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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三、尋找城市最優良的氣質

真歷史在民間 梁晓声 6111 2018-03-18
任何一座城市都是它所屬於的那一個國家的立體說明書。 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的背面,書寫的是它的文化。 一座城市也像一個人一樣,乃是有氣質的。而所謂城市的氣質,歸根到底是由它的文化成因決定的。正如一個人的氣質,肯定與之接受的先天的文化遺傳和後天的文化教養關係密切。城市文化作用於城市的各個方面,也必然作用於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怎樣,是城市人居家有感,憑窗可望,出門面臨,終日身在其中的事情。誰都承認環境對人的心理影響和生理影響,於是必須承認,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的優劣,往往也從正面或負面決定著生活在一座城市裡的普遍之人們的趨同心性,以及愉悅指數。而後一點,是在城市裡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前提。

既然由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談到了文化,那麼我願在此坦言我的當代中國文化觀。 中國是世界上文化發展史源遠流長的國家之一。而此點,每使我們的某些同胞,對於中國近當代文化狀況,持有特別自以為是的心態。 我們承認我們在經濟實力方面仍屬於發展中國家,我們承認我們在科技方面顯然落後於發達國家,我們承認我們在全民文明素質方面亟待提高……我們常言要縮短這樣的差距,要縮短那樣的差距,需補上這樣的一課,要補上那樣的一課;但是,一論及文化,我們又似乎很感到安慰了。 彷彿我們唯獨沒有什麼差距可言的便是文化,彷彿我們唯獨沒什麼課應該補上的也是文化,彷彿我們在文化方面,決然有理由一如既往地優越著。 而我以為實際情況不是這樣。

對西方文化史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從18世紀末起,貫穿整個19世紀,對20世紀的方方面面產生重要影響的,史稱啟蒙文化。啟蒙文化所要弘揚的,乃是人文主義。人文主義既是一種文化思想,進而影響了人類方方面面的社會學思想。因而它是一種進步的思想、文明的思想、有益於人類的思想。沒有每一個公民特別覺悟和能動的公民權利意識和實際獲得,“以人為本”只不過是一句空話。 正是在此點上,中國近當代文化分明缺乏了寶貴的一課、基礎性質的一課。西方人文主義文化的鼎盛時期,我們還處在晚清沒落腐朽的朝代,人文思想是被視為大逆不道的。西方人文主義文化的歷史使命已經基本完成的時期,我們剛剛開始人文主義文化的初級的“五四”啟蒙。此後中國淪為一個災難深重的國家,“五四”啟蒙近乎夭折。 1949年以後,所謂社會主義的文化,由當時的政治理念所決定,不可能成為一種包容性的文化,不可能不成為一種排他主義的、抵制性的文化。正如西方諸國,當時對於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化,亦取同樣不屑的立場和態度。在中國,1949年以後直至20世紀70年代末的文化,基本上是階級鬥爭的文化。到了“文革”時期,連水杯和枕巾上也體現著階級鬥爭文化的強烈特徵了。 “文革”結束,新中國的文化史已然與它的政治史重疊在一起整整27年了。中國當代文化,曾經本能地試圖進行第二次人文主義的初級啟蒙,然而同樣是功虧一簣。當40年左右的時間過去了的時候,中國始終沒能較成功地補上人文主義文化的初級的一課。而斯時的西方文化,早已進入了後人文主義時期。而斯時距離人文主義文化的初級時期過去了將近200年。當中國文化準備抓住機遇實行第二次人文主義文化啟蒙時,先是文化的商業時代席捲而至,後是文化的娛樂時代轟然到來……

諸位,我並不是一個西方文化的盲目的崇拜者。在文化上我並沒有過什麼崇洋媚外的可鄙行徑。我只不過以我的眼看到了中國當代文化的巨大黑洞。我認為應該有人指出它的客觀存在,應該有更多的人正視它,應該有更多的人齊心協力,來為我們中國的當代文化補上那寶貴的一課。 前任文化部部長劉忠德先生,我們曾有非常友好的接觸。他是一位我所尊敬的文化部部長。時任文化部部長孫家正先生,曾是我作為影視工作從業者的最高領導,也是我們極為尊敬的人。中國文化部在近20年內,為中國做了許許多多難能可貴的文化發展工作。但怎樣盡快補上人文主義文化的重要一課,不僅是文化部的使命,也當是中國一切文化知識分子的責任。我要進一步指出那寶貴的一課。

