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第二節

一九四〇年五月底，塞繆爾·霍爾先生來到了馬德里，他的頭銜十分驚人，全權英國特使。在此之前他從來沒到過西班牙，一句西班牙語也不會說，對佛朗哥和他的新政權更是一點兒好感也沒有。但是丘吉爾賦予了他百分之百的信任，並一再要求他接受這個任命：對歐洲大戰的走向來說，西班牙是一枚關鍵的棋子，他需要一個堅定的支持者，立場鮮明、態度強硬地在這裡坐鎮。西班牙政府在戰爭中保持中立，對英國的利益至關重要，這樣才能保證直布羅陀海峽不受侵擾，避免大西洋上的港口落到德國人手中。為了獲得極其微小的合作，英國已經通過對外貿易向飢腸轆轆的西班牙施加了不少壓力，限制對它的石油供應，用大棒和胡蘿蔔政策將它打壓得奄奄一息。然而隨著德國軍隊橫掃歐洲，這些措施顯得遠遠不夠了，他們需要以一種更加積極有效的方式來給馬德里施加影響。這位個子矮小、上了年紀又其貌不揚的大使先生就是帶著這個任務來到西班牙首都的。他的密切合作者們稱他塞姆先生，後來所交的為數不多的幾個西班牙朋友則稱他為塞繆爾先生。

霍爾接受這一職務的時候情況並不樂觀。他不喜歡馬德里，跟西班牙國民性情格格不入，而且在這片荒蕪且滿目瘡痍的土地上，幾乎一個認識的人都沒有。他知道自己不會受到歡迎，也知道佛朗哥政府公然表示反對英國。為了給他來個下馬威，讓他一開始就更真切地了解這一點，長槍黨人在他到任的那天早上，在英國大使館門口舉行了氣勢洶洶的示威，高呼：“直布羅陀屬於西班牙！” 在向領袖佛朗哥遞交國書和委任信以後，這位大使先生就走上了為期四年的坎坷赴難路。他無數次地後悔當初接受了委任。在這個充滿敵意的環境裡他感到極其難受，類似的情形在他以前的多個任期中從來沒有出現過。馬德里焦躁不安，氣候炎熱得令人難以忍受。長槍黨人對英國大使館的騷擾成了家常便飯：向窗戶里扔石頭、拔掉大使館公車上的小旗子和徽章，甚至對大使館成員進行辱罵和人身攻擊，而西班牙當局對所有的一切睜一眼閉一眼，置若罔聞。西班牙的媒體大肆攻擊，指責英國是導致西班牙飢餓的罪魁禍首。新大使的就任只在少數幾個保守的保皇黨人中臝得了好感，但他們不過是一群效忠於維多利亞·尤金妮王后的懷舊老臣，在政府中毫無權勢，只是固執地緊抓著永遠也無法回去的過往不放。他感到孤獨，獨自一人被遺棄在黑暗中，只能摸索著向前。馬德里的環境讓他感到窒息：西班牙行政機構極其拖沓緩慢的辦事效率令人忍無可忍，大街小巷站滿了荷槍實彈全副武裝的瞥察和長槍黨人，到處可以見到趾高氣揚的德國人肆無忌憚為所欲為。為了履行自己的職責和義務，他幾乎是橫下了一條心，還沒有完全安頓下來，就硬著頭皮開始跟西班牙政府建立關係，尤其是跟政府中三位最主要的人物：佛朗哥將軍、塞拉諾·蘇聶爾部長和貝格貝爾部長。他分別同三個人會晤、打探底細，接收到了截然相反的信息。

一個陽光燦爛的夏日，佛朗哥將軍在帕爾多皇宮接見了他。雖然外面陽光明媚，佛朗哥卻拉上了窗簾，點著燈，坐在一張辦公桌後面，桌上還驕傲地豎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巨幅照片。在那次氣氛僵硬的會見中，雙方通過翻譯輪流發言，沒有進行任何直接對話。儘管如此，霍爾還是被這位國家元首的盲目自信震驚了：佛朗哥深信不疑地認為自己就是那個拯救國家、開創新世界的救世主。 如果說跟佛朗哥的見面很糟糕的話，那麼跟塞拉諾·蘇聶爾的見面則有過之而無不及，場面更加令人難堪。這位“裙帶領袖”的權勢正如日中天，整個國家都在他的一手掌握之下：長槍黨、新聞媒體、警察，他還有跟領袖私人接觸的特權，雖然很多人都猜測他打心眼兒裡看不起領袖的知識水平。那時候佛朗哥已經半隱居在帕爾多皇宮，很少露面。相反，塞拉諾似乎無處不在，就像歐芹可以用於任何配菜中一樣，與戰爭期間訪問西班牙保護區的那位謹慎的塞拉諾完全不同。當年正是他彎腰幫我撿起粉盒，而我也躲在沙發下面長時間地觀察過他的腳踝。好像隨著新政權的建立，一個新的塞拉諾·蘇聶爾誕生了。暴躁，驕傲，說話做事急不可耐，貓一樣的眼睛永遠保持警覺。他永遠處於緊張狀態，對任何一位所謂的“財閥民主體制”代表都那麼挑剔而刻薄。霍爾和塞拉諾，在他們的第一次見面，以及之後不可避免的很多次見面中，從未獲得過對方的任何好感。

而在這三個大人物中，唯一能跟霍爾相互理解的就是貝格貝爾。從在聖克魯斯宮的第一次見面開始，兩人之間的交流就很通暢。這位外交部長時而傾聽，時而回應，努力修正各種不合理的事務，並試圖理清一團亂麻似的對外關係。他在霍爾面前斬釘截鐵地表明自已不主張加入戰爭，也毫不遮掩地承認飢餓的西班牙人民急需援助，而且竭盡全力通過訂立各種合同和協議來減輕人民的苦難。事實上，從一開始他的個性就讓這位新大使覺得有些特別，甚至是古怪。他的感性、文化素養、行為方式和嘲諷的語氣，跟馬德里當時的嚴酷氛圍，還有他位高權重的身份毫不相符。在霍爾的眼中，貝格貝爾因為德國人的氣勢洶洶、長槍黨人的囂張氣焰、政府的專橫跋扈，還有首都人民的悲慘生活而憂心忡忡。也許正因為這樣，正因為貝格貝爾在這個瘋狂的世界中顯得格格不入，所以霍爾覺得，他是一個如此和藹的人，用在非洲養成的好脾氣來化解各種怨恨，舔舐心中因為其他同僚的攻擊而留下的累累傷痕。