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一月，孝文帝拓跋宏暫停南伐，回到都城洛陽。
儀仗行過鬧市，鼓樂喧天。百姓們停下了手頭的活計跪在路邊恭迎著他們的君主。
回師途中，拓跋宏曾得了一場大病，現在仍然很是虛弱，但他還是強打起精神，在御輦中透過薄紗微笑著巡視他的子民。突然，他的眉頭慢慢皺起，臉色越來越沉。等到入了宮，他的臉已經像塊冰冷的青石。
“傳任城王！”還沒坐定，他立即下令。
“營國之本，禮教為先。朕離京以來，都城的舊俗可有些改變？”他狠狠盯著伏在地上的任城王——這個出征前被他任命為都城全權留守，穩重精幹的宗室領袖。
“聖上教化日新。”任城王見問，心中惶恐，小心翼翼地低聲答道。
“是嗎？”拓跋宏冷笑一聲，額頭的青筋隱隱暴起，咬著牙擠出一句話：
“剛才回城，朕看街上很多婦人穿著夾領小袖的鮮卑服——這就是你指的日新嗎？”
暴風雨終於發作了，拓跋宏毫不留情地把留守眾臣罵了個狗血噴頭。最後，他吩咐史官：“把今天這事給朕記了下來，讓後人永遠記住！”
文武百官一聲也不敢吭，只是脫了帽子拼命叩頭。他們完全理解主上的雷霆震怒：主上說的改變舊俗，其實就是漢化——固執的主上向來把徹底的漢化當成一生最重要的事業，誰敢阻攔，就得遭到最無情的懲罰。他的親生兒子，前太子恂，不就是在三年前因違抗父親的漢化政策送了命嗎？可憐他才十五歲呢。
看到自己離開沒幾天，百姓們就又穿回三令五申禁止的胡服，作為以教化為首要任務的留守官員，只挨一頓罵應該是謝天謝地了。
不僅僅是禁穿被稱為“胡服”的鮮卑衣，還要禁說鮮卑話，甚至把祖上傳下來用了不知多少代的姓氏也改成了漢姓——孝文帝帶頭把自己的姓“拓跋”改成了“元”。這遠遠不夠，他還命令臣民讀漢書，學禮儀，背儒典，最讓人不敢相信的是，他居然把無上神聖的祭祀儀式也改頭換面，用了漢族那套，築圓丘祭天，掘方池祭地，棄本族天神不顧而祭起什麼昊天上帝來。
孝文帝是極為堅毅的，他完全不理會有多少人的反對；他更是強大的，按著自己的規劃，幾乎是獨自一人，一步步把鮮卑這個來自遙遠北方、茫茫草原，桀驁不馴的民族引到源遠流長的華夏文明軌道上來。
當時很少有人能理解拓跋宏——哦，應該尊重他，按他的意願稱“元宏”——連後人也感嘆：“舉措奇特，為中外歷史所罕見”（黃仁宇語）。
但後來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元宏選擇的是一條先進的路——他的眼光實在是看得比死死不肯換下胡服的那些臣下遠得多了。
說我國地大物博絕沒有一點誇張。如果想長久地統治這片廣袤的大地，必須得有一套劃分等級、維持秩序的思想。這是每個王朝行使政權的理論基礎，否則只憑強權，再無敵的軍隊也無法阻止天下的分崩離析——
強大的匈奴用武力征服西域那麼多年，可西域從來沒有因此形成一個龐大的統一國家。
無力創造更合理、更先進的理論時，用固有的、較為先進的思想體係作為政策的基礎，是異族面對新天地無奈而明智的選擇——這也就是元宏漢化的本質。儒家思想，當仁不讓地以其廣闊博大而又牢固完整的體系遠遠凌駕於百家學說之上，自漢武帝后就已經是每一位雄主的首選。從那以後，外來民族入主中原後的漢化，幾乎也就成了儒家化的代名詞。入鄉隨俗努力儒化的遼、金、清等王朝較為長久、較為成功的統治，和頑固抵制漢化的元朝短命政權，就是漢化效果正反兩面的例子。
在我國漫長的封建時代，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間的鬥爭，結果必然是游牧民族被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的農耕民族所同化，這是前人反复闡明了的。
