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器庫大樓的陸軍預備役辦公室裡，行賄生意正興隆得很。我公務員生涯中第一次得到了“出色”的評價，為了我的受賄勾當，我徹底研究了那些複雜的新規定，並終於成為一名高效的文員和這一領域的專家。
正因為這一特殊的知識，我為自己的客戶設計了一個運作系統。當他們服完六個月的現役，重回我的預備役隊伍，參加會議和兩週的夏季訓練營時，我會讓他們人間蒸發。我設計了一個完美而合法的系統幫助他們逃兵役。具體來說就是，我可以向他們提供一個選擇，當他們結束六個月現役後，就能變成陸軍預備役非活躍人員名單上的一員，只有戰時才會被徵召。不用再參加每週一次的會議，也不用每年參加夏季訓練營。我的價錢上漲了。而且，當我把他們弄出去後，就會有一個極有價值的空缺。
一天早上，當我翻開《每日新聞報》時，頭版赫然出現一幅有三個年輕人的照片，兩個都是我頭一天剛剛招入部隊的，每人兩百塊。我的心猛地一跳，開始覺得噁心——除了曝光整樁交易外，還能是什麼呢？這件事被人爆出來了。我逼著自己讀文字說明，中間那個人是紐約州最大的政客之子，文字部分讚揚了這位政客之子參加陸軍預備役的愛國舉動。僅此而已。
不過，那張新聞圖片還是嚇到了我。我想像著自己鋃鐺入獄，瓦萊莉和孩子們被獨自留下的畫面。當然，我知道她父母會照顧他們，但我不在他們身邊，我會失去我的家庭。不過，當我去辦公室告訴弗蘭克時，他大笑起來，覺得那妙極了。我的兩個行賄客戶上了《每日新聞報》的頭版，太妙了。他把照片剪下來，放到自己的公告板上，這對我們而言是個極好的內部笑話，少校還以為它被貼在公告板上是為了鼓舞士氣的。
那一場虛驚在某種程度上讓我放下了戒備。和弗蘭克一樣，我開始相信這種交易會永遠持續下去。其實的確是有可能的，但柏林危機出現了，那讓肯尼迪總統決定徵召幾十萬的預備役部隊。之後的事情證明，這一點非常不走運。
當我們預備役小隊被徵召進陸軍服一年現役的消息傳出來時，武器庫大樓裡一片瘋亂。那些逃避兵役，花錢混進六個月項目的人都氣瘋了，簡直是勃然大怒。最令他們痛苦的是，他們——這群美國最精明的年輕人、事業剛起步的律師們、成功的華爾街操盤手、廣告業天才——卻輸給了最愚蠢的存在：美國陸軍。他們被六個月項目迷花了眼，從未註意到這個小小的危險：他們有可能被招入現役重回陸軍。城裡的騙子被鄉下人騙了。我自己也不太高興，我的生意全泡了湯。每個月再也拿不到一千塊不用交稅的收入，我卻馬上就要搬進長島區的新房子了。我一直沒有意識到，這一切即將引發我長久以來一直憂慮的那場災難，處理我負責的小隊服現役的無數文書工作讓我無暇他顧。
供給和製服需要正式申請，各種不同的指令要頒布，再加上一窩蜂想要擺脫一年徵召而瘋狂活動的人。人人都知道陸軍對困難個案有相關規定。那些在預備役項目裡待了三四年，已經快要完成兵役的人所受到的衝擊最大。在這些年裡，他們的職業有了發展，結了婚生了孩子。現在，這一切都成了泡影。