當然，他們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有一些意見分歧，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外交事件，或者是要求與抱怨，還有很多期待共同解決的危機。比如西班牙軍隊在六月份大舉侵入丹吉爾，一下子終結了它的國際城市地位。比如西班牙政府授權德國軍隊在聖塞巴斯蒂安大街上舉行閱兵。比如在那個混亂而倉促的年代里關係緊張的時刻。雖然這一切都無法避免，但貝格貝爾和霍爾卻日益親密，對這位新任大使來說，在動蕩的馬德里，面對那些像雜草一樣不停冒出來的麻煩，這份友誼成了他唯一的慰藉。

隨著霍爾逐漸融入這個國家，他也開始明白德國人的勢力在西班牙的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幾乎滲入了公共事業的每個角落。企業家、高級管理人員、商業代表、電影導演……這些人從事的工作雖然各有不同，但都和西班牙的管理部門有著良好的人脈關係，而且都成為了納粹的代理人。很快他也知道了這裡對新聞媒體的管制有多麼嚴格。德國大使館的新聞辦公室，在塞拉諾·蘇聶爾的完全授權下，可以決定西班牙的所有報紙每天如何報導關於第三帝國的消息，如何發布、使用什麼樣的字眼兒，並隨心所欲地在西班牙報紙中插入對納粹的宣傳和鼓吹。而更無恥更令人憤慨的是，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萬歲》日報，也就是長槍黨的宣傳機構，壟斷了用於報紙印刷的絕大部分紙張。針對英國人的輿論攻擊接連不斷且十分殘酷，充滿了謊言、辱罵和陰謀操縱。丘吉爾的形像是那些最惡毒的漫畫的靈感來源，而大英帝國，則是他們一貫嘲笑的對象。隨便哪個西班牙省份發生的工廠事故，或者是郵政火車的事故，都被毫無廉恥地歸咎於背信棄義的英國人的破壞。面對這一切踐踏和欺辱，英國大使館的抗議都毫無例外地石沉大海。

正當塞繆爾先生無可奈何地適應了他的新工作時，西班牙內政部和外交部之間的敵對狀態也日益明顯。塞拉諾站在權傾朝野的位置上，設計組織了一場戰略性的戰役：散佈關於貝格貝爾的惡毒謠言，並藉此宣傳只有他才能挽救大局的觀念。除了我們這位昔日的總督、如今人微言輕的外交部長，佛朗哥與塞拉諾，塞拉諾與佛朗哥，他們中的任何一個都不了解什麼是國際政治，也從來沒有真正見識過外面的世界。就像兩隻井底之蛙一樣，坐在帕爾多皇宮裡，一邊喝著熱巧克力，一邊吃著煎麵包片，並就著點心桌子肩並肩地設計出一個新的世界秩序，因為無知和狂妄而表現出令人驚愕的大膽。 貝格貝爾終於爆發了。他們想要把他趕走，他對這一切早就心知肚明。他們將會把他趕出內閣，狠狠地踹他一腳，把他踢到街上去，因為光榮的聖戰已經不再需要他。他們把他從摩洛哥的幸福歲月中連根拔起，放到一個人人渴求的位置上，就為了捆住他的手腳，給他的嘴裡塞上塊破抹布。他們幾乎從來沒有重視過他的看法，或者說，事實上從來沒有徵求過他的意見。他從來沒有能實施什麼動議或設立什麼標準。他們只不過是想用他的名字來填補一個部長職位，想讓他成為一個溫順、怯懦又沉默的附庸者。但就算是這樣，就算對當前的形勢心懷不滿，他也盡忠職守，為了擔負起責任孜孜不倦地工作，默默地忍受著塞拉諾在這幾個月內對他發起的一系列攻擊。開始的時候只是踩一腳、推一下，你讓開，讓我來。但是很快推推搡搡就變成了凌辱的勒頸繩，最初的踢打也最終變成了對準要害的砍殺。當貝格貝爾猜想接下來要發生的就是踩住他的腦袋時，他爆發了。

他已經很疲憊了，厭倦了塞拉諾的傲慢與不可一世，也厭倦了佛朗哥的閃爍其詞和不明朗的態度，厭倦了獨自逆流而上，跟周圍的一切格格不入，也厭倦了駕駛一艘從起航開始就已經走錯了方向的大船。因此，他似乎要再次模仿他親愛的穆斯林朋友，像一個衝動的摩洛哥人一樣掀掉頭巾。是時候把他與霍爾那始終小心翼翼的友誼公之於世了，他們的交往將不再局限於平素常常見面的官邸、辦公室和各種沙龍。抱著這樣的理念，他們的友情赤裸裸毫無遮掩地暴露在大庭廣眾之下，暴露在空氣中，暴露在夏日那隱藏不下一絲陰暗的炙熱陽光下。他們幾乎每天都在最知名的餐廳裡、最醒目的桌子上一起進餐。然後，就像兩個穿梭在得土安摩爾人社區狹窄巷子裡的摩爾人一樣，貝格貝爾挽著這位大使先生的胳膊，稱他為“塞繆爾兄弟”，故意在馬德里的大街上招搖。貝格貝爾變得挑釁、咄咄逼人，甚至有些堂吉訶德式的瘋狂。日復一日，他與那位來自敵國的使者親密交談，驕傲地表明自己對德國人，以及親日耳曼派不屑一顧的態度。他們一起大搖大擺地走過阿爾卡拉大街上的革命總指揮部，走過《萬歲》報社，走過卡斯特亞納大街上的德國大使館，還走過皇宮和麗茲酒店的大門口。那裡正是納粹的老巢。他們好像生怕別人不知道佛朗哥的外交部長和那個惡棍國家的大使是如何親厚有加。而這時候的塞拉諾緊張到瀕臨崩潰，焦躁不安地在辦公室裡來回踱步，揪著自己的頭髮大聲問這個神經錯亂的貝格貝爾做出這麼瘋狂的舉動到底想幹什麼。