如若不以虔誠之心來熱忱地補上,則我們必然總會在政治、經濟、科技、商業、教育、文化、全民公德等方面看出先天素養不良的種種缺失。同樣,在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兩方面,每見急功近利的種種現象,也實不足怪了。一座城市的最優良的氣質,乃是人文主義的氣質。它襯託在城市建築和城市規劃的背面,也必然體現在建築和規劃之中。 言說中國之一切事情,一切問題,往往無法擺脫一個大前提的困擾,即中國是一個13.7億人口的國家,是全世界人口第一眾多的國家。 19世紀初,全世界的總人口也不過才16億多一點點。這麼一對比,我們所面臨的人口壓力,往往會使人不禁倒吸一口涼氣,中國改革開放30餘年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往往被巨大的“分母”除得微乎其微了。

1949年以後直至20世紀70年代末的20年裡,依我的眼看來,中國根本不曾有什麼城市建築、城市規劃的總體性業績可言,而只不過僅僅有過一些個別的、具有時代標誌意味的城市建築物罷了。它們矗立在極少數的大城市裡。如北京早年的十大建築。以我的家鄉哈爾濱市為例,上個60年代初建起了一座“北方大廈”,高8層或12層,當年它是天津以北地區最高的建築物。同時還在沿江路建了一座“友誼宮”,它是市裡官員接待中央首長和會晤尊貴外賓的場所。以現今的星級標準來評定,當年它們大約勉強夠得上“三級”。一個國家的普遍的城市30年間沒有更換過城市建築,這在歐洲某些國家司空見慣。因為他們的城市裡的一幢幢或大或小的建築物幾乎一律是堅固的磚石結構的;而且,他們的人口,往往可以在幾十年內保持在一個不飆升的平衡上。但中國不同,從南到北,居民社區基本上是土木結構的。有些是“大躍進”時代的“突擊成果”。解放前遺留下來的觸目皆是的危舊房,解放後,大部分根本不曾獲得任何改造和維修。每一座城市裡,磚石結構的建築物十之七八要么是解放前大官僚、大軍閥的豪宅,要么是殖民主義和列強侵略的佐證。細分析起來,我們某些同胞崇洋心理的形成,實在也是情有所原。想想吧,我們土木結構的、經得起百年以上風雨的建築其實是不多的,而某些殖民主義和列強侵略的佐證性建築物,卻在我們的城市裡堅如磐石;想想吧,毛澤東同志解放後僅到過哈爾濱市一次,僅住了一夜,而他的下塌處,卻是沙俄時期駐哈鐵路官員的俱樂部改成的“中央首長招待所”。哈爾濱市後來建起了“北方大廈”和“友誼宮”,我想與這一心理刺激肯定是分不開的。然而新中國的人口,卻已由1949年的4.5億激增到了60年後的13億。城市中三代同室、四代同室甚至同床的現像比比皆是。某些老人們睡覺的地方,往往是廚房裡鍋台後,比公共浴池裡的床塌還狹窄的幾條木板拼搭的所謂“床位”。老人半夜掉在地上摔折了胳膊、摔斷了腿,被爐蓋子燙傷了,煤氣中毒身亡了……諸如此類的事我小時候真是聽了一起又一起。在許許多多的城市裡,到處是比歐洲貧民窟更貧民窟的城市居民區,一片,一片,又一片!每一座城市其實都是一個極為隨意的概念,它往往只意味著市中心的一小片區域和周邊幾條主要的馬路。我是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的兒子,我少年時期經常做的一個夢是終於在哪兒偷到了一盆水泥。因為我多麼想把自己家的窗台和鍋台抹上薄薄一層光滑的水泥啊!可是一直到我30歲了,已經離開我下鄉七年的北大荒了,已經從復旦大學畢業了,已經分配到北京電影製片廠兩年了——我首次從北京回哈爾濱市探家時,那個夢想都沒有實現。那時已經是1981年了。後來我寫了一篇散文《關於水泥》,以祭我那少年夢。我的父親在20世紀60年代曾是建築業的群英會代表,他的一項發明就是用西北的某種黏土再摻上煤灰、骨膠粉以替代水泥。在我上小學時,一位老師曾將一塊磚帶進教室,放在課桌上,興奮地指著它告訴我們:“看,我們新中國也造出了耐火磚!”而我和我的同學望著那一塊磚,像望著一塊金磚。 1985年我又回到哈爾濱一次,那時我少年時的家已沉入地下二尺多了。 26年來的所謂的家,前接一點兒,後接一點兒,住著三個新婚的三口之家,再加上父母和一個生精神病的哥哥,總計12口人。因為我回家了,弟弟只能在單位借宿。我們全院一共九戶,都是居住情況相差無幾的城市人家。整條街都那樣,前街後街也那樣。全哈爾濱市有八九處少則數万人口多則近十萬人口的、居住狀況令人潸然淚下的如此這般的居民區!佔全市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

