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二十世紀作家中，若問哪一個最活躍、最獨特、最重要、最容易招惹是非，又最不容易捉摸，那恐怕就非安德烈·紀德莫屬了。
有哪個作家活著的時候能夠做到，讓“右翼和左翼的正統者聯合起來反對他”呢？又有哪個作家死的時候還能夠做到，人們老大不樂意還得寫悼念他的文章，將重重尷尬與怨恨編織成獻給他的花圈呢？
同那些虛偽的、思想狹隘而令人作嘔的悼念文相反，薩特和加繆所寫的紀念文章則顯示出感情的真摯，認識深刻而評價中肯。
薩特在《紀德活著》一文中寫道：“思想也有其地理：如同一個法國人不管前往何處，他在國外每走一步，不是接近就是遠離法國，任何精神運作也使我們不是接近就是遠離紀德……近三十年的法國思想，不管它願意不願意，也不管它另以馬克思、黑格爾或克爾凱郭爾作為坐標，它也應該參照紀德來定位。”
加繆在《相遇安德烈·紀德》一文中則寫道：“紀德對我來說，倒不如說是一位藝術家的典範，是一位守護者，是王者之子，他守護著一座花園的大門，而我願意在這座花園裡生活……向我們真正的老師獻上這份溫馨的敬意是理所當然的。對他的離去，一些人散佈的那些無恥讕言，無損於他的一根毫髮。當然，那些專事罵人的人至今對他的死仍狺狺不休；有些人對他享有的殊榮表現出酸溜溜的嫉妒；似乎這種殊榮只有不分青紅皂白地濫施才算公正。”
兩位大師，從不同的立場與認識出發（尤其薩特能站在與紀德的分歧之上），不約而同地向紀德表示了敬意，這就從兩個方面樹立了榜樣，表明不管贊成還是反對紀德，只有透徹地理解他，才有可能公正地評價他在法國文壇的地位和影響。
然而，慢說透徹，就是理解紀德又談何容易。別的先不講，拿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來說，就曾以不同的態度對待羅曼·羅蘭和紀德，正是基於對紀德的深刻不理解。
羅曼·羅蘭（1866-1944）和安德烈·紀德（1869-1951）生卒年代相近，都以等身的著作經歷了二十世紀上半葉，算是齊名的作家。然而，羅曼·羅蘭於一九一五年就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紀德還要等三十二年之後，到一九四七年，在七十八歲的高齡，才獲此殊榮，是因其“內容廣博和藝術意味深長的作品——這些作品以對真理的大無畏的熱愛，以敏銳的心理洞察力表現了人類的問題與處境”。
其實，紀德的重要作品，到了二十世紀一二十年代，絕大部分都已經發表，主要有：幻想小說《烏連之旅》（1893）、先鋒派諷刺小說《帕呂德》（1894）、散文詩《人間食糧》（1897）、小說（1902）、日記體小說（1909）、傻劇（1914）、日記體小說《田園交響曲》（1919）、小說《偽幣製造者》（1926）、自傳（1926）。此後，紀德雖然還發表了大量的戲劇作品、遊記、日記和通信集，但是他的主要文學創作活動，到一九二六年就告一段落了，人稱“文壇王子”的地位已經確立，當然也就無愧于獲獎的那段評語了。但是，諾貝爾獎的評委們還要花上二十多年的時間，才算弄懂了紀德。
的確，紀德的一生和他的作品所構成的世界，就是一座現代的迷宮。
通常所說的迷宮，如古希臘神話傳說中的克里特島迷宮，人進去就會迷路，困死在裡面。忒修斯是個幸運者，他闖進迷宮，殺死了牛頭怪彌洛陶斯，不過也多虧拉著阿里阿德涅的線團，才最終走出來。
然而，紀德的迷宮則不同，它不僅令人迷惑，還有一種不可思議的特點：一般人很難進入。他的每部作品，都是他這座迷宮的一道窄門；他的許多朋友、絕大部分讀者，從這種窄門擠進去，僅僅看到一個小小的空間，只好帶著同樣的疑惑又退了出來。至於他的敵人，往往連窄門都闖不進去，只好站在門口大罵一通了。
