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章裡，我描述瞭如何在羅賓·代伊爵士的幫助下做了我的第一個大眾傳媒心理學實驗，當時的目的就是探討撒謊的心理。三年後，我又回到同一間演播廳做了第二個實驗。這一次的實驗規模更大，而且也比第一個實驗複雜多了。這一次，我們想要看一看正義是否的確是盲目的。 （譯者註：原文為justice is blind，本義為"正義不看人面"，作者在這裡刻意將blind曲解為"盲目的"。）
這項研究的靈感來源於我偶然看到的蓋瑞·拉爾森漫畫《遠征》。漫畫的場景是一間法庭，被告的辯護律師正在向陪審團慷慨陳詞。律師指著被告說："那麼請問陪審團……這看起來像是冷血殺手的臉嗎？"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一個西裝革履的人，不過這個人的臉並沒有出現，讀者看到的只是一個典型的漫畫式笑臉：兩個黑點代表的是眼睛，一個凸向下方的半圓代表的是微笑時的嘴形。就像所有優秀的喜劇一樣，拉爾森的漫畫讓我發出了源自內心的笑聲，但隨後也讓我陷入了沉思。
陪審團要做的決定都是很嚴肅的，所以他們必須盡最大可能保持理性，這一點至關重要。我想如果通過實驗的方式來測驗一下這種所謂的理性肯定非常有趣。於是，在英國廣播公司的王牌科技類節目《明日世界》的直播中，我們請觀眾來扮演陪審團成員的角色。我們會播放一段模擬審判的視頻，然後請觀眾確定視頻中的被告是否有罪。觀眾可以通過撥打兩個不同的電話號碼進行投票。
不過，電視觀眾並不知道，我們已經把全國分成了兩個大組。我們發現英國廣播公司的節目是通過13個不同的發射器覆蓋到全國的。通常來說，這些發射器傳輸的都是相同的信號，所以全國電視觀眾看到的節目也都是一樣的。然而，為了配合這次實驗，英國廣播公司專程為我們開了綠燈，讓這些發射器傳輸兩種不同的信號，從而將英國的電視觀眾一分為二，兩組觀眾看到的也就是兩種不同的節目。
被告被指控破門而入偷走了一台電腦，所有電視觀眾看到的犯罪證據都是一樣的。然而，兩組觀眾看到的被告是不同的。其中一個被告的臉部特徵與人們通常想像的罪犯非常吻合——塌塌的鼻子和深陷的眼窩。另外一個被告的臉部特徵則給人以清白無辜的印象——嬰兒臉和清澈的藍眼睛。為了確保實驗不受其他因素的影響，兩名被告穿的衣服是完全一樣的，坐在被告席上完全相同的位置，而且都面無表情。
我們仔細擬定了法官的陳詞，說明了被告為何被指控犯有入室盜竊罪，然而，法庭上出示的證據和出庭的證人都不能確鑿地證明被告是否有罪。比如說，被告的妻子說他在案發時正在一家酒吧里喝酒，但另一名證人說看到他在案發前30分鐘左右就離開了酒吧。案發現場的腳印跟被告的鞋子非常吻合，但很多人都有那個牌子的鞋子。
節目播出後，我們焦急地等在電話機前，不知道到底能接到多少電話。很顯然這個實驗在觀眾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在做撒謊實驗時，我們接到了大約三萬個電話，但這一次，打進電話的觀眾人數至少是上次的兩倍。在判斷被告是否有罪時，公正、理性的觀眾只會關注證據。然而，實驗結果證明，很多觀眾的判斷都受到了被告臉部特徵的影響。大約40%的人認為塌鼻子、深眼窩的被告有罪；只有29%的觀眾認為藍眼睛、娃娃臉的被告有罪。很多人忽視了犯罪證據的複雜性，單憑被告的臉部特徵就草草做出了自己的決定。
也許有人會說，電視演播廳裡的模擬法庭相對而言具有非常明顯的人為痕跡，所以才會出現上述效應。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亞利桑那州梅西赫斯特學院的心理學家約翰·斯圖爾特曾花費數個小時在法庭上評估真實被告的吸引力。他發現，對於外貌英俊的男人，法院的量刑要遠遠輕於那些犯有同樣罪行、但長相不太有吸引力的人。
在一書中，心理學家羅伯特·西奧迪尼將這項研究與一個極不尋常的實驗聯繫在了一起，實驗的目的在於探討在監獄裡對病人施行整形手術的後果。 20世紀60年代末，為了矯正臉部出現的損傷，紐約市監獄的一群犯人被施行了整形手術。研究人員發現，與沒有接受整形手術的犯人相比，整過形的人再次犯罪入獄的可能性要小很多。罪犯接受改造的程度看起來並不能防止他們再次作案，比如教育和培訓。但外貌卻好像能夠決定一切。實驗結果引起了一些社會政策制定者的注意，他們表示，社會上的刻板印像是導致一些人屢次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所在，而改變其外貌特徵是一種阻止他們再次作案的有效方式。這種說法或許是有道理的。不過，西奧迪尼卻利用詹姆士·斯圖爾特獲取的數據對實驗結果做出了另外一種詮釋。整形手術對於罪犯是否會再次作案可能並沒有什麼影響，只不過是外貌得到改善後意味著他們不太可能被投入監獄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