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代號隱藏真實身份的世界裡，追踪者給自己的新幫手化名愛麗兒。選擇莎士比亞《暴風雨》中精靈的名字讓他覺得比較有趣，這種精靈可以隱身飛行，總是肆意胡鬧。
如果說羅傑·肯德里克在地球上是掙扎生存的話，那他坐在美國納稅人給他買的令人陶醉的設備面前的樣子，可算是判若兩人。正如米德堡的男子所說，羅傑會成為戰鬥王牌，現在，這個少年被收買了。
他花了兩天時間研究傳教士建來隱藏自己IP地址以及他的位置的結構。他也看了那些佈道，而且從一開始就非常確信一件事：另一個計算機天才可不是那個傳播宗教仇恨的面具人。愛麗儿知道，在這個世界的某個地方，有他真正的對手，一個勁敵：技術精湛、高深莫測，有能力發現愛麗兒任何可能的錯誤，然後將他擋在門外。
事先沒人知道，愛麗兒的網絡敵手是易卜拉欣·薩米爾。他出生在英國，是曼徹斯特理工大學的學生，父母是伊拉克人。肯德里克視他為“洞穴巨人”。
就是他設置的代理服務器，好讓他的主機躲在這個代理服務器所製造的假IP地址後面，隱藏主機的真實位置。不過，在佈道活動的最開始，肯定有一個真正的IP地址，一旦愛麗兒找到這最原始的IP地址，他就能在地球上找到這個源頭。
很快，他就發現有一個粉絲群，狂熱的信徒能幫傳教士發帖。愛麗兒決定加入。
他知道，洞穴巨人不會輕易上當的，除非愛麗兒能把虛擬賬戶的每一個細節都設置得非常完美。愛麗兒虛擬了一個叫法赫德的美國青年，兩個約旦裔移民的兒子，在華盛頓特區出生長大。不過他首先要學習。
他使用了已經死去很久的恐怖分子扎卡維的背景。扎卡維是約旦人，在被特種部隊空襲擊斃前，一直領導著伊拉克的“基地”組織。網絡上有許多他的傳記。他來自約旦農村扎爾卡。愛麗兒編造的一對父母也是這個村子的，住同一條街。如果被問起，他可以用網絡上的信息作答。
他重新塑造了自己。他的父母到達美國後兩年生了他。他可以講他曾經念過的學校，那個學校裡有一些穆斯林的孩子。
他從線上的國際課程學習了伊斯蘭教的內容，研究了他聲稱他和他父母一直去的清真寺和駐寺伊瑪目的名字。然後，他申請加入傳教士的粉絲群。他受到了一些質詢——不是來自洞穴巨人本人，而是另外一個加利福尼亞死忠粉。他回答了問題，等了幾天，然後被接納了。這期間，他一直藏著自己的病毒——他的惡意軟件——時刻準備使用。
阿富汗加茲尼省的首府也叫加茲尼。首府郊外的村子裡，有一間磚制的辦公室，裡面有四名塔利班戰士。他們都坐著，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按他們喜歡的方式，坐在地上。 他們用長袍和披風把自己包裹起來，雖然已經進入五月，但從山區吹來的風還是很冷，這座磚結構的政府大樓也沒有保暖設施。 從喀布爾來的三名政府官員也坐著，還有兩個來自北約的歐洲佬。他們是北約的軍官。山里來的人臉上沒有一點笑意。他們從來不笑。他們唯一看見歐洲佬士兵（外國的白人）的時候，是在卡拉什尼科夫的準星裡。不過山里人來到這個村子，是來放棄那種生活的。 在阿富汗，有一個鮮為人知的計劃，叫作“重返社會”。這是喀布爾政府和北約聯合風險投資的一個項目，由一名叫大衛·胡克的英國少將實際運作。 那些聰明的腦袋很久以來就一直有著很前衛的思想——光靠數塔利班武裝的屍首是永遠無法獲得勝利的。當英美聯軍的司令官們慶祝幹掉了一百名、兩百名或者三百名塔利班士兵時，看來似乎更多的塔利班武裝又冒了出來，速度一點不亞於前者。 他們有些人原本是——也永遠是阿富汗農民。有的人加入志願者團隊，是因為親屬被迷航的導彈、目標錯誤的空襲或是不長眼睛的砲彈殺死。在那種社會裡，一個大家庭可以有三百人，其他人則是因為他們部族的長者命令他們去戰鬥。這些人都很年輕，和男孩沒什麼差別。 還有些年輕人是來自巴基斯坦的學生，他們長年累月在宗教學校裡研習，聽到的只有那些極端主義的伊瑪目的話。他們成群結隊來到這裡，做好了戰死的準備。 不過塔利班軍隊和其他任何軍隊都不一樣。它的部隊極具地域性，而且完全出於對那些有經驗的指揮官的崇敬。幹掉這些老兵，再轉變那些氏族首領，搞定部落的頭，那麼整個國家範圍內的戰鬥都會停止。 英國和美國的特種部隊很多年來一直化裝成這邊山區的人，從山里潛入，刺殺塔利班中高級指揮官。他們認為“小魚”不是真正的問題。 和夜間獵殺行動同步進行的，就是“重返社會”計劃，策反老兵，讓他們接受喀布爾政府伸出的橄欖枝。那天在首府的小村子裡，胡克少將和他的澳大利亞助手克里斯·霍金斯上尉就在講述“重返社會”計劃。沿牆蹲坐的四名乾瘦乾瘦的人，是塔利班的首腦。他們被從山里勸誘出來，準備重返鄉村生活。 凡是要釣魚，總得有魚餌。重返社會人員需要參加課程以去除教化。作為交換，村民將免費得到一所房屋、一群羊（以使其可以繼續從事養殖業）、一道特赦令，以及每周等同於一百美元的阿富汗貨幣。那個晴朗卻寒冷的五月天裡的會議就是試圖說服這些老兵：他們多年來所受到的宗教宣傳，事實上是錯的。 他們說普什圖語，看不了。和所有非阿拉伯裔的恐怖分子一樣，他們皈依是因為聖戰分子的說教。很多聖戰分子都偽裝成伊瑪目或者毛拉，其實他們根本不是。為了會議達到目的，到場的還有一個普什圖毛拉或者說，大毛拉，他向這些老兵解釋，他們是如何被蒙蔽，事實上是一本和平之書，只有一些殺戮的段落，被恐怖分子故意斷章取義。 屋子的角落裡有一台電視，山里來的人對這個東西很著迷。這會兒屏幕上放的不是電視節目，而是與之相連的DVD機裡的視頻。屏幕上講話的人說的是英語，不過毛拉有一個“暫停”鍵可以停下畫面，向他們解釋傳教士都說了些什麼。然後根據神聖的向他們揭示那全是胡扯。 蹲坐在地上的四個人之中，有一個是馬哈茂德·居爾。從“9·11事件”開始，他就是一名塔利班高級指揮官。他不到五十歲，但十三年的山區生涯讓他倍顯滄桑。黑色的頭巾之下，他的臉像胡桃一樣，滿是皺紋。手指粗糙，輕微的關節炎不時隱隱作痛。 年輕的時候，他就被教化了，不過那會兒不是針對英國人和美國人，倒是他們幫助他的人民從俄國人那裡獲得了自由。他不太知道本·拉登和他的那些阿拉伯人。但就他所知道的，他都不喜歡。他聽說過所有這些年在曼哈頓市區發生的事，自己也並不贊同。他加入塔利班是為了反抗北方聯盟的塔吉克人和烏茲別克人。 可是美國人不理解普什圖瓦里。主人和客人之間的神聖規則禁止毛拉奧馬爾將他的塔利班客人們交給美國人。所以他們就入侵了他的國家。他因此和他們作戰，至今仍在戰鬥。 馬哈茂德·居爾感到衰老和疲憊。他看到過許許多多的人死去。有些人傷勢太重，至多只能痛苦地活幾小時或是幾天。他就用自己的槍，幫他們從痛苦中解脫。 他殺過英國人，也殺過美國人，不過他記不得殺過多少了。他的骨頭總是疼，手變得像爪子一樣。他那被打碎的髖關節從未讓他在山里的冬天消停過。