雖然羅薩琳達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喚起了他對英國的好感，但這位外交部長還沒有衝動到那樣的程度，可以只因為個人感情就不顧一切地一頭扎進他國的懷抱中，就像每天晚上投入情人的懷抱一樣。因為羅薩琳達，他英國有一些主觀上的偏好，這是事實。但是他把全部的籌碼都壓在霍爾身上，為了他切斷了自己的所有後路，這其中另有原因。也許因為他是一個烏托邦主義者，因看到新西班牙的運轉並不像他想像的那樣而灰心喪氣。也許因為這是他唯一能找到的用來公開表示反對西班牙介入戰爭、反對西班牙站在軸心國一邊的方法。也可能這是他所受到的侮辱和傷害的一種回應，而那些用盡手段侮辱他的人，他本以為可以跟他們一起為重建廢墟般的祖國並肩戰鬥，而且他也曾經熱情洋溢地參與到拆毀那個舊國家的行動中去。也有可能，他接近霍爾主要是因為孤獨，在那樣一個苦澀而充滿敵意的環境裡感受到的極端孤獨。

這一切都不是我親身經歷的，而是羅薩琳達在那漫長的一年中一直堅持給我寫信，讓我知曉的。在得土安讀到這些信時，我都像久旱逢甘霖一樣如飢似渴。雖然她的社交活動仍然很頻繁，但病情的惡化讓她不得不長時間臥床靜養，於是她用這些時間來給朋友們寫信，或者閱讀朋友們的來信。就這樣，我們形成了通信的習慣，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信件都像一條看不見的線把我們聯接在一起。一九四零年八月末，她在最後幾封信中，向我提起馬德里的報紙已經開始叫囂讓外交部部長立即辭職。但是貝格貝爾真正下野還在一段時間之後，大約是六個或七個星期。在這幾個星期裡，再次發生了一些事情，永遠地改變了我人生的航向。 自從母親來了以後，我的日常生活中增加了一項新的活動，就是閱讀。她仍保持著晚上早睡的習慣，菲利克斯也不再來串門了，於是我每天晚上都有了大把不知道如何打發的空閒時間。直到有一天菲利克斯再次突發奇想，給我找到了一個解悶的好辦法。他帶來了一本雙層封皮的書，以兩個女人的名字命名：《福爾圖納達和哈辛達》。從那時候開始，我所有的空閒時間都用來閱讀這位天才鄰居家裡的那些長篇小說。幾個月以後我已經把它們看了個遍，開始從得土安圖書館的書架中尋找目標。一九四〇年的夏天快要過去的時候，我讀完了那座小圖書館裡的二三十本小說，正發愁以後拿什麼來消遣。有人出乎意料地給我送來了一頁紙。這次不是小說，而是一封藍色的電報。也不是為了讓我享受閱讀的內容，而是讓我照著上面的指示去做。 “私人邀請函。丹吉爾私人派對。馬德里的朋友在那兒等你。九月一日晚上七點。提姆酒吧。”

我感到內心一陣翻騰，不過還是忍不住哈哈大笑。不用看簽名我就知道這是誰發來的電報。我的腦海中一下子浮現出各種各樣的回憶：音樂、歡笑、雞尾酒、各種突如其來的狀況、聽不懂的外國詞、小小的冒險、敞篷車裡的遠足，還有生活的慾望。我把過去的日子跟現在平靜的生活做了個比較。現在，時間幾乎都是在單調的縫紉和試衣中、在廣播的長篇故事中、在每天傍晚跟母親的散步中不知不覺流過的。這些日子以來，情感上唯一的波動，也就是菲利克斯偶爾拉我去看的某一場電影，還有每天晚上無所事事時，囫圇吞棗看的小說裡那些主人公的奇遇和愛情故事。知道羅薩琳達在丹吉爾等我，我欣喜萬分，雖然只是短暫相逢，但生活又有了希望。 我按照約定的日期和時間準時到達，卻沒在明薩赫酒店的吧台前找到任何派對，大廳裡只有四五桌不認識的人，吧台前有兩個孤獨的飲者，吧台後也不見提姆的踪影。也許是因為鋼琴師還沒來，酒吧里的氣氛顯得十分寥落，跟以前那些熱鬧的夜晚完全不同。我謹慎地坐在一張桌子旁邊等待，拒絕了走過來服務的侍者。七點十分，七點十五，七點二十，可是派對還是沒有開始的跡象。到七點半的時候我終於忍不住去吧台詢問提姆的去向。他們告訴我他已經不在這兒工作了，自己開了一家“提姆酒吧”。在哪兒？南美大街。我飛奔而去。兩分鐘以後就到達了目的地，其實兩家酒吧相距不過幾百米。提姆一如既往的消瘦、黝黑，我的身影一出現在門口，他就在吧台後面看到了。他的吧台比剛才那個熱鬧一些，雖然沒有太多的顧客，但是交談的聲音比較大，語調更放鬆，還不時傳來笑聲。他沒有跟我打招呼，而是用那雙黑炭一樣的眼睛示意我去酒吧最裡面，那裡掛著一塊布簾。我走向那塊沉甸甸的綠色絲絨簾子，揭開走了進去。

“親愛的，你遲到了。” 雖然周圍是臟兮兮的牆面，頭頂只有一個昏黃暗淡的電燈泡，四周到處放著裝飲料的盒子，牆角還堆著整袋整袋的咖啡豆，但這些一點兒也不影響我這位好朋友的魅力。也許是她，也許是提姆，也許是他們倆一起，在當天下午酒吧開業之前，把這個小小的倉庫臨時改建成了一個私人會見的場所。真的很私人，因為裡面只有兩把椅子，中間隔著一個鋪著白色桌布的大木桶。木桶上放著兩杯酒，一個雞尾酒瓶，一個裝著土耳其煙的煙盒，還有一個煙灰缸。屋子的角落裡有一堆盒子，上面顫顫巍巍地放著一個手持留聲機，裡面傳來比莉·哈樂黛的《夏日》。 自從她去了馬德里，我們已經有整整一年沒見了。她還是那麼瘦，皮膚還是那麼透明，還是一頭隨時都會擋住眼睛的金色長鬈髮。但是她的表情已經不是以前的無無慮，也不是跟她丈夫艱難共處時或者後來恢復階段的模樣。我沒有辦法說清楚到底是哪兒發生了變化，她整個人好像都已經稍稍不同，看上去成熟了些，或許還有些疲憊。