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後的一年，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我等待著屬於自己的房子建好，那將會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擁有自己的房子。我覺得有點怪異：現在我終於可以跟其他人一樣了，我可以獨立，再也不用依賴社會和其他人了。
我想這源自我對廉租房日益增長的厭惡。依賴自身非常出色的社會素質，不論黑人白人都在經濟結構中向上爬升，收入多到再不夠資格繼續留在廉租房中，他們搬出去後，他們的房子則被不那麼適應社會的人所佔據。後來搬進來的黑人和白人將會是永遠住在這裡的一群，癮君子、酒鬼、業餘皮條客、小偷和一時衝動的強姦犯。
面對新的入侵，廉租房的警察進行了戰略性撤退。新來的孩子更野性，開始搗毀一切。電梯壞掉沒人管，走廊的窗子被砸壞便再也沒人修。我下班回家時，走廊裡常有空威士忌酒瓶，男人坐在大樓外面的長凳上喝酒。有些狂野的派對甚至會招來市裡的普通警察。瓦萊莉每天都親自去巴士站接孩子回家，她甚至問過我一次，在我們的房子修好前，是不是該搬去她父親那裡。這發生在一個十歲的黑人小姑娘被強暴，然後被從一棟廉租樓的屋頂扔下來之後。
我說不，我們會堅持下去，我們要留下來。我知道瓦萊莉想的是什麼，但她太為此羞愧，以至於說不出口。她害怕那些黑人。她受過教育，被訓練成自由主義者，相信平等，她沒法讓自己接受這一現實：她害怕這些搬到家附近的黑人。
我的想法則不同。我是個現實主義者，一點也不盲信，至少我自己這麼認為。此刻正在發生的事情是：紐約市正在把它的廉租房項目變成黑人貧民窟，把黑人從白人社區中隔離出來，於是廉租房變成了隔離線。小哈林區正逐漸被城市自由主義的白人佔領。白人工人階級的所有渣滓們都被隔離於此：那些沒受過多少教育、沒法養活自己的和無法適應社會以至於無法擁有家庭的。稍微有點積蓄的人都會拼命逃往郊區、私宅或城裡的商品公寓。但廉租房區的權力平衡並沒有改變，白人的數量還是超出了黑人一倍，而且那些社會適應良好的家庭，無論黑人還是白人，仍勉強算是多數。我琢磨著，廉租房區至少在我們要待的這十二個月裡仍然安全。我不在乎其他任何事，我猜，我瞧不起這裡的所有人。他們都像動物一樣，沒有自由意志，滿足於只要能弄到手，就一天又一天地靠著酒精、毒品和性來荒度。這裡變成了另一個該死的孤兒院。但是，為什麼我還住在這裡？我又是什麼人？
一個年輕黑人女性帶著四個孩子住在我們這層，她體格健壯，快活性感，滿是興高采烈的幽默感。她丈夫在她搬進廉租房前離開了他們，我從未見過他。那女人白天是位好母親，孩子們乾淨整潔，她把他們送去學校，並從巴士站把他們接回來。但到了晚上，那位母親就沒那麼靠譜了。晚飯後，我們常會看到她打扮停當出門約會，孩子們則被獨自留在家中，她最大的孩子只有十歲。瓦萊莉對此大搖其頭，我告訴她這不關她的事。
有一晚，夜已經很深了，我們上床後突然聽到火警的尖利鳴叫，在我們的公寓裡甚至能聞到煙味。我們的臥室窗子正對著那黑人女性的公寓，就像電影畫面一樣，我們能看到火舌在那間公寓中舞動，小小的孩子們在裡面奔跑。瓦萊莉穿著睡衣跳起來，從床上扯下一床毯子就衝出了公寓，我緊跟著她，正好看到走廊那頭公寓的門被打開，四個孩子逃了出來。公寓裡的火焰正在他們身後燃燒。瓦萊莉追著他們跑進走廊，該死，我不知道她要幹什麼。她發瘋地奔跑著，手上的毯子拖在地板上，然後我才看到她所看到的：最大的那個小姑娘最後一個跑出來，驅趕著她前面年紀小的孩子，自己卻倒了下去。她的背上著火了，接著就變成了一支深紅火焰的火把。她摔倒在地，當她在水泥地板上痛苦掙扎時，瓦萊莉跳到她身上，用毯子裹住她，臟灰色的煙霧升騰到她們的頭頂，消防員們拿著水管和斧頭衝進了走廊。
消防員開始滅火，瓦萊莉跟我一起回到我們的公寓時，救護車鳴著警笛衝上了廉租房區的小徑。突然，我們看到那母親還在公寓裡，正用雙手砸著玻璃窗，大聲尖叫著，她的盛裝上滿是鮮血。我過了好一會兒才意識到她正試圖用碎玻璃紮傷自己。消防隊員穿過從死亡火焰中升騰起的煙霧和燒壞的家具，把她拖離窗子。我們再看到她時，她已經被綁在一副擔架上抬上了救護車。
這些廉租房在建造時完全不考慮利潤，構造反而令火焰無法蔓延，煙霧也不會迅速威脅到其他住戶。只有那一間公寓被燒毀。他們說著了火的那個小姑娘會活下來，雖然她燒傷很嚴重，而母親已經出院了。
