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伊達公主

這些日子，母親在賣百科全書。埃爾斯佩思姑媽和格雷斯姑媽把那叫作“上街”。 “你母親最近經常上街嗎？”她們會這樣問，我一般都說不是，她不再出門了，但是我知道她們知道我在說謊。 “沒什麼時間燙衣服，”她們又繼續同情地說，查看著我的上衣袖子，“她要上街就沒有時間燙衣服啦。” 我感到母親的古怪荒誕和尷尬行為給我造成的壓力——姑媽們一次只是表現出一點點——落在我怯懦的肩上。我不想評判她，來獲得他人的恩惠，像被拋棄的孤兒，穿著皺巴巴的衣服。同時我還要保護她。她永遠不會明白她多麼需要保護，免受兩位老婦人略帶困惑的幽默和難對付的禮節的傷害。她們穿著深色棉布裙子，有新鮮的漿洗燙熨好的白色細麻布領子，戴著陶瓷花胸針。她們的房子有報時鐘，每過一刻鐘準時響起；還有要澆水的蕨類植物，非洲紫羅蘭，鉤編的長而窄的桌布，有花邊的窗簾，以及籠罩在一切之上的過於清潔的蠟和檸檬的香味。

“她昨天來拿我們給你做的烤餅。好吃嗎，我們想知道軟不軟？她說她被困在傑里科路了。獨自一人，被困在路上！可憐的伊達！但是想到她一身泥，我們又忍不住笑！” “我們要擦洗客廳的油毯。”格雷斯姑媽帶著歉意說，好像她不想讓我知道似的。 從這個有利的觀點來看，母親確實瘋了。 她開著我們的三七年雪佛蘭，轉遍了瓦瓦那什所有的高速路和小路，開過碎石路、土路和羊腸小道，只要她認為這樣會找到一個顧客。她的車上帶著千斤頂和鐵鍬，還有一些厚木板，以防路上遇到泥水坑。她一直在開車，似乎離前輪十英尺處的地面裂開也不會讓她吃驚；到了鄉下的死角時，她就拼命地按喇叭；她一直擔心木橋不夠結實；什麼都不會把她逼到危險的容易塌方的路肩上。

那時戰爭還在繼續。農場主們靠賣豬、賣甜菜或玉米最終賺了些錢。但是他們不太可能花錢買百科全書。他們考慮的是冰箱和小車。但這些是緊缺之物，與此同時，母親不屈不撓地拖著她的書箱，想方設法進入他們的廚房、散發葬禮氣息的冰冷的前屋，小心但樂觀地講述知識的重要性。大多數人對這種東西都很冷淡，認為沒有它照樣可以生活。但是沒有人會否認它對孩子來說是好東西。母親指望的就是這種心理。 如果說在這個世界上，快樂就是相信你所銷售的東西，那麼母親就是快樂的。對於她來說，知識不是冷酷的，不，而是溫暖可愛的。以她現在的狀況，知識甚至可以成為純粹的安慰：知道蘇拉威西海和碧提宮的位置，把亨利八世的皇后們排好順序，了解螞蟻的社會體系，阿茲特克人屠宰祭牲的方法以及克諾索斯宮的管道系統等。她講這些事情往往很入迷，她可以對任何人講。 “天哪，你母親懂得的知識真多呢。”埃爾斯佩思姑媽和格雷斯姑媽輕鬆地說，我看出她們並不是真羨慕。對一些人來說，或許是對大多數人來說，知識僅僅是一種奇異古怪的東西，像瘤子一樣突出。

不過，我情不自禁地分享了母親的相同愛好。我喜歡那一捲捲的百科全書，喜歡在我膝上打開時它們的分量（充滿神秘而美妙的信息）；我喜歡安靜穩重的墨綠色鑲邊和裝訂，書脊上蜘蛛網一般的沉默而有節制的金色字母。它們可能向我展示出一場戰鬥的鋼雕版畫，發生在荒野上，背景裡有一座城堡，或者發生在君士坦丁堡的港口。所有血腥場面，溺死，砍頭，馬匹痛苦的樣子，都以某種歌劇風格的華麗來描繪，給人一種絕妙的非現實感。在我印像中，在特定的歷史時刻，天氣總是戲劇性的，帶有預兆；大地會蹙眉不悅，大海在暗淡或有灰色金屬光澤的陰影中閃爍。這裡是夏綠蒂·科黛走在通往斷頭台的路上，蘇格蘭瑪麗女王走向通往絞刑架的路上，大主教勞德從監獄的鐵欄後向斯塔福伸出祝福之手——沒有人懷疑這就是他們當時的樣子，黑色長袍，舉起的手和蒼白的臉，鎮定自若，英勇無畏。百科全書當然也提供其他信息：各種甲蟲，各類煤炭，發動機內部結構的圖示，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煙熏火燎的陰暗日子裡拍攝的阿姆斯特丹或布加勒斯特的照片（可以從那些小而高的四方形小車看出來）。我特別喜歡歷史。

產生這種興趣一開始是偶然，然後我很快開始有意地從百科全書上學習。我對記憶的偏好也異於常人。記住一系列事實對我是不可抗拒的測試，就像試圖單腳跳過障礙。 母親想到我可能對她的工作有幫助。 “我自己的女兒也在閱讀這些書，她學到的知識簡直令我震驚。孩子的頭腦就像是捕蠅紙，你知道，不論給他們什麼都會粘住。黛爾，把從喬治·華盛頓到現在的美國總統背一遍，好嗎？”或者說說南美的國家和首都。主要的探險家，他們是哪國人，都去了哪些地方。請把日期也說上。我會坐在一個陌生的房子裡哇啦哇啦、喋喋不休地背出來。我擺出一副嚴肅、要和誰比試比試的表情，不過大多是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我心裡有一種怦怦跳的滿足。我知道我背得出。誰會因為我知道基多在哪里而不喜歡我呢！

事實上，有些人還真是如此。我是怎麼看出來的呢？可能是抬頭在歐文的臉上看出來的，他沒有辦法把人盡皆知的兩個日期、首都或死去的總統串在一起，正苦惱地，把一長條嚼過的口香糖悄悄繞在手指上。或許我是從鄉村孩子轉過去的臉上那種敏感複雜的尷尬表情上看出來的。終於有一天，我不想再這樣做了。這個決定來自生理層面；恥辱感刺痛著我的神經末梢和肚子裡面。我開始說：“我不知道——”但是要撒這種謊真是太痛苦，太讓人害羞了。 “喬治·華盛頓，約翰·亞當斯，托馬斯·杰弗遜——” 母親尖聲說：“你是不是噁心了？” 她擔心我就要嘔出來了。我和歐文都是特別愛當場嘔吐的人。我點點頭，從椅子上滑下來，躲到車裡，捂著肚子。當母親過來時，她看出情況還要更糟糕些。

