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看到並記住了馬洛伊·山多爾這個名字，是在2003年翻譯匈牙利諾獎作家凱爾泰斯的《船夫日記》時。凱爾泰斯不僅在日記中多次提到馬洛伊，將他與托馬斯·曼相提並論，稱他為“民族精神的哺育者”，還抄錄了好幾段馬洛伊的日記，比如：“謊言，還從來未能像它在最近三十年裡這樣地成為創造歷史的力量”；“上帝無處不在，在教堂裡也可以找到”；“新型的狂熱崇拜，是陳腐的狂熱崇拜”……句句犀利，智睿警世。
我開始買馬洛伊的小說讀，則是幾年後的事。原因很簡單，我在給自己翻譯的匈牙利作品寫譯者序時，發現我喜歡的作家們全都獲過“馬洛伊·山多爾文學獎”，包括凱爾泰斯·伊姆萊（Kertesz Imre）、艾斯特哈茲·彼得（Esterhazy Peter）、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Krasznahorkai Laszlo）、納道什·彼得（Nadas Peter）、巴爾提斯·阿蒂拉（Bartis Attila）和德拉古曼·久爾吉（Dragoman Gyorgy）。可以這麼說，當代匈牙利作家都是在馬洛伊的精神羽翼下成長起來的，所以我覺得應該讀他的書。
我讀他的第一本小說是《反叛者》，描寫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群對現實社會恐懼、迷惘的年輕人試圖遠離成年人世界，真空地活在自己打造的世外桃源，結果仍未能逃出成年人的陰謀。第二本是，是一位朋友作為聖誕禮物送給我的，後來我又從另一位朋友那裡得到一張這本書的朗誦光盤。坦白地說，裡講的生活道理並不適合所有人讀；準確地說，只適合有理想主義氣質的精神貴族讀，雖是半個世紀前寫的，卻是超時空的，從側面也證明了一個事實，什麼主義都可能過時或被修正，但理想主義始終如一。我接下來讀的是《燭燼》和《一個市民的自白》，這兩部書使我徹底成為了馬洛伊的推崇者。也許，在拜物的小時代，有人會覺得馬洛伊的精神世界距離我們有點遙遠，跟我們面對的現實生活格格不入，但至少我自己讀來感覺貼心貼肺，字字抵心。馬洛伊一生記錄、描寫、崇尚並踐行的人格，頗像中世紀的騎士，用凱爾泰斯的話說是“一種將自身與所有理想息息相牽繫的人格”。
三年前，譯林出版社與我聯繫，請我推薦幾部馬洛伊作品，我自然推薦了自己喜歡的這幾本，並攬下了《一個市民的自白》和《燭燼》的翻譯工作，其他幾部作品分別由郭曉晶、趙靜和舒蓀樂三位好友擔綱翻譯。譯林出的這幾本書中，《燭燼》和，台灣地區在八年前出過繁體版，但是從意大利譯本轉譯的，自然留下許多遺憾，有不少誤譯、漏譯和猜譯之處，馬洛伊的語言風格也打了折扣。當然這不是譯者的過失，是“轉譯”本身造成的。所以，值得向讀者強調的是，譯林推出的這套馬洛伊作品，全部是從匈牙利語直譯的，單從這個角度講也最貼近原著，即使讀過繁體版的讀者也不妨再讀一遍我們的譯本，肯定會有新的感受。
起初考慮到繁體版的影響，編輯也曾打算沿用繁體版作者名“桑多·馬芮”的譯法，但我不同意這樣做，理由是匈牙利人是唯一姓在前、名在後的歐洲民族，馬洛伊是姓，山多爾是名，繁體版把姓名順序顛倒過來，是不了解匈牙利姓名的特殊性。另外音譯也不對，是從其他語言轉譯造成的，並不是根據匈牙利語發音。既然我們是從匈牙利語直譯，沒必要延續這樣的錯誤。
關於書名的譯法。 《燭燼》的匈文原名是A gyertyak csonkig egnek，直譯為“蠟燭燃燒到了根部”。蠟燭是小說中最重要的道具，故事從點燃蠟燭迎客講起，到蠟燭熄滅送客結束，兩位四十一年未見的老人聊了他們一生的滄桑。 “燭燼”最貼近原文原意，“餘燼”讓人聯想到燼火的餘熱，少了“燭”字，意思偏差很大。
，匈文版原本是兩本書。 1941年，馬洛伊寫了，四十年後，續寫了《尤迪特……和尾聲》。中文版將兩本書合在了一起，由四個人的獨白組成，另起一個書名是可以的。意在強調這是一部“令人驚豔的多視角多聲道的獨白小說”，是不錯的書名，但是提請讀者留意：儘管簡體版沿用了繁體版書名，但是由郭曉晶女士從匈牙利文重譯的，譯文質量高出許多，糾正了繁體譯本的大量錯誤。
馬洛伊·山多爾（1900—1989）是20世紀匈牙利文壇舉足輕重的小說家、詩人和劇作家，他還是20世紀歷史的記錄者、省思者和孤獨的鬥士。馬洛伊一生追求自由、公義，堅持獨立、高尚的精神人格，他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的風風雨雨，從來不與任何政治力量為伍，我行我素，直言不諱，從來不怕當少數者，哪怕流亡也不妥協。縱觀百年曆史，無論對匈牙利政治、文化、精神生活中的哪個派別來說，馬洛伊都是一塊讓人難啃卻又不能不啃的硬骨頭，由於他的文學造詣，即便那些敵視他的人，也照樣會讀他的書。無論他的作品，還是他的人格，對匈牙利現當代的精神生活都影響深遠。