當北魏朝野用豐盛的羊肉酪漿，在羯鼓琵琶迅疾的節奏裡滿足地慶祝一統北土半分天下的煌煌偉績時，元宏獨坐深宮，微微皺著眉頭，輕輕咂了一口手中那杯南方士人大夫簡直不可一日缺少的，叫“茶”的苦澀的液體，同時恭恭敬敬地翻開了南方人奉若神明的儒典經書。他有些生澀地在一行行方塊字間遊走，如飢似渴地尋找著下一步的啟示。
元宏的目光，已經越過了滾滾長江，投射到了煙雨蒼茫的南方大地。
他怕他的王朝像匈奴、以及其他那些游牧民族建立的國家那樣，只是像一陣狂風刮過遼闊的北方，揚起滿天黃沙後便煙消雲散。
他日夜企盼著能有一天，“魏”字大纛能飄揚在日月照耀下的每一寸土地上。
他力排眾議的漢化，正是為了那一天做著準備。
可是，元宏以三十三歲壯年病逝後，僅歷二世，三十來年，北魏就在內外交困中悲慘地解體了。宗室幾乎被殺戮殆盡，族人淪為他人之奴……
漢化不久的北魏無可奈何地在歷史上圈下了一個血淋淋的句號。
是腐敗嗎？
的確，北魏王朝一日日走向窮奢極欲。有人連馬槽也要用純銀的；帳篷早就不知丟到什麼地方去了；現在，他們的園宅“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台芳榭，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園而有”（《洛陽伽藍記》），使見多識廣的南朝豪貴看了都瞠目結舌；王室代表，河間王元琛，有一大遺憾：恨不能與當年晉朝首富石崇比比誰更闊氣。
像任何一個王朝一樣，腐敗當然是北魏覆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但是，元宏的漢化在其中有沒有責任呢？
且不說漢化在北魏不肖王孫的墮落過程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漢家的享受可真是遠遠超過了這個曾經淳樸的北方游牧民族呢。事實上，每個強行闖入漢家天地的民族，都有劉姥姥進大觀園的惶恐和自慚形穢。直到如今，中國的飲食文化還是世界第一，中國餐館更是遍布了地球的每個角落。
元宏視為綸音聖語的儒家理論，在其中又起了什麼作用呢？
“仁”是儒家的核心。和平博愛的大同世界是儒家最終的理想。他們世世代代有個美好的夢：用君子善良的德行感化所有的人，就像一陣風輕輕吹過，把雜亂的野草梳得整整齊齊，如此不用打打殺殺就能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條（“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把自己國家治好了，四方自然就會翕然歸化（“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孟子》）。
儘管必要時也不得不弔民伐罪，但儒家畢竟最反感戰爭。衛靈公曾向孔子請教軍事上的學問，孔子一口咬定實在沒學過軍旅之事。於是賓主不歡，第二天就離開了衛國。
儒家各位大師窮一生之力孜孜以求的終極目標：致中和，就是希望能使蒼生、使天下，達到一個和諧平穩的美好境界。
然而和諧的取得常常不是強化弱的一面，而是削弱強的那方。
“過猶不及”、“中庸”、“質勝文則野”、“好勇疾貧，亂也”、“勝殘去殺”……儒家先賢們不厭其煩地在各個場合，一次次教訓著、提醒著平衡和克制的必要，一次次警告著失去約束的力量肆意放任將會是多麼危險——而且這種力量越是強大就越是可怕。
這種觀念在我們的國粹中醫上有微妙的反映：對於過剩的精力或者過強的身體機能，他們都視之為病症，用了一個不祥的字來形容：“亢”。要想健康，一定得想法子，用“鎮”、“平”、“滋”等手段，使之降至正常，歸於協調。
