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神經症的時候，無論我們的出發點是什麼，無論經過怎樣曲折的途徑，我們最終會認識到，人格的紊亂是患病的原因。 每一種神經症，無論其症狀如何，都是性格神經症。由此，我們在理論上和治療中必須致力於更好的理解神經症性格結構。 需要強調的一個論點是，神經症是由文化因素引起的。這就確切說明了，神經症產生於人際關係的紊亂失調。 神經症的內驅力是強迫性內驅力。強迫性內驅力是神經症特有的，這種驅力產生於孤獨、無助、恐懼等感覺，產生於與他人的敵對情緒。不僅如此，它們還代表了患者用來應付生活的一些手段，它們追求的主要是安全感而不是滿足；它們的強迫性起因於潛伏在它們之後的焦慮不安。 我把強迫性內驅力稱作神經症趨勢或傾向。

假如精神分析主要不是將我們目前的麻煩與過去的經驗聯繫起來，而是理解我們現在人格中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那麼，不需要或只需要行家的一點幫助就可以認識並改變我們自己。 神經症之所以會發生，是由於諸種不同的傾向相互衝撞的結果。 衝突出現於相互矛盾的神經症傾向之間。它們最早只涉及到患者對他人的矛盾態度，最終還是會包含患者對自己的矛盾態度，包含他的矛盾的品質和矛盾的價值觀。 我的觀察：首先是病人對他內心顯然存在的矛盾竟一無所知--當我向他們指出這一點時，他們露出想迴避的神態，而且似乎對此毫無興趣（經過多次這樣的經驗，我認識到，他們的迴避正表現了他們對分析者試圖解決他們的矛盾持反感的態度）--最後，他們在突然認識到衝突後又顯得驚惶不安（這種反應使我明白自己是在玩弄炸藥。病人想避而不談他的衝突，那是自有其道理的：他們怕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撕成碎片）

病人不惜費盡心機去“解決”衝突，或者確切的說，去否認它們的存在並製造一種和諧的假象。 最初的試圖是掩蓋一部分衝突，讓其對立面佔上風。 第二個試圖是迴避他人。孤獨是基本衝突的一個部分，即一種最初對待他人的矛盾態度；同時也代表一種解決矛盾的試圖，因為在自我與他人之間維持一種感情上的距離便好像使衝突不能發生作用。 第三個試圖與上面兩個很不相同。患者不是迴避他人，而是迴避自己，他的整個實際的自我對他反而顯得不真實，於是他心中創造出一個理想的自我形象來取代真實形象，在這個人為的自我中，衝突的各部分改頭換面，不再像是衝突，倒像是一個豐富的人格的不同的方面。對完美的需要正是力圖符合理想化的自我意象；對讚美的渴求可以看作是要求他人證實自己就是那個理想化意象。這種意象與實際的差距越大，對讚美的需求自然也就越難以滿足。在所有解決衝突的試圖中，這種理想化意像也許是最重要的，因為它對整個人格有深遠的影響。但是反過來它又製造出一條新的內心裂隙，因此又需要再一次的縫合彌補。

第四種試圖主要是為了消除這種裂隙，同時也偷偷抹去其它的衝突，這就是外化作用，病人認為內心的活動是自我之外的事件。如果理想化意象意味著與實際的自我有幾步之差，外化作用則使真實面貌面目全非。外化作用再次產生了新的衝突，或者大大加劇了原有的衝突，尤其是自我與外界之間的衝突。 上面的四種趨勢是患者為解決衝突而作的主要嘗試，部分是由於它們似乎經常在各種神經症裡發生作用，部分是由於它們導致人格的猛烈的改變。 當然患者還有其它辦法，只是不具有這幾種的普遍意義。比如：武斷的自認正確，這種自以為是的態度的主要功能是壓制內心的疑慮；僵硬死板的自我控制，功能是企圖憑藉意志力量把已經分裂的內心世界強湊在一塊兒；犬儒主義表現，通過對一切價值觀的蔑視，自然取消了與理想有關的衝突。

懸而未決的衝突造成的後果：各種各樣的恐懼，精力的浪費，道德的損害，由於復雜的感情糾葛而產生的絕望感。 我這種神經症理論的動力中心是三種態度之間的基本衝突，這三種態度就是：親近人、對抗人和迴避人。患者一方面害怕人格被分裂，一方面又需要維持統一體的功能，所以便不顧一切地試圖解決矛盾。儘管他造成了一種人為的平衡，但同時有製造了新的衝突，所以有需要繼續尋找進一步的補救措施來抹掉這些新衝突。這種逃避分裂、追求統一的努力，每走一步只會使患者變得更加敵視他人，更加一籌莫展，更加心有畏懼，更加疏遠自己和疏遠他人；結果，衝突的病因更加嚴重，衝突的真正解決更遙遙無期。病人最後喪失了希望，就企圖在虐待行為中尋找補償，而這樣又反過來加劇他的無望感，產生新的衝突--這就是神經症的發展及其產生的性格結構的一幅令人戰栗的圖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