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尼克鬆在不經意間曾為心理學作出過不少貢獻。最早的一次美國總統大選電視辯論是在1960年。辯論的雙方分別是尼克松和肯尼迪。當時收聽廣播的人覺得尼克松贏得了大選，但觀看電視的人則表示肯尼迪會勝出。為什麼?原因就在於尼克鬆在事先拒絕化妝，所以在整個辯論過程中他看起來滿頭大汗而且焦躁不安。研究人員發現，電視觀眾關注的焦點是他們所看到的，而不是所聽到的，所以才會得出與廣播聽眾截然相反的推論。尼克鬆對心理學做出的另外一個貢獻就是著名的“尼克松效應”。政治醜聞“水門事件”曝光後，尼克鬆發表了辭職演說，尼克松看起來非常冷靜而且鎮定自若，但研究人員在分析他的面部表情時發現他一直在飛快地眨眼睛(頻率顯然超過每分鐘50次)，而這是內心極度不安的外在表現。後來研究人員探究了8次總統大選電視辯論中候選人眨眼睛的頻率，結果顯示，其中有7次是頻繁眨眼睛的候選人輸掉了大選。
在擔任總統期間，尼克鬆在白宮的那段歲月也為研究人員探究助人為樂的心理提供了極大的幫助。他在越南問題上的立場引發了好幾場當時最大的和平示威活動。 1971年4月，20多萬人聚集到華盛頓舉行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媒體關注的是這次抗議活動可能會對國際政治造成什麼影響，但新澤西羅格斯大學的心理學家彼得·蘇菲爾德和他的同事們卻覺得這是一次絕佳的機會，他們可以藉此對相似心理和助人為樂之間的關係進行一次秘密調研。
幾個月前，研究人員已經告訴一名演員開始留長發和蓄鬍子。在抗議開始的時候，他們給了這名演員一塊寫有“推翻尼克松”的牌子，同時就像他們在後來發表的論文中所說的那樣，確保這名演員“全身上下都是嬉皮士的裝扮”。一名女性研究人員把這名演員帶進了人群裡。預定的時間一到，這名演員就突然坐到地上，雙手抱頭假裝身體很不舒服。接著實驗者就會走向毫不知情的真正抗議者，並開始說出早已背熟的台詞。
最初她會問抗議者能不能幫助自己的朋友，因為他身體很不舒服。如果抗議者樂意伸出援手，她就會接著問他們是否介意幫她把朋友扶到人群外面。如果抗議者依然同意幫忙，她就會再問他們能不能幫忙把她朋友送到最近的急救站。抗議者如果到此時還沒有拒絕的意思，那名演員就會請抗議者把他送他回7英里之外的家裡。最後，演員會要求那些表示願意送他回家的抗議者幫他出乘坐公交車的錢。到了這個時候，假裝生病的演員突然就會完全康復了，他會對抗議者表示感謝，並告訴他們已經沒有必要再幫忙了。
為了探究提供幫助和相似心理之間的關係，研究人員又在另一種不同的情境下重新做了一次這個實驗。這一次，演員拿的是一個“支持尼克松”的牌子，頭髮剪了，鬍子也剃了，而且還把嬉皮裝扮改成了相對保守的著裝(運動衫、休閒褲、休閒鞋)。唯一不變的就是事先準備好的那些台詞——實驗者和演員提出的所有要求都跟上一次實驗時完全一兩種不同的情況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果。當演員看起來很像一名和平的抗議者時，其他抗議者看起來就是樂善好施的撒瑪利亞人，很多人都會伸出援手，很多人願意自掏腰包讓演員坐公交車回家，還有一些抗議者甚至提出自己開車送演員回去，那些沒錢也沒車的抗議者竟然表不願意陪著演員走7英里的路回家。可是，當演員把鬍子刮乾淨並不再是嬉皮士打扮時，那些好心的和平抗議者們就不再那麼願意幫忙了。在兩種情況下，演員需要協助的理由是完全一樣的，但在第二種情況下他變成了“敵對”陣營的一員。
