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第一節

馬庫斯走了，母親來了，我的生活又迎來了一個大的轉折。她是在一個陰天的下午到達的，瘦得皮包骨頭，兩手空空，精神萎靡，除一個破舊的包、身上穿的衣服和一份用別針別在胸衣吊帶上的假護照，沒有任何行李。她看上去好像老了二十歲，形容消瘦，眼窩深陷，鎖骨高高地突起。我記憶中偶爾幾絲花白的頭髮，現在已經變成了整綹整綹的灰髮。她走進服裝店時，就像一個在睡夢中突然被叫醒的孩子，茫然、困惑、陌生。似乎完全不明白她的女兒住在這裡，而且從那時候開始，她也將住在這裡。 我本以為那麼焦灼急切地盼望來的重逢時刻，一定充滿了難以抑制的狂喜。但事實並非如此。如果一定要找一個詞來形容那個場景，就是悲傷。她幾乎不說話，也不對任何事情表露出任何感情，只是用力地抱住我，然後一直緊緊地拉著我的手，好像生怕我再次從她身邊逃走。沒有笑，沒有淚，也很少說話。這就是全部了。坎德拉利亞、哈米拉和我精心為她準備的菜，她幾乎一口沒動。雞肉、雞蛋餅、西紅柿、歐洲鍉魚、摩洛哥麵包，全部都是我們認為在馬德里早就已經吃不到的東西。她沒有對我的服裝店做任何評論，也沒有對她的房間發表任何看法。在她的房間裡，我特意放了一張橡木大床，還親手縫製了一條印花床單。她沒有問我拉米羅怎麼樣了，也沒有對我在得土安定居下來表現出任何好奇。當然，她也絕口不提從馬德里到達北非的一路坎坷，更不提起此前經歷的那些恐怖歲月。

她對新的環境適應起來很慢，我從來沒有想過會看到母親有這麼一天。那個堅決果敢的多洛雷斯，那個永遠會在最合適的時候做出最佳決定的母親，已經變成了一個沉默畏縮的女人，幾乎讓我不敢相認。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有益於她身體和心理恢復的事情中去，基本停止了工作。不過暫時也沒有什麼可預見的重要活動，所以我的顧客們應該可以接受多等幾天。每天早上我都把早餐送到她床前：小麵包、油條、糖蘸烤麵包，所有一切我覺得可以讓她盡快增長體重的東西。我幫她洗澡，給她剪頭髮，為她做新衣服。最初她怎麼也不肯走出家門，但是慢慢地，每天早晨的散步成了日常慣例。我們手挽著手走在將軍街上，一直走到教堂廣場。如果時間允許的話，我會陪她一起做彌撒。我帶她走遍了這裡的每個角落，強迫她幫我挑選布料，強迫她聽收音機裡的歌謠，還讓她來決定晚餐吃什麼。慢慢地，一點一點地，她開始變回從前的自己。

我從來沒有問過她，在那段漫長的、似乎永遠沒有盡頭的恢復期裡，她究竟在想些什麼。我一直希望有一天她能主動告訴我，但是她沒有這麼做，我也沒有堅持。當然，我並沒有那麼好奇。我想那隻不過是在面對突如其來的解脫時產生的一種不真實感，是心酸痛苦過後下意識產生的反應。因此，我耐心地等待她自然地適應，沒有給她任何壓力，時時刻刻陪伴在她身邊，準備著在她需要支持的時候扶她一把，而且隨身帶著手帕隨時準備為她擦拭眼淚，但是她一滴淚也沒有流過。 終於我看到了她的好轉，因為她開始自己做一些小小的決定了：今天我想十點鐘去做彌撒，我想跟哈米拉一起去市場買些做米飯的材料，你覺得怎麼樣？慢慢地，當她聽到東西掉下來的聲音或者某架飛越城市的飛機引擎聲時，不再顯得那麼害怕。彌撒和市場成了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後，慢慢地她又開始參與其他活動。