1900年4月11日，馬洛伊·山多爾出生在匈牙利王國北部的考紹市（Kassa），那時候還是奧匈帝國時期。考紹坐落在霍爾納德河畔，柯伊索雪山腳下，最早的文獻記錄見於13世紀初，在匈牙利歷史上多次扮演過重要角色。馬洛伊的家族原姓“格羅施密德”（Grosschmid），是當地一個歷史悠久、受人尊重的名門望族，家族中出過許多位著名的法學家。 18世紀末，由於這個家族的社會威望，國王賜給了他們兩個貴族稱謂——“馬洛伊”（Marai）和“拉德瓦尼”（Ladvanyi）。
馬洛伊在《一個市民的自白》中這樣描述自己的家庭：“我走在亡人中間，必須小聲說話。亡人當中，有幾位對我來說已經死了，其他人則活在我的言行舉止和頭腦裡，無論我抽煙、做愛，還是品嚐某種食物，都受到他們的操控。他們人數眾多。一個人待在人群裡，很長時間都自覺孤獨；有一天，他來到亡人中間，感受到他們隨時隨地、善解人意的在場。他們不打攪任何人。我長到很大，才開始跟我母親的家族保持親戚關係，終於有一天，我談論起他們，聽到他們的聲音；當我向他們舉杯致意，我清楚地看到他們的舉止。'個性'，是人們從亡人那裡獲得的一種相當有限、很少能夠自行添加的遺產。那些我從未見過面的人，他們還活著，他們在焦慮，在創作，在渴望，在為我擔心。我的面孔是我外祖父的翻版，我的手是從我父親家族那裡繼承的，我的性格則是承繼我母親那支的某位親戚的。在某個特定的時刻，假如有誰侮辱我，或者我必須迅速做出某種決定，我所想的和我所說的，很可能跟七十年前我的曾外祖父在摩爾瓦地區的磨坊裡所想的一模一樣。”
馬洛伊的母親勞特科夫斯基·瑪爾吉特是一位知識女性，年輕時畢業於高等女子師範學院，出嫁之前，當了幾年教師。父親格羅施密德·蓋佐博士是著名律師，先後擔任過王室的公證員、考紹市律師協會主席和考紹信貸銀行法律顧問，還曾在布拉格議會的上議院當過兩屆全國基督民主黨參議員。馬洛伊的叔叔格羅施密德·貝尼是布達佩斯大學非常權威的法學教授，曾為牛津大學等外國高校撰寫法學專著和教科書，其他的親戚們也都是社會名流。馬洛伊的父母總共生了五個孩子，馬洛伊·山多爾排行老大，他有個弟弟蓋佐，用了“拉德瓦尼”的貴族稱謂為姓，是一位著名電影導演。對於童年的家，馬洛伊在《一個市民的自白》中也有詳盡的描述，工筆描繪了帝國末年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東歐市民生活的全景畫卷。
在馬洛伊生活的時代，考紹是一個迅速資本主義化的古老城市，孕育了生機勃勃的“市民文化”，作家的青年時代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裡度過的。親身的經歷為他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形成了他的作品基調，並決定了他的生活信仰。在馬洛伊的小說裡，“市民”是一個關鍵詞，也是很難譯準的一個詞。馬洛伊說的“市民”和我們通常理解的城市居民不是一回事，它是指在20世紀初匈牙利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形成的一個特殊社會階層，包括貴族、名流、資本家、銀行家、中產者和破落貴族等，譯文中大多保留了“市民”譯法，有的地方根據具體內容譯為“布爾喬亞”、“資產階級”或“中產階層”。
在匈語裡，市民階層內還分“大市民”、“小市民”。前者容易理解，是市民階層內最上流、最富有的大資本家和豪紳顯貴；後者容易引起誤解，並不是我們所說的“小資”或“小市民”，而是指中產者、個體經營者和破落貴族，而我們習慣理解的“小市民”，則是後來才引申出的一個含義，指思想局限、短視、世俗之人，但這在馬洛伊的時代並不適用。因此，我在小說中根據內容將“小市民”譯為“中產者”、“破落者”或“平民”，至少不帶貶義。馬洛伊的家庭是典型的市民家庭，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家境富裕，既保留奧匈帝國的貴族傳統，也恪守市民階層的社會道德，成員們有很高的文學、藝術修養，孩子們被送去接受最良好的教育。