從她的信裡我已經得知了貝格貝爾的艱難處境，以及她在馬德里的舉步維艱。但是她從來沒有提到過要回趟摩洛哥。 我們擁抱著，像小學生一樣開懷大笑，互相誇獎著對方的服飾，然後又是一陣大笑。我是多麼地想念她啊。沒錯，我身邊有母親的陪伴，有菲利克斯，有坎德拉利亞，有服裝店，還有新愛好閱讀。但是她的出現仍讓我激動。她從來都是不期而至。她跟任何人都不一樣的看問題的角度，她的異想天開，她那些小小的任性，特立獨行和混亂的語言，我是多麼想念這一切，多麼想知道她這一年來的境況，所以一坐下來就問了她一連串的問題：在馬德里過得怎麼樣？約翰尼怎麼樣？貝格貝爾呢？為什麼會到非洲來？而她則用些模棱兩可的話和生活趣事回答我，直到我的好奇心被充分地滿足，不再向她追問更多的事情，她才一邊把桌上的酒杯倒滿，一邊切人正題。 “我來是為了給你一份工作。” 我笑了。 “我已經有一份了。” “我向你推薦另外一份。” 我又笑了，喝了一口酒，跟以前一樣，粉紅杜松子雞尾酒。 “什麼樣的工作？”我放下酒杯。 “跟你現在的一樣，但是在馬德里。” 這時候我才發現她是認真的，於是收起了笑容，換了一種嚴肅的語調。 “我在得土安過得很開心。一切都很順利，而且越來越好。我母親也很喜歡生活在這裡。服裝店欣欣向榮，事實上我們正在考慮請一個學徒來幫忙，還不打算回馬德里去。” “我沒有說你的母親，希拉，只有你。而且你們不用關閉得土安的服裝店，馬德里的生意只是臨時的，至少我們希望是這樣。等一切都結束的時候，你就可以回來。” “結束？什麼結束？” “戰爭。” “可是戰爭早在一年前就結束了。” “西班牙的內戰是結束了，但是現在又有另外一場戰爭。” 她站起來，換了一張唱片，調高了音量。這次是爵士，只有音樂沒有歌詞。她不想讓我們的交談飄向簾外。 “現在有另外一場可怕的戰爭。我的國家已經被捲進去了，你的國家也隨時可能加入。胡安·路易斯已經竭盡所能讓西班牙置身事外，但是照目前的形勢看，這相當困難。因此我們希望能盡一切辦法來幫助減輕德國對西班牙施加的壓力。如果能實現這一目標，你的國家就可以獨善其身，而我的國家也就多了一分勝算。” 我還是不明白這一切跟我的工作有什麼關係，但是並沒有打斷她。 “胡安·路易斯和我，”她接著說，“我們正在試圖說服一些朋友通力合作。他沒能通過外交部向政府有效地施加壓力，但是我們從外部也可以做一些事情。” “什麼樣的事情？”我極小聲地問，完全不明白她腦子裡在想什麼。我臉上的表情一定讓她覺得有趣，因為她終於笑了。 “別害怕，親愛的。我們說的不是往德國大使館扔炸彈，也不是去搗毀什麼軍事設施。我指的是一些謹慎的抵抗運動。比如觀察、滲透，從一些小小的漏洞裡獲取一些信息。胡安·路易斯和我，在這件事情上並不是孤軍作戰。我們不是一對理想主義者，隨手抓一些不謹慎的朋友，把他們捲入這些聳人聽聞的陰謀中。” 她再次倒滿酒杯，把音樂的音量調高了些。我們又點上了兩支煙。她重新坐下，緊緊地盯住我的眼睛。她的眼周有兩圈以前從來沒有過的灰色的黑眼圈。 “我們正在幫助他們在馬德里建立一個跟英國情報局直接相關的地下工作網。合作者都是與政治、外交或軍事不沾邊的人，而且大多數不為人知。他們表面上過著正常的生活，暗地裡獲取信息並傳遞給SOE。” “什麼是SOE。”我小聲問。 “英國特別行動小組。這是丘吉爾剛剛在英國情報局內部設立的組織，專門負責跟戰爭有關的事情，特意跟日常工作區別開來。他們正在全歐洲尋找合適的人。簡單地說，就是非正式的間諜服務，非常時期的非常工作。” “我不明白。”我的聲音細若游絲。 我真的什麼都不明白。地下工作。秘密協作者。行動。間諜。滲透。我一輩子也沒有聽說過這些東西。 “好吧，你別以為我對這些名詞很熟悉。對我來說，這些也完全是新東西，我不得不努力學習。胡安·路易斯，就像我在信上跟你說過的一樣，最近跟我們的霍爾大使關係很密切。而現在，他能留在外交部的日子屈指可數，所以他們兩人決定加強合作。雖然霍爾並不直接控制英國在馬德里的地下工作，但是他會對此進行監督。或者說，他雖然不直接參與合作，但他是最終的負責人。” “那是誰在操作？” 我以為她會告訴我是她自己，然後告訴我這一切不過是個玩笑，我們會哈哈大笑，最後一起去哈里斯莊園吃晚飯、跳舞，就像以前經常做的那樣。但是她沒有。 “艾倫·希爾加斯，英國大使館的海軍參贊，他來負責一切具體運作。他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人，出生於海軍世家，自己也加入了海軍，他的太太是個大資產階級家庭的小姐，也跟他一起參與這些情報工作。他跟霍爾一起到達馬德里，在公開身份的掩護下，負責秘密協調SOE和SIS的活動，SIS就是秘密情報局。” SOE，特別行動小組。 SIS，秘密情報局。對我來說都一樣陌生。 我堅持要求她向我解釋清楚。 “SIS，秘密情報局，也被稱為MI6，就是Directorate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Section 6，軍事情報局第六分部，簡稱軍情六處。這個機構專門負責在英國以外的地方開展情報工作。或者說是在英國的領土之外開展間諜活動，這樣更好理解一些。