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董仲舒誕生在趙國廣川縣一個名叫董家莊（今河北省景縣河渠鄉大董故莊村）的普通村子。有關他的家世，史書未見記載。但從他小時候就接受啟蒙教育這一點來看，當是出生在一個家境比較富裕的莊戶人家。董家莊沒有學堂，小孩讀書，得走上十多里路程，到鄰近的十里長村去就學。十里長村有一個源自官宦人家、推崇儒家禮義的蘇氏大家族，因此，學堂所教，不外乎也就是儒家的那一套學說。兒時的啟蒙教育就這樣決定、影響了董仲舒一輩子的人生道路。此後的學習、研究與發展，也只能沿著早年的儒學一脈深掘精進。
學業稍有所成，董仲舒做過一番繼續向外發展的努力，但都沒有取得重大成功。於是，他就回到故鄉，當一名“傳道、授業、解惑”的民間教師。
在教學的同時，他一直都在潛心研究《春秋》，尋求該書的微言大義。
春秋時期，各個封國都有編訂史書的傳統，《春秋》，本是一部記載魯國歷史的史書，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部編年史。然而，經過孔子對它的一番刻意修訂與整理之後，《春秋》頓時身價倍增，由一部普通的歷史書籍變成了一部著名的儒家經典——融褒貶於其中，以儒家思想為宗綱的政治哲學典籍。 《春秋》經文不長，只有一萬六千多字，語言簡練而意義朦朧，後人爭相為之註解，流傳且有名的主要有《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及《春秋梁傳》。這三傳分別闡述了作者不同的思想，它們各自成家，在歷史上成為三門獨立的學問。
《左傳》是《春秋》的第一個註釋文本，出自與孔子同時代的左丘明之手，《春秋》只簡單地記載史實，而《左傳》則繪聲繪色地敘述了事件的具體過程，它以事實解釋《春秋》，是一部政治史書；《春秋公羊傳》與《春秋梁傳》皆得孔子正傳，孔子將《春秋》的政治思想口授給弟子子夏，子夏又分別授予弟子公羊高與梁赤，這一口授心印的傳承經過公羊高與梁赤的發揮，終至形成了兩種獨特的《春秋》學理論體系——《公羊傳》與《梁傳》，它們於漢代才形成文本，但《梁傳》比《公羊傳》還要稍晚一些。兩書體例同一，很少敘述史實，都是根據自己的理解與想像發揮、註說《春秋》大義，其差異主要在於解釋《春秋》的思想觀念各各有別。
董仲舒早年曾到齊地求學，拜在公羊氏的門下，在公羊學館滯留了很長一段時間，深得公羊學之真傳。此後，董仲舒便將春秋公羊學作為自己終生不渝的主要研究目標。他的所有著述，其引文大都來自《春秋公羊傳》。
董仲舒為探究《春秋》奧義，幾乎達到瞭如痴如狂的地步。據《御覽》八百四十引《鄒子》所載：“董仲舒三年不窺園，嘗乘馬不覺牝牡，志在經傳也。”研究一深入，他書也顧不上教了，將自己關在屋內不分白天黑夜、廢寢忘食地旁徵博引、苦思冥想，三年時間，連到自家菜田邊散步行走都不曾有過；騎馬時也沒想到要去分辨胯下所乘為雄為雌，一門心思所繫，全在“經傳”二字。上述文字雖然有點誇張，但多少反映了董仲舒那種鍥而不捨、刻苦認真的鑽研勁頭。不僅如此，他還以儒家思想嚴格規範自己的行為，一言一行，都染上了儒家的色彩，打上了儒學的烙印，具有了儒者的風範，乃至“進退容止，非禮不行”。
以董仲舒這種拼命的刻苦精神及他那與生俱來的聰明穎悟，可以想見的是，他在研究春秋公羊學方面肯定會取得超越他人的突出成績。因此，在四十多歲時，他就被景帝拜為春秋公羊學博士，當時同拜這一官職只有兩人，另一位是年事高邁的公羊學研究專家胡毋生。古代的博士並非現代的學位名稱，而是學官名。秦朝時，只要通達某一領域的理論學說，都會授予博士官職，充當君王的參謀顧問，制定政策法令。由此看來，博士官不過是君王手中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一個工具而已，也就是後世所謂的御用文人。而專為春秋公羊學設立博士位，這在中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董仲舒被當朝皇帝授予博士，自然是春風得意、喜不待言，這可是自己長年努力的一種報償，是學術成果得到社會承認的一種標誌呵！然而，景帝時的博士官大多不過是一個空空的頭銜，他們只能“具官待進”，等候皇帝的任用。於是，董仲舒與胡毋生一同待在京城，一天到晚眼巴巴地盼望著景帝的招用。他們在一起住了好長一段時間，也沒有傳來皇帝那擲地有聲的神聖御旨。景帝只重黃老之學，其他學科的博士只是噹噹“擺設”，做出一種重用天下知識分子的姿態而已，根本不會受到朝廷的真正任用。
胡毋生早已等不及了，就對董仲舒說：“與其這樣等著幹耗，還不如回家找點事做呢。”於是，跟董仲舒道過一聲別，就匆匆離京返鄉走了。董仲舒又在京城待了一陣，實在看不到什麼希望的曙光，只得無可奈何地清點行裝打道回府，準備重操舊業。