“你自我意識太強了，”她以過來人的語氣說，“我還以為你喜歡呢。”刺痛又開始了。的確，我確曾喜歡過，她這樣說很不恰當。 “害羞和自我意識，”母親自負地說，“我從來不敢奢求的東西。”她啟動了車子。 “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你父親家族的有些人房子要燒塌了都不肯當眾開口講話。” 那以後，每當被問到——輕輕地問——“你今天想回答些問題嗎？”我就會縮到座位上，搖搖頭，捂著肚子，表示我的疾病很快就要發作了。母親不得不放棄，現在當我星期六和她一起開車出去時，我和歐文一樣，成了免費而無用的貨物，不再能分擔她的事業。 “你耍性子裝傻，那可不關我的事，”她說，“你願意怎樣就怎樣吧。” 我還朦朧地渴望著冒險，歐文也是如此，至少在較為具體化的層面。我們都希望去買一種裝在袋子裡的金黃色糖果，像一塊塊水泥，放在舌頭上幾乎馬上就能融化，在那間掛著馬俱、散發著馬的氣味的鄉村商店裡就有賣的。我們希望至少能在賣冰汽水的地方停下來加油。我希望到波特菲爾德或藍河那麼遠的地方去旅行，和諸伯利不同的城市，有不為我們所知的起源的神奇城市。走在那些城市的大街上，我感覺自己的默默無名就像一個裝飾，像孔雀拖著的長尾巴。但是到了下午某些時候，這些希望就開始退潮了，或者是其中一些已經得到了滿足，但總是留下一個空隙。在母親這一方面，一開始推動她來這些地方的明亮殘忍的力量也會有所消退。天快黑的時候，冷風從車底的一個小洞鑽進來，發動機疲憊的噪音，鄉間的冷漠，會讓我們互相和解，讓我們渴望回家。我們駛過我們喜愛的鄉間，卻毫無知覺——沒有起伏，沒有平地，而是斷斷續續的不可辨認的節奏；低低的山丘，灌木叢生的山谷，沼澤，樹林和田野。高大的榆樹，各自聳立，每一棵都顯露出清晰完整的形狀，注定毀滅，但是這一點我們也辨識不出。它們像微微展開的扇子，有時也像豎琴。

在四號高速公路上，從三英里外的高處就能望見諸伯利。中間是河灘，每年春天都有洪水氾濫，瓦瓦那什河隱藏的河灣，河上的橋漆成銀色，懸在黃昏裡，像一個籠子。四號高速公路也是諸伯利的主街。我們可以看見郵電局和市政廳的塔樓彼此相對，市政廳異國情調的塔里藏著有傳奇色彩的鐘（戰爭開始和結束，有地震或大洪水時都會鳴響），郵電局的鐘樓四四方方的，事實上很是實用。城市幾乎等距離分佈在主街兩邊。我們回來的時候，街燈勾勒出它的輪廓，差不多像一隻蝙蝠，一隻翅膀微微翹起，翅膀尖上支撐著沒點燈的朦朧的水塔。 母親決不會什麼都不說就放這幅景色過去。 “那是諸伯利。”她可能只是簡單地這麼一提，或者說：“哎呀，那邊是大都會了。”或許模糊地引用一首詩歌，大概是說離開與回歸都是通過同樣的門。說著這些話的時候，不論它們是令人厭煩的諷刺，還是充滿真正的感恩之情，諸伯利還是出現在我面前了。彷彿沒有她的默許，她的接納，這些街燈，人行道，荒野中的堡壘，這座城市或公開或秘密的模式——一個庇護所和一個神秘的所在——就不會存在。

我們的歷險和歸途，還有世界，都被她的這種神秘駭人的權威所籠罩，對此我還無計可施。 母親在城裡租了一套房子，我們九月到六月住在那裡，夏天才回到弗萊茲路盡頭的房子。父親來吃晚飯，在這裡過夜，直到下雪的季節；那以後，如果可能的話，他就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半天待在這裡。 我們租的房子在河水街盡頭，離火車站不遠。它是那種看起來比實際要大的建築；有高而傾斜的屋頂——二樓是木頭的，一樓是磚的——飯廳有凸出的窗子，前後都有走廊；前走廊有一個多餘的小陽台嵌進屋頂，實際上是無法進入的。房子的所有木製部分都漆成灰色，很可能是由於灰色比較耐髒，不像白色那樣要經常重新粉刷。天氣暖和的時候，樓下的窗子上安裝有遮陽篷，有條紋的那種，已經褪了色；這慘淡的灰色和傾斜的陽台令我想到海邊——陽光，還有風中堅韌的草。

不過這是一套城裡的房子；它的一切讓人聯想到休閒時光和儀式禮節，那是在弗萊茲路不可能有的。有時我會想起我們的舊房子，它扁平蒼白的前臉，廚房門口的水泥台階，帶著被遺棄的、有些負疚的隱隱的痛苦，就像你想起你不再喜歡與其一起玩樂的祖父祖母。我懷念河水和沼澤就在近旁，還有冬天極寒肆虐，大風雪把我們關在房子裡就像躲進諾亞方舟。但是我喜歡秩序和完整，錯綜複雜的城市生活，這些只有局外人能看得出來。冬天下午從學校回家，我感覺整個城市都圍繞著我，所有的街道，河水街，曼森街，約翰街，維多利亞街，休倫街，還有奇怪的喀土穆街；克拉女士時裝店櫥窗裡薄紗的晚禮服像淡淡的番紅花；浸禮會樂隊在教堂地下室中唱著“榮光中寫下一個新的名字，那就是我，我的名字！”塞爾利特商店籠中的金絲雀，圖書館裡的書，郵電局裡的信件，翻印的奧利維亞·哈維蘭德和埃爾羅·弗林的照片，萊森戲院外的女裝——所有這一切，儀式與消遣，脆弱和鮮亮，都編織在一起——這就是城市！城市裡有度假的士兵，穿著卡其布製服，散發著莫名的野蠻氣息，好像燃燒的味道；有漂亮耀眼的姑娘，每個人都知道她們的名字——瑪格麗特·邦德，桃樂茜·蓋斯特，帕特·蒙蒂——而她們不知道任何人的名字，除非她們願意知道；我看著她們從高中走下坡來，穿著皮毛鑲邊的天鵝絨般光滑的靴子。她們一起走著，散發出光芒，像夜晚的燈火一樣，映得她們看不到世界其他的一切。雖然有一天，其中一個——帕特·蒙蒂——從我身邊經過時對我笑了一下，我做起有關她的白日夢——她救出溺水的我，然後她成了護士，照看我，當我幾乎死於白喉病時，冒著生命危險用光滑的手臂輕搖著我。

