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人生觀體現在他們的忠、孝、情義、仁、人情等道德規範之中。他們認為，“人的義務”可以像在地圖上切分勢力範圍一樣分成若干領域。用他們的話來說，人生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情義的世界”、“仁的世界”、“人情的世界” 及其他許多世界組成的。各個世界都有特殊詳細的準則。一個人評價同伴不會評價其完整的人格，而是說他“不懂孝”或“不懂情義”等等。他們不會像美國人那樣用“不正派”來批評某人，不會使用“自私”、“冷漠”之類的評語，而是明確指出他在哪個領域中行為不當，在哪個特
定領域裡違反準則。他們不訴諸於絕對命令。一個得到讚許的行為總是跟該行為所表現的“世界”相聯繫的。一個人“為了孝”而行動時是一種方式，而只是“為了情義”或者在“仁的世界”行動時就完全會用另一種方式。甚至各個“世界”的準則也會隨著情況的變化而要求採取不同的行動。例如對主君的“情義”，在主君沒有侮辱家臣以前，要求盡最大的忠誠；受到主君侮辱之後，就可以背叛主君。又如在1945年8月以前，“忠”要求國民對敵人作戰直至最後一兵一卒；天皇廣播宣布投降之後，“忠”所要求的行為就發生了變化，日本人馬上對外來者表現出合作態度。
日本人從一種行為轉向另一種行為絕不會感到心理苦痛。在日本人的生活裡，矛盾已深深紮根在他們的人生觀之中。對西方人來講，特別應該重視的是，日本人所劃分的生活“世界”是不包括“惡的世界”的。這並不是說日本人不承認有壞的行為，而是他們不把人生看成是善惡力量進行爭鬥的舞台。他們把人生看作是一齣戲，在這齣戲中，“世界”和“世界”，“行動方針”和“行動方針”，相互之間應該協調平衡。每個“世界”和每個行動方針，其本身都是善的。如果每個人都能遵循真正的本能，那麼每個人都是善良的。他們甚至把中國的道德箴言看作是中國人需要那種道德的證明，認為那證明了中國人的劣根性。
日本人完全不認為自己需要那種包羅一切的道德倫理戒律。他們“不願意抓住惡的問題”。按照他們的觀點，不從宇宙的高度，也能恰當地說明壞行為。每個人的心靈本來都閃耀著道德的光輝，猶如一把新刀，但如果不勤於打磨就會生鏽。這種“自身的銹”，跟刀銹一樣，所以人必須像磨刀那樣注意磨礪本性。但即使生了銹，心靈仍在鏽的下邊悄悄發光，只需加以研磨，就能使之重新生輝。
日本人這種奇特的人生觀，令西方人很難看懂日本的民間神話、小說和戲劇。日本人的小說評論也總是圍繞主人公陷入“情義與人情”、“忠與孝”、“情義與義務”的矛盾來論述：主人公的失敗是因為溺於人情而忽視了“情義”的義務，或者是因為難以忠孝兩全；他迫於“情義”而不能遵行正義或犧牲家庭……這些矛盾是具有約束力的幾種義務之間的矛盾，都是“善”的。對它們的選擇就像面對多如牛毛的債務，必須選擇先償還一部分。同時，還清一筆債務，並不意味著可以免除其他債務。
日本人對劇中人的這些看法，和西方人是根本對立的。我們認為劇中人之所以是好人，是因為他選擇了善，並且與惡進行鬥爭。 “有德者勝”，結局應該圓滿，好人要有好報。日本人則酷愛這樣的主角：他既拖欠社會恩情，又不能有悖於名分，無法調和，只好一死了之。這樣的故事在許多其他文化中是在教唆人們屈從於殘酷的命運，在日本卻反而成為啟迪主動精神和宣揚堅忍意志的題材———主人公在竭力完成肩負的某種義務時忽視了其他義務，最後又和他所忽視的“世界”進行清算。
如果日本人一旦接受了美國這種簡單隨便的行為準則，即使所受影響不深，也無法想像他們還能再回到那種規矩繁瑣的生活狀態中去。他們把過去的生活有時說成是失去的樂園，有時說成是“桎梏”，有時說成是“牢籠”，有時又說成是盆栽小樹。這棵小松樹的根培植在花盆裡時，是一件為庭園增添雅趣的藝術品；但一旦移植到了土地上，就不再會是盆栽了。他們已感到再不能成為日本庭園的點綴，再不能適應曾經往昔的要求。他們最為劇烈地經歷了日本道德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