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焚書之舉及對諸子百家的禁錮造成了那一時期中國文化萬馬齊喑的沉悶局面，漢朝便是建立在對秦朝的大規模顛覆之上，表現在思想文化方面，就是一度沉寂了的諸子百家又開始以不同的形式迅速復活。據《漢書·刑法志》所載，在漢高祖劉邦時就已各家共存，兼收並用：“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酈之辨，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矣。”
漢初實行黃老無為政治，採取“與民休息”的政策，經過歷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至漢武帝時，中央集權大大加強，漢朝的經濟實力空前雄厚。內部安定與繁榮之後，漢武帝便將目光轉向了外部，他北擊匈奴，收復失地，凱旋而回，洗刷了漢高祖“白登之圍”的恥辱；又破南越、降滇王、定閩越，建立起東自東海，西到巴爾喀什湖，北自貝加爾湖，南迄南海的遼闊而統一的疆域，使得中國封建社會進入了第一個鼎盛時期。百家共存，相互間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些競爭、攻詰與詆毀，以道、儒兩家為首的派系矛盾愈演愈烈，鬥爭日趨尖銳。這種派系間的鬥爭一旦被分裂割據的諸侯所利用，便與當時削藩集權的政治大一統極不諧調。在疆域一統、政治一統、軍事一統、經濟一統的形勢下，漢武帝也在積極地尋求著與之相適應的思想大一統。於是乎，政治大儒董仲舒應運而生，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為漢武帝所激賞，並在全國范圍內嚴厲推行。
學術自由似乎與封建割據相依伴，隨著分裂的消失，百花齊放的局面自然終結，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即為思想統一之肇始；漢朝建立後，分封的劉姓諸侯勢力日大，幾成分裂割據之勢，一時間，百家爭鳴，似乎又出現了一個相當“繁榮”的時期，而漢王朝削藩的成功又注定了百家消亡的命運。專制集權統治者絕對容不得半點異己思想，聽不得半點不同聲音，文化大一統勢在難免。只是董仲舒的“獨尊儒術”被漢武帝作為一項“國策”嚴厲推行之後，儒家的“一言堂”便永遠居於文化大一統的核心，即使在此後長期的戰亂與封建割據時期，再也沒有出現過一次諸子復興、百家爭鳴的活躍局面，直至“五·四”新文化運動盜來西方“火種”，才打破了這種儒家獨尊的壟斷地位。
諸子百家中，封建統治者為什麼獨獨看中、選擇儒家作為中國文化的軸心？儒學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哪怕在戰亂紛紛、政權林立的分裂時代，也能“一枝獨秀”地主宰中國文化的命運？董仲舒那“一勞永逸”的“成功”密碼何在？儒教的“一家獨唱”在兩千多年的漫長歷史中沉沉地籠罩著中華大地，給我們民族到底造成了多大的影響？ ……這些，都是我們在思考中國古代文化時不得不面臨的嚴肅而重大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