這項研究闡釋了一個非常簡單但卻異常強大的概念。我們會幫助與我們相似的人。數十年來，研究人員多次找身上塗滿番茄醬的學生躺在馬路上求助，此類實驗也一再地收到同樣的效果。當需要幫助的人跟自己在年齡、背景和品位上都非常類似時，人們最願意伸出援助之手。如果從進化論的角度看的話，這也完全是合理的。那些外表和行為都跟我們類似的人更有可能在基因上是與我們相關的，或者來自相同的部落，所以也更值得我們好好善待。
在探究相似性效應的各種實驗中，我最喜歡牛津大學的約瑟夫·福格斯所做的研究，這項研究關注的是歐洲各國駕駛員按汽車喇叭的不同方式。福格斯的想法完全符合很多怪念頭都具備的三大要素：有創意、很簡單、有點奇怪。他請一名男士和一名女士開著一輛大眾汽車公司生產的灰色甲克蟲轎車在德國、法國、西班牙和意大利遊蕩。他們會開車穿過規模大致相同的很多城鎮，並儘量在紅燈亮時排在所有等候車輛的最前面。當信號燈變成綠色後，他們會坐在車裡一動不動，以此激怒後面的駕駛員。事實上，他們並不只是故意搗亂，而是仔細記下緊跟其後的駕駛員按喇叭的方式，包括他們等多久才會開始按喇叭以及按喇叭時的持續時間。這麼做其實是有一定危險的。就在幾年前，有人也做過類似的實驗，有幾個排在後面的駕駛員對實驗者的行為極度不滿，於是開始猛撞實驗者駕駛的汽車。例不過，福克斯和他的同事們都活了下來，他們不僅說出了研究的結果，更重要的是，他們還對收集到的數據進行了分析。
分析結果顯示，最沒有耐心的是意大利人，平均5秒鐘後就開始按喇叭。接下來是西班牙人，大約6秒鐘後開始按喇叭。法國人會等待7秒鐘左右，而德國人是最有耐心的，他們大約在7．5秒鐘後才會開始按喇叭。
在這一部分的實驗中，實驗者要非常謹慎地確保後面的駕駛員不會受到實驗者國籍的影響。鑑於此，甲克蟲上印了一個非常明顯的澳大利亞國徽。在研究人員看來，這“多少符合真正的'外國'車的要求”，這意味著甲克蟲的駕駛員來自一個人們普遍認同的中立國家。到了實驗的第二階段，研究人員悄悄地把澳大利亞國徽換成了德國國徽，然後重複第一階段的夾驗。這一次，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法國人都很快就變得不耐煩了，意大利人僅僅等了3秒鐘就開始按喇叭，而西班牙人和法國人的怒火也在4秒鐘左右迸發了出來。然而，在德國時的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在這裡，按喇叭前的等待時間延長到了8秒鐘左右。由此看來，像國徽這麼簡單的因素也會激發出人們的相似感和相異感，從而顯著影響到駕駛員開始按喇叭前的等待時間。這並不是唯一利用汽車保險桿上的貼紙來呈現相似性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的研究。
1969年夏天，美國警方與非裔美國人民權組織“黑豹黨”之間爆發了多起流血衝突。弗朗西斯·豪伊森斯達姆當時正在加州州立大學教授心理學課程，他的很多黑人學生提到他們收到了很多交通罰單。豪伊森斯達姆注意到這些學生的汽車保險槓上都有支持黑豹黨的貼紙，他想知道這些罰單到底是警察的偏見所致還是學生違規駕車導致的結果。
