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農曆七月底。這時節的北京還是很有些熱。
紫禁城裡，道光皇帝卻覺得有股帶著海腥味的寒流呼嘯著從遠方襲來，魯莽地排開緊閉的重重宮門，透過龍袍滲入骨髓。他不自覺打了個冷戰。
眼前，一份文書正以陌生的倨傲形式仰躺在龍案上：行文里昂然抬高兩格以表示至高無上的，除了“大清皇帝”這理所當然的唯一神聖稱號，竟還有那據說只是個二十來歲女人的不可思議的“大英君主”！順帶著，不知國土究竟在哪裡的“大英”也第一次與“大清”一樣享受了抬高一格的待遇——
這份文書上，大清帝國，竟然彎下了僵硬的腰，笨拙地與昔日不屑一顧的“外夷”平起平坐了！
更令人不敢相信的是，文書的內容竟然是小小的蠻夷氣勢洶洶地責令統領萬國的天朝賠款、割地、開放口岸通商！
六十歲的道光額頭青筋隱隱突起，兩手微微顫抖，猛地站起身。
他很想大發雷霆，想把這份狂妄的文書撕個粉碎，想把簽署這份文書的窩囊大臣抓來砍頭，想號令全國，集中大清所有的能量去海邊顯示天威——
但文書上字裡行間濃濃的硝煙味使得他頹然坐下，道光無力地閉上了眼。他感到了一種從沒有過的虛弱。幾年焦頭爛額的戰爭，早就使得他疲憊不堪了。
他現在只想大哭一場，他覺得很委屈：這麼些年兢兢業業節衣縮食，殫精竭慮，居然連個打上門來的小小英夷都治不了，還落了這麼個從列祖列宗起從未有過的屈辱文書——後人稱之為《南京條約》的《江寧條約》！
他突然記起了林則徐，當年自己怎麼就昏了頭，派他去和那些狡猾的蠻夷打交道呢？這個林則徐也當真可惡，平日里看起來穩重精幹，怎麼一到廣州就搞得如此不可收拾了呢？莽撞毛躁，輕開邊釁，今天這個局面姓林的逃不了乾系！說難聽點，就是禍首！
道光狠狠咬著牙，想起前幾日有人為林上奏求情，說他在發配路上治河有功，希望能折罪啟用。道光冷笑幾聲，命人再下一道旨令：
“林則徐於合龍後，著仍往伊犁！”
無處出氣的道光把火撒在了昔日寄予厚望的林則徐身上（當然，一個林則徐遠遠不夠承擔天子的震怒，緊急時刻一個接一個滿天飛的欽差，幾乎誰也逃不了嚴厲的懲罰），只是後人無從知道，當看到條約的那一刻，道光有沒有想起一個人，一個三年前就已經死去的、聲名狼藉的人。
許乃濟，一個小小的四品太常寺卿，用區區幾千字，引發了帝國兩年多的論戰，更是由此在歷史長河中刻下了自己那被大多數人鄙夷的名字。
相比歷代前任，道光實在運氣不好。執行守業安民的本職原就捉襟見肘顧此失彼了，還得額外對付一個陌生的對手——鴉片。這個猥猥瑣瑣地在天朝指縫間苟活多年的魔鬼，終於從一株不起眼的柔弱小花孳生成了遍地醜陋粗壯的藤蔓，無孔不入蜿蜒攀附，牢牢盤踞在中華大地上，狠狠攫噬著炎黃子孫的精血脂膏。
骯髒的黑煙隨著海浪一波波蔓延，終於到達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嚴嚴實實地籠罩了整個帝國；國庫中的白銀如洪流決堤一般噴湧而出，失血過多的朝廷開始頭暈目眩；當富庶的天朝變得隨處可見衣裳襤褸面黃肌瘦的煙鬼，甚至國家軍隊中也充斥著數不勝數的枯槁憔悴、弱不禁風的雙槍將……
天朝之主道光，自然是每晚輾轉反側滿身冷汗了。那些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子大臣，更是心急如焚地尋找著拯救天朝於滾滾黑煙中的濟世良方。
道光十六年（1836年）四月，苦思多年的許乃濟，終於呈上了那封著名的奏摺：《鴉片例禁愈嚴流弊愈大，亟請變通辦理折》。