早在一戰前這個部門就成立了，大多數時候都偽裝成外交或軍事機構，謹慎地進行一些暗箱操作。一般都是通過已經建立的權力結構，對目標國家中有影響力的人物或高級官員進行滲透。相反，SOE則是個新生事物。由於它不僅依靠職業間諜，而且依靠很多臨時人員，所以風險更大。但相應的，靈活性也更大。如果一定要給它一個定義，可以說這是一種戰時的應急行動機制。它向所有能提供有用情報的合作者開放。由於這個機構剛剛成立，所以西班牙的負責人希爾加斯正在招兵買馬，而且非常緊急。為此他也向身邊信得過的人求助，看是不是能幫他聯繫到可以直接提供幫助的人。可以說，胡安·路易斯和我就是這樣的中間人。霍爾剛來不久，幾乎誰都不認識。希爾加斯整個內戰期間都在馬約爾卡當副領事，對馬德里也不熟悉，還沒有完全掌握這邊的形勢。而胡安·路易斯和我，一個是公然表示親英的外交部部長，一個是英國公民，所以希爾加斯沒有要求我們直接介入情報工作，因為他知道我們名氣太大，容易引起懷疑。但是他向我們求助，請我們幫他找一些合適的人。就這樣我們想到了幾個朋友，其中也包括你。” 我不知道她究竟想讓我幹什麼，但我寧願不問。其實不管我問不問，她都會說出來，而我心中的恐懼也不會因為問了就有所減少。所以我決定集中精力再次把酒倒滿。但是調酒瓶已經空了。於是我站起來，在牆角那一堆盒子裡尋找。剛剛聽到的這一切對我來說實在太突然，沒有辦法生生地消化掉。我從一個盒子裡拿出一瓶酒，是威士忌。我拔掉蓋子，直接對著瓶了喝了一大口，然後把它遞給羅薩琳達。她也像我一樣喝了一口，然後還給我。就在她接著往下說的時候，我又喝了一口。 “我們想過，你可以在馬德里開一家時裝店，為納粹高官的太太們做衣服。” 我覺得嗓子眼一下子被堵住了，剛剛喝下的那口威士忌嗆在那裡，忍不住一口噴了出來，濺得到處都是。我用手背擦了擦臉，等到終於能說出話來的時候，腦海中蹦出來的只有一句話： “你們倆都瘋了。” 她毫不在意我的嘲諷，繼續說： “以前她們都在巴黎做衣服，但是自從五月份德國軍隊入侵法國以後，大部分高級時裝店都關門了，很少有人願意在淪陷的巴黎繼續工作。薇歐芮高級定制、康朋街上的香奈兒高級時裝店、凡登廣場上的夏帕瑞麗時裝店，幾乎所有的頂級時裝店都搬走了。” 也許是因為太緊張，也許是因為剛剛喝下去的那些雞尾酒和威士忌起了作用，羅薩琳達提到的這些巴黎時裝品牌讓我啞著嗓子哈哈大笑。 “你是想讓我在馬德里替代所有這些時裝大師？” 她沒有被我的笑感染，嚴肅地說： “你可以用你的方式試著這麼做，當然是小規模的。現在是最好的時機，因為她們沒有更多的選擇。巴黎已經不用考慮了，柏林又太遠，她們要么就在馬德里找人做衣服，要么就選擇不要在即將開始的社交季上秀新裝。而後者對她們來說無疑是個悲劇，因為在這個時候，她們生存的意義就在於密集的社交活動了。我調查過了，馬德里現在已經有一些服裝店重新開張，正在準備秋季的衣服。之前曾經傳言說巴倫西亞卡今年會重新開始營業，但是最後也沒有開。我這兒有那些的確準備營業的服裝店名單。”說著她從外套口袋裡掏出一張對折的紙，“芙羅拉·比亞拉艾爾；布里希達，聖和羅尼莫街三十七號；納塔里奧，拉佳斯卡大街十八號，拉格特夫人，巴爾巴拉大街二號；佩德羅·羅德里格斯，阿爾卡拉大街六十二號，科特瑞特，費爾南多六世大街八號。” 其中有一些我覺得熟悉，另一些則很陌生。馬努埃拉女士的時裝店應該也在其中，但是羅薩琳達沒有提到。她念完後，把手裡的紙撕成碎片，放進已經裝滿了煙頭的煙灰缸裡。 “雖然她們努力想要推出新的系列，提供最好的設計，但是所有人都面臨同一個問題，或者說是局限。所以她們誰也沒有辦法輕易勝出是什麼局限？” “缺少布料，絕對的緊缺。不管是西班牙還是法國，各種時裝布料都已經停產了。而那些沒有關閉的工廠，要么用來生產滿足國民基本需求的布料，要么就在生產戰爭物資。棉布都用於製造軍裝，棉線用來製造繃帶，反正任何布料都不可能被用到時裝上。而這個問題你可以解決，你可以把布料帶去丹吉爾。這裡的貿易還是很發達，不像伊比利亞半島，進口貨物幾乎成了不可能。這裡有很多美國和阿根廷的產品，還有法國布料和英國毛呢的存貨，還有前幾年的印度產中國產絲綢，你可以把這一切都帶去。如果你需要更多的供應，我們也能想辦法。你帶著布料、帶著創意去馬德里，而我則負責在上層社會關係網中做好宣傳，那麼毫無疑問，你將是下一季最搶眼的時裝師，沒有人能跟你抗衡。希拉，你將是唯一有能力為她們提供她們想要的東西的人：炫耀，奢華，絕對的光芒四射，就好像這個世界不過是一座舞池，而不是一個他們自己一手造成的血流成河的戰場。所有的德國女人都會爭先恐後地來找你。” “但是她們會把我跟你聯繫起來……”我試圖抓住什麼藉口，讓自已不被捲進那個瘋狂的旋渦。 “絕對不會，沒有人有理由這樣想。馬德里的德國女人大部分都是新來的，跟摩洛哥沒有任何联系。沒有人知道你跟我認識。不過當然，你在得土安為德國人做衣服的經歷會給你很大幫助，因為你了解她們的品味，知道該怎麼對待她們，如何跟她們交往。” 她還在滔滔不絕，而我則閉上眼睛拼命搖頭。一霎那，我的腦海中又浮現出自己剛到得土安的日子，浮現出坎德拉利亞給我看手槍、並提議賣掉手槍開服裝店的那個夜晚。