馬洛伊在十歲前，一直跟私教老師學習，十歲後才被送進學校。青少年時期，馬洛伊先後四次轉學，每次的起因都是他反叛的性格。有一次，他在中學校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到了天主教學校的老師們虐待手執手杖、頭戴禮帽、叼著香煙在大街上散步的學生，結果遭到校長的訓誡，馬洛伊憤怒之中摔門而去，嘴里大喊：“你們將會在匈牙利文學課上講到我!”還有一次轉學，是因為他離家出走。
馬洛伊是一位倔強、自信的早慧少年，不但學會了德語、法語和拉丁語，而且很早就在寫作、閱讀和口頭表達能力方面表現出超群的天賦。 1916年，他第一次以“薩拉蒙·阿古什”（Salamon Ákos）的筆名在《佩斯週報》上發表了小說處女作《盧克蕾西亞家的孩子》，儘管學校教師對這個短篇小說評價不高，但對酷愛文學的少年來講，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鼓舞。從這年起，他開始使用家族的貴族稱謂“馬洛伊”。
1918年1月，成年的馬洛伊應徵入伍，但由於身體羸弱沒被錄取，後來證明沒有服役是一種幸運：沒過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與馬洛伊同班的有十六位同學在戰場上陣亡。同年，馬洛伊搬到了布達佩斯，遵照父親的意願，在帕茲馬尼大學法律系讀書，但一年之後他就厭倦了枯燥的法學，轉到了人文學系，接連在首都和家鄉的報刊上發表文章，並出版了第一部詩集《記憶書》，深獲著名詩人、作家科斯托拉尼·德熱（Kosztolanyi Dezso）的賞識。科斯托拉尼在文學雜誌《佩斯日記》中撰寫評論，讚賞年輕詩人“對形式有著驚人的感覺”。但是，此時的馬洛伊更熱衷於直面現實的記者職業，詩集出版後，他對詩友米哈伊·厄頓（Mihalyi Odon）說，他之所以出版《記憶書》，是想就此了結自己與詩歌的關係，“也許我永遠不會再寫詩了”。
馬洛伊中學畢業後，第一次世界大戰也結束了。布達佩斯陷入革命風暴和反革命屠殺，一是為了遠離血腥，二是為了徹底逃離家庭的管束，馬洛伊決定去西方求學。 1919年10月，他先去了德國萊比錫的新聞學院讀書，隨後去了法蘭克福（1920）和柏林（1921）。在德國，他實現了自己的記者夢，為多家德國報刊撰稿，最值得一提的是，年僅二十歲的他和托馬斯·曼、亨利希·曼、狄奧多·阿多諾等知名作家一起成為《法蘭克福日報》的專欄作家；同時，他還向布拉格、布達佩斯和家鄉考紹的報紙投稿。 “新聞寫作十分誘人，但我認為，在任何一家編輯部都派不上用場。我想像的新聞寫作是一個人行走世界，對什麼東西有所感觸，便把它輕鬆、清晰、流暢地寫出來，就像每日新聞，就像生活……這個使命在呼喚我，令我激動。我感到，整個世界一起、同時、經常地'瞬息萬變'，'令人興奮'。”
在德國期間，他還去了慕尼黑、多特蒙德、埃森、斯圖加特……“我在那裡並無甚麼特殊事情要做，既不去博物館，也不對公共建築感興趣。我坐在街邊的長凳上或咖啡館裡，總是興奮地窺伺，揣著一些複雜念頭，不可動搖地堅信現在馬上將要發生什麼，這些事會對我的生活產生巨大影響。在絕大多數時候，什麼也沒發生，只是我的錢花光了。熬過漫漫長夜，我抵達漢堡或柯尼斯堡。”在德國，與其說留學，不如說流浪，他有生以來第一次作為一個不屈從於他人意志的個體人在地球上走，看，聽，寫和思考。
魏瑪是歌德的城市，那裡對馬洛伊的影響最深最大。 “在魏瑪，我每天早晨都去公園，一直散步到歌德常在炎熱的夏日去那裡打盹兒的花園別墅。我走進屋裡轉上一圈，然後回到城裡的歌德故居，在光線昏暗的臥室里站一會兒，那裡現在也需要'更多的光明'；要么，我就徘徊在某間擺滿礦石、手稿、木刻、雕塑和圖片的展廳裡，仔細端詳詩人的遺物，努力從中領悟到什麼。我就像一位業餘偵探，正隱藏身份地偵破某樁神秘、怪異的奇案。”在魏瑪，他找到了自己精神的氛圍：“住在歌德生活過的城市裡，就像假期住在父親家那樣……在歌德故居，每個人都多多少少能感到賓至如歸，即使再過一百年也一樣。歌德的世界收留旅人，即便不能給他們寬懷的慰藉，也能讓人在某個角落裡棲身。”
在德國期間，自由、動盪、多彩的生活使馬洛伊重又燃起寫詩的熱情，他在給好友米哈伊·厄頓的一封信中表示：“在所有的生活任務之中只有一項真的值得人去完成：當一名詩人。”1921年，他的第二部詩集《人類的聲音》在考紹出版，著名詩人薩布·呂林茨（Szabo Lorincz）親自撰文，讚賞有加。同年，他還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翻譯並在家鄉雜誌上發表了卡夫卡的小說和，成為卡夫卡的第一位匈語譯者和評論者。馬洛伊承認，卡夫卡是對他影響最大的作家之一，不是在寫作風格上，而是在文學精神上。
