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第十一章

安德烈公爵的目光還沒把普法爾送走，別尼生伯爵就匆匆走進屋來。他向安德烈公爵點點頭，邊向副官作指示，邊走進書房。皇帝隨後到達。別尼生慌忙趕到前面，準備迎接皇帝。契爾內歇夫和安德烈公爵走到門口台階上。皇帝滿面倦容，下了馬。保盧奇侯爵對皇帝說著什麼。皇帝向左側著頭，聽保盧奇情緒激動地說話，現出不很樂意的神情。皇帝向前挪動一步，顯然不願再聽他說下去，但這個臉色通紅、神情激動的意大利人卻不顧禮節，跟在皇帝后面說個不停。 “至於那個建議構築德里薩陣地的人，”保盧奇說，這時皇帝走上台階，發現安德烈公爵，就凝視著這個陌生人，“陛下，對於那個建議構築德里薩陣地的人，”保盧奇彷彿已按捺不住，不顧一切地繼續說，“對於他，照我看只有兩個去處：不是進瘋人院，就是上絞刑架。”皇帝沒有聽完，也許根本不在聽人說話。他認出了安德烈公爵，就和顏悅色地對他說：“見到你很高興，你到他們開會的地方去等我吧。”

皇帝走進書房。伏爾康斯基公爵和斯坦因男爵跟著他走進去，隨手把門關上。安德烈公爵利用皇帝的許可，同他在土耳其認識的保盧奇一起走進客廳。客廳裡正在開會。 伏爾康斯基公爵擔任類似皇帝參謀長的職務。他拿著幾張地圖從書房出來，走進客廳，把地圖攤在桌上，提出幾個問題，想听聽與會者的意見。情況是這樣的：夜裡得到消息（後來證明不確），說法軍正在迂迴進攻德里薩陣地。 第一個發言的是阿姆斐爾德將軍。他提出，為了擺脫當前的困境，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大道旁另築一個新陣地，這陣地的用處他沒有說明（只是為了表示他也有他的想法），他認為軍隊應該集結在那裡等待敵人。阿姆斐爾德顯然早就制訂了這個方案，他現在說出來，與其說是解答提出的問題（其實他的方案並未解答問題），不如說是乘機把它說出來。這是無數建議之一，提出來的人振振有詞，其實他們根本不懂戰爭的特點。有人反對他的意見，有人讚成他的意見。年輕的托里上校反對得最激烈，他一面爭論，一面從軍服口袋裡掏出寫滿字的筆記本，要求讓他念念裡面的內容。托里從大量記錄中提出一個同阿姆斐爾德和普法爾完全不同的作戰方案。保盧奇反對托里，提出一個進攻計劃。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擺脫走投無路的陷阱（他把德里薩陣地稱為陷阱）。在這些爭論中，普法爾和他的翻譯伏爾佐根（他是普法爾同朝廷聯絡的橋樑）一直默不作聲。普法爾只是鼻子裡輕蔑地哼哼著，背過身去，表示他根本不屑反駁他現在聽到的這種謬論。當主持會議的伏爾康斯基公爵請他發表意見時，他只說：“何必問我？阿姆斐爾德將軍已提出一個暴露後方的好陣地。或者，這位意大利先生提出的進攻，很好嘛！或者撤退，也很好。何必問我呢？諸位對情況都知道得比我清楚。”

但伏爾康斯基皺著眉頭，說他是代表皇帝徵求意見的，普法爾就站起來，突然來了勁，開口說：“事情全弄糟了，全搞亂了，大家都比我高明，可現在又來問我該怎麼補救。沒有什麼可補救的。一定要嚴格遵守我定下的原則，”他用骨瘦如柴的手指敲敲桌子說，“困難在哪裡？胡說，幼稚！”他走到地圖前，用乾瘦的手指戳戳地圖，迅速地說，任何意外情況都不會改變德里薩陣地的作用，一切都預見到了，敵人要是真的前來包抄，注定會全軍覆沒。 保盧奇不懂德語，就用法語向他提問。伏爾佐根走來幫助法語說得不好的首長，為他翻譯，好容易才跟上普法爾講話的速度。普法爾急急地證明，不但已經發生的一切，就是可能發生的一切，都不出他所料，如果說現在出現了困難，那隻是因為沒有嚴格執行他的計劃。他一直露出嘲弄的微笑，反復作著證明，最後輕蔑地停止論證，好像數學家不再用各種方法證明一個早已證實的命題。伏爾佐根繼續用法語替他說明他的意思，偶爾問普法爾：“對不對，閣下？”普法爾好像一個在戰鬥中殺紅了眼的人，竟打起自己人來，怒氣沖沖地對伏爾佐根嚷道：“哼，還解釋什麼？”

