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在任何地方，只要有機會，我最願意和我所能接觸到的任何一個老百姓聊天。至今連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何以我在最短的時間內竟能最大限度地取得他們的信任？也許是因為我的穿著太老百姓化了吧。
兩個老百姓聊天，尤其是互不相識的情況之下，尤其是他判定你絕不是公安局的便衣的情況下，他會把心底的話掏出來對你說。那些話，大概是他除非在酒後吐真言的情況下才說的。這種交談何止幾百次！可又只用兩句話便可以總結——擁護改革，憎惡現實。是的，千真萬確的，至少我所接觸到的老百姓，對現實的抵觸情緒和叛逆心理已經到了憎惡的程度。每一次我都久久震驚於我所聽到的何以竟會和某些大小官員們聽到的來自民間的聲音截然相反呢？
——你們這些話，敢不敢對政府官員們說？
——怎麼不敢？腦袋掉了不過碗大個疤！何況他們也未必敢因為我說了幾句真話就把我腦袋砍下來！那他們就有好戲看了！
——什麼戲？
——革命自有後來人！
——這類話你當真對他們說過嗎？
——那倒沒有。
——還是怕？
——不是怕，是懶得跟他們說真話。他們也配聽真話嗎？比如腐敗，老百姓說有不行，他們若不想承認，那也等於沒有。非到他們自己都不得不承認的地步，才算有。他們若不想懲治，老百姓呼聲再高也等於對牛彈琴，幹沒轍。非到他們自己也意識到不懲治不行了，才會揪出兩個殺雞給猴看。現在是互相裝傻充愣。你說改革的形勢大好，我就說好好好，好極了！你說腐敗是改革過程中的必然現象，我就說豈止是必然的，簡直他媽的就是天經地義的，完全符合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特色的、推動改革的。甚至我可以順著你說不腐敗就根本不足以實現改革，腐敗為了改革，改革需要腐敗！其實誰也不比誰傻多少，互相心裡都明鏡似的。都明白再這麼下去，總有一天，就互相哄騙不下去了。
——照你看來，改革就沒給老百姓帶來什麼利益啦？
——哎哎，別亂扣帽子啊！我可不是這麼看的。改革還是給了老百姓一點兒好處的。那就是練攤兒做小買賣的權利。老百姓從來就不否認這一點兒好處。可是除此之外，你倒說說，老百姓還得著什麼利益了？
我認真地想了想，一時竟也想不出“除此之外”的什麼。
——老兄，你無論如何得承認，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以往的年代我們吃的什麼？穿的什麼？
對方嘿嘿冷笑。
——你冷笑什麼？
——三四十年間，我們家成長起了兩茬勞動力。過去是我老爸一個人掙錢養活一大家人，現在是一大家人都能掙錢了。我們家生活水平的提高，歸根結底是我家勞丁興旺的結果！
我頓時語塞。
——別以為老百姓知道的事兒少。老百姓知道的事兒不少。還是那句話，誰也不比誰傻多少。給了老百姓們練攤兒做小買賣的權利，就可以為所欲為啊？就可以從中國的地面上劃一塊地皮歸了自己去炒賣啊？就可以用國家的錢去辦公司，然後再巧妙地把國家的公司變成自己的公司啊？就可以倚仗老子們的權勢到處伸手索要“乾股”啊？慈禧太后，當年也不過是她一個人割地賣國吧？現在可倒好，哪兒地皮炒熱了，他們就敢去白白要一塊國家的土地倒賣！ ……
他說得有些憤世嫉俗起來。
他是個維修摩托車的師傅，三十六七歲的樣子。他的鋪子不大，門前停著四五輛待修的摩托，有國產的也有進口的名牌車，看來他的生意不錯。而他對自己的能力也顯得相當自信，彷彿無時無刻不在以他熟練的舉動替自己做廣告——摩托交給我修就放心吧，我是這一行當中一流的。