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重新開始縫紉。雖然我一直十分努力地引導她，但是從到來的那一刻起，她就沒有縫紉表現出任何興趣，似乎那不是一件她做了三十多年賴以為生的工作。我給她看從丹吉爾買來的外國服裝圖樣，給她講我的顧客和她們的各種奇怪想法，試圖能用以前我們一起縫製任何一件衣服時的瑣碎記憶喚回她對針線活的興趣。但是我並沒有成功，就好像我說的是一種她不能理解的語言。直到某一天早晨，她突然往工作間裡探進身子問：“需要我幫忙嗎？”於是我知道，我的母親重生了。

她來了三四個月以後，我們終於過上了平靜的生活。有了她的加人，我的日子也不再那麼忙碌。店裡的生意發展得不錯，我們可以每月按時給坎德拉利亞分紅，剩下的錢維持兩人的生活已綽綽有餘。現在的我再也不用那麼緊張了。我們之間重又互相理解，雖然誰也不再是過去的那個人，而且也都知道自己面對的是一個不同的母親和女兒。那個勇敢堅強的多洛雷斯變得脆弱，而她的小希拉已經成了一個獨立的女人。但是我們相互接受，相互欣賞，各自扮演著最適合自己的角色，再也沒有出現過任何緊張的關係。 在得土安第一階段的生活中那種忙碌和緊張漸漸變成了某種遙遠的回憶，甚至恍若隔世。現在我已經把迷茫、奔波、通宵達旦的外出和毫無理由的生活全都遠遠拋在了腦後。一切都已經過去了，我擁有的只有平靜的生活，最自然的狀態。然而，回憶仍然時時在我心頭糾纏。馬庫斯的離去帶來的傷痛正一點一滴地消退，但關於他的回憶還時刻縈繞，就像一個看不見摸不著的伙伴，只有我自己能感覺到它的存在。有多少次，我後悔沒有把兩人之間的關係更進一步，有多少次我暗暗自責當時為什麼要堅持拒人於千里的態度，現在我多麼想念他啊！儘管如此，在內心的最深處，我還是慶幸當時沒有被感情沖昏頭腦。否則，他的離去可能會讓我更加痛苦。

我跟菲利克斯一直保持著聯繫，但是母親的到來適時地終結了他的夜遊。從此他不再每天晚上跑到我家，給我上那些稀奇古怪的文化課，我也失去了他那真摯而有趣的陪伴。 我跟羅薩琳達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她丈夫停留的時間比預想的要長得多，像吸血鬼一樣侵占著她的時間，磨損著她的健康。不過幸好，差不多七個月以後，皮特·福克斯終於想清楚了，決定回到印度去。沒人知道這個一天到晚滿身酒氣醉醺醺的人怎麼會在突然間恢復了一絲良知，但事實確實如此，他在某一天早晨作出了這個決定，那時候他的妻子已經瀕臨崩潰。然而，除了暫時的解脫，他的離去並未帶來更多的好處。他從來不認為最明智的選擇就是痛痛快快地離婚，盡快結束這段鬧劇般的婚姻。相反，我們都覺得他可能是要回卡爾庫特結束生意，再回來同妻兒永久地居住在一起，提前在和平又物價低廉的西班牙保護區享受退休生活。不過，為了不讓妻兒那麼早就習慣優越的生活，他決定，既然多年來都沒有調整過，那麼這一次他也不會給他們增加哪怕一英磅的撫養費。

“如果有什麼周轉不開，你那位親愛的朋友貝格貝爾會幫你的。”他走的時候說。 令所有人都慶幸的是，他再也沒有回到摩洛哥來。羅薩琳達，在經受了長時間的折磨和煎熬之後，幾乎花了半年時間才逐漸恢復過來。皮特走後那幾個月，她一直臥床不起，一共也就出過三四次門。而總督先生基本上把辦公地點安在了她的臥室，他們常常一起度過很長的時間，她靠在枕頭里閱讀，他則在窗邊的一張小桌子上處理公文。 醫生叮囑她，在恢復到正常狀態之前要絕對臥床休息，這雖然沒有讓她徹底斷絕社會交往，但是也已經盡可能地減少了各種活動。不管怎麼樣，她剛開始感覺到身體恢復的徵兆，就掙扎著向朋友們開放她的家，坐在床上開一些小型的派對。這些派對我幾乎都參加了。我跟羅薩琳達依然親密無間，但已然滄海桑田，物是人非了。