而情況不是這樣的中國城市,當年又有幾座呢? 諸位,我想指出的是——中國的城市建築,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悄然興起的。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無論是國家建築行為,還是民營企業的建築行為,除了被列為重點工程重點要求的建築物,僅就居民而言,標準都是不高的。有的可以說是很低的。但即使那樣,住進80年代的樓房裡的城市人家,卻又都是多麼的備覺幸運啊!以北京為例,前門西大街鄰馬路的幾排樓房,都是80年代中期的建築。我們耳熟能詳的許多文藝界、文化界先輩,當年都曾在那裡住過。所分到的也只不過兩室一廳、三室一廳而已。現在看來,它們又是那麼的尋常,尋常得沒有任何建築風格或建築美學可言。 由最初的建材業興起,牽拉了最初的建材業的熱勢,因此造成過最初的行業污染,以及今天看來顯然形成城市規劃後遺症的不爭事實。

然而作為我個人,卻寧肯多一些寬厚的態度,不忍過於苛責。當年那情形用“雪中送炭”來形容毫不誇張。對於在寒冷中渴求溫暖的人,只要是炭,不管用什麼東西盛裝著,那都是他們所感激的東西。 據我所知,民間房地產業之興起,在長江以北,當是上個世紀90年代前後的事情。它們中一半左右的前身是民間施工隊伍;另一半,大抵是有這樣或那樣權力背景的人士在操盤。國營單位實行股份制改造以後,也從國營建築行業分化出一些人士,形成以民間股份資本運營的房地產公司。 最初,它們只不過活動在大城市的邊緣,悄然進行,並不太引起社會關注。動作也都不是很大,對城市規劃不構成直接的影響——無論可喜的還是可憂的。 到了90年代中期,它們開始深入城市腹地;而對城市規劃形成兇猛影響,則是近幾年的事。

客觀地說,這一時期的城市建築,較之八九十年代,質量有了多方面的提高。城市的容貌,由於民間房地產業加盟建築而迅速改觀,受益匪淺。中國第一批有經濟能力購置私人房產的人士,對民間房地產公司的湧現亦多持肯定和歡迎的態度。至2000年前後,民間房地產業便如雨後春筍,遂成為利潤回報最為豐厚的民間行業。 我個人認為,倘論及建築風格、建築藝術、建築美學,僅就商品住宅樓盤而言,既不可要求甚高,亦不可評估太低。要求甚高,其價格將更加使一般城市居民望而生畏;評估太低,將有矯情之嫌。中式風格也罷,歐式風格也罷,二者結合的風格也罷,歸根結底,一分錢一分貨,風格和藝術是要作價買賣的,當由市場供求關係來調節。依我的眼看來,某些極其高檔的商品住宅,不是還不夠怎樣,而是里里外外已經太過奢華了。在一個發展中國家,在一個貧困人口極多的國家,在一個貧富差距極大並且越來越大的國家,豪宅的不斷推出而且當然都是隆重推出,顯然具有超現實主義的意味。其品質無論多麼人性化,也只不過是極少數人才配享受的人性化,與絕大多數的、一般的人沒什麼關係。北京的天通苑和迴龍觀大社區,那裡的樓房是沒什麼建築風格、藝術和美學的特別處可談的,離市區遠,交通不便,生活配套服務設施很不完善,但是巴望入住那裡的樓房的北京人家,目前仍成千上萬,而且要經過有關部門的資格審批。不是對富有程度的認定,而是對貧困程度的認定。