他的家人有一半都死了，他很久沒看見過孫子孫女了，只是在夜裡匆匆地去看他們，不過在黎明前他必須回到山洞裡去。 他想退出了。十三年已經夠了。就要夏天了。他想坐在暖和的地方，和孩子們一起玩耍。他希望他的女兒給他帶糧食來，老的時候就該是這樣的。他已經決定接受政府的特赦、房子、羊和一份津貼，即使這意味著他要去聽那個愚蠢的毛拉還有電視上那個面具人講話。 電視關掉了，那個毛拉還在絮叨。馬哈茂德·居爾用氣息聲叨嘮了句什麼，說的是普什圖語。坐在他旁邊的克里斯·霍金斯也懂這種語言，但他不懂加茲尼鄉下的土話。他覺得他應該是聽明白了，但也不敢確定。講座結束了，毛拉連忙回到他的車上，和他的保鏢在一起。茶已經泡好了，黑黑的，很濃，歐洲佬的軍官還帶了糖來，味道很不錯。 霍金斯上尉在馬哈茂德·居爾身旁坐下來。他們呷著茶，誰也沒說話。然後，澳大利亞人問道：“講座結束的時候，你說的什麼？” 馬哈茂德·居爾重複了一遍，說得很慢，而且沒有低下聲來。這句話只說了一件事。他說的是： “我認得那個聲音。” 克里斯·霍金斯在加茲尼又待了兩天，在別的地方又出席了一次“重返社會”的會議，然後回到喀布爾。他在英國大使館有個朋友，他十分肯定對方是秘密情報機構軍情六處的人。他覺得自己得提一下那件事。
愛麗兒對洞穴巨人的判斷是正確的。這個從曼徹斯特來的伊拉克人極度自負。他知道自己是網絡大神。在這個世界裡，所有他經手的事，都做得絕對完美。他一直堅持如此。這是他的招牌。 他不僅錄製傳教士的佈道，還親自把它們發往全世界供人觀看，天知道都有多少人看過。他還管理著日漸龐大的粉絲群。他在接受任何一條評論或是作任何回復之前，都嚴格審查那些申請者的資質。不過他還是沒有註意到，從弗吉尼亞森特維爾一個漆黑的小閣樓裡，有種“溫和的”病毒，滲入了他的程序。 愛麗兒的惡意程序只是讓洞穴巨人的網站慢下來，程度上很輕微，而且只是偶爾才是這樣。效果就是傳教士講話時，畫面傳輸會有小小的暫停。洞穴巨人立刻就發現了這個暫停給他的完美傑作帶來的細微異常。這是不可接受的。他很惱火，最終十分憤怒。 他試圖修正它，可問題依然如故。所以他得出結論，如果一號網站出現了問題，他必須做個二號站，然後“搬”過去。他就是這樣做的。然後他必須把粉絲群遷去新網址。 他用代理服務器生成虛假的IP地址之前，會有一個真實的地址，這個IP地址將被用來作為郵件地址。為了把整個粉絲群從一號站搬去二號站，他必須通過這個真實的IP地址回溯。這只耗費百分之一秒，也許更少。 就在這個轉移過程中，源IP會被暴露。雖然暴露的時間是以納秒計的，轉瞬即逝，不過愛麗兒一直在等這個微乎其微的時間窗口。這個IP地址告訴他一個國家的名字，同時還有它的所有者——法國電信。 如果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的超級計算機對加里·麥金農不是障礙，那法國電信的數據庫也不會阻擋愛麗兒太久。一天之內，他就進入了法國電信的數據庫，沒被發現也沒被懷疑。像所有的優秀盜賊一樣，他離開的時候也沒有留下任何痕跡。他現在有了一個經度和一個緯度——一個城市。 不過他給傑克森中校發了條信息。他非常懂行，所以沒有發郵件。郵件那種東西會被人監聽的。
澳大利亞上尉判斷對了兩件事。塔利班老兵的隨口一說確實值得提一下，而且他的朋友也確實是英國大使館裡那個龐大而有效的情報機構的一分子。這個消息立即被進行了處理，通過安全的加密渠道發往倫敦，然後是技術行動支援局，絲毫沒有遲延。 一方面，英國已經有了三名被那個沒有相貌和姓名的傳教士蠱惑的故意殺人犯；另一方面，他們也已經對盟友的情報機構發出了全面請求。考慮到傳教士有重大嫌疑為巴基斯坦人，英國秘密情報局在伊斯蘭堡和喀布爾的站點尤其警覺。 二十四小時之內，美國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的一架格魯曼“灣流”五百型商務機，載著一名乘客在華盛頓郊區的安德魯斯機場起飛了。這架飛機在英國格洛斯特郡的費爾福德空軍基地加了油，又在卡塔爾的多哈美軍基地再次加油，第三站來到喀布爾北部的巴格拉姆美軍基地。 追踪者選擇不進入喀布爾市。他不需要去，而且在巴格拉姆的戍衛下，他的飛機比在喀布爾國際機場更有保障。但他的需求比他自己更重要。如果“重返社會”計劃有任何金融限制，他們就不會再找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了。這時候就顯示出美元的作用了。霍金斯上尉被直升機帶到巴格拉姆。加滿油後，還是這架直升機，帶著他們和一個遊騎兵連的近程保護小組，飛往加茲尼的那個小村莊。 中午時分，他們在這個貧困的小村莊外降落。春天的太陽很暖和。他們看見馬哈茂德·居爾正在做他長久以來就想做的事：坐在陽光裡，和他的孫輩們玩。 女人們一看見頭上轟鳴的黑鷹直升機，就立刻跑進了屋裡，使勁地關上門和窗戶。直升機在公共的打穀場上降落，士兵們從機艙裡傾瀉而出。男人們默默地站在這個村子唯一的街道上，全都面無表情地看著這些白皮膚的外國佬來到他們的家園。 追踪者命令遊騎兵們守在飛機旁，自己順著街道走去，邊走邊不時地左右點著頭，用傳統的額手禮致敬。雖然有些勉強，但他還是得到了一些同樣的還禮。他只叫了霍金斯上尉陪著，給自己做介紹人和翻譯。澳大利亞人知道馬哈茂德·居爾住在哪兒。那個老兵正坐在住所外面。幾個孩子被驚得四散跑開，只有一個三歲大的女孩好奇心勝過了恐懼，抱著他祖父的斗篷，瞪著大大的眼睛看著。兩個白人盤腿坐在了老兵的面前，向他緻禮問候。老兵也向他們還禮。 阿富汗人前後看了看街上。沒看見士兵。 “你不怕嗎？”馬哈茂德·居爾問道。 “我相信我是來拜訪一位愛好和平的人。”追踪者說道。霍金斯給他翻譯成普什圖語。老人點點頭，衝著街上喊了句什麼。 “他在告訴村民沒有危險。”霍金斯低聲說道。 追踪者讓馬哈茂德·居爾回憶上個星期五做完禮拜後，和“重返社會”小組會談的事。他只在等待翻譯的時候停了停。阿富汗人一直盯著他，深棕色的眼睛眨也不眨。最後，他點點頭。 “很多年前了。不過是同一個人的聲音。” “可電視上他說的是英語。你聽不懂英語，是怎麼知道的呢？” 馬哈茂德·居爾聳了聳肩膀。 “他講話的方式。”他說道，似乎不需要再考慮什麼別的。莫扎特據稱擁有完美的音高辨識能力——他能記錄並且重現聲音的原貌，完全一模一樣。馬哈茂德·居爾可能是一個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農民，但如果他的判斷是對的，那他一定也擁有這樣的耳朵。 “請告訴我事情的始末。” 老人停了一下，目光看向美國人從街上走過來時帶著的包裹。 “該給禮物了。”澳大利亞人小聲說道。 “請原諒。”追踪者說道，伸手解開包裹的綁繩，攤開他帶來的東西：兩件在印第安人紀念品商店購買的水牛皮長袍，襯裡是暖和的羊毛。 “很久以前，我們國家的人曾經為了肉和毛皮獵殺水牛。這是目前人類已知的最暖和的皮革。冬天的時候你穿它，睡覺的時候一個蓋在上面，一個墊在下面，你再也不會覺得冷了。” 馬哈茂德胡桃一樣的臉上綻開了笑容。這是霍金斯上尉頭一次在他臉上看到。雖然只剩下四顆牙齒，但他還是盡可能地把嘴咧得很大。他用手指從厚厚的毛皮上掠過。就算是希巴女王的珠寶箱也無法給他比這更多的喜悅。於是他開始講他的故事。 “那是在對美國人的戰斗里，就是在美國剛剛入侵，反對毛拉奧馬爾政府之後。東北部飛地的那些塔吉克和烏茲別克人紛紛跑了出來。我們本來能夠對付他們，但他們有美國人支持。外國佬指揮著飛機，帶著炸彈和火箭彈，從空中俯衝下來。美國兵能和飛機通話，告訴他們我們在哪兒，所以炸彈很少不命中。情況很糟糕。 “在巴格拉姆的北面，向薩朗山谷撤退的時候，我在野外被發現。一架美軍的戰鬥機向我開火打了很多次。我藏在岩石後面，它飛走之後，我發現我的臀部中了一槍。我的人背著我來到喀布爾。在那兒，我被放到一輛卡車上，繼續向南走。 “我們穿過了坎大哈，在斯平布爾達克越過邊界，進入巴基斯坦。他們是我們的朋友，給我們提供庇護。我們來到奎達。這時才第一次有醫生來看我，我的臀部得到了治療。 “到了春天，我又開始能走了。那時候，我年輕，也很健壯，打碎的骨頭痊癒得很好。但總是疼，於是我拄了個拐杖。春天的時候，我得到邀請，參加奎達人民議會，和毛拉一起坐在議會裡。 “還是在春天，從伊斯蘭堡來了個代表團到奎達，和毛拉奧馬爾開會。有兩個將軍不懂普什圖語，只會說烏爾都語。不過有名軍官帶了他的兒子來，他還是個孩子，但可以說一口非常流利的普什圖語，並帶有錫亞琴高原地帶口音。他給旁遮普的將軍們做翻譯。他們告訴我們，他們假裝幫美國人做事，但他們永遠也不會拋棄我們，不會讓我們的塔利班運動被毀掉。就是這樣。 “我和那個從伊斯蘭堡來的孩子講過話。就是那個在白色屏幕上講話的人，面具後面一定是他。另外，他的眼睛是琥珀色的。” 追踪者謝過他，然後離開了。他順著街道走回打穀場。男人們或坐或立，一言不發地看著他。女人們從百葉窗的縫隙裡偷偷地瞟著。孩子們躲在他們的父親和叔叔身後。不過沒有人干擾他。 遊騎兵們臉衝外圍成一圈。他們先把兩名軍官引上黑鷹直升機，然後自己才登機。直升機起飛了，塵土和穀殼被吹向四面八方。他們朝巴格拉姆返航。基地的軍官宿舍相當舒適，飯食精美，只是沒有酒。不過追踪者只需要一樣——睡上十個鐘頭。他睡覺的時候，他的情報已經被傳往中情局在喀布爾大使館的站點。
儘管存在部門內部的競爭，追踪者離開美國的時候，中情局還是告訴他，他們會從旁充分配合他。有兩個原因，讓追踪者很需要這些。 一個原因是，中情局在喀布爾和伊斯蘭堡有龐大的機構。任何訪問這兩個大都市的美國人都可以被秘密警察嚴密監視。另外一個原因是，在蘭利，中情局有一個超級機構，可以製造假文件在海外使用。 他醒來的時候，情報站的副站長已經應邀從喀布爾飛來開會。追踪者把自己的需要列了個單子，情報局的軍官仔細地做了記錄。詳細內容將被加密，當天發往蘭利。他沒有意見。當需要的文件準備好，信使會從美國專門帶過來。 中情局的人從巴格拉姆美軍基地乘直升機起飛，返回喀布爾，降落在大使館的院子裡。與此同時，追踪者乘坐早已等候在那兒的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的公務機，飛往波斯灣卡塔爾的巨大美軍基地。根據官方記錄顯示，這個國家裡甚至從來沒有過一個叫卡爾森的人。 在卡塔爾也是一樣。他還得打發三天時間，等著他在美軍基地裡所需要的文件準備好。在多哈郊外降落的時候，他讓格魯曼商務機返回本土，然後從基地裡訂了兩張飛機票。 一張是本地航空公司的短途經濟艙客票，沿著海岸飛往迪拜，用的名字是克里斯托弗·卡爾森先生。另外一張是從一家五星級酒店的旅行社訂的，從迪拜經倫敦飛往華盛頓的英國航空公司商務艙客票，用的是假名約翰·史密斯。收到等待著的消息後，他飛去了迪拜。 落地後，他直奔中轉大廳。這裡巨大的免稅商貿中心人滿為患，數以千計的遊客塞滿了這座中東最大的空中交通樞紐。他沒有打擾中轉大廳的問詢台，直接走進了會員俱樂部中轉候機廳。 從蘭利來的信使已經在事先說好的男洗手間入口處等著了。他們小聲交換了一下識別暗號。程序很老套，有一百年曆史了，不過仍然有效。他們找了個安靜的角落和兩把位置較偏僻的扶手椅。 兩個人都只帶了隨身行李。他們長得不像，不過這不要緊。信使來的時候用的是那本真的美國護照，名字是約翰·史密斯，剛好配上那張同樣姓名的返回美國的機票。他將從樓下英國航空公司的櫃檯換取登機牌。約翰·史密斯是乘坐阿聯酋航空公司的航班抵達，在中途令人愉快短暫停留後，將乘坐不同的航空公司航班離開回國。不過不會有人知道這些。 他們還交換了手提箱。追踪者給信使的東西不重要。他拿到的是個輪式箱包，裡面裝著襯衫、套裝、化妝用品、鞋子，以及所有短程旅途旅行者的隨身物品。散落在衣服和機場買的驚悚小說之間的，是各種賬單、收據和信件，表明主人的身份是丹尼爾牧師。 他把所有用卡爾森名字的紙質物品都交給了信使。這些東西也不會出現在美國。他拿到的是一個錢包，裡面的證件是情報局花了三天給他準備的。 有一本姓名是丹尼爾牧師的護照。他是《華盛頓郵報》的高級職員。護照上有巴基斯坦駐華盛頓領事館簽發的有效簽證，許可牧師先生進入巴基斯坦。這份簽批的簽證意味著巴基斯坦警察知道他要來，他們會恭候大駕。記者對敏感的政體總是極其感興趣的。 還有一封《華盛頓郵報》出版人寫的信，確認牧師先生正在就“伊斯蘭堡——一個成功的現代都市的建成”準備一個大型系列文章。還有一張經倫敦返回的機票。 其他還有信用卡、駕駛證、通常的紙質文書，以及一個遵紀守法的美國公民和高級主管錢包裡都會有的那些塑料卡片。此外還有一張伊斯蘭堡塞雷納酒店的房間確認函。酒店的汽車會來接他。 追踪者很了解情況，他不會從伊斯蘭堡國際機場到處是人的旅客大廳，跟著人流蜂擁進入機場外面的一片混亂之中，然後讓自己被塞進隨便一輛老舊的出租車裡。 信使給他的還有從華盛頓飛往迪拜的登機牌存根，以及沒有用過的從迪拜飛往“斯蘭米”（特種部隊的人都這樣稱呼伊斯蘭堡）的續程票。 徹底搜查他的房間只會表明，丹牧師是一名合法的外國記者，從華盛頓來，持有有效的簽證，在巴基斯坦逗留的原因符合邏輯；而且，他會待上幾天，然後回國。 身份和故事交換完畢，兩個人去樓下不同的航空公司櫃檯換登機牌，繼續他們下一段航程。 現在差不多已是午夜，可追踪者的EK612次航班凌晨三點二十五分才起飛。他隨便逛著，打發時間，回到候機廳登機口時還有一個小時。他退了回來，打量著和他同一個航班的旅客。他知道，如果有風的話，他應該站在他們大多數人的上風處。 正如他所想，經濟艙的旅客絕大多數是巴基斯坦勞工。他們在建築工地完成了法定兩年的強制勞作，現在返回家鄉。