1921年，對馬洛伊來說是個重要的年份，他還在柏林與瑪茨奈爾·伊倫娜（暱稱“羅拉”，這位考紹的名門閨秀也是為了反叛家人而出走柏林）一見鍾情。從那之後，馬洛伊與她相濡以沫六十三年；從那之後，羅拉不僅是他的妻子，還是他的旅伴、難友和最高貴意義上的“精神伴侶”，幾乎他以後寫下的所有文字，羅拉都是第一位讀者。
1922年馬洛伊的散文集《抱怨書》在家鄉出版，其中有一篇，描寫自己的親戚們和青少年時代生活，為後來創作《一個市民的自白》的第一部提供了框架。
1923年，馬洛伊與羅拉在布達佩斯結婚，隨後兩人移居巴黎。 “我們計劃在巴黎逗留三個星期。但是後來住了六年。”馬洛伊在《一個市民的自白》裡詳細講述他戲劇性的巴黎生活，他去索邦大學讀書，去圖書館翻雜誌，做一些勉強糊口的工作，給德國和匈牙利報紙撰寫新聞，並陪羅拉經歷了一場險些喪命的重病……儘管在巴黎的生活十分貧寒，但精神生活十分豐富，作為記者，他看到了一個更大的世界，他親耳聆聽過阿波尼·阿爾伯特在日內瓦的著名演講，見到張伯倫向這位曾五次獲得諾貝爾獎提名的匈牙利政治家致意……在這期間，他還去過大馬士革、耶路撒冷、黎巴嫩、蒙特勒和倫敦，最重要的是讀了普魯斯特；毫無疑問，對馬洛伊後來寫《一個市民的自白》影響至深，難怪評論家經常將他倆相提並論。
馬洛伊在1924年6月20日寫的一封信裡說：“巴黎吸引我，因此不管我一生中會流浪到哪裡，最後都會回到這裡。”在巴黎期間，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屠殺》（1924）在維也納問世，同時他還完成了一本遊記《跟隨上帝的足跡》。
“有什麼東西結束了，獲得了某種形式，一個生命的階段載滿了記憶，悄然流逝。我應該走向另一個現實，走向'小世界'，選擇角色，開始日常的絮叨，某種簡單而永恆的對話，我的個體生命與命運的對話；這個對話我只能在家鄉進行，用匈牙利語。我從蒙特勒寫了一封信，我決定回家。”1928年春天，馬洛伊回到了布達佩斯，但羅拉繼續留在巴黎，因為她不相信馬洛伊心血來潮的決定：“我名下的公寓還在巴黎，羅拉還留在那裡，她不相信我的心血來潮。”
一方面，馬洛伊自己也心裡打鼓：“我不安地想：回去後我必須要謹言慎行；必須學會另一種匈牙利語，一種在書裡面只選擇使用的生活語言，我必須重新學匈牙利語……在家鄉，肯定不是所有的一切我都能理解；我回到一個全新的家鄉……我必須再次'證實'自己是誰——我必須從頭開始，每天都得從頭開始……我在家鄉能夠做什麼呢？”另一方面，馬洛伊了解自己是“一名能從每天機械性的工作中省出幾個小時滿足自己文學愛好的記者”，了解自己與生俱來的“匈牙利作家的命運”。他離開家鄉，是為了找到自己；回到家鄉，則是為了成為自己。
這時的匈牙利，已經不是他離開時的那個祖國。 1920年簽訂的《特里亞農條約》，使原來的“大匈牙利”四分五裂，喪失了72%的領土和64%的人口；考紹也被劃歸給捷克斯洛伐克。馬洛伊沒有回家鄉，而是留在了布達佩斯。這時的他，已經是著名的詩人、作家和記者了，他的文學素養、獨立精神和世界眼光，都使他很快躋身於精英階層，成為社會影響力很大的《佩斯新聞報》的記者。
1928年，馬洛伊出版了長篇小說《寶貝，我的初戀》。 1930年，隨著青春小說《反叛者》的問世，開啟了馬洛伊小說創作的黃金時代。 《反叛者》的主人公們是一群青春期少年，他們以烏托邦式的挑戰姿態向成年人世界宣布：“我們不想與你們為伍！”他們以純潔的理想，喊出了戰後一代年輕人對世界、對成年人社會的懷疑。這部小說於1930年被譯成法語，大作家紀德讀後，興奮地致信這位素不相識的匈牙利作者；存在主義思想家加布里埃爾·馬塞爾親自撰寫評論。這部小說與法國作家讓·谷克多同年出版的《可怕的孩子們》，成為歐洲文壇的重要事件。同年出版的，則根植於他在巴黎的生活感受，講述了一個長大成人的男孩如何面對自己的內心世界。
1934年至1935年，馬洛伊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分為兩部的自傳體小說《一個市民的自白》，時間跨越世紀，空間縱橫歐陸。小說的第一部繪聲繪色地講述了自己的家族史和青春期成長史，生動再現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東歐新興市民階層的生活全景畫卷。他用工筆的手法翔實記錄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市民階層的生存環境、生活習慣、家族傳統、人際關係、審美趣味、道德準則、行為規範和社會風俗，刻畫之詳之細，如同攝像機拍攝後的慢放鏡頭，精細到各個房間內每件家具的雕花和來歷、父母書櫃中藏書的作者和書名、妓院房間牆上貼的告示內容和傍晚在中央大街散步的各類人群的時尚裝扮。書裡有名有姓的人物多達上百個，從皇帝到女傭，從親友到鄰里，從文人、政客到情人、路人，每個人都擁有個性的面孔和命運的痕跡。從文學水準看，該書毫不遜色於托馬斯·曼的和普魯斯特的。
