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伊斯蘭堡的時候就該想到這個疏忽的，追踪者在腦海裡踢了自己一腳。賈瓦德，那個中央情報局在三軍情報局裡的臥底，曾經告訴過他，2004年，年輕的佐勒菲卡爾·阿里·沙在加入反喀什米爾恐怖組織虔誠軍之後，就從所有的雷達屏幕上消失了。
從那以後——什麼情況都沒了。可只是那個名字的全部情況都沒了。當他自己的辦公室裡盯著那張臉的時候，想起了另外一條線索。他請中情局再次聯繫賈瓦德，問題很簡單：在致命的邊境地區那些各種各樣的恐怖組織中，他們有沒有哪個潛入的特工聽說過一個琥珀色眼睛的恐怖分子？
給蘭利的要求沒有效果。他同時又打了一個電話，也是同樣的要求。
他又要了輛較為正式的汽車，不過這次他穿的便裝，西服、襯衣和領帶。從“9·11”之後，位於馬薩諸塞州大街的英國大使館也受到重點保護。那座宏大的建築就在海軍氣象天文台的旁邊。海軍氣象天文台是副總統的官邸，也是重兵守衛。
他沒有從大使館有圓柱門廊的前門進，而是走的大使館一側的一條小馬路。車停在了路障桿旁邊的小屋處。他從打開的車窗遞上自己的名片。門衛用電話聯繫了一下。不管電話那頭是如何回答的，總之已經足以讓橫桿抬起，讓他的車開進院子裡那個小小的停車場了。空間有限，不太重要的人只能把車停在外面，步行進入。
這個門比前門小得多，出於安全原因，現在很少用。現在一般只是大使和高級別的美國客人才用。進了門，追踪者轉向鑲有玻璃窗的崗亭，再次出示自己的身份證。證件上是詹姆斯·傑克森中校。
又是一通電話詢問，然後警衛請他坐下。兩分鐘之內，電梯門開了，出來了一位年輕男子，顯然級別不高。
“傑克森中校？”門廳裡沒有別人。他又檢查了一下他的身份證，“請隨我來，長官。”
追踪者知道，大使館武官是在五樓。美國的保洁人員從來都沒去過那一層。那裡的保洁工作只能由大使館低級別的工作人員來做。雖然都是英國人，各自的生活並不一樣。
在五樓，年輕男子領著追踪者走過一條走廊，經過的幾扇門上都有銘牌標明里面是誰。最後，他們來到一扇沒有標誌的門前。門上沒有把手，裝了一個門禁刷卡裝置。他敲了敲門，武官從裡面刷了下卡。他把門推開，示意追踪者進去，自己輕輕地把門關上，沒有跟進去。
房間很雅緻，窗戶是防彈的，朝向外面的街道。這是間辦公室，不過肯定不是專門用來召開最高級別會議的“泡泡屋”。 “泡泡屋”在大樓的中心，六個面都用真空隔離，連窗戶也沒有。冷戰時期，在莫斯科，曾經對美國大使館使用過一種技術，用一束紅外線投射到窗戶玻璃上，通過屋內談話所造成的震動讀出談話的內容。不過那需要重建整個建築。
武官也穿著西裝，係了根有條紋的領帶。他從自己的辦公桌角那兒繞過來，伸出了手。追踪者在倫敦待過幾年，所以能判斷出那是一所相當好的學校的標誌。不過他不是太擅長識別哈羅公學的顏色。
“傑克森中校嗎？歡迎你。我想這是我們的第一次見面。康拉德·阿米蒂奇。我冒昧地叫了咖啡，你來點兒嗎？”
他本可以從這層樓那些年輕迷人的女祕書裡喊一個從側門進來做這些的，但他選擇自己親自來弄。康拉德·阿米蒂奇最近剛從倫敦回來，他是英國秘密情報局在這裡的情報站站長。
站長從他的前任那裡非常清楚地了解到他的客人是誰，也非常樂於與之會面。他們都明白，彼此有著共同的事業、共同的利益，還有共同的敵人。
“那麼，我能為你做些什麼呢？”
“一個奇怪的要求，不過很簡單。我本可以用通常的方式呈送給您。但我想，不管怎樣，我們很可能必須找一天會面，所以我就沒兜圈子。”
“非常對。什麼要求呢？”
“您的機構和索馬里的伊斯蘭青年軍裡的什麼人有聯繫嗎？或者更理想些，在他們那兒有你們的人潛伏嗎？”
“喔。確實不同尋常。不過不是我的專長。當然，我們有部門負責此事。我得問一問。我可以打聽一下，是傳教士嗎？”
阿米蒂奇不是未卜先知。他已經知道追踪者是誰、是做什麼的。英國剛剛發生了第四起謀殺，兇手是被傳教士的網絡佈道蠱惑的一名年輕的狂熱分子；而針對美國的已經發生了七起，兩國的情報機構都知道，他們的政府都想要終結那個人。
“可能是。”追踪者說道。
“哦，那非常好。就像你知道的，和你在蘭利的朋友們一樣，我們有人在那兒，在摩加迪沙內部。但如果他們在外面的荒野中也有什麼人，卻沒有建議聯合行動，我會很驚訝的。不過我明早之前會向倫敦辦公室提交這個請求。”
回复只用了兩天，但和中情局的一樣。阿米蒂奇這麼做是對的：如果任何一個國家在南索馬里有一個內線，那實在是太有價值了，所以無論是代價還是成果，都不能分享。
從三軍情報局內部賈瓦德處得到的答复非常有幫助。他假裝把自己對美國人的諜報偵查匯報給自己的匯報對象。在這些匯報對像中，有一個人是臭名昭著的三軍情報局戰略處的聯絡人。戰略處使用一切手段，保護所有那些投身於聖戰和暴力的組織，這些組織居住在從克什米爾到奎達的邊界地帶。