通常建築行業的工頭們在這些勞工來的時候會沒收他們的護照，在兩年合同終止時才會還給他們。 在合同期間，這些勞工住在只有最最基本設施的簡陋小屋裡，在令人生畏的高溫下辛苦工作，得到的工錢十分微薄，其中一部分他們還要寄給家裡。他們湧向登機口時，他聞到了第一股污濁的汗味兒，裡面還夾雜著咖哩的味道，這是經常吃咖哩導致的。很幸運，經濟艙和商務艙很快就被隔離開了。前面的座位都裝了軟墊，他覺得很舒適。和他在一起的是海灣國家的阿拉伯人，還有巴基斯坦商人。 航程時間也就三個小時多一點。阿聯酋航空公司的波音777-300型客機當地時間七點三十分準點降落。透過舷窗，他看見飛機慢慢滑行經過停放在機場的軍用C-130大力神運輸機和總統的波音737座機。 在出入境大廳，他和擠擁成群的巴基斯坦人分離開來，排在外國人的護照檢驗隊伍裡。新證件上面的名字是丹尼爾牧師，上面只有幾個歐洲國家的海關出入印章，和巴基斯坦簽證。護照被一頁一頁仔細地查驗。問題很簡單，問得也很有禮貌，非常容易回答。他出示了自己在塞雷納酒店的預訂單。便衣警察站在後面挺遠的地方，注視著這一切。 他拖著輪式箱包，努力穿過行李大廳吵吵嚷嚷、推推搡搡的人群。他知道，和外面的混亂比較起來，這裡簡直是日耳曼式的秩序井然。巴基斯坦人不排隊。 最後一個大廳外面，陽光普照。看著似乎來了有好幾千人——全家人都來了，迎接從海灣回來的人。追踪者掃視著人群，直到發現有個穿著塞雷納酒店制服的年輕人，他舉著塊牌子，上面寫著“牧師”。他打了個電話，然後被護衛著走向航站樓的右側。那裡有塊很小的VIP停車區，汽車停在那裡。 飛機場坐落在拉瓦爾品第老城區裡。出了這個航空樞紐港，便拐上了通往首都的伊斯蘭堡高速路。塞雷納酒店則位於市郊，是“斯蘭米”唯一的一家防震酒店。車子猛然拐進一小截急彎路段，把追踪者嚇了一跳：向右，然後又向左，越過了一個路障。客人的汽車來時，路障會放下；如果是酒店自己的車，就會抬起來。車子繼續向上開過一小段較陡的坡路，來到了酒店大門口。 酒店前台對丹尼爾牧師的到來表示歡迎，然後送他去房間。有封他的信。上面有美國大使館的標識。他滿臉堆笑，給了行李員小費，裝作不知道反間諜警察已經徹查過這間屋子，還打開過那封信。信是大使館新聞參贊寫來的，歡迎他來巴基斯坦，並且邀請他當晚在參贊官邸共進晚餐。署名：格里·拜恩。 他讓酒店接線員幫他接通大使館，要求和參贊通話。電話接通了格里·拜恩，他們很平常地互致寒暄。是的，旅途飛行很好，酒店很好，房間很好，他很高興晚餐時候過來。 格里·拜恩也很高興。他住在城裡，F7區，第43大街。道路有些複雜，他會派車來。這太好了。只有一小撥人，都是朋友，有美國人，還有些巴基斯坦人。 兩個人都知道，這番對話的另外一端，坐在地下室控制台邊的人很可能一點也不高興，覺得無聊透了。草坪和噴泉之間集聚著一組磚砌的建築。看起來更像是一所大學或是一座普通的醫院，而不是秘密警察的總部。不過，坐落在卡亞班·蘇拉瓦底大道的三軍情報局總部，看起來就是那個樣子。 追踪者把電話放回原位，想著：目前為止，一切還不錯。他衝了個澡，把鬍子刮了，換了身衣服。快到中午了，他決定早點吃午餐，然後睡一會兒，補一補昨晚沒睡的覺。午餐前，他在房間裡要了一大瓶冰啤酒，還簽了一份聲明，確認自己不是穆斯林。巴基斯坦是嚴格的伊斯蘭教國家，全國禁酒。不過塞雷納有許可證，儘管只針對顧客。 汽車七點準時到的。出於某種考慮，只是一輛很普通的四門日本車。在“斯蘭米”的街道上，像這樣的車有好幾千輛，不會引起任何注意。開車的是大使館僱的巴基斯坦司機。 司機知道路——從阿塔圖爾克大道向上，穿過吉納大街，然後左轉，沿著納茲穆丁路開。追踪者也認得路，不過只是因為這都寫在蘭利來的信使在迪拜機場交給他的摘要裡。只是個預防措施。他發現了三軍情報局的跟梢兒。和塞雷納在一個街區。它一路跟著他們的汽車，穿過高樓大廈，開上馬爾維路，朝第43大街開去。這不意外。追踪者不喜歡意外，除非是他自己製造的。 房子的門上並沒有貼“政府配發”的字樣，不過可能已經貼了。房子很不錯，非常寬敞，只有十二分之一的大使館工作人員住在使館外面。迎接他的是格里·拜恩和他的妻子，他們領著他穿過房間，來到後面的草坪，給他上了杯酒。 除了些小細節，這幾乎就像是座美國郊區的房子。 43大街的每間屋子周圍，都用七英尺高的水泥牆圍著，鋼製的大門也是同樣的高度。沒有任何通報，大門就開了，似乎裡面有人看門。門衛穿著黑色的製服，戴著棒球帽，配著把手槍。在郊區通常都這樣。 一對巴基斯坦夫婦已經在這兒了，是名醫生和他的妻子。其他人也來了。另外一個大使館的車開進了院子。其他車停在了街上。有對夫婦是一個救援機構的。他們知道說服巴焦爾特區的宗教狂熱分子、給當地孩子種小兒麻痺症的疫苗有多難。追踪者知道，他是來見今天出席者中的其中一個的，那個人還沒到。其他客人都是掩護，就像整個晚宴一樣。 那個人和他的父母一起來了。他的父親情緒高漲、喜好交際。他在巴基斯坦甚至阿富汗，都有開採半寶石的特許經營權。這會兒他正滔滔不絕地講著當下的形勢對他的生意造成的困難。 他的兒子三十五歲，材料上只是簡單地說他是軍人。不過他今天穿的便裝。追踪者之前得到過他的簡介。 另外一個介紹給他的美國外交官是文化參贊斯蒂芬·丹尼斯。這個掩護很不錯，因為新聞參贊設宴招待美國明星記者，同時邀請文化參贊非常自然。 追踪者知道他，他實際是中情局情報站的二把手。站長只是名義上的情報軍官，這就是說，中情局對他的情況完全公開——他是誰，他都做什麼。在任何情勢複雜國家的大使館，最有趣的就是找出那個沒有被公開的人。所在國的政府通常會有些懷疑的對象，雖然有一定的準度，但他們永遠都沒法確定。這些未被公開的人從事諜報工作，通常都是找一些被策反的當地人來執行新主子的命令。 宴會輕鬆愉快，賓客們喝著紅酒，然後品著尊尼獲加的黑方，不論是不是伊斯蘭教徒，所有軍官都經常喝這種酒。客人們端著咖啡相互應酬的時候，斯蒂芬·丹尼斯衝著追踪者點點頭，走到外面的草坪上。追踪者隨後跟著。加入他們的第三個人是那個年輕的巴基斯坦人。 幾句話一說就很清楚了——他不僅僅是個軍人，還是三軍情報局的軍官。由於他父親之前能夠供他接受西式的教育，他被挑選出來派往這個城市的英國和美國社交圈，向總部報告任何他聽到的有用的東西。事實上，相反的事情也發生過。 斯蒂芬·丹尼斯是這幾天發現他的，並且將他策反。賈瓦德成為了中情局在三軍情報局的臥底。追踪者就是要把任務給他。他找了個藉口，悄悄地潛入檔案室，查找2002年以及毛拉奧馬爾的檔案。 “無論你的線人是誰，牧師先生，”他在草坪上低聲說道，“他記性很好。2002年，毛拉奧馬爾確實曾經在奎達有過一次秘密會晤。領頭的是沙烏卡特，他當時是準將，現在已經是整個軍隊的司令官了。” “那個說普什圖語的男孩呢？” “事實上，沒有提到這一點。只是說代表團裡有一名裝甲步兵少校，名叫穆沙拉夫·阿里·沙。