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偶像的義務

1977年，羅曼·波蘭斯基因強奸了一個十三歲的女孩被指控。此後，美國司法機構對其進行了長期“關注”，而媒體卻打出了另一張牌：波蘭斯基拍了這麼多好電影，而事情也過去那麼久了，就放過他吧！然而，這要是換成路人甲、無名小卒，一個根本沒什麼名氣的人，情況會怎樣呢？媒體也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嗎？到時候，報紙上寫的恐怕就是“強姦沒有藉口”這樣的話了，犯了罪的人就必須接受法律的製裁。 兩位著名的比利時網球手——雅尼婭·維克梅耶爾和克薩維埃·馬麗斯——無視興奮劑檢測。在這之前，馬麗斯已經錯過一次檢測。結果，兩位選手均被判停賽一年。這下報紙上可炸開了鍋！他們怎麼敢譴責這兩個運動健將？如果犯錯的是住在某個街角的無名氏，會怎樣呢？報紙上還會說讓她們繼續參加比賽，規矩不應該定得那麼嚴嗎？

比利時標準列日甲級足球俱樂部的隊員阿謝爾·微瑟爾在一場比賽中，故意把波蘭隊員馬欣·瓦斯樂斯基的腿踢斷了，瓦斯樂斯基因此很長時間沒能上場比賽，好幾個月走起路來都一瘸一拐的，看上去一副再也不能正常走路的樣子。作為懲罰，微瑟爾僅被停賽十場，而且之後還被“減了刑”。報紙上寫的是：“他畢竟是國家隊一名重要的隊員，不能輕易命其出局。”如果犯規的是小村隊的小楊呢？他也能逃過懲罰嗎？ 故事的另一個主人公是路克·范思騰吉斯特。他是瑞克賽爾公司的老大和比利時公司協會的前主席，說白了，就是一個偉大的比利時企業家。就在福蒂斯銀行解體拍賣前，他被指控暗箱操作股票，結果蹲了大牢。報紙上沒有一篇文章為此感到羞辱、為范思騰吉斯特聲明，他的行為其實只是為了傳播一些股票信息，也沒人說不能把一個商業巨頭就這麼丟進監獄。相反，在眾多評論中你都能品到的調調是：“終於抓了條大魚，哈哈！”這跟之前的三個例子簡直是天壤之別。

這和進化心理學及行為生物學又有什麼關係呢？關係大了。以上例子中的電影及體育明星很快得到了輿論的寬容，而那個富商卻要被吊死，這可不是什麼巧合。這一切都印證了一個存在了幾十萬年的關係，即普通人群和強勢人群之間的關係。真是這樣的。 人類的強勢行為很大程度上都由進化決定，全世界各種文化都如此。我們根據強勢的功效來給彼此劃分等級。這些人比我高，那些人不如我。分級的基礎很廣泛，可以是身高、金錢、外貌、智商、知識、政治功效或文化表現等等，在這些領域總有人比自己優秀或不如自己。在我們祖先的群體中，就跟許多其他動物一樣，強勢等級一定發揮了強有力的控製作用。頭腦聰明、知識廣泛、經驗豐富的人可以為自己所在的群體做出許多貢獻，群體中的成員都將從中得益。擺平爭吵最簡單的辦法，可能就是把最強勢的那個人拉過來勸架了。而這人是個天生的領導者，很有權力。每個人對群體的領導都相當熟悉，就連他（她）的日常行為也很了解。

如今人類的社會太複雜了，這麼簡單的系統已經不夠用了。我們的群體不再只有幾十個人，況且，強勢存在的形式也多種多樣，知識豐富、頭腦聰明的人並不意味著在政治、體育或藝術界中擁有主導地位。不過“誰強勢，誰就有名”的原則仍然留在了我們的大腦中。結果，這條原則在同樣的大腦中顛了個個兒，誰有名，誰就強勢。那些原本對社會而言意義不大的人，則可能通過媒體出名，從而獲得較高的地位。他們可能有著漂亮的臉蛋，可能犯了罪，也可能在越野比賽中弄得滿身泥巴，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聽起來有些奇怪，不過，在我們的祖先那兒還是可以解釋的。誰從一個群體進入另一個群體（這樣的事肯定經常發生），馬上就能意識到新群體中誰擁有最主導的地位，就是那些最有名、人們談論最多的人。在如今的社會中，這條規律已經不再適用。一個越野賽選手可能經常出現在電視上，但要說他是領導，那還算不上。

另一個古老的心理學現像是，不管在什麼情況下，強勢的人通常都被視為範例。尼古拉斯·凱奇用的是哪種面霜？我也要。 U2的波諾呼籲大家為非洲捐錢？我也捐。對我們祖先來說，這是件好事。強勢的人一出手，事情肯定成功。他們能夠擁有強勢地位，應該歸功於自己做的那些好事。為了在群體裡得到更多機會，人們就要模仿那些強勢的成員。即使沒有好處，也不會有什麼壞處。 波蘭斯基、維克梅耶爾、馬麗斯、微瑟爾這些人，既通過自己的付出（為大眾帶來娛樂），也藉助在媒體露臉的機會，獲得了強勢的地位。我們崇拜他們，把他們視為楷模。他們吃什麼，他們去哪兒度假，領導人的選擇總是好的，至少不壞，所以可以贏得眾人的原諒。而那個商業巨頭呢？我們為什麼對他就那麼殘忍？雖然他既沒有強姦誰，也沒有踢斷誰的腿。因為他沒有為我們帶來娛樂，而是只忙著管理公司，為人們創造工作的機會。不過這些我們都沒看到——當然了，除非你是他的員工。他並不對我們的娛樂負責。他很富有，通過一種不可見的方法獲得了強勢。我們既沒看見他演電影，也沒看見他參加什麼比賽，不知道他是怎麼富起來的，這就導致了嫉妒。我們覺得微瑟爾的錢不是問題，因為我們欣賞到了他踢球的樣子（雖然他也踢別人的腿），所以他賺錢有理。范思騰吉斯特也很有錢，卻遭到了嫉妒。為什麼有錢的是他不是我？這麼個商人摔下馬，我們暗地裡其實都挺開心的。

電影導演、運動員、商人，這些人通過媒體不斷出現在我們面前，好像就坐在我們的客廳裡，跟我們私下認識似的。我們遙遠的祖先就算再敢想，也想不出報紙、電視、網絡這樣的東西。那時候能看到的東西就在眼前，觸手可及。如果波蘭斯基生活在那個年代，也就圍坐在火堆旁，直接跟大夥兒聊天了。坐在電視機前，我們的大腦仍然覺得情況如此，於是面對屏幕上的那些人，我們便表現出奇怪的行為：對有些人無比敬仰，而對有些人則幸災樂禍。這完全沒道理呀，您說得一點也沒錯，可我們古老的大腦還沒跟上這先進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