賈瓦德直接去問太危險了，那會破壞他的偽裝，暴露他的真實老闆。不過他在三軍情報局工作的一部分就是被授權去接近美國人，並且經常出入於他們的公司。所以他假裝在一次雞尾酒會上偷聽到一則外交官們的對話。出於好奇，戰略處的人來查檔案數據庫，賈瓦德就站在他身後，把戰略處的人去查的檔案都記了下來。
這個戰略處的軍官發現沒有那個雞尾酒會上的美國佬的記錄，就關閉了數據庫。之後，晚上的時候，賈瓦德重新打開數據庫，調出了那份檔案。
這份檔案裡提到一件事，不過已經是很多年前了。情報來自一名埋伏在三一三旅的三軍情報局間諜，那裡全是狂熱分子和殺手。檔案提到從虔誠軍來了個新人，很狂熱。對他來說，那些針對克什米爾的襲擊都太馴順了。這個年輕人會說阿拉伯語、普什圖語和烏爾都語。這幫助他獲得了三一三旅的接納。三一三旅主要由阿拉伯人組成，與說普什圖語的哈卡尼家族合作緊密。報告還說到，這只是他的有用之處。可他還證明了他是一名戰士。他有著琥珀色的眼睛，稱自己為阿布·阿薩姆。
所以，這就是他十年前就消失了的原因。他換了個恐怖組織，還把自己的名字也改了。
美國反恐主義中心有一個關於聖戰恐怖分子的龐大數據庫，輸入“阿布·阿薩姆”得出的結果非常多。
追溯到前蘇聯佔領阿富汗期間，有七個主要的軍閥組織了聖戰游擊隊。西方世界十分讚許，支持他們，稱他們為“愛國者”“游擊隊”和“自由戰士”。大量的金錢和武器流入阿富汗的山區。那是給他們的，而且只給他們，讓他們用來打敗俄國人。但是，當最後一輛前蘇聯的坦克撤回俄羅斯，其中的兩個軍閥重新變成了邪惡的屠夫。其實他們一直都是。一個是古勒卜丁·希克馬蒂亞爾，另外一個是賈拉魯丁·哈卡尼。
雖然哈卡尼只是他自己的帕克提亞省的軍閥和主人，塔利班橫掃軍閥開始當權時，哈卡尼改弦易幟，成了塔利班武裝的司令。
在他們被美國和北方聯軍擊敗後，他又再次轉移，穿過邊界，在邊界的巴基斯坦一側瓦濟里斯坦地區安頓了下來。由於他三個兒子的成功，他創建了哈卡尼網絡，從根本上講，就是巴基斯坦的塔利班。
這裡成為恐怖襲擊活動的核心，對象包括邊界上的美國、北約武裝部隊，以及成為美國盟友的佩爾韋茲·穆沙拉夫。他吸引那些還沒死或者在監獄裡的塔利班武裝，以及任何狂熱的聖戰者加入他的哈卡尼網絡。易卜拉欣·克什米爾就是其中之一，他還帶來了他的三一三旅，它也是影子軍隊的一部分。
追踪者能夠得出的結論是，這個狂熱的、渴望向上的佐勒菲卡爾·阿里·沙——現在他自稱為阿布·阿薩姆——就在他們中間。
他不會知道，阿布·阿薩姆避免在襲擊阿富汗陷入致命危險的同時，已經發展出殺戮的愛好，成為了三一三旅最狂熱的行刑者。
哈卡尼、塔利班、“基地”組織和三一三旅的領導人一個一個地被美國人確認了身份，並利用當地情報進行了定位，成為了空襲的目標。他們藏在那些山區的堡壘中，可以免受軍隊的攻擊，巴基斯坦人光是找出這些堡壘就遭受了重大損失。不過他們還是逃不過隱身的、無聲無息的無人機在他們腦袋上空無休止的巡航，它們監視一切、監聽一切，給所有東西拍照。
那些高價值目標被炸成了碎片，其他的繼任者們也挨個被炸死。領導人位置實際上成了死刑判決。
不過他們和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戰略處之前的聯繫從來沒有結束。三軍情報局把塔利班放在了首要的位置上，從來不會忽視任何一種可能。美國佬有的是時間表，阿富汗人則有的是時間。總有一天，他們推測，美國人就會捲鋪蓋走人。塔利班可以重新奪回阿富汗——巴基斯坦可不希望自己的邊界上有印度和阿富汗兩個敵人。一個已經夠了，只能是印度。
追踪者找到的海量數據裡還有一篇。三一三旅的領導人，包括克什米爾在內都被炸死了。三一三旅逐漸沒落，並被更為狂熱和殘暴的呼羅珊聖戰聯合會所取代。而阿布·阿薩姆就是它的核心成員。
呼羅珊聖戰聯合會人數不到二百五十人，這些極端分子大多是阿拉伯人和烏茲別克人，專門針對賣情報（尤其是那些頭號目標的行踪）給美國特工的當地人。呼羅珊聖戰聯合會沒有能力自己收集情報，但在用公開的折磨恐嚇當地人方面本事很大。
任何時候，只要有空襲的導彈掃平一座裡面有恐怖組織領導人的房子，呼羅珊聖戰聯合會就到事發地，抓一批當地人嚴刑拷打，這就是所謂的“法庭”。所進行的審訊極其殘忍，包括電擊、電鑽或是用烙鐵燙。法庭由一名自封為伊瑪目或是毛拉的人主持。幾乎肯定都會招供，幾乎肯定都是死刑。
通常死刑的方式是割喉。比較“仁慈”的程序是把刀的刀鋒向前，從頸旁刺入，向外快速切下，割斷頸靜脈、頸動脈、氣管和食道，使受刑者瞬間斃命。
殺羊不是這樣的，因為殺羊需要放大量的血，以軟化肌肉。於是刀從前面將喉嚨來回鋸開。為了讓囚犯更痛苦，同時表現出對犯人的鄙視，他們用的就是殺羊的方式。
宣判結束，主持法庭的神職人員就坐著觀看行刑。他們當中的一個，便是阿布·阿薩姆。
檔案裡還說到一件事。大約2009年，有個雲遊傳教士開始在南北瓦濟里斯坦的山區清真寺傳教。反恐怖主義中心的檔案沒有他的名字，只是說他會講烏爾都語、阿拉伯語和普什圖語，是個非常擅長演說的人，能夠讓他的聽眾對宗教極度狂熱。之後，大約2010年，他消失了。從那以後，在巴基斯坦再沒有聽說過他。
