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年1月的第一天，一個矮小的女人和一個高大的男人走在熱那亞的老公墓裡。他們都四十歲左右。女人有一顆孩子般的大頭，一頭厚密的鬈髮。她表情熱切，微帶懇求。她的臉看起來已經有些滄桑。而男人則是龐大，他二百八十五磅的體重，分攤在碩大的身架上。他是個俄羅斯人，常被人稱為大熊，或者哥薩克人。這會兒，他蹲伏在墓碑上，在他的筆記本上寫著，記錄碑銘，苦思著一時看不明白的縮寫詞，儘管他會說俄語、法語、英語、意大利語，還懂一些古典和中世紀的拉丁語。他的知識和體形一樣寬廣，不過，他的專業是政府法規，能講美國當代政治機構的發展、俄羅斯和西方的社會特徵差異、古代帝國的法律與實踐。不過，他不是老學究。他機智詼諧，受人歡迎，和任何層次的人都能輕鬆相處，他能過最舒適的生活，因為他在哈爾科夫一帶有產業。他被禁止在俄羅斯任教職，只因他是個自由主義者。
他的名字很合適他。馬克西姆。馬克西姆·馬克西莫維奇·科瓦列夫斯基。
和他一起的女人也是科瓦列夫斯基家的一員。她嫁給了他的一位遠房表哥，不過，她現在是個寡婦。
她開玩笑地跟他說話。
“你知道我們中有一個要死了，”她說，“我們中有一個今年會死。”
他心不在焉地聽著，問她，為什麼這樣。
“因為我們新年的第一天就在墓地裡走。”
“的確。”
“還有不少你不知道的呢，”她那樣冒失而又急切地說，“我八歲的時候就知道了。”
“女孩子與廚娘們在一塊的時間更長，而男孩子都待在馬厩裡——我想是因為這個。”
“馬厩的男孩從來沒聽說過死？”
“聽得不多。關注的是別的東西。”
天上在下雪，但是很輕柔。他們走過的地方，留下了雪花消融的黑色腳印。
1888年，她第一次遇見了他。因為要創辦一所社會科學院，他到斯德哥爾摩來當顧問。他們來自同一個國家，還是同姓，這無疑會讓他們走到一起，即使彼此間並沒有特別的吸引。她有責任招待他，處處照顧這位在自己的家鄉並不受歡迎的自由主義夥伴。
但實際上也沒有什麼責任可言。他們互相頂撞，彷彿他們真的是失散多年的親戚。接著就是一連串的玩笑和詰問，立刻心領神會，喋喋不休的俄語，彷彿西歐的各種語言都是單薄的形式上的籠牢，他們在裡面已經困了太久，或者不過是真正的人類語言的微不足道的替代品。同樣，他們的行為也很快就超出了斯德哥爾摩的風俗規範。他在她的公寓待到深夜。她隻身到他的酒店和他吃午飯。當他在冰上意外摔傷腿的時候，她幫他浸泡敷藥，不僅如此，這種事兒她還告訴別人。那時候，她對自己沒有把握，對他更沒有把握。她在信裡向一個朋友描述過他，用的是繆塞的一段話。
在信的最後，她寫道：“而且，他是一個，真正的俄羅斯人。”
胖馬克西姆，她當時這樣叫他。
“我從來沒有像和胖馬克西姆在一起時這樣，嚮往寫下浪漫的篇章。”
還有，“他佔的地方太大了，不管是在椅子上，還是在人的心裡。對我來說，只要他在身邊，讓我想別的事兒完全不可能。”
那時候，也正是她應該日以繼夜工作的時候，她要準備提交勃丁獎的文章。 “我不光忘記了我的函數，還忘記了我的橢圓積分，我的剛體。”她對她的朋友，數學家米塔——列夫勒開玩笑說。正是米塔後來說服馬克西姆到烏普薩拉待一陣子，發表演講去。而她把自己從思念和白日夢裡拽了出來，回到了剛體運動，還有，應用兩個自變量的θ函數解決所謂的美人魚問題。她奮力工作，心情愉快，因為他仍然在她的心裡。他回來的時候，她筋疲力盡，但是得意洋洋。兩件事值得得意：她的論文已經完成，只差最後的潤色和匿名提交了；她的情人發著牢騷，但也是喜氣洋洋的，急切地從放逐中回歸，正像她所希望的那樣，他向她發出了明確的暗示，希望她成為他生命中的女人。
是勃丁獎毀了他們。索菲婭這麼想。開始是勃丁獎轉移了她的注意力，枝形吊燈和香檳酒讓她眼花繚亂。令人頭暈目眩的讚美和祝賀，無窮無盡的讚嘆和吻手，但仍然是不方便，永遠改變不了的現實。他們永遠不會給她提供和她的天分匹配的工作機會，能在一個省立女子中學謀一份教職，就已經足夠幸運了，這就是現實。當她正沐浴在溫暖之中時，馬克西姆悄悄地走了。真實理由，一個字也沒提，當然了，只說他要寫文章，他需要博利厄的平和與寧靜。
他覺得自己被忽視了。一個並不習慣被忽視的男人，他可能成年之後從來沒有參加過沙龍，沒有參加過招待酒會，這就是原因。在巴黎不是這個原因。並不是因為在索尼婭的盛名下，他變成了一個看不見的人，雖然他常常確實是這樣的處境。一個有堅實財富的男人，享有四通八達的名聲，和身材相得益彰的智力，再加上機智詼諧的明快，敏捷的男性魅力。同時，她還全然是一個新貴，一個讓人愉快的怪人，一個同時擁有數學天才和女性羞怯的女人，相當地迷人。另外，在她一頭波浪之下，還有一顆不俗的心靈。
他從博利厄寫來了冰冷慍怒的道歉信，拒絕了她的一旦忙完了就來看他的提議。有一位女士陪在他身邊，他說，他不方便給她引見。這位女士最近情緒消沉，需要他的關心。索尼婭應該回瑞典去，他說。她一定很高興回到正盼著她的朋友們身邊。她的學生應該很需要她，況且還有她的小女兒。 （這是一種刺痛，一種她熟悉的暗示，不稱職的媽媽？）
信的最後是一句可怕的話。
“要是我愛你，我的信理當有所不同。”
一切都結束了。帶著她的獎從巴黎回來，還有她離奇的璀璨聲望。她回到了朋友身邊，而對她來說，他們突然變得併不比她打個響指更重要。回到學生身邊，學生顯得更重要一些，那也只是當她站到她們面前，變成她數學的自我時。奇妙的是，這依然還能做到。她回到大家都以為她疏於照顧，實際上卻無比快樂的小馥馥身邊。
斯德哥爾摩的一切都在提醒她。
她坐在同一個房間裡，她的家具是跨越波羅的海帶過來的，一筆犯傻的天價。她面前，還是同一把椅子。就在不久前，它還曾勇敢地支撐過他的體積。加之，她的椅子，當他熟練地將她攬在懷中時。他從來沒有在調情的時候顯出笨拙來，即使他有那樣的身材。
還是同樣的紅色錦緞，曾經有尊貴的，或者算不上尊貴的客人坐過，坐在她失去的、以往的家裡。也許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坐過，帶著那種令人惋惜的神經質，正在為索菲婭的姐姐阿紐塔神魂顛倒。當然，索菲婭作為母親不稱心的孩子，和平時一樣，正在討人厭。
