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解讀灰社會對話

郭：最近你的作品續之後引起了很大的社會反響，可也有人認為，你的沒有脫離的思維框架，你怎麼看？ 吳：當然這兩本書都是尋求一種對中國歷史有穿透性的解釋方法，一種上不得檯面，但又確實在起作用的現實中國遊戲規則。而在中不同的是，我想著重回答一個古老的問題，為什麼有人有資格靠暴力收取租金，而又得到人們的配合？裡將灰色收入，但是需要深究為什麼有的人就有資格獲得灰色收入。血酬定律就是想解開人們心底的某種計算方式。我們知道，勞動換取的收益叫工資，土地換取的收益叫地租，資本換取的收益叫利息，那麼流血拚命換取的收益叫什麼？我稱之為“血酬”。這個概念不僅可以解釋那些強盜、馬賊憑藉害人手段榨取錢財的本質，還可以簡明有力地解釋天下興替。我們說打天下的過程，就是以生命換取生存資源的過程；坐江山的製度，就是用暴力攫取的生存資源被合法化的製度。

郭：我們平時也說“成者為王，敗者為寇”說的是強者邏輯，但還有一句話話說“得民心者得天下。”講的是執政者必需具備民意基礎。要解釋這兩句相互矛盾的話，還有第三句話“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你看來統治者最主要的道是什麼？ 吳：統治者最大的功能就是維持社會的秩序，對老百姓來說最怕的就是天下大亂，最盼望的就是天下太平。當然統治者會把自己裝飾成道德很高尚的樣子，但是對老百姓來說，他們關心的並不是誰道德高尚不高尚，而是誰能維持社會秩序，這就是得天下的道。設想一下一塊土地上，有很多股土匪，今天你來搶一下，明天他來搶一下，老百姓是最遭殃的。這是這些土匪中有一股最有實力的土匪，把其他土匪都打跑了，跟老百姓說，以後你們不會再被其他土匪搜刮了，保護費統統交給我。這個土匪可能過去也乾了不少壞事，可老百姓不會計較這些，因為這樣的人往往正是因為最凶狠，才能把其他土匪趕跑。

郭：我們的教科書中常常面譜化的描寫土匪，往往都是被逼上樑山的，要么就是跟國民黨走的就十惡不赦，要么就是投奔八路反抗剝削階級的革命力量。可是我去過山西、東北一些地方，老人們往往說，像閻錫山、張作霖這樣半官半匪的“反動軍閥”，在當地也乾了很多發展經濟、興辦教育的工作。 吳：這是一個規律，任何人不管他的名聲是不是土匪，只要他不是流寇，佔據了一塊自己的領地，在可預見的將來他的收益將來源於這塊土地，他當然也希望這塊地方經濟發展，這符合他自身的利益。殺雞取卵是最蠢的事情。他所要防止的是其他流寇侵入這塊領地，同時努力擴充自己的領地。而且當他有了進一步的實力和野心，不再滿足於作小地方土皇上想打江山，坐天下，他要找一面旗幟，比如“耕者有其田”，“闖王來了不納糧”，至少是能包裝自己野心的堂而皇之的口號，於是土匪就成了“義軍”。

郭：“黑社會”是一個指向很含糊的詞語，大家談到一般意義上的“黑社會”時，往往含有一些道德意味，比如和心黑、手腕毒辣聯繫在一起，但這都是極端的事例，對於大多數我們面對的不好也不壞的維持秩序者，你認為該如何評價？ 吳：我過去用過一個詞“灰社會”，來說明這種情況，各種社會在“黑”方面程度是有區別的。但我的文章會給人一個誤解，似乎所有的社會都是天下烏鴉一般黑，其實不是這樣。要解釋清楚這個問題，我們就得先明確一個現代觀念，政府、政權不是單方面統治或者管理老百姓，而是給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務的，老百姓繳稅不是表示臣服，而是作為換取公共服務的交易行為。 郭：就好像小區居民和物業管理公司之間的關係，不是統治和被統治的關係，而是一個提供公共服務，一個交納物業管理費。

