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文版（Otchayanie——一聲要響亮得多的吼叫）一九三二年寫於柏林，一九三四年在巴黎的移民雜誌《當代紀事》連載，一九三六年由柏林的移民出版社彼得羅波利斯出版。正如我的其他作品一樣，Otchayanie（儘管赫爾曼猜想過）在這典型的極權國家被禁止出版。 一九三六年底，那時我還住在柏林——在那兒，另一種野性開始傳布——我為一家倫敦出版社翻譯了Otchayanie。雖然在我整個文學生涯中，我總是在我所謂的俄語作品的頁邊草草地寫上英語，但這是我初次嚴肅地嘗試為了一個姑且可以被稱為藝術的目的而使用英語（如果不算一九二○年前後在劍橋大學的評論雜誌上發表的一首糟糕的詩）。在我看來，其結果是文體上的粗陋而臃腫，於是我通過柏林的一家代理公司請一位脾氣很壞的英國人審讀一遍原稿；他在第一章發現了一些文理不通的地方，然後拒絕再讀下去，他不喜歡這本書；我懷疑他也許感到這可能不是一篇真正的懺悔。

一九三七年，倫敦的約翰·朗出版社出版了的簡裝版，惠，該書銷售得還是很糟，幾年後一顆德國炸彈將所有的剩書付之一炬。就我所知，最後剩下的惟一一本書就是我所有的那一本——也許從伯恩茅斯到特威德茅斯海邊寄宿宿舍的陰暗書架上被遺棄的讀物中還有兩三本。 現在這一版本中，我不只是對三十年之久的譯文做了修改：我重寫了Otchayanie本身。幸運的研究者如有可能對三個版本作一比較，將會發現增加了一段很重要的文字，這段文字在人們較為膽怯的時代被愚蠢地刪去。在一個學者看來，這公平嗎，這聰慧嗎？我很容易會想像普希金會對因為篡改他思想而不安的人說些什麼；但我也知道，如果我能在一九三五年預先讀到這一九六五年的版本的話，我會多麼高興和興奮。一個年輕作家對他日後會成為的老作家的狂熱之愛，是一種最值得稱頌的勃勃雄心。這種愛沒有得到著述頗豐的老人的回應，因為即使他確實不無遺憾地回想起那是年輕人單純的愛好和天真的性情所致，他對於青春年少時的笨拙練習並不多加思考，而只是聳一聳肩而已。

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樣，不含有對社會的評價，不公然提出什麼思想含意。它不提升人的精神品質，也不給人類指出一條正當的出路。它比艷麗、庸俗的小說含有少得多的“思想”，那些小說一會兒被大吹大擂，一會兒又被哄趕下台。熱情很高的弗洛伊德學說的信奉者會認為他從我的擱置已久的文稿中發現了形狀新奇的東西或者維也納炸小牛肉片式的夢，然而如果仔細看一看和想一想，原來只不過是我的經紀人製造的一個嘲弄人的幻景。讓我再補充一句，以防萬一，研究文學“流派”的專家們這次應該聰明地避免隨意給我加上“德國印象派影響”：我不懂德文，從沒有讀過印象派作家的作品——不管他們是誰。另一方面，我懂法文，如果有人把我的赫爾曼稱為“存在主義之父”，我將會興趣盎然。

與我的另外幾本關於移民的小說相比，此書的白俄色彩比較少一些；因此，對於在三十年代左傾宣傳的環境中長大的讀者來說，這本書便較少地令人困惑和煩惱了。另一方面，思想簡單的讀者會喜歡它的簡單的結構和有趣的情節——不過，這情節卻不是第十一章中那封粗魯的信的寫信人所想像的那麼為人們所熟悉。 此書中有許多令人愉悅的對話，菲利克斯最後在冬日森林中的那個場景當然是很好玩的。 不可避免地，有人試圖在我一部比晚許多年寫的小說裡找到我從中提煉出來注入故事敘述者言語中的那種毒素；對於讀者這種努力，當時我無法預見，也無法阻止。如果說赫爾曼和亨伯特相像的話，那隻是說同一個藝術家在不同時期畫的兩條惡龍相像而已。兩人都是神經官能有問題的惡棍，但在天堂裡有一條綠色通道，亨伯特得以每年一次在薄暮時分在那兒漫步；但地獄卻永遠不會假釋赫爾曼。

第四章赫爾曼含糊地咕噥的詩句摘自普希金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寫給他妻子的一首短詩。我在這兒將全詩抄錄，是我自己翻譯的，保留原詩的韻律，這種做法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不可取的——不，是不能容許的——除非是在詩的天空中一個非常特別的群星匯聚的情況下，如同這裡所遇到的情形。 是時候了，我親愛的，是時候了。心靈要求休憩。時光日復一日地飛逝，每一小時都帶走生命的一部分；但同時你和我想要一起居住在……啊！那時，我們就死亡。世界上沒有天賜之福：雖然有寧靜和自由。我一直希冀了解那令人羨慕的命運：我，一個困頓的奴隸，一直在思考逃亡逃到一個迢遠的有工作和純粹快樂的處所。 瘋狂的赫爾曼最後逃亡的“迢遠的處所”位於魯西永，那地方很省錢。在他之前三年，我在那兒開始寫我的關於棋的小說。我們讓他在那兒可笑地遭受慘敗，不去說他了。我不記得他最後是怎樣的結局。畢竟，在此期間，我寫了十五部其他的書，三十年過去了。我甚至不記得他建議導演的那部電影是否真由他拍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