櫥櫃也是老的，從她在巴利比諾的家裡運來的，上面還鑲嵌了她祖父母的肖像，畫在瓷上的。
外公外婆，舒伯特夫婦。沒有絲毫的安慰可言。他穿著制服，她穿著晚禮服，神情透露的是荒唐的自我滿足。索菲婭想，他們得到了他們想要的，而對那些不這麼如意的，或者說沒有這麼幸運的，則只有不屑。
“你知道我有德國血統嗎？”她問過馬克西姆。
“當然知道。否則你怎麼會有勤奮的天賦？你的腦子裡全是虛構的數字嗎？”
要是我愛你。
馥馥用盤子端來了她的果醬，要和媽媽一起玩小孩子的紙牌遊戲。
“讓我安靜一會兒。你能讓我安靜一會兒嗎？”
過了一會兒，她擦乾從眼睛裡湧出來的淚水，請女兒原諒她。
不過，終究索菲婭不是一消沉就沒完的人。她嚥下自己的驕傲，想方設法寫輕鬆愉快的信，通過輕描淡寫地提及一些瑣碎的快樂，溜冰、騎馬，通過對俄羅斯和法國的政治局勢的關注，也許就能讓他放鬆，甚至可能讓他感覺到自己的警告粗暴無禮，毫無必要。她努力逼自己說出了另外一個建議。夏天，她的課程一結束，她就動身去博利厄。
快樂的時光。也會有誤解，她這麼形容。 （她及時地換了個詞，“談話”。）寒意森森的時段，分手，幾乎分手，突如其來的和藹可親。起伏迭宕的環歐旅行，給他們自己帶來了公然的、流言四起的情人身份。
她有時也想知道他是不是還有別的女人。她有時自己也在玩味這樣的念頭：嫁給一個追求她的德國人。不過，這個德國人也太刻板了。而且，她還懷疑這個人想要的只是一個家庭主婦。再說，她也不愛他。每當他說起一絲不苟的德語情話時，她的血就越來越涼。
馬克西姆聽說這段光榮的求愛史的時候，勸她最好嫁給他自己。倘若，他說，她覺得他能給她的能讓她快慰的話。他說這些話的時候，裝作談的是錢。假如他的財富讓她快慰的話，當然只是玩笑。假如給她的微溫的、彬彬有禮的情感讓她快慰，不算那些失望，那些大半由她挑起的事端——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兒。
她用揶揄來逃避他的話，讓他以為她不相信他的認真，也就不需要進而有什麼決定。只是，當她回到斯德哥爾摩時，她覺得自己真是個傻瓜。去南方過聖誕節之前，她寫信告訴朱莉婭，說她不知道未來是幸福還是悲傷。她想要告訴他她是認真的，想看看他是不是。她做好了顏面丟盡一場空的準備。
她多慮了。無論如何，馬克西姆是個紳士，他信守他的承諾。他們打算春天結婚。做了這個決定，他們就比剛開始時更能坦然相處。索菲婭舉止得當，不生悶氣，也不發脾氣。他希望她端莊，但並不是家庭主婦的端莊。他不會像一般的瑞典丈夫那樣，反對她抽煙，反對她沒完沒了地喝茶，反對她的政治情緒。而她也不會因為他一痛風就會變得像她一樣不講道理易怒自憐就不高興。畢竟他們是老鄉。她對講道理的瑞典人的厭煩，讓她自己很愧疚。瑞典是整個歐洲唯一願意為自己的新大學聘用女數學家的。他們的城市十分乾淨整潔，他們的習慣太有規律，他們的酒會也太有禮貌。一旦他們覺得某些程序正確，他們就繼續實踐，彼得堡和巴黎激辯的夜晚無休無止，讓人振奮，甚至會有危險，但在這裡，根本不會有。
馬克西姆不會干擾她真正的工作，指的是研究，不是教學。有事情能讓她沉浸其中，他感到高興。但是，她懷疑他雖然不認為數學毫無價值，但也庶幾近之。還能指望一個法律和社會學教授怎麼想呢？
幾天后，他送她上火車的時候，尼斯的天氣暖和了。
“我怎麼能走呢？我怎麼能離開這麼溫暖的天氣？”
“噢，不過你的書桌和你的微分方程都在等你。春天一到，你就不能逼著自己走了。”
“你以為不能？”
她絕不能想——她絕不能想這是在繞著圈子說他其實希望他們春天不要結婚。
她已經給朱莉婭寫了信，告訴她終究會是幸福。終究幸福。幸福。
站台上，一隻黑貓從他們的道路上斜穿而過。她討厭貓，特別是黑貓。她沒有說話，克制自己不要哆嗦。彷彿是為了獎勵她的自製力，他宣稱要和她一起坐到戛納，要是她欣然同意的話。她幾乎沒辦法回答，她如此地感激他。災難的淚水就要奪眶而出。他鄙夷當眾抹眼淚的事。 （就是私下里，他也不覺得他應該忍受眼淚。）
她努力不讓眼淚掉下來。彷彿為此，他又給了她回報。到尼斯的時候，他把她裹進寬大的、精心裁剪的衣服裡，衣服上還有男人的味道——一種混合了皮毛動物和昂貴煙草的味道。他優雅地吻了吻她，但舌尖輕輕地拂過她的嘴唇，一個私密慾望的暗示。
她當然沒有告訴他她的《偏微分方程理論》的進展。這是她不久前剛剛完成的。她花了隻身旅行的頭一個鐘頭，正如以往他們分開的時候她一般也要花一段時間做的，她將喜愛的和厭煩的種種跡象，將無動於衷的和名副其實的激情的種種跡像做了一番平衡。
“永遠要記得，男人走出房間，他就把一切都留在房間裡了。”她的朋友瑪莉·門德爾松曾經告訴過她，“而女人出門時，她就把房間裡發生的一切都隨身帶走了。”
至少，她現在有時間發覺喉嚨疼了。要是他也感染了，她希望他不要懷疑是她傳染的。作為一個精力充沛的健康單身漢，他把任何一種輕微的感染都視為侮辱，把通風不良或者腐爛的氣味都當成人身攻擊。在有些方面，他真的很嬌慣。
實際上，嬌慣而且善妒。不久以前，他給她寫信。他寫的一些文章被歸在她名下了，因為他們同姓。他收到了一封某個巴黎文學代理的信，信的開頭稱他為親愛的女士。
哎呀，他都忘記了，他說，她除了是數學家，還是小說家。而他一個也不是，巴黎人該多麼失望啊。只不過是個學者，一個男人。
的確是個絕妙的笑話。
火車上的燈還沒有亮，她就睡著了。她清醒時的最後一個念頭是一個並不愉快的念頭。她打算去巴黎看看維克托·雅克拉爾，她已故姐姐的丈夫。她真正急著想看的是她的小外甥尤里，她姐姐的兒子。不過，孩子和父親住在一起。她心裡看見的小尤里總是他五歲或者六歲時的模樣，天使般的金發碧眼，信賴他人和討人喜歡的天性，不過禀性不太像他母親阿紐塔。
她做了一個混亂的夢，關於阿紐塔的夢。不過是很久以前了，在雅克拉爾和尤里出現之前的阿紐塔。沒有結婚的阿紐塔，金黃色的頭髮，漂亮，脾氣暴躁，在過去的巴利比諾的家族莊園裡，她正在那為自己的塔樓房間掛東正教的肖像，還抱怨說這些宗教製品不適合中世紀歐洲。那時候她在讀一本布爾沃——里頓的小說，她用面紗遮臉扮演天鵝脖子伊迪絲，黑斯廷斯哈羅德王的妻子。她打算寫一本關於伊迪絲的小說，已經寫了幾頁。她描寫了這樣的場景，女主人公認出了她慘遭殺害的愛人的屍體，因為她認出了只有她知道的隱秘標記。