在第二部中，馬洛伊回憶了並不久遠的流浪歲月。從德國、法國、英國、瑞士等西歐國家，寫到東歐的布達佩斯，不僅講述了個人的流浪、寫作和情感經歷，還勾勒出歐洲大陸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動盪、不安、複雜、激進的歲月影像，各地人文歷史宛然在目，無數歷史人物呼之欲出，真可謂一部大時代的百科全書。更重要的是，《一個市民的自白》以宏大的篇幅記錄了一位東歐年輕知識分子的生理和心靈成長史，對內心世界的變化刻畫得毛舉縷析，委曲畢現，其揭露之酷、剖解之深和態度的坦誠，都是自傳作品中少見的。如果讓我作比的話，我首先想到的是薩義德的《格格不入》和卡內蒂的“舌耳眼三部曲”。
不過，也正是由於坦誠，馬洛伊於1936年官司惹身，他當年的一位神父教師以毀譽罪將他送上法庭，另外作者的幾位親戚也對書中披露的一些細節感到不滿，因此，馬洛伊被迫銷毀了第一版，支付了神父一筆可觀的賠款，並對該書進行了大幅度的刪減，主要刪掉了對天主教寄宿學校中男孩們曖昧的情色生活的描述和關於幾位親戚的家庭秘聞，減掉了至少有三章的篇幅。從那之後的近八十年裡，讀者只能看到刪節後的《一個市民的自白》，我翻譯的這個版本也是1936年後的刪節本。
匈牙利終於出版了全本的《一個市民的自白》，遺憾的是，當時我的譯文已經交稿，只能寄希望於以後中文版再版時，我再花時間彌補這個小小的缺憾。對“馬洛伊迷”來說，還有一個好消息：作為馬洛伊的遺稿在箱底壓了多年的《我想要沉默》被意外發現並編輯出版，這部書便是馬洛伊曾在日記中提到的《一個市民的自白》的第三部。至此，馬洛伊的這本自傳終於在作者去世二十四年後能以完整的面貌與讀者見面，我想中文版面世只是早晚的事情。
從1928年回國，到1948年出國，馬洛伊小說的黃金時代持續了整整二十年。毫無疑問，馬洛伊是我知道的世界上最勤奮、最多產、最嚴肅，也最真誠的作家之一，在當時的匈牙利文壇，他的成就和聲譽無人比肩。
在馬洛伊的長篇小說中，1942年聖誕節問世的《燭燼》是語言最精美考究、故事最動人、情感最深沉、風格最強烈的一部。兩位老友在離別多年後重逢，在昏暗、空寂的莊園客廳裡秉燭對坐，徹夜長談，追憶久遠的過去，一個成了審判者，另一個成了被審判者。年輕的時候，他倆曾是形影不離的金蘭之友，相互交心，不分你我；後來，其中一個人背叛了另一個，甚至有一刻動了殺機，結果導致一系列悲劇。馬洛伊講故事，但不僅講故事，還用莎士比亞式的語言懷念逝去的帝國時代，以及隨之逝去的貴族品德和君子情誼，他通過兩位老人的對話告訴讀者，悲劇的根源不是一時的軟弱，而是世界秩序坍塌時人們傳統道德觀念的動搖。 1998年，《燭燼》最先被譯為意大利語，隨後英文版、德文版問世，之後迅速傳遍世界，台灣地區也於2006年出版了從意大利語轉譯的繁體版，在華語讀者中影響甚廣。至今，《燭燼》是馬洛伊作品中翻譯語種最多、讀者最熟悉、市場最暢銷的一部小說，後來被多次改編成電影、話劇和廣播劇。不久前，書評家康慨先生告訴我，他正在讀我剛出爐的《燭燼》譯稿，激動得禁不住大聲朗讀，並摘出他最喜愛的關於音樂、友情、孤獨、衰老的段落髮給我，說書寫得好，也譯得好，我心裡不僅感到安慰，還感到一種“古代君子”的情愫在胸中湧流，我希望，它能通過我的翻譯在我身上留下一部分，也能讓讀者們通過閱讀留下一些。
是一部婚姻小說，通過兩段長長的自白，先出場的是妻子，隨後出場的是丈夫，從不同的階層、視角、修養和感受講述了同一個失敗的婚姻。他們兩個都以自己的生活經驗判斷對方，都以自己的真實看待這段婚姻。按照馬洛伊的觀念，這個婚姻是注定失敗的，因為與生俱來的修養差別和階層烙印。其實這個觀點，作者在《一個市民的自白》中就清楚地表述過：“大多數的婚姻都不美滿。夫妻倆都不曾預想到，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什麼會將他們分裂成對立的兩派。他們永遠不會知道，破壞他們共同生活的潛在敵人，並不是性生活的冷卻，而是再簡單不過的階層嫉恨。幾十年來，他們在無聊、世俗的冰河上流浪，相互嫉恨，就因為其中一方的身份優越，受到過良好的教育，姿態優雅地攥刀執叉，或是腦袋裡有某種來自童年時代的矯情、錯亂的思維。當夫妻間的情感關係變得鬆懈之後，很快，階層爭鬥便開始在兩個人之間醞釀並爆發……”
