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二戰”的禍首國，日本的結局與德國有所區別。與意大利尤其有所區別。意大利的法西斯頭目，是被他的本國人民吊死的。墨索里尼成為希特勒的“生死弟兄”，在最大程度上並不能代表他的國民們。他自己要上希特勒的法西斯戰車，於是也將意大利人民拖在了法西斯戰車後。他們吊死他，意味著是對他的懲處。一個國家的人民以最嚴厲的方式懲處了他們的元首，證明了他們與他“劃清界限”的態度是極為鮮明的。
某些德國將軍預見到了德國必敗，企圖暗中與盟軍議和，但是被送上了軍事法庭。另一些人企圖暗殺他，為德國爭取到一個較體面的投降機會，卻一次次都沒成功。儘管希特勒對他的國民不斷採取欺騙手段，德國必敗的心理陰影，卻早已在蘇美兩軍攻克柏林之前，就擴散於軍隊和民眾之間了。可以這樣說——德國人對於德國必敗是有所心理準備的。對於德國人，保衛柏林不過是垂死掙扎。軍隊明白這一點。民眾也明白這一點。掙扎也敗，不掙扎也敗，總之注定了必敗，也就只有由希特勒做最後的謝幕人。
日本的戰敗，卻是50年前的普遍的日本人始料不及的。在中國的東北，他們還有幾乎整整100万精銳的關東軍啊！這一尚未受挫的軍事實力，使日本只為自己保留了兩種選擇——或者較量到底，或者，以勢均力敵的不屈不辱的姿態，在停戰協議上簽字。至於投降，天皇根本沒想過。東條英機根本沒想過。普遍的“大日本皇軍”的將士們根本沒想過。普遍的日本人也根本沒想過……50年前，在日本廣島和長崎遭到美國原子彈轟炸前，政客也罷，軍中首腦也罷，普遍的日本民眾也罷，有哪一個日本人的頭腦中，暗暗相信過日本會戰敗嗎？
由於深受軍國主義宣傳的影響，50年前普遍的日本人，他們的軍隊，即使有厭戰情緒，也絕無反戰心理。他們又怎麼會反對他們的“子弟兵”所進行的“東亞聖戰”呢？父母們當然會巴望他們的兒子回到身邊。妻子們當然也會那樣巴望。但是在他們的想像中，他們的兒子或丈夫，應該是“解甲榮歸”。在政客和軍中首腦們的想像中，如果不得不在《停戰協議》上簽字，落筆之前，日本是要與蘇美堅決地討論日本在亞洲的“合法權利”的……
廣島和長崎就在這些前提下升起了蘑菇雲……
原子彈的蘑菇雲使日本蒙了，天皇蒙了，東條英機蒙了，政客們和軍中首腦們蒙了，天皇的普遍子民們蒙了。正如當年日軍偷襲珍珠港使美國蒙了一樣，只不過後者的程度比前者巨大百倍以上。
日本似乎什麼都考慮到了。
唯獨沒考慮投降。
更沒想到在付出人類戰爭史上最為慘重的代價後，以最屈辱的姿態投降！
即使在天皇宣布投降詔書之際，還有那麼多政客和軍人主張在日本本土“決一死戰”，還有百餘名軍人剖腹於皇宮外，企圖以死喚起全日本男女老幼的“戰志”……
然而日本已只有投降。此外別無選擇。
“二戰”的結束，對於意大利，有點兒“自己解放自己”的意味兒；對於德國，有點兒被從法西斯統治之下“解放”的意味兒；對於日本，卻是徹底的無條件的投降，僅僅意味著是投降。再什麼都不意味。
一方面，日本是“二戰”的禍首國之一；另一方面，又是地球上唯一的原子彈受害國。 20餘萬日本人死於頃刻！侵略戰爭，使日本遭到的災難，比它帶給別國，首先是中國的災難，似乎更具有恐怖性。
且，半個多世紀以來，任何一個國家，都找不出一條哪怕是相對成立的理由對日本表示較由衷的同情。
日本只能長久以來暗暗憐憫自己。
這一種自我憐憫，只要稍微過分，則就不免意味著是對“二戰國際戰犯審判團”的公然挑釁。
因為任何一個國家，首先是中國，都有最正當的權力提醒日本：別忘了日本首先是禍首國！別忘了日本給他國帶來的深重戰爭苦難！ ……
日本對於“二戰”，真真是有苦難言，欲說還休欲說還休……