奏摺裡，許乃濟指出朝廷的嚴厲禁煙沒有起到應有作用，反而“例禁愈嚴，流弊愈大”。為了抵抗鴉片外來，防止白銀外流，唯一的解決措施是弛禁——解除鴉片貿易的禁令，准予進口，按藥材納稅，使鴉片貿易合法化。他提出了具體建議：一，鴉片交易只准以貨易貨，不准用銀購買；二，吸食鴉片者只限於沒有公職的“遊惰”之輩，官員士子兵丁仍舊嚴禁；三，准許內地民人種植罌粟。
許乃濟認為，如依此實行，則“每年可省中原千餘萬金之偷漏”，且可使“夷人之利日減，迨至無利可牟，外洋之來者自不禁而絕”。
可以想像，被鴉片困擾得焦慮不安的道光見了這份奏摺時應該是眼前一亮的——他當即硃批：“所奏甚是！”同時馬上把這個奏摺轉到了鴉片走私的第一線：廣東。他想听聽與那種魔土打了多年交道的大臣們的意見。
據說當時的廣東大員對許奏是十分歡迎的，但沒等他們的附議傳回北京，許乃濟已經是四面楚歌狼狽不堪了。
許奏一出，天下正直之士怒髮衝冠拍案而起。以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朱樽、兵科給事中許球，及江南道監察御史袁玉麟為代表，向許乃濟發起了猛烈的攻擊：
你說以貨易貨，而我大清並無如此之多的茶葉生絲易換源源不絕的鴉片，最終還不是得用白銀嗎？
你主張禁止白銀出口，如能做到，為什麼不干脆堵截鴉片入口？
你既然不禁鴉片售賣，則不能禁人吸食；說是只禁官兵，你難道不知官兵皆從平民中來嗎？
最重要的，明知鴉片為毒人之物，卻聽其流行，堂堂天朝，哪來如此政體？你這不過是為了白銀嘛，咱華夏天朝，億萬斯年，何時只重銀子不顧黎民？
總之：“鴉片流毒，妨財害小，殘民害大。民者國之本，財者民所出——民貧尚可變，民弱不可救藥！”
最後，這些慷慨激昂的衛道士昂首挺胸，從根本上駁斥了許乃濟的觀點：什麼禁煙愈嚴流弊愈大，純屬胡說！ ——你說越禁賄賂越多，越禁官場越壞，越禁鴉片越烈，不過是綱紀問題罷了。我們就不信了：泱泱天朝，難道就選不出幾個清廉得力的干吏，就治不了這點點鴉片？ ！ ——你許乃濟居心何在？是不是與奸商勾結了，準備大發一筆鴉片財？
酣暢淋漓的奏摺把可憐的許乃濟圍攻得體無完膚。開始還心存僥倖的道光也是暗暗地出了身汗——他再窮，再想銀子，也不能不考慮馳禁背後的道德問題——這就是當時他沒有乾綱獨斷，而是把折子交大臣議論的原因吧。
對以儒家仁義忠孝為綱常基礎的中華歷代王朝，只要一舉起道德的旗號，與之對立的任何言論都立即變得蒼白可笑，甚至險惡卑鄙。風向立即360度旋轉，滿朝滿天下展開了對許氏觀點的批判，連讚成過許乃濟提議的廣東方面也回過身來，委婉地更正：“再努力嚴禁三年，到時再沒效果，考慮其他方法也為時不晚。”
接下來的兩年多，嚴禁論越喊越響，調子越唱越高，很多人甚至搥胸頓足歇斯底里地吶喊：誰再吸煙，抓了就殺！鄰里監督不嚴，也得連坐！
好了，不用嘗試別的路了。道光悄悄嘆了口氣，他很清楚自己和自己的天朝能做的只有什麼了。他揉著太陽穴，一遍遍地翻著臣工名錄和他們的奏摺。終於——就是他了——道光用手指輕輕地點著一個名字：
“傳旨，速召湖廣總督林則徐進京！”
當然，他沒忘了給義憤填膺的天下人一個公道：議論荒唐的許乃濟降為六品頂戴，同時責令致仕——回家躲著反省去吧！
第二年，1839年，許乃濟在惶恐中去世。
大清帝國的歷史沿著君臣共同選擇的軌道前進。
1839年1月8日清晨，北京安定門緩緩開啟，鼓樂聲裡，眾多官員、親友目送著一乘八人抬的大轎，在寒風中啟程南下。目的地是那詭異而遙遠的廣州。
轎夫們應該不很費力，身材不高的林大人實在不能算是很重的負擔。但假如他們能感受欽差大臣此刻的心情，將會立即覺得這乘轎子變得如泰山般的沉重。
轎子裡，林則徐滿臉的凝重：他知道，自己的肩頭，擔負著整個民族的命運。
