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死的時候，我才十四歲。童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我的童年不是在這裡開始的，而是在離此很遠的地方，在外省的一個偏僻的地方。爸爸是T省∏公爵一座巨大莊園的管家。我們住在公爵家很多村子中的一個村子裡，過著安靜、默默無聞、幸福的日子……那時我是一個貪玩的小孩，每天做的就是在田野裡、小樹林裡、花園裡跑來跑去，誰也不管我。爸爸不停地忙於事務，媽媽料理家務；沒有人教我學習任何東西，而我也樂得這樣。經常是，從早晨一大早，我就跑出去，或者到池塘，或者到小樹林，或者到割草場或者到收割人那裡——無論是太陽曬，還是離開村子跑到我自己也不認得的地方，無論樹叢刮傷了皮膚，還是撕破我的衣服，我都無所謂——事後回到家挨罵，我也無所謂。
我覺得，假如一輩子我都沒有走出那個村莊，並且就只生活在一個地方的話，我會是很幸福的。可是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不得不離開了家鄉。當我們遷居到彼得堡的時候，我才十二歲。唉，回想當初我們傷心地收拾行李，我是多麼難過啊！當我與那些讓我感到親切的一切告別的時候，我哭得多傷心啊。我記得，當時我撲過去摟住爸爸的脖子，並哭著求他哪怕在村子裡多住幾天也好。爸爸沖我吼了起來，媽媽哭了；她說我們必須走，事態要求我們非走不可。老公爵∏死了。他的那些繼承人解雇了爸爸。爸爸有一些錢放在彼得堡的某些私人手裡周轉。他希望改善自己的處境，因此認為必須去那裡親自打點。所有這些我都是後來從媽媽那裡聽說的。在彼得堡我們住在老城區，一直到爸爸去世，我們一直住在同一個地方。
適應新的生活對我來說多麼難啊！我們是秋天到彼得堡的。我們離開村子的那一天，天氣晴朗、暖和、風和日麗；農活已經接近尾聲，打穀場上堆滿了大垛大垛的糧食，嘰嘰喳喳的鳥兒聚攏來；一切都讓人覺得明快，歡樂。可這裡，在我們剛搬進城裡的時候，就趕上陰雨綿綿，秋季的潮濕陰冷、惡劣的天氣、泥濘的道路和一群不熟悉的新面孔，他們既不歡迎我們，又對我們心懷不滿，還愛生氣！我們湊合著安頓下來。我記得，全家人忙碌，四處張羅，建立了新家。爸爸總是不在家，媽媽一分鐘也不閒著，他們完全忘記了我。在我們的新家睡了一夜後一大早起了床，我就感到很傷心。我們的窗戶對著一堵黃色的圍牆。街上總是泥濘不堪。行人很少，他們都把衣服裹得很嚴實，所有的人都覺得很冷。
而整天籠罩在我們家中的是一種可怕的憂傷和無聊的氣氛。我們幾乎沒有親戚和要好的朋友。爸爸與安娜·費多羅夫娜爭吵（他欠她錢）。因業務需要倒是很經常地有一些人到我們家裡來。通常都是爭執、吵鬧、喊叫。每一次來訪之後，爸爸總是不高興，怒氣沖衝；他常常一連幾個鐘頭在屋裡踱來踱去，皺著眉頭，跟誰都不說話。這個時候媽媽不敢和他說話，一直沉默。我就坐在角落裡看書，乖乖地、靜悄悄地，一動也不敢動。
在我們來到彼得堡三個月後，我被送到了寄宿學校。第一次處於一群陌生人中間，我是多麼的傷心啊！一切都是那麼枯燥冷冰冰：女教師愛叫嚷，女學生喜歡嘲笑，而我又是那麼怕生。管理很嚴厲，簡直是苛求！所有的活動都有規定的時間，公共食堂，無聊枯燥的老師，所有這一切從一開始就使我感到煩惱痛苦。在那裡我覺都睡不著。我經常整夜地哭，漫長的、無聊的、寒冷的夜。通常到了晚上大家都複習功課或預習新課，我則坐在那裡對著會話書或者單詞本，不敢動一下，腦子裡卻在想著我們的那個不大的家，想爸爸，想媽媽，想我的老保姆，還有老保姆講的故事……唉，想起就讓人傷心！家裡那些最微不足道的小事，想起來都是讓人高興的。想著想著就想到：要是現在能在家裡多好啊！我會坐在我們家的小屋裡，和家人一起，坐在茶炊旁；該是多麼溫暖，多麼美好，多麼熟悉啊。我想這時我會怎樣緊緊地、熱烈地擁抱媽媽！想著想著，我就痛苦地輕輕哭了起來，強壓住眼淚，可是單詞再也背不下去了。由於不能把轉天的功課背熟，我就整宿地夢見老師、校長和同學們，整宿地在睡夢中復習功課，可是到了轉天還是什麼都不會。於是就被罰跪，只給飯吃。我是那麼傷心、煩悶。