但記住，這些可都是全美國最聰明的孩子，未來的商業巨頭、法官和娛樂業大佬。他們才不會束手就擒。一個與父親一起在華爾街證券交易所工作的年輕人，把他妻子弄進了精神病院，然後提交了因困難境況而退役的申請，理由是他妻子精神崩潰了。我把包括醫生和醫院官方信件的完整資料轉發了出去。還是沒成。華盛頓收到了數千個這樣的個案，他們的立場是誰也不能因為境況困難而退役。有一封信寄回來，宣布那可憐的丈夫將被招入現役，而且紅十字會將介入調查他所宣稱的困難境況。紅十字會的活兒肯定乾得很漂亮，因為一個月後，當那男人的小隊被調往弗吉尼亞的李將軍堡時，他那精神崩潰的妻子來到我的辦公室，申請隨軍必需的文件。她很快活，健康得很，健康到都沒法繼續待在醫院裡。也許連醫生們都不願那麼投入地繼續參與這種騙局了。
西勒先生打電話給我，詢問他兒子傑里米，我告訴他我什麼都做不了。他步步緊逼，我於是開玩笑說，如果他兒子是同性戀，也許陸軍預備役會讓他退役。電話那頭安靜了許久，然後他謝了我後便掛了電話。兩天后，傑里米·西勒過來填了離開陸軍的必要文件，理由是他是同性戀者。我告訴他，這將永遠留在他的檔案裡，也許某一天，他會後悔自己有這麼一條官方記錄。我能看出來他很不情願，但最終，他說：“我父親說，這好過在戰爭中被殺。”
我寄出文件，美國陸軍第一司令部所在的加夫納斯島駁回了申請。在一等兵西勒被徵召後，他的情況將由一個陸軍正規軍委員會進行評估。又一個失敗的。
我很驚訝伊萊·赫姆西沒有打電話給我。製衣廠老闆的兒子保羅在現役通知發出去後甚至都沒在武器庫大樓露過面。當我收到一位因出版過一本精神病學書籍而出名的醫生的材料時，謎團解開了。這些材料證實保羅·赫姆西曾在過去三個月內接受過治療神經問題的電擊療法，因此無法被徵召進現役，那會對他的健康造成災難性影響。我查了查相關的陸軍規定。果然，赫姆西先生找到了退出陸軍的法子。他肯定是從比我級別高得多的人那兒得到了建議。我把資料寄去加夫納斯島。不出意外，它們最終被寄回來，並加上了一條特別命令——命令保羅·赫姆西退出美國陸軍預備役。我很好奇這場交易花了赫姆西先生多少錢。
我盡量幫助每一個申請困難境況退役的人，確保所有的資料都能寄到加夫納斯島的司令部，還專門打電話追踪事情辦得怎麼樣了。換句話說，我竭盡所能幫助所有的客戶。但弗蘭克·阿爾柯則完全相反。
弗蘭克和他的小隊一起被徵召，他認為那是一種光榮。即便他有妻子孩子和年邁的父母，退役理由很充分，但他完全沒有嘗試利用困難境況申請退役。他毫不同情隊裡那些想逃避一年徵召的人。不論是以他的平民身份，還是以他軍士長的身份，他都是小隊裡的首席行政官員，他扣下了所有困難境況退役申請，盡一切可能讓申請對所有人來說都難上加難。他的手下沒一個逃得了服役徵召令，即使有合法理由也不行。而他扣下的很多人都是塞了他錢買進六個月項目的。到弗蘭克和他的小隊離開武器庫大樓去往李將軍堡時，他們之間已經積累了很多仇恨。
我因為沒被徵召進陸軍而被大家開玩笑，說我肯定知道什麼內幕。但伴隨這種玩笑的是尊重。我自己也有點驕傲。我真的是在好幾年前就想清楚了，金錢上的獎賞可不夠彌補隨之而來即使可能性很小的危險。雖然被徵召服役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零點一，但我仍然拒絕了。諷刺的是，很多二戰老兵都掉進了這個陷阱。他們完全沒法相信這一點。此時此刻，他們這些在二戰中打過三四年仗的人又得穿上綠軍裝。的確，大部分老兵不會再參加戰鬥或有生命危險，但他們仍然很生氣。只有老弗蘭克·阿爾柯似乎不介意。 “我賺了外快，”他說，“現在我得為它付出代價了。”他沖我微笑，“梅林，我總想著你是個笨蛋，但現在看來，你挺聰明。”