在飛機的座位安排裡，還有在奎達的住宿名單裡，有一個是他的兒子，佐勒菲卡爾。” 他拿出一張字條，遞了過來，上面有伊斯蘭堡的一個地址。 “還有什麼那個男孩的情況嗎？” “有一些。我用他和他父親的名字又查了一遍。看起來他變壞了。有提到他離開家，去部落地區加入虔誠軍。那裡有我們的幾名潛伏得很深的特工，已經很多年了。曾經有報告說，虔誠軍之中有個叫那個名字的年輕人，是非常狂熱的聖戰分子，總是伺機行動。 “他獲准加入三一三旅。” 追踪者以前聽過三一三旅，是以和先知穆罕默德一起抗擊成百上千敵人的三百十三名勇士命名的。 “然後他又消失了。我們的情報人員報告稱，傳言說，得益於他的普什圖語，他加入了哈卡尼家族，他們都說那種語言。不過他在哪兒呢？應該是三個部落區域的某個地方——南、北瓦濟里斯坦，或者是巴焦爾。之後就什麼都沒有了，無聲無息。再沒有阿里·沙的情況了。” 草坪上的其他人也想加入他們。追踪者把紙條裝進口袋，謝過賈瓦德。一個小時之後，大使館的車送他回到塞雷納酒店。 他查了下自己在房間里布置的三四個微型標記：用唾液粘在抽屜上和輪式箱包鎖上面的頭髮。它們都不見了。房間被搜查過了。
註釋：
阿富汗加茲尼省的首府也叫加茲尼。首府郊外的村子裡，有一間磚制的辦公室，裡面有四名塔利班戰士。他們都坐著，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按他們喜歡的方式，坐在地上。 他們用長袍和披風把自己包裹起來，雖然已經進入五月，但從山區吹來的風還是很冷，這座磚結構的政府大樓也沒有保暖設施。 從喀布爾來的三名政府官員也坐著，還有兩個來自北約的歐洲佬。他們是北約的軍官。山里來的人臉上沒有一點笑意。他們從來不笑。他們唯一看見歐洲佬士兵（外國的白人）的時候，是在卡拉什尼科夫的準星裡。不過山里人來到這個村子，是來放棄那種生活的。 在阿富汗，有一個鮮為人知的計劃，叫作“重返社會”。這是喀布爾政府和北約聯合風險投資的一個項目，由一名叫大衛·胡克的英國少將實際運作。 那些聰明的腦袋很久以來就一直有著很前衛的思想——光靠數塔利班武裝的屍首是永遠無法獲得勝利的。當英美聯軍的司令官們慶祝幹掉了一百名、兩百名或者三百名塔利班士兵時，看來似乎更多的塔利班武裝又冒了出來，速度一點不亞於前者。 他們有些人原本是——也永遠是阿富汗農民。有的人加入志願者團隊，是因為親屬被迷航的導彈、目標錯誤的空襲或是不長眼睛的砲彈殺死。在那種社會裡，一個大家庭可以有三百人，其他人則是因為他們部族的長者命令他們去戰鬥。這些人都很年輕，和男孩沒什麼差別。 還有些年輕人是來自巴基斯坦的學生，他們長年累月在宗教學校裡研習，聽到的只有那些極端主義的伊瑪目的話。他們成群結隊來到這裡，做好了戰死的準備。 不過塔利班軍隊和其他任何軍隊都不一樣。它的部隊極具地域性，而且完全出於對那些有經驗的指揮官的崇敬。幹掉這些老兵，再轉變那些氏族首領，搞定部落的頭，那麼整個國家範圍內的戰鬥都會停止。 英國和美國的特種部隊很多年來一直化裝成這邊山區的人，從山里潛入，刺殺塔利班中高級指揮官。他們認為“小魚”不是真正的問題。 和夜間獵殺行動同步進行的，就是“重返社會”計劃，策反老兵，讓他們接受喀布爾政府伸出的橄欖枝。那天在首府的小村子裡，胡克少將和他的澳大利亞助手克里斯·霍金斯上尉就在講述“重返社會”計劃。沿牆蹲坐的四名乾瘦乾瘦的人，是塔利班的首腦。他們被從山里勸誘出來，準備重返鄉村生活。 凡是要釣魚，總得有魚餌。重返社會人員需要參加課程以去除教化。作為交換，村民將免費得到一所房屋、一群羊（以使其可以繼續從事養殖業）、一道特赦令，以及每周等同於一百美元的阿富汗貨幣。那個晴朗卻寒冷的五月天裡的會議就是試圖說服這些老兵：他們多年來所受到的宗教宣傳，事實上是錯的。 他們說普什圖語，看不了。和所有非阿拉伯裔的恐怖分子一樣，他們皈依是因為聖戰分子的說教。很多聖戰分子都偽裝成伊瑪目或者毛拉，其實他們根本不是。為了會議達到目的，到場的還有一個普什圖毛拉或者說，大毛拉，他向這些老兵解釋，他們是如何被蒙蔽，事實上是一本和平之書，只有一些殺戮的段落，被恐怖分子故意斷章取義。 屋子的角落裡有一台電視，山里來的人對這個東西很著迷。這會兒屏幕上放的不是電視節目，而是與之相連的DVD機裡的視頻。屏幕上講話的人說的是英語，不過毛拉有一個“暫停”鍵可以停下畫面，向他們解釋傳教士都說了些什麼。然後根據神聖的向他們揭示那全是胡扯。 蹲坐在地上的四個人之中，有一個是馬哈茂德·居爾。從“9·11事件”開始，他就是一名塔利班高級指揮官。他不到五十歲，但十三年的山區生涯讓他倍顯滄桑。黑色的頭巾之下，他的臉像胡桃一樣，滿是皺紋。手指粗糙，輕微的關節炎不時隱隱作痛。 年輕的時候，他就被教化了，不過那會兒不是針對英國人和美國人，倒是他們幫助他的人民從俄國人那裡獲得了自由。他不太知道本·拉登和他的那些阿拉伯人。但就他所知道的，他都不喜歡。他聽說過所有這些年在曼哈頓市區發生的事，自己也並不贊同。他加入塔利班是為了反抗北方聯盟的塔吉克人和烏茲別克人。 可是美國人不理解普什圖瓦里。主人和客人之間的神聖規則禁止毛拉奧馬爾將他的塔利班客人們交給美國人。所以他們就入侵了他的國家。他因此和他們作戰，至今仍在戰鬥。 馬哈茂德·居爾感到衰老和疲憊。他看到過許許多多的人死去。有些人傷勢太重，至多只能痛苦地活幾小時或是幾天。他就用自己的槍，幫他們從痛苦中解脫。 他殺過英國人，也殺過美國人，不過他記不得殺過多少了。他的骨頭總是疼，手變得像爪子一樣。他那被打碎的髖關節從未讓他在山里的冬天消停過。他的家人有一半都死了，他很久沒看見過孫子孫女了，只是在夜裡匆匆地去看他們，不過在黎明前他必須回到山洞裡去。 他想退出了。十三年已經夠了。就要夏天了。他想坐在暖和的地方，和孩子們一起玩耍。他希望他的女兒給他帶糧食來，老的時候就該是這樣的。他已經決定接受政府的特赦、房子、羊和一份津貼，即使這意味著他要去聽那個愚蠢的毛拉還有電視上那個面具人講話。 電視關掉了，那個毛拉還在絮叨。馬哈茂德·居爾用氣息聲叨嘮了句什麼，說的是普什圖語。坐在他旁邊的克里斯·霍金斯也懂這種語言，但他不懂加茲尼鄉下的土話。他覺得他應該是聽明白了，但也不敢確定。講座結束了，毛拉連忙回到他的車上，和他的保鏢在一起。茶已經泡好了，黑黑的，很濃，歐洲佬的軍官還帶了糖來，味道很不錯。 霍金斯上尉在馬哈茂德·居爾身旁坐下來。他們呷著茶，誰也沒說話。然後，澳大利亞人問道：“講座結束的時候，你說的什麼？” 馬哈茂德·居爾重複了一遍，說得很慢，而且沒有低下聲來。這句話只說了一件事。他說的是： “我認得那個聲音。” 克里斯·霍金斯在加茲尼又待了兩天，在別的地方又出席了一次“重返社會”的會議，然後回到喀布爾。他在英國大使館有個朋友，他十分肯定對方是秘密情報機構軍情六處的人。他覺得自己得提一下那件事。
