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12.3 超級傳播

我們日常使用的水電都是按使用量收費的。但計量本身並非一件顯而易見和輕而易舉的事情。托馬斯·愛迪生髮明的那些令人驚嘆不已的電器也要等到工廠和家庭都通電了才能派上用場。因此，愛迪生在事業的頂峰時期將注意力從電子器件設計轉向了電力傳輸網絡。一開始的時候，很多問題都沒有答案，像是如何發電（交流還是直流？） ，如何輸電，以及如何收費，等等。在收費上，愛迪生傾向於採用固定費用方式。這也是現在絕大多數信息提供商喜歡的方法。比如，不管讀多少，讀者都為一份報紙付同樣的價錢。有線電視、書或者計算機軟件都是如此。所有這些都按你能用到的全部內容收取固定費用。 於是，愛迪生在用電上推行固定費用——只要你通了電，就要交一筆固定費用，否則一分錢也不用交。在他看來，統計不同用電量的成本要高於用電量的不同所帶來的成本。不過，最大的障礙還是在於如何計量用電量。他在紐約的通用電氣照明公司在運行的頭六個月中向用戶收取的就是固定費用。但是，讓愛迪生懊惱的是，這種辦法在經濟上行不通。迫不得已，愛迪生想出了一個權宜之計。他的補救措施就是電錶。但是他的電錶既不穩定，也不實用。冬天會凍住，有時候還會往回走，用戶不會讀表（又不相信公司派來的讀表員）。直到市政電網投入使用十年後，才由另一位發明家搞出了一種可靠的電度表。今天，除了這種方式，我們幾乎不會考慮其他的買電方式了。

一百年後，信息產業仍然缺少信息計量表。喬治·吉爾德，一位高科技的嗆聲者，這麼表述這個問題：“你不想每次渴的時候都必須為整個水庫付錢，而是希望只為眼前這一杯水付錢。” 確實，既然你要的就只是一杯水（部分信息），為什麼要為整個海洋（所有信息）付錢呢？要是你有一個信息計量表，就完全沒理由這麼做。創業家彼得·斯普拉格認為他正好發明了這麼一個東西。 “我們可以用加密技術來強制信息計量。”他說。這個“信息龍頭”實際上是一個微型芯片，可以從一大堆加密數據中少量發放一點信息。斯普拉格發明了一個加密設備，對於裝有十萬頁法律文檔的只讀型光盤，不用整張賣2000美元，而是按每頁1美元的價格收費。這樣一來，用戶就只要為她使用的部分付賬，而且也只能使用她付過賬的那部分。

斯普拉格的辦法是讓每一頁文檔必須在解密後才能閱讀。用戶可以從目錄中選擇瀏覽的信息範圍。她花很少的錢就可以讀摘要或者綜述。然後她選擇想要的全文，由“分發器”解密。每解密一次就收一小筆錢（也許50美分）。費用由分發器裡面的計量芯片記錄，並從她的預付款裡扣除（這個預付款也是存在計量芯片裡的），就好像使用郵資咪錶分發郵政資費條並自動扣錢一樣。當存款用完後，她可以給服務中心打電話，服務中心發送一條加密信息，通過調製解調器傳送到她的計算機的計量芯片中，從而給她的帳戶充值。分發器上現在有300美元，這300美元在購買信息的時候，可以按頁算，按段落算，或者按一條條的股票價格算，這要看信息賣主把信息切分到什麼樣的精細程度了。

信息極其容易複製，而信息擁有者希望能夠將信息有選擇地斷開。斯普拉格的加密計量設備所做的，就是令這二者不相衝突。通過分塊計量信息，這個設備可以讓信息自由流動，而且無處不在——就好像城市水管裝置中的水一樣。計量讓信息成為水電一樣的公共供給。 密碼朋克們指出，這種做法並不能阻止黑客免費截取信息。用來為衛星電視節目收費的視頻加密系統在投入運行之後的幾個星期之內就被破解了。儘管製造商聲稱這個加密-計量芯片是無法破解的，但那些發大財的破解產業利用了加密代碼周邊的漏洞（這些破解產業建立在印第安保留地裡面——這事就說來話長了）。盜版者會先找到一個有效註冊的解碼器盒子——比如說，在酒店房間裡——然後把這個解碼器上的ID克隆到別的芯片上。客戶可以把他的解碼器寄到保留地“維修”，新的解碼器寄回來的時候就克隆了酒店解碼器盒子上的ID。電視節目所採用的廣播方式是無法察覺那些克隆出來的觀眾的。簡而言之，黑掉這個系統的方法不是解密，而是在密碼與其附屬的設備之間做了手腳。