董仲舒一腳踏上故鄉的土地，便與京城的冷落形成鮮明的對比。現在，他可是受到皇帝欽點的博士，在普通人眼裡，博士就是學問與權威的象徵。聽說他要正式收徒講學，前來報名、求教的年輕人絡繹不絕。他再也不像過去那樣零碎而膚淺地講說儒家學說，而是系統地向學生們傳授春秋經傳理論。學生一多，教室坐不下，有時不得不改在露天廣場授課。董仲舒傳授儒家經學，其規模與成就雖不如孔夫子弟子三千、賢者七十有二，但也培養了不少在中國歷史具有一定影響的優秀人物。據《史記·儒林列傳》所記：“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就連《史記》作者太史令司馬遷本人，也曾拜在董子門下求學。
董仲舒除在家鄉授徒教學外，還遊學四方，並受到河間獻王的召見求教，一時聲名鵲起，頗受世人尊崇。表面看來，他的日子似乎過得十分風光，可內心深處，卻纏繞著一股無法化解的“從政情結”。 “學好文武藝，貨與帝王家。”這是儒者們一貫的精神支柱與人生追求，深得儒學精髓的董仲舒更是如此。不能進入政治權力的中心，哪怕學問再多、名氣再大、日子再風光，似乎也是沒有多大的“出息”與價值的窩囊廢。一晃悠，他已六十多歲的人了；再一晃悠，一輩子的時光可就過完了，於是乎，心裡免不了有著一種難耐的急迫與焦灼。然而，除了熱切渴盼與靜心等待外，也別無他策。
機會終於來了！
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劉徹即位。經過前幾代君王“無為而治”的積累與鋪墊，漢代的政治、經濟都發展到了一個相當繁榮的時期。武帝認為，時代的發展再也不需要過去的黃老思想了，他可不想讓無為而治束縛自己，他要站在祖輩的基礎上實行有為而治，放開手腳大干一番。剛一即位，就徵召賢良，表現出對儒家的極大興趣，並相應地採取了一些重儒措施，結果受到他的祖母——執掌漢朝實際大權、深好黃老之學的竇太后的干預而夭折。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五月，竇太后去世，早就躍躍欲試一展鴻鵠之志的漢武帝認為真正屬於他自己的時代已然來臨，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更改年號，將建元改為元光。也正是從他開始，此後的帝王動不動就養成了更年改號的陋習，陶醉在一種虛幻的信仰、誇耀與自我安慰之中，卻給歷史平添了一份人為的繁雜。
接著是一番對內對外的“綜合治理”，然後，漢武帝那鷹隼般的目光又投向了天下文人學士身上，再次向社會廣召賢良，讓他們出謀獻策，輔助君王治國，使得天下英雄“盡入彀中”。
漢武帝初次徵召賢良時，董仲舒正游學四方，停留在河間獻王處與他切磋學問。他人居河間王國，戶籍卻在趙國，因此初次舉薦的賢良之士中便沒有他的名字。 “福兮禍所伏”，如果初次徵召進朝任用，以董仲舒的才能與性格而言，將很有可能遭到竇太后無情的壓制與打擊，當初建議、幫助漢武帝重用儒學的郎中令王臧、御史大夫趙綰就是在竇太后的威逼下撤職，爾後又自殺身亡。然而，董仲舒畢竟在年輕的皇帝身上看到了儒學振興的曙光，並對他寄予了極大的期望。因此，他對春秋公羊學的研究也更加努力了，“專精於述古，年至六十餘，不窺園中菜。”等到漢武帝完全執掌朝政再次徵召賢良這一年，董仲舒已是六十三歲的垂暮老人，雖然晚了一點，但他一直葆有著一顆“參政議政”的勃勃雄心，哪怕再老，他也不會輕易放過這一難得的也許是最後的一次機會。
於是，董仲舒以賢良身份又一次欣欣然地來到京城長安。這次，他不僅沒像上次那樣“坐冷板凳”，似乎為了補償似的，還享受到了一份難得的殊榮：在所有被推薦的一百多名賢良中排列第一，考試結果出人意料地令人滿意，漢武帝又特地為董仲舒加試兩場，以虛心的態度向他垂詢較為系統、完備的治國之策。漢武帝三次策問，董仲舒三次答對，這便是歷史上有名的“天人三策”。
“天人三策”的主要內容為：一、君權雖為神授，但上天總是警告、譴責、威脅人間君王的惡劣行徑。因此，君王要努力實施德教，貶抑刑罰，更化舊的陋習；二、興辦太學，培養賢士，知才善任；三、文化大一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也是董仲舒的落腳點之所在，他抬出畢生都在潛心研究的儒家經典《春秋》為據對漢武帝說道：
“天人三策”是董仲舒思想理論的一個總綱，其展開、充實與完善都反映在他此後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之中。