一九三九年四月，西班牙內戰進入尾聲。從那時候開始，我們的國家不會再因為黨派鬥爭、金錢利益或者勢力割據而分裂。至少，勝利的人們是這麼說的。母親和我聽到這個消息心中五味雜陳，不知道這次的和平會帶來什麼樣的未來。 “媽，你說現在馬德里會是什麼樣子？我們怎麼辦？” 我們幾乎是在不安地竊竊私語，從陽台上俯視著街上成群結隊的嘈雜人群，那裡不時傳來叫喊聲，人們盡情地釋放著壓抑已久的情緒。 “我也很想知道。”她陰鬱地回答。 各種各樣的消息鋪天蓋地。據說海峽兩岸的客輪又要通航了，半島上的火車也都準備好再次通往馬德里了。回到過去的路變得越來越明朗，我們已經沒有什麼必須留在非洲的理由了。 “你想回去嗎？”她終於問我。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馬德里留存著我無數的鄉愁：童年和青春時期的印跡、各種各樣的味道、街道的名字，還有那些揮之不去的回憶。但是在內心深處，我不知道這些是否足以讓我放棄現在擁有的東西。要回到過去，我必須放棄在得土安付出了無數心血才建立起來的一切，放棄這座白色的城市，這裡有我的母親，我的新朋友，還有賴以生存的時裝店。 “也許，一開始我們還是留在這裡比較好。”我說。 她沒有回答我，只是點了點頭離開陽台回去工作。只有在飛針走線中她才能找到慰藉，不去想這個決定是對還是錯。 一個新的國家誕生了。一個井然有序的新西班牙，他們說。一些人迎來了和平和勝利。但是對於另外一些人來說，迎面而來的卻是絕望的深淵。絕大部分的外國政府都認可了國民軍贏得勝利的合法性，而且立刻就宣布承認這個新政權。戰爭的各種設施被陸續拆毀，新的權力機構也陸續告別布爾戈斯，準備返回首都。他們開始籌劃新的行政管理機構，重建滿目瘡痍的城市。當然，清除異己的步伐也加快了，而對勝利做出過貢獻的人，則可以排著隊去領取應得的那份蛋糕。戰時政府還會繼續行使幾個月的權力，來清算一些法令、措施並維持秩序，政府的重組至少要等到夏天以後。但是早在七月份，消息還沒傳到摩洛哥的時候，我就已經隱約知道了重組的情況。那時候總督府周圍還沒有什麼傳言，更沒有小道消息在得土安的大街小巷流傳。很久以後貝格貝爾的名字和照片才出現在了大大小小的報紙上，全世界都想知道這個戴著圓眼鏡、深色皮膚的黑鬍子男人到底是誰。在這一切發生之前，我已經知道了誰將被佛朗哥任命為新的外交部長，並在第一屆和平時期的內閣會議中坐在他的右邊。那就是胡安·路易斯·貝格貝爾·阿蒂恩扎。他也是新一屆內閣中除了佛朗哥外唯一的一位軍人。

羅薩琳達得知這一令人意外的消息後喜憂參半。喜的是這一職位對他來說前途更廣闊，憂的是他們將要永久性地離開摩洛哥。在那些日子裡她的情緒十分混亂，總督先生則不停地往來穿梭於半島和保護區之間，那邊開始一個項目，這邊了結一樁公務。為三年內戰期間的臨時政府向永久性政府過渡而操勞，並且開始為自己的國家搭建第一批新的對外關係。 八月十日，正式的任命通知下達。八月十一日，政府通過媒體公佈了內閣成員，這些人將要在佛朗哥將軍的英明領導下完成新的歷史使命。 我到現在還保存著從當天的《ABC》日報上撕下來的幾頁內容，上面有所有部長的照片、履歷和傳記，雖然它們全都已經發黃，甚至用手拿起來就會碎成小片。