那麼，便反省吧！但是，反省得越深刻，越意味著要承認——用中國人的話說，承認“自作自受”。
這是一種很大的勇氣。
這是很高的反省境界。
對於一個人難能可貴，對於一個國更加難能可貴，對於日本這樣一個民族自尊心十分強的國，尤其難能可貴。
許多日本人已經這樣難能可貴地做到了，包括一些當年的“皇軍”。一些日本人目前還做不到。因為要做到這一點，還須對死於原子彈的日本人有個過得去的說法。他們基本上是平民百姓，他們無辜，他們死得慘，也死得冤。
他們的死——歸根結底，是由日本造成的。即使將當年的日本說成是日本軍國主義，以與今天的日本相區別，它也還是日本。一個國就是它的民眾的國，怎麼叫都仍是那個國。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妨持這種觀點。這麼想這麼表明態度，都不至於有什麼沉重的心理壓力。但是一個日本人，設身處地理解，是會有心理壓力的。原子彈是美國製造、美國人投下的，死於它的威力的是日本人，他們的死是日本造成的，是日本當年自作自受——這樣的邏輯，符合“二戰”的正統史觀，但又是多麼難以符合一個日本人的民族情感啊！何況死者中，也許就有某一個日本人的至愛親朋。
如果日本在“二戰”中並沒有侵略罪惡，那麼日本今天就可以理直氣壯地申述自己的戰爭苦難，由一個“二戰”禍首國變為一個“二戰”受害國了……
但是……
但是日本當年對中國，對朝鮮，對整個亞洲，犯下了嚴重的侵略罪惡。鐵證如山，案是翻不了的。
於是，一些日本人在日本當年的侵略罪惡和後來的原子苦難之間，尷尬地陷入了半個多世紀的沉默。對前者他們欲說還休，對後者他們也只能欲說還休。他們的尷尬，是人類最矛盾的尷尬之一種。他們的沉默，是人類最不心甘情願的沉默之一種……
我以為，他們是可以被理解的。
我這個中國人能理解他們，也願理解他們。
第三類日本人相當惡劣。他們乾脆企圖否認日本“二戰”時期犯下的侵略罪惡。尤其企圖否認日本的侵華罪惡。 “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變”、“盧溝橋事變”、“南京大屠殺”，日本的一切侵華陰謀和罪惡，他們一概的干脆企圖否認。他們不顧鐵證如山的歷史事實，他們利用大多數西方人對日本侵華罪惡所知甚少，尤其利用西方某些缺乏國際正義感的政客對日本侵華罪惡態度曖味這一點，妄想將侵華戰爭說成是日本當年並不願進行的一場戰爭。而且，似乎誰打響的第一槍，還是一件有待澄清的事。他們的動機是十分明顯的，如果西方世界對日本當年的侵華罪惡保持心照不宣、諱莫如深的沉默，則他們就敢更加公然地放大膽量地進行翻案。彷彿歷史事實是可以篡改的，只不過篡改之前要爭取到西方世界的默許。至於中國人民答不答應，他們似乎是不屑一顧的。山本五十六當年曾留給日本後人們一句話——“我們得到了一個珍珠港，卻激怒了一頭獅子”。他們的放肆，今天也等於是在激怒中國這一頭獅子。他們似乎不明白，中國人民一旦以怒而對日本，日本在亞洲在世界上，也是沒什麼美好前途的。至少他們的美妙前途會投下巨大的國際關係的陰影。如果他們真的忘記了山本五十六的話，那麼中國人民也可以忘記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國人民對日本予以的寬恕。是的，中國雖有原子彈，但決不會往日本發射。中國人民也許首先會向日本重新索討戰爭賠款。中國人民一旦真的開始索討了，那麼是絕不肯看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臉色的。日本倘不給一個說法，中國人民是絕不肯罷休的……