是馬洛伊流傳最廣的散文集，談人生，談品德，談理想，談哲學，談情感，為那些處於痛苦之中和被上帝拋棄的人指點迷津。作者在1943年自己的日記裡寫了這樣一段感人的話：“我讀了，頻頻點頭，就像一位讀者對它表示肯定。這本書比我要更智睿、更勇敢、更有同情心得多。我從這本書裡學到了許多。是的，是的，必須要活著，體驗，為生命與死亡做準備。”
與馬洛伊同時代的大詩人尤若夫·阿蒂拉（Jozsef Attila）這樣評價他，稱他為“匈牙利浪漫主義文學偉大一代的合法後代”。
浪漫主義作家的生活並不總是浪漫的，更準確地說，浪漫主義作家通常會比常人更多一層憂患。在新一場戰爭臨近的陰霾下，馬洛伊的精神生活越來越沉重。他的自由主義思想、與主流文化的衝突和他桀驁不馴的個性，以及他犀利的語言和獨立的人格，都使他在亂世之中從不動搖意志，從不依附任何勢力，從不被任何思想沖昏頭腦，他與左翼的激進、暴力保持距離，他對右翼的危險時刻充滿警惕，因此使得當時各類右翼對他的厭憎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左翼對他的記恨一樣深，無論哪派都視他為“難鬥的天敵”。
1934年10月12日，對馬洛伊來說是個悲傷的日子，他父親的去世對他打擊很大。雖然父親很少跟他在一起生活，但在精神、品德和修養上給予他潛移默化的影響非常大。中學畢業時，馬洛伊曾寫信向好友傾訴，這樣描述自己的生活榜樣：“一個許多人敬重但很少有人喜歡的人，一個從來不向外部世界妥協、永遠沒有家的人。也許在這個坍塌的家裡正是這個將我們維繫在一起：無家感。”父親的死，使馬洛伊陷入內心更深的孤獨，很少寫詩了的他，在悲痛中寫了一首。
1930年代初，德國納粹主義日益囂張，托馬斯·曼於1930年10月17日在柏林貝多芬廳發表著名的《德意志致詞》，直言不諱地稱納粹主義是“怪僻野蠻行徑的狂潮，低級的蠱惑民心的年市上才見的粗魯”，是“群眾性痙攣，流氓叫囂，哈利路亞，德維斯僧侶式的反复頌念單一口號，直到口邊帶沫”，為此受到希特勒的迫害。馬洛伊與托馬斯·曼的觀點一致，他也率先在匈牙利報紙上撰文，提醒同胞提高警惕，結果遭到本國的民粹主義者憎恨，視他為激進的左派分子。 1935年，他與動身流亡的托馬斯·曼在布達城堡會面，更堅定了他的反法西斯立場。
1939年2月28日，羅拉為馬洛伊生了一個可愛的兒子，取名“克利斯托夫”，但孩子只活了幾個星期，不幸死於內出血。從那之後，馬洛伊寫了一張字條放在文件夾裡帶在身邊，字條上寫著：“克利斯托夫，親愛的克利斯托夫！你別生病！！！”葬禮之後，他長達幾個月沉默不語，寫了一首《一個嬰兒之死》：
他留下了什麼？他的名字。
他頭髮的香氣留在梳子上。
一隻維尼熊，他的死亡證明。
一塊帶血的破布和一條繃帶。
世界的萬能與全知啊，
我不懂，為什麼要對我這樣？
我不叫喊。活著並沉默。
現在他是天使，假如存在天使的話——
但這裡，在地下，一切都無聊和愚蠢，
我不能原諒任何人，永遠不能。
就在馬洛伊喪子的同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馬洛伊感到十分悲憤，他在《佩斯新聞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告別》的文章，寫道：“現在，當黑暗的陰雲籠罩了這片高貴的土地，我的第二故鄉，它的地理名稱叫歐洲：我閉上了眼睛，為了能更清晰地看到這一瞬間，我不相信，就此告別……”
1944年3月19日，德軍佔領了匈牙利。馬洛伊在日記中悲憤地寫下：“恥辱地活著！恥辱地在百日行走！恥辱地活著！……我心裡彷彿有什麼東西在3月19日破碎了。我聽不到我的聲音；就像被樂器震聾了耳朵。”
三天之後，作家夫婦逃到了布達佩斯郊外的女兒村（Leanyfalu）避難，當時，羅拉的父親被關入了考紹的“猶太人集中區”，羅拉的妹妹和兩個孩子跟他們在一起。馬洛伊還在日記中記錄了一件事：曾有一個女人找到他們，說只要他們付一筆錢，就可以讓他們在蓋世太保的秘密幫助下搭乘一架紅十字會飛機飛往開羅，但被馬洛伊回絕了……後來證明，馬洛伊的決定使他們幸運地躲過一劫，搭乘那架飛機的人全部被送進了德軍在奧地利境內建造的茅特森集中營。這一年，他沒有出新書。
1945年2月，馬洛伊在布達佩斯的公寓在空襲中被炸成了廢墟，六萬冊藏書的毀滅，象徵了文化的毀滅。戰火平息後，馬洛伊創作的新戲《冒險》公演大獲成功，他用這筆收入買了一套一居的公寓，在那裡住到1948年流亡，之後他母親住在那裡直到1964年去世。