第一頁的正中間，就像紅日當空一樣，有一張圓形的照片，是大腹便便的佛朗哥。他的左右兩邊，也就是左上角和右上角，則是貝格貝爾和塞拉諾·蘇聶爾，分別擔任外交部長和內政部長。第二頁上詳細地介紹了他們的履歷，並且用那個時代特有的吹捧方式讚頌了這些新任部長的品質。他們把貝格貝爾描述成一位傑出的非洲學家，對伊斯蘭教有深人的理解，表揚他說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語，有堅實的文化知識基礎，長時間與穆斯林民族和諧共處，以及他在柏林當武官時的出色工作。 “一場戰爭讓公眾們認識了貝格貝爾上校的名字，”《ABC》寫道，“他一直以佛朗哥的名義管理著西班牙保護區，並在領袖的領導與協調下，成功地獲取了摩洛哥的全面支持，這對戰爭的勝利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於是，作為回報，他得到了最重要的部委。對塞拉諾·蘇聶爾，他們則高度評價他的謹慎和充沛的精力，他孜孜不倦的工作精神；還有廣為傳頌的威望。他累積的這些功績所得到的回報就是內政部，負責國家在新時期所有的內部事務。

後來我們知道，寂寂無名的貝格貝爾之所以能出人意料地進入內閣，得益於塞拉諾的保薦。在訪問摩洛哥期間，他被貝格貝爾的言行舉止震撼，他對待穆斯林民族是如此親厚，阿拉伯語說得如此流利，對摩洛哥文化如此狂熱，還有他招募士兵時的髙效工作，以及不可思議地對摩洛哥民族獨立運動的同情。 “裙帶領袖”一定認為貝格貝爾是一個勤奮而狂熱的人，會多種語言，善於跟外國人打交道，對事業十分忠誠，而這樣的人不會給新政權惹麻煩。得知這個消息的時候，我的腦海中電光火石般閃現出招待會的那個晚上，我躲在沙發後面聽到的那次談話中的最後一個問題。我從來沒有問過馬庫斯是不是已經把我聽到的那些事情轉告給總督先生，但是為了羅薩琳達和她深愛的男人，我真的希望塞拉諾此時對他的信任可以歷久彌堅。

在名字出現在各種報紙和廣播中的第二天，貝格貝爾搬到了布爾戈斯，從此永遠告別了他的摩洛哥幸福歲月。得土安所有的居民都來為他送行，摩爾人、西班牙人和猶太人，無一例外。西迪·安倍德哈拉克·托雷斯代表摩洛哥各個政治黨派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說，並授予他一張鑲在純銀邊框裡的羊皮紙證書，上面寫著“貝格貝爾是穆斯林真誠的兄弟”。他看上去也非常激動，說了一番充滿友愛與感謝的話。羅薩琳達還灑了幾滴眼淚，但是沒等他的專機起飛就已經乾了。他的專機從薩尼亞拉梅爾機場起飛，在得土安上空低空盤旋了幾圈作為告別，很快就消失在遠處穿越了海峽。羅薩琳達雖然因為心愛的胡安·路易斯的離去非常難過，但是為了早日跟他團聚，她不得不馬上著手準備各種各樣的搬遷事務。 之後的一段日子裡，貝格貝爾在布爾戈斯從前赫爾達納伯爵手中接過了部長委任書，加入了新政府，開始了一系列的禮節性拜訪。羅薩琳達則飛到馬德里尋找新的住所，來為她即將要面對的新生活安營扎寨。革命勝利那一年的八月末就這樣過去了，他在各個使節、主教、武官、市長和將軍們中間接受祝賀，她則簽下了新的租約，拆掉得土安那個美麗的家，組織運輸不計其數的家甚，還有五個阿拉伯僕人、十多只下蛋的母雞，以及她在丹吉爾能蒐集到的所有的大米、糖、茶葉和咖啡。 羅薩琳達選中的住宅位於卡薩多·德拉麗薩大街，在瑞提羅公園和普拉多博物館中間，離赫羅尼莫斯教堂幾步之遙。