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三章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媽媽決定帶著我和塞巴斯蒂安逃離俄國，逃離危險。那時革命已進入高潮，邊境都關閉了。她與一個專門組織難民偷渡國境的人取得了聯繫，達成的協議是：我們交一定的費用，先預付一半，然後他送我們去芬蘭。火車開到邊境之前，我們要在一個可以合法進入的地方下車，然後走秘密小路越過邊境；由於那個寂靜的地區常下大雪，因此那些小路倍加隱秘。就在火車之旅快要開始時，不知怎麼回事，我們——媽媽和我——還在等塞巴斯蒂安，他那時正在勇敢的別洛夫上尉的幫助下推著行李從家來火車站。火車預定上午八點四十分開。都八點半了還沒見塞巴斯蒂安的踪影。我們的嚮導已經上了火車，正靜靜地坐著看報；他事先告誡過我媽媽，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當眾和他說話。時間慢慢地過去，火車正準備啟動，我感到麻木和驚慌，這種噩夢般的感覺一下子控制了我。我們知道，如果行動一開始就出了差錯，那麼按照職業傳統，這個男人絕不會做第二次。我們也知道，我們沒有錢支付再逃一次的費用。時間一分鐘一分鐘地過去，我感覺內心深處有什麼東西拼命咕咕作響。我想，火車還有一兩分鐘就要開了，那我們就得回到陰暗寒冷的閣樓去了（我們的房子幾個月前已被收歸國有），這個想法實在太可怕了。在來火車站的路上，我們曾從塞巴斯蒂安和別洛夫身邊走過，他們兩人推著裝滿沉重行李的手推車走在雪地上，腳下的雪咯吱咯吱地響。現在這個畫面出現在我眼前，靜止不動（我當時是個十三歲的男孩，想像力非常豐富），就像一個被施了魔法的東西永遠定住了一樣。我的媽媽兩手揣在袖筒裡，一綹灰白頭髮從羊毛頭巾下翹了出來，她走過來走過去，每次經過嚮導的車窗時都力圖捕捉他的眼神。八點四十五分，八點五十分……火車遲遲沒動，可是汽笛終於響了，一股溫暖的白煙飄過站台上的棕色積雪，與它自己的影子競相追逐。就在這時候，塞巴斯蒂安出現了，他在奔跑，皮帽子的兩個護耳在風中舞動。我們三個人手忙腳亂地爬上了正在啟動的列車。過了好一會兒，塞巴斯蒂安才緩過勁來，他告訴我們，別洛夫上尉在路過以前的住房時被捕了，他自己則馬上丟下行李，拼命朝車站跑。幾個月後我們得知，我們可憐的朋友別洛夫和同時被捕的二十個人一起慘遭槍決，他是和帕爾欽肩並肩倒下的，帕爾欽死得同樣英勇。

塞巴斯蒂安在他出版的最後一部作品《可疑的常春花》（一九三六年）裡描寫了一個偶爾出場的人物，這個人物剛剛從一個不知名的既恐怖又貧窮的國家逃出來。此人說：“先生們，關於我的過去，我能告訴你們什麼呢？我生在一個冷漠地鄙視自由理念、權利觀念、人類慈善習慣並野蠻地將它們定為非法的國家。在歷史的進程中，不時會有偽君子政府給國家監獄塗上一層比較好看的黃顏色，並大聲宣告，它把那些為較快樂的國家所熟悉的權利給予人民；可是這些權利要么只有監獄看守才享有，要么就是含有某種隱秘的缺點，使它們比公開實行獨裁制的國家所頒布的法令更讓人痛苦……在那個國家裡，人人都是奴隸，如果他們不是仗勢欺人者的話；由於那個國家否認人的靈魂及相關的一切，它就認為對人施加肉體痛苦足以控制人性和引導人性……一種叫革命的事物不時發生，把奴隸變成仗勢欺人者，又把仗勢欺人者變成奴隸……先生們，那是一個黑暗的國家，一個地獄般的地方，如果說我一生中有什麼信念的話，那就是：我永遠不會放棄流亡的自由去換取那個邪惡的仿冒家園……”

由於這個人物的話裡偶然提到了“大森林和白雪皚皚的平原”，古德曼先生立即推斷，整段話與塞巴斯蒂安·奈特本人對俄國的態度是一致的。這是荒謬的誤解；任何沒有偏見的讀者都應該清楚，這段引述的文字指的是各種專制政體的罪惡的總合，是想像出來的，並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國家或任何特定的歷史事實。如果說我在講塞巴斯蒂安如何逃離革命中的俄國這部分故事時附上了這段話，那是因為我想緊接著作點補充，權且借用他最具傳記性的作品裡的幾句話。他寫道（引自《丟失的財物》）：“我一向認為，世上最純潔的感情之一就是被放逐的人對生養他的故土的思念之情。我本想展現他不斷竭力搜索自己的記憶以激活和突顯有關他的往事的幻象：那記憶中的藍色群山和令人愉快的公路，那玫瑰隨意生長的樹籬和野兔奔跑的田野，那遠處的教堂尖頂和近處的藍鈴花……可是因為這個主題已經被許多更有才智的作家表現過了，還因為我從心眼裡不相信那些我感覺容易表達的東西，所以我絕不允許任何感傷的流浪者登上我的岩石——我的冷漠的散文體作品。”