戰後，有關當局請馬洛伊出任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友好協會主席，被他拒絕了，因為他無法在自己的家鄉被割讓、自己的同胞被驅逐的情況下扮演這個玩偶，他說：“恐怖從法西斯那裡學到了一切：最終，沒有人從中吸取經驗。”他不但拒絕當主席，還退出協會表示抗議，這一態度，自然受到左翼政府的記恨，被社會主義者視為危險的右派、“與新社會格格不入的資產階級殘渣”。
回顧歷史，無論右派左派，都是對馬洛伊先攻擊，後拉攏，拉攏不成，打壓噤聲；最後，連他的肉身存在都會令當權者不堪容忍，於是逼迫他流亡西方……不過有趣的是，馬洛伊在文學上卓越的造詣、優雅的風格和高超的水準使他的作品充滿了魅力，令人欲罷不能，不管持有哪派觀點的人都忍不住會去讀他的書。因為不管他寫什麼都會獨樹一幟，都會觸動人心，都擁有不容否認的文學價值和人文思想。
1947年，馬洛伊雖然當選為匈牙利科學院院士，擁有名銜和勳章，但由於他的文學風骨、他的抗拒性沉默、他與主流文學保持清醒的距離，最終仍難逃脫當局的打壓。 1948年，馬洛伊永遠地離開了故鄉。
自從1948年8月31日馬洛伊和羅拉離開匈牙利後，至死都沒有再回那片土地。他們走的時候十分孤獨，沒有人到火車站送行。在瑞士，匈牙利使館的人找到他問：“您是左派的自由主義作家，現在95%您想要的都得到了，為什麼還要離開？”馬洛伊回答：“為了那5%。”
他們先在瑞士逗留了幾週，之後移居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在那裡一直住到1952年。 1949年，馬洛伊僅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寫完了他的又一部重要作品《土地，土地……！ 》，這部回憶錄講述了流亡初期的生活，直到1972年才正式出版。在《我想要沉默》被發現之前，這本書一直被視為《一個市民的自白》的第三部，現在看來，它應該是第四部。馬洛伊在《土地，土地……！ 》中寫道：“我之所以必須離開，並不僅僅因為他們不允許我自由地寫作，更有甚者的是，他們不允許我自由地沉默。”
在意大利期間，他開始在《自由》日報和“自由歐洲電台”工作。
1952年，馬洛伊和羅拉移居美國紐約，並在倫敦出版了流亡中寫的第一部作品《和平的伊薩卡島》。 1954年在《文化人》雜誌發表長詩《亡人的話》，被譽為20世紀匈牙利詩歌的傑作。身在異邦，心在家鄉，馬洛伊曾在紐約的中央公園裡寫過一首小詩《我這是在哪兒？ 》，流露出他背井離鄉的無奈和惆悵：
我坐在長椅上，仰望著天空。
是中央公園，不是瑪格麗特島。
生活多麼美好——我要什麼，就得到什麼。
這裡的麵包有股多麼怪的味道。
怎樣的房屋和怎樣的街道！
莫非現在叫卡洛伊環路？
這是怎樣的民眾啊！ ——能夠忍受匆忙的腳步。
到底誰在照看可憐祖母的墳塚？
空氣醉人。陽光明媚。
上帝啊！ ——我這是在哪兒？
1956年10月，匈牙利爆發了反抗蘇聯統治的人民自由革命，馬洛伊在“自由歐洲電台”進行時事評論。次年，馬洛伊夫婦加入了美國國籍。 1967年馬洛伊夫婦移居意大利南部的薩萊諾市。
1973年，馬洛伊和羅拉去維也納旅遊以紀念他倆結婚五十週年，但沒有回咫尺之遙的祖國。自從馬洛伊流亡後，匈牙利查禁了他的作品。 1970年代，匈牙利政府為了改善國際形象，不僅解禁了馬洛伊的作品，而且邀請作家回國。然而，馬洛伊的骨頭很硬，他表示只要自己的家鄉還不自由，他就決不返鄉，甚至禁止自己的作品在匈牙利出版。 1974年底他們返回美國，1980年移居聖地亞哥，在那裡度過他的晚年。
20世紀，歐洲有許多文人過著流亡生活，但很少有誰流亡得像馬洛伊這樣決絕和孤獨，他的骨頭本來就很硬，流亡更是把它磨礪成了鋼鐵。托馬斯·曼戰後也沒有回德國，但他可以說“我在哪裡，德國文化就在哪裡”。德國人都在讀他的書，以這位堅決的反法西斯作家為榮。可馬洛伊呢？他的匈牙利文化在哪兒？他代表的高尚文化已經成為歷史，冷戰的文化充滿了謊言，即便他的祖國不禁他的書，他也自己堅持沉默，捍衛自己堅守的道德價值和文化價值，不與政治和流行為伍，但他一生沒有放棄母語寫作，也不為西方的市場寫作。流亡期間，他不停地寫作，沒有出版社給他出書，他就自己出錢印，至少羅拉是他的讀者。
流亡期間，他先後出版了八部長篇小說、兩部詩集、一部戲劇，以及1945至1985年的。在這些作品中，最重要的除了《土地，土地……！ 》外，就該算《尤迪特……和尾聲》了。