毫無疑問，這棟房子跟她的身份是相襯的：所有新部長中最令人意外的那一位的情人。這棟房子的月租將近一千個比塞塔，這價格對羅薩琳達來說低得離譜，但是對戰後的馬德里來說已是天價。因為大部分人連肚子都填不飽，為了這筆錢他們甚至願意被砍掉三個手指。 他們在馬德里的生活將跟在得土安一樣，各自住自己的房子。他住在外交部旁邊一棟亂七八糟的別墅裡，她則搬進了新居。但他們仍然盡可能地在一起度過大多數時光。在最終離開之前，在那棟已經空空蕩盪、說話都有迴聲的房子裡，羅薩琳達組織了最後一場派對，參加的有少數幾個西班牙人、很多歐洲人，還有一些重要的摩爾人，大家都來向她道別。這個女人雖然看起來十分脆弱，卻像颶風一樣深人到我們所有人的生活中。雖然還不知道擺在她面前的究竟是一條什麼樣的路，而且從歐洲傳來的消息也一天比一天令人不安，但是她努力不讓自己去想這些。她不希望帶著遺憾離開摩洛哥，因為在這裡她曾經那麼幸福。她一邊跟我們千杯一邊承諾，一等她安定下來就邀請我們去馬德里，還保證她一定會經常回得土安來看我們。 那天晚上我是最後一個離開的。她在我的非洲生活中如此重要，我必須單獨跟她告別。 “在走之前我有東西要送給你。”我說。我為她準備了一個小小的阿拉伯銀盒子，鍛造成縫紉桌的形狀。 “以後我不在你身邊，每當你需要釘釦子的時候就會想起我。” 她高興地打開盒子。她喜歡一切禮物，不管禮物本身的價值有多麼微小。各色細小的線軸、一個極細的別針和小小的針盒，一把看上去像玩具一樣的剪刀，還有各種花色的珍珠、骨質和玻璃鈕扣，這就是盒子裡的內容。 “我更希望你永遠在我身邊，幫我解決這些問題。不過我非常喜歡這個精緻的禮物。”她緊緊地擁抱我，“就像那個神奇的阿拉丁神燈，只要一打開盒子，你就會從裡面出來。” 我們都笑了。面對離別我們選擇了用歡笑掩飾憂傷，因為我們的友誼不應該有一個苦澀的結局。第二天她振作精神，強迫自己保持微笑，帶著兒子一起登上了飛向馬德里的飛機，而她的那些僕人和家甚，正乘坐著一輛軍車，在橄欖綠的車篷下一路顛簸著穿過西班牙南部的曠野。但是這種樂觀並沒能維持多久。就在她離開後的第二天，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由於德國拒絕從波蘭撤軍，英國對德國宣戰，羅薩琳達·福克斯的祖國正式加入了後來所謂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是歷史上最血腥的戰爭之一。 西班牙政府終於在馬德里安定下來，各國的外交機構也紛紛回到首都，清洗已經落滿灰塵的大使館大樓，這些建築因為戰火和長期閒置而鏽跡斑斑。正當貝格貝爾還在熟悉外交部大樓，也就是以前的聖克魯斯宮裡一個一個黑洞洞的房間時，羅薩琳達一秒鐘也沒有浪費，在精心裝飾新家的同時，一頭扎進了馬德里最高級最時髦的社交圈。這裡的奢華與講究令人驚訝，如果說陷落以後的馬德里像一片荒蕪的黑色海洋，那這個小小的圈子就像是漂浮在海上的指甲般大小的孤島。 若換做另一個性格稍稍不同的女人，也許會選擇謹慎地等待，等到她那個位高權重的情人跟身邊的權貴們建立起聯繫後再開始行動。但是羅薩琳達完全不是這樣的人，儘管深愛著她的胡安·路易斯，她也絕不願意成為一個隱匿在他權勢背後默默無聞的情人。她不到二十歲就開始獨自面對光怪陸離的世界，因此，儘管情人的各種關係完全可以為她開啟無數的大門，她也毅然決然地再次選擇了隻身闖蕩。