第三類相當惡劣的日本人，是日本的某些又愚蠢又自以為高明的政客，以及一些民族主義、新軍國主義、新法西斯主義分子，他們形成了日本的一股極右勢力。他們在日本是極少數。所幸他們的表演，還不足以達到徹底激怒中國人民的地步。故“所幸”二字，實在僅只是對日本和日本人民而言，對中國和中國人民，其實倒是無所謂幸與不幸的。
我的日本同行們，更具體地說，此次接待我們，任勞任怨地對我們盡地主之誼，熱忱坦率又認真地與我們進行研討的日本電影編劇家們中，沒有第三類日本人。一個也沒有。毫無疑問，他們都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有的是中國人民的誠摯的好朋友、老朋友。
在會長鈴木尚之先生家為我們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理事長山內久先生致辭時，站起來情真意切地說：“最近，我的一位朋友的老父親去世了。他的老父親當年是侵華日軍中的一名軍曹。近半個世紀以來，他時常深為日軍和他自己在侵華時期犯下的種種罪行而懺悔。他留下了遺囑，將自己的全部遺產變賣掉，資金要全部用來做些促進日中友好的事業。我的朋友，由衷地按照他老父親的遺囑做了。他組織了一個私人劇團，日夜趕排了一部揭露日軍當年侵華罪惡的話劇。目前，他正率團在中國的東北各省市巡迴演出。他們受到了中國觀眾的真誠歡迎。他在長途電話裡告訴我，每到一地，他都會被中國人民的寬宏大量感動得哭一次。現在，我們在日本歡迎中國朋友，我的心情也是無法用語言形容的。我不想客氣地稱你們小姐們、先生們，請允許我代表日本電影劇作家們這樣稱呼你們——朋友們……”
面對這樣的日本人，我們又怎麼能不將他視為我們的，視為中國人民的朋友呢？
我們還觀摩了山內久先生的編劇新作《沉默的海》。
它講述了半個世紀前，日本和朝鮮之間的一次歷史事件——日本在一些朝鮮族村虜捕了大量青壯年，為日軍修築工事。他們充牛做馬，生死如草芥。日本投降後，他們乘船回國，其船不幸沉沒於日朝海峽之間，所有男女老幼，全部遇難……一名當年同情過他們、幫助過他們、替他們受過鞭罰的日本“勞工長”，從此亦拋妻棄子，離家出走，杳無音訊。原來，在半個世紀的漫長歲月中，他一直隱姓埋名，當了一名燈塔管理工，每日遙望那一片沉默的海峽，為亡者的靈魂祈禱，替日本的罪惡懺侮……
這是一位日本編劇家，在今天所能做的，最有歷史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的事啊！
他已經是竭盡所能在做了。
但是我們和我們的日本同行中的某些人，在最後一天的討論中，也幾乎爭論了起來。我想，最終沒有形成爭論，是由於時間的關係。也是由於語言障礙的關係。爭論如果必須通過翻譯，往往是不能真的唇槍舌劍起來的。翻譯的“第三者插足”，客觀上截斷了爭論，緩和了衝突。
爭論是由中國電影《紅櫻桃》引起的。
我們的朋友們首先提出一個純“藝術觀”的質疑——《紅櫻桃》中的女主人，究竟是一個虛構的藝術人物，還是一個現實中的真實人物。他們覺得女主人公只不過是一個藝術人物。如果是藝術人物，又怎麼可以藉助紀實手法，打出字幕，告訴觀眾她於某年某月某日死於北京呢？這不是違反紀實原則的嗎？
平心而論，日本朋友們的質疑，是不無道理的。
我們也當然知道，《紅櫻桃》中的女主人公，其虛構性遠遠超出了真實性，整部電影的故事，顯而易見，取材於一篇虛構的小說《人皮燈罩》。
我方的回答，便不免有些邏輯牽強。
於是話題引到了《南京大屠殺》。他們曾要求觀摩這一部影片。但是我們沒帶去。據說，電影局的同志認為，友誼交流，還是以不帶那樣一部影片為好。