事實上，在很長一段時間，無論為友為敵，還是普通讀者，大都未能找見連通這些作品的暗道密室，未能一識紀德整座迷宮的真面目。克里特島迷宮中有牛頭怪，紀德迷宮中有什麼呢？
紀德迷宮中，有的正是紀德本人。
換言之，紀德筆下的神話人物忒修斯進入的真正迷宮，正是紀德本人。
紀德生於巴黎，是獨生子，父親是法律學教授，為人平易隨和，讀書興趣廣泛，往兒子幼小的心靈播下了愛好文學的種子；母親本家是魯昂的名門望族，十分富有，安德烈·紀德一生衣食無憂，在庫沃維爾有莊園，在巴黎有豪華的住宅，全是母親留給他的遺產。紀德早年體弱多病，異常敏感好奇。不幸的是他十一歲時，性情快活、富有寬容和啟迪精神的父親過早辭世，只剩下凝重古板、生活簡樸並崇尚道德的母親，家庭教育失去平衡。母親盡責盡職，對兒子嚴加管教，對他的行為、思想，乃至開銷，看什麼書，買什麼布料，都要提出忠告。直到一八九五年母親去世，紀德才擺脫這種束縛的陰影，實現他母親一直反對的婚姻，同他表姐瑪德萊娜結合，時年已二十六歲了。
紀德受到清教徒式的家庭教育，釀成了他的叛逆性格，後來他又接受尼采主義的影響，全面揚棄傳統的道德觀念，宣揚並追求前人不敢想的獨立和自由。紀德自道：“我的青春一片黑暗，沒有嚐過大地的鹽，也沒有嚐過大海的鹽。”紀德沒有嚐到歡樂，青春就倏忽而逝，這是他擺脫家庭和傳統的第一動因：“我憎恨家庭！那是封閉的窩，關閉的門戶！”他過了青春期才真正煥發了青春，要擁抱一切抓得到的東西，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激情。在懂得珍惜的時候，能獲得第二個青春，應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尤為難能可貴的是，紀德身上久埋多滋潤的青春激情，一直陪伴他走完一生。
被稱為“不安的一代人的《聖經》”的《人間食糧》，正是作者這種青春激情的宣洩，是追求快樂的宣言書：
自然萬物都在追求快樂。正是快樂促使草莖長高，芽苞抽葉，花蕾綻開。正是快樂安排花冠和陽光接吻，邀請一切存活的事物舉行婚禮，讓休眠的幼蟲變成蛹；再讓蛾子逃出蛹殼的囚籠。正是在快樂的指引下，萬物都嚮往最大的安逸，更自覺地趨向進步……
《人間食糧》充斥著一種原始的、本能的衝動，記錄了本能追求快樂時那種衝動的原生狀態；而這種原生狀態的衝動，給人以原生的質感，具有粗糙、天真、鮮活自然的特性。恰恰是這些特點，得到了青年一代的認同。長篇小說《蒂博一家》的《美好的季節》一章中，有一個情節意味深長：主人公發現了《人間食糧》，說“這是一本你讀的時候感到燙手的書”。紀德成為“那個時代青少年最喜愛的作家”（莫洛亞語），正是因為他的作品道出了青少年的心聲。
莫洛亞還明確指出：“那麼多青少年對《人間食糧》都狂熱地崇拜，這種崇拜遠遠超過文學趣味。”青年加繆看了紀德的《浪子歸來》，覺得盡善盡美，立即動手改編成劇本，由他執導的勞工劇團搬上舞台演出。的確，青少年在紀德的作品中，更多的是尋求文學趣味之外的東西，是紀德直接感受事物、直接感受生活的那種姿態。紀德甚至要修正一個著名的哲學命題“我思，故我在”，代之以“我感知，因此我存在”，將直接感受事物的人生姿態，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大多數人總是這樣考慮：“我應當感受到什麼？”而紀德時時在把握：“我感受到什麼？”他的感官全那麼靈敏，能突然同時集中到一個點，集中到一個事物上，將生命的意識完全化為接觸外界的感覺，或者，將接觸外界的感覺完全化為生命的意識。他將各種各樣的感覺，聽覺的、視覺的、嗅覺的、味覺的、觸覺的，全都匯總起來，打成一個小包，如紀德所說：“這就是生命。”同樣，紀德將感受事物的戰栗，化為表達感受的戰栗的語句，這就是用生命寫出來的作品。讀紀德的作品，最感親切的，正是通過戰栗的語句，觸摸到人的生命戰栗的快感。可以說紀德的著作的主旋律，就是感覺之歌，快樂之歌，生命之歌。