她還是釆用了對她來說已經輕車熟路的戰略：從舊時異地的老熟人入手，通過他們，通過他們的朋友，通過朋友的朋友，她認識了新面孔、新的職務和官銜，有的是外國人，有的是名字很長的西班牙人。各種各樣的邀請信很快就雪片般地飛到她的信箱裡來了：招待會、舞會、午宴、雞尾酒會和狩獵。當貝格貝爾成天待在他那陰冷的辦公室裡，還沒來得及從成堆的公文和積攢下來的繁電事務中抬起頭來時，羅薩琳達已經開始深入到當地的社會關係網中，讓自己的生活像從前一樣忙碌而豐富。 然而，在馬德里的頭幾個月裡，並非所有的事情都如此順利。充滿諷刺意味的是，儘管她天生在公共關係中游刃有餘，但是唯一沒能和她建立起任何友好關係的群體正是她的同胞們。當時的英國駐西班牙大使莫里斯·佩特森，是第一個拒絕與她交往的人。在他的要求下，馬德里的整個英國外交圈子的成員都拒絕接受她。他們沒有或者是不願意把她看成一個源源不斷的消息源，提供的全部都是來自西班牙政府成員的第一手資料，甚至都不願意把她當成一個普通的英國同胞，禮節性地邀請她參加活動或慶祝儀式。他們只把她當做一個令人不快的存在，她跟西班牙親德政府的部長同居似乎令他們蒙羞，因為對於這個親德政府，他們偉大的英國政府完全沒有半點兒要親近的意思。 那段時間對貝格貝爾來說也是一路荊棘。因為在戰爭期間一直遠離政治陰謀，面對其他久經沙場又有深厚背景的政要時，他處於完全的弱勢地位。比如說，塞拉諾·蘇聶爾。對這位玩弄權柄的塞拉諾，所有人都持懷疑態度，很少有人真心地對他報以同情。馬德里有句俗語就是諷刺他的：“在西班牙有三樣東西讓我絕望，津貼、長槍黨，還有偉大領袖的連襟。”而在塞維利亞，據說人們開玩笑地唱著這樣的歌謠：“從下街道走來權力至高無上的先生，以前是納薩萊諾，現在是塞拉諾。” 隨著西班牙和德國的關係越來越密切，再加上希特勒的擴張慾望在整個歐洲迅速蔓延，那位在訪問摩洛哥時對貝格貝爾印像極佳的塞拉諾先生，現在卻成了他最大最殘酷的敵人。沒過多久這位“裙帶領袖”就開始煽風點火。英國剛剛對德國宣戰，他就知道自己向佛朗哥提名貝格貝爾為外交部長是一個絕對的錯誤。他開始覺得，這個外交部從一開始就應該是他的，而不該屬於那個從非洲來的籍籍無名的陌生人。儘管在跨文化交流方面有著極高的天賦，儘管多國語言都說得很流利，但在他看來，貝格貝爾實在不是外交部長的適當人選，因為他並非完全忠實於德國的事業，反而極力主張西班牙在歐洲戰爭中保持中立，完全無意盲目屈從於來自內政部的任何壓力和要求。此外，他還有一個英國情人，那個年輕而活躍的金發女人，自己在得土安的時候曾親眼見過。反正一句話，他對自己毫無用處。因此，新內閣組建後不到一個月，這位政府中資歷最老、最有權勢的部長就開始蠢蠢欲動，把自己的觸角伸向別的部門，像一條貪吃蛇，霸占一切，肆意妄為，隨心所欲地插手外交部的事務，不但不徵詢外交部長的意見，還抓住一切機會對他橫加指責，到處宣稱他的婚外情會極大地破壞西班牙跟友邦之間的關係。 就在塞拉諾的想法前後矛盾、態度發生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的時候，似乎沒有人完全了解那位保護區前總督的真實狀況。在塞拉諾的陰謀設計下，西班牙人和德國人都對他是一位親英分子深信不疑，因為他對納粹的態度始終不冷不熱，而且還把全部感情都放在一個輕浮又善於操縱的英國女人身上。但是那些英國人也同樣對他冷嘲熱諷，認為他是一個親德分子，因為他屬於一個狂熱地支持第三帝國的政府。