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我眼回顧歷史，正觀之，側望之，於是，幾乎可以得出一個特別自信的結論——所謂中國文化之相對具體的搖籃，不是中國的別的地方，尤其並不是許多中國人長期以來以為的中國的大都市。不，不是那樣。恰恰相反，它乃是中國的小城和古鎮，那些千百年來在農村和大城市間星羅棋布的小城和古鎮。
僅以現代史為例，我們所敬重的眾多彪炳史冊的文化人物，都曾在中國的小城和古鎮留下過童年和少年時期的身影。小城和古鎮，也都必然地以它們特有的文化底蘊和風土人情濡染過他們。開一列脫口而出的名單，委實氣象大觀。如蔡元培、王國維、魯迅、郭沫若、茅盾、葉聖陶、鬱達夫、豐子愷、徐志摩、廢名、蘇曼殊、凌叔華、沈從文、巴金、艾蕪、張天翼、丁玲、蕭紅……
這還沒有包括一向在大學執教的更多的文化人士，如朱自清、聞一多們；而且，也沒有將畫家們、戲劇家們、早期電影先驅者們以及哲學、史學等諸文化學科的學者們加以點數。
我要指出的是——小城和古鎮，不單是他們的出生地，也是他們初期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理念的形成地。看他們後來的文化作為，那初期的烙印都是很深的。
小城和古鎮，有德於他們，因而，也便有德於中國之近代的文化。
搖籃者，蓋人之初的夢鄉所在也。大抵又都有歌聲相伴，哪怕是愁苦的，也是歌，必不至於會是吼。通常，也不一向是哀哭。
故我以為，“厚德載物”四字，中國許許多多的小城和古鎮，是絕然當之無愧的。它們曾“載”過的不單是物，更有人，或曰“人物”。在他們還沒成人物的時候，給他們以可能成為人物的文化營養。
小城和古鎮的文化，比作家常菜，是極具風味的那一種，大抵加了各種的作料醃製過的；比作點心，做法往往是絲毫也不馬虎的，程序又往往講究傳統，如糕，很糯口的一種；比作酒，在北方，濃烈，“白乾”是也，在南方，綿醇，自然是米酒了。
一方面，小城和古鎮，於地理位置上，即在農村和城市之間，只需年景太平，當然也就大得其益於城鄉兩種文化的滋潤了。大都市何以為大都市？乃因它們與農村文化的臍帶終於斷了。不斷，便大不起來。既已大，便漸生出自己的文化了。一旦有了自己的文化，則往往對農村文化側目而視了。就算也還容納些個，文化姿態上，難免地已優越著了。農村文化於是產生自知之明，敬而遠之。小城和古鎮卻不同，它們與農村在地理位置上的距離一般遠不到哪兒去，它們與農村文化始終保持著親和關係。它們並不想剪斷和農村文化之間的臍帶，也不以為鄙薄農村文化是明智之舉。因為千百年來，它們自己文化的不少部分早已與農村文化膠著在一起，撕扯不開了。正所謂藕斷絲連，用北方話說，“打斷骨頭連著筋”。另一方面，小城和古鎮是大都市商業的腳爪最先伸向的地方，因為這比伸到國外去容易得多、便利得多。大都市的商業的腳爪，不太有可能越過阻隔在它和農村之間的小城和古鎮直接伸向農村並達到獲利之目的。它們在商業利益的驅使下，不得不與小城和古鎮發生較密切的關係。有時，甚至不得不對後者表示青睞。於是，它們便也將大都市的某些文明帶給小城和古鎮了。起初是物質的，隨之是文化的。比如小城和古鎮起先出現留聲機的買賣了，隨之便有人在唱流行歌曲了。而小城和古鎮有了知識的青年們，對於大都市的文明自然是心嚮往之的。既嚮往物質的，更嚮往文化的。他們對於大都市的文明的反應是極為敏感的。而只有對事物有敏感反應的人，頭腦裡才會有敏感的思想。故一個小城和古鎮中的有了知識的青年，他在還沒有走向大都市之前，已經是相當有文化思想的人了，比大都市中的有了知識的青年更有文化思想。因為他們是站在一個特殊的文化立場，即小城和古鎮的文化立場；進言之，乃是站在一種較傳統的文化立場來審視大都市文明。那可能保守，可能褊狹，可能極端，然而，對於文化人格型的青年，立場和觀點的自我矯正只不過是早晚之事。他們有自我矯正的本能和能力。他們一旦成為大都市中人，再反觀出身的小城和古鎮，往往另有一番文化的心得。古老的和傳統的文化與現代的和新潮的文化思想在他們的頭腦中發酵、化合，或揚或棄，或守或拒，反映到他們的文化作為方面，便極具個性，便凸顯特徵。於是使中國的現代文化景觀紛呈。何況，他們的文化方面的啟蒙者，亦即那些小城裡的學堂教師和古鎮裡的私塾先生，又往往是在大都市裡謀求過人生的人，載譽還鄉也罷，失意歸里也罷，總之是領略過大都市的文化的。他們對大都市文化那一種經過反芻了的體會，也往往會在有意無意之間哺予他們所教的學生們。
