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縣體祿太低而權力過大，只是官員腐敗的原因之一。它既不是腐敗的全部原因，也不是腐敗的根本原因。為了弄清楚這一點，我們必須追踪州縣盤剝所得的去向。
去向也很簡單：一部分落人私囊，一部分孝敬上司。
首先我們必須清楚，包括"耗羨"在內的額外收入是只有州縣才有的，因為只有州縣才是直接與民眾打交道的"牧民之官"。也只有他們，才能在常規稅費之外加收加派。這就會造成極大的失衡，即級別最低的州縣的收入，竟大幅度地高於府道、撫督和中樞官員（京官）。這當然絕不可以，事實上州縣也不敢獨吞自肥。他們的這筆額外收入，是要拿出相當部分來孝敬上級的。問題在於要有一個名目，也要有一個規矩。沒有名目，便會有行賄嫌疑；沒有規矩，則無從把握分寸。好在遇到諸如此類的問題，帝國的官員們從來就不缺乏智慧，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案很快就在實踐中產生。它的名字，就叫"官場陋規"。
官場陋規又叫"規禮"，也就是照規矩要送的禮金。這些規禮包括臨時性的和常規性的兩種。常規性的大體上是冬夏各一次，分別叫"炭敬"（取暖費）和"冰敬"（降溫費）。再就是"三節"（春節、端午、中秋）、"兩壽"（領導和領導的太太過生日），要送"節禮"和"壽禮"。禮金的多寡，因地（窮縣富縣）因職（肥缺苦差）而異，但不送是不行的。
臨時性的禮金也有一定之規。比如上級來視察時要送"程儀"（即"路費") ；下級到上級衙門辦事要送"使費"和"部費"，其中送給地方政府的叫"使費"，送給中央部院的叫"部費"。此外，長官的門房那裡要送"門敬"，跟班那裡要送"跟敬"。如果是接到任命，進京陛辭，或原本在京待命，即將赴任，則離京之時須向有關官員送"別敬"。公元1845 年（清道光二十五年），一個名叫張集馨的地方官，從朔平知府調任陝西督糧道（主管西北地區軍糧的地方官）時，僅在北京的"別敬"就花了一萬七千兩銀子。上任後，僅送給巡撫的規禮，一年四季就共要五千二百兩；而這位陝西巡撫，便正是大名鼎鼎的林則徐（請參看張集馨《 道咸宦海見聞錄》 ）。實際上大約除海瑞和少數幾個人以外，幾乎沒有州縣不取"耗羨"，沒有督撫不收"陋規"，沒有京官不接受"孝敬"。能不在常規之外加碼，便是清官。所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即此之謂。這是連康熙這樣的皇帝也無可奈何的事情（唯雍正帝曾試圖革除，但至乾隆時即恢復）。正因為皇帝默認，百官奉行，誰也不當真把它看作腐敗，因此是一種不算腐敗的腐敗，我稱之為"非典型腐敗"。
在這裡，我們分明看到了帝國的尷尬與兩難。
眾所周知，康熙並不是糊塗皇帝，他難道不知道"耗羨"有問題？當然知道。為什麼不改呢？因為改不了。同樣，林則徐也不是貪官污吏，他難道不知道"陋規"是腐敗？當然知道。為什麼還要收呢？因為不能不收。其實，"陋規"二字早就一語道破天機，而且簡直就是傳神之至妙不可言——明知是腐敗（陋），卻又非做不可（規）。請大家想想，天底下還有比這更荒唐的嗎？
荒唐的根源不在別處，就在帝國製度本身。前已說過，帝國製度有三大特徵，即中央集權、倫理治國和官員代理，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央集權。這就決定了帝國的各級官員，只可能是皇權的代理人，不可能是民眾的代言人。而且，這種代理也只可能是自上而下層層遞減的。與民眾關係最為密切的州官縣官，離權力中心也最遠。但這絲毫也不意味著因為"天高皇帝遠"，他們就可以自行其是。因為在離他們並不太遠的地方，就有監臨的上司。這些上司的上面，又有上司。正是這些上司和上司的上司而不是民眾，決定著他們的前程。也就是說，一個官員要想青雲直上飛黃騰達，關鍵在於其上司的賞識和提攜。能被皇帝賞識提攜當然更好，但對於中低級官員來說，這種可能性極小。因此幾乎每個下級官員都懂得一個道理，就是必須和上級搞好關係，至少不能得罪他們。
問題在於，帝國官員之間的關係是極不平等的。上級輕而易舉地就能給下級帶來好處或造成傷害，下級卻很難利用手中的權力給上級帶來什麼實惠，除非他以盤剝百姓所得來孝敬上司。因此，儘管要孝敬上級就難免會傷害民眾，但是，在孝敬上級和保護民眾之間，許多官員都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前者。因為誰都計算得出，作為被帝國雇來放羊的臨時工，讓包工頭高興顯然比羊群的茁壯成長更重要。羊群長得再好再肥，也是農場主（皇帝）的，自己的實惠卻只能來自包工頭（上級）。何況帝國的羊兒是那樣眾多，拔幾根毛並無傷大雅。羊的任務原本就是生產羊毛，拔掉了還會再長。就算拔光了也不要緊，因為恢復羊群的健康已是下一任牧羊人的事情。
帝國當然不會想不到這一點，它的辦法是不斷派出諸如巡按、監察御史、欽差大臣之類的人物去檢查它的牧羊人。可惜，這種做法的效果十分可疑。且不說帝國是否有那麼多監察官員可派，就算有，這些監察官員也是可以用對付上級的辦法來搞定的。也就是說，地方官員只要像孝敬上級官員一樣，來孝敬監察官員就行了。問題是，孝敬上級官員的錢，是"計劃內"的；孝敬監察官員的錢，卻是"計劃外"的。這筆錢，不從天降，不由地生，只能在老百姓身上打主意。於是，帝國派出專員監察牧羊人的結果，是羊群又被多拔了一次毛。