那個月底，大家都要出發時，我給弗蘭克買了份禮物，是塊手錶，上面所有那些玩意兒都可以顯示：指南針方向和時間什麼的，而且絕對防震。我花了兩百美金，我真心喜歡弗蘭克，我猜自己還有點內疚，因為他要參軍而我不用。他很感動，充滿喜愛地單臂擁抱了我。 “運氣不濟時，你還能當了它。”我說。我們倆大笑起來。
接下來的兩個月，武器庫大樓很奇怪，空蕩蕩的，而且安靜。一半的小隊都加入了征召計劃去服役。六個月項目名存實亡。現在它不再是好選擇了。在受賄這方面，我完全沒了生意。無事可做，我開始在辦公室寫小說。少校常外出，正規陸軍中士也是，加上弗蘭克去服役了，我大部分時間都是一個人待在辦公室裡。某一天，一位年輕人走進來，坐到我桌邊。我問他能為他做什麼，他問我是否記得他。我記得，但不確切，然後他說出了自己的名字，莫雷·內德爾遜。 “你不收分文幫了我，我妻子得了癌症。”
我這才記起來。將近兩年前，一個對我的服務滿意的顧客幫我安排去見了莫雷·內德爾遜，我們三個一起吃了午餐，那個叫巴蒂·史竇夫的顧客是個華爾街經紀人，一個超級會做間接營銷的銷售員。他跟我講了問題所在。莫雷·內德爾遜的妻子患了癌症，治療費用非常高，莫雷付不起進陸軍預備役六個月項目的錢，所以他非常懼怕會被迫入伍兩年被派駐海外。我問他為何不以他妻子的健康理由申請困難境況延期。他說試過了，但遭到了拒絕。
聽上去不太對勁，但我沒有追究。巴蒂·史竇夫解釋說，六個月現役項目最大的吸引力就是服役地點在美國，莫雷·內德爾遜可以讓他妻子隨軍，住在他被分配的任何基地外面。在他的六個月結束後，他希望能被轉到我控制的那個組裡，這樣他就不用參加會議了。他真的必須得盡可能地陪伴妻子。
我點點頭。巴蒂·史竇夫拋出了最重要的一點。他希望這一切都免費，不收錢，他的朋友莫雷一分錢也花不起。
莫雷不敢迎上我的視線，他一直低著頭。我猜想這大概是個謊言，但我無法想像會有人這樣詛咒自己的妻子，只為了不付錢。這時我突然想像到一個場景：要是有一天整件事都被曝光，那些報紙說我逼著一個妻子身患絕症的男人賄賂我才徵召他怎麼辦？我將會變成世界上最糟糕的惡棍，這根本說不通，即使是在我的想像裡。所以我說，當然，沒問題，然後對莫雷說了幾句希望他妻子康復的話，便結束了那頓午餐。
我那時有點生氣。我有自己的選擇，會把那些沒錢的人也招進六個月項目，這種情況發生了很多次，我把它當成行善。但這可是特殊的交易，值很多錢。這是我第一次被要求免費那麼做。巴蒂·史竇夫自己就是花了五百塊才得到了特殊關照，再加上他入伍的兩百塊。
無論如何，我仍順利高效地做完了一切。莫雷·內德爾遜服了六個月的兵役，然後我把他弄進小組，把他變成了名冊上的一個名字。可現在莫雷·內德爾遜跑到我辦公桌邊幹嗎？我握了他的手，等待著。
“我接到了巴蒂·史竇夫的電話，”莫雷說，“他被招募了，他們需要他在其中一支現役小隊中發揮他的軍事專長。”
“巴蒂可真不走運。”我說，語調沒太多同情，我可不想讓他覺得我會幫忙。
莫雷·內德爾遜正直視著我的雙眼，就像他在鼓足勇氣說某些難以啟齒的話。我靠到椅背上，讓它向後斜，然後說：“我沒辦法為他做任何事。”
內德爾遜堅決搖頭：“他明白這一點。”