為了找出問題的答案，豪伊森斯達姆找來45名駕駛記錄非常良好的學生參與一項特別的實驗。他請這些學生都在汽車保險槓上貼上支持黑豹黨的貼紙。所有參與者都簽署聲明，說他們不會刻意做任何會引起警察注意的事情，他們的汽車也都經過了仔細檢查，完全符合上路行駛條件。此外，這些學生每天早晨都會宣誓要安全駕駛。實驗開始後才兩個小時，就有一名參與者收到了罰單，理由是“變換車道不當”。第二天，又有五名參與者收到了罰單，理由都是小的違規行為，比如“尾隨前方車輛太近”和“開得太慢”。參與者收到罰單後親自去繳納罰款，結果有人在開車去交罰款時又收到了第二張罰單。僅僅在三週的時間內，這群學生就收到了多達33張罰單，實驗只能被迫中止，因為豪伊森斯達姆已經沒錢幫學生繳納罰款了。豪伊森斯達姆說，當他宣布實驗結束時，“那些還沒有收到罰單的學生都鬆了一口氣，馬上走到自己的車邊把支持黑豹黨的貼紙拿掉了”。雖然這項實驗的設計並不完美(豪伊森斯達姆建議，將來如果再有人做類似的實驗，應該安排另外一組學生作為對照，對照組的汽車保險槓上應該貼上寫有“美國——要么愛她，要么走人”字樣的貼紙)，但結果顯示，即便是一張小小的貼紙也可以影響到人們是伸出援助之手還是蓄意加以阻撓，即便他們的職責要求他們必須公正無私。
加利福尼亞州聖塔克拉拉大學的傑瑞·伯格教授和他的同事們想要知道：人們在遵循相似性原理時會不會做出非常離譜的行為。比如說，他們會不會因為彼此擁有毫無意義的相似點(比如生日是在同一天)而去幫助陌生人?
伯格和他的研究團隊打著進行占星術實驗的幌子將自願者請到了他的實驗室。幽實驗者會將自願者介紹給另外一名參與者(其實是一名演員假扮的)，然後給他們兩個人各發一張表格。表格的正面要求他們填寫各種個人信息，其中包括他們的姓名和出生日期。在一半情況下，當真實的參與者填寫完自己的出生日期後，演員會偷偷地看一下，然後在自己的表格里也填上同樣的日期。在另一半情況下，演員則會故意填寫一個不同的日期。
隨後實驗者會要求每一名“自願者”大聲說出自己的出生日期，號稱這麼做是為了確保他們能夠得到非常準確的星座解析資料。有一半的參與者會驚訝地發現一個意外的巧合——他們的生日竟然是在同一天!(當然了，另外一半的參與者會發現他們的生日不同。)接著，實驗者會請參與者和演員評估星座解析資料的準確度，並說評估完成後就可以離開實驗室了。自願者覺得實驗已經到此結束了。但事實上，實驗才剛剛開始。
當兩個人一起穿過走廊時，演員會從自己的包裡拿出一篇長達4頁紙的文章，然後問自願者是否介意仔細閱讀一遍，並就文中的論點是否有說服力寫一篇評論。那麼，相信兩人的生日是在同一天的自願者是否會更願意幫忙呢?結果顯示，在知道自己的生日和演員不在同一天的自願者中，大約有三分之一的人樂意幫這個忙。但在“天哪，我們的生日竟然是同一天，這真是太巧了”這一組，幾乎三分之二的自願者都很樂意幫忙。僅僅因為兩個人的生日相同，就足以說服人們騰出寶貴的時間去幫助一個完全陌生的人。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芬奇教授和西奧迪尼教授甚至證明了同樣的效應竟然會讓人們對他人的罪行和不端行為視而不見。在研究過程中，他們請參與者閱讀描述“俄羅斯妖僧”拉斯普金可怕罪行的小傳，然後請他們評估拉斯普金聽起來像個好人的程度。參與者並不知道，實驗者已經事先獲取了他們的出生日期並對他們拿到的小傳做了手腳。其中一半的參與者會看到拉斯普金的生日和他們是在同一天。當參與者發現這名妖僧的生日和他們一樣時，他們就會忽視他所犯下的罪行和他的那些邪惡行徑，他們竟然覺得這個人還是非常討人喜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