《尤迪特……和尾聲》是的續篇，以一對情人獨白的形式，將四十年前寫的故事延續到了現在，延伸到了美國，為逝去的時代和被戰爭和革命消滅了的“市民文化”唱了輓歌。毫無疑問，作者在書裡留下了自己的影子——站在被炸毀的公寓廢墟中央，站在幾萬卷被炸成紙漿的書籍中央，直面文化的毀滅。這是馬洛伊一生唯一續寫的小說，可見他對這部書情有獨鍾。作者去世後，和《尤迪特……和尾聲》被合訂在一起出版，就是讀者將要讀到的中文版。
在流亡的歲月，馬洛伊除了與愛妻羅拉相依為命，不離不棄，還領養了一個兒子亞諾士，亞諾士結婚後生了三個孩子，他們成了作家夫婦的感情安慰。然而歲月無情，從1985年開始死神一次次逼近他，他的弟弟伽博爾和妹妹卡託於這一年去世。 1986年1月4日，與他廝守了半個多世紀的愛妻羅拉也離開了他；秋天，他那位是電影導演的弟弟蓋佐去世。 1987年春天，養子亞諾士也不幸去世，白髮人送黑髮人，馬洛伊再次陷入深深的悲痛。就在這年秋天，他留下了遺囑。
1988年，隨著東歐局勢的改變，匈牙利科學院和匈牙利作家協會先後與他取得聯繫，歡迎他葉落歸根，但他還是沒有動心。歲月和歷史已經讓他失去了一切，他不想失去最後一分對自由理想的堅持。
遺憾的是，馬洛伊未等到祖國自由，他太老了，太孤獨了。
1989年1月15日，他在日記裡寫下了最後一行：“我等著死神的召喚，我並不著急，但也不耽擱。時間到了。”
2月20日，他寫了最後一封信給好友、遺稿託管人沃羅什瓦利·伊什特萬夫婦，他在信中寫道：“親愛的伊什特萬和親愛的伊蓮：我心灰意懶，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始終疲乏無力，再這樣下去，我很快就不得不進醫院接受看護。這個我想盡量避免。謝謝你們的友誼。你們要好好照顧彼此。我懷著最好的祝愿想念你們。馬洛伊·山多爾。”
2月21日，馬洛伊在聖地亞哥家中用一枚子彈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以自由地選擇死亡這個高傲的姿態成為不朽。 “所有的一切慢慢變成了回憶。風景、開放的空間、我行走的大地，所有的一切都充滿了啟示。所有的一切都講述著這條遭到損毀、已然流逝、痛苦而甜美的生命，所有的土地都粘掛著無可挽回的、殘酷的美麗。也許，我還有很少的時間。但是我要作為死者經歷我的人生：我的羞恥（這個羞恥就是在這里維生，就是我在這裡度過的生命之恥）不允許做另外的判決。”馬洛伊生前曾這樣說。 1942年，他還寫過一首《在考紹》的詩，在中年時就平心靜氣地講述了生與死的輪迴：
嚴肅的，令人回憶的
與亡者以你相稱的
與先人相互慰藉的
驕傲和獨一無二的
旅行，這也是宿命——
我從這裡開始，或許
也在這裡結束。
就在馬洛伊離世那年的秋天，東歐劇變，柏林牆倒塌，匈牙利也發生了體制改革，蘇聯從匈牙利徹底撤軍。他自由的夢實現了，但他提前去了天上。從1990年開始，他的全部作品在匈牙利陸續出版，政府還追授他“科舒特獎章”，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將這個獎章頒發給亡者。從某個角度講，馬洛伊這根流亡的骨頭以他的堅韌不屈，戰勝了殘酷的時間與喑啞的體制。匈牙利還設立了慧眼識珠的馬洛伊文學獎，推出了一位又一位的後繼者，其中包括繼承了他精神衣缽的凱爾泰斯。正如匈牙利文學評論家普莫卡奇·貝拉所言：“假如，有過一位其生活方式、世界觀、道德及信仰本身等所有的一切就代表著文學的作家，那麼毫無疑問，這個人就是馬洛伊·山多爾。在他的文字裡，可以找到生命的意義；在他的語言中，可以窺見個體與群體的有機秩序，體現了整個民族的全部努力和麵貌。”
馬洛伊一生都沒有放下筆，總共寫了五十多部作品，長
達十幾卷的更具有歷史、文學和思想價值。作家去世後，他的全部作品在匈牙利出版，留下的遺稿也陸續面世，新出版了至少有二十多部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1945至1989年的全本、《一個市民的自白》全本和《我想要沉默》、，還有與友人的書信集和早年創作的小說集。
“死亡的詩人仍在勤奮工作”，這是馬洛伊曾經形容他的文學啟蒙恩師科斯托拉尼·德熱而寫下的一句話，實際上這句話也寫給了他自己。
很希望譯林出版社的這幾本馬洛伊作品只是我們認識馬洛伊的開始，也希望這位已成為天使的老作家能通過文字坐到我們中間，他是凡間極少見到的高尚、獨立、聰慧、堅韌、柔情、勤奮，而且品質上幾乎沒有瑕疵的人。即便因為他，我也願相信：存在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