他停頓了一下。 “你知道，我從沒有正式感謝過你為我做的所有事，你是唯一肯幫我的人。那次我就很想告訴你，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你為我做的。所以我才來，因為也許我能幫你。”
輪到我羞愧了，我不想讓他這個時候再給我錢，已經做過的事就過去了，再說我也喜歡自己的記錄上有些好事。
“別惦記。”我說，很謹慎地不去問他妻子情況如何。我一直都不信那個說法。我覺得彆扭，他因為我的同情心而感激我，但其實事實並非如此。
“巴蒂叫我來見你，”內德爾遜說，“他想警告你，李將軍堡裡滿是FBI探員在質詢你隊裡的人，你知道的，關於付錢入伍的事。他們在打聽你和弗蘭克·阿爾柯的事。你的朋友阿爾柯看來是惹上了大麻煩，大概有二十個人提供證據說他們給了他錢。巴蒂說，兩個月後會在紐約召集一個陪審團起訴他。他不知道你的情況如何，但叫我來警告你，注意你的言行，如果你需要律師，他會幫你找一個。”
有那麼一刻，我甚至連他都看不見了。整個世界徹底黑暗，我覺得噁心，一波反胃差點讓我吐了出來。我的椅子在往下掉。我彷彿看到了那恥辱的一幕：我被逮捕，瓦萊莉的極度震驚，她父親的憤怒，我哥哥亞蒂的羞愧和對我的失望。我對社會的報復不再是一個開心的嬉鬧。但內德爾遜正等著我說點什麼。
“上帝啊，”我說，“他們是怎麼聽到風聲的？召集令後我們就沒再乾了。他們怎麼會查上我們呢？”
內德爾遜為他的行賄同行們感到內疚。 “他們有些人因為被徵召而非常生氣，就寫了匿名信給FBI，說了交錢加入六個月項目的事，他們都怪罪阿爾柯，想讓他惹上麻煩。還有些人生氣是因為，當他們想躲過召集令時阿爾柯完全不配合。加上阿爾柯在軍營是個非常強硬的軍士長，他們不喜歡那樣，所以想讓他惹上麻煩，也確實成功了。”
我的大腦在急速運轉。離我去賭城見卡里藏好錢已經差不多過去一年了，在此期間我又存了一萬五千塊。另外，我很快就要搬進長島的新房子。一切都在最糟糕的時刻爆發。如果FBI在李將軍堡跟每個人都談了話，那他們至少會跟超過一百個我收過錢的人談過了。他們中有多少人會承認給了我錢呢？
“史竇夫確定將會有陪審團審弗蘭克嗎？”
“肯定有，”莫雷說，“除非政府決定瞞下整件事，你知道的，把那些爛事都蓋住。”
“有那種可能嗎？”我問。
莫雷·內德爾遜搖了搖頭。
“沒有，但巴蒂認為你有機會脫身。跟你打過交道的所有人都覺得你是好人，從不像阿爾柯那樣漫天要價，沒人想給你惹麻煩。巴蒂也在四處跟人說不要把你捲進去。”
“幫我謝謝他。”我說。
內德爾遜站起身，握了握我的手。 “我只想再次感謝你，”他說，“如果你需要有人幫你做見證人，或需要讓FBI找我談話，我都會盡量幫忙。”
我充滿感激地握了握他的手。 “我能為你做點什麼嗎？”我說，“你有可能被徵召嗎？”
“不，”內德爾遜說，“我有個小兒子，記得嗎，而且我妻子兩個月前死了，所以我很安全。”
我絕不會忘記他說這句話時的表情，滿是恥辱和痛恨，聲音中充滿了苦澀的自我厭惡。他自責自己還活著，卻什麼也不能做，只能順應人生給他安排的未來，照顧好他的小兒子，每天早上去上班，應一個朋友的要求來警告我，為一件我曾為他做過、他當時覺得很重要、但其實對他毫無意義的事而感激我。我說很遺憾他的妻子去世了。現在我相信他了，他的確說的真話，我為自己曾經那麼想過他而覺得糟透了。也許他是故意最後才說起這個，因為多年前，當他低著頭聽巴蒂·史竇夫哀求我時，他肯定知道我以為他們倆都在撒謊。這是個小小的報復，而他非常樂意這麼做。