不知道怎麼回事，阿紐塔來到了這輛列車上，在給索菲婭讀她寫的這些篇章。索菲婭沒法讓自己告訴她生活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以及塔樓的年代以來都發生了什麼。
醒來的時候，索菲婭想，這一切都是多麼地真實。阿紐塔對中世紀，特別是英國歷史的著魔，在某一天又如何消失了，面紗和一切，都彷彿從來不曾存在過，取而代之的則是一個嚴肅的當代人阿紐塔。她寫一個年輕姑娘，因為某些傳統習俗的緣故，在父母的逼迫下拒絕了一個年輕學者，他死了。他死後，她才發現自己愛他，所以沒別的辦法，只好跟他去死了。
她悄悄地把這個故事投給了一家雜誌，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編輯的雜誌。故事發表了。
她的父親大發雷霆。
“現在賣你的故事，還有多久你要賣你自己？”
在這場騷亂之中，費奧多爾本人也出現了，會面時他的表現糟糕，不過一聲親密的稱呼讓母親鎮定了，接下來又以提出求婚而告終。因為她父親堅決反對，所以阿紐塔差一點就以為應該接受，也許還應該私奔。但是，終究，她更喜歡自己成為眾人的中心，可能也有不祥的預感，要是和費奧多爾在一起，她的犧牲會有多麼巨大。所以，她拒絕了他。他把她放進了他的小說《白痴》裡，阿格拉婭，她嫁給了一個年輕的速記員。
索菲婭又打起了瞌睡，落入了另一個夢境。在這個夢裡，她和阿紐塔都很年輕，但沒有在巴利比諾的時候那麼年輕。她們在巴黎，和阿紐塔的愛人雅克拉爾住在一起。那時候他還不是她的丈夫。他擠掉了黑斯廷斯的哈羅德王，擠掉了小說家費奧多爾，成了她的英雄。雅克拉爾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儘管舉止實在不算得體，因為他對自己的佃農背景深感自豪。而且，從一開始就不忠。他在巴黎之外的某個地方戰鬥。阿紐塔害怕他被人殺死，因為他實在太過英勇。這會兒，在索菲婭的夢裡，阿紐塔去找他了，但是，她哭泣著喊他的名字，她所在的街道並不是巴黎，而是彼得堡。索菲婭被留在一所巨大的巴黎醫院裡，裡面全是死去的士兵，渾身鮮血的平民，其中一個死者就是她自己的丈夫，弗拉迪米爾。她從這些死傷者旁邊逃跑了，尋找馬克西姆，他在斯普蘭德酒店躲過了戰鬥。馬克西姆會來接她走的。
她醒了。外頭下著雨，天色黑暗，包廂裡不止她一個人。一個凌亂的年輕女人坐在門邊，懷中抱了一個畫箱。索菲婭擔心自己在夢裡哭過，不過看來可能沒有，因為這個姑娘安靜地睡著了。
要是這個姑娘醒來過，索菲婭要向她說：“抱歉，我夢到了1871年，那時候我在巴黎，我姐姐和巴黎公社社員相愛。他被捕了，可能會被槍斃，或者被流放到新喀裡多尼亞，不過我們想辦法讓他逃走了。我丈夫幫的忙。我丈夫弗拉迪米爾，他不是巴黎公社的，只想看看巴黎植物園的化石。”
姑娘會厭煩的，也許她保持禮貌，但她會表達這樣的意思。在姑娘而言，這種事兒大概發生在亞當和夏娃離開伊甸園之前。她可能甚至不是法國人。能坐得起二等艙旅行的法國姑娘，一般不會隻身出行。美國人？
奇異的是，那些日子弗拉迪米爾真的在巴黎植物園待了幾天。他被殺害卻是假的。騷亂之中，他正在為自己唯一真正的事業打基礎，做一個古生物學者。阿紐塔帶索菲婭去醫院也是真的。醫院裡所有的專業護士都被開除了，都被認為是反革命，取而代之的則是社員的妻子或朋友。普通女人都詛咒這種替代，因為這些女人甚至連扎繃帶都不會。於是，傷員死亡。不過，他們中的大部分可能無論如何都活不了了。除了要救治戰鬥中受傷的傷員以外，這裡也有普通病患。傳說普通病人吃的都是狗和老鼠。
雅克拉爾和他的革命者戰鬥了十個星期。失敗後，他被關在凡爾賽一間地牢裡。幾個人因為被錯以為是他而遭到槍殺。或者只是這麼報導罷了。
那段日子，阿紐塔和索菲婭的父親從俄羅斯來了，把阿紐塔帶到了海德堡，她在那兒病倒了。索菲婭回到柏林，回去研究她的數學。不過，弗拉迪米爾留在那兒，放棄了他研究的三世紀哺乳動物，和將軍密謀把雅克拉爾弄出來。這件事的達成，靠的是行賄和勇氣。雅克拉爾會在一個士兵的押送下轉到巴黎的一所監獄，中間要經過一條街，那條街會人群擁擠，因為將舉辦展覽。警衛往一邊看的時候——是付了錢讓他這樣做的——弗拉迪米爾就把雅克拉爾搶走。然後，在弗拉迪米爾的看護下，雅克拉爾要擠過人群，去一個房間，那裡有一套普通市民的衣服等著他，然後把他送到火車站，拿上弗拉迪米爾的護照，逃到瑞士去。
所有的步驟都成功了。
雅克拉爾沒有費心把護照寄還弗拉迪米爾，直到阿紐塔和他碰頭。還了護照。沒有還錢。
在巴黎，索菲婭從她住的酒店里送了短箋給瑪莉·門德爾松和儒爾斯·龐加萊。瑪莉的女僕回信說，女主人在波蘭。索菲婭又送了一封短箋，說她可能要請求朋友的幫助，開春的時候，“請幫忙挑選一件不管什麼衣服，總之是適合全世界可能都認為是女人一生最重要的場合的”。她用括弧加了一句，她自己對時尚的理解“仍然概念混亂”。
龐加萊在上午極早的時辰就來了，他立刻就開始抱怨索菲婭的老導師，數學家魏爾斯特拉斯的所作所為。魏爾斯特拉斯是最近的瑞典國王數學獎評委之一。實際上，龐加萊已經得了獎。但是，魏爾斯特拉斯決定宣布他的——龐加萊的——研究結果可能有錯誤，而他，魏爾斯特拉斯，還沒有充分的時間調查研究。他已經給瑞典國王寫了封信，提交了他做了註解的質疑——好像國王這麼個名流真明白他在說什麼似的。而且，他還說，龐加萊若在未來受重視，將會更多地因為其工作的消極方面而非積極方面。
索菲婭安慰他，說她要去看魏爾斯特拉斯，會和他說說這件事兒。她裝作根本沒聽說過這件事兒，儘管事實上，她已經寫了一封調侃的信給她的老教授。
“我相信，因為您的信，國王陛下的御寢受到嚴重干擾。想想，你如此地干擾陛下這顆迄今為止對數學一無所知的快樂心靈。您要小心，不要讓他對自己的慷慨之舉反悔……”
“再說了……”她對儒爾斯·龐加萊說，“畢竟是你得了獎，永遠是你的獎啊。”
龐加萊同意她的看法，補充說，當魏爾斯特拉斯被人遺忘之時，就是龐加萊的大名閃光之際。
我們任何人都會被遺忘的。索菲婭想，但沒有說出口，因為這個節骨眼上的男人——尤其是年輕人——情感很脆弱。
