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夫特過去曾在某處供職，與此同時，還幫已故的安德羅尼科夫辦理過一些其他私人事務（並從他那裡得到過一些報酬），因為後者常在本職工作以外兼做一些份外的事。對我來說重要的只有一點，由於克拉夫特和安德羅尼科夫特別接近，克拉夫特很可能知道許多讓我特別感興趣的事。但是我從瑪麗亞·伊万諾芙娜口中得知（她是尼古拉·謝苗諾維奇的妻子，過去我上中學的時候，曾在他家借住過多年，而她又是安德羅尼科夫的親侄女和養女，自小受到他的寵愛），克拉夫特甚至“接受委託”要把一樣東西交給我。因此，我等他已經等了整整一個月了。
他住在一個小套間裡，有兩間屋，完全獨立，而目前，因為剛回來，連個僕人都沒有，皮箱雖已打開，但東西還沒收拾，全堆放在幾把椅子上，長沙發前面有張桌子，桌上散亂地擺放著：旅行包、旅行用的小匣、手槍，等等。克拉夫特進屋後，似乎心不在焉，若有所思，彷彿把我全忘了；他也許根本就沒注意，一路上，我都沒跟他說過話。他立刻開始尋找什麼東西，但是他無意中瞥了一眼鏡子，就停了下來，足足用了一分鐘，注視著自己的臉。雖說我也注意到了這個特點（後來，我非常清楚地想起了這一切），但是我心頭煩悶，感到很尷尬。我無法集中思想。一時間，我忽然想乾脆走開，把所有的事就這麼撂下，永遠不顧不管。再說，說實在的，所有這些事又算得了什麼呢？這豈不是自尋煩惱嗎？我陷入灰心喪氣之中，也許我是在白白地浪費精力，由於感情用事，淨乾一些不足掛齒的小事，而我現在，任務當前，正需要全力以赴。然而，鑑於在傑爾加喬夫那兒發生的事，已經顯而易見，我不克當此重任。
“克拉夫特，以後您還會去找他們嗎？”我忽然問他。他慢慢地向我轉過頭來，彷彿沒有聽懂我究竟要說什麼似的。我在椅子上坐了下來。
“請您原諒他們！”克拉夫特忽然說。
當然，我覺得這似乎是嘲笑；但是，我定神看了他一眼，看到他臉上有一種非常奇怪甚至驚人的寬容，以至連我自己都覺得吃驚，他怎麼會這麼嚴肅地請求我“原諒”他們呢？他搬過一把椅子，坐在我身旁。
“我自己也知道，也許我不過是集所有自尊於一身的大雜燴，如此而已，”我開口道，“但是，我並不想請求大家原諒。”
“再說，也根本無需向任何人請求原諒。”他低聲而又嚴肅地說道。他的說話聲一直很低，而且很慢。
“就讓我覺得自己問心有愧吧……我喜歡問心有愧……克拉夫特，請您見諒，我在這兒胡說八道了。請問，難道您也在這小組裡嗎？我想問您的正是這事兒。”
“他們不比其他人笨，也不比其他人聰明，他們和大家一樣，都是瘋子。”
“難道大家都是瘋子？”我不由得好奇地向他轉過身來。
“現在人們中的較優秀者，都是瘋子。只有恪守中庸之道的無能之輩，才會花天酒地，尋歡作樂……不過，這一切都不值得一提。”
他一邊說話，一邊又似乎仰首望天，常常是剛開口就戛然而止。尤其使我吃驚的是在他聲音中透露的某種憂傷。
“難道瓦辛也同他們沆瀣一氣？瓦辛有智慧，瓦辛有道德觀念啊！”我叫道。
“現在根本就沒有什麼道德觀念。忽然就了無踪影，主要是還擺出一副架勢，好像從來就不曾有過似的。”
“過去也不曾有過？”
“咱們最好別提這個了。”他帶著一種明顯的倦意說道。
我被他那種又憂傷又認真的態度打動了。我對自己的自私感到羞愧，開始說些附和他的話。
“當今這時代，”他沉默了約莫兩分鐘，又主動開口道，可是他的眼睛始終望著空中的某個地方，“當今這時代，是恪守中庸之道和無動於衷的時代，是一個追求無知、懶惰、不學無術，既幹不了任何事，又想坐享其成的時代。誰也不肯動腦筋，很少有人會給自己擠出點思想。”
他又打斷了自己的話，沉默少頃；我聽著。
“如今，人們在大肆砍伐俄羅斯的森林，使它的土壤變得貧瘠，把沃土變成荒原，變成草地，供卡爾梅克人放牧。如果有人帶著希望來，想植樹——大家肯定會笑他：'難道你能活到它長大成林？'另一方面，希望未來會好起來的人，卻在大談一千年之後會出現什麼情況。那種扣人心弦的思想完全不見了。大家都好像住在客棧裡似的，準備明天就離開俄羅斯，棄之不顧，大家都在得過且過……”
“對不起，克拉夫特，您方才說：'關心千年以後的事'。唔，您對俄國前途的絕望……難道不也同樣是關心嗎？”
“這……這是當前首當其衝的、最迫切的問題。”他怒氣沖沖地說道，迅速從座位上站了起來。
“哎呀！我都忘了！”他忽然說，腔調完全變了，同時有點困惑地看著我，“我叫您來是有事的，可是……看在上帝分上，對不起。”
他忽然像做了個夢，從夢中醒來，幾乎有點過意不去似的。他從放在桌上的一個公文包裡拿出一封信，遞給了我。