我惶恐不安地等了一個禮拜，劊子手才終於到來。那是個週一，我驚訝地看到少校一大清早就走進了辦公室——對他而言很早——那可是周一。他走進私人辦公室前奇怪地看了我一眼。
十點整，兩個男人走進來找少校，我立即知道了他們是什麼人。他們幾乎就跟文學作品描述的和電影裡扮演的一模一樣，穿著保守的西裝，打著領帶，戴著顯示他們壞脾氣的軟呢帽。年長的那個大約四十五歲，線條分明的臉上帶著冷淡。另一個就有點不太協調，他年輕得多，是那種非運動員式的瘦高體型，厚厚的保守西裝下是一副非常瘦削的骨架。他的臉稚氣未脫，但有種好脾氣的帥氣。我把他們帶去少校的辦公室。他們待了大約三十分鐘，然後走出來站到我辦公桌前。年長的那個很正式地問我：“你是約翰·梅林嗎？”
“是。”我說。
“我們可以找個單獨的房間談談嗎？你的長官批准了。”
我起身，帶他們去了一間在開會時用作預備役小隊司令部的房間。他們兩人都立即翻開錢包給我看了綠色的身份卡。年長的那個自我介紹：“我是聯邦調查局的詹姆士·華萊士，這位是湯姆·漢儂。”
漢儂沖我友好地微笑：“我們想問你幾個問題，但你在沒有諮詢律師的情況下不必回答。一旦你回答了我們的問題，任何你所說的都會被用來指控你，明白嗎？”
“明白。”我說，坐到桌子一頭，他們在桌子兩邊分別落座，我被夾在中間。
年長的那個姓華萊士的問道：“你知道我們為什麼來找你嗎？”
“不。”我已經下定決心一個字也不主動吐露，絕不說俏皮話，也不搞任何事情。他們肯定知道我清楚他們為何而來，但那又如何？
漢儂說：“就你所知，有任何可以提供有關弗蘭克·阿爾柯不管何種原因，從預備役軍人那裡受賄的信息嗎？”
“沒有。”我說，一點表情也沒有。我想好了，不當演員，不大吃一驚、不微笑、不做任何會引發多餘問題或攻擊的事情。讓他們以為我在為朋友打掩護，即使我沒罪，這樣做也很平常。
漢儂說：“你曾經因為任何原因從任何預備役軍人那裡收過錢嗎？”
“沒有。”我說。
華萊士特意把語調放得很慢：“你知道這一切，你只有在那些面臨徵兵令的年輕人給你一定數量的錢財之後才徵召他們入伍。你知道你和弗蘭克·阿爾柯操控著那些名單。如果你否定這一點，你就是在向聯邦職員撒謊，這是犯罪。現在，我再問你一次，你曾經收過錢或其他物品來優先徵召某個人嗎？”
“沒有。”我說。
漢儂忽然笑起來：“我們有你朋友弗蘭克·阿爾柯的確鑿證據，有證詞說你們倆是搭檔，也許你們還跟這棟樓裡的平民行政人員甚至官員合夥招攬賄賂。如果你跟我們坦白，告訴我們你所知道的一切，那對你會好得多。”
他沒問任何問題，所以我只是看著他，沒有作答。
華萊士突然用冷靜平穩的聲調說：“我們知道你是這一勾當的關鍵。”然後，我第一次打破了自己定下的規矩，大笑起來，笑得那麼自然，他們沒法因此覺得被冒犯。事實上，我看到漢儂也微笑了一下。
我大笑是因為“關鍵”這個詞。第一次，整件事突然變得像某個B級片裡的劇情。我笑是因為，我以為說這種話的人會是漢儂，他看上去那麼稚嫩。我本以為華萊士是危險的那一個，顯然，他才是負責人。