一路上，他不時喃喃吟誦著春秋時鄭子產的兩句話：“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誰也不願意接受，但這是事實。從林則徐開始的努力，換得的卻是一份血淋淋冷冰冰的《南京條約》。
《南京條約》僅僅只是開始。之後應接不暇的恥辱，也許使道光和他的子孫早把許乃濟給拋在腦後了。
而幾十年後，第一批外交家，首任駐英公使郭嵩燾痛定思痛，回頭再看這段公案，卻不禁感慨地嘆息：“當年若能用許乃濟言，我大清也許不至於此……”
憑良心說，許乃濟上那份奏摺，需要比朱樽、許球、袁玉麟大得多的勇氣。他也是多年從官場裡熬上來的，深知這份有些離經叛道的折子將給他帶來什麼。一個完全可以悠遊事外的閒臣，冒著身敗名裂的危險上這麼一份折，應該只有一個解釋：他的責任心、他看到的事實逼著他這麼做。
他看到的現實是：對外堵不住、對內禁不了這樣令人絕望的局面。
禁煙，並不是從道光開始的。遠在雍正年間，朝廷便敏銳地感到了這種神秘黑土的威脅，發布了禁煙律令。乾隆、嘉慶更是一朝嚴過一朝，道光更是幾乎成了禁煙皇帝。然而一百多年的禁煙，效果如何呢？
雍正七年（1729），歲入鴉片200箱；
乾隆三十八年（1773），歲入鴉片1000箱；
……
到道光十四年（1834），這個數字到了21885箱！
不想對廣州伶仃洋上繁忙公開的鴉片走私活動做令人憤懣的描寫。只想說幾個事實。當時誰都知道這行情：一箱鴉片400元，其中150元是打點上岸的通行費；林則徐之前，廣州官員不收受鴉片銀子的幾乎一個也沒有，連日後因全力協助林則徐禁煙而成為民族英雄的鄧廷楨也不例外；林欽差禁煙的消息剛傳到澳門時，鴉片販子沒人驚慌，只是根據多年與大清官員打交道得出的“風聲越緊、胃口越大”的經驗，開了個會討論搞定林欽差“三十萬兩是不是夠了”……
朱樽他們說得很簡單，這不過是綱紀問題。沒錯，不過是綱紀，但只是廣州的官員貪得無厭嗎？誰不知道，萬里外，京中的大人們惡狼似的眼睛狠狠地盯著這項來得容易的銀子，一刻也捨不得離開呢？你廣州官員誰敢不乖乖孝敬一份？除非你不想呆下去了——朝里隨便給你下個絆子就足夠讓你掉了頂戴。
被鴉片染得漆黑的銀子，通過廣州官員四處編織的關係網，與鴉片的迷煙一道，迅速地流遍天朝的每個城市每個角落，甚至天子腳下。
其實煙毒發作前，大清帝國就已經被銀子的毒迷入膏肓了。只用說一件事。道光想扭轉風氣，厲行節約，帶頭穿補過的衣服，結果導致市面上有補丁的衣服貴過新的——大臣們為了討歡心誰都穿得破破爛爛的，使得金鑾殿有時簡直像丐幫總舵。一日，道光指著一位大臣的衣服問打這個補丁用了多少錢，得到回答後長嘆一口氣：“到底還是外面便宜啊——朕這個補丁，得花五兩銀子呢！”銀子的誘惑使得人不顧性命，連皇上身上都敢肆無忌憚地刮錢了。
如此形勢，誰有神通，能整頓被銀子腐蝕得腰酥骨軟的整個天朝的綱紀呢？
如此官場，再轟轟烈烈的禁煙，不過也只是為貪官污吏再立些名目巧取豪奪罷了。哦，不僅僅是貪官污吏，還包括所有靠鴉片銀子獲得或維持職位的官員。
還能寄希望他們禁人吸食嗎——那豈不是自絕財路？
什麼禮義廉恥、什麼清正廉明，什麼也敵不過白花花的銀子！何況幾句輕飄飄整頓綱紀的口號？ ——還不是越禁賄賂越多，越禁官場越壞，越禁鴉片越烈？
一位西方學者的記錄不得不使人懷疑林則徐的禁煙，撇開道德因素，對當時整個中國的實際效果究竟有沒有後世印像中那麼巨大：廣州嚴禁鴉片之時，“沿海各地非法運銷鴉片的船隻，大可以說，幾乎與此前任何時代一樣的多，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據說廣州之外，很多官吏甚至趁著嚴禁後鴉片價格下跌大肆收購販賣，利潤比平日翻上了幾番。