83歲的德高望重的日本老導演新膝兼人先生緩緩開口道：“為什麼不讓我們看《南京大屠殺》呢？我不明白中國朋友究竟有什麼顧慮。”
中西隆三先生接著說：“原子彈，使廣島和長崎死了24萬多日本平民百姓。這個數字準確到個位。是以戶籍本為普查根據的。每一個死者，都以生前戶籍本上的照片為證，註明當時的年紀、婚否、家庭情況，詳細得無法懷疑。而南京大屠殺事件，中方的死亡人數，又是根據什麼統計出來的呢？在日本，目前有四五個版本的揭露南京大屠殺事件的書。都是中國人寫的。每一個書上的數字都不一樣，叫我們究竟該相信哪一個數字呢？……”
我們中方成員中，除了我，沒有誰較認真地研究過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資料。
我作了這樣的回答：“朋友們，我不得不承認，日本對原子彈災難造成的死亡人數的統計，毫無疑問比中國對南京大屠殺造成的死亡人數的統計精確。但是中國的統計也是不無根據的。只不過以前忽略了精確統計的必要性，給50年後的統計帶來了困難。我更想告知朋友們的是——在日軍侵華八年中，死於日本戰爭責任以及慘遭日軍殺害的中國平民百姓，約在三四千萬之眾。相對於三四千萬而言，南京大屠殺究竟有30餘萬還是20餘萬中國人遇難，真的對日本和日本人具有什麼特殊的意味嗎？”
日方的朋友們沉默有頃後，還是德高望重的新膝兼人先生緩緩開口道：“我看我們不必再就這個問題討論下去了。侵略就是侵略。在侵略戰爭中，在半個世紀前，怎麼可能不屠殺被侵略國的人民？尤其是遭到抵抗的時候。屠殺了，便是罪惡。我們不可以對日本過去犯下的侵華罪惡持懷疑態度。任何懷疑態度，都有對日本的侵華罪惡進行開脫之嫌……”
在共進晚餐時，中西隆三先生通過翻譯主動與我交談。他說他並不是替日本的侵華罪惡持懷疑態度，他只是替中國感到遺憾。中國為什麼不可以將證據和數字收集得更翔實些呢？他說，在日本，持懷疑態度的人其實為數不少，有些中國人寫的紀實書籍，數字彼此矛盾，反而使持懷疑態度的人更加懷疑了……
我說，有的日本人，當年日軍侵華時，到過中國南京，現在中國“開放”了，他又到了南京。時隔半個世紀，他到處走著，看著，竟得意揚揚他說——“南京，我又回來了！”
我問，說這樣的話，持這種得意心態的日本人，是對的嗎？
中西先生立即回答：“這不對！這很可惡！”
晚餐後，中西先生似乎還有許多話要與我交談。我看出了這一點，就邀上翻譯，請他們同到我房間去做客。
在房間裡，我們面對面坐定，翻譯坐我們之間。中西先生望著我那種凝重又懇切的目光，使我看出他內心裡有許多重要的話，欲對我，一個中國作家和電影編劇傾訴。使我不禁地暗想，如果我們不需要翻譯就能夠直接交談多好！
我說：“中西先生，也許您非常想知道，一個我這種年紀的中國人，是否會對日本人懷有歷史遺傳給我們的仇恨感吧？”
翻譯將我的話譯給他聽後，他不禁一愕，表情更嚴肅了，目光更凝重了，連連點頭，用發音不太準確的中國話說：“是的，是的……”
我從煙盒裡取出一支煙，手指夾住兩端給他看，同時說：“煙不會越吸越長。我們中國有句俗話——冤家宜解不宜結。我們中日兩國，50年前是冤家，但現在已經不是了。因為許多中國人和許多日本人，為中日友好做了大量的可貴的工作。我們中日電影劇作家之間的交流，其實也具有促進中日友好的意義。我們共同都要做的，不是影響我們的下一代記住仇恨，而是要告誡他們，永遠熱愛和平，反對戰爭，對不對？”
翻譯將我的話譯給他聽後，他連說：“對，對！這正是我們這一代日本人所要努力做到的！”