“這就是我要轉交給您的東西。這是一份有一定重要性的文件。”他關心地、用一種非常乾練的辦事口吻開口道。
後來，過了很長時間，每當我想起這件事，他的這種本領（而且對他來說是這樣關鍵的時刻！）就使我感到吃驚，他居然能以這樣真切的關心來對待別人的事，能如此鎮定自若和有板有眼地講述這事的來龍去脈。
“這就是那位斯托爾別耶夫寫的信，正是由於他死後留下的遺囑，才引發了韋爾西洛夫與索科爾斯基公爵家的這場官司。這場官司現在正由法院審理，而判決的結果肯定會對韋爾西洛夫有利，因為法律支持他。然而在這封兩年前寫的私人信件裡，立遺囑人卻親自講述了他自己的真實意願，或者說得更準確些，願望。講述的內容，與其說對韋爾西洛夫有利，不如說更有利於公爵家族。至少，索科爾斯基公爵對遺囑提出異議時所依據的那幾條理由，在這封信中都能找到有力的支持。雖然這份文件並無決定性的法律意義，但是韋爾西洛夫的對手肯定會出高價來得到它。承辦韋爾西洛夫這場官司的阿列克謝·尼康諾羅維奇（安德羅尼科夫），一直把這封信保存在自己手裡，直到他臨死前不久，才把它交給了我，託我'保管'，——也許因為他已預感到死期不遠，才擔心自己的文件。現在我並不想對阿列克謝·尼康諾羅維奇在這種情況下的意圖妄下斷語，但是，我得承認，他死後，我處在某種進退兩難的困境，我拿這份文件怎麼辦呢？尤其因為法院對這場官司即將宣判。但是瑪麗亞·伊万諾芙娜（阿列克謝·尼康諾羅維奇生前是非常信任她的）卻使我擺脫了這一困境：三週前，她寫信給我，態度很堅決，讓我把這份文件無論如何要交給您，因為這樣做，大概（這是她的原話）是符合安德羅尼科夫的意願的。因此，這就是那文件，而且我很高興，終於把它交給了您。”
“聽我說，”我說道，被這突如其來的新聞弄得不知所措，“現在我拿這封信怎麼辦呢？我該怎麼做呢？”
“那就隨您便了。”
“那不行，您自己也看得出來，我根本就作不了主！韋爾西洛夫眼巴巴地希望得到這筆遺產……要知道，沒有這份資助，他會完蛋的——現在卻忽然出現了這樣一份文件。”
“它僅僅出現在這裡，在這房間裡！”
“難道是這樣？”我注意地看了看他。
“假如在這種情況下您自己都不知道該怎麼辦，那我又能給您出什麼主意呢？”
“但是，我也不能把它交給索科爾斯基公爵呀：我會把韋爾西洛夫的希望全毀了的，此外，在他面前，我就成了叛徒……另一方面，如果我把它交給韋爾西洛夫，我又會使無辜者陷入貧困，而且使韋爾西洛夫仍舊處在一種走投無路的絕境：要么放棄遺產，要么成為一名竊賊。”
“您也過分誇大了這事的意義了。”
“請告訴我一點：這文件是否具有決定性的最終意義？”
“不，沒有。我對於法律知之甚少。對方的律師，不用說，一定知道怎麼來利用這文件，從中取得應有的利益。但是，阿列克謝·尼康諾羅維奇卻很有把握地認為，即使把這封信呈交法庭，它也未必具有很大的法律意義，因此，韋爾西洛夫的官司仍舊能夠打贏，毋寧說，這文件提出了一個所謂良心問題……”
“正是這點最重要，”我打斷道，“正因為這點，韋爾西洛夫將處於一種走投無路的絕境。”
“然而，他也可以把這文件毀掉呀，這樣一來，他可以使自己避免任何危險。”
“您是否有什麼特別的根據認為他會這麼認為呢，克拉夫特？這就是我想知道的：也正因為這點，我才來拜訪足下！”
“我想，任何人換了是他，都會這麼做的。”
“您也會這麼做嗎？”
“因為我沒有接受遺產，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會怎麼做。”
“那好，”我說，把信塞進了口袋。 “這事現在就算暫時了了。克拉夫特，請聽我說，我敢向您保證，瑪麗亞·伊万諾芙娜曾經向我透露過許多事，她告訴我，您，而且只有您一個人，可以把一年半以前，發生在埃姆斯的韋爾西洛夫同阿赫馬科娃夫婦間的事告訴我。我一直在等您，就像等太陽會把一切照亮似的在等您。您不知道我的處境，克拉夫特。我求您了，請您把全部真相告訴我。我正需要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人，而現在——現在比任何時候都需要知道這點！”
“我奇怪的是瑪麗亞·伊万諾芙娜自己怎麼沒把所有的事全告訴您；她從已故的安德羅尼科夫那兒可能全都聽說了嘛，不用說，她聽說了，而且知道得也許比我還多。”
“安德羅尼科夫自己也弄不清這事，瑪麗亞·伊万諾芙娜就是這麼告訴我的。似乎，誰也搞不清這事的緣由。這事恐怕連魔鬼都會跑斷腿的！可是我知道，您當時自己也在埃姆斯……”