中午時分，她和龐加萊道了再見，去看雅克拉爾和尤里。他們住在城裡一個貧窮的地段，她只好穿行在掛滿衣服的院子裡——雨已經停了，不過天色依然陰沉——爬上門外一段漫長的、有點滑的樓梯。雅克拉爾在屋裡喊門沒鎖，她就直接進去了。她看見他坐在一個反扣的箱子上，正在刷靴子。他沒有站起來歡迎她。她脫斗篷的時候，他說：“最好別。爐子到晚上才有。”他給她指了指唯一的扶手椅子，破舊不堪，油膩膩的。比她想的還要糟糕。尤里不在家，沒有等她來。
關於尤里，有兩件事她想知道。他是不是越來越像阿紐塔，像他俄羅斯一方的親人了？他長高了嗎？去年在敖德薩，他十五歲了，看起來卻像不到十二歲。
很快，她發現事態變了，她這種關心再也不重要了。
“尤里呢？”她問。
“他出去了。”
“他在上學？”
“也許吧。他的事兒我不太清楚。我知道得越多，關心得就越少。”
她想讓他平靜點，以後再提。她問候雅克拉爾的健康情況，他說他的肺壞了。他說他一直沒有從1871年冬天的飢荒和野外露宿中恢復過來。她不記得戰士也有過飢荒經歷——吃是他們的任務，吃飽了才能打仗。不過，她欣然同意，說她最近剛在火車上回想那段日子。她說，她想到了弗拉迪米爾，還有簡直像喜劇，或者像歌劇一樣的營救。
那可不是喜劇。他回答，也沒有歌劇。但是，他變得有活力起來，開始說起了那時候。他說起那些被當成他擊斃的男人，還有，三月二十號到三十號之間的惡戰。到最後，他真的被抓到的時候，已經沒有當場就處死的了。不過，在荒唐可笑的審判之後，他還是希望自己死掉算了。上帝才知道他到底是怎麼逃出來的。並不是說他相信上帝，他補充說，他每次都這麼說。
每次。每次他講起這個故事，弗拉迪米爾在其中的作用，以及老將軍花掉的錢，都微不足道了。也從來不會提到護照。是雅克拉爾自己的勇敢，是他自己的機敏，才是根本的原因。不過，他說話的時候，似乎還是根據他的聽眾有所調整的。
大家仍然記得他的歷史，他的故事仍然在被傳頌。
接下來，還有更多的故事，同樣熟悉。他站起來，從床底下拿出一個保險箱。裡面是珍貴的文件，俄羅斯驅逐他出境的文件，是在公社歲月以後的一段時間，他和阿紐塔在彼得堡的時候的。他肯定要全文讀一遍。
尊貴的先生，康斯坦丁·彼得羅維奇，敬請注意茲有法國公民雅克拉爾，前巴黎公社社員，其人居巴黎期間，與波蘭無產階級黨代表，猶太人卡爾·門德爾松長期密切聯繫，通過其妻在俄境內的社會關係，參與將門德爾鬆的信件送至華沙之事，系眾多法國知名激進分子之友。雅克拉爾還自彼得堡向巴黎發出極端錯誤有害之新聞，關乎各種俄羅斯政治事務、三月一日事件後續和反沙皇企圖，這些信息完全超出容忍極限。鑑於此，吾決意請求閣下將其逐出我帝國。
朗誦的時候，愉悅感回到了他身上。索菲婭還記得當初他是那麼喜歡開玩笑、調侃，當初的她，甚至弗拉迪米爾，只要一感覺到他注意自己，哪怕自己只是個聽眾，都有幾分自豪。
“哦。糟糕，”他說，“糟糕，信息不完整。他甚至沒提我是里昂的國際馬克思主義者選出來的，是他們派駐巴黎的代表。”
這時候，尤里進來了。他父親在繼續說話。
“當然了，這是個秘密。他們在官方的名單上，把我放在里昂公共安全委員會裡。”這會兒的他來回地踱步，陷入了一種興奮狂亂的熱情之中。 “我們是在里昂聽說拿破崙三世被抓到的。塗得像個婊子。”
尤里對他的小姨點了點頭，脫下了夾克衫。明顯，他不覺得冷。他坐在箱子上，接過了他父親的活，繼續擦靴子。
是了。他長得併不像阿紐塔。不過，他和最後日子的阿紐塔有相像的地方。憂鬱的、疲憊的、下垂的眼瞼。懷疑地，也許對他而言是蔑視地翹翹嘴，嘴唇圓鼓鼓的。沒有那個為了正義的光環熱切渴望冒險，能暴發出一連串狂熱詛咒的金發女孩的任何跡象。當然，對這個金發女孩，尤里不會有記憶。他只會記得一個病病歪歪的女人，不好看，哮喘，癌症，說自己盼著死去。
剛開始的時候，雅克拉爾愛過她，也許。如果他會愛別人的話，也頂多就這樣了。他也注意到她愛他。在他寫給她父親的天真或者只是吹噓的信裡，他解釋他要娶她的決定。他寫道，拋棄這樣一個深愛他的女人似乎不太公平。他從來沒有放棄過其他女人，甚至在他和阿紐塔剛開始曖昧，她正為自己發現了他而狂熱的時候也沒有。當然，婚姻期間也不會放棄。索菲婭猜測，也許對女人們來說，他還是有吸引力的，雖然他的絡腮鬍子不整潔，已經花白，說話的時候有時興奮過度，變得語無倫次，結結巴巴。一個被他的鬥爭消耗的英雄，為此他奉獻了青春——他大概就是這麼表現自己的。不會徒勞無益的。某種程度上，這一切也是真的。他有身體的勇武，有他的理想，他是農民出身，知道被人鄙視的滋味。
而她現在也明白了，她一直在鄙視他。
屋子破舊，不過要是湊近看，也能發現已經盡力打掃了。幾個燒飯用的罐子掛在牆上的釘子上。冰冷的爐子是擦洗過的，就連這些罐子的底都擦洗過。她突然想到了，就連現在都還有女人和他在一起。
他在說克列孟梭，說他們關係很好。他現在要開始吹噓和這個人的友情了。她本來以為他會控訴克列孟梭是英國外交部的間諜，儘管她自己並不相信這種話。
她稱讚屋子整潔，轉移了他的話題。
他四下張望，驚訝話題怎麼變了，隨後，慢慢地笑了，帶了一種新的恨意。
“我跟人結婚了。她在照顧我的生活。一個法國女士，我很高興告訴你，她不像俄羅斯女人話那麼多，那麼懶。她受過教育，以前當家庭教師的，但是因為她的政治同情心，被解雇了。我恐怕不能給你引見她，她雖然窮，但是個體面人。她很珍惜自己的名譽。”
“哦。”索菲婭站了起來，“我也想告訴你，我也要再婚了，和一個俄羅斯紳士。”
“我聽說過，你和馬克西姆到處閒逛，馬克西莫維奇。沒聽說是要結婚。”
在寒意之中坐了這麼久，索菲婭凍得直哆嗦。她盡量輕快地和尤里說話。
“你願意和你老姨媽一起走到車站嗎？我沒機會和你說話。”
“我希望我沒有得罪你。”雅克拉爾極為惡毒地說，“我總是堅信人要說真話。”
“一點也沒有。”
尤里穿上了夾克衫。這下，她看出來了，這件衣服實在太大了。可能是在舊貨市場買的。他已經長高了，不過還沒有索菲婭高。在他生命的重要時期，他大概沒能吃上應該吃的東西。他媽媽是高個子。雅克拉爾也很高。
儘管他並沒有表現出希望陪她的樣子，不過，樓梯還沒走完，尤里就開始講話了。而且，沒等她說，他就幫她拿了包。
“連火也不給你點，他太小氣了。箱子裡就是柴禾，她今天早上帶來的。她長得和老鼠一樣難看，所以他才不想讓你見她。”
“你不能這麼議論女人。”