愛麗兒對洞穴巨人的判斷是正確的。這個從曼徹斯特來的伊拉克人極度自負。他知道自己是網絡大神。在這個世界裡，所有他經手的事，都做得絕對完美。他一直堅持如此。這是他的招牌。 他不僅錄製傳教士的佈道，還親自把它們發往全世界供人觀看，天知道都有多少人看過。他還管理著日漸龐大的粉絲群。他在接受任何一條評論或是作任何回復之前，都嚴格審查那些申請者的資質。不過他還是沒有註意到，從弗吉尼亞森特維爾一個漆黑的小閣樓裡，有種“溫和的”病毒，滲入了他的程序。 愛麗兒的惡意程序只是讓洞穴巨人的網站慢下來，程度上很輕微，而且只是偶爾才是這樣。效果就是傳教士講話時，畫面傳輸會有小小的暫停。洞穴巨人立刻就發現了這個暫停給他的完美傑作帶來的細微異常。這是不可接受的。他很惱火，最終十分憤怒。 他試圖修正它，可問題依然如故。所以他得出結論，如果一號網站出現了問題，他必須做個二號站，然後“搬”過去。他就是這樣做的。然後他必須把粉絲群遷去新網址。 他用代理服務器生成虛假的IP地址之前，會有一個真實的地址，這個IP地址將被用來作為郵件地址。為了把整個粉絲群從一號站搬去二號站，他必須通過這個真實的IP地址回溯。這只耗費百分之一秒，也許更少。 就在這個轉移過程中，源IP會被暴露。雖然暴露的時間是以納秒計的，轉瞬即逝，不過愛麗兒一直在等這個微乎其微的時間窗口。這個IP地址告訴他一個國家的名字，同時還有它的所有者——法國電信。 如果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的超級計算機對加里·麥金農不是障礙，那法國電信的數據庫也不會阻擋愛麗兒太久。一天之內，他就進入了法國電信的數據庫，沒被發現也沒被懷疑。像所有的優秀盜賊一樣，他離開的時候也沒有留下任何痕跡。他現在有了一個經度和一個緯度——一個城市。 不過他給傑克森中校發了條信息。他非常懂行，所以沒有發郵件。郵件那種東西會被人監聽的。
澳大利亞上尉判斷對了兩件事。塔利班老兵的隨口一說確實值得提一下，而且他的朋友也確實是英國大使館裡那個龐大而有效的情報機構的一分子。這個消息立即被進行了處理，通過安全的加密渠道發往倫敦，然後是技術行動支援局，絲毫沒有遲延。 一方面，英國已經有了三名被那個沒有相貌和姓名的傳教士蠱惑的故意殺人犯；另一方面，他們也已經對盟友的情報機構發出了全面請求。考慮到傳教士有重大嫌疑為巴基斯坦人，英國秘密情報局在伊斯蘭堡和喀布爾的站點尤其警覺。 二十四小時之內，美國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的一架格魯曼“灣流”五百型商務機，載著一名乘客在華盛頓郊區的安德魯斯機場起飛了。這架飛機在英國格洛斯特郡的費爾福德空軍基地加了油，又在卡塔爾的多哈美軍基地再次加油，第三站來到喀布爾北部的巴格拉姆美軍基地。 追踪者選擇不進入喀布爾市。他不需要去，而且在巴格拉姆的戍衛下，他的飛機比在喀布爾國際機場更有保障。但他的需求比他自己更重要。如果“重返社會”計劃有任何金融限制，他們就不會再找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了。這時候就顯示出美元的作用了。霍金斯上尉被直升機帶到巴格拉姆。加滿油後，還是這架直升機，帶著他們和一個遊騎兵連的近程保護小組，飛往加茲尼的那個小村莊。 中午時分，他們在這個貧困的小村莊外降落。春天的太陽很暖和。他們看見馬哈茂德·居爾正在做他長久以來就想做的事：坐在陽光裡，和他的孫輩們玩。 女人們一看見頭上轟鳴的黑鷹直升機，就立刻跑進了屋裡，使勁地關上門和窗戶。直升機在公共的打穀場上降落，士兵們從機艙裡傾瀉而出。男人們默默地站在這個村子唯一的街道上，全都面無表情地看著這些白皮膚的外國佬來到他們的家園。 追踪者命令遊騎兵們守在飛機旁，自己順著街道走去，邊走邊不時地左右點著頭，用傳統的額手禮致敬。雖然有些勉強，但他還是得到了一些同樣的還禮。他只叫了霍金斯上尉陪著，給自己做介紹人和翻譯。澳大利亞人知道馬哈茂德·居爾住在哪兒。那個老兵正坐在住所外面。幾個孩子被驚得四散跑開，只有一個三歲大的女孩好奇心勝過了恐懼，抱著他祖父的斗篷，瞪著大大的眼睛看著。兩個白人盤腿坐在了老兵的面前，向他緻禮問候。老兵也向他們還禮。 阿富汗人前後看了看街上。沒看見士兵。 “你不怕嗎？”馬哈茂德·居爾問道。 “我相信我是來拜訪一位愛好和平的人。”追踪者說道。霍金斯給他翻譯成普什圖語。老人點點頭，衝著街上喊了句什麼。 “他在告訴村民沒有危險。”霍金斯低聲說道。 追踪者讓馬哈茂德·居爾回憶上個星期五做完禮拜後，和“重返社會”小組會談的事。他只在等待翻譯的時候停了停。阿富汗人一直盯著他，深棕色的眼睛眨也不眨。最後，他點點頭。 “很多年前了。不過是同一個人的聲音。” “可電視上他說的是英語。你聽不懂英語，是怎麼知道的呢？” 馬哈茂德·居爾聳了聳肩膀。 “他講話的方式。”他說道，似乎不需要再考慮什麼別的。莫扎特據稱擁有完美的音高辨識能力——他能記錄並且重現聲音的原貌，完全一模一樣。馬哈茂德·居爾可能是一個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農民，但如果他的判斷是對的，那他一定也擁有這樣的耳朵。 “請告訴我事情的始末。” 老人停了一下，目光看向美國人從街上走過來時帶著的包裹。 “該給禮物了。”澳大利亞人小聲說道。 “請原諒。”追踪者說道，伸手解開包裹的綁繩，攤開他帶來的東西：兩件在印第安人紀念品商店購買的水牛皮長袍，襯裡是暖和的羊毛。 “很久以前，我們國家的人曾經為了肉和毛皮獵殺水牛。這是目前人類已知的最暖和的皮革。冬天的時候你穿它，睡覺的時候一個蓋在上面，一個墊在下面，你再也不會覺得冷了。” 馬哈茂德胡桃一樣的臉上綻開了笑容。這是霍金斯上尉頭一次在他臉上看到。雖然只剩下四顆牙齒，但他還是盡可能地把嘴咧得很大。他用手指從厚厚的毛皮上掠過。就算是希巴女王的珠寶箱也無法給他比這更多的喜悅。於是他開始講他的故事。 “那是在對美國人的戰斗里，就是在美國剛剛入侵，反對毛拉奧馬爾政府之後。東北部飛地的那些塔吉克和烏茲別克人紛紛跑了出來。我們本來能夠對付他們，但他們有美國人支持。外國佬指揮著飛機，帶著炸彈和火箭彈，從空中俯衝下來。美國兵能和飛機通話，告訴他們我們在哪兒，所以炸彈很少不命中。情況很糟糕。 “在巴格拉姆的北面，向薩朗山谷撤退的時候，我在野外被發現。一架美軍的戰鬥機向我開火打了很多次。我藏在岩石後面，它飛走之後，我發現我的臀部中了一槍。我的人背著我來到喀布爾。在那兒，我被放到一輛卡車上，繼續向南走。 “我們穿過了坎大哈，在斯平布爾達克越過邊界，進入巴基斯坦。他們是我們的朋友，給我們提供庇護。我們來到奎達。這時才第一次有醫生來看我，我的臀部得到了治療。 “到了春天，我又開始能走了。