不管這段話結尾如何，它的意思是很明確的：只有知道離開親愛的祖國是什麼滋味的人才能如此被懷舊的畫面所吸引。我無法相信塞巴斯蒂安沒有感受過我們大家都經歷過的那種痛苦，無論我們逃走時俄國的狀況有多麼恐怖。總的來說，俄國曾經是他的家園，而且他也屬於那種和藹的、有善意的、溫文爾雅的人中的一個，那些無辜的人只因自己的存在而被折磨致死或被迫流亡。我相信，他那年輕人的隱秘憂思、他對他母親的祖國所持的浪漫激情——我補充一句，有些造作的激情——不可能排斥他對自己出生和成長的國度的真正鍾愛。 我們悄悄混進芬蘭以後，在赫爾辛基住了一段時間。然後我們分成兩路。媽媽按照一個朋友的建議帶我去了巴黎，我在那裡繼續求學。而塞巴斯蒂安則去了倫敦和劍橋。他的母親已給他留下寬裕的收益，因此他後來生活中雖遇到過很多煩心事，但絕不缺錢。他臨走之前，我們三個人坐下來，按照俄國傳統做了一分鐘的默禱。我還記得媽媽的坐姿：她兩手放在腿上，不停地轉動著手指上我父親的結婚戒指（她平常沒事時就那樣），她把父親的戒指和自己的戒指戴在同一根手指上，父親的戒指較大，她就用黑線把它和自己的戒指系在一起。我也記得塞巴斯蒂安的姿態：他穿著一套深藍色西裝坐在那裡，蹺著腿，輕輕地晃著腳。我先站起來，然後是他，然後是媽媽。他事先要我們答應不送他上船，因此我們就在那間粉刷過的房間裡告別了。我媽媽在他低下的臉前很快地劃了一個十字，過了一會兒，我們就從窗口看見他提著旅行包上了出租車，他彎著身子的樣子是他與我們分別時的最後姿勢。

我們很少得到他的消息，他的來信也不長。他在劍橋大學的三年裡，只到巴黎來看過我們兩次——不如說是一次，因為第二次是來參加我媽媽的葬禮的。我媽媽常和我談起他，特別是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那時她已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已接近人生的終點。是我媽媽給我講了塞巴斯蒂安一九一七年的奇怪冒險經歷，這件事我當時不知道，因為我正好到克里米亞度假去了。事情似乎是這樣的：塞巴斯蒂安與未來主義詩人阿列克西斯·帕恩及其妻子拉麗薩交上了朋友，這對很怪的夫婦在盧加附近租了一個農舍，離我們的鄉村莊園不遠。阿列克西斯·帕恩是一個健壯的、愛嚷嚷的小個子男人，在他那些缺乏章法、意義含混的詩歌裡隱藏著真正天才的微光。可是因為他挖空心思用一大堆冗餘詞語去震撼人們（所謂“下意識的咕噥聲”就是他發明的），所以現在看來他的主要作火是那麼無，那麼虛假，那麼陳舊（超現代的東西有一種奇怪的能力，比其他東西更容易過時），因此至今只有幾個學者還記得他的真正價值，他們欣賞他在文學生涯初期所翻譯的英語詩歌，認為譯文很美——其中至少有一首是文字傳輸的奇蹟，那就是由他譯成俄語的濟慈的詩《無情的美人》。