那種恐慌是一樣的，場景也似曾相識：兩個女人躲在簡陋的小屋裡，一個正在提出一項深思熟慮卻危險萬分的計劃，而另一個，滿懷恐懼地拒絕接受。不過二者顯然有區別，很大的區別。羅薩琳達正在向我談起的這個計劃已經完全不是個人層面上的事情了。 她的聲音把我從過去拉回了現實，從拉魯內塔公寓的那間簡陋小屋拉回了現實中提姆酒吧吧台後面這個小小的倉庫。 “我們會為你製造名氣，也完全有辦法做到這一點。在馬德里那些有可能對你感興趣的圈子裡，我有很好的人脈關係，可以通過口口相傳的方式讓大家認識你，而且不讓任何人把我們倆聯繫起來。SOE會負責所有的前期開支：支付店舖的租金、店內的裝修佈置，還有布料和其他材料的投資。胡安·路易斯會負責解決海關手續，給你辦理一切從丹吉爾往西班牙運送貨物的必要許可。我們得訂購一批數量相當可觀的材料，因為一旦胡安·路易斯離開了外交部，這些事情操作起來會非常困難。時裝店所有的收入都歸你所有。你只需要做跟在摩洛哥一樣的事情，但是留心收集從那些德國顧客嘴裡聽到的消息，甚至還有一些既與政府髙官有關係又與納粹有聯繫的西班牙女人。如果你能吸引她們的光顧，那也會很有意思。那些德國女人整日無所事事，揮金如土，你的時裝店完全可以變成她們日常聚會的場所之一。然後你就能知道，她們的丈夫都去哪些地方，跟什麼人見面，有什麼計劃，接待了哪些從德國來的客人，等等。” “可是我幾乎不會說德語。” “你完全有能力跟她們很好地溝通，並讓她們感到滿意。這就足夠了。” “我也就會數數、基本的打招呼，能說出顏色、星期幾，還有一些零星的句子。”我堅持說。 “沒關係的，這點我們已經考慮過了。我們可以找人給你幫忙。你只需要把信息都匯集起來，然後傳遞給某個目標。” “怎麼傳遞？” 她聳了聳肩。 “這個得由希爾加斯來告訴你，如果你最終接受了這個任務的話。我不知道這些行動具體是怎麼操作的，不過我想他們會專門為你設計一套方案。” 我再次搖了搖頭，這次態度更加堅決。 “我不會接受的，羅薩琳達。” 她點了根煙，用力吸了一口，透過煙霧問： “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我斬釘截鐵地說。我有一千個理由讓自己不要參與這件荒唐事，但是卻寧可把這些理由都歸結為一個堅決的否定。不。我不會接受的。絕對不會。我對著瓶子又喝了一口威士忌，但是這絲毫沒有緩解我的緊張。 “為什麼不？親愛的，因為害怕，對嗎？”她的聲音很低，但是語氣很肯定。音樂已經停止了，屋裡只有留聲機的指針刮過唱片的沙沙聲，還有從簾子外面傳來的隱約的人語聲和笑聲。 “我們都很害怕，所有的人都怕得要命。”她小聲說，“但這不是理由。我們必須參與進來。希拉，我們必須幫助他們。你，我，我們所有人，每個人都得在能力範圍內儘自己的綿薄之力，來阻止這場瘋狂的戰爭繼續往前發展。” “再說，我不能回馬德里，我在那裡還有些沒了結的官司，你知道的。”跟拉米羅在一起的時候惹下的那些麻煩還是沒有解決。在戰爭結束前，我就已經不止一次地跟巴斯蓋斯警長談過這件事。他也曾試圖打聽馬德里的情況，但是沒有得到任何有價值的消息。現在一切都還非常混亂，我們再等一段時間吧，等到事情都平靜下來再說，他這麼跟我說。而我，因為根本不打算回馬德里，所以也就安心等候消息。羅薩琳達知道這個情況，我曾經親口告訴過她。 “這個我們也考慮過。想過這個，也想過要幫你隱匿身份，以防出現任何不測。如果出現什麼問題的話，英國大使館沒有辦法對你負責，而在現在的形勢下，一個西班牙公民介入這些事情會非常危險。所以胡安·路易斯想了一個辦法。” 我想問她是什麼辦法，卻說不出話來。不過我也沒有提問的必要，因為她馬上就公佈了答案。 “他能給你辦一個摩洛哥護照。” “一個假護照？”我問。 “不，甜心，一個真護照。他在摩洛哥還有一些非常好的朋友。用不上幾個小時你就可以變成摩洛哥公民。當然了，用另一個名字。” 我站起來，發現自己幾乎無法保持平衡。我的腦子裡除了杜松子酒和威士忌引起的醉意，還充滿了那些陌生混亂的名詞：情報工作、間諜、裝置、假名字、摩洛哥護照。我把身子靠在牆上，努力讓自己恢復平靜。 “不，羅薩琳達，請不要再說了，我不能接受。” “你不需要馬上作決定，可以好好考慮一下。” “沒什麼可考慮的。現在幾點了？” 她看了看表。我也試圖看看自己的表，但是上面的數字好像都在我眼前熔化了。 “九點四十五。” “我得回得土安了。” “我本來預定了一輛車，十點鐘來接你。但是我想你現在的狀態不太適合趕路，就在丹吉爾過夜吧，我負責叫人給你在明薩赫酒店訂個房間，然後通知你的母親。” 找一張床睡一覺，徹底忘記這場令人絕望的談話，對我來說，突然變成了世界上最誘人的事情。一張大床，白色的床單，在一個美麗的房間裡好好睡一覺，第二天醒來的時候發現和羅薩琳達的見面不過是一場噩夢，一場毫無來由的奇怪噩夢。但是腦海中某個遙遠的角落突然閃現出一絲清醒。 “他們肯定沒辦法通知我母親，我家裡沒有電話，你知道的。” “我會讓人給菲利克斯·阿蘭達打電話，讓他去跟你母親說一聲。另外我會叫人明天早上來接你，並送你回得土安。” “那你住哪兒？” “我住在幾個英國朋友的家裡，在賀蘭德大街。我不想讓任何人知道自己在丹吉爾。他們直接從家裡把我送到這兒，我一隻腳都沒踩到過街上。” 