“為什麼不能，不是說要男女平等嗎？”
“哦，也許我應該說，不能這麼議論人。不過，我不想談她，也不想談你爸爸。我想談談你。你的課上得怎麼樣？”
“我討厭上課。”
“你不可能討厭所有的課吧。”
“為什麼不能？討厭所有的課也不難。”
“你能不能和我講講俄語？”
“俄語是野人的語言。你為什麼講不好法語？他說你的口音像野人。他說我媽的口音也像野人。俄羅斯人都是野人。”
“這也是他說的？”
“我自己編的。”
他們沉默地走了一會兒。
“這個季節的巴黎有點無聊。”索菲婭說，“你還記得那年夏天我們在塞夫勒嗎？多美好的時光呀。我們什麼都聊，馥馥還記得你，經常提起你。她記得你當時多想過來和我們在一起生活。”
“那是孩子氣。我那時候考慮事情不現實。”
“那麼現在你現實了？你已經為自己想好這一輩子的事業了？”
“是的。”
他的腔調是輕蔑的滿足，所以她沒有追問是什麼事業。不過他自己說了。
“我要在公共汽車上工作。報站。聖誕節的時候，我離家出走，找到了這個工作。但後來他去找我，讓我回家。再過一年，他就沒法這麼對我了。”
“也許你不會永遠喜歡報站。”
“為什麼不喜歡？很有用啊。這是必需的工作。我看，數學家就不是必需的。”
他們走上了站台。
“因為一些沒人明白，也沒人在乎的東西，得獎，拿一大筆錢。這種工作對誰都沒用。”
“謝謝你幫我提包。”
她給了他一些錢。不過，沒有她最初想給的多。他接過錢，咧嘴一笑，彷彿在說，你覺得我太傲慢了，對不對。然後，他匆匆地謝了她，彷彿並不情願似的。
她看著他離開，心想很有可能再也見不到他了。阿紐塔的孩子。不管怎麼樣，他多像阿紐塔呀。在巴利比諾的時候，阿紐塔滔滔不絕地演說，充滿了激烈的抨擊，全家人的每一頓飯都幾乎被她毀掉。阿紐塔在花園的小徑上漫步時，內心充滿了對當下生活的鄙夷，她堅信命運將帶她去一個嶄新的、公平的、無情的世界。
尤里的人生也許會改變，說不好。他甚至有可能會再次對他的索菲婭姨媽有些許喜愛之情。雖然，也許要到他有如今的她這麼老，要等她死去以後很久。
離火車出發還有半小時。她想喝點茶，吃止咳糖讓喉嚨舒服一點。但她不想慢吞吞地排隊，也不想說法語。不管身體好的時候多麼游刃有餘，一旦情緒低落，預感要生病，立刻毫不費力地，你就被送回到兒時母語的庇蔭之下。她坐在長椅上，垂下腦袋。可以小睡片刻。
何止片刻，站台上的鐘顯示已經過了十五分鐘。現在，人群聚攏了，她身邊喧嘩一片，行李車來來往往。
她急匆匆朝她的火車跑過去的時候，看見一個戴皮帽子的男人。很像馬克西姆。這是一個高大的男人，穿一件暗色的大衣。她看不見他的臉。他正從她旁邊走開。他寬闊的雙肩，恭謙但又堅定地為自己讓路的方式，讓她強烈地感覺到，馬克西姆。
一輛貨物堆得老高的行李車從他們之間穿過去。男人走了。
當然不會是馬克西姆。他在巴黎幹什麼？他急急忙忙趕什麼火車？有什麼約會？她上了火車，在窗邊找到了座位，心跳開始煞風景地加速。有理由相信，馬克西姆的生命中還有其他女人。再說，他不同意索菲婭去博利厄看他，就因為有一個不能介紹給她的女人。但是，她相信他不是那種喜歡低俗的複雜生活的男人，更不喜歡爭風吃醋、女人的眼淚和斥責了。早些時候他就說了，她沒有權利，她不能控制他。
這句話的意思顯然是他覺得她現在開始控制他了。讓他為了擺脫控製而欺騙她，他覺得有傷尊嚴。
當她想到她剛才看見的是他時，她一個激靈，彷彿從一場異常的、不健康的夢中醒來。她體驗的一直只是幻覺。
伴隨著如常的嘎吱聲、咔嗒聲，火車啟動，慢慢地駛過了站台的屋頂。
她以前是多麼熱愛巴黎。不是公社的巴黎，不是她在阿紐塔亢奮的，有時甚至不可理喻的領導之下的巴黎，而是此後，她已經完全過上了成年人的生活後遊歷的巴黎。就是在這個巴黎，她經人介紹，認識了數學家、政治思想家。就是在這個巴黎，她曾聲稱，這裡沒有厭倦，沒有勢利，也沒有欺騙。
然後，他們給了她勃丁獎，他們親吻她的手，他們讓她在最豪華明亮的、高雅的房間發表演講，給她獻上鮮花。但是，當她需要一份工作時，他們就關上了他們的門。他們考慮這件事兒的時間，不會比考慮僱用一隻受過訓練的黑猩猩更久。大科學家的太太們都不想看見她，當然也不願意請她去家裡。
太太們是路障上的哨兵，看不見的，卻不可能和解的敵人。對於她們的禁令，丈夫們悲哀地聳聳肩，但仍然會尊重她們的意見。除此而外，腦子裡全是舊觀念的男人們仍然拘泥於這樣的觀念：女人的大腦裡只有緊身胸衣和名片，和女人一說話，灌進喉嚨的全是香水塵霧。
她不能再這樣長篇大論地抱怨了。斯德哥爾摩的太太們邀請她去她們家，請她參加最重要的酒會和最親密的晚餐。她們讚美她，炫耀她。她們歡迎她的孩子。可能，她在那兒也是個怪人，不過是她們認可的怪人，就像通曉多種語言的鸚鵡，或者某些天才兒童，能毫不猶豫、不加思量地脫口而出十四世紀的某年某月某日是禮拜二的天才兒童。
不，這麼說不公平。她們對她的作為是有尊敬的。她們有許多人覺得應該有更多的女人做這樣的事兒，在未來的某一天，這是可以實現的。那麼，為什麼她對她們有些厭倦了？為什麼會對夜深人靜時分毫無節制地聊天充滿渴望？不管她們穿得像鄉村牧師太太，還是像吉普賽人，她又有什麼可煩的？
她還在震驚的情緒之中，因為雅克拉爾，因為尤里，還因為那位不能介紹給她認識的尊敬的女士。疼痛的喉嚨，輕微的戰栗，顯然，一種醞釀已久的寒意降臨了。
不管怎麼樣，她自己很快也要變成太太了，再說，還是一個富有、聰明、傑出的男人的太太。
茶飲車推過來了。茶能潤喉，雖然她更想喝俄羅斯茶。離開巴黎以後，天上很快就開始落雨點。這會兒，雨水已經變成了雪花。她喜歡雪多過雨，喜歡白茫茫的田野多過又黑又濕的土地，正如每個俄羅斯人一樣。在俄羅斯，只要下雪了，大家就知道冬天來了，開始花點心思想辦法保持室內的溫暖。她想起了魏爾斯特拉斯家，她今天晚上就要住在那裡。教授和他的姐妹們聽不得她要住酒店。
他們的房子永遠是舒適的。深色的地毯，流蘇濃密的窗簾，柔軟深陷的扶手椅。那裡的生活有自己的規則，其實就是獻身於研究，特別是數學研究。一個接一個羞怯的，通常是衣著寒酸的男學生經過起居室，到書房裡去。教授兩個沒有結婚的妹妹親切地和他們打招呼，不過很少指望他們的反應。她們在忙著自己手裡的活兒，編織，修補，鉤毯子。她們知道她們的哥哥有卓越的大腦，是個了不起的人，但也知道他每天必須服一劑西梅干，因為他的工作需要久坐。還知道即使是最精細的羊毛，他也不能貼身穿，因為會起皮疹。也知道因為一個同事沒有在公開發表的文章裡稱讚他，傷害了他的感情，雖然他裝作不介意，不管在自己的日常生活裡，還是在寫作裡，還依然小心謹慎地稱讚這個蔑視了他的人。