我吸那支煙時，他又說：“我們這一代日本人，鈴木先生、山內先生、勝目先生、馬場先生等，'二戰'時期，都是兒童和少年。日本所遭受的原子災難，在我們童年和少年時期的心靈中，留下了很恐怖的記憶。當我們漸漸長大後，我們才明白日本為什麼會遭到原子災難，才明白我們日本，也曾給亞洲別國的一代人，主要是中國的一代人童年和少年的心靈中，留下了很恐怖的記憶。所以我們既憐憫自己，也憐憫他人。我們是交替做著三種噩夢長大的一代日本人——原子災難的噩夢、侵華罪惡的噩夢、中國向日本軍事復仇的噩夢……不知不覺我們老了，年輕人已經厭煩了我們這一代的懺悔和教誨，我們卻只有羨慕他們的生活。無憂無慮地活著，不再受戰爭恐怖和戰爭罪惡的影響多好！……”
翻譯將他的話譯給我聽時，他將他的筆拿在了手裡……
我將一頁白紙推給他……他在紙上寫下這樣兩行中文：
人類愛和平，世界永和平！
讓我們共同反對戰爭，日中友好萬歲！
我猜，這兩行中文字，一定是他常寫常練的。
我很珍視地將那頁紙夾在了一本書裡，並帶回國了……
我們離開日本那一天，是雨天。日方預先並未安排中西先生送我們，但他冒雨趕來了。連把雨傘也沒打，衣服淋濕了。每一個日本朋友都無例外地送給了我們小禮物，從筆到鹹菜……
和美國的關係，很像金庸武俠小說中最常見的關係——劍俠或刀客，剪除了他的心患人物，卻同時扮演了對方的兒子的監護人角色，類乎義父的監護人角色。他似乎忘了那小孩兒終究是要長大的。那小孩兒必然地也就長大了。輕功硬功內功外功都具備了，甚至足以和他“過招”了，眼見著天天不再是他能控制得了的了。這時他的“監護人”角色便有些尷尬起來。他的“江湖地位”，也便不時地受到自己的“監護”對象和“培養”對象的滋擾了。也許還遠構不成威脅，但的確使他從此平添了某種不安的心事。這心事越來越成為他的憂患……
“二戰”後，日本沒有了軍隊。它不再能對別的國家張牙舞爪了。它由“猛獸”變成了“馴獸”。它的政治和外交，最初的二三十年，是要看美國的眼色行事的。它實際上成了美國的“二等盟國”。和美國之間，它處於類乎“領養子”的地位。
沒有了軍隊，也就沒有了軍事開支。這對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一筆巨大的軍事負擔的免除。
沒有了軍隊，政治變得相應地單純了。軍隊的叛變、譁變、政變，軍隊對政治的一切掣肘和乾預，都便是子虛烏有之事了。於是政治僅僅成了政客們之間的“文戲”表演。 “文戲武唱”的情況是根本不會發生的了。天下也就一直太平。政客們的爭鬥，縱然再激烈，都是不會導致“內亂不息”的。
沒有了軍隊，政治幾乎只剩下了國策的使命。外交幾乎只剩下了經濟的談判。這對任何一個國家，其實都是經濟繁榮和發展的“黃金階段”。日本經濟，正是在這樣的“黃金階段”日日騰飛的。而且它可以有一種受保護的安全感。因為美國這個“監護人”的軍隊長駐沖繩。美國的核武器的羽翼蔭庇著它……
日本人對美國的心理，必是十分矛盾的，但是矛盾而不復雜，僅僅矛盾而已。一方面，他們視美國為“義父”。因為目前仍在受美國的軍事保護和核蔭庇，不得不依然地傍靠三分。另一方面，他們又怎甘永遠處於“義子”的地位？何嘗不願擺脫美國的“監護”？何嘗不想像美國佬似的，在世界舞台上過把頤指氣使，動輒制裁這個制裁那個的“國際江湖”霸主的癮？一方面，對美國幾十年如一日的“監護”感恩戴德；另一方面，對自己遭受過的原子災難耿耿於懷。將一個國比一個人，那是類乎殺父之仇類乎姦母之仇的！日本有對美國進行報復的企圖嗎？有也沒用，有也白有。根本實現不了。起碼根本不可能在軍事方面付諸實現。日本真的對美國沒有進行過報復嗎？日本汽車衝擊美國市場，日元升值美元貶值之際，日本人心中的快感是可以想像的。日本沒有軍隊，但是日本有錢，日本人想到美國的時候，恨不得用日元將整個美國都買歸日本才如願。