對現狀越是了解，便越是失去禁煙的信心。橫豎禁不了，為什麼不干脆正視現實，大大方方管起來，起碼可以有所控制呢？
二十多年後，一位一直冷峻地關注這種罪惡貿易的西方思想家，提到許乃濟時，稱這位小小的官員是“中國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
他就是馬克思。
馬克思稱許乃濟是當時“中國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應該是指他對當時清廷的腐敗現實看得比大多數人都清楚。而郭嵩燾的感慨，卻是痛惜道光君臣錯過了一次避免這場顏面掃地的戰爭的機會。或許還有不少人也會這樣想：是啊，當年若能用了許言，自己生產鴉片，外人無利可圖，自然無趣，灰溜溜回老家，哪裡來的糾纏、哪裡來的爭端？
而你看如今，當年多少有些遮遮掩掩的鴉片販子，乾脆大搖大擺地公然用軍艦運送鴉片了！大清上下，誰敢說個不字？
能說林則徐禁煙不力嗎？虎門銷菸時，不是連不信清政府會燒掉一斤鴉片而特地來參觀的幾個美國人都心服口服了嗎？回去更是在報紙上熱烈讚揚：“除此之外，我們還能找到更好的證據，證明異教的正義戰勝基督教的腐朽嗎？”
當然，如前文提到，林則徐的力量只能作用於天國的一隅——是這天下林則徐太少了嗎？多上幾個又會如何？
只要上天再賜予三五個林則徐，必然能夠把煙銷得更加干淨、更加痛快！
痛快自然痛快，代價呢？可憐只有一個林則徐，只在國門內銷了一回煙，便因此燃起了戰火，天朝立時由雲端直墜入泥淖，任人無情地踐踏！
然而，那時若是用了許言，果真會像郭嵩燾設想的那樣，有可能避免這場戰爭嗎？
這也只是個一廂情願的假設。
當世界發展到資本主義時代，精力旺盛滿地球發洩的大英帝國，絕不允許中國這麼大的市場高高空懸在天上。就算日不落帝國有朝一日夕陽西下，新起的強國，也一樣要把中國扯下來，狠狠從中國的口袋裡壓榨銀子。
商人能走多遠，就希望把買賣做到多遠。當終年在波濤裡飄泊的冒險家歷經千辛萬苦，終於踏上這個被馬可波羅形容為遍地黃金的國度時，他們的激動可想而知——感謝上帝，居然為我們留下了這麼一個廣闊無邊的發財寶地！聽聽他們打得震天響的如意算盤吧：
“如果四億中國人的襯衫下擺都加長一英寸，我們的工廠能忙上幾十年！”
“如果中國人每人用一頂睡帽，英格蘭的工廠就來不及生產了……”
更有人樂觀地估計，只要一部分中國人學會用刀叉吃飯，那麼他將賺……
還有人認為中國再獨特，音樂總無界限吧，於是天真地不遠萬里運去幾百架鋼琴……
我沒找到有關的記錄，以記載究竟有多少在生意場上滾打多年的西方商人在大清冷漠的國門前碰得頭破血流，但我懷疑由此破產自殺也應該很正常，因為長袍大褂留辮子的中國人似乎什麼也不需要——刀叉睡帽鋼琴什麼的統統都是廢物：我們有自己舒適的土布、靈活簡便的筷子，更有古韻悠揚的箏笛琵琶。
倒是遙遠的西方，越來越離不開這片古老土地上出產的叫“茶”的神奇葉子、還有那早已如雷貫耳的絲綢。於是尷尬的局面出現了：這些萬里迢迢拋家別子趕上門來的商人，居然是巴巴的給大清帝國送銀子來了！
1792年到1807年間，英國從中國進口貨值達2700多萬鎊，而輸入中國卻只有1600多萬鎊。英國的國庫覺得有些空蕩蕩了，不能老做虧本生意啊。
扭轉這局面的也是一種植物：罌粟。西洋商人終於找到了中國人最需要的東西：快樂。沒錯，是快樂。中國最缺少的就是快樂。尤其是在社會底層掙命的百姓，廉價的鴉片是他們所能消費的唯一快樂。昏暗的油燈下，用長長的竹管深吸一口，滿室雲霧頓時帶著人間的苦力登上了極樂的天堂。當然，鴉片不僅僅能夠忘憂，也一樣能為整日無聊透頂的士大夫營造美妙的仙境。