吳：對，這就是理想狀態下的政府和人民的關係，我們決不能把這種關係稱作黑社會化，因為它是一種公平交易。那麼我們說這種關係什麼時候開始變黑呢，還是拿物業公司來打比方，你的小區召了一家物業公司，一開始它說得忒好，不佔居民的便宜，拿了你100塊的管理費就給你提供100塊的服務甚至給你提供120塊的服務，你能不樂意麼。這個物業公司養了一群保安，實力越來越強大，很快你就發現不對了，提供的服務越來越差，而且收費越來越高。這還不算，他們把自己親朋好友，七大姑，八大姨都拉進物業公司了，光拿錢不干事，你提意見還對你愛理不理。你回過神來說，不行，這樣下去咱得換一家物業公司。這時候，他們就把臉拉下來了：咱們是拼了血本，把別的物業公司打跑了，才佔了這塊地方，現在你讓我們走，我們就走，有這麼容易麼？再一看他們把業主委員會也給收買控制了，你要再敢提意見，他就說你干擾小區治安，讓保安收拾你，這樣你只好認了。到這個地步這個小區差不多就已經黑社會化了，居民只有被動的接受現世。政權也是這樣，我們經常講一句話“先烈鮮血換來的江山”，一旦打下江山，就一代代的坐江山，哪怕他的繼承者是個弱智或者壞蛋，老百姓也沒有選擇的權力。像伊拉克這樣的強權政府就是最大的黑社會，雖然他們名義上也搞選舉，但是人民只有擁護的權力，沒有不擁護的權力，背後還是靠槍桿子撐腰。

郭：有一種觀點認為，公共服務不像一般的商品，可比較性比較低，像賣大白菜，誰都能看出好壞，這個當官的吧，好壞不是一眼能看出來的，這樣挑選成本比較高，再說實在不行了，也還有一藉口：國情不同。 吳：這是最可悲的地方，如果政府收了100塊的稅，提供了95塊的公共服務，另外5塊錢自己人打牙祭了，老百姓可能感覺不出來，如果政府收了100塊錢，把50塊錢都供幹部享受了，老百姓能感覺不出來？但是一個政權的官吏層往往作為一個社會集團壟斷了暴力，掌握著法律，控制了巨額的人力物力，它的所作所為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社會和老百姓的命運。我寫海瑞的時候，寫到海瑞被罷官老百姓都哭著去送他的時候，越往下寫越難受，自己也忍不住大哭一場。老百姓太可憐了！這些被稱作草民的百姓心裡全都清楚，明白什麼樣的官員對他們好，什麼樣的官員不符合他們的利益，可他們卻沒有選擇的權力，只有被動的接受上面派來的干部，這似乎成了中國的國情，也成了中國老百姓的宿命。

郭：當前有一個現象，一個地方只要一把手全心全意為人民，就能把一個地方搞好，這個地方的官風也會比較好，反之一個一把手有問題，整個班子都會爛掉。有人認為這說明一個人的道德修養，對整個官僚集體都有很大的感召力，所以當前特別要加大對正面人物的宣傳，你怎麼看？ 吳：這種感召力是相對的，我喜歡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一個人就決定了一整套班子，恰恰說明這裡的官員任用體制是自上而下的，而不是自下而上的。也許個別人道德感召比較有效，對大多數人來說他的選擇還是基於自身利益的精確算計，誰能決定自己的命運，我就得討好誰。所以在沒有民主程序的地方，領導的臉色最重要，如果碰巧一個一把手把老百姓當親孫子一樣疼愛，幹部至少面子上也得對老百姓好，才能討上級高興，換了一個一把手不在乎老百姓，誰給他送禮就喜歡誰，那這個乾部也不用在乎老百姓。對每一個這樣官僚體系中的個體來說，最重要的不是一把手的感召力，而是他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郭：現在的問題是而且不當一把手反腐敗很難，而當了一把手，反腐敗一樣不輕鬆，一些幹部真要六親不認反腐敗，往往受到周圍很大的壓力，像幾百年前的海瑞一樣以一種悲壯的姿態示人。 吳：這就體現了自上而下監督的局限性，很多人都覺得上級是最好糊弄的，一個領導就算他自己再清廉，下面這麼多人他有十隻眼睛也監督不過來。就算這個人道德高尚而且精力旺盛，盯著大家的一舉一動，像你說的六親不認，最後結果很可能這個人最後眾叛親離，因為他破壞了潛規則，不僅同僚討厭他，他的秘書在背後罵他，連他的司機都覺得跟他幹沒意思，這樣他各方面可能都特別不順利。反過來如果他把周圍的干部們護好了，老百姓就算跳著腳罵他，對他的仕途並沒有什麼影響。到了這個時候他就會反思並作一個取捨。