這套理論雖然看起來十分迂闊，但潛移默化的力量是巨大的。不管你曾經是多麼野蠻的民族，只要開始把儒家思想作為統治的理論基礎，無論真心也好，借用也好，天長日久，漸漸就會不知不覺受其影響。
仁義和中庸的儒家思想就像一張柔軟而堅韌的砂紙，輕輕地、溫柔地、慢慢地，磨鈍了你的尖刺，磨平了你的鋒刃，磨滑了你的毛糙。
也許哪天早上起來，出現在鏡子裡的已不再是那位筋肉暴起滿面虯髯、一身腥羶的粗豪大漢，而是一位峨冠博帶大袖飄飄、低眉順眼文質彬彬的白淨書生。
放馬南山鑄劍為犁，一代代和平的夢裡，一位位武士卸下了鐵甲。當年彎弓射雕的豪邁，變成了酒席間的遊戲：“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看啊，他們即使是爭鬥也是那麼的溫文爾雅。
孔子肯定沒想到，如此發展下去，兩千多年後，以身處禮儀之邦而沾沾自喜的君子們會為辭上座、後進門之類瑣碎的所謂禮節展開一場場滑稽的爭鬥。但儘管如此迂腐可笑，荒唐背後蘊藏的謙讓，卻也的確讓人看到了實現終極和平的“大同世界”的可能。我崇敬創建了這套思想的孔子等大師，他們確實是聖人——他們指的方向，正是人類不懈追求的和平之路。
他們代表著文明，代表著希望。
儘管他們的目標高高掛在天上。
就在這濃濃的儒學氛圍裡，北魏王朝從馬背上翻身下來，如沉醉於熏風那樣，從心底慢慢褪去野性，慢慢消磨桀驁，慢慢滋生溫柔。
一雙雙彎弓握劍的毛茸茸的大手漸漸低垂，皸裂而寬大的手掌漸漸脫去老繭，漸漸白嫩光滑，小指不知不覺挑起……昔日讓敵人聞風喪膽的北魏軍團，翱翔在北方的無敵雄鷹，就這麼在儒學的熏陶下變得溫和慵懶，骨軟筋柔。
當然不可避免的，在肉體和精神上都變得軟弱！
而背後，正像開疆拓土時的北魏那麼矯健的柔然、突厥，血紅的瞳子死死地盯牢了這片變得溫情脈脈的大地。他們才不念叨什麼仁義道德呢，只是一下又一下用力地磨礪著刀箭，在大漠、在草原無日無夜地操練著武功。剛飲過馬血的嘴角對著北魏巍峨的宮闕流露出譏諷而殘酷的冷笑。
甚至輪不到他們發難：即使是北魏內部，那些在漢化中遭受冷遇，見到方塊字就咬牙切齒的武將早就不耐煩了，日日夜夜地在陰森森的密室裡用鮮卑語重新召喚著野性。
就算是同樣的健壯，同樣的敏捷，同樣的訓練有素，交戰雙方中如果有誰對人生、對文化、對命運有了感悟，並常常為此深思，那他必定會敗給全部精力集中於武器和目標的對手——
他的動作將會因為他的思想而遲緩沉重，他的鋒刃也會為此而游離鈍軟。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期裡，儒學可以說是四海一家時創建太平盛世的綱領，是削平天下後王朝長治久安的維繫。
但在兵連禍結的亂世，在慘烈的廝殺爭奪中，卻簡直無異於一劑藥效強大的麻醉劑。
元宏最大的錯誤就是他看得太遠了：他在天下未定，最需武力的時候用漢家的儒學削弱了自己原本強壯的身體——他的漢化實在是太早了、太急了一些。
就像一隻急劇生長的龍蝦，再需要換殼，也先得戰勝身邊的敵人，掃清四周之後。否則為了那個更舒展更寬裕、可以進一步壯大的新殼，而早早在危機四伏的戰場上蛻下舊殼，露出毫無抵抗能力的誘人嫩肉，結果必定是成為仍舊披著堅硬老殼的對手的一頓美餐。
何況元宏的族人也太不理解他們主上的良苦用心了，他們實在無法跟上元宏的思路和步伐。因此這個危險的換殼過程不得不進行得分外的漫長、艱苦，成果也不得不更加的醜陋，乃至畸形。
但總得有人走這第一步，做這第一個犧牲。
元宏之後，漢化，明里暗裡繼續進行。加入的民族越來越多，等到基本上把整個戰場的鬥士都引向了璀璨的華夏文明，等到大家的野性一起慢慢弱化、慢慢消失，儒學的作用這才漸漸凸顯……
亂世最需要的首先是武力，這道理其實很早就有人明白。