起初，在我回答問題的時候，所有的姑娘們都嘲笑我，逗我，打攪我，在我們排隊去吃飯或者喝茶的時候，她們就掐我擰我，毫無緣由地就把我告到女教師那裡。可是星期六的晚上，每逢保姆來接我，我又是多麼開心啊。我總是高興得像瘋子似的，緊緊摟住我的老保姆。她替我穿好衣服，裹得嚴嚴實實，一路上緊追慢趕地跟著我，我則一個勁兒地不停地對她說啊說。回到家後我又開心又快活，緊緊地擁抱我的家人，好像分開有十年似的。然後就連講帶說地聊起來；我向所有人問好，笑啊鬧啊，跳啊跑的。我開始和爸爸交談一些嚴肅的話題，談學習，談我們的教師，談法語，談洛蒙德的語法，我們大家都是那麼開心，那麼心滿意足，就是現在回想起這些時刻心中依然愉快。我努力用功讀書，以博得爸爸的歡心。我看得出來他把最後的一點錢都花在我的身上了，而他自己呢，天知道他在如何苦苦掙扎。他一天天變得越來越陰沉，越來越不滿，越來越愛發脾氣了；他的脾氣完全變壞了，他的業務不順手，債務一大堆。媽媽常常哭又不敢哭出聲來，講又不敢講，生怕惹爸爸生氣，整天病歪歪的，越來越消瘦，並且開始劇烈地咳嗽。我從寄宿學校回來，總是看見大家愁眉苦臉，媽媽悄悄地流眼淚，爸爸發脾氣。接著便開始了責備和非難。爸爸開始說，我沒有給他帶來任何歡樂和任何安慰。說他們為了我把最後的一文錢都花光了，而我直到現在還不會說法語；總之，他把所有的不順心，所有的不幸，一切的一切都統統發洩在我和媽媽的身上。怎麼能怪罪和折磨可憐的媽媽呢？常常看著她那模樣，心都快碎了：她面頰凹陷，兩眼眍進去，臉上常有那麼一種肺結核病的紅暈。我挨罵的次數最多，總是從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開始，後面就扯得很遠，我常常搞不明白究竟是怎麼回事，任何事情都可以成為責罵我的理由……先是談到我是個笨蛋，學不好法語，說我們寄宿學校的女校長是個玩忽職守的笨女人；說她不注意我們的品行，說爸爸自己至今沒能找到工作，說洛蒙德的語法是最不好的語法書，而扎波爾斯基的要好很多，說他們在我身上白白扔了好多錢，說我是一個無情無義鐵石心腸的人——總之，我這個可憐的人，儘管拼命學習，背會話和單詞，結果卻什麼都是我不對，一切全怪我！這完全不是因為爸爸不喜歡我：他對我和媽媽非常疼愛，只是他的脾氣就是這樣。
操勞、憂慮、挫折把可憐的爸爸折磨得不堪重負：他變得多疑而暴躁，常常陷於絕望，也就不愛惜自己的身體了，有一次著點涼，馬上就病倒了，他病的時間不長就猝然離世，那麼突然，那麼意想不到。受此打擊，有好幾天我們精神失常。媽媽神情恍惚，我都擔心她會瘋掉。爸爸剛一死債主們就好像從地底下鑽出來似的，成群結隊紛紛登門討債。我們把所有的東西統統給了他們。我們把在彼得堡城郊的那所小房子也賣了，那是爸爸在我們搬到彼得堡半年之后買的。我不知道剩餘的債務是如何了結的，不過我們已經失去了安身之地，無家可歸，連填飽肚子的食物都沒有。媽媽得了重病，日漸消瘦，我們又無以為生，無法養活自己，前面只有死路一條。那時候我剛滿十四歲。就在這時，安娜·費多羅夫娜來拜訪我們。她一直說她是個女地主，跟我們沾親。媽媽也說她跟我們有親戚關係，不過很遠。爸爸生前她從來不到我們家走動，如今她來了，眼裡含著淚水，對我們表示深切的同情，為爸爸的離世，為我們走投無路的困境感到難過。她還說，這全怪我爸爸，不肯量力而行，急於求成，對自己的力量估計過高了。她表示願意跟我們更親近一點，提議忘掉雙方不愉快的事；媽媽說從來沒有怨恨過她，她聽了感動得眼淚汪汪，拉著媽媽去教堂。給“親愛的”（她這樣稱呼爸爸）做安魂祭。在這之後，她就莊重地跟媽媽言歸於好了。
安娜·費多羅夫娜先把我們孤苦伶仃，無依無靠的困苦處境大肆渲染了一番之後，便邀請我們到她家，用她的話來說，到她那兒去安身。媽媽表示了感謝，很久拿不定主意；但是因為實在沒有別的辦法可想，也絕不可能做出其他任何安排，最後還是對安娜·費多羅夫娜說，我們接受她的建議，非常感謝。現在我還清楚地記得我們從彼得堡城區搬到瓦西里島的那天上午。那是秋天的一個晴朗的、乾燥的、寒冷的早晨。媽媽淚眼汪汪，我則非常傷心，心都要碎了，一種難以名狀的、可怕的苦惱壓在我的心頭……多麼痛苦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