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第三章最後的永曆
1646年八月，隆武帝在汀州遇害；九月，消息傳到湖廣和廣東、廣西等地，在南明各地官紳中又一次引起極大的震動。皇室繼統問題再次提上緊急日程。此時二十二歲的桂王朱由榔是萬曆皇帝唯一活著的親孫，也是崇禎皇帝血緣關係最近的堂弟，自然成了眾望所歸的人選。
清軍佔領浙江、福建以後，客觀的形勢造成了南明殘餘勢力向西南轉移。原任廣西巡撫瞿式耜等人提議擁立朱由榔即位繼統。掌握地方實權的兩廣總督丁魁楚卻心懷觀望，拖延不決。直到接到隆武朝大學士何吾騶的親筆信通知隆武帝已蒙難，建議速立桂王以後，才決定參加擁立行列。 1646年十月初十日，朱由榔經過照例的三疏勸進，在廣東肇慶就任監國。
朱由榔在1644年國變前，就已經經歷了一場生死浩劫。
桂王朱由榔，明神宗之孫，桂恭王朱常瀛第七子。初封永明王，天啟七年（1627）九月二十六日就藩湖南衡州。崇禎十六年（1643年）八月，張獻忠部進軍湖南，永明王朱由榔在永州被大西軍俘獲，落入了張獻忠之手。正在性命難保時，朱由榔意外地受到一個混入大西政權的明朝官員的暗中保護，又恰逢張獻忠決定作戰略轉移，率領大西軍入川。大西軍北上後，明朝廣西征蠻將軍楊國威和部將焦璉率領四千多名士卒開進湖南永州等地，朱由榔才得以死裡逃生。 1645年弘光朝廷覆亡，廣西巡撫瞿式耜有意擁戴朱由榔的哥哥朱由楥繼位。但當時南明的政治重心仍在東南，支派甚遠的唐王朱聿鍵在鄭芝龍兄弟和黃道周等人的支持下捷足先登，由監國而稱帝。瞿式耜的願望不僅沒有實現，自己也因受隆武帝的猜忌而被調職。不久，朱由楥一病不起，朱由榔被冊封為桂王。
朱由榔相貌堂堂，據說很像祖父萬曆皇帝朱翊鈞，可是生性懦弱，遇事毫無主見，用人又不當，實在承擔不起中興重任。因為父、兄的相繼去世，朱由榔才成為最有“資格”的朱明皇朝繼統人，但他對做皇帝的言談舉止卻一竅不通。湊巧太監王坤（又名王弘祖）投入他的府中，這人早在崇禎年間就已經受到皇帝的信任，懂得宮中“故事”，指點儀注，使他知道如何擺出皇帝的架勢，不至於出醜，王坤因此深受寵信。丁魁楚參與擁戴稍遲，又惟恐當不上首席大學士，於是同王坤串通結納，得以如願以償。王坤的弄權，使永曆朝廷一開始就陷入混亂和矛盾之中。
朱由榔監國七天后，就傳來了江西贛州失守的消息。儘管廣東肇慶距離江西贛州還有相當一段路程，卻舉朝洶洶，監國的喜慶氣氛消失得無影無踪。司禮監太監王坤主張立即逃難，首輔丁魁楚隨聲附和，幾天后，小朝廷終於逃往廣西梧州。這種驚惶失措的舉動，對於維繫廣東人心自然是非常不利的。而且，朱由榔不知道另一個威脅正在附近出現。這就是朱聿鐭在廣州稱帝，又一次演出了明室宗藩同室操戈的鬧劇。
1646年八月福州陷落後，隆武帝的弟弟新唐王朱聿鐭倉惶乘船逃到廣州。隆武朝的大學士蘇觀生與丁魁楚素有過節，福州陷落時他正在廣東募兵，出於個人恩怨，他提出“兄終弟及”之說，於十一月在廣州擁立朱聿鐭為“監國”。三天后，就舉行登極大典，改元紹武。紹武政權最重要的一些官職，幾乎全由廣州本地人擔任。
朱聿鐭在廣州即位的消息傳到梧州，朱由榔和丁魁楚等人大吃一驚。朱由榔等人自知逃離廣東鑄下大錯，為了收拾廣東民心，立即東返肇慶，隨後宣布即皇帝位，祭告天地、社稷、祖宗，改明年為永曆元年。這樣，南明又出現二帝並存的局面。