紀德認為，在人生的道路上，最可靠的嚮導，就是他的慾望：“心系四方，無處不家，總受慾望的驅使，走向新的境地……”應當指出，早在童年和少年時期，紀德就特別迷戀和希臘神話故事，他雖然受母親嚴加管教的束縛，但還是能經常與阿里巴巴、水手辛巴達為伴，與尤利西斯、普羅米修斯、忒修斯為伴，在想像中隨同他們去冒險、去旅行，從而形成了他那不知疲倦的好奇心。進入第二個青春期，他那種好奇心就變成層出不窮的慾望。他同慾望結為終身伴侶。他一生擺脫或放棄了多少東西，包括家庭、友誼、愛情、信念、榮名、地位……獨獨擺脫不掉慾望。慾望拖著他到處流浪，將半生消耗在旅途上，尤其是北非，不知去過多少趟，甚至幾度走到生命滅絕，唯有風和酷熱猖獗的沙漠：
“黃沙漫漫的荒漠啊，我早就該狂熱地愛你！但願你最小的微粒在它微小的空間，也能映現宇宙的整體！微塵啊，你還記得什麼是生命，生命又是從什麼愛情中分離出來的？微塵也希望受到人的讚頌。”
而且，直到去世的前一個月，已是八十二歲高齡的紀德，還在安排去摩洛哥的旅行計劃。可見，紀德同慾望既已融為一體，就永無寧日：一種慾望滿足，又萌生新的慾望，“層出不窮地轉生”。他在旅途上，首先尋找的不是客店，而是乾渴和飢餓感，也不是奔向目的地，而是前往新的境界，要見識更美、更新奇的事物，尋求更大的快樂：“下一片綠洲更美”，永遠是下一個。他的旅途同他的目的地之間，隔著他的整整一生。他隨心所欲，要把讀他的人帶到哪裡？讀者要抵達他的理想，他的目的地，就必須跟隨他走完一生。
紀德認為，一位真正的藝術家所應當做的，“不是原原本本地講述他經歷的生活，而是原原本本經歷他要講述的生活。換句話說，將來成為他一生的形象，同他渴望的理想形象合而為一了；再說得直白點兒：成為他要做的人”。 （1892年）
“原原本本講述自己的經歷”，這樣做需要十倍的勇氣；而“原原本本經歷他要講述的生活”，寫出這樣的話就需要百倍的勇氣，再言出必行則需要千倍的勇氣。因為他提出的放縱天性，“做我們自己”，在當時的社會就是“大逆不道”，他必須“無法無天”，才能掙脫家庭和傳統道德的束縛，贏得隨心所欲、成為真我的自由。
紀德首先意識到，他在家庭教育的影響下，總是有意無意地壓抑自己的天性，長此下去就要成為社會普遍認可的“完人”，即符合傳統道德而天性泯滅的人。其次，他也看到當時文壇活躍的兩大流派，象徵派詩人如馬拉美等，完全“背向生活”，而天主教派作家，則以一種宗教的情緒憎恨生活。更多的無聊文人身負的使命，就是掩飾生活。總而言之，在紀德看來，人們遵照既定的人生準則，無不生活在虛假之中。因此，必須同虛假的現實生活背道而馳，走一條逆行的人生之路，才能返回真正的生活。於是，他給自己定下的人生準則，就是拒絕任何準則：“我決不走完全畫好的一條路”（）。
同樣，他也“要文學重新投入人生這個源泉中去”（《紀德談話錄》），並且大力實踐，相繼發表了《帕呂德》《烏連之旅》《浪子歸來》等，尤其《人間食糧》和，前者是追求感官快樂的宣言書，後者是他同傳統道德教育的一次徹底清算。
紀德就是這樣，開著自製的、以行和以文為雙組發動機的新車，動力十足地闖進社會，逆向行駛，橫衝直撞，撞倒了路標指示牌，撞翻了許多路障。有人不禁驚呼：紀德是常規行為和傳統道德的“顛覆者”，也是文學的“顛覆者”。
的確，紀德在做人和做文兩方面，都百無禁忌，特立獨行：他無視傳統習慣，揭露約定俗成，打亂各種規則，衝破各種限制，掙斷一條條有形和無形的鎖鏈，從而引起無數驚詫和憤怒，招來無數謾罵和攻擊。抨擊紀德最激烈的人之一亨利·馬西斯就寫道：“這些作品裡受到質疑的，正是我們立身處世的'人'的概念本身。”（第二卷）
