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薩諾被安全地藏在賭城。我得解決自己的問題。我沒工作，只有盡可能地接自由撰稿的活。我為《時代周刊》和《紐約時報》寫書評，書評雜誌的新總編也給了我一些活兒。但對我來說，這還是太令人緊張了，我永遠都不可能知道自己在某個特定時期能賺多少錢。所以我決定，要盡一切努力寫完那本小說，希望它能賺上一大筆。在接下來的兩年裡，我的生活非常簡單，每天花十二到十五個小時在工作間，跟我妻子一起去超市，夏天和周日把孩子們帶去瓊斯海岸，好讓瓦萊莉休息一下。有時在午夜，我會吃粒塞米爾好讓自己清醒，堅持工作到凌晨三四點。
在那段時間，我有幾次去紐約市跟艾迪·蘭瑟一起晚餐。艾迪成了好萊塢一個重要編劇，很明顯他現在不寫小說了。他很享受那邊的生活，女人、輕鬆賺到的錢，他發誓再也不寫小說了。他的四部劇本都變成了熱門電影，現在他可是供不應求。他提出只要我願意搬去好萊塢，他就會給我找個為他幹活的工作。我拒絕了。我沒法想像自己在電影業工作，雖然艾迪給我講了許多有趣的故事，但變成一個電影編劇絕對不好玩，這很清楚，你再也不是藝術家了，只是其他人思想的翻譯者。
在那兩年裡，我基本一個月見奧薩諾一次。他在賭城待了一周，然後就消失了。卡里打電話給我，抱怨奧薩諾帶著他最喜歡的女朋友跑掉了，那姑娘叫查理·布朗。卡里並沒有生氣，只是非常震驚。他說那姑娘很美麗，正在他的指導下在賭城賺大錢，日子過得好極了。她竟然拋下這一切，去跟著一個又胖又老的作家，不僅有啤酒肚，還是卡里見過的最瘋狂的人。
我告訴卡里，我又多欠他一份人情，如果我看到那姑娘跟他在紐約，我會幫她買張機票回賭城。
“讓她跟我聯繫，”卡里說，“告訴她，我想念她，告訴她我愛她，隨便告訴她什麼，我只想把她弄回來。那姑娘在賭城值很大一筆錢呢。”
“好。”我說。但當我在紐約跟奧薩諾見面共進晚餐時，他總是一個人，看上去不像是能夠抓住一個擁有卡里描述的諸多優點的年輕漂亮姑娘的愛戀的樣子。
當你聽說某個人的成功和名聲時，情況總是很有意思，那種名聲就像流星一樣突然而至。但它發生在我身上時，卻令人驚訝地平和。
有兩年，我像隱士一樣生活。最終，那本書寫完了，我把它交給我的出版商，就把它忘得一干二淨了。一個月後，我的編輯打電話叫我去紐約，告訴我他們把我的小說以超過五十萬的價錢賣給了一家出版精裝書的公司再版。我無比震驚，完全沒法做出反應。每個人，我的編輯、我的經紀人、奧薩諾、卡里，人人都警告過我，說一本關於綁架兒童的書，綁匪還是書中的主人公，一定沒法吸引大眾。我向我的編輯表達了自己的震驚，他說：“你的故事講得太好了，讓其他一切都不值一提。”
那晚回家，我跟瓦萊莉說了發生的一切，她似乎也並沒有覺得驚訝，只是冷靜地說：“我們可以買幢大點的房子了，孩子們都長大了，他們需要更多房間。”然後，生活就這樣繼續下去。瓦萊莉找到一幢離她父母家只有十分鐘的房子，我們買下它，搬了進去。
那個時候，那本小說出版了，它登上了全國各大暢銷書排行榜，成了一本非常暢銷的書，但它似乎並沒有改變我的人生。琢磨這一點，我才意識到，那是因為我的朋友只有那麼多。我有卡里、奧薩諾、艾迪·蘭瑟，就這麼些。當然，我哥哥亞蒂為我驕傲，想要辦個大派對，直到我告訴他，他可以隨便開派對，但我肯定不會去。真正感動我的是奧薩諾執筆的一篇書評，刊登在文學評論雜誌的第一版。他讚美我的理由頭頭是道，並指出了真正的缺陷。秉承他一貫的風格，他有些太過於吹噓這本書，因為我是他的朋友。當然，他也繼續說他自己和他正在進行的小說。
我打電話去他公寓，沒人接。我給他寫了封信，他回了信，我們在紐約一起吃晚餐。他看上去糟糕極了，身邊有個長得很美的年輕金發姑娘，幾乎不怎麼說話，但吃的比我和奧薩諾加起來還多。他介紹她是“查理·布朗”，我意識到她曾經是卡里的姑娘，但我並沒有把卡里的話轉達給她。何必傷害奧薩諾呢？
有件好笑的事情我總記得。
我叫瓦萊莉出去購物，給自己添點新衣服，隨便買什麼都行，那天由我來照顧孩子們。她跟幾個女朋友一起出門，回來時大包小包的。