如果是星期三下午，母親的房客弗恩·道夫提，會在家喝茶，抽煙，在餐廳和母親聊天。弗恩嗓音低沉，會用不著邊際的漫談、咕噥和大笑來對付母親較為鋒利簡潔的評論。她們聊城裡的人，聊她們自己；她們的談話像永不干涸的河水，是我觸摸不到的戲劇，生活的酵母。我會走到餐具櫃的鏡子那裡，看投影在裡面的屋子——暗色的壁板，暗淡的光線，黃銅燈具像一棵枝葉分佈均勻但卻長歪了的小樹，五條樹枝僵硬地彎曲著，樹梢上是玻璃花。為了讓它們在鏡中組成一個場景，我可以讓母親和弗恩像橡皮筋一樣拉伸，歇斯底里地搖晃，讓我自己的臉悲慘地垂向一側，中風一般。 我對母親說：“你為什麼不把那幅畫帶來？” “什麼畫？什麼畫？” “睡椅上那幅。” 因為我一直在想——我經常在想——我們農場上的廚房，父親和班尼叔叔很可能正在煎馬鈴薯作晚餐，用沒洗過的鍋（為什麼要把好好的油洗掉呢？），爐子上烘著棒球手套和圍巾。我們的狗梅傑——母親從不讓它進屋子——睡在門前的髒油毯上。報紙鋪在桌子上代替桌布，床上是帶狗毛的毯子，獵槍、雪鞋和洗衣盆掛在牆上。臭味瀰漫的單身漢的舒適生活。睡椅上有一幅畫是母親很早以前畫的——那時的日子可能還是悠閒，晴朗，柔情綿綿的——那時他們剛剛結婚，畫中有一條石路，山間小溪，一個戴紅圍巾的小姑娘趕著羊走在路上。山和羊看起來很相似，波浪起伏，團團簇簇，灰色中透著青紫。很久以前我以為那個小姑娘就是母親，畫上是她年輕時荒涼的鄉間生活。後來我了解到那是她從《國家地理》雜誌上臨摹的風景。 “那幅啊？你想把它放在這裡嗎？” 我並不是真的想要。在我們的談話中，我經常試圖引導她，以得到答案，或有所發現。我特別想讓她說它是留給父親的。我記得她曾經說過一次那是為父親畫的，那是他喜歡的風景。 “我不想把它掛在人們都能看見的地方，”她說，“我可不是什麼藝術家。只是無聊才畫畫。” 她開了個女士派對，邀請了考特太太，有時稱作勞雅·考特太太，百斯特太太，她先生是商業銀行經理，和其他在街上聊天認識的人，還有鄰居，弗恩郵電局的同事，當然還有埃爾斯佩思姑媽和格雷斯姑媽。 （她請她們做奶油雞烤餅、檸檬餡餅和結婚蛋糕，她們照做了。）派對提前安排好了。女士們到了前廳，先要猜罐子裡有多少顆豆子，把數字寫在一張小紙條上。晚會進行中有猜謎節目，從百科全書上選出的小測試題，看手勢猜字謎遊戲，後者通常很難順利進行，很可能是因為許多女士不明白怎麼玩，或者太害羞，還有鉛筆和紙遊戲，寫下一個男人的名字，折疊起來，傳下去，寫一個動詞，然後再寫一個女士的名字，折疊起來等等。最後打開所有紙條，讀出來。我穿著粉色羊毛裙和前開襟的短上衣，開心地給大家分花生。 埃爾斯佩思姑媽和格雷斯姑媽在廚房忙個不停，微笑著，不屑一顧的樣子。母親穿著紅色連衣裙，半透明，點綴著小小的黑藍色紫羅蘭，像刺繡的一樣。 “我們還以為她裙子上是甲蟲呢，”埃爾斯佩思姑媽悄悄對我說，“它讓我們大吃一驚！”那以後派對就不像我原來設想的那麼美好了；我注意到一些女士沒有參與什麼遊戲，母親的臉興奮得發熱，聲音充滿做作的熱情，當她彈鋼琴時，學過聲樂的弗恩會唱“沒有愛人的生活是什麼？”這時，女士們都顯得拘謹，遠遠地拍著掌，好像這只是在炫耀。 下一年，埃爾斯佩思姑媽和格雷斯姑媽事實上會不斷地對我說：“你們那個寄宿的女人怎麼樣了？沒有愛人的生活如何？”我會解釋說那是一部歌劇的片段，翻譯過來的，她們就會大叫：“哦——是嗎？我們還一直在為她感到難過呢！” 母親希望她的派對會促使別人也舉行這類的聚會，但是沒有，或者有，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她們繼續舉辦橋牌會，母親說那是愚蠢、勢利和假充內行。她漸漸放棄了社交生活。她說考特太太是個無知的女人，一次知識測試中竟然不清楚尤利西斯·愷撒是何許人——她還以為是希臘人呢——還犯了語法錯誤，混淆主格和賓格——附庸風雅的人經常犯這樣的錯誤。 冬天，她加入了“偉大圖書”討論組，在市政廳會議室隔周星期二聚會。除了她，小組還有五個人，包括一個退休的醫生，庫伯醫生，他表面很虛弱和謙恭，實際上卻傲慢專橫。他頭髮純白，柔軟，戴著寬領帶式的圍巾。他妻子在諸伯利住了三十多年了，幾乎還不知道任何人的名字，或者哪條街在哪裡。她是匈牙利人。她有時會告訴人們她的名字，很華麗，像淺盤上的魚，泛著銀色光澤，鱗狀的音節完整無缺，但是沒有用，全城沒有人能發出那些音來，更不要說記住了。開始時母親很喜歡這對夫婦，一直想結識他們。應邀去他們家時欣喜若狂，看著他們在希臘度蜜月的照片，喝紅酒，以免冒犯他們——雖然她不喝酒——聽他們在諸伯利經歷過的可笑而恐怖的事情，因為他們是無神論者和知識分子。她的這種敬意一直堅持過了《安提戈涅》，到《哈姆雷特》時感到有點洩氣了，在和《資本論》之後變得越來越黯淡悲觀。