那時候，我年輕，也很健壯，打碎的骨頭痊癒得很好。但總是疼，於是我拄了個拐杖。春天的時候，我得到邀請，參加奎達人民議會，和毛拉一起坐在議會裡。 “還是在春天，從伊斯蘭堡來了個代表團到奎達，和毛拉奧馬爾開會。有兩個將軍不懂普什圖語，只會說烏爾都語。不過有名軍官帶了他的兒子來，他還是個孩子，但可以說一口非常流利的普什圖語，並帶有錫亞琴高原地帶口音。他給旁遮普的將軍們做翻譯。他們告訴我們，他們假裝幫美國人做事，但他們永遠也不會拋棄我們，不會讓我們的塔利班運動被毀掉。就是這樣。 “我和那個從伊斯蘭堡來的孩子講過話。就是那個在白色屏幕上講話的人，面具後面一定是他。另外，他的眼睛是琥珀色的。” 追踪者謝過他，然後離開了。他順著街道走回打穀場。男人們或坐或立，一言不發地看著他。女人們從百葉窗的縫隙裡偷偷地瞟著。孩子們躲在他們的父親和叔叔身後。不過沒有人干擾他。 遊騎兵們臉衝外圍成一圈。他們先把兩名軍官引上黑鷹直升機，然後自己才登機。直升機起飛了，塵土和穀殼被吹向四面八方。他們朝巴格拉姆返航。基地的軍官宿舍相當舒適，飯食精美，只是沒有酒。不過追踪者只需要一樣——睡上十個鐘頭。他睡覺的時候，他的情報已經被傳往中情局在喀布爾大使館的站點。
儘管存在部門內部的競爭，追踪者離開美國的時候，中情局還是告訴他，他們會從旁充分配合他。有兩個原因，讓追踪者很需要這些。 一個原因是，中情局在喀布爾和伊斯蘭堡有龐大的機構。任何訪問這兩個大都市的美國人都可以被秘密警察嚴密監視。另外一個原因是，在蘭利，中情局有一個超級機構，可以製造假文件在海外使用。 他醒來的時候，情報站的副站長已經應邀從喀布爾飛來開會。追踪者把自己的需要列了個單子，情報局的軍官仔細地做了記錄。詳細內容將被加密，當天發往蘭利。他沒有意見。當需要的文件準備好，信使會從美國專門帶過來。 中情局的人從巴格拉姆美軍基地乘直升機起飛，返回喀布爾，降落在大使館的院子裡。與此同時，追踪者乘坐早已等候在那兒的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的公務機，飛往波斯灣卡塔爾的巨大美軍基地。根據官方記錄顯示，這個國家裡甚至從來沒有過一個叫卡爾森的人。 在卡塔爾也是一樣。他還得打發三天時間，等著他在美軍基地裡所需要的文件準備好。在多哈郊外降落的時候，他讓格魯曼商務機返回本土，然後從基地裡訂了兩張飛機票。 一張是本地航空公司的短途經濟艙客票，沿著海岸飛往迪拜，用的名字是克里斯托弗·卡爾森先生。另外一張是從一家五星級酒店的旅行社訂的，從迪拜經倫敦飛往華盛頓的英國航空公司商務艙客票，用的是假名約翰·史密斯。收到等待著的消息後，他飛去了迪拜。 落地後，他直奔中轉大廳。這裡巨大的免稅商貿中心人滿為患，數以千計的遊客塞滿了這座中東最大的空中交通樞紐。他沒有打擾中轉大廳的問詢台，直接走進了會員俱樂部中轉候機廳。 從蘭利來的信使已經在事先說好的男洗手間入口處等著了。他們小聲交換了一下識別暗號。程序很老套，有一百年曆史了，不過仍然有效。他們找了個安靜的角落和兩把位置較偏僻的扶手椅。 兩個人都只帶了隨身行李。他們長得不像，不過這不要緊。信使來的時候用的是那本真的美國護照，名字是約翰·史密斯，剛好配上那張同樣姓名的返回美國的機票。他將從樓下英國航空公司的櫃檯換取登機牌。約翰·史密斯是乘坐阿聯酋航空公司的航班抵達，在中途令人愉快短暫停留後，將乘坐不同的航空公司航班離開回國。不過不會有人知道這些。 他們還交換了手提箱。追踪者給信使的東西不重要。他拿到的是個輪式箱包，裡面裝著襯衫、套裝、化妝用品、鞋子，以及所有短程旅途旅行者的隨身物品。散落在衣服和機場買的驚悚小說之間的，是各種賬單、收據和信件，表明主人的身份是丹尼爾牧師。 他把所有用卡爾森名字的紙質物品都交給了信使。這些東西也不會出現在美國。他拿到的是一個錢包，裡面的證件是情報局花了三天給他準備的。 有一本姓名是丹尼爾牧師的護照。他是《華盛頓郵報》的高級職員。護照上有巴基斯坦駐華盛頓領事館簽發的有效簽證，許可牧師先生進入巴基斯坦。這份簽批的簽證意味著巴基斯坦警察知道他要來，他們會恭候大駕。記者對敏感的政體總是極其感興趣的。 還有一封《華盛頓郵報》出版人寫的信，確認牧師先生正在就“伊斯蘭堡——一個成功的現代都市的建成”準備一個大型系列文章。還有一張經倫敦返回的機票。 其他還有信用卡、駕駛證、通常的紙質文書，以及一個遵紀守法的美國公民和高級主管錢包裡都會有的那些塑料卡片。此外還有一張伊斯蘭堡塞雷納酒店的房間確認函。酒店的汽車會來接他。 追踪者很了解情況，他不會從伊斯蘭堡國際機場到處是人的旅客大廳，跟著人流蜂擁進入機場外面的一片混亂之中，然後讓自己被塞進隨便一輛老舊的出租車裡。 信使給他的還有從華盛頓飛往迪拜的登機牌存根，以及沒有用過的從迪拜飛往“斯蘭米”（特種部隊的人都這樣稱呼伊斯蘭堡）的續程票。 徹底搜查他的房間只會表明，丹牧師是一名合法的外國記者，從華盛頓來，持有有效的簽證，在巴基斯坦逗留的原因符合邏輯；而且，他會待上幾天，然後回國。 身份和故事交換完畢，兩個人去樓下不同的航空公司櫃檯換登機牌，繼續他們下一段航程。 現在差不多已是午夜，可追踪者的EK612次航班凌晨三點二十五分才起飛。他隨便逛著，打發時間，回到候機廳登機口時還有一個小時。他退了回來，打量著和他同一個航班的旅客。他知道，如果有風的話，他應該站在他們大多數人的上風處。 正如他所想，經濟艙的旅客絕大多數是巴基斯坦勞工。他們在建築工地完成了法定兩年的強制勞作，現在返回家鄉。通常建築行業的工頭們在這些勞工來的時候會沒收他們的護照，在兩年合同終止時才會還給他們。 在合同期間，這些勞工住在只有最最基本設施的簡陋小屋裡，在令人生畏的高溫下辛苦工作，得到的工錢十分微薄，其中一部分他們還要寄給家裡。他們湧向登機口時，他聞到了第一股污濁的汗味兒，裡面還夾雜著咖哩的味道，這是經常吃咖哩導致的。很幸運，經濟艙和商務艙很快就被隔離開了。前面的座位都裝了軟墊，他覺得很舒適。和他在一起的是海灣國家的阿拉伯人，還有巴基斯坦商人。 航程時間也就三個小時多一點。阿聯酋航空公司的波音777-300型客機當地時間七點三十分準點降落。透過舷窗，他看見飛機慢慢滑行經過停放在機場的軍用C-130大力神運輸機和總統的波音737座機。 在出入境大廳，他和擠擁成群的巴基斯坦人分離開來，排在外國人的護照檢驗隊伍裡。新證件上面的名字是丹尼爾牧師，上面只有幾個歐洲國家的海關出入印章，和巴基斯坦簽證。護照被一頁一頁仔細地查驗。問題很簡單，問得也很有禮貌，非常容易回答。他出示了自己在塞雷納酒店的預訂單。便衣警察站在後面挺遠的地方，注視著這一切。 他拖著輪式箱包，努力穿過行李大廳吵吵嚷嚷、推推搡搡的人群。他知道，和外面的混亂比較起來，這裡簡直是日耳曼式的秩序井然。巴基斯坦人不排隊。 