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歐軍隊從一八一一年年底起開始加強裝備和集中。一八一二年這支幾百萬人的大軍（包括輜重隊和供養人員）浩浩蕩盪自西向東往俄國邊境移動；俄國軍隊從一八一一年起同樣向邊境集結。六月十二日，西歐軍隊越過俄國邊界。於是戰爭爆發了，也就是發生了違反人類理智和人類本性的事。幾百萬人犯下了全世界法庭在多少世紀裡都記錄不完的罪惡：暴行、欺騙、背叛、盜竊、偽造文件、印製偽鈔、搶劫、縱火和殺人，但乾這些事的人卻並不認為這是犯罪。 這個非常事件是由什麼引起的？它的起因是什麼？史學家們天真地斷定，這事的起因是奧登堡大公的受辱、大陸體制的破壞、拿破崙的野心、亞歷山大的強硬、外交官們的錯誤，等等。 因此，只要梅特涅、魯勉采夫或塔列蘭在朝覲和晚會的間隙用心寫一篇巧妙的通牒，或者拿破崙給亞歷山大寫信表示“仁兄陛下，我同意把公國歸還奧登堡大公”，戰爭就不會發生了。

當時人們這樣看待此事是可以理解的。拿破崙認為戰爭是由英國的陰謀引起的（他在聖赫勒拿島上這樣說過），這也可以理解。英國國會議員認為戰爭的起因是拿破崙的野心；奧登堡大公認為戰爭的起因是對他施加的暴行；商人們認為戰爭的起因是使歐洲破產的大陸體制；老兵和將軍們認為主要原因是要利用他們打仗；當時正統派認為必須恢復良好準則；當時外交官們認為，一切都是由於一八〇九年俄奧聯盟沒有很好地瞞過拿破崙，第一七八號備忘錄措詞不當所造成。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當時人們提出無窮無盡的諸如此類的原因，因為他們持有無窮無盡的不同觀點，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後代人全面觀察既成事實，探究它簡單而可怕的含義，這些原因就顯得不夠充分了。我們無法理解，幾百萬基督徒互相殘殺，互相迫害，是因為拿破崙野心勃勃，亞歷山大態度強硬，英國政策狡猾，奧登堡大公受了屈辱。我們無法理解，這些情況同互相殘殺和暴行究竟有什麼聯繫；為什麼由於大公受辱，成千上萬的人就得從歐洲那一邊前來屠殺和掃蕩斯摩棱斯克省和莫斯科省的居民，而他們自己也被人殺害。

我們這些後代人不是歷史學家，不迷戀於研究事件的過程，因此能用清醒的頭腦按常理來觀察事物，我們看到不計其數的原因。越是深入探究，我們發現的原因也就越多。每一個個別原因或一系列原因，就其本身來說，都是同樣正確無誤的；但由於它們本身的微不足道，同事件的宏大規模相比就顯得荒誕不經；而且，如果沒有同時發生的其他原因，它們也就不能起作用，從這點上說，它們同樣是荒誕不經的。我們認為，一個法國軍士願意服第二期兵役，就像拿破崙不肯把軍隊撤回維斯瓦河對岸，不肯歸還奧登堡公國那樣，都是發生戰爭的原因，因為，如果那個軍士不願服兵役，第二個、第三個和第一千個軍士和士兵都不肯服兵役，拿破崙軍隊的人數就會大大減少，戰爭也就不會發生。