沒有人注意到，在華盛頓文華東方酒店酒吧的角落裡，坐著兩個男人。也沒什麼理由需要注意他們。兩個人都是四十歲出頭，穿著深色的西裝、襯衣和暗色的領帶。從外表看，都顯得精明強幹，還略帶些軍人的感覺，莫名讓人覺得他們都曾打過仗。 一個是追踪者。另外一個他自己介紹說叫西門·約旦，相對於在大使館裡面和一個完全陌生的人會面，他更喜歡選在外面。所以這次會晤選在了這個不起眼的酒吧里。 在他的祖國，他的名字實際是塞門，而他的姓則和約旦河沒有關係。他是以色列大使館摩薩德情報站站長。 追踪者對他的要求和他給康拉德·阿米蒂奇的一樣，結果也大體相同。西門·約旦也非常清楚追踪者是誰，也知道技術行動支援局實際是做什麼的。身為以色列人，他完全認同追踪者和技術行動支援局。但他現在所掌握的消息完全不能回答追踪者的問題。 “當然，在本土總部有人負責那片區域。我會把問題向他轉達。我猜，你很著急？” “我是美國人。我們曾經有過別的樣子嗎？” 約旦大笑起來，由衷地欣賞這一點。他喜歡自嘲，非常“以色列”。 “我馬上去問，會要求他們不得延誤。”他拿出追踪者給他的那張傑克森的名片，“我猜這個電話號碼是保密的？” “非常保密。” “那我就用我們的秘密專線打這個電話了。” 他很清楚美國人會監聽從以色列大使館里傳出來的一切，不過盟友之間還是要努力保持必要的禮節的。 他們就此分手。有輛車在等以色列人，專門配了司機。車會把他直接送到大使館門口。他不喜歡炫耀，不過他是被公開宣稱的站長，這就是說他會被認出來。為了防止被綁架，自己開車或是坐出租車可不是個聰明的法子。由前戈蘭旅突擊隊員開車，車後部再配一把烏茲別克衝鋒槍會比較好些。另一方面，作為對外公開的站長，他不用冗長繁瑣的例行程序——繞兩圈，然後從側門進入。 追踪者不喜歡坐司機開的車，能免則免，這是他讓官方不滿的眾多習慣之一。他也不喜歡在交通擁堵上浪費時間。可在華盛頓市區和他自己在森林裡的辦公室之間，交通經常陷入全面的堵塞。所以他開摩托車，車後座下面的儲物盒裡配有頭盔和護目鏡。這可不是帶輪子的扶手椅，而是一輛本田火刃——一種毫無爭議的高品質交通工具。
看完賈瓦德的材料，儘管還不能確定，但追踪者相信，阿布·阿薩姆已經從阿富汗－巴基斯坦邊境極具風險的山區逃往了更為安全的區域——也門。 2008年，阿拉伯半島的“基地”組織尚在初創階段。但在它的領導人中，有一名美國裔也門人，名叫安瓦爾·奧拉基，說著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語。他針對美國和英國人數眾多的移民社區，讓自己成為卓有成效的網絡佈道者。同時他還成為了也是說英語的巴基斯坦新移民的導師。 奧拉基出生在新墨西哥州，父母是也門人，他的父親研究農業。奧拉基事實上自小在美國長大，第一次去也門是1978年，當時他才七歲。他在那裡讀完了中學，然後回到美國，在科羅拉多州和加州的圣迭戈接受大學教育。 1993年，他二十二歲的時候去了阿富汗，看來他似乎是在那裡皈依了極端暴力的聖戰組織。 和大多數聖戰恐怖分子一樣，他完全沒有研習過，只接觸過極端主義的宣傳。不過，他回到美國後，設法成為了圣迭戈拉巴特清真寺的駐寺伊瑪目。後來他又去了弗吉尼亞州福爾斯徹奇市的另外一家清真寺。在因為偽造護照被捕之前，他放棄了那裡，去了英國。 他在那里四處演講，足跡很廣。然後發生了“9·11事件”，整個西方世界最終覺醒了，網絡也被嚴密管控。 2004年，他離開英國回到了也門。不久，他就因為綁架和恐怖主義被指控，鋃鐺入獄。不過由於他所在的部落非常有影響，在其施加的壓力下，最終他獲得了釋放。 2008年，他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定位——以網絡作為自己的講壇，進行煽動性佈道。 他做得很有成效。一些聽取了他號召殺戮和破壞的講座而皈依的極端分子製造了幾起刺殺事件。他還和一名出色的沙特炸彈專家易卜拉欣·阿西里結成了夥伴關係。是奧拉基勸說年輕的尼日利亞人哈立德·穆塔拉同意，在內褲裡攜帶無法偵測到的炸彈，在飛機飛臨底特律上空時進行自殺式攻擊。不過由於故障，飛機倖免於難，不過尼日利亞人的生殖器就沒那麼幸運了。 隨著奧拉基在YouTube上的佈道變得越來越有效，日均下載量達到十五萬次，阿西里做炸彈的技術也日益熟練。 他曾經遭到過兩次追殺。一次是也門軍隊，包圍了他所在的村莊，但他逃脫了。另外一次，美國的無人機用一枚導彈摧毀了他的住所，但他在那之前已經離開了。 2011年9月30日，在北也門的又一次追捕中，他終於被繩之以法。他待在哈謝夫村的時候，被一名拿錢告密的低級輔祭人員認出。幾小時之內，一架掠食者無人機從沙特阿拉伯沙漠的一處秘密基地起飛，越過邊境，飛抵他的上空。 