紀德的敵人在抨擊他的長篇大論中，卻也觸及到了他這些作品的核心：人的概念，即在沒有上帝的世界中，人存在的理由。尼采說：“上帝死了。”紀德反反复复探索了大半生，最後也走向無神論：“獨我的崇拜還能把上帝創造出來，崇拜可以離開上帝，而上帝卻離不開崇拜。”於是提出沒有上帝，人應該怎麼辦。人的問題，歷來就是上帝的問題，靈與肉分離，鄙棄罪孽的塵世，但求靈魂的拯救。紀德一旦認識到上帝不存在，就主張追求肉慾的快樂並不是罪孽：“您憑哪個上帝，憑什麼理想，禁止我按照自己的天性生活呢？”他在《人間食糧》中完成的這種解放，在三十年後發表的又有迴響。
多樣性是人類的一種深厚的天性，沒有了上帝，人要做真實的自我，選擇存在的方式，就有了無限可能性。紀德感到他“自身有千百種可能，總不甘心只能實現一種”。 （1892年）他顯然得出這樣的結論：不應該選定一種而喪失其餘的一切可能，要時刻迎候我的內心的任何慾念，抓住生活的所有機遇。
生活猶如他童年所看的萬花筒，能變幻出光怪陸離的奇妙圖景。這種生活的複雜卻同他內心的複雜一拍即合。紀德在中寫道：“我是個充滿對話的人；我內心的一切都在爭論，相互辯駁。”“複雜性，我根本不去追尋，它就在我的內心。”正是這種內心的複雜所決定，紀德面對生活的複雜無須選擇，僅僅隨心所欲去——嘗試。
紀德認為，有多少相互敵對的慾望和思想，共處並存在我們身上，人有什麼權利剝奪這種思想或那種慾念存在呢？要完完全全成為真實的自我，就必須讓自身的差異和矛盾充分錶現出來，決不可以想方設法去扼殺不協調的聲音。
上帝死了，人還活著，人取代了上帝空出來的位置。這種完全獲取了自由的人，雖然不能全能，卻能以全欲來達到上帝全能的高度，才無愧于爭得的自由。因此，人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全面把握各種各樣的生活真實，體驗各種各樣的生存形態，自由享用人間的所有食糧。
第五篇第三節中，有這樣一段意味深長的情節。朱利尤斯·德·巴拉格利烏爾同拉夫卡迪奧討論無動機的行為，朱利尤斯說了這樣的話：“我們寧願偽造生活，怕的就是它不像我們最初的自畫像，這很荒謬。我們這麼做，就可能把最好的東西給歪曲了。”接著，他又問拉夫卡迪奧：“……您理解'自由的天地'這幾個字的意思嗎？”
偽造生活，這是世人最荒謬的悲劇，因為歪曲的，可能恰恰是生活中最好的東西。朱利尤斯一旦擺脫了節制他生活的禮儀習慣，眼前呈現出真正的生活空間，一片自由的天地，他就不禁萬分驚愕。他注視那片陌生的空間，不見一塊禁止通行的標牌，也不見規定的路線，連指示方向的牌子也沒有一塊。自由的天地，就意味著可以走任何路線；既沒有地圖，也沒有嚮導，只好獨自往前走，身邊沒有助手，身後更沒有牽著線團的阿里阿德涅，必須獨自一個人去冒險。
在自由的天地中，如果只選定一個目標，只走一條路線，那麼也就冒一種危險，事情就簡單多了；好與壞，樂與苦，各居一半概率。然而，面對自由的天地，陌生的空間，根本不做任何選擇，或者說無一捨棄地選擇整個生活空間，無一遺漏地要走所有可能的路線，那麼，也就沒有止境地去冒層出不窮的危險了。
生活的好壞與苦樂，不可預設，也不能預知，只能遍嚐之後才能確認，因此，紀德的一生，他創作的一生，就是不放過任何可能性，永遠探索，永遠冒險。這種不加選擇的全面選擇，我們權且稱為全欲。
全欲就意味著全方位地體驗人生，全方位地思索探求，不惜品嚐辛酸和苦澀、失望和慘痛。
全欲，就意味著不專、不忠、不定。不專於一種慾望，不忠於一種生存形態，不定於一種自我的形象。
與這種全欲的生活姿態相呼應，紀德的文學創作也不選定一個方向，要同時朝各個方向發展，從而保留所有創作源泉，維護完全的創作自由。
