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一想，自己從商時間不短了，但從來沒有認真去思考過從商的技術問題，從商過程中所讀的書籍，也基本都和從商無關。十幾年來我幾乎沒有看過任何關於管理技巧的書籍，從我內心來講，我並不認為一個好的商人需要追求過多的技巧，而是要從根本上去回答：為什麼辦公司？辦成什麼樣的公司？經商的目的是什麼？回答這些問題，其實就是公司對這個時代的貢獻和理解的答案。
中國的大背景是經濟高速增長，城市化過程不斷加快。未來中國的經濟還會快速增長，中國將有幾億人加入到城市化的過程中。只有當你順應了這些大趨勢，你所做出的努力才是有意義、有價值的，才能得到市場和社會的承認，才能談得上對社會的貢獻。否則，大方向錯了，南轅北轍，就是做了反功，適得其反。例如，今天再有人去辦製造算盤的工廠，或者再去開生產BP機、錄音帶的工廠，就顯然不合時宜，技術的進步一定會把他們淘汰掉。用句俗語就是："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如果極端地劃分，中國企業家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土佬冒，或叫"土鱉"，也就是"技術含量低"的這一類。這一類屬於經驗主義，沒有大方向，也沒有大畫面，就是外國人說的缺乏Vision。但他們不固執，摸著石頭過河，摸著石頭了就往前走一步，摸不著石頭，不知水深水淺時就另尋他途。這類企業家很容易成為機會主義者，但千千萬萬這樣"技術含量不高"的企業家用這種辦法成功了。中國在世界經濟的影響力，"中國製造"現象就是從這樣一大批企業家手裡產生的，他們的生命力驚人的頑強，可以在任何艱苦、惡劣的環境下生存。不光在中國的土地上，在世界各個角落都能看到他們的身影。最簡單的就是開一個中餐館，等待機會，慢慢起步。
與這一類企業家相反的是另一類，以"海龜"為代表，學歷高，技術含量高，走南闖北，見多識廣，不光會講中文，英文、法文也都會。他們是最早走向國際的一批精英，給中國的開放帶來了新的氣息。但他們是過於空幻的理想主義者，甚至是帶著眼罩的自以為是者。自認為學習到了所有知識，參透了世界上所有的奧秘，最常用的詞是"世界將因我們改變"，"我們為人類提供新的生活方式"。他們對未來中國、世界幾十年的走向講得一清二楚，對股價、匯價、房價等走勢的預測可以精確到小數點後幾位。但這一類企業家在現實生活中卻常常碰得頭破血流。他們如果沒成為企業家，而成為經濟學家，預測結果常常與現實結果完全相反，就只能用"市場不成熟"，"有泡沫"，"人們不理智"來為自己辯解。如果說第一類企業家是有可能轉變成機會主義者的經驗主義者的話，這類企業家就是經常轉換為教條主義者的理想主義者。
借用毛主席說過的一段話就是：教條主義給中國革命帶來的損失比經驗主義嚴重得多，讓中國革命的力量在白區損失了100%，在紅區損失了90%以上。為什麼會是這種結果呢？因為中國的革命和中國的市場非常繁雜，是一個龐大、複雜的系統，任何人都不能100%地去掌握，還有許多未知的領域。就算最有知識的人、最聰明的人，也有自己不知道的盲區和自己不知道的東西。還不如乾乾脆脆，一閉眼，跳到海裡去遊，從細微處打開感覺，用皮膚感覺水的流向，這樣遊幾次，可能你就賺到錢了。
當代企業家應該具備什麼樣的素質？這與時代背景有關，與這個時代需要什麼樣的企業有關。計劃經濟時代，只有廠長，沒有企業家，這種經濟形式給我們帶來了無盡的貧窮和落後。資本主義初期，企業家創造財富的同時，也帶來了貧困，不在本國製造貧困，就把貧困輸出到別的國家去--這是馬克思當年總結的觀點，在今天看來還是適用的。那麼，符合人類新文明的新的企業形態將會在什麼樣的國家誕生？不可能在歐洲，不可能在美國，也不可能在非洲，我認為只能在中國誕生。這種新的企業形態，要在創造物質財富的同時，關注精神財富與物質財富的平衡發展，要關注公平、正義，關注和諧平衡的發展。新的企業形態對中國的企業家提出了新的要求，他們既要有第二類企業家的遠見、知識和理想，也要有第一類企業家的務實精神，要尊重未知的領域。兩者都不能走極端，正確的道路是中庸之道，我想他們是一些務實的理想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