三輛停放在村子廣場上的豐田陸地巡洋艦（“基地”組織的交通工具）一直處在內華達基地的監控之下。不過因為附近有婦女和兒童，它沒有獲批發射導彈。 30日早上拂曉時分，監控人員發現奧拉基爬進領頭的那輛車。攝像頭性能非常好，他抬頭向上看的時候，整張臉都顯示在了克里奇空軍基地的等離子監視器屏幕上。 兩輛陸地巡洋艦出發了。第三輛似乎碰上了點麻煩，引擎蓋被支了起來，有人在修發動機。監控人員不知道的是，還有另外三個人要搭乘那輛車。而美國人對他們每一個都很感興趣。 一個是阿西里，炸彈製造專家。另外一個是法赫德·庫索，阿拉伯半島“基地”組織代表，地位僅次於奧拉基，他還是2000年亞丁港科爾驅逐艦爆炸案的幕後主使之一。那次事件中有十七名美國水手死亡。後來他在2012年5月的一次無人機空襲中喪命。 第三個人美國人不認識。他從來不向上看，頭一直縮著，戴著防沙塵的頭巾。他的眼睛是琥珀色的，不過沒有人看到。 領頭出發的兩輛越野車，沿著一條滿是塵土的小路開往焦夫省。不過他們彼此分開走的，所以內華達基地的監控人員不知道該襲擊哪一輛。之後他們停下來吃早餐，兩輛車並排停放在一起。車子周圍一共有八個人：兩個司機，四名保鏢。另外兩個是美國人：奧拉基自己，還有薩米爾·汗，他是聖戰分子的英文網絡雜誌《激勵》的編輯。 克里奇基地的軍士告訴他的長官，目標範圍內都有什麼。華盛頓輕輕地傳來一聲：“開火。”說話的是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的少校，也是一位盡責的母親，正準備帶她的孩子去參加晚上的足球訓練。 內華達基地的觸發器被摁了下去。北也門上方，六萬英尺的高空，旭日東昇。兩枚地獄火導彈從掠食者無人機上脫開，圓錐形的彈頭像獵狗一樣，“嗅”著目標，斜著向沙漠掠下。十二秒鐘之後，兩輛陸地巡洋艦和那八個人被炸成了氣體。 六個月內，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有充分證據表明，年僅三十歲的阿西里還在繼續製造炸彈，而且技術越來越先進。他開始試驗將爆炸物植入人體，並可以不被掃描儀發現。 他派自己的兄弟去刺殺沙特的反恐怖主義首腦，穆罕默德·本·納耶夫王子；自己則聲稱已經放棄了恐怖主義，希望能回到故鄉。還說自己有大量的情報，希望與王子麵談。王子同意見他。 年輕的阿西里走進房間，整個人突然爆炸。王子很幸運，被炸得從他進來的門裡退了出去，只受到一些擦傷和瘀傷。 阿西里在自己的肛門裡塞了一個很小但極其強力的炸彈。引爆器是一個用手機做的移動裝置，這是他在邊境之外的親兄弟設計的，並且也是他引爆的。 一個繼任者替代了死去的奧拉基。人們只知道這個人叫傳教士。他開始向網絡發送佈道，和以往的佈道一樣有力、充滿仇恨，極其危險。也門的無能總統在阿拉伯之春運動中下野。一個新人接管了政權，更年輕，更有活力，準備與美國合作，以交換大量的發展援助。 無人機在也門的覆蓋面擴大了。美國僱傭的特工迅速滋生。軍隊發起行動，反對阿拉伯半島的領袖們。庫索死了，但傳教士（不管他是誰）估計仍然還在也門。現在，因為森特維爾那個複式結構裡的男孩，追踪者知道的比原來更多了。
追踪者剛剛合上奧拉基的生平檔案，那些被格雷·福克斯稱之為“弄無人機的傢伙”就發來了一份報告。這次行動，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沒有使用中情局在內華達基地外的無人機設施，而是用的自己單位的波普空軍基地，那裡靠近費耶特維爾，在北卡羅來納州。 報告很簡潔，直奔主題。發現有卡車去基斯馬尤的目標倉庫，悄悄地來，又悄悄地離開。來的時候裝有貨品，離開的時候都卸空了。有兩輛卡車的載貨區頂篷是敞開的，看起來運送的貨物是水果和蔬菜。報告完畢。 追踪者轉過身，盯著牆上傳教士的肖像，若有所思地說道：“你到底想用水果和蔬菜做什麼？” 他站起身，走進夏日暖暖的陽光裡。他沒有理會停車場沖他微笑的那些人，徑直把自己的“火刃”從車位裡拖出來，戴上有護目鏡的頭盔，一路衝出大門。到了高速路，他轉向南方，先是朝華盛頓特區方向，隨後又離開大路，朝森特維爾開去。 “我想讓你幫我查一下。”他蹲在昏暗的閣樓上，告訴愛麗兒，“基斯馬尤有人在買水果和蔬菜。你能找出它們從哪兒來，又被送到哪兒去嗎？” 他本可以找在電腦控制台的其他人，只是在那座滿是軍火商和間諜的大廈裡，到處是競爭對手以及嘴巴不嚴的人。而愛麗兒有兩個無法用錢買到的優點：他只對一個人報告，而且他從來不對其他任何人說。愛麗兒的手指又躍動起來。索馬里地勢較低區域的地圖出現在視野裡。 “那裡並不都是沙漠。”愛麗兒說道，“沿下朱巴河谷兩岸，有茂密的森林和農作物區。看，你能看見許多農場。” 追踪者看著星羅棋布的果園和農場，灑落在毫無生氣的黃褐色沙漠上。這是這個國家唯一的土地肥沃之地，是南部的糧倉。如果那些貨物是從他盯著的這些農場收穫，被運到基斯馬尤，它們之後又去了哪裡？當地的市場或者出口了？ “去了基斯馬尤港口地區。” 和其他地方一樣，港口也是支離破碎的。這裡曾經很繁榮。可現在碼頭破碎成很多小塊，陳舊的起重機斜在那裡，都壞得不能用了。可能偶爾會來一艘貨輪，但也不卸貨。伊斯蘭青年軍已經破產了的袖珍政府會進口什麼，又用什麼來支付呢？是挑點東西運走嗎？水果和蔬菜？也許吧。不過目的地是哪兒呢，又是為了什麼呢？ “搜索全球的商業活動，愛麗兒。看看是否有哪個公司和基斯馬尤做貿易？有沒有誰買下朱巴河穀種植的水果和蔬菜，如果有，他們是誰？也許那個倉庫是他們的。” 他把問題丟給愛麗兒，回到了技術行動支援局。