沒有不可破解的系統。但是破解一個加密系統需要技能和精力。信息計量表雖然攔不住賊偷或者黑客，卻可以消除那些坐享其成以及人類天生的分享慾望的影響。視頻加密衛星電視系統消除了大規模的用戶盜版行為——這種盜版行為在有加密之前令衛星電視大為困擾，現在也仍然折磨著軟件和復印這兩個領域。加密技術將盜版行為變成一件繁瑣的事，不像以前那樣隨便一個傻子拿張空盤就能幹。衛星加密技術總體來說是有效的，因為加密永勝。 彼得·斯普拉格的密碼-計量表允許艾麗絲想複製多少加密的光盤都可以，反正她只需為她要使用的內容付費。從根本上來說，密碼-計量表把付費過程和復製過程分離了。 用加密技術強制實施信息計量的辦法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它並不限制信息的複制慾望。如果其他條件不變，那麼一小段信息會在可用的網絡中復制，直到充滿整個網絡。在活力的驅動下，每個事實都自然會盡可能多地擴散。事實越是能“適應”——越有趣或者越有用——傳播得就越廣。觀念或彌母（即文化基因）在人群中的傳播與基因在種群中的傳播非常相似。基因和“文化基因”都依賴於一個由複制機器組成的網絡——細胞、大腦或者電腦終端。這樣的網絡由一堆靈活地連接在一起的節點組成，每個節點都可以復制（或者完全相同或者有所變化）從另一個節點傳來的信息。蝴蝶種群和一批電子郵件信息有相同的訴求：要么複製、要么消亡。信息要的就是被複製。

我們的數字社會建造了一個由無數的個人傳真機、圖書館影印機和電腦硬盤組成的超級拷貝網絡；我們的信息社會也彷彿是一個巨大的聚合形態的複印機。但我們卻不讓這個超級機器去複制。令所有人感到驚奇的是，在一個角落產生的信息，可以很快地傳播到其他角落。我們之前的經濟體係是建立在物品的稀缺性上的，所以我們迄今為止都在通過控制每一個複制活動來對抗信息天生的擴散性。我們擁有一個巨大的並行複制機，卻試圖扼殺絕大多數複製行為。和其它清教徒政體下的情形相同，這行不通。信息要的就是被複製。 “讓信息自由流動！”蒂姆·梅大聲喊到。不過，這個“自由”，已經不是斯圖爾特·布蘭德那句經常被引用的格言“信息要免費”中的意思，而變成了某種更為微妙的含義：沒有枷鎖和束縛。信息想要的是自由地流動和復制。在一個由去中心化的節點組成的網絡世界中，成功屬於那些順應信息複製和流動主張的人。

斯普拉格的加密計量表利用了付費和復制的區別。 “計算一個軟件被調用的次數很容易，但是要統計它被複製過多少次就難了。”說這話的是軟件架構師布萊德·考克斯。他在一段發到網上的話中寫道： 軟件不同於有形物體的地方是從根本上無法監控其複制，但是卻能監控其使用。那麼，為什麼不圍繞著信息時代的物品和製造業時代的物品之間的差別來建設信息時代的市場經濟呢？如果收費機制是以監控計算機裡面軟件的使用為基礎的話，那麼賣主們就可以完全省去版權保護了。 考克斯是一個軟件開發人員，他的專長就是面向對象編程。而面向對象編程除了前面提到過的可以減少漏洞這一優點之外，與傳統的軟件相比還有另外兩個重大改進。首先，面向對象編程提供給用戶一種更靈活的、不同任務之間有更多協作的應用，這就好像是房子裡面的家具都是活的，而不是固定的。其次，面向對象編程可以讓開發人員重用軟件模塊，無論模塊是他自己寫的，還是從別人那裡買來的。要建一個數據庫，像考克斯這樣的面向對象設計師就會用到排序算法、字段管理、表格生成以及圖標處理等，然後把它們組裝到一起，而不是完全重寫。考克斯編寫了一套非常酷的對象，把它賣給了斯蒂夫·喬布斯，用在NeXT機上，但是，作為固定業務，銷售代碼模塊太慢了。這就好像是沿街叫賣打油詩一樣。要想收回編寫代碼的成本，如果直接賣代碼的話就找不到幾個買主，如果賣拷貝的話又太難監控。但如果用戶每激活一次代碼就能產生收入的話，代碼的作者就可以靠寫代碼謀生了。