“我也沒有全碰到，但是，只要是我知道的，行啊，我會很樂意地告訴您的，不過，我能滿足您的要求嗎？”
我就不逐字逐句地引述這段故事了，只簡略地說說這事的要點。
一年半以前，韋爾西洛夫通過老公爵索科爾斯基的介紹，成了阿赫馬科夫家的好友（當時，他們大家都在國外，在埃姆斯），他首先給阿赫馬科夫本人留下了強烈的印象。阿赫馬科夫是位將軍，人還不老，但是卻在三年的夫妻生活中，因賭牌而輸光了他的妻子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的全部豐厚的陪嫁，而且他由於生活的不知節制，已經中過一次風。中風過後，他甦醒了過來，便去國外療養，而他之所以住在埃姆斯，則是為了他前妻所生的女兒。她是一位有病的姑娘，年方十七，患有肺病，據稱，長得非常漂亮，同時也極好幻想。她沒有陪嫁；大家把希望照例都寄託在老公爵身上。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據說是個好心腸的後媽。但是這姑娘不知為什麼卻不離不棄地特別喜歡韋爾西洛夫。當時他正在宣傳一種，用克拉夫特的話來說，“某種狂熱的思想”，宣傳某種新生活，處在某種“高度的宗教情緒”中（根據別人告訴我的安德羅尼科夫那奇怪的、也許不無嘲笑之意的說法）。但是，有意思的是，他很快就遭到大家的嫌棄。將軍甚至有點怕他。克拉夫特完全不否認當時有一種說法，說韋爾西洛夫已經在那位有病的丈夫腦子裡塞進了一個奇怪的想法，即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暗戀上了小索科爾斯基公爵（他當時已經離開埃姆斯去了巴黎）。但他這話不是開門見山說的，而是，“按照他的老習慣”，用誹謗、歸納，以及各種彎彎繞的辦法說的，正如克拉夫特所說，“對此，他是個中老手”。總的說，克拉夫特認為和願意認為，他更像一個騙子和天生的陰謀家，而不是什麼真正充滿著某種崇高思想，或者有什麼新奇想法的主兒。即使克拉夫特不告訴我，我也知道，韋爾西洛夫先是對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有過非常大的影響，但是慢慢地又同她鬧翻了，至於這場把戲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從克拉夫特那裡也打聽不出來，但是他們倆在彼此交好之後又反目成仇，卻是大家都予肯定的一種說法。接著又出現了一個奇怪的情況：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的有病的繼女，顯然愛上了韋爾西洛夫，或者發現他身上有什麼驚人之處，或者被他的談吐點燃了心中的火焰，或者還有許多莫名其妙的東西，但是有目共睹的是，有一段時間，韋爾西洛夫幾乎與這姑娘天天在一起。結果有一天這姑娘突然向父親宣布，她想嫁給韋爾西洛夫。至於這是否真的發生過，大家都這麼肯定，——克拉夫特這麼說，安德羅尼科夫這麼說，連瑪麗亞·伊万諾芙娜也這麼說，甚至有一天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當著我的面說漏了嘴，也提到過此事。他們還肯定說，非但韋爾西洛夫本人願意，甚至他還堅決要求與這姑娘成親，而且還說這是雙方都樂意的事，一老一小，老夫少妻，雖然年齡不相稱，但卻兩廂情願。但是，她父親卻被這想法嚇壞了；隨著他對他從前非常愛過的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感到越來越厭惡，他幾乎崇拜起了自己的女兒，把她視若掌上明珠，尤其在他中風之後。但是出面最堅決反對這門婚事的卻是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本人。出現了許許多多秘密的、非常不愉快的家庭衝突、爭吵、傷心難過，總之，出現了各種各樣糟心的事。做父親的看到陷入情網、被韋爾西洛夫“弄得神魂顛倒”（克拉夫特語）的女兒始終執迷不悟，終於開始讓步了。可是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卻憤恨難消地繼續表示反對。就在這時開始了誰也弄不清是怎麼回事的貓膩。然而，因此也就出現了克拉夫特根據已知材料做的直接猜測，但這畢竟只是猜測而已。