那天我和一位朋友約定了在他的鋪子前碰頭兒，不見不散。朋友遲到了一會兒，我早去了一會兒，想吸支煙卻沒帶火柴，向他討火之後，是他主動跟我聊了起來。
“外地人吧？”
他當時正在修一輛摩托。
我說是的。
“北京的？”
我說是的。
“記者？”
我笑了，反問他為什麼把我當成記者？
他說：“看你樣兒不像做買賣的，不像幹部，不像教書的，而又像有點兒文化的，不是記者，也肯定是個耍筆桿子的。”
我向他承認我是寫小說的。
他也笑了，說：“作家啊。過去我心目中作家是挺受尊敬的人物。現在我覺得你們作家真是'臭老九'一類。不是別人誣衊你們臭，是你們自己確實臭。如今滿地攤兒由你們寫出的那些臭玩藝兒！除了男女間那點兒事兒，你們還能不能寫出點兒別的什麼玩藝？中國在你們眼裡就剩下了那點兒事可寫嗎？”
我是個一般不至於臉紅的人，當時卻臉紅了。
他問我認不認識寫《山坳上的中國》和《誰來承包中國》的兩位作家。
我老老實實地說知道他們的名字，也拜讀過那兩本書，可無緣和那兩位作家結識。並且，暗暗地對他刮目相看了。
他又說：“你什麼時候見著那兩位，替我捎個話兒。假如他們因為再寫那樣的書惹了麻煩，就往這兒跑。別的不敢吹，中國這麼大，藏住個把人還是不成問題的。”
當時我覺得他是個思想危險的人。本欲離去，可又不能離去。只有繼續站在那兒，只有繼續和他聊。
他手指上戴著碩大的金戒指。
我說：“你修車，怎麼不摘下來啊？”
他無所謂地說沒事兒。
我問：“是真金的麼？”
不料他火了，搶白道：“接下來你是不是想說，我戴上了金戒指，得感激時代，感激誰誰誰啊！屁！老子誰也不感激。老子是憑本事吃飯，憑本事掙錢，憑本事戴上了金戒指。不像有些人的子弟！他們憑什麼？他們能當的，老子都能當！可你叫他們不靠老子，靠自己的生存能力來開個修摩託的鋪子試試！”
我則再也不敢和他聊下去了。不知他接下來又會說出些什麼觸犯“天條”的話。其實我倒不是怕別的，旁邊又無可能是便衣的人偷聽，怕個什麼勁兒。即使有便衣，即使那些話不是對方說的，是從我口中說出的，又有什麼可怕的？想他剛才說的，敢憑幾句話就殺我的頭？或者讓我去坐牢？我所怕的，其實只有一條，那就是——我實在不願聽到太多諸如此類的來自民間的出自百姓之口的言論。當然，也不願親眼見到、親身體會到太多的腐敗現象。唯恐聽得多了、見得多了，會嚴重影響我對中國之現實的總體的、客觀的、全面的看法。
我知道同行們也許會對我大加恥笑和嘲諷的——老老實實寫你的小說算了。當的是作家，又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的現實跟你有什麼關係？玩什麼使命感啊！
其實，我太明白我自己了，我關注這個國家的現實，絕非意味著我對它抱有多少強烈的使命感。
但，我是一個一貫堅持寫現實的作家，不是什麼堅持不堅持現實主義，而是堅持反映現實生活、堅持反映最廣大的被叫作“老百姓”的人們的現實生活狀態的作家。我既關注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物質狀態，也同樣關注他們的精神狀態、心理狀態、情感狀態和情緒狀態。
沒有誰把這一點強加給我，更沒有誰企圖迫使我，完全是我自己的一種選擇、甘願的一種選擇。我的筆只有用來反映老百姓在現實中的生活或生存狀態時，我才感到寫作畢竟是有些意義的。熬自己的心血、消損自己的身體也算值得的。姑且不論我所關注到的、感受到的、觸及的現實在多大程度上是真的現實。
我也許會站在今天寫明年和後年我預測可能發生的事，卻絕不會、永遠也不會鋪開稿紙，吸著煙，潛心地去編織一個很久以前的故事。
