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二章
古德曼先生在他那部粗製濫造、極度誤導讀者的著作中，用了幾句措辭不當的話來敘述塞巴斯蒂安的童年，描繪了一幅荒謬可笑的畫面。給一個作家當秘書是一回事，撰寫一個作家的生平則是另一回事；如果寫傳記是出於一種慾望，想趁著新墳上的鮮花尚可用利潤之水澆灌之時把自己的書投向市場，那麼試圖把商業的急功近利與詳盡的研究、公平、智慧結合在一起，則更是另一回事了。我並不是要破壞任何人的名譽。我可以斷言，僅憑一架劈裡啪啦的打字機所產生的動力，就能讓古德曼先生說出“把俄式教育強加給一個一向意識到自己血統中有豐富英國血脈的男孩子”，這樣的斷言絕不是誹謗。古德曼先生接著說：“這種外國影響給這個孩子帶來了極大的痛苦，因此當他更成熟時，回憶起那些留著大鬍子的農民、東正教象徵物、俄羅斯三角琴的持續低音（這些取代了健全的英國教育），總會不寒而栗。”
我們不值得花時間去指出，古德曼先生對俄國環境的概念不符合實際，這麼說吧，就像卡爾梅克人對英格蘭的概念不符合實際一樣，卡爾梅克人認為英格蘭是個黑暗的地方，那裡的小男孩們被留著紅鬍子的校長鞭打致死。應該特別強調的是，塞巴斯蒂安是在知識分子的文雅氛圍中長大的，這種文雅氛圍把俄國家庭的精神高雅與歐洲文化的精粹結合在一起；無論塞巴斯蒂安本人對他記憶中的俄國往事做出什麼樣的反應，這種反應的複雜性和特殊性從來沒有降低到他的傳記作者所說的那麼庸俗的程度。
我還記得比我大六歲的塞巴斯蒂安年少時在一盞壯觀的煤油燈的溫馨氣氛裡用水彩顏料快樂地亂畫的情景；現在這盞燈仍在我的記憶中閃亮，它那粉紅色絲綢燈罩似乎是塞巴斯蒂安用濕筆劃就的。我看見自己那時有四五歲，踮著腳尖，伸著脖子，晃來晃去，想避開我哥哥不斷移動的胳膊肘看一眼他面前的顏料盒；那黏稠的紅色系顏料和藍色系顏料被他的畫筆蘸過多次，已少了許多，露出了搪瓷盒底，微微閃光。每次塞巴斯蒂安在錫製盒蓋的內面調色時，總會發出輕微的碰撞聲，他面前玻璃杯裡的水就會變渾，呈現出深淺不一的神奇色彩。他的深棕色頭髮剪得很短，露出了長在半透明的玫瑰紅色耳朵上的一小塊胎記。這會兒我已經吃力地爬上了椅子，可他還是沒有註意我。我搖搖晃晃地一使勁，伸手去摸顏料盒裡最藍的色塊，這時他才注意到我。他一晃肩膀，把我推開，但仍不轉身，仍像往常那樣不和我說話，對我還是那樣冷漠。我記得我從樓梯的欄杆往下看，看見他正在上樓，那時他剛放學，穿著黑色校服，繫著那條我特別渴望得到的皮帶，他上得很慢，懶洋洋地，還費力地拖著黑白兩色的書包；他拍打著欄杆，不時跨兩三級樓梯，然後拉著欄杆把身子提上去。我撅起嘴唇，吐出一口白色的唾沫，唾沫往下掉啊，掉啊，卻總是掉不到塞巴斯蒂安身上；我這樣做並不是想惹他，而只是想讓他注意到我的存在，然而這種傷感的努力從來沒有奏效過。我還清楚地記得，在我們鄉間住地的公園裡，他騎著一輛低把手自行車沿著陽光斑駁的小路慢慢地滑行，讓車蹬保持不動；我跟在他後面小跑，當他那雙穿著涼鞋的腳踏下車蹬時，我就跑得快一點；我盡了最大的努力跟上咔噠—咔噠—嗞—嗞作響的後車輪，可他還是不理我，很快就把我甩在後面，我很無奈，仍然喘著粗氣追著跑。