畢竟，與那些蒸蒸日上的新興帝國相比，老邁的中國太缺少安慰和刺激了。難道還不厭倦嗎：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一輪輪的循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天天的重複；讀不出頭的經史子集，親近不了的仁義道德，一輩輩改變不了的絕望！
於是這些貌不驚人的黑土，漸漸發揮出了可怕的威力：據估計，僅1800年到1838年，中國在鴉片走私上被掠走的銀元便有三到四億之巨！而鴉片貿易收入，一度佔了英國整個財政預算的十分之一。
英國已經越來越依賴這項來自東方的黑色財富，難以想像，有朝一日中國如果斷絕了這條源源輸送黑色血液的粗大毒脈，將會給英國帶來多大的困難。
酒足飯飽腰包豐盈，才會有彬彬有禮的紳士；餓極的漢子是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我們的祖先有句老話：“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對於靠商業為生的國家，你有這麼多的財富，不與我做生意，不讓我發財，便是罪過！有罪，便得懲罰！
英國人底氣十足，還因為他們早發現了所謂的天朝不過是只紙糊的巨大獅子。 1794年，當肩負與中華帝國商談互派使節、平等貿易的使命，卻被不由分說插上“朝貢”大旗的馬戛爾尼黯然回國時，在日記裡寫到：“中國軍隊似乎未必可用”；他的後任，駐華貿易首席監督律勞卑勳爵，在被清政府驅逐後致信外交大臣巴麥尊：“三四艘快速帆船和雙桅船，加上一些可靠的英國士兵，就可以取勝，容易程度甚至超過了對西印度洋群島中一個無名小島的佔領”；一位傳教士說：“英國一隻護衛艦就可以擊潰中國海軍的一千隻兵船”；更有人譏笑，與其說中國的槍砲是武器，更不如說是“煙花”……
夠了！巨大財富的所有者如果被人看穿其實孱弱無力的話，早晚要引來強者爭奪。這種爭奪發生於兩個國家之間，就是戰爭！
許乃濟提議的做法，也許能暫時緩和矛盾，延遲衝突，但絕不能避免這場注定的戰爭。最有力的證據就是當廣州禁煙的消息傳到倫敦時，在報紙上林則徐被描述成了一個“擁有幾千畝罌粟種植園”的大鴉片販子。因此很多人義正詞嚴地催促政府對中國動武以打擊這種不正當競爭。由此可以推測，如果清廷真按許乃濟的做法，這些“夷人”絕不會甘心因鴉片“之利日減，迨至無利可牟”，從而老老實實回家去“不禁而絕”。
鴉片只是藉口罷了。鴉片戰爭，其實應該稱為“貿易戰爭。”
其實早在乾隆年間，天朝傲慢地要求前來商談貿易的英國特使下跪時，戰爭的導火線便已經悄悄埋下。
或許還要更早些，得從天朝把開放貿易看成對蠻夷居高臨下的“恩賜”那天算起……
另找藉口需要時間，對於一個王朝，能暫時緩和矛盾就是有功。對於大清，許乃濟的做法是合理的，這的確可能延長這個政權的壽命。對於親歷屈辱的人民，如果自己的時代能躲過這場劫難，也一定會感到無比幸運。
但就算爭取到了時間，大清王朝會不會預見到未來的危機，從而奮起直追呢？一定不會。即使是遭受了多年的恥辱，可直到辛亥革命的槍聲響起，清政府也沒有真正看清世界大勢，一次次所謂的洋務運動、出洋考察、預備立憲等等，不過是被形勢推著不得不走的過場，不過是鬧了一個又一個的笑話。