在特拉維夫最北面的郊區，通往赫茲利亞的公路上，有一條從食品市場過來的安靜街道，那裡有一片很大的沒有標識的辦公樓，裡面的人都只把它叫作辦公室。這就是摩薩德的總部。追踪者和西門·約旦在文華東方酒店會面兩天后，三名身穿短袖開領襯衣的男子在局長的辦公室裡開會。這間屋子曾經開過很多很重要的會議。 1972年，慕尼黑夏季奧運會，以色列運動員遭到屠殺。這之後的秋天，就是在這間辦公室，茲維·扎米爾下令讓他的手下出擊，尋找並且殺死製造此次事件的黑九月狂熱分子。這次行動名叫“上帝之怒”，是總理果爾達·梅厄親自批准的。四十年之後，這裡還是那麼寒酸。 屋子裡的男人年紀、軍階各不相同，但相互間只稱呼名字。年紀最大的那位已經在這兒待了二十年，這期間被人稱呼他的姓的次數，只用一隻手的手指就能數清。頭髮斑白的那個是局長，名叫烏里，大衛是行動處長，最年輕的那個叫本尼，他的辦公室負責非洲之角地區。 “美國人請我們幫忙。”烏里說道。 “我有點意外。”大衛輕聲說道。 “看來他們找到了那個傳教士。” 他不用解釋。聖戰恐怖分子暴力襲擊的目標清單上，以色列和美國一樣，排名非常靠前。世界上排在前五十名的那些恐怖組織，在場的每個人都非常熟悉，甚至他們南邊的哈馬斯、北邊的真主黨、東邊的伊朗聖城軍的名單上，這些恐怖分子都是排在首位的。傳教士的佈道以美國和英國為目標，不過他們知道他是誰。 “看來他在索馬里，受青年軍保護。美國的要求很簡單。我們在南索馬里有安插內線嗎？” 兩個年長一點的都看向本尼。本尼很年輕，以前是以色列參謀本部偵蒐突擊隊的精英。他能說一口地道的阿拉伯語，穿越邊境的時候完全不會引起注意，因而成為“阿拉伯排”的一員。這會兒，他一直盯著手裡的鉛筆看。 “喔，本尼，我們有嗎？”大衛輕輕問道。他們都知道他這是在幹什麼，特工指揮官討厭把自己的“寶貝”借給外國情報機構。 “是的，我們有。就一個。他在基斯馬尤港。” “你和他怎麼聯繫？”局長問道。 “極其困難，”本尼說道，“而且很慢，很費時間。我們不能發信息。他也不能寄卡片。他們在那裡訓練人體炸彈。那兒有人受過西方教育，很懂技術，甚至網絡聯繫都會被監控。我們為什麼要聯繫他？” “如果美國人想要用他，我們就得強化通信方式。可以用微型雙向收發報機。”大衛說道，“這對他們來說肯定夠了。” “哦，那肯定是可以的。”局長說道，“不過這件事還是讓我來吧。我會告訴他們'也許'，我們得講講價錢。” 他並不是說的錢，而是許多別的方式——伊朗核彈計劃、非常高科技的裝備。他要的東西能好好開張單子。 “他有名字嗎？”大衛問道。 “奧珀爾。”本尼說道，“特工奧珀爾。他是海產碼頭的理貨員。”
格雷·福克斯一點時間也不浪費。 “你和以色列人聊過了？”他說道。 “是的。他們給回信了嗎？” “給了，不過有些咄咄逼人。他們有那麼個人。潛伏得非常深，在基斯馬尤港。他們準備幫忙，不過胃口很大。你了解那些以色列人的。他們連內蓋夫的沙子都不會撒手。” “他們想講講價錢？” “是的。”格雷·福克斯說道，“不過不是在我們這個層級。那些東西不是我們這個級別能給的。他們大使館的頭兒直接去找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的指揮官去了。” 他說的是威廉·麥克瑞文海軍上將。 “他拒絕他們了？” “真令人驚訝。沒有！將軍接受了他們的要求。你可以出發了。你的聯繫人是他們的情報站站長。你認得他嗎？” “是的，一面之緣。” “好吧，你去吧。告訴他們你要什麼，他們會盡力滿足你的。”
追踪者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愛麗兒發來一條消息。 “看來是有個買家，他買索馬里的水果、蔬菜和香料。公司名叫馬薩拉泡菜，生產熱的酸辣醬和泡菜，就是英國人就著咖哩吃的那種，然後在基斯馬尤的工廠裡裝瓶或者裝罐，或者冷凍起來，運往更大的工廠。” 追踪者給他打了個電話。對監聽員來說，這通電話毫無意義，所以他也沒加密。 “收到你的信息了，愛麗兒。幹得好。只有一件事。那個大工廠在哪兒？” “哦，對不起，中校。它在卡拉奇。” 卡拉奇。巴基斯坦。當然是這樣。
註釋：