好像任何人都沒有思想，除了庫伯夫婦自己；他們懂得的東西更多，他們見過希臘，聽過H． G．威爾斯的講座，他們總是正確的。庫伯夫人和母親意見不統一，她搬出母親沒有讀過大學的事實，只念過——母親模仿她的口音——落後的高中。母親評價了他們講給她的故事，確定他們有迫害綜合徵（“那是什麼？”弗恩問，因為這類詞彙剛開始流行），甚至可能有一點兒精神錯亂。當時她沒對我們提過，他們的房間裡有股難聞的氣味，喝了那紅酒之後她不得不使用的廁所，也讓人感到恐怖，滿是黃色的浮渣。你從不清洗廁所，讀柏拉圖又有何益？母親問完這話，又轉到諸伯利的價值觀上來。 第二年她不再去讀書小組了。她報名參加了西安大略大學開辦的叫作“歷史上的偉大思想家”的函授課程，她還給報紙寫信。 母親沒有放棄任何事情。我們知道，母親的目標，雖然有時會有一點兒模糊，或者轉移，她仍然保持著更年輕的自我，奮發而充滿希望；過去的場面會突然出現，像幻燈片一樣，投射在當前的混亂背景上。 一開始，一切的一切的開始，出現的是那座房子。在一條長長的小巷盡頭，有鐵絲柵欄，兩邊都有鬆弛的鐵絲窗格，在田野中間，那裡的石頭——寒武紀前地盾的一部分——像骨頭從肉中支出來一樣伸出泥土。我從來沒在相片裡見過的房子——也許它從來就沒有照片——也沒聽母親描述過，只有一次，她以不耐煩的平淡語氣說起：“那隻是一間木屋——從來沒有粉刷過。”儘管如此，在我腦海裡，它就像在報紙上見到的一樣普通——所有木屋中最光禿、黑暗和高大的一間，簡單而熟悉，卻有可怕的東西在裡面，圍困著惡魔，就像發生過謀殺案的房子。 而母親，那時只是一個叫艾迪·莫里森的小女孩，我想一定是又瘦又高，留著短髮，因為她母親要確保她沒有虛榮心，放學後會走長長的令人擔心的小路回家，硬邦邦的午餐桶敲打著她的腿。難道不是在十一月，地面凍得硬邦邦，污水坑上的冰裂成碎片，枯草從鐵絲上耷拉下來？是的，樹林就在附近，幽靈般怪異，奇怪的斷續的風把一條條樹枝捲起。她會走進房子，發現火已經熄了，爐子冰冷，盤子和煎鍋裡凝固著男人們晚餐留下的油。 沒有父親的影子，也沒有哥哥們的跡象，他們已經畢業了。他們不在家裡逗留。她會穿過前屋，來到父母的臥室。在那裡，她往往發現母親跪在床上，在彎身祈禱。她現在能想起的，是母親彎曲的背，比母親的臉更清晰，窄窄的肩膀，髒髒的寬大晨衣外面套著灰色或茶色毛衣，腦後稀疏的頭髮從中間分開，繃得很緊，露出白得不健康的頭皮，像大理石或香皂一樣白。 “她是一個宗教狂。”母親談論著那個跪著的女人，其他時候，她會發現她仰面躺著，哭泣著——為了母親不想了解的原因——用一塊大而潮濕的布壓著前額。有一次，她對基督教的篤信達到了瘋狂的最後階段，屠夫們就要來了的時候，她漫游到穀倉，想把一頭小牛藏在乾草裡。講述這些事情時，母親的聲音變得生硬，她相信自己受騙了，她的氣憤和迷惘從來沒有減輕。 “你知道她乾了什麼嗎？我告訴過你她乾了什麼嗎？我說過錢的事嗎？”她吸了口氣，讓自己平靜下來。 “對啊。她繼承了一筆錢。她的一些家人有錢，他們住在紐約州。她得到了兩百五十美元，不是很多，但當時還是很值錢的，你知道我們不富裕。你覺得這是貧窮。我們的貧窮沒人能夠想像。我記得我們桌子上的油布，磨出了窟窿，可以看得見光光的木板。已經成了碎片了。是破布不是油布。我有鞋穿也是穿男孩子的鞋，從哥哥他們那兒撿剩。那種農場連繁縷都不長。聖誕節我得到了一條海軍藍燈籠褲。我告訴你，我非常開心。我知道天冷起來是什麼樣子。 “哎。母親拿到錢，訂購了一箱子《聖經》。快遞過來的。是最貴的那種，聖地的地圖，書頁上有金邊，耶穌的話都用紅色標出。精神貧困的人才是真正的貧困。精神貧困有什麼了？她花得一分錢都沒剩下。 “然後，我們就要出去發《聖經》。她是給那些異教徒買的。我想哥哥們在穀倉裡藏了一些。我知道他們藏了，但是我不會蠢到要那樣想。八歲我就穿著男孩子的鞋走遍了鄉間，發《聖經》，連手套都沒有。 “一個好處是，那讓我永遠地擺脫了信仰。” 一次她吃了黃瓜同時喝牛奶，因為她聽說這兩樣東西合起來有毒，她希望死掉。她的好奇多過傷心。她躺下，希望在天堂裡醒來，那是她聽說過那麼多次的地方，但是睜開眼睛卻是另一個早晨。那也對她的信仰造成了影響。當時她沒有告訴任何人。 大哥有時從城裡給她買糖。他在廚房桌子旁刮鬍子，用一面鏡子對著燈。她認為他很虛榮，他有鬍子，他收到女孩子的信從來不回信，而是隨便放在任何人都能看到的地方。母親對此似乎並不贊成。 “我對他不存什麼幻想，”她說，“我猜他和大多數人沒有什麼區別。”他現在住在新威斯敏斯特，在渡輪上工作。另一個哥哥在美國。聖誕節的時候他們會寄賀卡來，她也給他們寄。他們從來不寫信，她也不寫。 她恨的是二哥。他做了什麼？她的回答並非完全令人滿意。他邪惡，傲慢，兇殘。兇殘的胖子。他給貓吃爆竹。他把一隻青蛙綁起來，剁成了碎塊。他在牛飼料槽裡溺死了母親的小貓，它叫米斯蒂，後來又不承認。他還抓住母親，把她綁在穀倉裡折磨她。折磨她？他虐待她。 用什麼？但是母親從來不往下說了——那個詞，虐待，她像吐血一樣吐出來。於是我就自己想像她被綁在穀倉的樣子，就像綁在樹樁上，她哥哥，一個胖印第安人，叫喊著，在她旁邊竄來跳去。但是她還是逃脫了，沒有被剝掉頭皮，沒有被燙傷。故事進行到這裡時，沒有真正涉及她陰著臉說虐待的原因。