我大笑還因為，現在我知道他們明顯搞錯了方向。他們查的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陰謀，一個有組織的“圈子”，有個“策劃者”。否則這根本就不值得FBI那些重量級人物花時間來查。他們不知道這只是一小撮職員在撈外快。他們忘記了這裡是紐約，每個人每天都這樣那樣在違反某條法律。他們無法理解這個概念：每個人都有膽量自己變壞。但我不想他們因我的大笑而生氣，所以我盯著華萊士的眼睛。 “我倒希望自己是某件事的關鍵，”我可悲地說，“而不是一個糟糕透頂的職員。”
華萊士緊盯著我，對漢儂說：“你還有其他問題嗎？”漢儂搖了搖頭。華萊士站起身：“謝謝你回答我們的問題。”漢儂也站了起來，所以我也跟著站起來。有那麼一刻，我們站得很近，我想也沒想就伸出手，華萊士握了握它。我同樣跟漢儂握了手，然後我們一起走出房間，沿著走廊走到我辦公室。他們點頭跟我告別，繼續走到通往樓下一直可以走出大樓的樓梯。我回到辦公室裡。
我絕對冷靜，沒有緊張，一點也沒有。我琢磨著自己主動握手的行為，正是那個動作打破了我內心的緊張。但我為什麼要那麼做呢？我猜是要表達某種感激，他們並未試圖羞辱我或嚇唬我，問詢一直很有禮貌。我看得出他們對我懷著某種同情，我顯然是有罪的，但所犯的罪實在太微不足道了，一個可憐的糟糕職員弄點小錢。當然，如果他們可以的話，也會把我關進監獄，但他們心裡並不特別想這麼做。也許我只是太微不足道，他們沒必要施以大力。甚至也許他們甚至忍不住要嘲笑這一罪行：人們花錢加入陸軍。然後我大笑。四萬五千塊可不是一點小錢，我太沉浸於自憐情緒了。
我一回到辦公室，少校就出現在剛才那間辦公室的門邊，招手示意我進去。少校的製服上掛著他所有的綬帶和勳章。他曾打過二戰和朝鮮戰爭，胸前掛著至少二十條綬帶。
“情況怎麼樣？”他問，微微笑了笑。
我聳了聳肩：“還好吧，我猜。”
少校驚訝地搖了搖頭。 “他們告訴我，這事已經進行好幾年了，你們這些傢伙該死的是怎麼做到的？”他帶著欽佩搖頭。
“全是胡說，”我說，“我從沒見過弗蘭克從任何人那裡收錢，壓根就是有些人惱火被徵召服現役。”
“是啊，”少校說，“但在李將軍堡那邊，他們正在安排讓一百多個大兵飛來紐約在陪審團前作證。那可不是胡說。”他微笑著凝視著我，“你在對付德國佬時隸屬哪個部隊？”
“第四裝甲師。”我說。
“你的記錄裡有一枚銅星勳章，”少校說，“不算什麼，但還是有。”他胸前的綬帶之間有一枚銀星和一枚紫星。
“的確不算什麼，”我說，“我只是在敵軍炮火下幫助法國平民撤離而已，我想我一個德國佬也沒殺過。”
少校點點頭。 “不算什麼，”他同意，“但比那些孩子能得到的絕對要多。所以只要我能幫得上忙，就告訴我，好嗎？”
“謝謝。”我說。
我站起身往外走，少校憤怒地自言自語：“那兩個混球竟敢質問我，我告訴他們回去操他們自己。竟然以為我也參與了那些破事。”他搖搖頭，“好吧，小心點。”
當一個業餘罪犯真的不划算。我遇事的反應就像電影裡的殺人犯那樣，承受著內疚的折磨。每當公寓的門鈴在不尋常的時刻響起，我的心都會嗵嗵直跳，以為是警察或FBI。當然，只不過是某個鄰居來借點什麼，或是瓦萊莉的某個朋友順路過來聊天。 FBI探員每週會來辦公室兩三次，通常會帶上他們認為可以指認我的某個年輕人。我猜是某個花錢參加六個月項目的預備役軍人。有一次，漢儂過來談話，我下樓去了一間快餐店，為我們和少校買來咖啡和三明治。當我們聊天時，漢儂用你能想像出來最友善的語調說：“你是個好人，梅林，我非常痛恨要送你進監獄的想法，真的，但你知道，我已經送過很多好人去監獄。我總想著他們要是能幫幫自己該多好啊。”