索菲婭第一回走進她們的起居室，打算去書房的時候，克拉拉和伊莉斯嚇著了。帶她進門的僕人還沒學會甄別客人，因為這屋子裡的人過的是深居簡出的生活，還因為來的學生通常都衣衫襤褸，舉止粗野，所以大部分體面人家的規則在這屋子裡都不適用。縱然如此，女僕在把這個大半張臉被黑色帽子擋住，畏畏縮縮的像個害羞的乞丐的小個子女人讓進來之前，話音裡還是有些許遲疑。姐妹兩人不知道她的年齡，不過讓她進書房之後，她們猜測她應該是哪個學生的媽媽，是來請求減免學費或者討價還價的。
“我的天哪，”克拉拉的猜測更生動，“我的天哪，我們想一想，在我們家的這個人是不是個夏洛特·科黛？”
後來，索菲婭成了姐妹倆的朋友，她們把這些事兒都告訴了她。伊莉斯毫無感情色彩地補充了一句：“幸虧我們的哥哥沒在洗澡。我們沒法起來保護他，因為被這些沒完沒了的頭巾纏住了。”
她們一直在替前線打仗的士兵織圍巾。那是1870年，索菲婭和弗拉迪米爾還沒有搞清楚他們的巴黎求學之旅究竟想學什麼。那時候的他們正沉浸於另一個維度的世界，過去的那些個世紀，所以幾乎沒有留心過他們生活其中的這個世界，也沒怎麼聽說過正在發生的戰爭。
索菲婭的年齡，索菲婭為什麼來訪，魏爾斯特拉斯知道的也不比他的妹妹們更多。他後來告訴她，他以為她是個誤入歧途的家庭女教師，想要藉他的名號在她的資格證書裡添一門數學。他想著一定要訓女僕一通，還有他的妹妹們，怎麼能讓她進來打擾他。但是因為他是個友好的人，所以沒有立刻讓她出去，他解釋說他只帶高級別的學生，還要有經過認證的學位，再說，他目前的學生都已經夠他忙的了。但她還站在那裡，渾身發抖，就這樣站在他面前，那頂滑稽的帽子遮住了她的面容，她的雙手抓著披肩。他想起來一個他以前用過一兩次的辦法，或者說是小伎倆，用以打擊不合格的學生。
“你的情況，我能做的就是，”他說，“給你幾個問題，你回家去解，一個星期以後再來找我。要是我滿意，我們再談吧。”
一周過後，他已經把她忘記了。當然了，他本以為再也不會見到她了。所以，她走進他的書房時，他沒能認出她來。也許是因為她脫掉了披風，露出了纖瘦的身段。她一定是有了更多勇氣，也許只是因為天氣不一樣了。他也不記得帽子了。他的妹妹們也有帽子。不過一般他不會注意女人的這些小裝飾。然而，等她從包裡拿出答卷放在他桌子上的時候，他想起來了。他嘆了口氣，戴上眼鏡。
他大為驚訝地看到——後來他就這樣告訴她——每一個問題都解答了，有時甚至還是全新的解法。不過，他還是懷疑她，他懷疑她交來的作業是別人代寫的。也許是兄弟，也許是情人，出於政治原因隱姓埋名而已。
“坐吧。”他說，“每題給我解釋一遍，每一步都要解釋。”
她開始解釋，她的身體往前傾，鬆軟的帽子擋住了雙眼。她把帽子摘下來扔在地板上。她的鬈髮露了出來，還有她明亮的眼睛，她的青春，以及她顫抖的興奮。
“對。”他說，“對。對。對。”他每每講話，都要經過冗長的思考，盡量掩飾他的震驚，特別是，那些和他不一樣的別出心裁的漂亮解法。
她對他來說是一個衝擊。在許多方面都是。她這麼瘦小，這麼年輕，這麼激動。他覺得他必須讓她平靜，小心地掌控她，讓她學會如何管理大腦裡的煙花。
終其一生——他承認，這話要說出口頗為困難，因為他對過度的熱情一貫保持警惕——終其一生，他都在等待這樣的一個學生走進他的書房。一個能全面挑戰他的學生，一個不僅僅是能跟上他的智力成果，而且有可能飛得更遠的學生。他心裡最真實的想法，一定要小心謹慎地說出——在一個一流的數學家的心裡，一定有一種類似直覺的東西，閃電般的靈光一現，揭示一直存在的東西。精確，一絲不苟，必須這樣，偉大的詩人也是這樣。
當他最終向索菲婭說出這些話的時候，他還說，有些人蔑視這個詞，“詩人”，他們不願意把詩人和號稱科學的數學聯繫在一起。而另外有些人過於欣然地接受這個概念，以便為自己思想的混亂和天馬行空辯護。
正如她早前希望的，越往西走，列車窗外的雪就越深。這是二等列車，相比從戛納搭乘的列車，這輛列車相當簡樸。沒有餐車，只有冰冷的圓麵包，夾著各種各樣的風味香腸。推來的茶飲車上就有的賣。她買了一個夾了奶酪的麵包，一個麵包就有半只靴子那麼大，她覺得自己可能吃不完。不過實際上吃完了。然後，她拿出小開本的海涅詩集，幫自己恢復對德語的感覺。
每當她抬起眼睛，往窗戶外頭看時，雪花似乎都更加濃密了。有時列車放慢了速度，幾乎要停下來的樣子。再這樣下去，半夜能到柏林就算走運了。她真希望她當初說的就是住在波茨坦街的房子，而不是說要出去住酒店。
“你能來住一夜，和他住在一個屋簷下，可憐的卡爾就高興了。雖然他老是讚不絕口地夸你的成就，為你的成功驕傲，但其實他還把你當成我們家門口的那個小女孩呢。”
事實上，等她按響門鈴的時候，已經過了半夜。克拉拉已經打發僕人睡覺了，自己來開的門，她裹著長睡衣，說話的聲音幾乎相當於竊竊私語。她說哥哥被出租車的聲音驚醒了，伊莉斯去哄他安心睡覺，告訴他明天早上起來就能見到索菲婭。
哄他安心睡覺，這句話讓索菲婭覺得恐怖。姐妹二人給她的信從沒說過什麼，只說他疲勞。魏爾斯特拉斯自己的信也從來不提私事兒，滿紙都是龐加萊和他，魏爾斯特拉斯，理應一起向瑞典國王解釋清楚。
現在，聽到老太太提自己的哥哥，語氣有宗教一般的虔誠，或者說是焦慮，她壓低的聲音，屋裡曾經熟悉的、讓人感覺安慰的氣息，今夜卻略微有了一些沉悶的陳腐異味。索菲婭感覺到了，這里和從前已經不一樣了。也許她信上的調侃根本不合時宜。和她一起進這扇門的，不光是冰冷的新鮮空氣，還有成功的喧囂，活力四射的鋒芒畢露，這些她之前沒有意識到，而這些也許會讓人沮喪，讓人煩惱。她習慣了被人擁抱，習慣被精力充沛的快樂迎進房門。這對姐妹的奇蹟之一，就是她們能夠這麼傳統的同時，還能夠這麼快樂。她們還是用擁抱迎接她，但是，失去活力的眼睛裡含著淚水，衰老的臂膀也在顫抖。
總之，她房間的水罐裡還有溫水，床頭櫃上放了麵包和黃油。
她脫衣服的時候，聽到門廊那兒傳來了略微有些激動的、壓低的說話聲。也許是在說她們的哥哥，也許在說她，或者是說麵包黃油沒有蓋上——克拉拉領她進房間之前沒發現。