我還沒有意識到接近性的話題的邊緣時籠罩她的那種憂鬱。 她的母親死了。她本來是去做手術的，兩邊乳房都有腫塊。母親經常說，她死在手術台上。在手術台上。我小時候經常想像她挺直身體躺在普通的桌子上，就躺在茶杯、番茄醬和果醬中間。 “你傷心嗎？”我滿懷希望地問，母親說是的，她當然傷心。但是，她沒有在這種境遇裡久留。她還有更重要的事情。很快她就要畢業了，她通過了入學考試，想到城裡去讀高中。但是她父親不同意，要她待在家裡管家直到嫁人。 （“上帝呀，我會嫁給誰呢？”每次母親講到這裡總會生氣地叫道，“在這所有人都因為同系繁殖而變成鬥雞眼的世界盡頭？”）在家裡度過悲慘的兩年後，她從一本她母親的舊高中教材上自學了一些東西（她母親結婚前是老師，然後突然迷上了宗教），她違抗了父親的意志，步行九英里進城，每聽到馬蹄聲就躲到路邊的草叢裡，擔心是父親他們趕著舊馬車來抓她回家。到了賣雞蛋認識的一處寄宿公寓，她敲門問能不能住在這裡，在廚房幫工，招待客人。老闆娘收留了她——這是個講話粗野的好心人，大家都叫她席勒婆婆——暫時幫她瞞住了父親，甚至還給了她一條粗毛呢花格裙，裙子太長了，第一天早上她穿著去上學，站在都比她小兩歲的全班同學面前，按照在家自學的方式讀拉丁文時，同學們都笑了起來。 每每回憶到這裡，母親都不禁會發抖，顯出自憐的樣子；她對過去年輕的自己感到驚奇。哦，如果有那麼一個時刻，我們可以選擇被誰人評判，完全赤裸，困難重重，狂歡而得意，那麼那就是她的時刻。後來，也許會有妥協和錯誤發生，她雖然可笑卻牢不可破。 就在寄宿公寓，她的生活揭開了新的一頁。天剛濛濛亮就開始剝蔬菜，泡在水里準備午餐之用。清洗夜壺，噴撒滑石粉。那個鎮子沒有沖水馬桶。 “我是靠清洗夜壺來賺學費的！”她經常這樣說，不管聽眾是誰。有很多人使用夜壺。銀行職員，國家無線電台的接線員，教師拉什小姐。拉什小姐教會了母親縫紉，給了她很多美利奴羊毛做衣服，一條黃色有花邊的圍巾（“它成了什麼？”母親憤怒而憂傷地問），還有古龍香水。母親喜歡拉什小姐，她幫她清理房間，將盤子里和梳子上的頭髮留下，湊夠了就用頭髮做了個小麻花辮兒，繞成環兒系在繩子上，當作項鍊。她就是那麼喜歡她。拉什小姐教她識譜，在放在席勒婆婆前屋她自己的鋼琴上練習，儘管她很少彈，她還是記得那些曲子怎麼彈。 《用你的眼睛為我乾杯》，《塔拉的豎琴》和《阿蓋爾漂亮的瑪麗》。 後來，漂亮、會刺繡又會彈鋼琴的拉什小姐怎麼了？她嫁人了，死於難產。孩子也沒活下來，像一個蠟做的娃娃躺在她的懷裡，穿著長裙，母親見過。 過去的故事總是講不完，一遍又一遍，直到死亡，我想是這樣。 比如，夏天的一個早上，席勒婆婆被發現死在床上，那時母親剛完成四年的高中學業，席勒婆婆答應藉給她一筆錢去讀師範學校，等她當了老師再還。有一張字據，但是沒有找到，或許，母親認為，席勒婆婆的侄子和他妻子找到但是毀掉了。他們繼承了房子和財產。世界上充滿了這樣的人。 所以母親必須去工作了，她在歐文灣的一家大商店工作，很快就負責紡織品和小飾物。她和一個年輕人訂了婚，他一直像一個影子——當然不是她二哥或席勒婆婆的侄子那種徹頭徹尾的惡棍，但是也不像拉什小姐那麼睿智可愛。不知什麼原因，她被迫解除了婚約。 （“他不是我原來想像的那樣。”）後來，不知過了多久，她遇到了我父親，他一定是她想像的樣子了，因為她嫁給了他，儘管她總是信誓旦旦地說她絕不嫁給一個農夫（他經營的是飼養狐狸的農場，曾經以為他會以此發家；那真的有什麼區別嗎？），他的家人已經開始對她說些不友善的話了。 “但是你愛他。”我會堅決而熱切地提醒她，想要這一點永遠確定下來。 “你愛他。” “那是當然。” “你為什麼會愛他？” “你父親總是彬彬有禮。” 就只是這樣嗎？我感到困惑，覺得這裡少了點兒什麼，雖然也很難說究竟缺了什麼，有什麼不對頭的。她的故事的開始是黑暗的幽閉，痛苦，然後是勇敢、挑戰和逃離。掙扎，失望，更多的掙扎，有好心人也有惡棍。現在我希望，就像在所有重要的令人滿意的故事中一樣——有榮耀，有回報。和父親結婚？我希望這就是我要的答案。我希望她給我一個明確的回答。 在我更年輕的時候，在弗萊茲路的盡頭，我經常看著她走過院子，去倒洗碗水，高高地舉著洗碗盆，像個女祭司，步履從容莊嚴，然後姿勢優美地把水拋過柵欄。那時我覺得她是個強大的統治者，也很滿足。她仍然有力量，但也許不像她認為的那麼強大了。可她一點兒都不滿足。不是一個女祭司。她的肚子總是大聲地發牢騷，她不理會它所傳達的信息或一笑了之，卻讓我尷尬得無法忍受。她的頭髮像棕灰色的草皮或灌木叢，每次燙髮都變成小羊毛卷。她所有的故事都將以她為結局嗎，以她現在的樣子，只是以諸伯利我的母親的身份？ 一天，她到學校來了，代表百科全書公司給以“為什麼買勝利公債”為題的優秀論文頒獎。她還要去波特菲爾德、藍河和斯特靈的學校，那個星期她很自豪。她穿著糟糕的男子氣的深藍色套裝，只在腰部有一枚鈕扣，戴著栗色氈帽，她最好的帽子，但是我苦惱地發現上面有細細的灰塵。她做了簡短髮言。我眼睛盯著前面女孩的毛衣——淡藍色，有塊狀的羊毛突出來——好像通過把注意力集中在這種無關緊要的事實上，就可以讓我不至於淹沒在恥辱中。她那麼與眾不同，輕快、滿懷希望而直截了當，戴著她的栗色氈帽，開些小玩笑，自以為很成功。為了兩分錢，她就會開始大談她自己的學習經歷，走九英里進城，還有夜壺。