在探討對象們“按使用”銷售的市場可能性的同時，考克斯發現了網絡化的信息的自然本質：讓拷貝流動起來，然後按照每一次使用收費。他說：“前提就是，複製保護對於像軟件這種無形的、容易複製的商品來說是完全錯誤的想法。因為你所想要達到的目標，就是要讓信息時代的物品不管通過什麼渠道都能自由地分發、自由地獲取。鼓勵人們積極地從網絡上下載軟件，拷給朋友們，或者用垃圾郵件發給根本不認識的人。從衛星上傳播我的軟件吧！拜託！” 考克斯還補充說（這是對彼得·斯普拉格的回應，但出人意料的，兩人並不熟悉對方的工作），“之所以可以如此慷慨大度，是因為這樣的軟件實際上是一種'計量件'，它上面彷彿係了線，可以讓銷售回款和軟件分發獨立進行。”

“這個辦法就稱為超級分發，”考克斯說，他用了日本研究人員稱呼類似方法的一個詞。他們設計那個方法用來追踪軟件在網絡中的流動。他接著說，“就像超導體，超級分發能讓信息自由流動，不再受複製保護或者盜版的阻礙。” 由音樂和廣播業界設計出來的這個模型成功地平衡了版權和使用權。音樂人不僅可以把作品按“拷貝”賣錢，還可以賣給電台按每次“使用”收錢。免費的音樂拷貝，從音樂人的經紀人手里以不受監控的洪水之勢流到電台。而電台則從中選擇，只為他們播放的音樂支付版稅，對播放情況進行統計的則是代表音樂人的兩個機構“美國作曲家、作家與出版商協會”（ASCAP）和廣播音樂公司（BMI）。 日本的計算機製造商聯合會日本電子工業發展協會（JEIDA）開發了一種芯片和協議，它們可以讓網上的每一台蘋果電腦自由且免費地複制軟件，同時計量出使用權利。按照協會負責人森亮一的說法，“每台電腦都可看成一個廣播電台，廣播的不是軟件本身，而是對軟件的使用，'聽眾'則只有一個。”在上千個可自由獲得的軟件中，蘋果電腦每'運行'一次某個軟件或者軟件片段，就激發一次版稅。商業電台和電視台為超級分發系統提供了“存在性證明”。該系統自由分發拷貝，電台和電視台只為它們使用的那些拷貝付錢。對於音樂人來說，如果電台製作了他們的音樂帶拷貝，分發給別的電台（“讓比特自由流動！”），他們會相當高興，因為這增加了電台使用他們音樂的機率。

日本電子工業發展協會所設想的未來是，軟件應該不受各種對軟件版權或者移動性的限製而在網絡中無阻礙地滲透。和考克斯、斯普拉格還有密碼朋克們一樣，他們期望通過公鑰加密，使得在向信用卡中心傳輸計量信息時，能夠保持信息的私密性不受篡改。彼得·斯普拉格明確表示，“對於知識產權來說，加密計量就相當於美國作曲家、作家與出版商協會。” 考克斯在互聯網上散發了一本關於超級分發的小冊子，其中恰到好處地總結了這些優點： 當前，軟件的易複製性是一種負擔，超級分發則讓它變成了一種資產；當前，軟件商必須花費重金讓用戶知曉自己的軟件，超級分發則將軟件扔進世界，自己給自己做廣告。 按次付費這個難題一直在糾纏著信息經濟。過去，很多公司嘗試按觀看或者使用次數銷售電影、數據庫或者音樂，都未能成功，付出了數十億美元的代價。這個問題仍然存在。問題是，人們不願意為他們還沒有看到的信息預先付錢，覺得這些信息未必對自己有用。同樣，人們也不願意在看完了這個東西之後付錢，因為這個時候往往直覺都會“應驗”：沒有這東西他們也能活下去。你能想像看完電影后被人要錢嗎？醫學知識是唯一一種在沒看到之前就收到錢的信息，因為購買者認為他沒有這種知識就活不下去了。