對此，清人計六奇評道說：“肇慶府去廣州僅四百里，擁立時無一函商及三司各屬；既立後，復不頒新天子詔，元勳大老惟鬻爵擇腴是務。至於軍國重事，如峽以外設守廣州，防禦梅嶺，俱不暇顧，且暫為目前計而已。”
可見，在大敵當前、國難臨頭這樣的危急情況下，南明這些官紳們，仍蹈明後期的積習，各自懷著野心，死死抱住一個王子皇孫，作為政治資本，只顧他們自己加官晉爵，實現“佐命元輔”之野心，置國家民族於不顧。擁立後，儘管他們之間還繼續做說服工作，但結果只是加深了矛盾，怨隙越演越深，最後導致兵戎相見。
桂王和唐王的爭立，給南明殘疆剩土的地方官也增添了混亂。湖廣的何騰蛟、堵胤錫、章曠以及其他文武官員都先後收到了兩個朝廷頒發的“喜詔”，雖然他們基本上都站在桂王朱由榔一邊，唐王使者處處受冷遇，但事實上朝廷的威望相對被削弱，在許多問題上處於被動局面。
永曆朝廷遷回肇慶以後，立即派兵科給事中彭燿等人前往廣州，勸說朱聿鐭取消帝號，退位歸藩。彭燿到達廣州後，聲淚俱下地勸說蘇觀生不要同室操戈，還說紹武之立純粹是蘇觀生個人“貪一時之利，不顧大計”。蘇觀生大怒，悍然下令把彭燿等人拖出處斬，隨即調動軍隊，派陳際泰向肇慶進攻。永曆政權也調兵遣將，派兵部右侍郎林佳鼎迎擊。雙方都打著“討伐”的旗號。
兩個政權的注意力和珍貴的人力物力，被用在這種自相殘殺上，而雙方更大的共同敵人卻被暫時忘卻了。
十一月底，兩支南明的“討伐軍”相遇於廣東三水，永曆軍先獲勝利，攻殺八百多紹武兵，陳際泰狼狽而逃。林佳鼎初戰告捷，得意忘形，揮軍直殺廣州而來。紹武帝一下子著慌，蘇觀生倒有主意，他派林察率數万海盜（現已招安為紹武軍）前往迎敵。林察與林佳鼎是舊相識，就派人詐降。林佳鼎信以為真，置林察兵於不顧，徑自帶領戰船追擊往海口方向竄逃的紹武殘軍。林察所率的昔日海盜個個勇於海戰，又富於經驗，暗中設伏，突然向永曆軍船施放火器，永曆兵大驚潰敗，不是被水淹死、被火燒死，就是被自家明軍殺死，林佳鼎本人也受砲擊，死無全屍。永曆軍幾乎全軍覆沒，只有三十餘騎人馬逃出此厄。
敗訊傳到肇慶，永曆朝廷又陷入一片驚惶失措之中，大學士瞿式耜自告奮勇，督領招募的義兵前往迎敵。沒過幾天就傳來了清軍佔領廣州、紹武政權覆亡的消息，朱由榔又再次登舟離開肇慶，經廣西逃往湖南。
與永曆政權的“窩裡鬥”中大獲全勝，紹武帝飄飄然，自以為“天授帝位”，開始搞那套郊天、祭地、幸學、閱兵的花架子。君臣上下，又大肆封賞，胡亂賜官，究其實也，他只是廣州一個城的“皇帝”而已，“七門之外，號令不行”（黃宗羲《行朝錄》）。
正如古語所說：“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永曆、紹武兩軍在海口血戰之際，李成棟、佟養甲的清軍已在漢奸辜朝薦（潮州人，退休明官）帶領下攻取漳州，又襲取潮州，並誘降大盜陳耀，攻克惠州。李成棟的清軍一路上最大的障礙是山路崎嶇，真正南明的抵抗幾乎沒怎麼遇到，往往是在城下一列兵，南明守軍就城門大開，府縣守官拿著簿冊恭謹獻降。為了麻痺廣州的紹武帝和蘇觀生，李成棟還讓各地官員書寫信件送遞廣州，報告說沒有任何清兵到來，致使廣州的紹武君臣相安泰然，自以為沒有任何迫近的危險。
1646年十二月十四日，李成棟派前鋒三百精騎兵從惠州出發，連夜西行，從增城潛入廣州北。清軍以帕包頭，偽裝成明朝軍隊，從水路大搖大擺乘船入城，然後上岸，直到布政司府前他們才在眾人面前掀掉頭上包布，露出剃青前額的滿人發式，揮刀亂砍，大呼“大清兵到！”
“韃子來了！”一句驚呼，滿城皆沸，百姓民眾爭相躲避，亂成一鍋粥。
