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大學圣迭戈分校的社會學家大衛·菲利普斯是一個對死亡特別著迷的人。多數醫學研究人員關心的是人為什麼會死，但菲利普斯不同，他更關心人甚麼時候死。具體一點說，他特別想知道人們能不能為了等到一個至關重要的時刻而拖延自己的死亡時間。 1970年，他發表了自己的博士論文，論文的題目看起來非常古怪——《作為一種社會行為呈現形式的死亡》，從那時起，他便將這個話題當成了自己畢生的研究方向。
有一種觀點認為，人們有足夠的能力對自己的身體加以控制，從而將死亡延後一小段時間，這段時間對於他們至關重要，雖然事實上延後的時間非常有限，但看起來足以讓他們經歷一個重要的社會或個人事件。菲利普斯對這種觀點充滿了濃厚的興趣。而且很顯然有一些傳聞軼事為這種觀點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性證據。創作了"史奴比"系列漫畫的漫畫家查爾斯·舒爾茲身價高達數百萬，他就是在自己的最後一本漫畫正式出版的前夕去世的，最後的一幅漫畫中含有舒爾茲親筆簽名的道別信。此外，至少有三位美國總統是在7月4日告別人世的，其中包括約翰·亞當斯、托馬斯·杰弗遜和詹姆士·門羅，他們很可能是硬撐到美國國慶日才撒手人寰的。
在一項研究中，菲利普斯調查了人們是不是更有可能在全國性的節日後過世。研究聖誕節前後的死亡率似乎沒有什麼意義，這是因為死亡人數的突然上升完全可能是12月份的氣溫驟然下降造成的。菲利普斯並沒有試圖說服全國人民改在其他某個隨機確定的月份慶祝聖誕節，而是轉而尋找一個每年發生時間都不相同的全國性節日，結果他找到了中國的中秋節。在中秋節的時候，家中年長的婦女會指揮女兒們準備豐盛的飯菜，從陽曆來看，每年過節的時間並不固定。菲利普斯研究了中秋節前後中國的死亡記錄，結果發現，在節前一周中國人的死亡率下降了35%，但在節後一周又上升了35%。
菲利普斯做過很多大型的研究項目，其中之一就是調查人們的出生日期會不會影響他們的死亡日期。為此，他分析了1969年到1990年期間多達300萬加州居民的死亡證明，結果發現，在一年的所有時間裡，女性更有可能在自己生日後的一周內去世。相對而言，男性在生日前一周去世的概率要遠遠高於一年中的任何其他時間。菲利普斯認為，這可能是因為女性傾向於把生日看作一次慶典，所以總會期盼生日的到來；而男性更傾向於將生日作為回顧人生歷程的時刻，他們會在生日臨近的時候發現自己取得的成就其實非常有限，進而感受到巨大的生活壓力，所以死亡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在菲利普斯看來，這些發現其實和季節波動、謊報死亡證明的信息、拖遲生命攸關的重大手術以及自殺都沒有什麼關係。相反，這些發現證明了前面提到的觀點：有些人的確有能力運用意志延緩或加速自己的死亡時間。
菲利普斯的這個觀點引起了極大的爭議和許多激烈的辯論。有些研究人員成功再現了菲利普斯及其研究團隊的研究成果，另外一些研究人員或者未能得出同樣的結果，或者激烈抨擊菲利普斯所用的研究方法。不過，心理因素能夠影響身體健康的觀點得到了其他研究成果的支持，研究顯示，樂觀和人的健康是密切相關的。舉例來說，1996年，一群研究人員開始調查2000名芬蘭人的健康思維與長壽之間的關係。研究人員把這些人分成了三組：悲觀組的人覺得未來是非常渺茫的；樂觀組的人對未來抱有較高的期望；而中立組的人對未來的預期並沒有特別積極，也沒有特別消極。隨後他們對這三組人進行了為期六年的追踪研究，結果發現，悲觀組的人比中立組的人更有可能死於癌症、心血管疾病和意外事故。相反，樂觀組的死亡率比其他兩組人都要低很多。
其實，並非只有菲利普斯一個人在研究能夠影響人們與死神會面確切時間的奇怪因素。 1993年，《經濟學與統計學評論》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探討了納稅義務是否會影響一個人的死亡日期。該文結合了菲利普斯奠基性的死亡研究方法和父母為獲得減免稅款而操縱子女生日的可能性（前文已有所闡述）。在這篇論文中，來自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沃依切赫·科波茲科和密歇根大學的喬爾·斯萊姆羅德想知道人們會不會選擇在最有利於後代獲得遺產稅優惠的時刻告別人生。
為了弄清楚事實是否如此，他們分析了美國的稅收政策發生重大變革期間的死亡形態。從1916年頒布第一部稅法至今，美國的稅法共經歷了13次大的改動。其中8次是提高稅率，5次是降低稅率。在媒體發布稅法改革消息到新的稅法正式實施期間大概有一周的時間。通過分析稅法改革前後兩週上報的死亡記錄，研究人員發現了一些確鑿的證據，這些證據明確無誤地表明：在稅率正式提高之前，死亡率會上升；在稅率正式降低之後，死亡率會下降。正如論文的標題所言，有些人可能真的會"死也要節稅"。
然而，這並不是他們所收集數據的唯一合理解釋。死亡資料通常來說都是由可能繼承遺產的親屬上報的，如果稅收義務得以減少，他們肯定能從中受益。所以，這種情況也有可能證明，人們會謊報富有親屬的真實死亡時間，當然還有更糟糕的情況，那就是他們被謀殺的真實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