誰的母親像她這樣？人們對我做出狡猾、幸災樂禍和憐憫的表情。突然我再也忍受不了她了——她說話的語氣，不計後果匆匆忙忙的動作，她活潑可笑的手勢（隨時可能把校長桌子上的墨水瓶打翻），最要不得的是她的天真，她不知道別人在笑她，還認為這樣就可以僥倖成功。 我憎恨她賣百科全書，憎恨她演講，還有戴那種帽子。我不喜歡她給報紙寫信。她那些關於地方問題、提倡教育和婦女權利、反對學校必修宗教課等等的信，會署名發表在諸伯利《先驅導報》上。其他的信會出現在城里報紙為女通訊員準備的版面上，那些信她使用筆名伊達公主，是她崇拜的丁尼生筆下的一個人物。它們充滿冗長的裝飾性描寫，有關她逃離的鄉下（今天早上，奇異的銀霜結在每個枝條、每根電話線上，把世界變成了一個真正的童話世界，令人陶醉——），甚至還提到我和歐文（我的女兒很快就要長大成人了，也忘記了她的新身份，在雪中嬉戲），真叫我羞愧得牙根都疼。除了埃爾斯佩思姑媽和格雷斯姑媽，別人都會對我說：“看見你媽媽在報紙上的信了嗎？”我能感覺到他們的輕蔑、優越感和沈默的忌妒，那些人一輩子可以靜靜地待著，不必做任何不平常的事，說任何不平常的話。 我其實和母親很相似，但總是隱藏起這一點，因為我知道這樣會有怎樣的危險。 我們住在諸伯利的第二年冬天，有人來訪。那是一個星期六下午，我在鋤人行道上的雪。我看見一輛大卡車在雪堤間緩緩開過來，幾乎沒有聲音，就像一條魯莽的魚。美國車牌。我還以為是迷路的人。經常有人開到河水街的盡頭——那裡根本沒有人費心立上“此路不通”的標誌——等他們到達我們的房子前面就會開始疑惑了。 一個陌生人下了車。他穿著大衣，頭頂灰色氈帽，冬天還戴著絲綢圍巾。他高大笨重，下垂的臉上帶著憂傷和傲慢。他令人恐慌地向我伸出手來。 “過來向我問好！我知道你的名字，但是我肯定你不知道我的！” 他徑直向我走過來——我像木樁一樣釘在地上，手裡還拎著鐵鍬——吻了我的臉頰。甜甜酸酸的男性氣味；美容水，不舒服的胃，乾淨的漿過的襯衫，某種秘密的毛茸茸的不潔之物。 “你媽媽是艾迪·莫里森對吧，呃？” 沒有人再管母親叫艾迪了。這讓她聽起來很不一樣——圓潤，懶散，簡單。 “你媽媽叫艾迪，你是黛拉，我是你舅舅比爾·莫里森。這就是我。嘿，我吻了你，你還從來沒吻過我呢。你們這裡管這叫作公平嗎？” 這時母親帶著隨意的剛塗上去的口紅從房子裡出來了。 “啊，比爾，你從來不提前通知，是嗎？不過不要緊，我們很高興見到你。”她說著，語氣裡有一種嚴肅，好像在爭辯什麼論點似的。 那麼真的是她哥哥了，這個美國人，我的親舅舅。 他轉身朝車子招手。 “你可以出來了。這兒沒有什麼東西會咬你。” 另一邊的車門開了，一個高個子太太慢慢地，費了些力氣才和帽子一起出來。那帽子一側高一側低，支著的綠色羽毛讓它變得更高了。她穿著中長的銀狐毛皮大衣，綠裙子，綠色高跟鞋，沒有穿膠皮套鞋。 “那是你舅媽尼蘿。”比爾舅舅對我說，好像她聽不見或者不懂英語似的，好像她是地球上某種可怕的生物，需要專門鑑別似的。 “你從來沒見過她。你見過我，但是那時你太小了不記得。你沒見過她。我是去年夏天才認識她的。以前見你我還是和卡麗舅媽一起，現在我娶了你尼蘿舅媽。我們是八月份認識的，九月份結的婚。” 人行道的雪還沒有清理乾淨。舅媽尼蘿的高跟鞋磕磕絆絆地走著，抱怨著，說鞋裡進了雪。她可憐地呻吟著，像個小孩子。她對比爾舅舅說“我差點兒扭傷了腳踝”，旁若無人。 “很快就到了。”他鼓勵地說，拉著她的胳膊，攙扶著她走過人行道，上了台階，穿過陽台，讓我想起中國的小腳女人（我在市圖書館借來的《大地》裡讀到過），對於她們來說，走路是稀少和不自然的活動。我和母親沒有和尼蘿打招呼，我們跟在後面，在光線很暗的廳裡，母親說：“歡迎你們！”比爾舅舅幫尼蘿脫掉大衣，和我說：“來，把這個拿去掛起來。單獨掛，可別和乾活的髒衣服掛在一起！”摸著毛皮，母親對尼蘿說：“你應該去我們農場看看，你可以在活物身上看見這樣的毛皮。”她的聲調詼諧而不自然。 “她是說狐狸，”比爾舅舅告訴尼蘿，“就是你大衣的材料。”他又對我們說：“我想她甚至不知道毛皮是從動物背上割下來的。她以為是在商店裡加工的呢！”尼蘿顯得很驚異，也不太高興，像從來沒有聽說過外國的人，忽然被憑空扔到了外國，周圍每個人都說著做夢也沒聽過的語言。適應新環境可能不是她的強項。為什麼要適應呢？那會讓她懷疑自己的完美。她是完美的，比我開始想的要年輕，也許只有二十二三歲。她的皮膚潔白無瑕，像粉紅的茶杯；她的嘴就像是從勃艮第紅酒色的天鵝絨裁下來貼上去的，她的氣息甜美無比，還有她的指甲——讓我震驚、喜悅，又有些許的疑懼，彷彿她太過分了——它們被塗成了綠色，來搭配她的衣著。 “很漂亮的大衣。”母親不失尊嚴地說。 比爾舅舅抱歉地看著她。 “你丈夫做這行賺不了什麼錢的，艾迪，都被猶太人控制著。那麼，你家裡有咖啡這東西嗎？讓我和我的小妻子暖和起來？” 問題是我們沒有這種東西。母親和弗恩早上都是喝茶或波斯特（粉類沖泡飲料），那樣比較便宜。母親把大家帶到餐廳，尼蘿坐下，母親說：“你不喝杯熱茶嗎？我們的咖啡全都喝光了。” 比爾舅舅從容應對。不要茶，他說，如果沒有咖啡了他要去買些回來。 “城裡有食品店什麼的嗎？”他問我。 “這城裡一定有一兩間。像這樣大的城市，還有街燈呢，我看見了。我們開車去買些食物吧，讓她們姑嫂好好聊聊。” 