韋爾西洛夫似乎已經用他自己的那一套花言巧語，巧妙而又無可反駁地讓那位年輕姑娘相信，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之所以不同意他們的婚事，是因為她自己愛上了他，她早就醋勁大發地不斷折磨他，盯他的稍，耍陰謀，暗中使壞，她已經向他求過愛，而現在則因為他愛上了別的女人，恨不得放把火活活燒死他；總之，全是這一類猜測吧。最糟糕的是，他似乎已經把這一點向那位做父親的，向那位“不忠”的妻子的丈夫做過“暗示”，說什麼小公爵不過是供她消遣的玩物罷了。不用說，家裡鬧翻了天，簡直成了活地獄。另一種說法是，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非常喜歡自己的繼女，而現在她受人誹謗，沒臉見她，感到十分絕望，更不用說跟她有病的丈夫的關係了。不過，與此同時，還有另一種說法，令我傷心的是，克拉夫特完全信以為真，而我自己也居然信了（因為這一切我已經聽說過）。有人斷言（據說，這是安德烈尼科夫從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那裡聽來的），事情恰好相反，還在從前，也就是說在小姑娘開始動情之前，韋爾西洛夫就曾向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求過愛，而曾是他的朋友，甚至有一段時間熱戀過他，但又經常信不過他，與他矛盾重重的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這回卻對韋爾西洛夫的求愛報以無比的憎恨，還惡狠狠地嘲笑了他。在她丈夫很可能出現第二次中風的時候，他居然敢直截了當地求她做他的妻子，因此她就乾脆讓他滾蛋，把他從自己身邊趕走了。後來，她又看到，韋爾西洛夫竟公然向自己的繼女求婚，這就使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的氣不打一處來，恨得什麼似的。這一切都是瑪麗亞·伊万諾芙娜在莫斯科的時候告訴我的，她對這兩種說法都信，既相信這一說法，也相信另一說法，或者二者加在一起，她都信：她很有把握地說，這一切很可能兼而有之，是一起發生的，就像雙方都la haine dans l'amour一樣，雙方在愛情中的自尊心都受到了傷害，等等，等等。這就像某種極微妙的、陰錯陽差的風流韻事，這是任何一個嚴肅的、思想健全的正人君子所不屑為之的，更何況其中還夾雜著許多卑鄙下流的事。但是瑪麗亞·伊万諾芙娜的腦子裡從小就塞滿了各種風流韻事，沒日沒夜地淨讀這類小說，儘管她品行端正。結果就在她腦海裡展示出了韋爾西洛夫明顯的卑鄙無恥、謊話連篇和陰謀詭計，以及某種黑暗和醜惡，更何況這事的結局的確很慘：可憐的、熱情似火的姑娘服毒自殺了，據說，她吞服的是一種含磷的火柴；然而我至今仍不曉得，最後的這一傳聞是否屬實；至少是大家都竭力掩蓋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這姑娘病倒只有兩週，就死了。這樣一來，火柴云云就只好存疑，但是，克拉夫特卻對此堅信不疑。接著這姑娘的父親也很快死了，據說，是因為傷心過度而死，悲痛引起了第二次中風，不過這至少也是三個月以後的事了。但是在這姑娘的葬禮以後，從巴黎回到埃姆斯的索科爾斯基小公爵，卻在花園里當眾給了韋爾西洛夫一記耳光，但是，韋爾西洛夫並沒有要求決鬥；相反，他第二天卻像沒事人似的又出現在大家散步的場合。這時，大家都對他置之不理，扭頭不顧，在彼得堡也一樣。韋爾西洛夫雖然仍繼續與某些人來往，但已經完全換了個圈子。他在上流社會的熟人都責備他，認為他罪不容赦，雖然很少有人知道個中的全部底細；他們知道的僅限於某些與那個年輕姑娘殉情而死，以及韋爾西洛夫挨了一記耳光有關的事。有可能掌握全部情況的恐怕只有兩三個人；而知道得最多的恐怕就只有已故的安德羅尼科夫了，因為他同阿赫馬科夫夫婦有事務上的交往，尤其因為某件事，與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接觸較多。但是他卻保守著這全部秘密，甚至連自己的家人都不讓知道，而僅僅向克拉夫特和瑪麗亞·伊万諾芙娜透露了某些內容，而這也是因為迫不得已。
“主要是現在有一份文件，”克拉夫特最後說，“這也是阿赫馬科娃夫人非常害怕看到的。”
下面就是他有關這文件告訴我的情況。