董仲舒所言，可謂“正合孤意”。漢武帝審閱這些策論之後，自然大加讚賞，大多采納，嚴厲推行：興太學、建庠序、置明師，將儒家所存的五部經典《易》、《詩》、、《禮》、《春秋》抬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使得“經”成為儒家典籍的專稱；廢除諸子博士，專立五經博士，博士之官由此為儒家所壟斷，儒家之學也一躍而成為官學；將帝王的封禪活動及五行說納入儒家體系，以神化儒學，運用五德始終說詔令天下，改定曆法，使得普通百姓加深對儒家的神秘感，將其思想滲入政治生活與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如此一來，儒學不僅成為統治階級的指導思想，而且成為社會生活行為的一種準則與規範。 “天不變，道亦不變”，董仲舒假漢武帝之手，將儒學奉為永恆不變的大法，奠定了儒學在當時以及此後兩千多年封建統治中的主宰地位。
獨尊儒學，雖然在維護國家的統一方面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在兩千多年的漫長歷史歲月裡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實在是太深遠了。其中一個最為直接的惡果，就是導致了儒學的政治化。對此，翦伯讚曾在《秦漢史》中論述道：“儒學哲學變成了封建制度之最高的政治原理，變成了衡量文化思想之標準的尺度。一切與這種原理相衝突的古典學說，即使比儒家學說含有更多的真理，也要從頭到尾被摧毀。從這一時代起，孔子便從諸子百家之中超升出來，變成了東方世界之羅馬教皇，而儒家哲學也就變成永恆不變的真理。誰要批判儒家哲學，誰就是名教的罪人，文化的叛逆。”直到今天，儒學仍被不少“衛道者”奉為不可更移的圭臬。
定儒家於一尊，這是類似於秦始皇大規模焚書的一次文化浩劫，所不同的是兩者運用手段有別，一用強制毀滅的方式，一以柔性打磨的策略。漢武帝、董仲舒的箝制手段遠比秦始皇、李斯高明，其改變也更為徹底，影響也更為深刻。胡寄窗在《中國經濟思想史》認為：“秦以後的文化曾遭受到三次厄運：一次是秦始皇的焚書，一次是漢武帝的罷黜百家，又一次是明初的科舉制度。在這三次中，要算董仲舒所發動的這一次對封建政權的長期鞏固所起的作用為最大，其在文化上危害也最長遠。”
儒學一旦成為“國教”，也就變成了一門不是宗教的準宗教，廣大民眾的信仰在此大大地打了一個折扣，將那獨一無二主宰宇宙的上帝降格為封建帝王將相與儒家代表人物。一個沒有真正宗教的民族其想像力必然退化，思辨必然貧弱，信仰必然世俗，一個兩眼只盯著自己腳下的極端實用主義者永遠也不可能成長為一名偉大的巨人。
罷黜百家，使得全國祇剩下了一門異化了的政治學問——儒教。當官的、教學的全都成了清一色的儒生，研究儒學成為一條通達之道，其他學說自然地就冷落了。孔子“學而優則仕”的主張，確立為正式的文官制度。從上到下，國人所讀之書、所明之理全部都是儒家的一套“玩意兒”。而儒家經典不過就那麼少量的幾本，其教義更不能涵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可兩千多年來，全體儒生（幾乎囊括了所有的知識分子）所干的事情，不是誦讀六經，就是“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在一個狹小的圈子內左沖右突，怎麼也突破不了那張無所不在的“儒教之網”。一代又一代文化精英的智慧、才華與創造就這樣白白地空耗浪費，他們留下的所謂成果就是一大堆在數量上相當於其他諸子研究總和的沒有半點用處的儒學專著。國民性中的自我封閉、盲目自足、因循守舊、不思奮進等莫不與儒學的定於一尊密切相關。
儒教以禮為規範，仁為思想核心，義為價值準繩，知（智）為認知手段。而禮教壓抑人性，仁義限制經濟的競爭與自由發展，一味地講求道德使人變得虛偽，實用主義態度讓人變得卑微委瑣，懷舊復古使人陶醉於往昔的榮光中不思進取，三綱五常捆綁手腳束縛行為……人們沒了自己的選擇與思想，只能以統治者規範的儒家聖人與儒教經典為判斷是非的標準。日子一長，國民的思想萎縮了，精神麻木了，情感異化了，創造僵化了……而封建統治者卻從中大獲其利，雖然君王走馬燈似的換個不停，但封建制度、專制政權兩千多年來卻一以貫之地延續不斷。
思想歸於一統，形成了中國歷史上政治干預學術的惡習，戰國時期那種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面此後再也沒有出現過，成為文人誌士們只可緬懷的“絕響”。兩千多年來，學術成了政治的附庸與奴婢，沒有獨立的地位，更沒有競爭與爭鳴。不論學術，還是思想全都僵化、凝固成一潭波瀾不興的“死水”。於是，社會除了原地踏步兜圈子外，哪裡還有什麼別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