和魏爾斯特拉斯一起工作的時候，索菲婭住在一間又小又陰森的公寓裡，大部分時候，她和朋友朱莉婭待在一起，朱莉婭那時候在學化學。她們沒有聽過音樂會，沒有看過舞台劇。資金有限，工作把精力都佔去了。朱莉婭在一家私人實驗室工作，在那兒她得到了對女人來說很難得的待遇。索菲婭的時光則在寫字桌前一天接一天地過去。有時候不到非要點燈，她就不會站起來。然後，她會舒展一下身體，飛快地從屋子這頭走到那頭。屋子的距離很短，她突然跑起來，突然大聲說話，一連串沒有意義的話，沒有朱莉婭那麼了解她的人，一定會以為她瘋了。
魏爾斯特拉斯的研究方向，現在也是她的，是橢圓，阿貝爾函數，解析函數的冪級數展開定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定理，主張任意一個有界的實數序列必有收斂子列。她開始是跟隨他的課題，後來是挑戰，一度還曾跳到他的前頭。從此以後，他們從師生關係，變成了數學家朋友的關係。她常常是他的研究的催化劑。這樣的關係需要時間來發展。每個星期天的晚餐，他們輕鬆地叫她一起吃，因為他把星期天下午的時間也給了她。她像是他們一個年輕的親戚，一個懇切的被保護人。
要是朱莉婭也來，他們也會請她一起吃飯。兩個女孩吃烤肉，乳脂土豆，吃清淡的美味布丁。這些佳餚顛覆了她們對德國烹飪的看法。吃完了飯，他們坐在火爐邊，聽伊莉斯大聲地朗誦。她神采奕奕，表情豐富地朗讀瑞士作家康拉德·費迪南德·邁耶的故事。每週一次的文學，是縫縫補補的日常工作後的犒勞。
聖誕節的時候，會有一棵屬於索菲婭和朱莉婭的聖誕樹，雖然在此之前，魏爾斯特拉斯這一家子從來沒費過這種心。樹上掛著用閃閃發光的紙包起來的小糖果、果糕和烤蘋果。正如他們所說，這是給小孩子的。
不過，不久就發生了一個討厭的意外。
索菲婭，她給他們一貫的印像是個羞怯青澀的年輕姑娘，應該有個丈夫。她去上課的最早幾週，朱莉婭沒有陪她去過，不過每個星期天的晚上都有人在他們家門口接她，她從來沒有把這個年輕男人介紹給魏爾斯特拉斯一家，他們就一直以為是個僕人。一個高個子的年輕男人，不太引人注目，稀疏的紅色鬍鬚，大鼻子，凌亂的衣著。實際上，但凡魏爾斯特拉斯一家有一點世故，他們就會先意識到，沒有哪個貴族家庭會有這麼粗野的僕人。他們知道索菲婭出身貴族。所以，他肯定是個朋友。
後來，朱莉婭來了，年輕男人就消失了。
隔了一段時間，索菲婭漏了口風，她說，年輕人叫弗拉迪米爾·科瓦列夫斯基，他們已經結婚了。他在維也納和巴黎學習，儘管他已經有了法律學位，他在俄羅斯的時候還一直努力想當教材出版人。他比索菲婭大幾歲。
和這個消息同樣讓他們震驚的是，索菲婭這些話不是對姐妹兩人說的，而是對魏爾斯特拉斯說的。在這幢房子裡，姐妹兩人才是和生活打交道的人，雖然不過是有傭人的生活，不過是看看最新出版的小說。不過，索菲婭並不是她媽媽最喜歡的孩子，也不是家庭教師最喜歡的學生。她和老將軍的溝通並非永遠都能算成功，不過她尊重他，覺得他可能也是尊重她的。所以，重大的秘密，託付給的都是屋子裡的男人。
她意識到，魏爾斯特拉斯必定覺得尷尬了，不是她告訴他的時候，而是他轉告他的妹妹時。因為除了結婚這個事實以外，還有更重要的東西。法律意義上，她結婚了，但卻是白色婚姻。他之前從來沒聽說過白色婚姻，他的妹妹們也沒聽說過。一對夫妻，不但不住在一個地方，甚至他們根本就不曾同居。他們結婚不是出於大家都接受的理由，卻要受他們自己私下的誓言限制，永遠不那樣生活，永遠不——
“行房？”這話大概是克拉拉說的。她飛快地說，似乎有點不耐煩，幫他把話說完了。
沒錯。年輕人，指年輕女人要是想出國讀書，就會被迫經歷這樣的欺詐，因為未婚的俄羅斯姑娘沒有父母的同意，就不能出國。朱莉婭的父母很開明，同意她出國，但是索菲婭的父母不同意。
多麼野蠻的法律。
嗯。俄羅斯。不過，有一些年輕姑娘，在年輕小伙子的幫助下找到了自己的路。這些年輕小伙子非常地理想主義，有同情心。也許他們都是無政府主義者，誰知道呢？
是索菲婭的姐姐物色了一個這樣的年輕小伙子，她帶她的一個朋友和他見了面。他們的理由多半是政治，而不是知識。天知道他們為什麼把索菲婭帶出來，她對政治沒有熱情，也不覺得自己打算投身於政治事業。不過，這個年輕小伙子觀察了兩個稍為年長的女孩——姐姐阿紐塔即使再莊重嚴肅也掩飾不了她的美貌——然後他說不行。不行，你們兩位尊貴的小姐，和你們誰我都不想簽合同。不過，要是跟你們的妹妹的話，我同意。
“或許他覺得年齡大的很麻煩，”這句話可能是伊莉斯說的，根據她在小說中得來的經驗，“特別還是美女。他愛上了我們的小索菲婭。”
愛情不在討論範圍內。也許克拉拉提醒過她。
索菲婭接受了建議。弗拉迪米爾拜訪了將軍，向他的小女兒求婚。將軍很有禮貌，他明白這個年輕人出生於一個良好的家庭，儘管到目前為止，他自己還沒有在這個世界上留下什麼記號。不過，索菲婭太年輕了，他說。她甚至還不知道你要求婚吧。
知道。索菲婭說。他們正在相愛。
將軍說，他們不能立刻就對他們之間的感情採取行動，必須要過一段時間，足夠考慮清楚的時間，他們要在巴利比諾相處，互相了解。談話的時候，他們在彼得堡。
事情陷入僵局。弗拉迪米爾從來不會給人留下什麼好印象。他從不努力掩飾自己的激進觀點，衣著也不加修飾，好像是故意的似的。將軍自信地以為，索菲婭見這位求婚者的次數越多，就越不想嫁給他。
不管怎麼樣，索菲婭有自己的計劃。
那一天，她的父母要舉辦一個重要酒會。他們請了一位外交官，一些教授，還有將軍本人在砲兵學校的戰友。就在這樣一片騷亂之中，索菲婭趁機逃跑了。
她自己走到了彼得堡的大街上。之前，要是沒有僕人，或者姐姐的陪伴，她從來不會走在街上。她找到了弗拉迪米爾的住處，他就住在城裡窮學生的居住區。門立刻在她面前打開，她進屋坐下，馬上開始給她的父親寫信。
“我親愛的爸爸，我在弗拉迪米爾這裡，而且我打算繼續待在這裡。我求你，不要再反對我們的婚事。”
所有人都坐到餐桌前的時候，大家才發現索菲婭不在。一個僕人發現她的房間空空如也。問阿紐塔她妹妹去哪裡了。她回答說不知道，臉刷地就紅了。為了掩飾她的臉，她失手把餐巾掉在了地上。