紹武帝正和蘇觀生等人在國子監“視學”，忽然有衛士急報清兵入城。蘇觀生非常生氣，昨天潮州還有信報說一切無恙，今天怎麼會有清兵來此！他揮手讓左右殺掉報信衛士。
入城的清兵很快殺掉廣州東門守衛，大開城門，數百清兵策馬衝入，大紅頂笠滿街馳奔，城中頓時鼎沸起來。紹武君臣這才知道清兵真的殺到，蘇觀生急令關閉城門，調兵作戰。可是，精兵都派往肇慶方面去對付永曆朝廷，一時調不回來，宿衛禁兵也一時召集不全，一時間作鳥獸散。廣州重鎮就這樣糊里糊塗地被清軍佔領。
情急之下，紹武帝易服化裝外逃，但最終在城外被清兵抓住，關押在府院。李成棟大概因為廣州城攻克得太容易，心情不錯，沒有下令屠城，也沒有立刻殺掉紹武帝，還派人送食物飲水給紹武帝。這位一直昏庸無能的朱明爺們倒是有錚錚氣骨，堅拒不受，說：“我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先人於地下！”晚間，趁守兵不備，用衣帶自縊而死，和他哥哥一樣，做到了“國君死社稷”，總算有點骨氣子。
蘇觀生則跑到他一手“提拔”的生死好友吏部都給事中梁洪（上洪下金）處問計。梁洪一臉忠義，平靜說：“死耳，復何言！”於是兩人商定分入廳堂左右的東西房，上吊報國。可笑的是，梁洪入房後，自己掐住脖子嗷嗷叫幾聲，又踢翻凳子給自己“配音”。旁邊的蘇觀生認定這位好友已自殺殉國，提筆在牆上大書“大明忠臣義士固當死！”，然而上吊自殺殉節。梁洪聽得真切，馬上沖進屋指揮僕人扛著蘇觀生屍體向清軍投降，聲言有獻“偽大學士”之功，並深獲李成棟嘉獎。
亂世紛紛，生死是塊試金石，忠奸善惡，親情友情，美醜正邪，一切人間大倫，都在此表現得淋漓盡致！梁洪也是個飽讀史書的讀書人，故而能把忠臣義士的“戲文”排練得爐火純青；日後他還“乞修明史”，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只是不知道他將如何在《明史》中怎樣描寫自己的“戲子”行為！
從各地逃至廣州的明朝親王、郡王共十六人，都被李成棟處斬。李成棟殺得興起，還想屠城，就連滿清派來監視他的佟養甲對他的嗜殺也看不過眼，剛好“夜雷震，雨如注”，佟養甲乘機說：“這是老天爺掉下的眼淚。”李成棟對佟養甲尚且畏懼幾分，於是沒有大開殺戒，但仍然放縱部下在廣州城中大掠三日，稱之為“放賞”，廣州城內的許多婦女多為了避免受辱，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自殺。
紹武政權從建立到覆亡僅存四十天，它唯一的“業績”就是打了一場爭奪帝位的內戰和導致廣東一省的陷沒。其後果是十分嚴重的，因為南明殘山剩水本已不多，廣東又是財賦充溢、人才密集的地方，一旦易手，南明朝廷迴旋餘地大為縮小，財源和人力更加捉襟見肘。
李成棟先後滅了隆武和紹武政權，至此，他的滅明之功臻至高峰。自從李成棟1645年在徐州投降後，幾乎不停地替清軍打仗，平定長江三角洲地區，征服福建，現在又是兩廣。
從深圳開車走廣深高速公路，行至一半時總會看到一個大大的路標，上寫“道滘”。看旁邊拼音，才知第二字念jiao。如此奇怪而又罕為人知的地方，卻是李成棟殺奔廣東以來第一次慘遇敗績的戰場。
李成棟、佟養甲攻陷廣州城後，又殺入東莞城（明末忠臣袁崇煥老家）。清軍四處燒殺，仍是舊習不改。 1647年一月（順治四年），道滘義民葉如日等在江邊設伏，忽然出襲，殺掉沒有任何防備的數百清兵。東莞清軍來援，又被義軍殺死二百多。