紀德全方位的生活姿態，同他多方向的創作理念，就這樣形成了互動的關係。他為了充分掌握人生的全部真實，就進入生存的各種形態，不能身體力行的，就由作品的人物去延伸，替他將所能有的慾望推向極致。另一方面，他那些迥然不同、相互矛盾的作品，寫作和發表的時間雖有先後，但大多是同時醞釀構思的。可以說，沒有後面譴責那種追求瞬間和感官刺激的《掃羅》，就沒有前面的《人間食糧》；而沒有前面中那個為了感官的享樂就背棄道德的人物，也不會有後面中那個壓抑正常感情的清教徒的故事。
因此，以定格、定式、定型的尺度去衡量，去評價紀德的一生和他的作品，總要陷入矛盾和迷茫之中。紀德的這座迷宮，就好像變幻莫測的大海：
沒有定形的大海……驚濤駭浪向前推湧，波濤前後相隨，輪番掀起同一處海水，卻幾乎沒有使其推移。只有波濤的形狀在運行，海水由一道波浪湧起，隨即脫離，從不逐浪而去。每個浪頭只在瞬間掀動同一處海水，隨即穿越而過，拋下那處海水，繼續前進。我的靈魂啊！千萬不要依戀任何一種思想！將你每個思想拋給海風吹走吧，絕不要帶進天國。
如果以主題詞的方式，從總體上描述紀德的一生及其創作，那麼用“動勢”“變勢”，也許比較貼近吧。應當說，貫穿紀德的一生及其全部作品的，正是一種動勢、一種變勢。
紀德就屬於那些不斷地蛻變，否則就不能生長的物種。每天清晨，他都要體味新生的感覺，體味新生感覺的溫馨；每天清晨，他都要丟下昨日的軀殼，上路去迎接新生。未知物的孕育、艱難的更新，生命在紀德的身上，就是這樣不斷隱秘地運行，神秘地再生；新的生命在他體內成形，那新生命即將是他，又和原來的他不同。
同樣，紀德筆下的各種人物，無論是追求生活幻夢的烏連、時時在調侃的《帕呂德》中的那個主人公，還是《浪子歸來》中的那個浪子，無論是《偽幣製造者》中那位小說家愛德華、中的那個“無動機行為”的拉夫卡迪奧，還是《田園交響曲》中的那個牧師，以及普羅米修斯、掃羅、康多爾王、柯里東、忒修斯，等等，無論哪一個都是紀德的一種生活嘗試、一個心靈的影子、一種慾望的演示，都是紀德的一部分，又不能代表紀德的全部。
紀德的文學創作同他的生活一樣，極力避開任何責任的路標，只靠好奇心，靠求知和創新的慾望來指引。他始終處於警覺狀態，唯恐稍有疏忽，就要重複自己，或者走上別人的老路；他堅決擯棄“共同的規則”，不寫別人已寫出或者能寫出的作品，因而，他的每部新作，都與世上已有的作品，與他此前的作品迥然不同。他的某些作品甚至模糊了體裁的界限，究竟是隨筆、散文詩、小說、敘事，還是別的什麼，讓批評家無法分類。傻劇又是小說，不倫不類。而他稱之為唯一小說的《偽幣製造者》，更是前所未見：敘述的多視角、空間的立體和層次感，尤其“景中景”，小說套小說複雜而奇妙的結構，的確是小說創作的一次革命。
紀德自由行動在無限廣闊的空間，不選擇方向也就不怕迷失方向；那麼進入紀德迷宮的讀者，不預先設定方向也就不會迷失方向了。
紀德令人迷惑的多變，就是他總拿已知去賭未知，拿他的全部過去，再去賭新的未來。他時而疾馳，時而急停，不斷地變換方向，不斷地猛轉彎，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甚至做出驚世駭人之舉。
紀德驚世駭人之舉，影響面最大的要數殖民地事件和訪問蘇聯，這也是右翼和左翼正統者永遠也不肯饒恕紀德的兩大事件。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七日，紀德應蘇聯作協的盛情邀請，由五位左翼作家陪同訪問了蘇聯，至八月二十一日回國，歷時兩月有餘。歸國不久便發表《訪蘇歸來》，三萬多字的短文，加上次年出版的《附錄》《補正》等材料，也不足十萬字，可是卻掀起軒然大波。一夜之間，紀德就從蘇聯和共產主義的友人變成“敵人”。當年那種辯論和攻擊的激烈程度，只有經過重大政治運動的人，才能有所領會。