不，今天的日本也是有“軍隊”的。它的“軍隊”就是它今天大大小小的財團。這支“軍隊”的野心是很大的，它虎視眈眈地瞪著美國和歐洲，也虎視眈眈地瞪著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它的經濟實力演變為它的“軍事實力”。或者反過來說，它當年靠軍隊達不到的目的，今天正在靠經濟方式實現著。日本是一個以“軍事發展”般的戰略實現其全球經濟策略的國家。日本的全球經濟策略，越來越具有明顯的進攻性。它將越來越使美國感到棘手、頭疼、無奈和難以對付窮於伎倆。當年的“猛獸”今天的“馴獸”，仍時常暴露出其“野性”。
日本作為一個國家，儘管經濟上已經具有了和其“義父”美國“過招”的實力。但它注定了目前還是一個有嚴重缺陷的國家。那就是——它不可能在短期內產生足以影響重大國際問題的政治家。這是日本全民族的心理寄託，在短期內根本不可能指望慰藉的心理寄託。這是由它的“領養子”的國際地位所限制的，是由它的“二等盟國”的歷史屈辱所限制的。是日本的尷尬，正如它是美國的尷尬，日本甚至在短期內也不可能產生深受日本國民擁戴的眾望所歸的政治家。在國際政治舞台上難以取得作為的政治人物，在本國不可能深受擁戴眾望所歸。
日本的政治人物在它的國民心目中幾乎無一不是政客。在國際上的形像也許反而略高一些，卻也高不到哪兒去。區別在於，僅僅在於——資深的政客或資淺的政客，成熟的政客或不成熟的政客，機智的或愚蠢的政客。儘管，他們中也有傑出者，但是國際政治舞台邊緣的傑出的政治人物，再傑出也只能充當國際政治舞台邊緣的“大群眾”角色。這是日本國民為什麼至今寧肯繼續崇敬天皇，而不願將同樣的崇敬賞賜給日本政治人物的原因之一，根本原因之一。
這一點是日本“心口永遠的疼”。
這一點是美國“永遠的喜悅”。
今後的若干年，日美關係將越來越“有戲”可看。即將使美國越來越尷尬，也將使日本越來越屈辱。 “義父”和“領養子”之間，由於“監護恩”和“原子恨”所導致的恩怨，將會更加頻繁。
這是“二戰”後遺症。
日本是“病原體”。
它感染著美國。
美國已別無選擇，只有繼續地“監護”著它，不知該到哪一年哪一月為止。更重要的是，不知道自己一旦自行“撤銷”了“監護”責任，它的“領養子”一旦真的成了獨立的“國際人”，究竟對自己有益還是有害。究竟是會對自己禮讓三分，還是會反目於一旦，“龍蛇爭霸”？
我在日本的日子，“沖繩島事件”正鬧得不亦樂乎。兩個美國大兵輪奸了一名日本少女，日本國民群情激憤。美國這個“監護人”，在日本面前無地自容。而日本政客們，又顯然是在竭盡所能地維護美國起碼的體面。 “領養子”知道目前還不到可以和“義父”徹底鬧翻的時候。 “義父”則對“領養子”給的一次人情表示“心領神會”。 “日美關係正常化”，或反過來說“美日關係正常化”，乃“二戰”之後，最虛假最不可細思細想也最滑稽可笑的一句“外交辭令”。
今後這一“外交辭令”，仍將時常掛在美國外交官嘴邊上。
也仍將時常掛在日本外交官嘴邊上。
而日本“新生代”中的青年男女，卻有許多人內心裡是非常嚮往美國的。
在一部日本愛情電影中，日本女孩兒對日本小伙子說：“我嫁給你是可以的，但是你得帶我到紐約去定居！”
他們可沒有他們的父輩們那麼多的心理積澱。
只要美國人不輕蔑日本人，他們和她們，像許多國家的青年們一樣，何嘗不願擁有一份美國“綠卡”呢？
這是使民族感甚強的日本老爸們極不高興的事。
然目前的世界，背叛之風到處盛行。
日本老爸們又能奈之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