如果拿破崙不因為要求他撤到維斯瓦河對岸而惱怒，不命令軍隊進攻，戰爭也就不會發生。如果所有的軍士都不願服第二期兵役，戰爭也就不會發生。如果英國不玩弄陰謀，沒有奧登堡大公這個人物，如果亞歷山大不感到屈辱，如果沒有俄國專制政府，沒有法國革命以及隨後的專政和帝制，沒有引起法國革命的種種事件，等等，戰爭也就不會發生。這些原因只要少了一個，就什麼也不會發生。應該說，所有這些原因，億萬個原因，湊合在一起，才造成了這個事件。由此可見，這個事件沒有什麼特別重大的原因，事件之所以發生，只是因為非發生不可。幾百萬人喪失人性和理智，由西向東去屠殺同類，就像幾世紀前由東向西去屠殺同類一樣。 拿破崙和亞歷山大的一句話似乎決定事件的發生與否，其實他們的行為就像憑抽籤或應徵而入伍的士兵那樣，都是不由自主的。情況不能不是這樣，因為要使拿破崙和亞歷山大的意志（事件彷彿就是由這些人決定的）得以實現，必須具備無數湊合在一起的條件，缺少一個，事件就不會發生。這幾百萬人，這些射擊和運送糧草和槍砲的士兵，他們具有實力，但他們必須願意執行個別軟弱無能的人的意志，並受無數錯綜複雜原因的驅使，事件才會發生。

對歷史上非理性的現象（就是我們無法懂得其理性的現象），我們還是不得不用宿命論來解釋。我們越是要理性地解釋這些歷史現象，就越覺得它們缺乏理性，難以理解。 人人都為自己而生活，利用自己的自由來達到個人目的，並且全身心感覺到，他現在可以做某件事或者不可以做某件事；但一旦他做了那件事，那件事就無法挽回，就屬於歷史事件，它在歷史上的意義就不是偶然的，而是預先註定的。 每個人的生活都有兩個方面：一是個人生活，個人生活越是無所追求，他的生活就越自由；一是自然的群體生活，他在這方面必須遵守既定的法則。 一個人為自己而活著是自覺的，但被利用來達到某種歷史的、全人類的目的卻是不自覺的。做過的事無法挽回，這件事同千百萬別人的事合在一起，就具有歷史意義。一個人的社會地位越高，他聯繫的人越多，他對別人的權力就越大，他的每一行動就越明顯地表現為註定的，必然的。

“帝王的心掌握在上帝手裡。” 帝王是歷史的奴僕。 歷史就是人類不自覺的群體生活，它利用帝王分分秒秒的生活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現在，一八一二年，拿破崙比任何時候更能決定本國人民流不流血（正像亞歷山大在給他的最後一封信裡所寫的那樣），他也比任何時候更加服從必然規律，被迫為共同事業、為歷史完成應該完成的事，但他卻以為他的行動可以隨心所欲。 西方人到東方去互相殺戮。根據綜合規律湊合起來、導致這場運動、導致這場戰爭的千百個細小的原因，其中有：對違反大陸體制的指摘；奧登堡大公的受辱；軍隊向普魯士推進，照拿破崙的看法，只是為了用武力取得和平；法國皇帝符合民意的好戰的本性和習慣；對大規模備戰的迷戀；備戰的費用；為了抵償這筆費用而必須取得利益；在德累斯頓接受令人陶醉的榮譽；當代人認為出於和平誠意而其實只是損害雙方自尊心的外交談判，以及符合所發生事件的千百萬個其他原因。

蘋果熟了就落下來，但它為什麼落下來？是因為地心吸力，是因為果柄乾枯，還是因為蘋果被太陽曬熟，果實變重了，因為風吹動它，還是因為站在樹下的孩子想吃它？ 這都不是原因。這一切只是由於發生重大的有機的自發事件所需條件的偶合。植物學家發現蘋果落下是纖維質腐爛等原因造成的。站在樹下的孩子說，蘋果落下是因為他想吃並為此作了禱告。他們的說法同樣都是又對又不對。有人說，拿破崙到莫斯科是因為他想去那裡，他的滅亡是因為亞歷山大要他滅亡；另外有人說，一座被挖空的大山塌陷是因為最後一個工人挖了最後一鎬土。這兩種說法同樣都是又對又不對。歷史事件中的所謂大人物，其實只是給事件命名的標籤罷了。他們同事件本身的關係極小，就像標籤一樣。

他們的每一行動，他們自以為是由他們的意志決定的，其實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並不是可以隨心所欲的，而是同歷史的全部進程相關聯，由永恆的力量注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