有人遞給將軍一張字條。他告歉離開了房間。索菲婭和弗拉迪米爾很快就听到了他憤怒的腳步聲到了門口。他要求禍害他的女兒以及女兒願意為之喪失名譽的年輕男人立刻和他回去。他們坐車回家，三個人都一言不發。在餐桌上，將軍說：“請允許我向大家介紹未來的女婿，弗拉迪米爾·科瓦列夫斯基。”
事情就這樣辦妥了。索菲婭喜不自勝。不是因為嫁給弗拉迪米爾，而是因為俄羅斯婦女的解放運動給予父母的沉重打擊讓阿紐塔高興壞了。在巴利比諾，他們舉辦了盛大的傳統婚禮，新郎新娘出發，開始在彼得堡的同一個屋簷下生活。
道路一掃清，他們就到了國外，再也不住在同一個屋簷下了。索菲婭先去了海德堡，然後到柏林，弗拉迪米爾去了慕尼黑。他有時間就會去海德堡看看。不過，等阿紐塔和她的朋友詹娜抵達之後，再加上朱莉婭，理論上四個女人都置於他的保護之下。可是，房間裡卻再也沒有給他的空間了。
魏爾斯特拉斯沒有向女人們透露他和將軍夫人的通信。索菲婭從瑞士（實際上是巴黎）回來的時候，看上去疲憊不堪，心力交瘁。他擔心她的健康，於是就給將軍夫人寫了信。這位母親回信告訴他，她女兒的狀況應當歸咎於巴黎，在那最危險的年代。但是，她的不安，似乎不是因為女兒經歷了政治劇變，而是因為這樣的發現：她的兩個女兒，未婚的那個公開和男人同居，體面結婚的卻從不和丈夫真正住在一起。然後，他頗為違心地，在成為她女兒的知己之前，成了這位母親的知己。實際上，他從來沒有告訴過索菲婭這件事兒，直到她的母親去世。
不過，當他終於告訴她的時候，他也告訴了她，克拉拉和伊莉斯聽說了立即問應該做些什麼。
這似乎就是女人的方式，他說，總認為應該做什麼。
他的回答相當簡潔：“什麼都不做。”
上午，索菲婭從她的行李裡拿出來一件乾淨的外套，有些皺了。她從來都沒能學會怎麼有序地歸置行李，怎麼梳理她的鬈髮，怎麼把零碎的灰頭髮掖起來。這是個問題。她下樓去。起床的動靜已經在屋裡響了起來。唯一放在餐廳的只有她的座位了。伊莉斯端了咖啡和她的第一份德國早餐進來，她以前在這座屋子裡就吃過的早餐。冷肉切片、奶酪，還有塗了厚厚的黃油的麵包。伊莉斯說克拉拉在樓上幫她們的哥哥準備和索菲婭見面。
“以前我們有上門的理髮師。”她說，“不過，後來克拉拉學會理髮了，手藝也相當不錯。她現在變成了一個護理技術人員。幸虧我們自己有一個會護理的人。”
在她這麼說以前，索菲婭已經感覺到了，他們缺錢了。錦緞簾子和紗簾看起來邋邋遢遢的，她手裡正在用的銀製刀叉最近沒有拋過光。透過起居室敞開的門，她們如今的僕人，一個形容粗糙的年輕姑娘正在清理壁爐，揚起了瀰漫的塵埃。伊莉斯順著她的目光看過去，彷彿想要問她要不要關門，隨後便站起來關上了門。她回來的時候臉紅了，垂下了腦袋。索菲婭也許很不禮貌，她輕率地問，魏爾斯特拉斯得了什麼病？
“先是心臟虛弱，後來秋天得了肺炎，一直沒有恢復。另外，生殖器長了個瘤。”伊莉斯聲音壓低了，但還是很坦率，德國女人都是這樣。
克拉拉出現在門口。
“他在等你了。”
索菲婭上樓的時候想，不是教授，而是這兩個女人自己，她們把他變成了生活的重心。織圍巾，修補種種亞麻製品，做果醬，做布丁，做這些永遠不放心交給僕人的活兒。如同她們的哥哥一樣，她們信仰羅馬天主教。在索菲婭的眼裡，這是一個冰冷無聊的宗教。而她們沒有片刻的反抗，也沒有短暫的不滿。從來沒有。據索菲婭所知，一絲一毫的不滿都不曾有過。
她想，要是我，準瘋掉了。
即使當教授，她想，我也會瘋掉的。學生都資質平平，總體來說。他們只記得住最明顯最常規的模式。
和馬克西姆在一起之前，即使是對自己，她也不敢承認這個現實。
她進了臥室，為她的幸運，為她即將到來的自由，以及她即將擁有的丈夫，微笑。
“啊哈，你終於來了。”魏爾斯特拉斯說，他說話有幾分虛弱和費力，“調皮的孩子，我們以為你拋棄了我們。你這是去巴黎吧？去玩玩嗎？”
“我從巴黎回來，”索菲婭回答，“回斯德哥爾摩去。巴黎一點都不好玩，要多悶有多悶。”她伸出去手讓他吻，先是一隻，然後另一隻。
“你的阿紐塔生病了？”
“她去世了，我親愛的教授。”
“她在牢裡去世的？”
“不是。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兒了。那時候她沒在坐牢，她丈夫坐牢。肺炎去的，拖了很長時間，受了很多罪。”
“哦，肺炎。我也得了。不管怎麼樣，對你來說是很難過。”
“我心上的傷永遠不能癒合了。不過，教授，我有好消息要告訴你。一件高興的事兒。春天我要結婚了。”
“你和地質學家離婚了？一點也不奇怪，我覺得你早就該離了。不過，當然，離婚從來不是什麼高興的事兒。”
“他也去世了。活著的時候是古生物學家。這是個有意思的新領域。他們從化石上了解生命。”
“哦，我想起來了。我聽說過這門學問。那麼，他算是英年早逝了。我不希望他妨礙了你。不過說真的，我沒希望他死。他也生了很久的病嗎？”
“可以說很久。你一定還記得我離開他，你推薦我去找米塔——列夫勒吧？”
“在斯德哥爾摩，對吧？你離開他。嗯。就該這樣做。”
“是的。不過現在結束了。我要和另一個男人結婚了，他們同一個姓，不過關係並不近，是個完全不同的男人。”
“那麼是俄羅斯人嘍？也研究化石的？”
“完全不是。他是個法學教授。他精力充沛，有幽默感，當然，除了情緒不好的時候。我要帶他來看你的，你以後會見到他的。”
“我們會很高興接待他的。”魏爾斯特拉斯傷心地說，“結婚就是給你的事業劃了句號。”
“完全不會，根本不會。他不希望這樣。不過，我就不教書了。我自由了。我要住在氣候宜人的法國南部，在那裡過健康的生活，我能做更多的研究了。”
“我們走著看吧。”
“我親愛的，”她說，“我命令你，命令你，為了我快樂一點。”
“我看起來一定很老了，”他回答，“我一直過著安靜的生活。我的天性不像你有那麼多面。對我來說，你還寫小說，就夠出乎我意料的了。”
“你不喜歡我寫小說。”
“你錯了。我喜歡你的回憶。我讀得很愉快。”
“其實不是小說。你不會喜歡我最近寫的這本的。有時候我自己都不喜歡。我寫一個女孩，她對政治的興趣遠遠大過對愛情的興趣。沒關係，你不用非得看。俄羅斯的審查制度不會同意我出版的，其他國家又不會感興趣。它實在是非常地俄羅斯。”
“我一般不喜歡看小說。”
“小說是給女人看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