戰國時趙武靈王就是其中最成功的代表。
他走的正好是和元宏相反的路：也是頂著舉國反對的壓力，他命令臣民脫下象徵華夏文明的上衣下裳，換上小袖短衣，紮緊腰帶，下了戰車，拿上弓箭踩著皮靴跨上駿馬，用當時被所有人認為落後可笑的胡服訓練出一支強悍的騎兵。成果是小小趙國的戰鬥力從此在眾國中數一數二。如果不是後來君王昏庸，用了只會紙上談兵的趙括，以至長平慘敗元氣大傷，秦國的統一進程還得大大延長。
孝文帝、趙武靈王，這兩個諡號真正是貼切極了：一文一武，兩個字輕輕涵蓋了兩位雄君的一生的探求。
在西方，對於文明與武力在統治中作用的孰輕孰重，也是一代代哲人苦苦思索的一大命題。
早在古希臘，斯巴達和雅典就進行了多年的實踐嘗試。
斯巴達走的是偏武的路子，孩子七歲就得進入軍營，光頭赤腳，布衣草蓆，嚴格軍事訓練，定期鞭抽棒打以練耐受力，直到60歲。他們十分排斥文藝，只要求人們能讀會寫，討厭誇誇其談。而雅典卻盛行文學哲學，人人言辭華麗，談吐侃侃，出了大量的詩人、哲學家，創造了輝煌的文明。
當他們的軌道不可避免地碰撞時，文輸給了武：伯羅奔尼撒戰爭打了幾十年，最終在公元前404年以雅典的投降拉下了幃幕。
但偏文或是偏武都不是最後的勝利者，有人說他們是兩敗俱傷：
也是僅僅過了幾十年，一支迅速崛起的軍隊，馬其頓，征服了整個希臘。
造化總是無情的，它總在蠻荒源源不斷地創造著一批批新的可怕力量。
那些新力量的代表們，所有的智慧都在血與火中，直接、乾脆。他們用獸皮包裹著如銅塊般撞擊的肌肉，腰間繫著戰敗者滴血的人頭，從荒寒蒼涼的遠方吶喊著咆哮著，揮舞著冰冷鋒利的大刀，向經過無數代先行者含辛茹苦建設起來的文明世界馳騁而來。
也許，他們在征服了先進卻柔弱的文明後也將被這文明同化，但血跡未乾，更遠的遠方，一支鳴鏑嘶叫著破空而來，又響起了驚心動魄的馬蹄聲……
文明就像一朵朵嬌嫩而又鮮豔的小花，在屍橫遍野的戰場上艱難而頑強地開放著，吸引著一撥又一撥剽悍的武士爭奪，同時也不知不覺吸引著他們下馬……
往事越千年。
當世界發展到計算機時代，也許，像有些人說的，已經看到了真正的全球和平希望。還有人說，現代即使是戰爭，也不過是幾個高級頭腦坐在電腦邊，手指間的較量。似乎近身搏殺、刀光劍影即將永遠地離我們而去。
似乎從此我們可以不顧忌來自背後，來自落後的威脅，可以像孝文帝那樣，在先進的文明中追尋著和平、穩定、富足之路了。
發生在上個世紀的那場把整個星球蹂躪得遍體鱗傷的浩劫提醒我們，相對於經過數百萬年才由猿進化到人的歷程，有些人野蠻、貪婪、殘忍的本性，在有記載的幾千年曆史間，進化的痕跡簡直是微乎其微的。何況短短六七十年，歷史長河中更只是彈指一揮間。
科學的發達，也許能使肉體上的強悍變得缺少意義，但內心嗜血的本性仍舊日夜折磨著他們看起來也已經是衣冠楚楚的身軀。
每到月圓，無論身處何時何處，只要是狼，便抑止不了聲嘶力竭地仰天嗥叫。
文明仍舊時時受到威脅。
在努力營造美好高尚的未來時，我們決不能忘了來自黑暗的邪惡勢力：它們永遠在蠢蠢欲動，窺伺著文明世界的可乘之機。
所以我們，被幾千年儒學浸泡得禮讓溫馴的、用圓滑的太極代表尚武精神的我們，更不能在文明中酥軟沉醉。
精神上的軟弱比身體上的軟弱更可怕。
9.11之後，周華健為這幕當代人間慘劇作了一首歌，《忘憂草》，開頭就是：“讓軟弱的我們懂得殘忍，狠狠面對人生每次寒冷。”
為了消滅殘忍，我們不能忘記殘忍；為了抵抗野蠻，我們得溫習野蠻。
在正義的心裡，我們得留一塊蒼茫的牧場，以放養驍騰的戰馬；得留一座熊熊的熔爐，來鑄造雪亮的刀槍。
向和平前進的征途上，努力擴大文明圈的過程中，我們得經常回頭巡視文明的光芒所照耀不到的黑暗角落——
以守護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