大車中散發著奶油巧克力的清香味道，我搖搖晃晃地坐在他旁邊，一路途經河水街、曼森街、諸伯利的主街。我們在一排畜拉雪橇後的“紅色前線食品店”門前停了下來。 “這是食品店？” 我沒有表態。假如我說是，而卻沒有他想要的東西怎麼辦？ “你媽媽在這裡買東西嗎？” “有時候。” “那麼，對我們來說這裡就不錯了。” 從那輛車上看去，那些拉雪橇的牲畜和放有幾袋飼料的雪橇，“紅色前線食品店”，還有整條街，顯出一種不一樣的感覺。諸伯利不再是我想像中那樣獨特和永久，而幾乎是勉強湊合的，簡陋不堪，根本夠不上檔次。 商店剛剛改成自助的，是城裡第一間。過道窄得推不了購物車，但是有籃子可以挎在胳膊上。比爾舅舅要推車。他問城裡有沒有別的有購物車的商店，有人告訴他沒有。決定之後，他開始在過道裡來來回回，叫出貨物的名字。好像商店裡沒有別人似的，好像只有當他叫他們，問什麼東西的時候，人們才會復活過來，好像商店本身不是真的，只是在他說他需要的那一瞬間才拼湊起來的。 他買了咖啡和罐裝水果、蔬菜、乾酪、棗兒、無花果、布丁混合料、通心粉和熱巧克力粉，還有牡蠣罐頭和沙丁魚。 “你喜歡這個嗎？”他不斷地問，“你喜歡這些嗎？你愛吃葡萄乾嗎？脆玉米片呢？你要冰淇淋嗎？冰淇淋在哪裡？你喜歡什麼口味兒的？巧克力的？你最喜歡巧克力吧？”最後我都不敢看任何東西了，不然他都會買的。 他停在塞爾利特櫥窗前，那裡有散裝糖果櫃。 “你一定喜歡糖果。要哪種？甘草糖？水果果凍？花生糖？我們摻合著買一些吧，三種都要。那會讓你很口渴的，花生糖吃了口渴。我們最好再買些汽水。” 這還沒完。 “這裡有麵包店嗎？”他問。我帶他去了邁克亞特麵包房，他買了兩打水果餡餅，兩打表面撒了糖和堅果的小圓麵包，半英尺高的椰味蛋糕。這就像我在家中讀過的一個幼稚的故事，一個小女孩設法實現了她的所有願望，那種一下子過完所有日子的故事，結局當然總是悲慘的。其中一個願望就是想要她愛吃的所有東西。我過去經常拿出書來，為了好玩把裡面對食物的描寫讀了又讀，不去理會隨後降臨的懲罰，因為神仙總是不喜歡貪婪之人。不過現在我認識到，太多真的不行。甚至歐文最後也會對這種白痴的慷慨感到沮喪，打破了獎勵和開心的平衡。 “你像個神話中的教父。”我對比爾舅舅說，我想顯得我並不幼稚，而且還帶點兒諷刺，我還想用這種誇張的方式表示恐怕我並沒有充分感覺到的感激之情。但是他把這當作簡單的孩子氣，我們到家後還重複給母親聽。 “她說我是神話中的教父，不過我還得付現金！” “我不知道拿這麼多東西怎麼辦，比爾，你得帶回家一些。” “我們從來不會從俄亥俄州開車來這裡買食物。你收起來吧。我們不需要。只要有巧克力冰淇淋做甜品，我就不管別的了。我愛吃甜食的口味從來沒有變過。不過我瘦了一些，你知道，從去年夏天以來，我減了三十磅。” “你還是不需要戰爭救濟。” 母親撤掉粘著一天的茶漬和番茄醬的桌布，換了張新的，她把它叫作馬德拉桌布，那是她婚禮收到的最好的禮物。 “你知道我曾經是個小個子。小時候特別瘦。兩歲時，差點兒得肺炎死掉。媽媽救了我餵養我。我很長時間沒有運動，所以變胖了。” “媽媽，”他說，帶著憂鬱的奢望，“她真是地球上的那種聖人。我告訴尼蘿她應該了解她。” 母親驚異地看了尼蘿一眼（她們姑嫂相互熟悉了嗎？），但是沒有說她是否認為這是個好注意。 我對尼蘿說：“你要帶小鳥兒圖案的盤子還是帶花兒的？”我只想讓她說話。 “沒所謂。”她說，聲音很微弱，看著她的綠色指甲，好像它們是她在這裡的護身符似的。 但是母親在意。 “擺上和桌子搭配的盤子，我們還沒有窮到只有一套盤子！” “你穿尼羅綠是因為你的名字是尼蘿嗎？”我問，還在刺激她。 “這種顏色叫尼羅綠嗎？”我認為她是個白痴，但是我卻瘋狂地崇拜她，感激她擲下的每個小而無味的單詞。她達到了女性裝飾的極致，我甚至不知道有這麼完美的造物存在；看著她，我明白我永遠不可能這麼漂亮。 “我的名字叫尼蘿只是巧合。”（她可能連“巧合”這個單詞的發音都不太準確。）“在我聽說尼羅綠之前它就是我最喜歡的顏色了。” “我不知道還有綠色的指甲油。” “你得訂購。” “媽媽希望我們待在農場上，一直過同樣的生活。”比爾說，遵循著自己的思路。 “我不希望任何人這樣住在農場上。你在那裡連繁縷都種不了。” “經濟方面不總是唯一要考慮的，艾迪。還要考慮靠近大自然。沒有這些——你知道的，到處跑，做些對你沒好處的事情，過奢侈的生活。忘了基督教。媽媽覺得這種生活不錯。” “自然有什麼好的？自然完全是一種動物掠食另一種動物。自然僅僅是大量的浪費和殘忍，也許從自然的角度不是，但是，從人類的角度就是這樣。殘酷是自然的法則。” “我不是那個意思，艾迪。我不是說野生動物之類的。我是指我們家裡的生活，我們沒有多麼舒適的條件，我同意你的話，但是我們生活簡樸，辛苦工作，空氣新鮮，媽媽是我們的精神榜樣。她去世得早，艾迪，她死得很痛苦。” “打了麻醉劑的，”母親說，“嚴格說來，我希望她死的時候不怎麼痛苦。” 晚飯時，我告訴舅舅她賣百科全書的事。 “我去年秋天賣了三套。”她是這樣說的，實際上她只賣了一套，還在努力爭取兩個有希望的客戶。 “現在鄉下有錢了，你知道。是由於戰爭。” “對農民兜售賺不了什麼錢。”比爾舅舅說著，趴在盤子上慢條斯理地吃著，就像老人一樣。他看起來很老。 “你說你賣什麼來著？” “百科全書。書。是精裝的。