通常，可以通過試用來解決這個問題。勾魂奪魄的預告片就能說服人們看電影之前先花錢買票。軟件，可以藉朋友的試用；而書或者雜誌則可以在書店翻看。 另外一個辦法是降低准入價格。報紙就很便宜，所以我們是先買後看。信息計量真正富於創造性的是它為我們提供了兩個解決方案：一是記錄數據使用量（流量），二是降低信息流的價格。加密-計量的方法是把價格昂貴的大塊數據分成便宜的小塊數據。而人們對於這種少量低價的信息，已經做好了預先支付的準備，尤其是以看不見的方式從戶頭里扣除的時候。 加密-計量方法的精細粒度讓斯普拉格非常興奮。我請他舉例說明這種方法到底能夠達到多麼精細的程度，他立刻就說出一個，很明顯他已經對這事琢磨一會兒了：“比如說，你在科羅拉多州特柳賴德市自己的家中，想寫葷段子。假設你一天可以寫一個，我們可能會在世界上找到1萬個人願意每天付10美分來看你寫的段子。這樣一來，我們一年就可以收上365, 000美元，其中給你12萬，你這輩子就夠花了。”一個不值錢的段子，不管寫得多淫蕩多巧妙，除了網絡，你找不到其他任何市場出售，不值得一賣。也許整本書有可能——也就是把葷段子彙編成集。單獨一篇，不可能。但是在網絡市場，哪怕是一個段子——信息量也就跟一塊口香糖那麼多——也值得製作和銷售。 斯普拉格還列舉了其他一些可以在市場中以細顆粒度交易的例子。有些東西他現在就願意付錢購買：“我願意每個月出25美分購買布拉格的天氣情況；我願意購買我的股票價格更新信息，每支股票50美分；我願意每週花12美元購買股評；因為我經常被堵在芝加哥，所以我需要不斷更新的奧黑爾機場擁擠報告，每個月1美元；另外，我願意每天花5美分買《恐怖的哈加》漫畫的更新。”所有這些東西，現在的狀態是要么隨意亂發，要么就是合起來高價賣出。而斯普雷格提出的網絡中介市場，可以對這些數據“分類定價”，然後以合理的價格精選一小段發送到桌面終端或者掌上移動設備。加密技術會計量信息，防止你竊取那些在其它情況下（市場中）根本不值得保護或銷售的小片段數據。本質上，信息的海洋從你身邊流過，但你只為你那所飲的那一瓢付錢就好了。 此刻，這一特殊的信息隔離技術以價值95美元的電路板形式存在，它可以插到個人電腦上，連接到電話線。為了鼓勵像惠普這樣的大計算機製造商把此類硬件板裝到它流水線上的產品中，斯普拉格的公司WaveInc.把加密系統收入的百分之一提供給製造商。第一個市場是律師群體，“這是因為”，他說，“律師們通常每個月會在信息搜索上花費400美元。”斯普拉格的下一個動作，是要把加密-計量集成電路和調製解調器壓縮到一塊價值20美元的微型芯片上，可以裝到傳呼機、錄像機、電話、收音機以及其他任何一種能分發信息的東西上。通常，這一遠大理想可能被看作是過分樂觀的菜鳥發明家的白日夢。不過彼得·斯普雷格可是世界主要的半導體生產商之一——國家半導體的主席以及創始人。他在矽片行業裡的地位就如同亨利·福特在汽車行業中的地位。他可不是密碼朋克。如果說有人知道如何在針尖上發起革命性經濟的話，那這個人可能就是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