把它拴起來，這樣它就不能去追羊了，這個老殺羊犯。波特家的人說，如果再讓他們逮到，就開槍殺了它。” 這不是開玩笑。梅傑的確成了引人注目的中心。父親和班尼叔叔來看它，在穀倉地板上，它裝出一副威風和無辜的樣子。班尼覺得它命運已定。他認為染上追羊習慣的狗不可能有希望再擺脫掉。 “一旦它嚐到滋味，”班尼叔叔邊說邊撫摩著梅傑的頭，“就會染上這個嗜好。就不能留著它了，一個殺羊犯。” “你是說要殺掉它？”我大叫著，並不是完全出於對梅傑的愛，而是因為讓一個大家都認為有喜劇色彩的故事這樣結束未免殘忍。就像白髮的參議員因為令人尷尬的惡作劇被當眾行刑。 “殺羊兇手不能留。為賠償它咬死的羊，會害得你一貧如洗。如果你下不了手就讓別人幹吧。” 我讓父親說句話，父親說，也許梅傑不會再追羊了。畢竟它被拴起來了。如果必要，以後可以一直拴著，直到死，或者至少等到它擺脫這段老年的智力衰退期，那時它會衰弱得什麼也追不了；要不了多久的。 但是父親錯了。班尼叔叔充滿譏笑的悲觀主義是對的，他悲哀的預言得到了滿足。一大早梅傑就掙脫了囚禁。穀倉的門是關著的，但是它撕開沒有玻璃的窗子上的鐵絲網，跳了出去，跑到波特家又開始了它新發明的遊戲。早餐時它回來了，但是波特家農場上咬斷的繩子和碎玻璃，還有死掉的羊都說明了問題。 我們正在吃早飯。父親在城裡過夜。班尼叔叔打電話告訴了他。父親回來，走到桌子前說：“歐文，我們不能要梅傑了。” 歐文開始顫抖，但是一句話也沒有說。父親簡單地述說了狗的逃脫和死羊的事。 “哎呀，它已經是隻老狗了。”母親帶著虛偽的熱心說，“它已經老了，它一輩子過得不錯，誰料想現在會變成這樣呢，都是老年的疾病和痛苦。” “它可以來住這裡，”歐文膽怯地說，“那樣它就找不到羊了。” “那樣的狗不能住在城裡。也不能保證它不會回來。” “想想要在城裡把它拴著，歐文。”母親用責備的口吻說。 歐文起身離開桌子，沒再說什麼。 母親也沒有叫他回來說對不起。 我習慣了看宰殺。班尼叔叔喜歡打獵，用陷阱抓麝鼠，每年秋天，父親都要殺狐狸賣毛皮，賺錢養家。一年中，他把老了、瘸了或沒有用的馬殺掉餵狐狸。我以前曾經做過兩個噩夢，隔了好一段時間了，但我還記得。一次我夢到去父親的肉類儲藏間，穀倉旁邊一間有紗窗的棚子，夏天他把殺掉的馬剝皮掛在鉤子上。棚子在海棠樹的樹蔭下；紗窗上爬滿蒼蠅，變成了黑色。我夢見我向裡望，並不意外地發現他真正掛在裡面的是剝了皮的肢解人體。另一個夢和英國歷史有關，是我在百科全書上讀到過的。我夢見父親在廚房門外的草地上豎了一塊普通的粗陋的木頭，把我們排成一行——歐文、母親和我——要砍我們的頭。不會疼的，他告訴我們，好像我們只是怕疼，一下子就好了。他友好、鎮定、通情達理的樣子，令人厭煩地有說服力，解釋說這全是為了我們好。逃跑的思想在我腦海裡掙扎著，就像掉進油裡的鳥，無助地伸著翅膀。這種合情合理，這麼簡單、熟悉又被視為天經地義的安排，這瘋狂又被視為安寧的表情，都嚇得我動彈不得。 白天我不那麼害怕這些夢意味著什麼。我從不擔心經過肉棚，或聽見槍響。但是當我想到梅傑要被射殺，當我想像父親像平常一樣，儀式性地，不緊不慢地上子彈，喚著梅傑，它習慣了人們帶槍，不會有任何懷疑，他們兩個走過穀倉，父親找一個好地點——我又看到那通情達理的褻瀆神明的臉的輪廓。我反复思索的是這種故意性，有預謀地選擇把子彈射入大腦讓系統停止運轉——這種選擇和行動，不論多麼必要與合理，是認可讓死亡成為可能。不是因為這不可避免，而是因為人們想要這麼做——那些大人、管理者、劊子手們想要這麼做，帶著善良卻毫不留情的面容。 我呢？我不想要它發生，我不想要梅傑死，但是我心中充滿遺憾的同時也滿懷興奮。我想像的行刑場面，讓我感到一剎那的黑暗——真的絕對令人討厭嗎？不。我想著梅傑的輕信，對父親的感情——它確實喜歡父親，以那種矜持的方式，就像它對任何人的愛一樣——它半盲的開心的眼睛。我上樓去，看歐文怎樣接受這個現實。 他坐在臥室地板上，在玩抓子遊戲。他沒有哭。我暗自希望能說服他去鬧事，不是因為我認為會有什麼用，而是覺得劇情需要。 “如果你祈禱梅傑不被殺牠就不會被殺嗎？”歐文以苛刻的聲音說。 我從沒有想過要祈禱。 “你祈禱不給縫紉機穿線你就真的不需要穿線了。” 我悲哀地看到宗教和生活不可避免的衝突出現了。 他站起來，站在我面前緊張地說：“祈禱。怎麼做？現在就開始！” “你不能，”我說，“為這樣的事情祈禱。” “為什麼不行？” 為什麼不行？我本可以對他說，因為我們不祈禱讓事情發生或者不發生，而是祈禱擁有力量和恩典去承受發生的一切。一個好方法，但可惡地含有挫敗的意味。但是我沒有想這一點。我只是在想，並且知道，祈禱不會阻止父親出去，沿弗萊茲路開車去拿槍，叫“梅傑！過來，梅傑——”。祈禱不會改變那一切。 上帝不會改變它。如果上帝站在善良、仁慈和憐憫的一邊，他為什麼讓這些東西那麼難以達到呢？不要介意說，那才讓痛苦顯得值得；不要介意那一切。祈禱行刑不發生是沒有用的，很簡單，因為上帝對這些抗議不感興趣，它們和他無關。 有沒有不存在於教堂之內，通過咒語和十字架也無法做出安排的上帝，真實的上帝，真正存在於世界上，像死亡一樣陌生和不可接受？可能有奇異、冷漠、不可相信的上帝嗎？ “你怎麼祈禱的？”歐文固執地問，“要雙膝跪下來嗎？” “那不重要。” 但是他已經跪下了，手緊握在身體兩側。然後不是低頭而是用力地仰起臉。 “起來，歐文！”我粗暴地說，“不會有用的。不會有效的，歐文，站起來，好孩子，親愛的。” 他用攥緊的拳頭狠狠地打我，始終沒有睜開眼睛。祈禱的時候，他的臉顯示出幾種絕望而隱秘的表情，每一種都似乎是責備和揭露，像剝開皮膚的血肉一樣讓人目不忍睹。看到有人有信仰，接近信仰，比看見有人把手指剁掉更難受。 傳教士們曾經有過這樣震驚和羞恥的時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