即使我下了天大的決心，寫下第一行字以後，我也肯定會跳將起來反問——我這是怎麼了？我為什麼要這樣？意義何在？雖然，我十分明白，寫“從前”是多麼穩妥的選擇。因為差不多只有那樣，一個中國的當代作家，才能既當著作家又不至於和當代尤其是和當代的主宰者們發生在所難免的矛盾、抵觸和衝撞。並且，毫無疑問地，雖然民主程度已較寬鬆（我感覺是這樣，相信實際上也是這樣，但願我的感覺是對的），但在衝撞之中，可想而知，下場大為不妙的肯定是作家本人。
像我這樣一個自討苦吃而又沒法改變自己創作意向的作家，既然對現實的關注完全地成為了我進行創作的驅動力，我當然希望自己也要求自己對於我所關注到的、感受到的、觸及的現實，能夠認識得越客觀、越全面越好，能夠從總體上把握得越全面越好。
我既然願意寫老百姓，怎能不最廣泛地接近他們？我所言老百姓，其實幾乎包括中國的絕大多數人——工人、農民、小商販、小幹部、小知識分子。
“百姓”這個詞，過去本就是針對皇帝、皇族、朝廷命官的階層而言的。在京都，“百姓”過去是對每天上金鑾殿持漏候朝的人、大商人、大員外之類以外的人的統稱。在地方，比如在一個縣，則是對除了縣官、縣官周圍的人以及縣內名流和富紳們以外的人的統稱了。
我的問題，從根本上講，恰恰出在我和老百姓的接近、接觸，以及對他們的了解和理解方面。
毛澤東曾經將老百姓，尤其中國的老百姓，比作“汪洋大海”。他的語錄中那段原話的意思是——不管來自任何國家的軍隊，如若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對中國進行冒險性的侵略的話，那麼他們必將被淹沒在中國老百姓的汪洋大海之中。
我的切身感受是，在1993年，在朱鎔基湍流逆舸，切實整肅中國金融界混亂狀況之前，在江澤民以黨中央的名義提出反腐敗之前，在公安部發出從嚴治警的條令之前，在中國農民手中的“白條”得以兌現之前，在接下來整肅房地產開發熱、股票熱、特區開發熱之前，如果你真的到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尤其是到北方的而不是南方的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如果他們將你視為可以信賴的人，如果他們不懷疑你是被權貴豢養或被金錢收買的人，如果他們直言不諱地對你說他們憋在心裡想說出甚至想喊出的話，那麼，不管你是官員也罷、作家也罷、記者也罷，不管你曾以為站得多高、看得多遠、對中國之現實理解得多客觀全面、總體上的認識把握得多準確，你的看法、你的認識、你的觀點、你的思想，片刻之間就會被沖擊得支離破碎，稀里嘩啦。哪怕你自認為是一個非常理性、非常冷靜不被任何外部情緒的重重包圍所影響的人。除非你根本上是一個麻木不仁的人，或者是一個喬裝了的痞子，一邊聽著他們的話，心裡一邊對自己說——腐敗關老子屁事，醜惡關老子屁事，哥們不過奉陪你聊著玩吶。
我曾從內心裡懼怕那一種“汪洋大海”。
因為，畢竟，我是一個虔誠地擁護改革開放的人。而且，曾自認為是一個夠樂觀的改革開放信仰主義者。
“幫閒”文章告訴老百姓——別無他法，只有承受。只有增強心理承受能力。
老百姓要是不願意呢？ ——那便是老百姓的不對，老百姓不好，老百姓不可愛，老百姓太嬌氣了。
“幫閒”文章似乎推導出一個天經地義的邏輯——如果人們連腐敗都不能或不願承受，擁護改革不是成了一句假話、空話嗎？
使你沒法不懷疑他們和腐敗有著千絲萬縷的直接或間接的聯繫，是拿了僱佣金替腐敗辯護的專門寫手。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對文藝工作者該如何“正確”地反映現實生活說過一段話——我們不否認社會主義也有一些陰暗面。如果你真的看到了、感覺到了，那麼你就去更自覺地、更熱忱地大寫特寫光明吧。按照這位“旗手”的邏輯，光明鼓舞了人們，人們也就不再會注意陰暗了，陰暗不就等於不存在了嗎？