時任廣東提督的李成棟大驚。他先派總兵陳甲由水路前往，自率大隊人馬隨後由陸路行軍，殺向道滘。義軍集各倉船隻千餘艘，在虎門與陳甲所率的清軍大戰，殲滅兩千多清兵，並擒殺總兵陳甲。清兵能以數十騎襲破城堅兵眾的廣州，竟載在道滘這個“小河溝”，一時間士民振奮，清軍情結低落。東莞萬江一帶抗清的明將張家玉聞訊前往道滘，與葉如日以及博羅的明朝舉人韓如琰所率鄉民一起，集兵齊攻東莞，竟能在一天之內攻下堅城，俘斬當地清軍任命的官員，取得重大勝利。同時，起事諸人還上書永曆帝，準備興復廣州。
剛剛過了一天多，李成棟大隊清兵就殺至東莞城，揮兵攻城。不知是有內奸還是火藥受潮，義軍們事先擺好架在城頭的多門大砲關鍵時刻一個也沒響，清軍很快就攻上城牆，混戰半日，東莞城破，多名義軍將領皆在戰鬥中被殺。李成棟乘勝推進，又與明將楊邦達大戰望牛墩，雙方苦戰了七天七夜，上千義軍戰死，楊邦達本人也在混戰中犧牲。集結修整部隊後，李成棟揮兵直奔道滘殺來。
明將張家玉以泥磚為壘，遍伏大砲，待清兵攻近時，炮火齊發，清兵死傷甚眾，李成棟本人的坐騎也被炮火擊中，他自己摔入泥中，狼狽不堪，是他數年戰場遭遇中最危險的一次。
正在李成棟無計可施之際，張家玉一個表兄李郝思突然來投誠，將道滘防守的詳細情況一一禀告，並請求李成棟事成後賞他道滘一塊好地。李成棟大喜，馬上指揮兵馬集中力量進入道滘防守薄弱的東北角，攻入道滘。入城後，清軍遍屠居民，把張家玉和韓如琰的宗族殺個精光。當然，李成棟也不食言，賞給叛徒李郝思一塊上好的田地（現在的南丫鄉李洲角）。葉如日等人一起戰死西鄉。張家玉暫時逃脫。至此，李成棟的下一個戰利品目標，就是在肇慶即位不久的永曆帝朱由榔。
而永曆帝已經在聽到廣州紹武帝被擒的消息後，狼狽逃出肇慶，開始了他長達十六年“聞警即逃”的流浪生涯。當時，只有瞿式耜堅持死守肇慶，但弘曆帝要瞿式耜帶兵與自己同行護駕。無奈，瞿式耜趕忙在肇慶部署防守陣地，然後飛速趕往廣西梧州與已經逃亡的永曆帝相會。不料，永樂帝因為擔心梧州也不安全，已經在幾天前逃去桂林。急趕數日，瞿式耜才追上這位腳底抹油的皇帝。此時的永曆帝身邊眾臣零散。當初在肇慶上船準備逃跑時，大學士丁魁楚、李永茂以及兵部尚書王化澄、工部尚書晏日曙都各攜家眷財物上船準備和永曆一起出逃，但走到半路，這些人和他們的船全都不見了踪影。
永曆君臣的爭相逃竄，給清軍以可乘之機。留守肇慶的明兩廣總督朱治澗不戰而逃，李成棟大喜，隨即進軍梧州。
梧州是廣西東面重鎮，清軍還未到廣西，明將陳邦傅已經先行棄城而逃，一時風聲鶴唳，人無固志。蒼梧知縣万思夔怒火中燒，竟然用木頭製作了一個大烏龜，命人拖著沿街大喊：“降敵者似此！”
李成棟大軍接近梧州，明廣西巡撫曹燁迎降，於是清軍兵不血刃地佔領了梧州。万思夔見大勢已去，就在木龜上寫上了“曹燁”二字，然後逃走。
最工於心計，最富於表演才能，最能走一步看三步，最善於給自己留退路而下場又最為悲慘的當屬永曆帝的首席大學士丁魁楚。
丁魁楚，河南永城人。萬曆年間中進士，有吏才，至崇禎九年官至河北巡撫。但此公膽小，清兵一來就棄軍而逃。由於他“善事權要”，當時的大學士溫體仁百般周旋，使他免於重罰。弘光朝，丁魁楚被重新啟用，為兵部右侍郎。永曆繼位後，封他為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尚書。自恃有擁戴之功，丁魁楚整日只知受賄賣官，派軍士在肇慶靈羊峽一帶挖掘端硯老坑石頭，製作精美硯台玩賞、珍藏。