當老公爵，也就是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的父親，在國外療養即將病癒的時候，她一不小心，十分秘密地給安德羅尼科夫寫了一封非常有損她名譽的信（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十分信任他）。那時候，據說，在即將痊癒的公爵身上的確出現了某種愛亂花錢，幾乎揮金如土的傾向：在國外，他開始買一些完全無用的，但卻十分昂貴的東西，名畫呀，花瓶呀，等等；他甚至給當地的各種機構捐助天知道多大的巨款；背地裡，還差點用重金向一位俄國上流社會揮金如土的闊佬買下一塊業已破產，而且訟事纏身的領地；最後他還似乎當真有續弦之念。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在父親患病期間一直守候在他身旁，正是鑑於上述情況，她給安德羅尼科夫寫了一封信，因為他是她家的法律顧問，又是“老朋友”，向他諮詢：“根據法律，有沒有可能宣佈公爵處於家人的監護之中，或者宣布他是一個類似於無民事行為能力的人，如果可以的話，這事又應當怎樣處置，才不會引起麻煩，既無人可以提出指責，又能在這種情況下顧全父親的感情，等等，等等。”據說，安德羅尼科夫當時開導了她，勸她放棄了這個主意。到後來，公爵的病全好了，也就無須舊事重提，再提這個想法了。但是這封信卻留在了安德羅尼科夫手中。而現在他已風燭殘年，來日無多；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立刻想起了這封信：如果在死者的遺物中發現了這封信，而且落到了老公爵手裡，他肯定會把她永遠逐出家門，剝奪她的財產繼承權，而且也不會在他生前給她一文錢。一想到他的親生女兒居然不相信他具有正常的理性，甚至想宣布他是瘋子，——這個想法肯定會把這只羔羊變成一頭野獸。而她守寡之後，由於那個好賭的丈夫的恩賜，她已經變得一無所有，只能指望父親能夠有所遺贈：她滿心指望父親能再給她一筆陪嫁，而且這陪嫁能同第一次陪嫁一樣豐厚！
克拉夫特對這封信的下落知道得很少，但是他說，安德羅尼科夫是“從來不會把有用的文件撕毀”的，除此以外，他這人非但足智多謀，而且還“很有良心”。 （我當時甚至覺得奇怪，克拉夫特的觀點竟非常有主見，可見他十分敬重安德羅尼科夫。）但是克拉夫特堅信，那份有損將軍夫人名譽的文件，由於韋爾西洛夫同安德羅尼科夫的遺孀十分接近，似乎還是落到了他手裡。大家都知道，安德羅尼科夫死後，她們就立刻把他留下來的所有文件都交給了，而且一定都交給了韋爾西洛夫。他也知道，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也曉得這封信在韋爾西洛夫手中，她想，韋爾西洛夫一定會立刻帶著這封信去見老公爵，而這正是她最擔心的；她從國外回來後，就在彼得堡尋找這封信，曾經去看望過安德羅尼科娃母女，而且現在還在繼續尋找；因為她畢竟還留下一絲希望，也許這封信並不在韋爾西洛夫手中，最後，她又去了莫斯科，她去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這事，她還央求瑪麗亞·伊万諾芙娜從保存在她家的那些文件中再好好找找。關於瑪麗亞·伊万諾芙娜這個人，以及她跟已故的安德羅尼科夫的關係，她還是在前不久回到彼得堡以後才打聽到的。
“您以為她在瑪麗亞·伊万諾芙娜那兒沒有找到嗎？”我問道，我有自己的想法。
“如果瑪麗亞·伊万諾芙娜甚至都沒有向您公開什麼的話，可見，她也許什麼都沒有了。”
“那麼說，您認為這文件在韋爾西洛夫手裡？”
“很可能是這樣。不過，我也不知道，一切都可能吧。”他帶著明顯的倦意說道。
我不再刨根問底地問他了，再說這又何苦呢？儘管這一切被搞得不成體統和亂七八糟，但是，對於我，最主要的事情還是弄清楚了；我擔心的一切都得到了證實。
“這一切就像一場夢和囈語。”我說，陷入深深的傷感，拿起了禮帽。
“這人對您很寶貴嗎？”克拉夫特問，這一刻，我在他臉上看到明顯的同情。
“我早就有這樣的預感，”我說，“我從您這裡是不可能完全打聽清楚的。現在只有阿赫馬科娃這一線希望了。只有寄希望於她了。也許我會去找她，也許不會。”
克拉夫特有點困惑地望瞭望我。
“再見，克拉夫特！既然人家不要您，何苦死乞白賴地去找他們呢？還不如一刀兩斷，——對嗎？”
“那以後到哪去呢？”他板著臉和看著地面，問。
“回到自己的地方去，回到自己的地方去！與一切一刀兩斷，然後回到自己的地方去！”