少校靠在椅背上，看著我的反應。我聳了聳肩，繼續吃三明治。我的態度是：對這樣的評論，我說什麼都沒用，反而只會引發一場關於受賄的簡略討論，在這樣的討論中，我也許會說漏嘴，在某種程度上幫助他們的調查。所以我什麼都沒說。我問少校能否放我兩天假，好讓我幫妻子聖誕購物。工作其實並不多，辦公室裡還有個新來的平民頂替弗蘭克·阿爾柯，我不在時他可以盯著。少校說當然可以。漢儂有些傻，他關於送了很多好人進監獄的評論很蠢，他太年輕了，根本不可能送過很多人——不管是好人還是壞人——去監獄，我覺得他是個菜鳥，一個好心的菜鳥，但絕不是會把我送進監獄的那個人。如果他真的做到了，我會是他的第一個。
我們聊了一會兒漢儂就離開了。少校帶著種全新的敬意看著我，然後他說：“即使他們不能定你的罪，我也建議你找份新工作。”
聖誕節對瓦萊莉來說一直是件大事。她熱愛為她父母、孩子們、我和她的兄弟姐們買禮物。特別是這個聖誕節，她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有更多的錢花。有輛自行車正在兩個兒子的衣櫥裡藏著，她給她父親買了件很好的進口愛爾蘭羊毛開衫，給她母親的是同樣貴重的愛爾蘭蕾絲披肩。我不知道她給我買了什麼，她總是保密，而我也得為我給她的禮物保密。那份禮物一點也不麻煩，我用現金給她買了一枚鑽戒，那是我送她的第一份真正的珠寶。我從沒送她訂婚戒指，多年前，我們倆都不相信那種小資的胡謅。十年後，她變了，而我根本不在乎錢，我知道這會讓她很開心。
所以，聖誕前夜，孩子們幫她裝飾聖誕樹，而我則在廚房里工作。瓦萊莉仍然不知道我在工作上遇到的麻煩。我寫了幾頁小說，然後進客廳去觀賞聖誕樹。它裹在銀色之中，紅色藍色金色的鈴鐺用銀線編織的繩子掛在上面，樹頂是顆發亮的星星。瓦萊莉從不用電燈，她痛恨把它們掛在聖誕樹上。
孩子們都很興奮，我們花了很長時間才把他們哄上床，讓他們老實待在床上。他們不停溜出來，我們不能對他們太兇，在聖誕前夜可不行。最終，他們筋疲力盡，睡著了。我最後看了一眼，他們都換上了乾淨睡衣等著聖誕老人，都洗過澡梳過頭。他們看上去那麼美麗，我都不敢相信他們是我的孩子，他們竟然屬於我。在那一刻，我真的愛極了瓦萊莉。我真是幸運極了。
我走回客廳，瓦萊莉正在把包裝華麗的聖誕禮品袋塞到樹下，數量看上去很可觀。我過去把我為她買的禮物也放到樹下。
“我沒法給你買太多，”我狡黠地說，“只有一份小禮物。”我知道她永遠也猜不到她會得到一枚真正的鑽戒。
她沖我微笑並親了我一下。她從不在乎自己在聖誕節會得到什麼，她最愛的是為其他人買禮物，特別是為孩子，然後是為我和她的家人，她的父母兄弟姐妹們。孩子們都得到了四到五份禮物，還有那輛超級閃亮的自行車。我為她買了這個感到非常遺憾。那是輛兩輪自行車，給我最大的兒子。我遺憾是因為，我得組裝它，可完全不知道要怎麼做。
瓦萊莉開了瓶紅酒，弄了點三明治，我打開裝著自行車不同零件的巨大紙箱，把所有東西都攤在客廳的地板上，還有三張紙的說明和圖紙，我只看了一眼就說：“我放棄。”