她沉默了幾秒鐘，然後用更低更陰鬱的聲音說： “他們對胡安·路易斯和我用的手段很卑鄙，希拉，他們無時無刻不在監視我們。” “誰？”我啞著嗓子問。 她淺笑了一下，笑容裡充滿了悲傷。 “所有人。警察，蓋世太保，長槍黨。” 我滿心恐懼，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問： “那我呢？他們也會監視我嗎？” “我不知道，親愛的，我不知道。” 她又笑了，這次咧開了嘴，卻沒有笑出來，唇邊掛著一絲苦澀和無奈。 有人在敲門，還沒有得到我的允許就進來了。我的眼睛沒怎麼睜開，透過房間裡昏暗的光線，我認出那是一個穿著制服的女服務員，手裡還捧著個托盤。她把托盤放在我視線不及的某個地方，然後拉開了窗簾。房間裡一下子充滿了陽光，我立刻用枕頭蒙住腦袋。雖然她刻意放輕手腳，但是耳朵裡聽到的各種聲音還是能讓我時刻了解她在做什麼。陶瓷杯子磕碰盤子的聲音，熱咖啡從壺中倒出來時的咕咚聲，給麵包片塗黃油時的刷刷聲。等一切都準備好了，她來到了我的床前。 “早上好，小姐，早餐已經準備好了。您必須起來了，一個小時後會有車在門口等您。” 作為回答，我嘟囔了幾句。我想說謝謝，知道了，讓我清靜一下吧。但是那個女孩好像並沒有明白我還想繼續睡覺，直接忽略了我的回答。 “他們要求我不要離開，直到您起床為止。” 她的西班牙語很純正。現在的丹吉爾到處都是戰爭結束時逃出來的共和黨人。這個女孩很可能就來自其中的某個家庭。我又嘟嚷了幾句，翻了個身。 “小姐，麻煩您起床吧，咖啡和麵包片馬上就要涼了。” “誰派你來的？”我把臉埋在枕頭里，聲音像是從洞穴中傳出來的一樣，也許是因為隔著枕芯，也許是因為前一天晚上的宿醉未醒。話一出口我就發現這個問題有多麼可笑。她怎麼會知道是誰把她派到我這兒來的？相反，我對這個問題卻一清二楚。 “是大堂經理叫我來的，我是這一層的服務員。” “那你可以走了。” “只有等小姐您起床以後我才能走。” 這個年輕的女孩很固執，堅持要遵循上司的指示。我終於把腦袋露出來，拂開臉上的頭髮。掀開被子的時候我才發現自己身上穿著一件杏色的睡衣，這不是我的衣服。而床邊那個女孩手裡還拿著一件晨衣等著給我穿上。我決定不問她這兩件衣服的來歷，她上哪兒去知道呢。一定是羅薩琳達通過什麼方法讓他們送到我房間來的。但是屋裡沒有拖鞋。於是我光著腳來到那個放著早餐的小圓桌旁，肚子立馬開始咕咕叫。 “小姐，需要我給您的咖啡加入牛奶嗎？”我坐下的時候她問。我點了點頭，已經沒法用語言回答她了，因為我嘴裡塞滿了麵包片。我餓得不行了，這時候才想起來前一天晚上沒有吃晚飯。 “如果您允許的話，我去給您放熱水洗澡。” 我一邊咀嚼一邊點了點頭，接著就听到衛生間里傳來強勁的水流聲。女孩又回到了房間。 “現在你可以走了，謝謝！可以告訴給你下命令那個人我已經起來了。” “他們還讓我在您用早餐的時候把您的衣服帶去熨燙。” 我又咬了一大口麵包，再次點了點頭。於是她拿起我那堆凌亂地散在椅子上的衣服。 “小姐，您還有別的需要嗎？”她出門之前問。 我嘴裡還塞著滿滿的食物，只能用手指了指太陽穴，一點兒沒發現這看上去像是一個舉槍自盡的姿勢。她驚恐地看著我，這時候我才看出她還很小。 “給我拿一些治頭疼的藥。”我嚥下食物解釋說。 她使勁點了點頭表示明白了，然後一句話也不說就跑了出去，似乎想盡快逃離這個看上去像瘋子一樣的女人的房間。 我吃完了麵包片，喝了一杯橙汁，又吃了兩個羊角麵包，還有一個瑞士小麵包。然後給自己倒了第二杯咖啡。拿起牛奶罐的時候，我的手背碰到了一個信封，靠在小小的瓷花瓶上，還插著幾支白玫瑰。我覺得自己似乎抽搐了一下，但是並沒有把它拿起來。上面什麼也沒寫，一個字都沒有，但是我知道這是給我的，也知道是誰寫的。喝完咖啡，我走進充滿蒸氣的衛生間，關上水龍頭，試圖在鏡子中照出自己的容顏。但是鏡子上蒙著厚厚一層水霧，我不得不用一條毛巾把它擦乾。當我在鏡子中看到自己時，腦海裡唯一浮現的詞就是“憔悴”。接著我脫掉衣服進了浴缸。 等我出來的時候，殘餘的早餐已經被收拾走了，陽台敞開著。花園裡的棕櫚樹、大海和海峽上方湛藍的天空，似乎都要擠進房間裡來。我沒有理會這些美景，因為有更著急的事。衣服已經熨好了放在床尾：套裝、內衣、絲襪。床頭櫃上有一個小小的銀托盤，裡面放著一瓶涼水，一個水杯，還有一管止疼片。我一口吞下兩片，想了想，又加服了一片然後回到衛生間，把濕漉漉的頭髮梳成一個低低的髮髻，稍稍化了點妝，因為我隨身帶著的只有一個粉盒和一支口紅。接著我穿上衣服。一切就緒了，我對著空氣小聲說。不，一切馬上要就緒了，我又改口說，還差一個小小的細節。就是半個小時前吃早餐的時候在桌上等著我的那個東西，那個沒有寫明收信人的乳白色信封。我嘆了一口氣，用兩根手指捏起它，看也沒看一眼就放進了包裡。 我走了。留下了那件陌生的睡衣，被子裡還有我身體的形狀。但是恐懼不願意被留下，如影隨形地跟著我。 “女士，您房間的賬單已經付過了，門口有一輛車正在等您。”接待經理謹慎地對我說。那輛車，那個司機，我都不認識，但是我沒有問這是誰的車，誰派來的司機，直接坐到後座上，一句話也沒說，任由陌生的司機和陌生的車送我回家。 母親沒有問我派對怎麼樣，也沒問我在哪兒過的夜。