“去美國？”
“去美國！回到自己的地方去，回到自己一個人的地方去！這就是'我的思想'，克拉夫特！”我興高采烈地說。
他似乎好奇地望瞭望我。
“可您有這地方嗎：'回到自己的地方去'？”
“有。再見，克拉夫特；謝謝您，多有打擾，對不起！要是我換了是您，自己腦子裡是這樣的俄羅斯，我會把所有的人都打發見鬼去：給我統統滾蛋，你們去搞陰謀吧，你們去狗咬狗吧——關我什麼事！”
“再坐會兒吧。”他已經把我送到大門口了，又忽然說道。
我有點納悶，回頭又坐了下來。克拉夫特坐在我對面。我們相視而笑，這一切直到現在我都歷歷在目。我記得很清楚，我似乎對他感到很納悶。
“克拉夫特，我很喜歡您的是，您是這麼一個彬彬有禮的人。”我忽然說。
“是嗎？”
“因為我難得彬彬有禮，雖然我想做到彬彬有禮……行啊，別人侮辱我，也許這更好，至少他們可以使我擺脫愛他們的不幸。”
“您最愛一天之中的哪一時光？”他問，顯然他剛才沒聽我說話。
“哪一時光？不知道。我不喜歡日落。”
“是嗎？”他懷著某種特別的好奇說道，但是又立刻陷入了沉思。
“您又要到什麼地方去嗎？”
“是的……要去。”
“很快？”
“很快。”
“難道到維爾諾去還要手槍？”我問，毫無半點影射之意，甚至連用意也沒有！我不過是偶然看到手槍，隨便問問，我只是因為找不到話題，感到為難。
他回過頭來，凝神看了看手槍。
“不，這沒什麼，因為習慣。”
“我要是有手槍，一定把它藏起來，鎖上。要知道，真的，很有誘惑力！也許，我並不相信自殺這種流行病，但是，如果這玩意兒老在眼前杵著——真的，有時候就不免有一種誘惑力。”
“別說這個了。”他說，突然從椅子上站起來。
“我不是說我自己，”我也站起來，加了一句，“我決不會用它。哪怕給我三條命，——也不夠我活的。”
“您就多多地活吧。”他似乎突然冒出了這句話。
他心不在焉地微微一笑，接著便奇怪地迳直向前屋走去，倒像他在領我出去似的，當然，他並沒有發現他在做什麼。
“祝您心想事成，克拉夫特。”我說，已經走到了樓梯上。
“這倒可能。”他堅定地回答。
“再見！”
“這也有可能。”
我記得他向我投來的最後一瞥目光。
總之，這就是許多年來，我的心為之怦怦跳動的那個人！我希望從克拉夫特那兒聽到什麼呢，難道就這樣一些新聞嗎？
從克拉夫特那裡出來，我簡直餓壞了，夜幕已漸漸降臨，可是我還沒吃午飯。於是我就在這裡，在彼得堡老城區，在大馬路，走進一家小飯館，為的是花它二十戈比，最多二十五戈比——再多，我就無論如何不許自己亂花了。我給自己要了份菜湯，記得喝完菜湯後，我就望著窗外發呆；屋裡有很多人，散發著一股燒糊了的油煙味、飯館裡的餐巾味。真噁心。我頭頂上則掛著一隻鳥籠，裡面養著一隻不會唱歌的夜鶯，在用嘴啄著籠底，一副抑鬱寡歡和若有所思的模樣。隔壁是一間台球房，十分吵鬧，但是我卻坐在那裡，冥思苦想，想得出了神。這時正趕上日落（我不喜歡日落——為什麼克拉夫特感到奇怪呢？），日落使我產生了一種新的，預先沒料到的，完全與此時此地不相容的感覺。我彷佛總是依稀見到我母親那靜靜的目光，以及她親切的眼神，已經整整一個月了，這眼神老是那麼怯怯地註視著我。最近一段時間，我在家裡的表現一直很粗暴，主要是對她；我的粗暴本來是衝韋爾西洛夫去的，但是我又不敢，按照我的卑鄙習慣，卻拿她做了出氣筒。我甚至把她都嚇壞了：每逢安德烈·彼得羅維奇進屋，她就怕我出言不遜，冒犯了他……因此她總用一種懇求的目光注視著我。十分奇怪的是，現在，在飯館裡，我才頭一次弄懂，為什麼韋爾西洛夫對我稱你，而她則對我稱您？過去，我也對這點感到奇怪，而且是朝對她不利的方面去想的；而這時，我想得有點特別——淨是一些奇怪的想法，紛至沓來，鑽進我的腦海。我坐在原地不動，坐了很長時間，直到暮色四合。我也想到了妹妹……這對於我是一個十分痛苦的時刻。無論如何必須當機立斷！難道我就沒法當機立斷嗎？既然他們自己都不想要我，那就一刀兩斷，這又有什麼難的呢？母親和妹妹也不要我？但是，我無論如何不會撇下她們不管——不管事情發生怎樣的變化。
這話沒錯，自從這人在我幼年時出現在我生活裡，也就是說，僅出現一剎那，他的出現就成了那命定的推動力，並由此產生了我的意識。如果當時我沒有遇見他——那我的頭腦，我的思維方式，我的命運，說不定就會是另一種樣子，儘管我的性格已由我的命運決定，這是我無論如何躲不開的。