沒有人注意到，在華盛頓文華東方酒店酒吧的角落裡，坐著兩個男人。也沒什麼理由需要注意他們。兩個人都是四十歲出頭，穿著深色的西裝、襯衣和暗色的領帶。從外表看，都顯得精明強幹，還略帶些軍人的感覺，莫名讓人覺得他們都曾打過仗。 一個是追踪者。另外一個他自己介紹說叫西門·約旦，相對於在大使館裡面和一個完全陌生的人會面，他更喜歡選在外面。所以這次會晤選在了這個不起眼的酒吧里。 在他的祖國，他的名字實際是塞門，而他的姓則和約旦河沒有關係。他是以色列大使館摩薩德情報站站長。 追踪者對他的要求和他給康拉德·阿米蒂奇的一樣，結果也大體相同。西門·約旦也非常清楚追踪者是誰，也知道技術行動支援局實際是做什麼的。身為以色列人，他完全認同追踪者和技術行動支援局。但他現在所掌握的消息完全不能回答追踪者的問題。 “當然，在本土總部有人負責那片區域。我會把問題向他轉達。我猜，你很著急？” “我是美國人。我們曾經有過別的樣子嗎？” 約旦大笑起來，由衷地欣賞這一點。他喜歡自嘲，非常“以色列”。 “我馬上去問，會要求他們不得延誤。”他拿出追踪者給他的那張傑克森的名片，“我猜這個電話號碼是保密的？” “非常保密。” “那我就用我們的秘密專線打這個電話了。” 他很清楚美國人會監聽從以色列大使館里傳出來的一切，不過盟友之間還是要努力保持必要的禮節的。 他們就此分手。有輛車在等以色列人，專門配了司機。車會把他直接送到大使館門口。他不喜歡炫耀，不過他是被公開宣稱的站長，這就是說他會被認出來。為了防止被綁架，自己開車或是坐出租車可不是個聰明的法子。由前戈蘭旅突擊隊員開車，車後部再配一把烏茲別克衝鋒槍會比較好些。另一方面，作為對外公開的站長，他不用冗長繁瑣的例行程序——繞兩圈，然後從側門進入。 追踪者不喜歡坐司機開的車，能免則免，這是他讓官方不滿的眾多習慣之一。他也不喜歡在交通擁堵上浪費時間。可在華盛頓市區和他自己在森林裡的辦公室之間，交通經常陷入全面的堵塞。所以他開摩托車，車後座下面的儲物盒裡配有頭盔和護目鏡。這可不是帶輪子的扶手椅，而是一輛本田火刃——一種毫無爭議的高品質交通工具。
看完賈瓦德的材料，儘管還不能確定，但追踪者相信，阿布·阿薩姆已經從阿富汗－巴基斯坦邊境極具風險的山區逃往了更為安全的區域——也門。 2008年，阿拉伯半島的“基地”組織尚在初創階段。但在它的領導人中，有一名美國裔也門人，名叫安瓦爾·奧拉基，說著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語。他針對美國和英國人數眾多的移民社區，讓自己成為卓有成效的網絡佈道者。同時他還成為了也是說英語的巴基斯坦新移民的導師。 奧拉基出生在新墨西哥州，父母是也門人，他的父親研究農業。奧拉基事實上自小在美國長大，第一次去也門是1978年，當時他才七歲。他在那裡讀完了中學，然後回到美國，在科羅拉多州和加州的圣迭戈接受大學教育。 1993年，他二十二歲的時候去了阿富汗，看來他似乎是在那裡皈依了極端暴力的聖戰組織。 和大多數聖戰恐怖分子一樣，他完全沒有研習過，只接觸過極端主義的宣傳。不過，他回到美國後，設法成為了圣迭戈拉巴特清真寺的駐寺伊瑪目。後來他又去了弗吉尼亞州福爾斯徹奇市的另外一家清真寺。在因為偽造護照被捕之前，他放棄了那裡，去了英國。 他在那里四處演講，足跡很廣。然後發生了“9·11事件”，整個西方世界最終覺醒了，網絡也被嚴密管控。 2004年，他離開英國回到了也門。不久，他就因為綁架和恐怖主義被指控，鋃鐺入獄。不過由於他所在的部落非常有影響，在其施加的壓力下，最終他獲得了釋放。 2008年，他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定位——以網絡作為自己的講壇，進行煽動性佈道。 他做得很有成效。一些聽取了他號召殺戮和破壞的講座而皈依的極端分子製造了幾起刺殺事件。他還和一名出色的沙特炸彈專家易卜拉欣·阿西里結成了夥伴關係。是奧拉基勸說年輕的尼日利亞人哈立德·穆塔拉同意，在內褲裡攜帶無法偵測到的炸彈，在飛機飛臨底特律上空時進行自殺式攻擊。不過由於故障，飛機倖免於難，不過尼日利亞人的生殖器就沒那麼幸運了。 隨著奧拉基在YouTube上的佈道變得越來越有效，日均下載量達到十五萬次，阿西里做炸彈的技術也日益熟練。 他曾經遭到過兩次追殺。一次是也門軍隊，包圍了他所在的村莊，但他逃脫了。另外一次，美國的無人機用一枚導彈摧毀了他的住所，但他在那之前已經離開了。 2011年9月30日，在北也門的又一次追捕中，他終於被繩之以法。他待在哈謝夫村的時候，被一名拿錢告密的低級輔祭人員認出。幾小時之內，一架掠食者無人機從沙特阿拉伯沙漠的一處秘密基地起飛，越過邊境，飛抵他的上空。 三輛停放在村子廣場上的豐田陸地巡洋艦（“基地”組織的交通工具）一直處在內華達基地的監控之下。不過因為附近有婦女和兒童，它沒有獲批發射導彈。 