我想一定是昨天晚上傳遞信息的那個人說得很確切，沒有讓她產生任何擔憂。就算她注意到了我臉色不好，也沒有表現出絲毫疑慮。她只是從手裡正在縫製的衣服上抬起眼跟我說了聲早上好，既不興奮也不煩惱，沒有流露出情“我們的絲帶快要用完了。”她說，“阿拉卡瑪女士希望我們能在星期四或者星期五讓她試衣服，弗拉烏·蘭根赫姆想讓我們給她改一下那件山東絲綢禮服的下擺。” 她一邊飛針走線，一邊跟我說著昨天的事情，我搬了把椅子，坐在她對面。我們離得那麼近，我的膝蓋幾乎蹭到了她的膝蓋。這時她開始談起我們上星期訂購的一批貢緞的交貨情況，但是我沒有讓她說完。 “他們想讓我回到馬德里，去替英國人辦事，向他們提供關於德國人的信息。媽，他們想讓我從德國女人那裡刺探消息。” 她的右手停在了半空中，手裡的針插在針腳與針腳之間。她的話剛說了一半，還張著嘴。我的話讓她的姿勢和表情瞬間凝固了，她抬起目光從縫衣服的眼鏡上方盯著我，目光裡充滿了茫然。 我沒有馬上說下去，而是深深地吸了口氣，又重重地呼出來，用力地深呼吸，大口地喘氣，就像缺少氧氣一樣。 “據說現在西班牙到處都是納粹。”我接著說，“英國人需要人幫忙，向他們提供關於德國人所作所為的信息：跟誰見面、在哪兒、什麼時候、談了些什麼。他們考慮在馬德里給我開一家時裝店，讓我去給那些納粹的太太做衣服，然後告訴他們我的所見所聞。” “那你呢，你是怎麼回答的？” 她的聲音跟我一樣，幾乎是竊竊私語。 “我說不，我不能去，也不想去。我在這裡很好，跟你在一起。我完全沒有興趣回馬德里，但是他們要我考慮一下。” 屋裡一片寂靜。在布料和模特兒之間，在無數的線軸周圍，在我們的工作台上，爬滿了沉默。 “這對避免西班牙再次卷人戰爭有幫助嗎？”最後她終於問道。 我聳了聳肩膀。 “應該會有幫助，至少他們是這麼認為的。”我不太確信地說，“他們正試圖建立一個地下情報網。英國人希望西班牙人不要介入現在歐洲正在發生的事情，不要跟德國人結盟，也不要出兵千涉。他們說這樣對大家都有好處。” 她低下頭，聚精會神地看著手中的布料，一邊用拇指肚輕輕摩挲著，很長時間都沒有說話，只是陷入了沉思。最後她抬起目光，慢慢地摘下了眼鏡。 “你想要聽我的意見嗎，女兒？”她問。 我重重地點了點頭。當然，我當然想听她的意見，我需要她來確認我拒絕這件事是明智的，我多麼想听到她說那個計劃是徹頭徹尾的無稽之談。我希望她變回原來的那個母親，來責問我以為自己是誰，能參與到那些間諜遊戲中去。我希望再次找回童年時那個堅定的多洛雷斯，永遠謹慎果斷，永遠都知道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那個曾為我鋪設了一條康莊大道卻被我無情辜負的母親。但是並不是只有我的世界變了，母親也不再是從前的母親了。 “跟他們一起去吧，孩子。幫助他們，跟他們合作。我們可憐的西班牙不能再被捲人另一場戰爭了，西班牙已經一點兒力氣都沒有了。” “但是，媽……” 她沒讓我說下去。 “你不知道生活在戰火中是什麼滋味，希拉。你沒有經歷過每天都在機關槍的掃射和迫擊砲的爆炸聲中醒來，每天都用長滿了蟲子的賓豆充飢，度過一個沒有麵包、沒有煤炭、窗戶上也沒有玻璃的冬天。你沒有跟那些破碎的家庭和飢餓的孩子一起生活過。你沒有見過充滿了仇恨或是恐懼，或是同時充滿仇恨和恐懼的眼睛。西班牙已經被夷為平地，誰也沒有力氣去再次承受同樣的噩夢。我們的國家唯一能做的就是為死去的人們哭泣，用僅存的資源掙扎著活下去。” “可是……”我還想堅持。 她再次打斷了我的話。雖然沒有提高音量，但是語氣很堅決。 “如果我是你，我會幫助英國人，去做他們要求我做的事。他們當然是為了自己的利益，這一點毫無疑問，他們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他們的國家，而不是為了西班牙。但是如果他們的利益能使我們大家都受益，那就是上帝的慈悲。我想這件事一定是你的朋友羅薩琳達向你提出來的。” “昨天晚上我們聊了好幾個小時。今天早上她給我留了一封信，不過我還沒有看。我想應該是告訴我接下來該怎麼做。” “現在到處都是傳言，說她的貝格貝爾在外交部待不了幾天了。好像他們要把他趕出去，正是因為他跟英國人交朋友。我想他肯定也跟這件事脫不了關係。” “這是他們兩個人的主意。”我承認。 “看來他也努力想讓西班牙免於被捲入另一場戰爭，雖然正是他們自己製造了內戰，但那已經是過去的事了，沒有辦法挽回，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向前看。你自己決定吧，孩子。既然你問我的意見，我就把我的想法跟你說清楚了，雖然我內心也很痛苦，但是我明白這樣才是負責任的做法。如果你走了，我又將孤身一人，又要失去你的音信，在煎熬中苦苦等待。但我還是覺得你應該接受，應該去馬德里。我留在這裡把這個服裝店經營下去。我會找人來幫我，這一點你不用擔心。等到一切結束的時候，上帝會有安排的。” 我無法回答。我再也沒有任何藉口拒絕。我決定出去，到街上透透氣。我需要好好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