一個時期內，某些被賦予資格代表人民的人士，是心領神會地對“腐敗”二字避而不談的。彷彿一談，就不是真誠的改革派了。其實是怕談多了，有幸代表人民的資格被剝奪了。毛澤東晚年也是不許人們談“文革”的問題的。所以在他活著的時候，從黨內到黨外，從官到民，沒人敢談。非但不敢談，在他去世那一年，在臨終之前三個月，全國到處都在舉辦演唱會，引吭高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上海的演唱會，“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八個字反复唱了幾分鐘，唱到後來乾脆就那麼可著嗓子喊。好像是跟看不見的敵人的陣營吵架似的。毛澤東可以說是在“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聲和喊聲中逝去的。即或偉大如毛澤東、威望之無人可比如毛澤東，還不是在他剛死，全國人民就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嗎？
其特點是全黨和全國人民說假話，用假話哄騙毛澤東一直到他老人家死。 “文革”十年只有兩次真話是值得史學家大書特書的。一次是幾位老帥拍案而起說了真話，反了黨內的政治腐敗，結果被定為“二月逆流”。還有一次是由紀念週總理而引發的天安門廣場“四五事件”，被大棒打了下去，並被定為“反革命事件”。
這一次由黨中央提出開展反腐敗，於是從中央到地方、從共產黨內到民主黨派內，似乎才敢言腐敗。因為這叫“落實中央任務”，不至於因此而被劃到改革派的對立面去，不至於被疑心是故意大煞改革大好形勢的風景。
我們有那麼多人大代表，我們有那麼多政協委員，此前，我們老百姓卻很少在電視裡、電台里和報紙上看到或聽到哪一位代表、哪一位政協委員替老百姓直陳勇進反腐敗之言。我們能夠聽到或看到的，幾乎總是他們多麼擁護改革的表態式的言論。他們的使命，似乎只是在這一點上才代表老百姓。現在似乎開禁了，允許講了，於是才似乎確有腐敗存在著。
記得有一次開人代會期間，我去某省代表駐地看望一位代表朋友，在他的房間裡，不知怎麼一談，就談到了腐敗現象。房間裡沒有別人，就我們兩個。我沒覺得我的聲音有多高，可他的臉卻嚇得變了色，惶惶然坐立不安，連連請求於我：“小聲點兒，小聲點兒，你倒是小聲點兒行不行呀！”我說我的聲音也不大啊。他說：“還不大？咱們別談這些，別談這些了！”並向我使眼色，彷彿門外已有人竊聽似的。
我們當然不能否認人大和政協對於國家現狀和前途所發揮的積極的、重要的、巨大的作用，但是呼籲懲辦腐敗的聲音，應該承認首先是由新聞界中那些勇於為民請命的可敬人士們發出的。不管老百姓對新聞界亦同樣存在著的種種弊端如何憂怨久矣。
“權錢交易”一詞最先無可爭議地來自民間，其後逐漸訴諸文章，再其後才從我們的總書記口中向全黨談了出來，在今天成為一個公開的話題。否則它也只不過永遠是老百姓的憤言罷了。
老百姓的直覺是分明的——有人是極不愛傾聽關於腐敗的話題的，聽了是要不高興的，是要以為存心大煞改革的風景的。於是後來老百姓也不屑於議論了，表現出了極大的令人困惑的沉默。人們沉默地承受著。承受著物價近乎荒唐的上漲，承受著腐敗的得寸進尺、肆無忌憚。不就是要求老百姓一概地承受嗎？那就表現出一點心理承受能力給你們看。即使在今天，老百姓認為最沒勁的話題，也大概莫過於“腐敗”的話題了。老百姓內心裡的真實想法，似乎是打算伴隨著腐敗一齊往前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