30日早上拂曉時分，監控人員發現奧拉基爬進領頭的那輛車。攝像頭性能非常好，他抬頭向上看的時候，整張臉都顯示在了克里奇空軍基地的等離子監視器屏幕上。 兩輛陸地巡洋艦出發了。第三輛似乎碰上了點麻煩，引擎蓋被支了起來，有人在修發動機。監控人員不知道的是，還有另外三個人要搭乘那輛車。而美國人對他們每一個都很感興趣。 一個是阿西里，炸彈製造專家。另外一個是法赫德·庫索，阿拉伯半島“基地”組織代表，地位僅次於奧拉基，他還是2000年亞丁港科爾驅逐艦爆炸案的幕後主使之一。那次事件中有十七名美國水手死亡。後來他在2012年5月的一次無人機空襲中喪命。 第三個人美國人不認識。他從來不向上看，頭一直縮著，戴著防沙塵的頭巾。他的眼睛是琥珀色的，不過沒有人看到。 領頭出發的兩輛越野車，沿著一條滿是塵土的小路開往焦夫省。不過他們彼此分開走的，所以內華達基地的監控人員不知道該襲擊哪一輛。之後他們停下來吃早餐，兩輛車並排停放在一起。車子周圍一共有八個人：兩個司機，四名保鏢。另外兩個是美國人：奧拉基自己，還有薩米爾·汗，他是聖戰分子的英文網絡雜誌《激勵》的編輯。 克里奇基地的軍士告訴他的長官，目標範圍內都有什麼。華盛頓輕輕地傳來一聲：“開火。”說話的是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的少校，也是一位盡責的母親，正準備帶她的孩子去參加晚上的足球訓練。 內華達基地的觸發器被摁了下去。北也門上方，六萬英尺的高空，旭日東昇。兩枚地獄火導彈從掠食者無人機上脫開，圓錐形的彈頭像獵狗一樣，“嗅”著目標，斜著向沙漠掠下。十二秒鐘之後，兩輛陸地巡洋艦和那八個人被炸成了氣體。 六個月內，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有充分證據表明，年僅三十歲的阿西里還在繼續製造炸彈，而且技術越來越先進。他開始試驗將爆炸物植入人體，並可以不被掃描儀發現。 他派自己的兄弟去刺殺沙特的反恐怖主義首腦，穆罕默德·本·納耶夫王子；自己則聲稱已經放棄了恐怖主義，希望能回到故鄉。還說自己有大量的情報，希望與王子麵談。王子同意見他。 年輕的阿西里走進房間，整個人突然爆炸。王子很幸運，被炸得從他進來的門裡退了出去，只受到一些擦傷和瘀傷。 阿西里在自己的肛門裡塞了一個很小但極其強力的炸彈。引爆器是一個用手機做的移動裝置，這是他在邊境之外的親兄弟設計的，並且也是他引爆的。 一個繼任者替代了死去的奧拉基。人們只知道這個人叫傳教士。他開始向網絡發送佈道，和以往的佈道一樣有力、充滿仇恨，極其危險。也門的無能總統在阿拉伯之春運動中下野。一個新人接管了政權，更年輕，更有活力，準備與美國合作，以交換大量的發展援助。 無人機在也門的覆蓋面擴大了。美國僱傭的特工迅速滋生。軍隊發起行動，反對阿拉伯半島的領袖們。庫索死了，但傳教士（不管他是誰）估計仍然還在也門。現在，因為森特維爾那個複式結構裡的男孩，追踪者知道的比原來更多了。
追踪者剛剛合上奧拉基的生平檔案，那些被格雷·福克斯稱之為“弄無人機的傢伙”就發來了一份報告。這次行動，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沒有使用中情局在內華達基地外的無人機設施，而是用的自己單位的波普空軍基地，那裡靠近費耶特維爾，在北卡羅來納州。 報告很簡潔，直奔主題。發現有卡車去基斯馬尤的目標倉庫，悄悄地來，又悄悄地離開。來的時候裝有貨品，離開的時候都卸空了。有兩輛卡車的載貨區頂篷是敞開的，看起來運送的貨物是水果和蔬菜。報告完畢。 追踪者轉過身，盯著牆上傳教士的肖像，若有所思地說道：“你到底想用水果和蔬菜做什麼？” 他站起身，走進夏日暖暖的陽光裡。他沒有理會停車場沖他微笑的那些人，徑直把自己的“火刃”從車位裡拖出來，戴上有護目鏡的頭盔，一路衝出大門。到了高速路，他轉向南方，先是朝華盛頓特區方向，隨後又離開大路，朝森特維爾開去。 “我想讓你幫我查一下。”他蹲在昏暗的閣樓上，告訴愛麗兒，“基斯馬尤有人在買水果和蔬菜。你能找出它們從哪兒來，又被送到哪兒去嗎？” 他本可以找在電腦控制台的其他人，只是在那座滿是軍火商和間諜的大廈裡，到處是競爭對手以及嘴巴不嚴的人。而愛麗兒有兩個無法用錢買到的優點：他只對一個人報告，而且他從來不對其他任何人說。愛麗兒的手指又躍動起來。索馬里地勢較低區域的地圖出現在視野裡。 “那裡並不都是沙漠。”愛麗兒說道，“沿下朱巴河谷兩岸，有茂密的森林和農作物區。看，你能看見許多農場。” 追踪者看著星羅棋布的果園和農場，灑落在毫無生氣的黃褐色沙漠上。這是這個國家唯一的土地肥沃之地，是南部的糧倉。如果那些貨物是從他盯著的這些農場收穫，被運到基斯馬尤，它們之後又去了哪裡？當地的市場或者出口了？ “去了基斯馬尤港口地區。” 和其他地方一樣，港口也是支離破碎的。這裡曾經很繁榮。可現在碼頭破碎成很多小塊，陳舊的起重機斜在那裡，都壞得不能用了。可能偶爾會來一艘貨輪，但也不卸貨。伊斯蘭青年軍已經破產了的袖珍政府會進口什麼，又用什麼來支付呢？是挑點東西運走嗎？水果和蔬菜？也許吧。不過目的地是哪兒呢，又是為了什麼呢？ “搜索全球的商業活動，愛麗兒。看看是否有哪個公司和基斯馬尤做貿易？有沒有誰買下朱巴河穀種植的水果和蔬菜，如果有，他們是誰？也許那個倉庫是他們的。” 他把問題丟給愛麗兒，回到了技術行動支援局。