羅薩琳達，一如既往的理想主義，認為他有巨大的潛力去成為改變西班牙政治方向的催化劑，似乎只要他努力，就可以像變魔術一樣改變西班牙政府的外交方向。而他，對自己所處的可悲環境了然於胸，卻用令人欽佩的心態，把自己看成一個卑微的商人，並且試圖讓羅薩琳達明白他的真實處境。 “你以為在這個政府中我有多大的能量，可以帶著它向你的國家靠攏？微乎其微，親愛的，幾乎沒有。內閣中幾乎所有的成員都支持德國，支持西班牙參與歐洲大戰，並站在德國一邊，我在裡面是孤掌難鳴。我們欠德國錢和人情。國家的外交政策走向早在戰爭結束之前就已經決定了，遠遠早於他們選擇我來做這個外交部長。你認為我有什麼能力可以把這個國家的外交關係引向另一個方向？不，親愛的羅薩琳達，我完全無能為力。在這個新西班牙，我作為外交部長，既不是一個戰略家，也不是一個外交上的談判員，只是一個舶來品的商販，或者麵包市場的小店主。我的職責就是獲取貸款、在商業協議中討價還價，向其他國家提供橄欖油、橘子和葡萄，以換取小麥和石油。就算是這樣，就算只為了這些事情，我還得成天在內閣鬥爭，跟長槍黨人鬥爭，只求他們放我一馬，讓我能做成這些事。也許我能想方設法弄到足夠的物資，讓西班牙的人民在這個冬天不會餓死、凍死。但是要想改變政府對於這場戰爭的態度，我完全沒有一點兒辦法。” 貝格貝爾的頭幾個月就是這樣度過的，被責任壓得喘不過氣來，時刻面對著內部的和外部的鬥爭，還要提防那位弄權者的暗箭，他在內閣中越來越孤立。為了不讓自己在無盡的煩惱中迷失，在那些黑暗的日子裡，對已經成為過去的摩洛哥的回憶和鄉愁成了他唯一的慰藉。他是如此想念那個世界，以至於在他外交部的辦公桌上，永遠放著一本打開的，他會不時地用阿拉伯語大聲朗誦裡面的一些章節，這經常讓身邊的人愕然。他是多麼渴望回到那片故土。部長官邸裡堆滿了阿拉伯服飾。每天傍晚一下班，他就脫去沉悶至極的灰色三件套西服，換上一件絲絨長袍。有時候他會用摩洛哥人的方式直接用三個手指抓取食物，而且不停地對身邊的人說摩洛哥人和西班牙人都是兄弟。有時候，在結束了一天的勾心鬥角和繁重公務後，他終於有了一些獨處的時間，於是從那些擠滿了人的有軌電車穿過骯髒的街道時發出的吱吱嘎嘎聲中，聽到了豎笛和手鼓的韻律，在馬德里灰濛蒙的早晨，在下水道散發出的惡臭中，他甚至又聞到了柑橘花、茉莉花和薄荷草的香味，彷彿自己又行走在得土安的摩爾人社區那些抹著石灰的白牆之間，陽光透過細密的藤蘿灑下一地碎金；遠處傳來噴泉的汩汩水聲，風吹過甘蔗田，葉子像波浪一樣起伏。 他固執地守望著這份鄉愁，就像船舶失事時在暴風雨中緊緊地抓住一塊小木板，但是塞拉諾的尖刻言辭卻陰魂不散地在他身後追趕，隨時把他從夢境中驚醒： “看在上帝的分上，貝格貝爾，別再提什麼見鬼的西班牙人都是摩爾人了。難道我長得像摩爾人嗎？難道領袖長得像摩爾人嗎？別再一遍遍重複你那些胡言亂語了，他媽的我都煩透了！整天都是同樣的廢話。” 那的確是一段艱難的日子，對他們兩人來說都是。羅薩琳達雖然鍥而不捨地想要贏得佩特森大使的好感，但是在後面的幾個月中情況也並沒有好轉。勝利之年的年底，她在英國同胞中受邀參加的唯一一個活動就是跟其他媽媽一起，陪著自己的孩子圍著大使館的鋼琴唱歌。一直到一九四〇年的五月，事情才出現轉機。丘吉爾被任命為英國首相，隨即決定大規模撤換英國在西班牙的外交人員。情況開始發生了變化。對所有人來說，這都是一個決定性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