後來，他長到了十六歲，我是十歲，他有時會幫助我複習功課，他講解的時候說話很快，很不耐煩，因此起不了什麼作用；過了一會兒他就會把鉛筆放進口袋，氣呼呼地大步走出房間。在那個時期，他個子已經很高了，面色發黃，上嘴唇上方有一點發暗。他留著分頭，頭髮光亮，他還在一個黑封皮練字本里寫詩，並把本子鎖進他的抽屜裡。
有一次我發現了他放鑰匙的地方（他房間里白色荷蘭火爐近旁的一個牆縫），我打開了他的抽屜。那個練字本就在裡面，還有他的一個同學的妹妹的照片、幾枚金幣、一小布包紫羅蘭糖。那些詩歌是用英語寫的。父親去世前不久，我們曾在家裡上過英語課，我雖然從來都沒學會講流利的英語，但在閱讀和寫作方面還是比較自如的。我模糊地記得，那些詩歌很浪漫，充滿了黑玫瑰、星星及大海的呼喚，可是有一個細節很突出，我記得非常清楚：每首詩下面該簽名的地方都畫著一個國際象棋的黑色小棋子——“騎士”。
我盡力把童年時代所見到的我哥哥的情況整理成一幅連貫的畫面，比如說一九一〇年（那年我剛記事）到一九一九年（那年他去了英格蘭）之間的情況。可是這個任務卻無法完成。塞巴斯蒂安的形像不是作為我孩童時代的一部分出現的，因此無從選擇也無法發展；他的形像也不是作為一系列熟悉的幻像出現的，而是作為幾個明亮的片斷進入我腦海的，彷彿他不是我們家的固定成員，而是一個偶然的來訪者，穿過亮著燈的房間，然後有很長一段時間隱沒在黑夜之中。我做出這樣的解釋，與其說是基於我年幼時沒興趣與一個做玩伴不夠小、做導師不夠大的人刻意發展關係的事實，不如說是基於塞巴斯蒂安慣常的冷漠態度，他從來不承認我對他的親情，也從來不培育這種親情，儘管我非常愛他。我或許可以描述他走路、嬉笑或打噴嚏的樣子，但這些都不過是從電影膠片上剪掉的碎片，與基本的戲劇沒有共同之處。而戲劇確實存在。塞巴斯蒂安永遠忘不了他的母親，也永遠忘不了他的父親是為母親而死的。由於家里人從來不提他母親的名字，反倒給充斥他年輕敏感心靈的那種記憶中的魅力增添了病態的吸引力。我不知道他是否能清楚地回憶起他母親沒與父親離婚時的情況；也許他還記得一點，並將其視為自己生命背景中一縷柔和的光。我也無法說明他在九歲時重見他母親時有什麼感覺。我媽媽說，他當時無精打采，一句話都不說，後來再也沒提過那次令人悲傷的、沒有盡興的短暫會面。塞巴斯蒂安在《丟失的財物》中暗示，他對快樂地再婚的父親有一種朦朧的憤恨，後來他得知了父親進行那次致命決鬥的原因，憤恨就變成了一種狂熱的崇拜。
塞巴斯蒂安寫道（引自《丟失的財物》）：“我對英格蘭的逐漸了解，給我最親切的回憶注入了新的生命……從劍橋大學畢業後，我去歐洲大陸旅遊了一趟，在蒙特卡洛寧靜地住了兩個星期。我記得那裡是有個什麼賭場，很多人在裡面賭博，可是就算有的話，我當時也沒注意到，因為我大部分時間都在創作我的第一部小說——一個虛飾浮誇的故事；我高興地說，那部作品遭到很多出版商的拒絕，他們的人數就跟我下一本書的讀者人數一樣多。有一天我出去散步，走了很遠，發現了一個叫做羅克布呂納的小鎮。十三年前，我的母親就是在羅克布呂納去世的。我還清楚地記得父親告訴我她去世消息的那一天，以及她下榻的小旅店的名字。那旅店名叫'紫羅蘭'。