在特拉維夫最北面的郊區，通往赫茲利亞的公路上，有一條從食品市場過來的安靜街道，那裡有一片很大的沒有標識的辦公樓，裡面的人都只把它叫作辦公室。這就是摩薩德的總部。追踪者和西門·約旦在文華東方酒店會面兩天后，三名身穿短袖開領襯衣的男子在局長的辦公室裡開會。這間屋子曾經開過很多很重要的會議。 1972年，慕尼黑夏季奧運會，以色列運動員遭到屠殺。這之後的秋天，就是在這間辦公室，茲維·扎米爾下令讓他的手下出擊，尋找並且殺死製造此次事件的黑九月狂熱分子。這次行動名叫“上帝之怒”，是總理果爾達·梅厄親自批准的。四十年之後，這裡還是那麼寒酸。 屋子裡的男人年紀、軍階各不相同，但相互間只稱呼名字。年紀最大的那位已經在這兒待了二十年，這期間被人稱呼他的姓的次數，只用一隻手的手指就能數清。頭髮斑白的那個是局長，名叫烏里，大衛是行動處長，最年輕的那個叫本尼，他的辦公室負責非洲之角地區。 “美國人請我們幫忙。”烏里說道。 “我有點意外。”大衛輕聲說道。 “看來他們找到了那個傳教士。” 他不用解釋。聖戰恐怖分子暴力襲擊的目標清單上，以色列和美國一樣，排名非常靠前。世界上排在前五十名的那些恐怖組織，在場的每個人都非常熟悉，甚至他們南邊的哈馬斯、北邊的真主黨、東邊的伊朗聖城軍的名單上，這些恐怖分子都是排在首位的。傳教士的佈道以美國和英國為目標，不過他們知道他是誰。 “看來他在索馬里，受青年軍保護。美國的要求很簡單。我們在南索馬里有安插內線嗎？” 兩個年長一點的都看向本尼。本尼很年輕，以前是以色列參謀本部偵蒐突擊隊的精英。他能說一口地道的阿拉伯語，穿越邊境的時候完全不會引起注意，因而成為“阿拉伯排”的一員。這會兒，他一直盯著手裡的鉛筆看。 “喔，本尼，我們有嗎？”大衛輕輕問道。他們都知道他這是在幹什麼，特工指揮官討厭把自己的“寶貝”借給外國情報機構。 “是的，我們有。就一個。他在基斯馬尤港。” “你和他怎麼聯繫？”局長問道。 “極其困難，”本尼說道，“而且很慢，很費時間。我們不能發信息。他也不能寄卡片。他們在那裡訓練人體炸彈。那兒有人受過西方教育，很懂技術，甚至網絡聯繫都會被監控。我們為什麼要聯繫他？” “如果美國人想要用他，我們就得強化通信方式。可以用微型雙向收發報機。”大衛說道，“這對他們來說肯定夠了。” “哦，那肯定是可以的。”局長說道，“不過這件事還是讓我來吧。我會告訴他們'也許'，我們得講講價錢。” 他並不是說的錢，而是許多別的方式——伊朗核彈計劃、非常高科技的裝備。他要的東西能好好開張單子。 “他有名字嗎？”大衛問道。 “奧珀爾。”本尼說道，“特工奧珀爾。他是海產碼頭的理貨員。”
格雷·福克斯一點時間也不浪費。 “你和以色列人聊過了？”他說道。 “是的。他們給回信了嗎？” “給了，不過有些咄咄逼人。他們有那麼個人。潛伏得非常深，在基斯馬尤港。他們準備幫忙，不過胃口很大。你了解那些以色列人的。他們連內蓋夫的沙子都不會撒手。” “他們想講講價錢？” “是的。”格雷·福克斯說道，“不過不是在我們這個層級。那些東西不是我們這個級別能給的。他們大使館的頭兒直接去找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的指揮官去了。” 他說的是威廉·麥克瑞文海軍上將。 “他拒絕他們了？” “真令人驚訝。沒有！將軍接受了他們的要求。你可以出發了。你的聯繫人是他們的情報站站長。你認得他嗎？” “是的，一面之緣。” “好吧，你去吧。告訴他們你要什麼，他們會盡力滿足你的。”
追踪者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愛麗兒發來一條消息。 “看來是有個買家，他買索馬里的水果、蔬菜和香料。公司名叫馬薩拉泡菜，生產熱的酸辣醬和泡菜，就是英國人就著咖哩吃的那種，然後在基斯馬尤的工廠裡裝瓶或者裝罐，或者冷凍起來，運往更大的工廠。” 追踪者給他打了個電話。對監聽員來說，這通電話毫無意義，所以他也沒加密。 “收到你的信息了，愛麗兒。幹得好。只有一件事。那個大工廠在哪兒？” “哦，對不起，中校。它在卡拉奇。” 卡拉奇。巴基斯坦。當然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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