種種建築設計和城市規劃的不良現象、堪憂現象,我的眼當然也看到了那些,我當然也承認那些現像對於城市自身容貌的氣質的破壞。 但是我認為,在設計和規劃二者之間,以上現象的責任,當主要歸於後者,即主要歸於負責城市規劃的官員。沒有權力的批准,任何房地產商決然不可能在城市的任何地方動土開工。只有權力的批准,沒有權力的要求,獲得批准的房地產商在設計方面必然樂得自行其是。希望房地產商在考慮商品設計的同時,也將商品設計與整體城市規劃的和諧與否一起考慮,我以為這樣的一種寄託是過於天真的。房地產商在設計方面,通常只為定位的買方市場考慮。有時他們很為自己的設計得意。事實上,孤立地看待他們的某些設計,也許還確有值得自鳴得意的地方,但擺放在城市規劃的全局來看,則可能是不和諧的,甚至可能是破壞和諧的。或者,暫時看來與城市整體規劃沒有衝突,但在以後卻會阻礙城市總體規劃朝更美好的方面去拓展。是的,正是這種責任,我認為主要當由有權的官員來承擔。

比如一位對家園極有責任感的成員,當他擁有出售家園土地的權利的時候,他一定會對買方有要求,甚至限制買方只允許蓋成什麼樣式的房舍,不允許蓋成什麼樣式的房舍。他一定不會表示這樣的意思——“現在,我家園中的這片土地面積歸你了,你想怎麼蓋就怎麼蓋吧,我一概不管了!”而且,究竟出售家園的哪一片土地,他一定是三思而後行的。他一定特別珍惜每一平方米的土地。他一定會每每這麼想——這一塊土地還要留一留,爺爺每天要在那兒鍛練身體;那一塊也要留一留,可供小兒女在那兒盪鞦韆;還有另外一塊,更要留一留,家園須有一塊綠地啊! …… 我們的城市太缺少有如此責任感的、總體的、具有長期考慮的規劃者了。即使有,他們的責任感,他們的長期考慮,也往往是一廂情願。因為事情往往也是這樣——批售土地的是一些官員,負責城市規劃的是另一些官員。前者是有實權的大官,後者是有虛權的小官。對於一座城市,建設規劃局局長又究竟能有多大權力?通常只不過是檢查違章建築和按照指示繪製藍圖而已。 一座城市,它的總體的、將來的、長遠的規劃究竟構思在什麼人心裡呢?它20年後會是怎樣的? 50年後會是怎樣的?半個世紀後會是怎樣的? ——我們的城市,其實缺少如此為它鞠躬盡瘁的人,更缺少這樣的固定的實權機構。 某些城市的大規劃、大城市建設舉措,即使造福一方,也往往是現任一、二把手們極具個人拍板色彩的公僕行為。於是往往又引出了負面現象——城市建築方面勞民傷財、好大喜功的政績工程。 最後我想說,我們的每一座城市,有必要產生某種固定的,規划水平很高的,由官員、專家、學者以及民眾代表組成的規劃權力機構。它所擁有的應是至高權力,超越於任何個人權力之上。正如司法部門應超越於任何個人權力之上。它將只對人民負責。為人民大眾珍惜城市裡的每一塊土地。它將替人民大眾構思城市總體的、長遠的藍圖。那種個人以特權批售城市土地的現象,早就應該被視為非法了。它將更有效地鼓勵房地產商加盟城市建設的能動性,同時也更有效地限制他們資本的無孔不入以及見縫插針的牟利行為。 而我們的城市公民,應提升起這樣的一種正當意識——歸根結底,城市乃是人民的城市。城市的土地面積是極為有限的。作為特殊資源,是尤其寶貴的。每一個城市公民都有權睜大雙眼,監督每一處城市土地的出售情況,要求過程的透明度。並且,每一個城市公民,都有權對自己認為不當的城市土地的出售和使用提出質疑和批評。 中國有句古話,“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此言用以形容中國房地產業和城市的關係,對雙方都包含了警醒的意義。 不具備人文思想的頭腦,作為公民難以產生自覺的公權要求,作為公僕難以產生自覺的公權意識,作為城市難以有理性的現在和更人性化的將來的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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