於是在初夏的一個早晨，十七歲的塞巴斯蒂安不見了，他只給我媽媽留下一張便條，說要陪帕恩夫婦去東方旅行。起先我媽媽以為他是開玩笑（塞巴斯蒂安雖然常鬱鬱寡歡，但有時會搞出一些令人厭惡的玩笑，比如他曾在一輛擁擠的有軌電車上叫售票員給車廂另一頭的一個姑娘送去一張匆匆寫就的便條，上面確實是這樣寫的：我雖然只是個窮售票員，可是我愛你）；然而當我媽媽去拜訪帕恩夫婦時，發現他們確實走了。過了些時候我們才知道，關於這次馬可波羅式的旅行，帕恩的想法是：慢慢地往東走，從一個城鎮到另一個城鎮，每到一地都安排一次“抒情的驚喜”，也就是說，租一個大廳（如沒有大廳就租棚子），舉行詩歌表演，獲得的淨利潤就作為路上的花銷，可以讓他和妻子以及塞巴斯蒂安旅行到另一個城鎮。我們始終不清楚塞巴斯蒂安起了什麼作用，給了他們什麼幫助，或承擔了哪些責任，也不清楚他們是否只讓他跟在身邊，必要的時候讓他去取東西，還要取悅拉麗薩，因為拉麗薩性情急躁，不是很容易安撫的。阿列克西斯·帕恩上台表演時通常穿一件晨衣，若是沒有上面繡著的幾朵大荷花，這服裝倒是蠻合適的。他光禿的額頭上畫著一個星座（大犬座）。他用深沉的聲音朗誦自己的詩作，一個身材矮小的男人竟能發出那麼大的聲音，讓人聯想到一隻小老鼠竟然造出了幾座大山。在舞台上，拉麗薩坐在他的身邊，她人高馬大，穿著淡紫色衣裙，在那裡釘釦子或補舊褲子；值得注意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她從來不為丈夫做這些事情。帕恩在朗誦兩首詩的間歇裡有時會跳一種節奏舒緩的舞蹈，這種舞把爪哇人彈琴的轉手腕動作與他自己發明的有節奏動作結合在一起。舉行過多次個人專場演出之後，他陶醉在自己的成功之中——這正是他失敗的原因。他們的東方之旅在辛比爾斯克就結束了，當時阿列克西斯待在一個骯髒的小旅店裡，喝得爛醉，身無分文；愛發脾氣的拉麗薩被關進了警察所，因為她打了一個好管閒事的官員一耳光，那官員曾對她丈夫的吵嚷天才表示不滿。塞巴斯蒂安回家的時候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就像他走的時候那樣。我媽媽還說：“換了別的孩子，都會表現出不好意思，會因為乾了這件傻事而羞愧。”可是塞巴斯蒂安談起他的旅行就像談論一件新奇有趣的事，彷彿他一直都是個冷靜的觀察者。他當初為什麼參加那場可笑的表演，究竟是什麼驅使他和那對怪異的夫婦交朋友，一直都是個謎（我媽媽認為他也許被拉麗薩迷住了，可是那個女人很平庸，年紀偏大，又強烈地愛著自己的怪人丈夫）。帕恩夫婦很快就從塞巴斯蒂安的生活中消失了。兩三年後，帕恩在布爾什維克的環境裡受到人為的吹捧，短時間走紅，我想這應歸咎於“極端政治與極端藝術有天然聯繫”這一（主要建立在混用術語基礎上的）奇怪的觀念。後來，在一九二二或一九二三年，阿列克西斯·帕恩用一副吊褲帶自殺了。

“我一直感覺，”我媽媽說，“我從來沒有真正了解過塞巴斯蒂安。我知道他在學校裡總得好分數，他讀了很多書，讓人驚喜，他有整潔的習慣，他每天早晨都要洗冷水澡，儘管他的肺不太壯實——這些我都知道，還知道很多別的事，可是他的本性我卻抓不住。現在他生活在一個陌生的國家，用英語給我們寫信，我不由自主地想，他將永遠是個難以理解的人——儘管上帝知道我花了多少心血善待這孩子。” 塞巴斯蒂安在大學第一學年結束時來巴黎看了我們，當時他的一副外國人打扮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穿著粗花呢上衣，裡面是淡黃色套頭毛衣。他的法蘭絨褲子又肥又大，厚短襪鬆鬆垮垮，因為沒用吊襪帶。他的領帶上的條紋過於鮮豔，而且不知出於什麼奇怪的原因他把手帕放在衣袖裡。他在大街上吸煙斗，還在鞋後跟上磕煙灰。他學來了一種新的站姿：背向壁爐而站，兩手插進褲袋深處。他講起俄語來總是小心翼翼的，說話只要超過幾句，就講起英語。他整整住了一個星期。

下次他再來，我媽媽已經不在了。葬禮過後，我們一起坐了很長時間。我一看見媽媽的眼鏡孤零零地放在架子上，就哭了起來，渾身打顫，他就笨拙地拍著我的肩膀。他很和善，很願意幫忙，但有些心不在焉，似乎他一直在想別的事。我們商量了一些事，他建議我去里維埃拉，然後去英格蘭；我那時中學剛畢業。我說我願意留在巴黎從容地生活，我在巴黎有很多朋友。他沒有堅持自己的意見。我們也談到錢的問題，他以慣常的漫不經心的方式說，他可以一直給我提供零花錢，要多少就給多少——我想他用了“tin”這個詞，但我不能肯定。第二天他要去法國南部。那天早上我們散了一會兒步。像往常一樣，每當我們單獨在一起的時候，我總是莫名其妙地不自在，時不時地要絞盡腦汁找話題。他也沉默著。臨別的時候他說：“那麼，就這樣吧。如果你需要什麼，就給我寫信，寄到我在倫敦的地址。我希望你在索邦取得成功，就跟我在劍橋一樣。再有，盡量找到你喜歡的科目，然後堅持學下去——直到你厭煩為止。”他的深褐色眼睛閃著微光，“祝你好運，”他說，“再見吧。”——並用他在英格蘭學到的柔和而刻意的方式握了握我的手。出於並非世俗的原因，我突然為他感到難過，並渴望說些真心話，一些能插翅飛翔的知心話，然而我想要的這些鳥兒卻遲遲不來，它們後來才落到我的肩上和頭上，那時只剩下了我一個人，已不需要話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