事過六十餘年，尤其在我國十年浩劫結束、蘇聯解體之後，那場大辯論和該書所涉及問題的是是非非，早已十分明了，再談文中這些批評和見解如何正確和基於善意，而攻擊他的那些觀點又如何荒謬和偏執，今天看來就顯得有些多餘了。我們固然佩服紀德的先見之明：早在半個世紀前，他就看出蘇維埃政權要解體的種種徵兆，並且提出了忠告。我們固然也欽佩紀德堅持正義的勇氣：在世界範圍左翼思想形成主流思潮的紅色三十年代，他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站出來講真話，觸怒當時以蘇聯爲核心的進步力量。對與錯，從來就不能以一個政黨、一條路線或一種思潮來劃分，這一點早已被歷史屢屢證明了。
今天讀《訪蘇歸來》，最引人深省的，還是紀德這次面對大是大非急轉彎的思想軌跡和心理歷程。我們在敬佩之餘，要看一看一代知識分子的佼佼者，如何不避艱險，走了這樣一段歷程。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世界剛剛經歷了一次大戰的災難，法西斯主義又崛起，表現出咄咄逼人之勢，而英法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養癰成患，越發暴露出虛弱、腐朽的一面。人類的命運與前途又遇到空前的挑戰。一些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懷著憂患的意識，開始紛紛轉向新型的蘇維埃政權，把它看成是人類的希望。不能說他們這種選擇，都是因為過分天真和狂熱，至少像紀德這樣特立獨行的人，是經過充分思想準備的，絕非輕易受迷惑和輕率的決定。
紀德生在新教家庭，受傳統道德的禁錮，青春一旦失而復得，他的心靈就變成開在十字路口的客棧。他以百倍的激情，去做他青年時代該做而未做的事情：追求快樂。為此，他完全擯棄了傳統道德和價值觀念，拒絕任何生活準則，要享受真正的生活，做個真實的人。
不要小看這“真實”二字，他一生如果有準則的話，這就是他的最高準則。從而他最憎惡虛假，他拒絕和鄙視的，大多是他認為虛假的東西。不過，他還僅限於追求個人自由和人生的快樂，不大關心社會和政治問題。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四日，他同友人動身去剛果和乍得旅行，次年五月回國，他就猛烈抨擊殖民制度和大公司對土著民族的殘酷剝削，發表了《剛果之行》和《乍得歸來》。這樣，圍繞殖民地問題，議會裡、報刊上都展開了大辯論，政府不得不派團去調查。紀德預言，照這樣統治下去，殖民制度維持不了多久。拋開這場辯論的社會意義和紀德的論斷正確性不談，經過這個事件，紀德的思想裡增添了一個重要的觀念：正義。
進入三十年代，紀德越來越關注蘇聯在政治和社會方面所做的努力，也越來越同情共產主義。一九三四年一月，紀德和馬爾羅曾去柏林面見希特勒的干將戈培爾，要求釋放季米特洛夫和被關押的共產黨人。同年，紀德進入反法西斯作家同盟警惕委員會。一九三五年六月，紀德主持召開了世界保衛文化作家代表大會。他成為蘇聯和共產主義的偉大朋友，究竟有什麼思想基礎呢？
紀德自道：“引導我走向共產主義的，並不是馬克思，而是《福音書》……”
這不是戲謔之言。三十年來的創作生涯，他在作品中僅僅傳播自由，而不是宣揚信仰，只因他沒有信仰可宣揚。但這不等於說他不在尋覓。他反复閱讀過《福音書》，做了筆記並寫成小冊子《你也是……》，從基督教教義中找到了他一直尋求的東西：不帶宗教的基督教理想，沒有教條的倫理；同樣，他在共產主義學說中看到了沒有家庭、沒有宗教的社會理想。
“三年苦讀馬克思主義著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主導思想，便是一種異乎尋常的寬宏大量，更是對正義的強烈渴求”。
又是“正義”，這是他找到的理想和信仰，他要擁抱的真理。他也正是這樣來理解蘇聯和共產主義。