保盧奇和米肖一起用法語攻擊伏爾佐根。阿姆斐爾德用德語對普法爾說話。托里用俄語向伏爾康斯基公爵解釋。安德烈公爵默默地聽著，觀察著。 在所有這些人中，安德烈公爵最同情的是憤怒、固執、自信得可笑的普法爾。在場的人中間，顯然只有他一個人沒有什麼個人要求，對誰也不抱仇恨。他只有一個希望：執行根據他多年研究的心得所製訂的計劃。他這人有點可笑，他的諷刺使人不快，但他對理想的無限忠誠卻博得大家的尊敬。此外，在所有的發言中，除了普法爾，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這在一八〇五年軍事會議上是沒有的，就是對拿破崙的天才都極為恐懼。這種情緒雖被掩飾著，但還是從每個人的發言中流露出來。大家認為拿破崙無所不能，對他防不勝防，彼此用這個可怕的名字批駁對方的建議。只有普法爾一人認為拿破崙是個野蠻人，就像他認為凡是反對他的理論的人都是野蠻人那樣。不過，普法爾除了引起安德烈公爵的敬重外，還引起他的憐憫。從廷臣們對他說話的語氣，從保盧奇膽敢在皇帝面前說他壞話這件事，主要是從普法爾本人的絕望神情中可以看出，別人知道，他自己也感覺到，他的垮台已迫在眉睫。儘管他這人十分自信，且有德國式嘲諷嘮叨的癖性，他那兩鬢梳得光光、後面頭髮翹起的模樣卻是可憐的。他表面上顯得憤怒和輕蔑，其實內心感到絕望，因為他想通過大規模實驗向全世界證明他的理論的正確性，而這樣的機會現在已經喪失了。

討論繼續了很久。他們討論得越久，爭吵也越激烈，甚至大聲叫嚷和進行人身攻擊，這樣也就更難得出共同的結論。安德烈公爵聽著這席使用多種語言的談話，聽著他們的建議、計劃、辯駁和叫嚷，不勝驚訝。他在軍事活動中常想，軍事科學是沒有的，因此也不可能有所謂軍事天才。現在他認為這是一種明擺著的事實。 “戰爭的條件和環境不明，作戰者的力量也不明，哪裡談得上什麼軍事理論和軍事科學？誰也不知道，也無法知道，明天敵我雙方情況將會怎樣；誰也無法知道這個部隊和那個部隊有多大力量。有時，只要沒有膽小鬼在前面叫喊'我們被切斷了'，就會勝利。如果有一個勇敢的小伙子在前面高呼'烏拉'，一支五千人的隊伍就抵得上三萬人，就像在申格拉本那樣。有時五萬人遇到八千人也會逃跑，就像在奧斯特里茨那樣。許多事情往往由無數條件決定，而這些條件的作用往往發生於誰也不知道的特定時刻，戰爭也是這樣，因此怎麼談得上軍事科學呢？阿姆斐爾德說，我軍被切斷了；保盧奇卻說，我們使法軍受到夾攻；米肖說，德里薩陣地沒有用，因為後面有一條河；普法爾則說，它的威力就在於此。托里提出一個計劃，阿姆斐爾德提出另一個計劃。這些方案都有利有弊，任何方案只有通過實踐才能證明它的好處。大家憑什麼談論軍事天才呢？難道一個人能及時下令運送乾糧、指揮部隊向左向右，他就是天才嗎？這只是因為有些軍人獲得榮譽和權力，就有一批趨炎附勢的小人拜倒在權力面前，硬把天才加到權力上面，稱他們為天才。相反，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將軍都是些蠢貨或懶蟲。巴格拉基昂是位最好的將軍，連拿破崙都承認這一點。拿破崙本人何嘗不是這樣！我記得他在奧斯特里茨戰場上那種得意忘形的蠢相。一個好統帥不僅不需要天才和特殊品質，而且不需要人類的美德：仁愛、詩意、熱情和探索哲理的精神。他只要庸俗淺薄，堅信他的所作所為都很重要（要不他就沒有足夠的耐心），只有這樣，他才能成為一個勇敢的統帥。上帝保佑，做人可不能愛惜誰，同情誰，也不要考慮是非。自古以來對權勢人物早就炮製了一套天才論，因為權力就在他們手裡。其實戰爭的成敗不取決於他們，而取決於那個在隊伍中高喊'完蛋了'或者'烏拉'的人。只有在這種隊伍裡服務，你才能滿懷'自己有用'的信心！”安德烈公爵聽著大家的議論，心裡這樣想。直到所有的人都走散了，保盧奇喚他，他才醒悟過來。

第二天檢閱時，皇帝問安德烈公爵希望去哪裡服務，安德烈公爵沒要求留在皇帝身邊，卻要求下部隊。這樣他就喪失了在朝廷供職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