但是，到頭來，這人卻只是我的一個幻想，從小產生的一個幻想而已。這是我自己把他想像成這樣的，而事實上他完全是另一種人，墮落至極，遠遠低於我的想像。我來找的是一個純潔的人，而不是這種人。當我還小的時候，有一回我見到了他，就在這麼一個短短的瞬間，我怎麼會這麼死心塌地地愛上他的呢？這個“死心塌地”必須消失。將來，如果篇幅允許，我會細細地給你們描寫我們這頭一回見面的情況；這是一個無聊至極的插曲，一點意思都沒有。可是我卻把它想成了一座巍峨的金字塔。我開始建造這座金字塔的時候，還小，還蓋著兒童蓋的毛毯，當快要入睡的時候，會哭和幻想——幻想些什麼呢？ ——我也不知道。幻想我被人遺棄了？幻想人家折磨我？但是，折磨我的時間並不長，只有短短的兩年，在圖沙爾的寄宿學校。當時，他把我往那兒一塞就走了，而且一去不返。後來就沒人來折磨我了，甚至相反，我自己卻傲視一切，不把同學放在眼裡。直到現在我也受不了那種自怨自艾的孤兒的處境！再沒什麼比扮演這樣的角色更叫人噁心的了，什麼孤兒呀，私生子呀，所有這些被拋棄的人呀，以及這整個窩囊廢，對這樣的人我從來就沒有惻隱之心，可是他們卻忽然神氣活現地站到公眾面前，開始悲悲戚戚，但卻是用一副教訓人的口吻號哭起來：“你們看哪，人家是怎麼對待我的呀！”我恨不得把這些孤兒們狠狠地揍一頓。在這類醜惡的老一套人中間居然沒有一個人懂得，如果他們閉上他們的鳥嘴，不哭不號，也不屈尊訴苦的話，他們反而會顯得十倍地高尚。既然你屈尊這麼做了，那你這個愛情之子，就活該。這就是我的想法！
但可笑的還不是我過去鑽在“被窩裡”的幻想，而是我為了他才到這裡來的，竟為了這個憑空想像出來的人，幾乎忘記了自己的主要目的。我到這裡來，是為了幫他粉碎誹謗，打倒仇敵的。克拉夫特提到的那份文件，也就是這女人寫給安德羅尼科夫的信，她很擔心的那封信，那封可能毀了她的將來，可能使她陷入貧困，她以為在韋爾西洛夫手裡的那封信——這信不是在韋爾西洛夫手裡，而是在我手裡，縫在我一側的口袋裡！這是我親手縫進去的，而且這世上還沒一個人知道這事。那個“保管”著文件、富於幻想的瑪麗亞·伊万諾芙娜認為有必要把這文件交給我，而不是交給任何其他人，那隻是她的觀點和她自己願意，我並無義務對此作出解釋；也許將來有朝一日，說到話頭上，我會告訴你們也說不定；但是，我無意中得到了這個武器，就身不由己地想到彼得堡來了。當然，我只打算私底下幫幫這個人，而不是敲鑼打鼓，大吹大擂，我既不想得到他的誇獎，也不想得到他的擁抱。我永遠，永遠也不會給他面子，指責他什麼！再說，我愛上他，把他造成一個虛幻的理想，難道這也是他的錯嗎？再說，甚至可以說吧，我根本就不愛他！他那獨特的智慧，他那令人好奇的性格，還有他那些私情和冒險，還有我母親那麼死心塌地地跟著他，——這一切似乎都阻止不了我；我那由幻想而產生的偶像，已經被粉碎，我也許不會再愛他了，這不就夠了嗎。總之，到底是什麼阻止了我，我因何舉棋不定？ ——這倒是個問題。結論僅僅是我太笨了，沒人比我更笨的了。
但是，我要求別人誠實，自己也應當誠實才是：我必須承認，縫在我口袋裡的那份文件，在我心中喚起的不僅是熱切地想跑去幫助韋爾西洛夫的願望。現在，這對於我已經太清楚了，雖然當時我曾因這個想法而臉紅。我彷彿看到我將面對面地碰到那個女人，那個上流社會的驕傲的女人；她將會不把我放在眼裡，將會嘲笑我，就像嘲笑一隻耗子一樣，可是她甚至都沒料到，我會成為她命運的主宰。這個想法還在莫斯科的時候就使我陶醉，尤其是我到這裡來時坐在火車上的時候；我在上面已經坦白承認了這一點。是的，我恨這個女人，但是，因為她是我的獵物，我又喜歡她，而這一切都是事實，這一切都是真的。但是這種想法實在太幼稚了，我沒料到像我這樣的人竟會這麼幼稚。現在，我在描寫我當時的感情，即當我坐在小飯館裡，坐在夜鶯底下，當我決定當天晚上非同他們一刀兩斷的時候，我腦子裡想到的東西。當我想到不久前我遇到這女人的情景，我驀地羞得滿臉通紅。這次見面太丟人了！給人留下的印像也是既丟人又愚蠢——而主要是，這最有力不過地證明我辦事無能！當時我想，這足以證明，我甚至抵擋不住最愚蠢的誘餌，可我剛才還諍諍有詞地對克拉夫特說什麼我有“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事業，即使我有三條命，也不夠我活的。我曾驕傲地說過這話。至於我丟開自己思想，陷進韋爾西洛夫的隱私，——這還情有可原。可是我卻像只受驚的兔子一樣東竄西跳，什麼雞毛蒜皮的事都插手，這當然，只能說明我太蠢了。我究竟犯了哪門子傻，竟跑到傑爾加喬夫那兒，跳出去說了那一大堆蠢話呢？其實我早就知道，我什麼事情也說不明白，說不周全，最好是保持沉默，一言不發。結果來了個什麼瓦辛，出面開導我，說什麼“我還有五十年好活，大可不必灰心喪氣”。他的這番話說得很好，我同意，這也足見他那無可爭辯的智慧；這番話還好在道理說得十分簡單，而最簡單的道理只有到最後在歷盡坎坷，碰過不少釘子以後才能懂得；可是我早在瓦辛之前就懂得了這一道理；還在三年多以前，我就感悟到這一想法；甚至還不僅這樣，其中也多多少少蘊含著“我的思想”。這就是我當時在那個小飯館想到的。