失敗的不可避免，郭嵩燾到了英國後其實也終於看得清楚，那聲嘆息應該只是一時感傷，他做的是：把出使見聞寫成《使西紀程》，稱讚西洋政教制度，建議中國效仿。然而，當他把書寄回國後，卻被滿朝士大夫認為“勾結洋人”，要求將其撤職查辦，落了個被清廷申斥，書稿毀版的結局。
這片土地上，千百年來，歷代君臣努力的都是如何集權如何專制。寄希望於這天底下第一根深蒂固的封建王朝自廢武功掉轉方向走向民主，徹底改革政體，向世界潮流靠攏，難度絕對不亞於讓他自掘墳墓或是與虎謀皮。
反正早晚要來的，晚來不如早來。鴉片戰爭，在後人記敘中被說成一場不同世紀間的戰爭，確實讓我們傷痛。但，不同世紀的戰爭，畢竟好於不同千年的戰爭！越早在慘敗中發覺自己的落後，就越容易迎頭趕上；越早接觸海洋，就能越早讓祖祖輩輩在田野裡埋頭耕耘的農夫學會踏浪。
若是用許乃濟那種妥協退讓的辦法，一次次延後交鋒的來臨，拖得越久，敗得越慘。誇張一點，這樣的結果甚至有可能是，某某年，全球電視現場直播一場鬧劇般的戰爭：一支用衛星定位系統、紅外線瞄準器裝備的部隊，只用幾千人，三下五除二便解決了幾百萬仍舊垂著油膩膩大辮子的大清軍隊！ ——如果沒人打擾，被時間遺忘的天朝也許會自得其樂地永遠沉睡下去。
十九世紀，無論英國法國，還是美國俄羅斯，誰也沒有足夠國力吞併一千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他們能做的，只是盡可能的訛詐和掠奪。可誰能保證，到了二十、二十一世紀，偌大地球還是沒有一個國家消化得了這個極度虛弱的垂死大國呢？ ——即便是當時，列強不也是一日日地把瓜分中國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嗎？
更何況，延後戰爭的代價是整個民族在鴉片懷抱裡的進一步沉淪！ “民貧尚可變，民弱不可救藥！”朱樽許球雖然對朝廷的形勢看得太樂觀，但這些話卻絕對是真理。自行放縱下去，也許沒等戰爭的序幕揭開，耗盡元氣枯瘦如柴的中華民族就已經自絕於世界民族之林了。
對於清朝，許乃濟是忠臣；對於中華民族，許乃濟卻是逆流！儘管他是好心為帝國尋找出路，儘管他看到了帝國的真相——但他不會理解，大清帝國不等於中華民族，不可救藥的只是一個王朝而不是整個民族。
面對落後，中華民族需要不是麻木，不是敷衍，而是劇痛。只有劇痛，才能驚醒千年的迷夢，才能在恥辱中看清：天朝，其實不在天上；大地，並不是方的；而中國，更不在世界的中央！
林則徐在虎門，代表中華民族，以一種尊嚴而又悲壯的方式，撕破了與世界之間隔著的最後一簾厚布。從此，回歸地球的天朝將在痛苦中尋找自己的座標。
直到被刺痛的東方睡獅，徹底醒來。
不堪回首也得回首。
1840年7月，伯麥準將率領的、為中國對英國商人的“侵害行為”尋求“賠償”的大英艦隊到達了浙江定海海面。
4日晚，狂妄的英國人邀請對手，定海知縣姚懷祥來到了裝有七十四門大砲的主力艦“威里士厘號”上。
他們想最簡單最人道地攻克定海。他們認為，只要讓對手見到自己的實力，就會瓦解用弓箭長矛大刀片火繩槍武裝的守軍鬥志，從而達到像中國古老的兵法說的那樣：“不戰而屈人之兵。”
當翻譯不厭其煩地一一介紹軍艦上各式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武器後，姚知縣滿頭大汗臉色慘白。
然而在伯麥得意地捋著油亮的一字胡要求他放棄無謂的抵抗時，姚懷祥，這位兩日後守城力竭自盡殉職的官員正正衣冠，挺起胸膛，一字字緩緩地回答：
“是的，我承認我們的抵抗無效。但，我們仍然必須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