我小時候要是在家裡能有這樣一套書讓我放棄什麼都行。”這大概是我第五次聽她這樣聲明了。 “你受了教育。而我沒有。那沒有影響我。你不能賣書給農民。他們很理智。不會隨便花錢。錢不是買那類東西的。錢是要用來投資的。如果你目標明確的話，錢要投在財產和投資上。”他開始長篇大論，講有關買賣房產的事情，夾雜著複雜的追溯，不斷糾正細節。買進，賣出，再買進，建造，傳聞，威脅，風險，安全。尼蘿根本沒聽，而是把盤子上的罐頭玉米推來推去，用叉子一次刺起一粒——這種孩子氣的把戲，是甚至我和歐文都不能逃脫處罰的。歐文一聲不吭地吃著，口香糖粘在大拇指指甲上，母親沒有註意。弗恩不在，她去鎮醫院看她媽媽了。母親聽她哥哥講話，帶著不贊成但又參與其中的狡猾表情。 她的哥哥！這才是關鍵，這才是難以接受的事實。這個比爾舅舅是母親的哥哥，這個可惡的壞男孩，天性殘忍，狡猾，敏捷，惡魔一般，是那麼可怕。我一直盯著他，試圖把那個男孩從這個淡黃色的人身上拉出來。但是我找不到他。他消失了，窒息了，像一條小斑點蛇，曾經有毒又活躍，埋在一袋粉裡邊。 “記得毛蟲嗎，它們總是爬到馬利筋草上？” “毛蟲？”母親懷疑地問。她站起身，拿來一個小的銅把兒刷子和平底鍋，那也是結婚禮物。她開始掃除桌布上的碎屑。 “秋天它們爬到馬利筋草上。它們是在找奶，你知道——草里面的汁。它們喝光它，變得很胖，昏昏欲睡，然後鑽到繭裡去。她在草上找到一隻拿進房子裡——” “誰呀？” “媽媽，艾迪。還有誰會惹這個麻煩？你回來時它已經在那了。她發現了這只毛蟲，拿進來，把它放在門上我夠不到的地方。我不會傷害它，但是我像男孩子一樣愛玩。它在繭裡待了一冬天。我忘記了它在那裡。復活節晚餐後我們坐在那裡——復活節星期天，外面刮著暴風雪——媽媽說：'看呀！'看，她說，我們都朝門上看，那個東西開始動了。繭剛剛變薄，它從裡面拉動著，努力著，累了就停一會兒，然後又繼續工作。它花了半個小時，或許四十分鐘，我一直盯著看。接著我們看見蝴蝶出來了。好像繭最後變得虛弱了，像破布一樣掉了。那是一隻黃蝴蝶，有斑點的小東西。它的翅膀低垂著，粘在一起。它要努力展開翅膀，不停地努力，讓一隻翅膀拍動起來。然後是另一隻，等兩邊都有點兒力量了，就低低地試飛一下。媽媽說：'看看它。永遠不要忘記。這是你們在復活節看到的。'千萬別忘記。我從來都沒有忘記。” “後來它怎麼了？”母親不偏不倚地問。 “我不記得了。不會堅持很久的，那樣的天氣。不過，很好玩兒——一隻翅膀，一隻翅膀地展開。慢慢飛一下。第一次用它的翅膀。”他帶著歉意笑了，這是我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聽到他笑。然後他看起來很疲倦，還有些失望，胳膊交疊在肚子上，那裡發出威嚴的、必不可少的消化的聲音。 那是同一座房子。同一座房子，在那裡，母親過去經常發現火熄滅了，她的母親在祈禱。在那裡，她把牛奶和黃瓜一起吃下肚，希望升到天堂裡去。 比爾舅舅和尼蘿待了一整晚，睡在前屋的沙發上，可以拉出來搭成床的那種。尼蘿長長的、散發著香水味兒的、瓷釉般的四肢是那麼親密地放在舅舅那一身懶肉旁邊，迎著他的氣味。我沒有想像他們可能還會做什麼，因為我想使人發癢的性遊戲只屬於小孩子，體面的大人是不做的，他們發生的令人難以置信的關係只是為了生小孩。 星期天早上，他們一吃完早餐就走了，我們沒有再見到他們。 幾天后母親突然對我說：“你舅舅快要死了。” 差不多是晚飯時間，她在煮香腸。弗恩還沒有下班，歐文剛練完曲棍球，正把冰鞋和棍子放回後廳。母親把香腸煮得硬而閃亮，外表顏色很深；我們總是這樣吃。 “他快要死了。星期天早晨他坐在這裡，我進來燒水，他告訴我的。他得了癌症。” 她繼續用叉子翻滾著香腸，報紙上撕下來的字謎完成了一半，放在爐子旁邊的台子上。我想起比爾舅舅去鬧市區，買黃油烘餅、巧克力冰淇淋和蛋糕，拿回家來吃。他是怎麼做到這些的？ “他胃口一直很好，”母親說，好像她也在和我想著同樣的事情，“活不長了，胃口卻好像並沒有減小。誰知道呢？也許吃少一點兒，他能活得久一些呢。” “尼蘿知道嗎？” “她知道什麼有什麼要緊。她嫁給他只是賺點兒飯票。她會過得不錯的。” “你還恨他嗎？” “我當然不恨他。”母親快速而有保留地說道。我看著他坐過的椅子，有一種害怕被玷污的恐懼，不是對癌症而是對死亡本身。 “他說他在遺囑裡給我留了三百美元。” 那麼現在，除了回到現實，還能做什麼？ “你打算拿那筆錢來做什麼？” “到時候自然會有辦法的。” 前門開了，弗恩走進來。 “我總可以買一箱《聖經》吧。” 弗恩剛一進來，歐文就從另一扇門進來了。屋子裡彷彿有一隻翅膀或一把刀一閃而過，疼痛的感覺非常強烈，但是迅疾消失了。 “有一個四個字母的埃及神，”母親說著，皺著眉在思考字謎，“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一下子想不起來了。” “伊希斯。” “伊希斯是個女神。你真讓人感到意外。” 不久，雪開始化了；氾濫的瓦瓦那什河漫過河岸，沖走了路標、柵欄柱和雞舍，然後退去；路上幾乎可以划船了，母親下午又開始外出了。父親的一個姑媽——是哪一個無所謂——說：“現在她不能給報紙寫東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