郭：在這種體制框架下，假設一個好人做了一把手，按你的推導，他在約束下級方面所採取的最優策略是什麼？ 吳：最後只有用大包乾的思路，說得好听就叫責任下放。這其實是有先例的，過去道光皇帝有一次出去視察，發現各個驛站，在馬匹管理方面，虛報、剋扣、私用現像很嚴重，氣地不得了，後來一個大臣勸他說，這些是你是管不了的，你只要給他們訂個任務標準，只要他們有本事能完成任務，貪一點就由他們吧。現在也是這樣，要保住烏紗帽就要做到，完成任務不惹禍。換句話說，這裡有兩條底線，第一是只要你完成了上級交給的任務，比如計劃生育呀,收公糧呀。第二是不能把老百姓逼得造反，現在就是不能把老百姓逼到去北京上訪的份上。只要保證這兩條，其它的理論上都可以睜隻眼，閉隻眼。而在這兩條底線的範圍之內，各級官員可玩兒的空間非常之大。

郭：我記得李昌平在他的書裡舉例，在棋盤鄉，1986年行政幹部不到15人，財政稅務幹部僅3人，派出所僅2人，沒有工商所、司法所。農民負擔也輕，老百姓種田1畝負擔10多塊錢。現在全鄉大大小小吃農民的干部、教師和棋盤鄉在外工作的干部共有2000多人。為什麼十幾年的膨脹就這麼快？ 吳：還是因為沒有一種正真有效的力量來製約這個群體。官員隊伍事實上已經成為一個壓在老百姓身上的巨大負擔，更可怕的是，這些蝗蟲般的干部隊伍，已經形成了一個強勢集團，老百姓雖然多，可是沒有組織，所以再多也是弱勢群體，而這個強勢集團，實際上是“食利者”集團，他們的處境比起地裡刨食的農民太誘人了，李鴻章也說在中國官，是最好當的，所以像滾雪球一樣。要把他們剝離出去太難了，因為除了“管人”，往往他們已經什麼都不會了。

郭：很多人在讀過你的書以後，都有一種感覺“說透了又怎麼樣”，回到現世生活中反而平添煩惱。 吳：我想我的文章裡還是有一種積極的指向的，那就是要民主。而且不要把民主當一個空洞的口號，民主不是萬能的，但至少是解決腐敗和政府膨脹最有效的辦法，我這裡說的是真正的民主，不是另一種暴民專制。自下而上的監督永遠要比自上而下的監督有效，過去有一句話叫“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說的就是這個道理。這句話不是說老百姓水平就比當官的高，而是說老百姓最有監督腐敗的熱情。因為這些官員如果提供的是優質的公共服務，切身受益的是這些老百姓，而這些官員如果不作為，甚至為非作歹，那麼直接遭殃的也是這些老百姓。所以他們有最大的驅動力挑一個好乾部，而這種監督對於官員來說也是一種最有效的監督。我們平時宣傳讓大家作孔繁森、焦裕祿式的好乾部來為人民服務其實效果很有限，什麼宣傳都不用，只要那一天人民的選擇能決定官員的命運，都不用教他們馬上就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從拍上級馬屁，轉向拍人民馬屁。 郭：我前一段到農村調研和一個村幹部，談到收繳“三提五統”的問題，他說中國的農民其實最好說話了，不管哪朝哪代得了天下，他們都覺得“交皇糧”是天經地義的，除非逼得他們過不下去了，否則一般是不會反抗的。我想是不是正是這種中國老百姓的堅韌和忍耐，使得中國比起韓國這種“急性子”的民族，在體制上的進步份外困難？ 吳：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也就是老百姓的預期。這個預期是有歷史積澱造成的，從這個角度上我們才說“什麼樣的人民產生什麼樣的政府。”如果老百姓幾千年當慣了奴隸，你對他不好他覺得這是命裡註定的，誰叫咱是老百姓呢，你稍微對他好一點，他就感恩戴德，政府給他辦一點實事，他不覺得這是應該的，他恨不得跪下來，感謝青天大老爺，這樣的社會特別好統治，也特別不容易進步。所以有人才打著飽嗝感嘆“多好的人民呀！”老百姓忍字當頭的最後的結果就是腐敗的標準一點點放寬，剛解放時候劉青山，張子善他們貪污的折合現在的價值也就是十二、三萬，二話沒說就給斃了，現在這樣的案子根本顧不上管，老百姓都覺得這樣的人多著呢，罪不當誅。我們如果要建設廉潔的社會，先要建立一個民主的社會，而要建立一個民主的社會，根本上就是要讓人民成熟起來，改變老百姓的預期，讓他們知道自己的權利，明白自己才是這片土地的主人。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