我問一個汽車司機是否知道這樣一個旅店，他說不知道。後來我又問一個賣水果的小販，他給我帶了路。我終於來到一所淺粉色的別墅前，別墅的房頂砌著典型的普羅旺斯式圓形紅瓦片。我注意到院門上畫著一束紫羅蘭，畫得很差。這就是那所房子啦。我穿過庭院去跟女房主說話。她說她最近剛從原房主那裡買下這所旅店，不了解過去的事。我請求她允許我在院子裡坐一會兒。有一個老頭從一個陽台上偷偷地看我，他身上凡是我能看見的部位都是赤裸的，但除他之外，周圍沒有別人。我在一棵大桉樹下的藍色長椅上坐下來，桉樹的皮剝落了一半，這種樹似乎總有這樣的情況。隨後，我盡量像我母親當年那樣審視這所粉紅房子、這棵樹以及這個地方的全貌。我感到遺憾，不知道哪個窗戶是母親住過的房間的窗戶。從這所別墅的名字來判斷，我能肯定那時候母親眼前就有這麼一個種著紫色三色堇的花壇。我設法讓自己漸漸進入了這樣一種狀態：那粉紅色和綠色似乎在一瞬間閃爍起來，漂浮起來，就像透過一層薄霧看到的一樣。我母親的模糊身影出現了，她身材苗條，戴著大寬邊帽，慢慢地走上台階，台階似乎化成了水。我突然聽見啪啦一聲，這才回過神來。原來是一個橘子從我膝蓋上的紙袋滾落到了地上。我拾起橘子，離開了庭院。幾個月之後，我在倫敦碰見我母親的一個表哥。我們談著談著，我就說起我拜謁了母親去世的地方。'啊，'他說，'可是她去世的地方是另一個叫羅克布呂納的小鎮，在瓦爾省。'”
我好奇地註意到，古德曼先生在引用這段話的時候竟欣然評論說：“塞巴斯蒂安·奈特是那麼熱衷於事物的滑稽一面，那麼不會關心事物的嚴肅核心，因此他想方設法取笑那些被人類其他成員理所當然地視為神聖的親情，儘管他並非生性冷酷或玩世不恭。”怪不得這位嚴肅的傳記作者在故事的每個要點上都與他的主人公格格不入呢。
由於已經說過的原因，我不打算有條不紊地連續描述塞巴斯蒂安的少年時代；假如塞巴斯蒂安是個虛構的小說人物的話，我一般會那樣寫的。假如那樣的話，我會描述主人公從嬰兒到青年的順利發展過程，希望讀者從中受到教育並得到消遣。可是如果我嘗試用那種方法寫塞巴斯蒂安的話，最終會寫出“biographies romancees”——那種迄今為止最糟糕的文學作品。所以，還是讓那扇門關著吧，只從門下透出一線長長的亮光；讓隔壁屋裡的燈光也熄滅吧，塞巴斯蒂安已在裡面安睡；讓涅瓦河岸上那所美麗的橄欖綠房子逐漸消逝在藍灰色的寒夜裡吧，伴隨著寒夜的是輕輕飄落的雪花，它們滯留在高聳的街燈那酷似月光的白光之中，灑在我父親房間凸肚懸窗下的疊澀人形的巨大四肢上，那兩個大鬍子人形正以阿特拉斯之力支撐著窗戶。我的父親已經故去；塞巴斯蒂安在隔壁屋子裡熟睡，或至少是像老鼠一樣安靜——我則躺在床上睡不著，凝視著眼前的一片黑暗。
大約二十年後，我專程去了一趟洛桑，尋找一位瑞士老婦人，她曾是塞巴斯蒂安的家庭教師，後來也教過我。她一九一四年離開我們的時候一定有五十來歲了；我們早就和她斷了聯繫，所以一九三六年時我不能肯定她是否還健在，也沒有把握能找到她。可我還是找到她了。我發現那些在俄國革命前曾在俄國做過家庭教師的瑞士老婦人有一個協會。正如帶我去那裡的那個很和善的先生所說，她們“生活在過去”，正安度晚年——這些女士大多已年老力衰——她們平時交流體會，爭吵瑣事，對旅居俄國多年回來後所發現的瑞士現狀提出批評。