最後一個大廳外面，陽光普照。看著似乎來了有好幾千人——全家人都來了，迎接從海灣回來的人。追踪者掃視著人群，直到發現有個穿著塞雷納酒店制服的年輕人，他舉著塊牌子，上面寫著“牧師”。他打了個電話，然後被護衛著走向航站樓的右側。那裡有塊很小的VIP停車區，汽車停在那裡。 飛機場坐落在拉瓦爾品第老城區裡。出了這個航空樞紐港，便拐上了通往首都的伊斯蘭堡高速路。塞雷納酒店則位於市郊，是“斯蘭米”唯一的一家防震酒店。車子猛然拐進一小截急彎路段，把追踪者嚇了一跳：向右，然後又向左，越過了一個路障。客人的汽車來時，路障會放下；如果是酒店自己的車，就會抬起來。車子繼續向上開過一小段較陡的坡路，來到了酒店大門口。 酒店前台對丹尼爾牧師的到來表示歡迎，然後送他去房間。有封他的信。上面有美國大使館的標識。他滿臉堆笑，給了行李員小費，裝作不知道反間諜警察已經徹查過這間屋子，還打開過那封信。信是大使館新聞參贊寫來的，歡迎他來巴基斯坦，並且邀請他當晚在參贊官邸共進晚餐。署名：格里·拜恩。 他讓酒店接線員幫他接通大使館，要求和參贊通話。電話接通了格里·拜恩，他們很平常地互致寒暄。是的，旅途飛行很好，酒店很好，房間很好，他很高興晚餐時候過來。 格里·拜恩也很高興。他住在城裡，F7區，第43大街。道路有些複雜，他會派車來。這太好了。只有一小撥人，都是朋友，有美國人，還有些巴基斯坦人。 兩個人都知道，這番對話的另外一端，坐在地下室控制台邊的人很可能一點也不高興，覺得無聊透了。草坪和噴泉之間集聚著一組磚砌的建築。看起來更像是一所大學或是一座普通的醫院，而不是秘密警察的總部。不過，坐落在卡亞班·蘇拉瓦底大道的三軍情報局總部，看起來就是那個樣子。 追踪者把電話放回原位，想著：目前為止，一切還不錯。他衝了個澡，把鬍子刮了，換了身衣服。快到中午了，他決定早點吃午餐，然後睡一會兒，補一補昨晚沒睡的覺。午餐前，他在房間裡要了一大瓶冰啤酒，還簽了一份聲明，確認自己不是穆斯林。巴基斯坦是嚴格的伊斯蘭教國家，全國禁酒。不過塞雷納有許可證，儘管只針對顧客。 汽車七點準時到的。出於某種考慮，只是一輛很普通的四門日本車。在“斯蘭米”的街道上，像這樣的車有好幾千輛，不會引起任何注意。開車的是大使館僱的巴基斯坦司機。 司機知道路——從阿塔圖爾克大道向上，穿過吉納大街，然後左轉，沿著納茲穆丁路開。追踪者也認得路，不過只是因為這都寫在蘭利來的信使在迪拜機場交給他的摘要裡。只是個預防措施。他發現了三軍情報局的跟梢兒。和塞雷納在一個街區。它一路跟著他們的汽車，穿過高樓大廈，開上馬爾維路，朝第43大街開去。這不意外。追踪者不喜歡意外，除非是他自己製造的。 房子的門上並沒有貼“政府配發”的字樣，不過可能已經貼了。房子很不錯，非常寬敞，只有十二分之一的大使館工作人員住在使館外面。迎接他的是格里·拜恩和他的妻子，他們領著他穿過房間，來到後面的草坪，給他上了杯酒。 除了些小細節，這幾乎就像是座美國郊區的房子。 43大街的每間屋子周圍，都用七英尺高的水泥牆圍著，鋼製的大門也是同樣的高度。沒有任何通報，大門就開了，似乎裡面有人看門。門衛穿著黑色的製服，戴著棒球帽，配著把手槍。在郊區通常都這樣。 一對巴基斯坦夫婦已經在這兒了，是名醫生和他的妻子。其他人也來了。另外一個大使館的車開進了院子。其他車停在了街上。有對夫婦是一個救援機構的。他們知道說服巴焦爾特區的宗教狂熱分子、給當地孩子種小兒麻痺症的疫苗有多難。追踪者知道，他是來見今天出席者中的其中一個的，那個人還沒到。其他客人都是掩護，就像整個晚宴一樣。 那個人和他的父母一起來了。他的父親情緒高漲、喜好交際。他在巴基斯坦甚至阿富汗，都有開採半寶石的特許經營權。這會兒他正滔滔不絕地講著當下的形勢對他的生意造成的困難。 他的兒子三十五歲，材料上只是簡單地說他是軍人。不過他今天穿的便裝。追踪者之前得到過他的簡介。 另外一個介紹給他的美國外交官是文化參贊斯蒂芬·丹尼斯。這個掩護很不錯，因為新聞參贊設宴招待美國明星記者，同時邀請文化參贊非常自然。 追踪者知道他，他實際是中情局情報站的二把手。站長只是名義上的情報軍官，這就是說，中情局對他的情況完全公開——他是誰，他都做什麼。在任何情勢複雜國家的大使館，最有趣的就是找出那個沒有被公開的人。所在國的政府通常會有些懷疑的對象，雖然有一定的準度，但他們永遠都沒法確定。這些未被公開的人從事諜報工作，通常都是找一些被策反的當地人來執行新主子的命令。 宴會輕鬆愉快，賓客們喝著紅酒，然後品著尊尼獲加的黑方，不論是不是伊斯蘭教徒，所有軍官都經常喝這種酒。客人們端著咖啡相互應酬的時候，斯蒂芬·丹尼斯衝著追踪者點點頭，走到外面的草坪上。追踪者隨後跟著。加入他們的第三個人是那個年輕的巴基斯坦人。 幾句話一說就很清楚了——他不僅僅是個軍人，還是三軍情報局的軍官。由於他父親之前能夠供他接受西式的教育，他被挑選出來派往這個城市的英國和美國社交圈，向總部報告任何他聽到的有用的東西。事實上，相反的事情也發生過。 斯蒂芬·丹尼斯是這幾天發現他的，並且將他策反。賈瓦德成為了中情局在三軍情報局的臥底。追踪者就是要把任務給他。他找了個藉口，悄悄地潛入檔案室，查找2002年以及毛拉奧馬爾的檔案。 “無論你的線人是誰，牧師先生，”他在草坪上低聲說道，“他記性很好。2002年，毛拉奧馬爾確實曾經在奎達有過一次秘密會晤。領頭的是沙烏卡特，他當時是準將，現在已經是整個軍隊的司令官了。” “那個說普什圖語的男孩呢？” “事實上，沒有提到這一點。只是說代表團裡有一名裝甲步兵少校，名叫穆沙拉夫·阿里·沙。在飛機的座位安排裡，還有在奎達的住宿名單裡，有一個是他的兒子，佐勒菲卡爾。” 他拿出一張字條，遞了過來，上面有伊斯蘭堡的一個地址。 “還有什麼那個男孩的情況嗎？” “有一些。我用他和他父親的名字又查了一遍。看起來他變壞了。有提到他離開家，去部落地區加入虔誠軍。那裡有我們的幾名潛伏得很深的特工，已經很多年了。曾經有報告說，虔誠軍之中有個叫那個名字的年輕人，是非常狂熱的聖戰分子，總是伺機行動。 “他獲准加入三一三旅。” 追踪者以前聽過三一三旅，是以和先知穆罕默德一起抗擊成百上千敵人的三百十三名勇士命名的。 “然後他又消失了。我們的情報人員報告稱，傳言說，得益於他的普什圖語，他加入了哈卡尼家族，他們都說那種語言。不過他在哪兒呢？應該是三個部落區域的某個地方——南、北瓦濟里斯坦，或者是巴焦爾。之後就什麼都沒有了，無聲無息。再沒有阿里·沙的情況了。” 草坪上的其他人也想加入他們。追踪者把紙條裝進口袋，謝過賈瓦德。一個小時之後，大使館的車送他回到塞雷納酒店。 他查了下自己在房間里布置的三四個微型標記：用唾液粘在抽屜上和輪式箱包鎖上面的頭髮。它們都不見了。房間被搜查過了。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