談論到他們，才談論到我這一篇短文的自以為的要點，那便是——我以我的眼看來，我們中國之文化歷史，上下五千年，從大都市到小城、古鎮，原本有一條自然而然形成的鏈條。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一代又一代形形色色的文化人歸去來兮往復不已的身影，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孔子，他人生的初衷是要靠了他的學識治國平天下的，說白了那初衷是要“服官政”的。當不成官，他還有一條退路，即教書育人。在還有這一條退路的前提之下，才有孔門的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二。他們之中大多數後來也都成了“坐學館”的人或鄉間的私塾先生。而且其學館又往往開設在躲避大都市浮躁的小城和古鎮。小城和古鎮，由此代代的才人輩出，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地輸送往大都市；大都市裡的文化舞台，才從不至於冷清。古代的中國，一名文化人士，一輩子為官的情況是不多的。脫下官袍乃是經常的事。即使買官的人花了大把的銀子，通常也只能買到一屆而已。即使做官做到老的人，一旦卸卻官職，十有七八並不留居京都，而是舉家還鄉。若他們文化人的本性並沒有因做官而徹底改變，仍願老有所為，通常所做第一件第一等有意義的事，那便是興教辦學。而對仕途喪失志向的人，則更甘於一輩子“坐館”，或辦私塾。所謂中國文化人士傳統的“鄉土情結”，其實並不意味著對農村的迷戀，而是在離農村較近的地方固守一段也還算有益於他人、有益於國家民族的人生，即授業育人的人生。上下5000年，至少有3000年的歷史中，每朝每代，對文化人的這一退路，還是明白地給留著的。到了近代，大清土崩瓦解，民國時乖運戾，軍閥割據，戰亂不息，強寇逞兇，疆土淪喪——縱然在時局這麼惡劣的情況下，中國之文化人士，稍得機遇，也還是要力爭在最後的一條退路上孜孜以求地做他們願做的事情的。
然而，在1949年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他們連一心想要做的都做不成了。他們配不配做，政治上的資格成了問題。一方面，從大都市到小城，到古鎮，到農村，中國一切地方，空前需要知識和文化的講授者、傳播者；另一方面，許許多多文化人士和知識分子在運動中被無情地打入另冊，從大都市發配甚至押遣原籍——亦即他們少年時期曾接受過良好文化啟蒙的小城和古鎮。更不幸者，被時代如掃垃圾一般掃回到了他們出生的農村。然後是“反右”，再然後是“文革”，文化人士和知識分子魂牽夢繞的故鄉，成了他們的人生厄運開始的地方。而農村、古鎮、小城、大都市之間，禁律條條，人不得越雷池半步。
一條由文化人士和知識分子們的自然流動所形成的文化的循環往復的鏈條，便如此這般地被鉗斷了。受到文化傷害最深重的是小城和古鎮。從前給它們帶來文化榮耀感的成囚，一經徹底破壞，在人心裡似乎就全沒了意義和價值。
碎玉雖難復原，斷鍊卻是可以重新接上的。
今天，我以我的眼看到，某些以文化氣息著稱的小城和古鎮，正在努力做著織結文化經緯的事情。總有一天，某些當代的文化人士和知識分子，厭倦了大都市的浮躁和喧囂，也許還會像半個多世紀以前那樣退居故里。並且，在故里，盡力以他們的存在氳氤一道道文化的風景。
是啊，那時，中國的一些小城和古鎮，大概又會成為中國文化的搖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