她們的悲劇在於：在國外的那些年裡，她們一直拒絕接受外國的影響（甚至連最簡單的俄語單詞都不學）；她們對周圍環境有某種程度的敵意——我過去常聽見老師哀嘆自己流亡異鄉，抱怨自己受怠慢遭誤解，渴望回到美麗的祖國；然而這些可憐的流浪者回國之後卻發現自己身處一個變了樣的國家，成了徹頭徹尾的陌生人。因此，由於情感作怪，俄國（對她們來說，俄國一直是個不可知的深淵，在令人窒息的小後屋有燈光的角落後面隆隆迴響，小後屋的牆上掛著鑲在珍珠相框裡的家人合影和一幅有西庸古堡風景的水彩畫），那不可知的俄國，現在倒像一個失去的樂園，成了一個遼闊、模糊，但回想起來還是很友好的地方，住滿了感傷的幻想人物。我發現老師耳朵很聾，頭髮已灰白，但還像以往那樣健談。她動情地擁抱我之後，便回憶起我童年的小事，可她講的事要么完全走了樣，讓我失望，要么是我從來不記得的，讓我懷疑是否真有其事。她不知道我媽媽早已辭世，也不知道塞巴斯蒂安三個月前去世了。順便說一句，她甚至不知道塞巴斯蒂安是個大作家。她雖然淚流滿面，情真意切，但似乎因為我又沒和她一起哭而惱火。 “你總是那麼有自製力，”她說。我告訴她我正在寫一本關於塞巴斯蒂安的書，請她講一講我哥哥小時候的事。老師是在我父親再婚後不久來到我家的，可是她對過去的事印像那麼模糊，思緒那麼混亂，竟談起了我父親的前妻（“cette horrible Anglaise”），彷彿像了解我媽媽（“cette femme admirable”）一樣了解她。 “我可憐的小塞巴斯蒂安，”她哭著說，“他跟我那麼親，對我那麼好。啊，我還記得他張開小胳膊摟著我脖子的樣子，他說：'澤勒，除了你我誰都恨，只有你一個人懂我的心。'我記得那天我輕輕地打了他的手——une toute petite tape——因為他對你的媽媽很不禮貌；他的眼神讓我想哭，還有他的聲音，他說：'謝謝你，澤勒。我以後再也不那樣了……'”
老師就這樣講了很長時間，我感到很彆扭，很鬱悶。我幾次想轉換話題，最後才成功——到那時候，我已經聲嘶力竭了，因為她不知道把自己的號角狀助聽器放到哪裡去了。後來她又談到她的鄰居，一個比她年齡還大的小個子胖女人，我剛才在過道裡踫見過。 “那個好女人耳朵很聾，”她抱怨說，“還是個可怕的撒謊的人。我能肯定她只教過傑米多夫親王夫人的孩子——從來沒在那兒住過。”我離開時，老師喊道：“你寫那本書吧，寫那本有意思的書吧，把它寫成童話，讓塞巴斯蒂安當王子。被施了魔法的王子……我跟他說過很多次：塞巴斯蒂安，你要小心，女人們會愛慕你的。他總是笑著回答：唔，我也會愛慕她們的……”
我從內心裡感到尷尬。她咂著嘴唇親了我一下，拍了拍我的手，又流下了眼淚。我瞥了一眼她那昏花的老眼、黯淡無光的假牙，瞥了一眼她胸前的石榴石別針，那別針我記得非常清楚……我們分別了。天正下著大雨，我感到既羞愧又惱火，我竟然中斷了第二章的寫作來做這次毫無意義的參拜之旅。有一個印象特別讓我失望。她竟然沒問我塞巴斯蒂安後來的生活，甚至沒問他是怎麼死的，一句都沒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