荒唐的還不止於此。比方說，明清時代甚至有這樣的官場規矩：但凡欽差大臣到省，各府各州各縣無論是否涉案，都要參加集資，以供招待之需。集資的總數，往往多於招待的費用。比如清代道光年間，朝廷派大員到山西查案，太原府便以辦公費的名義向山西藩庫借銀招待，事後再向下屬攤派。每次借銀大約二萬兩，事後的攤派卻有三五萬之多（請參看張集馨《 道咸宦海見聞錄》 ）。結果，帝國的監察不但未能起到反腐倡廉的作用，反倒給朝廷大臣和地方官吏提供了一次聚斂錢財的機會，這可真讓人啼笑皆非。至於下屬府、道、州、縣交到省裡的攤派銀，當然不會出自官員私囊，而只能是盤剝民眾所得。
可見，州縣之所以要盤剝百姓，除了俸祿太低以外，還因為他要孝敬上級；而上級地方官之所以要接受下級的孝敬，則是因為他要籠絡京官、打發欽差，這是許多正派的地方官（如林則徐）也不得不收取陋規的重要原因之一。下級必須孝敬上級的原因很簡單，就因為上級是"牧官之官"。自己的烏紗帽甚至小命，都捏在上司的手裡。同樣，身為一二品大員的督撫之所以要籠絡京官，包括籠絡那些級別比自己低的京官和沒有級別的太監，則無非因為他們比自己更接近權力的中心。權力，是所有這一切的總指揮和總導演。
實際上所謂"官場陋規"，就完全是按照權力和權力關係來設計和實施的。只要存在著權力關係，就同時存在著陋規，而不拘對方是官是吏，是何級別。比如地方上到京城辦事用印，要送"印規"，這筆錢就是送給辦事員的。當然，辦事員也不敢私吞，也要按照一定之規分給上司和同僚。到上級領導那裡請示匯報工作，也要給門房和跟班送紅包。門房和跟班不是官，連吏都不是，是下人。但，宰相門前七品官。門房和跟班接近權力，也有一點小權（替你通報或不通報），因此也有一份陋規。即便同為上級官員，陋規銀兩的多少也只與權力關係成正比，而無關乎級別。比如陝西督糧道送給陝甘總督的陋規銀是一年三次，每次一千兩，共三千兩；送給陝西巡撫的卻是一年四次，每次一千三百兩，共五千二百兩。其原因，就在於陝西巡撫是頂頭上司，有"年終密考"權，對官員的前程關係重大。陝甘總督官階雖高，卻遠在蘭州，少有實際影響，故略有表示即可。
顯然，官場陋規這種"非典型腐敗"和"典型性腐敗"一樣，也是權力的贖買。它們都是某些掌權人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換取利益，或者不擁有某種權力的人用貨幣、實物或其他權力來換取這一權力的行為。不同之處僅僅在於，"典型性腐敗"的發生，往往因於某一特定目的，比如要謀差使，要拿批文，要洩露考題，要挪用公款，甚至要將罪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者要掩蓋真相，包庇真兇，因此其危害性比較明顯。事發以後，處分也重。 "非典型腐敗"卻不同。它並不要求接受賄賂的一方違法亂紀，甚至並不要求對方做什麼。即便要做，也不過例行公事，比如按批文撥款，或者按規定報銷。冰敬、炭敬、年禮、節規之類，則不過"正常"的人情往來，更非赤裸裸的權錢交易，因此並不視為腐敗。甚至就連款待賄賂欽差大臣這種明顯帶有說情性質的做法，也不視為腐敗。相反，如果有人不以為然，揭發批判，則會被看作咄咄怪事。比如前述山西省集資招待欽差一事被下屬某縣令揭發時，當時新任山西巡撫的第一反應便是：山西的吏風怎麼如此荒謬？
然而問題的嚴重性也正在這裡。一種腐敗成了規矩，或者到了人人都不視為腐敗，誰反對誰可笑的程度，就只能說明腐敗已成為帝國的風氣。
風氣的形成當然絕非一日之功，但罪魁禍首卻無疑是帝國製度本身。作為一種集權制度，帝國規定了資源和財富可以通過權力來剝奪和占有的基本原則。而且，可以通過權力來剝奪和占有的，不僅包括民眾的財產權，還包括他們的人身權。事實上，帝國也正是通過這種剝奪和占有來實施其統治的。比如查沒家產，或賞賜田畝；又比如加派差役，或減免賦稅。由於這種統治只能通過官員代理的方式來進行，於是，各級官員尤其是直接牧民的州官縣官，就變相地擁有了無法估算的資源和財富，帝國賦予他們的權力則變成了一種"無形資產"和"有價證券"。它是有價碼的，也是可贖買的，還是無虧損的。權力並不因為它的行使不再是權力。恰恰相反，權力如不行使才不是權力。這個道理，沒有一個官員不懂。
在此前提下，腐敗的產生也就不足為奇，甚至順理成章：一個東西，可以換錢，可以換很多錢，而且換了以後自己並沒有損耗，那麼，有誰能抵擋這樣的誘惑呢？同樣，一個東西，有了它，就什麼都能做，什麼都能得到，又有誰不垂涎呢？只要能買賣，自然有人願意掏錢。更何況，權力作為"無形資產"和"有價證券"，只有當它被人贖買以後，才當真是資源和財富。所以，在權力社會中，必然有人贖買權力，也必然有人出賣權力。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腐敗根本就是帝國與生俱來的東西，是帝國的胎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