我正試圖開始一本新小說，但其實並沒有太專心，所以她給我看了她買的東西。她打開包裝，給我看一條黃色裙子。
“這條要九十快，”瓦萊莉說，“你能想像花九十塊在一條夏天的小裙子上嗎？”
“它看上去很漂亮。”我盡責地說，她拿著它在身上比劃。
“你知道嗎，”她說，“我真的無法決定是更喜歡黃色的還是綠色的，最後我決定買黃色。我想我穿黃色更好看，你覺得呢？”
我大笑起來，說：“親愛的，你就沒想過兩件都買嗎？”
有那麼一刻，她震驚地看著我，然後大笑起來。
我接著說：“你可以買一件黃色的，一件綠色的，一件藍色的，再加一件紅色的。”
我們衝著對方微笑。我想，我們倆都是第一次意識到我們進入了某種新生活。但總體來說，我發現成功並沒有我所想像的那麼有意思或令我滿意。就像我通常做的那樣，我讀了關於這個問題的書籍，發現這種情況並不少見。實際上，很多人終其一生掙扎著爬到職業生涯最頂峰時，都曾立刻用跳出高樓窗外的方式來慶祝。
到了冬天，我決定帶全家去波多黎各度個假，這將是我們婚姻生活中第一次負擔得起出去玩。我的孩子甚至連夏令營都沒參加過。
我們玩得很盡興。游泳，享受那裡的溫暖、奇怪的街景、食物，以及和煦的微風。晚上，我把瓦萊莉帶到賓館的賭場，讓孩子們乖乖地坐在大廳裡的藤椅裡等我們。每隔十五分鐘左右，瓦萊莉就會跑過去看看孩子們是否平安，最終她把他們都帶回了我們的套房。我便一直賭到凌晨四點。現在我有錢了，自然也會有好運氣，我贏了幾千塊。在某種可笑的程度上，我享受在賭場贏來的錢遠多過目前我那本書的成功和靠它賺到的巨大財富。
回到家後，還有更大的驚喜等待著我。一家電影公司——馬洛瑪爾影業——花了十萬美金買了我那本書的電影改編權，另外再加上五萬塊，開銷全包，讓我去好萊塢寫電影劇本。
我跟瓦萊莉商量這件事，我確實不想寫電影劇本。我告訴她我會把書的改編權賣給他們，拒絕掉編劇合同。我以為她會很開心，但她卻說：“我覺得去那邊對你有好處，見到更多人，認識更多人對你更好。你知道，我有時會擔心你，因為你是如此離群索居。”
“我們可以一起過去。”我說。
“不，”瓦萊莉說，“我跟家里人待在這裡很開心，我們也不能給孩子們轉學，我不想他們在加州長大。”
和所有在紐約住的人一樣，瓦萊莉把加州看成美國一個新奇的邊遠地區，滿是癮君子、謀殺犯和看到天主教徒就會開槍的瘋狂傳道士。
“合同期是六個月，”我說，“但我可以去工作一個月，然後來回跑。”
“那聽上去很完美，”瓦萊莉說，“再說了，坦白告訴你，我們倆分開一段也好。”這讓我大吃一驚。
“我不需要跟你分開。”
“但我需要分開一段時間，”瓦萊莉說，“有個男人在家工作讓我神經緊張，隨便問問一個女人就知道了，那會搞亂我的整個家務活兒。我以前什麼都沒說，因為你負擔不起額外的工作室，但現在你負擔得起了，我希望你不要再在家里工作了。你可以租個地方，早上離開家過去，晚上回來，我肯定你會工作得更好。”
即使是現在，我也不明白她所說的為何如此冒犯到我。我一直都很快樂地留在家里工作，她沒這麼想真的非常傷害我。就是這個才讓我決定去寫我小說的劇本。那是種幼稚的反應，如果她不想我在家裡，那我就離開，看看她喜不喜歡那樣。在那時，我雖然認為好萊塢看上去不錯，但我連去拜訪都不願意。
我意識到，我生命中的一段已經結束了。在奧薩諾的書評中，他寫道：“所有的小說家，不管是糟糕還是出色，都是英雄。他們獨自作戰，他們肯定有聖人般的信仰，他們經常遇上失敗而非成功，而在這充滿壞蛋的世界上，沒人憐憫他們。他們的力量也有瑕疵（所以大部分小說有弱點，很容易被人攻擊）——真實世界中的麻煩、孩子的病、朋友的背叛和妻子的出軌都得埋葬起來，他們無視那些創傷，繼續戰鬥，召喚著奇蹟給他們補充能量。”
我不贊成他的過於戲劇性，但那都是真的，我覺得自己就像在拋棄英雄們的陪伴。該死的，我完全不在乎這是否只是典型的作家們的感情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