於是，他在一九三五年出版的《新食糧》中寫道：“快樂對於我來說，就不僅像過去那樣是一種天生的需要，還成為一種道德的義務了。”
紀德這個“背德者”能談道德和義務，思想變化何其大啊。而且，他也不是空談道德，在《新食糧》中還寫道：“我的幸福就在於增添別人的幸福，我有賴於所有人的幸福，才能實現個人幸福。”
請看，這多麼像一位共產黨人的誓言：個人幸福和人類幸福結合起來，首先要實現全人類的幸福，才有個人的幸福。可以斷定這不是表白和抄襲（因為這不是入黨申請書），而是理想和信仰的一種表述。
紀德就是懷著這種理想，到理想國蘇聯去朝香。 “蘇聯對我們曾經意味什麼？不只是一個遴選的祖國，還是一個榜樣、一個嚮導。我們所夢想的，幾乎不敢期望的，但始終致力追求的卻在那裡發生了。由此可見，在一片土地上，烏托邦正在變成現實……”
不料現實卻擊碎了紀德的理想。
到蘇聯訪問不久，紀德就陷入盤根錯節、糾纏不清的種種問題和矛盾之中；極簡單的一件事也弄得十分複雜，讓人理不出頭緒。
紀德在蘇聯看到的不是無產階級掌權，而是斯大林一個人專政；他看到的不是生機勃勃，而是死氣沉沉、閉關鎖國的蘇聯。他在蘇聯看到了他最痛恨的東西，“一切降低人的價值的東西，一切減退人的智慧、信念和銳氣的東西”，他也看到了他深惡痛絕的非正義：受到政治迫害而陷入絕境的普通工人求告無門……
紀德終於明白：蘇聯背離了它當初追求的目標，背叛了它令人們產生的所有希望。怎麼辦？如何處理人們肯定期待他做出的全面判斷？ “應當隱藏起保留意見，向世人謊稱讚賞一切（像羅曼·羅蘭那樣）嗎？”紀德陷入惶恐和痛苦之中。
本來，紀德從一個“背德者”走向主持正義，靠攏蘇聯和共產主義，有了理想和信念，就已經走了一段艱難的歷程。現在，他又面臨另一段艱難的歷程：離開蘇聯，離開他“遴選的祖國”。紀德所走的是雙重的艱難歷程。
然而，投鼠畢竟忌器。進步陣營早已把蘇聯和這項事業過緊地連在一起，對蘇聯的批評，很可能轉嫁責任，損害這項事業了，紀德從而也就同整個進步陣營為敵了。
維護虛假的東西，就要喪失他終生最看重的人格，也違背重大抉擇從不以功利為前提的品性。 “我認為真誠之所以重要，正因為事關大多數人和我本人的信仰。”
這就不僅僅是做人的真誠，而是信仰的真誠了。 “在我的心目中，還有比我本人更重要，比蘇聯更重要的東西，這就是人類，這就是人類的命運、人類的文化。”
紀德在《訪蘇歸來》開篇講了一個希臘神話故事。穀物女神得墨忒耳裝扮成老嫗模樣，進王宮照看剛出世的小王子得摩福翁。女神出於無限的愛，渴望將孩子帶上神界，就在深更半夜把小王子放到炭火上錘煉。不料王后闖進來，推開女神，移走炭火，“毀棄了修煉中的超人品性”，孩子得救，卻未能成神。
一到蘇聯訪問，在紀德的心目中，蘇聯很快就成為一個破滅的神話。但是，他仍然端出《訪蘇歸來》這樣一盆炭火，有誰能真正理解他的良苦用心呢？
唯有歷史。
紀德與眾最大的不同，就是將他對待生活和寫作的態度貫徹到底，原原本本經歷他要講述的生活……成為他要做的人。這就是他多變中的貫徹到底的不變。
紀德的一生和他的作品，可以等同起來。
紀德原原本本經歷了（包括心靈的行為）他要講述的生活；同樣，他的作品也原原本本講述了他經歷（包括心靈的軌跡）的生活。沒有作弊，也沒有美飾。倒是他在《柯里東》等篇中暴露自己的同性戀癖，是令“親痛仇快”的事。
薩特在悼念紀德的文章中寫道：
“他為我們經歷了一種生活，我們只要讀他的作品便能重新體驗到。……紀德是個不可替代的榜樣，因為他選擇了變成他自身的真理。”
紀德的書是每次重讀都有新發現的作品，是讓人思考、讓人參與的作品。
紀德是在人生探索、文學創新兩方面，都給後人留下最多啟示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