下一個週日下午，瓦萊莉帶著孩子們去看望她父親，好讓我能安靜寫書。我正工作得挺順利，突然傳來了敲門聲，聲音很膽怯，我在廚房工作時幾乎無法聽到。
我打開門，外面站著個瘦削的、膚色像奶油巧克力的黑人。他留著鬍子，頭髮很直。他低喃著報上自己的名字，我沒聽清，但點了點頭。然後他說：“我只想來感謝您和您妻子為我的寶貝所做的一切。”我明白過來，他是走廊那頭那家的父親，著火的那一家。
我問他要不要進來喝一杯，他眼睛裡幾乎噙滿淚水，為要來表示感謝而覺得羞恥。我告訴他我妻子不在家，但我會轉告她他來拜訪過。他站到門裡，以表明他不想因拒絕進我家的門而侮辱我，但他也不願喝酒。
我盡了全力，但我的痛恨肯定還是顯露了出來。自失火的那晚起，我就開始痛恨他。他就是那種把老婆孩子丟給社會福利機構，然後跑出去玩樂、享受生活的黑人。我看過關於紐約破碎黑人家庭的報導，我從理性上能夠理解，但我的感情卻很反感它。他們以為自己是誰，竟能這樣享受自己的生活？我自己過日子都沒這樣呢。
但之後，我看到眼淚滑下那牛奶巧克力色的面龐，我注意到他溫和的褐色眸子上長長的睫毛，接著，我聽清了他的話。 “哦，伙計，”他說，“我的小姑娘今天早上死了，她死在那間醫院裡。”他開始向下軟倒，我扶住了他，他接著說，“她本應好轉的，燒傷沒那麼嚴重，但她還是死了。我去醫院看她，所有人都盯著我看。你知道嗎？我是她父親。可我那時在哪裡？在做什麼？好像他們都在責備我。你知道嗎？”
瓦萊莉在客廳裡放了瓶黑麥威士忌，當她父親和兄弟們過來時好招待他們。我和瓦萊莉都不怎麼喝酒，但我不知道她該死的把瓶子放到了哪裡。
“等一下，”我對面前萬分痛苦的這個男人說，“你需要喝點酒。”我在廚房的櫃子裡找到了酒，又拿出兩個玻璃杯。我們喝著不加冰的威士忌，看得出來他感覺好了點。
注視著他，我意識到他並不是來感謝那些本來已經救活了他女兒的人的，他是來尋找某個可以傾聽他的悲傷和愧疚的聽眾的。所以我聆聽著，估計他並沒看出我對他的不滿。
他喝空了杯子，我給他又倒了些。他疲憊地靠到沙發上。 “你知道嗎，我根本不想離開我的妻子和孩子們，但她太生機勃勃、太強壯。我拼命工作，打兩份工攢下錢來。我想給她買棟房子，好好養大我的孩子們。但她想要快活，想要享受。她太強大，我只有離開。我試著多見見孩子們，但她不讓我見。如果我給她更多錢，她只會花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孩子們。然後，你知道的，我們漸行漸遠，我認識了個和我喜歡同樣生活方式的女人，我在我的親生孩子那裡變成了陌生人。現在，我的寶貝女兒死了，所有人都怪罪我。我變成了逃走的男人，為了自己享受而甩掉老婆的男人。”
“你老婆才是讓孩子獨自在家的人。”我說。
那男人嘆了口氣：“不能怪她，如果每晚都待在家裡，她會發瘋的，但她又沒錢請保姆。我要么忍著她，要么殺了她，只有這兩種可能。”
我什麼都沒說，注視著他，他也注視著我。我看得出把這一切告訴一個陌生人——特別是白人——給他帶來的羞辱感。然後，我意識到，我是唯一他能暴露恥辱的人，因為我什麼都不是，而瓦萊莉曾弄熄了燒傷他女兒的火焰。
“她那晚差點就自殺成功了。”我說。
他再次迸出淚水。 “噢，”他說，“她愛孩子們，把他們獨自留下說明不了任何問題。她愛他們所有人，她永遠也不會原諒自己，那才是我最擔心的。那女人將會用酒灌死自己的，她完了，伙計。我不知道能為她做什麼。”
對此我無話可說。腦海深處有個聲音在說，一天的工作都浪費了，我肯定沒法看完筆記了。但我仍問他要不要吃點什麼。他喝掉威士忌，站起身要走。再一次，當他感謝我和我妻子為他女兒所做的事情時，他的臉上充滿恥辱和羞愧。然後他離開了。
當瓦萊莉帶著孩子們回到家後，我告訴了她下午發生的事，她走進臥室痛哭起來，我為孩子們準備晚餐。我想著自己在還沒見過這男人、對他一無所知時，就如何對他滿心譴責；我又是如何把他代入看過的書裡描寫的角色，那些跟我們一起住廉租房的醉鬼、癮君子們；我想著他逃離自己的世界，逃進那個不那麼貧困、沒那麼多黑人的世界，逃離他出生的、被詛咒的生活圈子，丟下自己的女兒被燒死。他將永遠也無法原諒自己，他對自己的宣判遠比我無知的譴責要嚴厲得多。
一周後，走廊對面那對恩愛夫妻大吵了一架，他割開了她的喉嚨。他們是白人，她有個不願再偷偷摸摸的情夫。割傷並未致命，那出軌的妻子脖子上裹著巨大的白色繃帶送孩子們去搭乘校車時，顯得很有戲劇性。
我知道是時候搬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