當我因為走路和思前想後弄得很累，終於走到謝苗諾夫團的時候，已是傍晚七點多了，我心裡很煩。天已經全黑了，天氣也變了；氣候乾燥，但卻刮起了討厭的彼得堡大風，讓人感到刺痛而又尖利，直透我的脊梁，四周吹起一片沙塵。有多少陰沉著臉的普通老百姓，匆匆地下班和收工回來，回到自己的小屋啊！所有人的臉上都充滿著焦慮，也許在這群人中根本就沒有一個共同的、能夠把所有人都聯合在一起的思想！克拉夫特說得對：大家就像一盤散沙。我遇到一個小男孩，這麼小，小得使人感到奇怪，這麼晚了，他竟一個人出現在大街上；他似乎迷了路；一個女人站住了一會兒，聽他說話，但是什麼也沒聽懂，攤開了雙手，又繼續往前走去，把他一個人留在黑暗裡。我走了過去，但是他卻不知因為什麼忽然對我感到害怕起來，一溜煙地跑了。快走到家門口時，我決定從此再也不去找瓦辛了。當我爬上樓梯後，我非常希望在家裡只碰到我們家單獨的兩個人，不要碰到韋爾西洛夫，以便在他來以前，能夠抓緊時間同母親和我可愛的妹妹說上幾句知心話，已經整整一個月了，我幾乎沒有跟妹妹單獨說過什麼話。他果真不在家……
順便說說，我在這部“紀事”中把這個“新人物”領進場的時候（我指的是韋爾西洛夫），我想簡短地說說他的履歷，不過說不說它，其實沒有任何意義。我這樣做是為了讓讀者看得更清楚些，也因為我無法預見，在下一步的敘述中，我該把這份履歷放哪兒。
他上過大學，但卻進了近衛軍，入了騎兵團。他娶了法納里奧托娃之後，就退役了。他先去了趟國外，回國後就住在莫斯科，過著上流社會紙醉金迷的生活。妻子死後，他就來到鄉下；也就在這裡他同我母親發生了那事兒。後來，他又住在南方某地，住了很長時間。同歐洲交戰時，他又再度進部隊服役，但是他並沒有去克里米亞，始終沒有打過仗。戰爭結束後，他就退役了，出了一趟國，甚至還帶著我母親，不過後來又把她留在了柯尼斯堡。可憐的母親有時帶著某種恐懼，搖著頭，講到她當時在那裡住了足足半年，孤苦伶仃，拖著一個小女兒，語言又不通，就像住在森林裡似的，而到後來，甚至沒了錢。直到那時候，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才去接她，把她帶了回來，帶到下戈羅德省的某地。後來，韋爾西洛夫當上了首批調停官，據說他對自己的事十分盡職，但是很快他又棄職不干，接著便在彼得堡承辦起了各種私人的民事訴訟。安德羅尼科夫一向很器重他的才幹，很看重他，只是說摸不透他的脾氣。後來，韋爾西洛夫又辭去這一工作，再次出國，這一回去的時間就長了，一去好幾年。接著便開始了同索科爾斯基老公爵特別親近的交往。在所有這段時間裡，他的經濟狀況急劇變化了兩三次：一會兒一貧如洗，一會兒又突然發財，平步青雲。不過，現在既然我們的紀事已經寫到這一部分，那我也就決意來談談“我的思想”。自從我萌生這一想法以來，我還是頭一次描寫它，將它訴諸文字。我之所以決意向讀者公開，也是為了讓下一步的敘述變得更清晰。如果不對促使我、推動我一步步走來的原因加以說明，那，不僅讀者，恐怕連我這個思想制定者本人也難以說清我之所以這樣做的原因了。由於我的無能，這種“省略暗示法”，使我又落到我曾經加以嘲笑的文人們的所謂“文字優美”中去了。在我剛一踏進我的彼得堡故事（包括發生在其中的我的全部可恥的經歷）的門檻時，我就認為先作這一番交代是完全必要的。倒不是想追求“文字優美”，誘使我含而不露，沉默至今，而是因為這事的實質，這事很難說清。甚至現在，當一切過去的事都已經過去，我仍舊感到要說清這個“思想”，無比困難。此外，無疑，我應該用它當時的形式來敘述它，也就是說當時它在我頭腦裡是怎麼形成的和思考的，而不是現在，這就難上加難了。有些事幾乎是說不清楚的。正是那些最簡單、最清楚的思想，——正是這些東西很難說清楚。如果哥倫佈在發現美洲之前，跟別人講述他自己的想法，我敢肯定，那些人一定聽不懂他要說什麼，很長時間都聽不懂。而且也不想听懂。我說這話根本不是想把自己比做哥倫布，如果有人硬要這麼想，那這人是可恥的，別無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