“別傻了。”瓦萊莉說。她盤腿坐在地上，邊啜著紅酒邊研究圖紙，然後她開始工作。我是個白痴幫手，只能拿螺絲、起子、扳手和必要的部件，好讓她把它們擰到一起。我們終於把那鬼東西拼好時已經凌晨三點了。那時候我們已經喝完了一整瓶紅酒，完全一團糟。孩子們一醒過來就會立刻蹦下床。我們只能再睡大概四個小時，然後得開車去瓦萊莉父母家裡，度過充滿慶祝和激動的漫長一天。
“我們最好趕緊上床。”我說。
瓦萊莉攤在地板上。 “我就睡在這裡好了。”她說。
我躺到她身邊，然後我們倆都翻身側躺著，好緊緊擁住對方。我們就那樣幸福、疲憊卻滿足地躺著。就在那一刻，門突然被很響地敲了一下，瓦萊莉很快起身，臉上帶著驚訝，疑惑地瞥了我一眼。
在那一瞬間，我內疚的大腦勾勒出一整幅場景，當然是FBI，他們特意等到聖誕前夜，等到我的心理防線鬆懈的那一刻，他們還帶著搜查逮捕令，他們會發現我藏在房子裡的一萬五千美金，然後把我帶走，送進監獄。他們會提議，如果我坦白，就讓我跟老婆孩子一起過完聖誕，否則我就會被羞辱，瓦萊莉會因為我在聖誕節被捕而痛恨我，孩子們會哭泣，他們的心靈會受到傷害。
我看上去肯定糟透了，因為瓦萊莉對我說：“出了什麼事？”門上又響起一聲重重的敲門聲，瓦萊莉走出客廳到走廊去應門。我能聽到她在跟誰講話，我走出去吃藥。她從走廊回來，轉進廚房，懷裡抱著四瓶牛奶。
“是送奶工，”她說，“他今天提早送奶，好趕在他的孩子們醒來之前回家。他看到我們門縫裡的燈光，所以敲門祝我們聖誕快樂。他真是個好人。”她走進廚房。
我跟著她走進去，虛弱地坐到一把椅子上。瓦萊莉坐到我腿上。 “我打賭你以為是某個瘋狂的鄰居或騙子，”她說，“你總擔心會發生最壞的情況。”她充滿愛意地吻了我，“我們上床吧。”她給了我一個更綿長的吻，我們上了床，做了愛，然後她悄聲說：“我愛你。”“我也是。”之後，我在黑暗中微笑。我絕對是整個西方世界最膽小的小偷。
聖誕節過後第三天，一個奇怪的男人走進我的辦公室，問我是否是約翰·梅林。我說是，他遞給我一封折起來的信，我拆信時他走掉了。信是用舊體英文粗體印的：
美國地方法院
然後用普通的大寫字母寫著：
紐約南區
我的名字和地址用粗體大寫印在右側。
您好：
信上寫著：“餘等令汝，拋卻一切工作及藉口，必須出席美利堅合眾國之人民大陪審團接受質詢”——接下來是時間和地點，結語是“被控違反美國法典第十八條。”下面接著說，如果我不出現，我會被控藐視法庭並可能受到法律制裁。
好吧，至少我現在知道自己違反了哪條法律。美國法典第十八條，我從沒聽說過這一條。我又讀了一遍，對第一句話十分著迷。作為一個作家，我很愛這種表述方式，他們肯定是從舊英國律法裡摘抄出來的。我又讀了一遍那個句子：“餘等令汝，拋卻一切工作及藉口，必須出席美利堅合眾國之人民大陪審團接受質詢”。
這句話很棒，甚至有莎士比亞的味道。現在它真的發生了，我很意外地發現自己感到某種振奮，有一種不管輸贏都趕緊搞定它的急迫。那天工作結束前，我打電話去賭城，找到了正在辦公室的卡里。我告訴他發生了什麼，一周後我將會面對陪審團。他要我穩住別擔心，他第二天就會飛來紐約，然後從酒店打電話去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