李成棟攻陷廣州後，丁魁楚見形勢危急，已經在逃離梧州的時候就脫離永曆帝，帶著家眷和多年搜刮得來的大批金銀財寶，籠絡一支為數不多的軍隊作護衛，私自乘船避往岑溪。為了保護身家財產，丁魁楚暗中派人前往李成棟軍中接洽投降。李成棟將計就計，許以兩廣總督的職位。丁魁楚大喜過望，由岑溪出降，清軍將他押回廣東，在半路上殺死，其家產和眷屬全部落入清將之手，據說僅白銀一項就多達八十餘萬兩。後來有人見到丁魁楚的一個年幼孫子被李成棟部將羅成曜收養，問他姓什麼，若回答姓丁，立即要遭到毒打。
晚明時代，商品經濟發達，政治高壓，人欲橫流。某些士大夫一方面詩詞歌賦往來，看以蕭散、疏遠、清遠、淡放，其實一肚子的勢利、浮躁、競取和焦慮。數十年仕宦浮沉，這些人變得十分事故，而縱慾享樂的積習又使得原本清晰的道德感和君臣大義在生死面前變得蒼白甚至可笑。文人士大夫危急關頭的卑俗和狡詐讓人瞠目結舌，就連販夫走卒在某些時刻都會比他們高尚得多。高尚莊嚴變成佻薄無恥，豪氣凌人變成臣妾意態，悲愴豪放變成奴顏婢膝，壯士情懷變成鷹犬效力。 “歲寒，乃知松柏之後雕！”朝代更迭、出生入死之際，雖不乏拋擲頭顱為一笑的書生豪氣，但我們更多見到的是明代士人的“中年世故”和混亂年代的詭譎奸詐。觀其結果，一場空忙！
李成棟佔領梧州後，曾經派出一小股清軍進逼桂林。永曆帝依然故我，逃離桂林，準備進入湖南投靠兵力較多的軍閥劉承胤。大學士瞿式耜堅決反對，他指出朝廷不組織抵抗，只是一味避敵先逃，會渙散人心。但永曆帝根本聽不進去，在司禮監太監王坤、錦衣衛馬吉翔的慫恿下，向全州逃難。瞿式耜只好請求自己留守桂林，並出於穩定人心的考慮，要求永曆帝無論如何不要離開廣西，那怕暫駐於靠近湖南的全州也好。不料永曆帝畏清若虎，還是逃到了武岡。
自永曆帝一行離開後，桂林南明官員上至總督侍部朱盛濃，下至桂林知府王惠卿，個個“三十六計走為上”，一轉眼都逃個精光，惟有瞿式耜和幾個當地下級官員連同兵民一起困守孤城。李成棟部下清兵猛烈進攻，桂林軍民拼死抵抗。清軍倚恃兵精器良，一時間竟登上西門城牆。
危急時刻，剛剛護駕永曆帝至全州又急忙趕回的平蠻將軍焦璉從陽朔急急殺回，入文昌門與衝入城的清兵竭死巷戰，苦鬥兩日，殺敵數百，終使進攻清兵落敗而逃，並繳獲了戰馬、甲胄以及許多武器，取得振奮軍心的“桂林大捷”。
焦璉鞍馬勞累，從桂林一直護送永曆帝至全州，未解征衣，又馬上星夜兼程趕往桂林浴血死戰，獲得大捷，在艱難困境之中，取得如此殊功，永曆帝竟發旨說：“等到收復平州、梧州後，就給焦將軍封伯爵。”同時，永曆對身邊無尺寸之功的馬文翔等三人卻立賞伯爵，藉口是他們有“扈駕之功”，其實是“一起逃跑之功”。永曆帝如此行事，不能不讓南明臣下失望。
實際上，馬吉翔等人的封爵完全是劉承胤的意思。劉承胤想藉以籠絡這幾個近臣，與他站在一條船上。果然，馬吉翔等人與劉承胤一齊勸諫，讓永曆帝移蹕武岡——劉承胤的老根據地，如此，劉承胤就完全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武岡位於群山之間，地勢逼狹，並非什麼戰略要地。劉承胤、馬吉翔等人硬是挾迫永曆帝下旨，與眾臣一起轉移到武岡。這樣，永曆帝完全落入劉、馬的掌握之中。劉承胤進入自家地盤後，為所欲為，接連殺害了幾個與他意見相左的大臣，又隨意斬殺南明其他友軍的來使，見永曆帝流露出滿，就想暗中廢掉永曆，立岷王為帝。
“屋漏偏遭連夜雨”。湖南各地的南明軍紛紛落敗後，孔有德率領清軍直向武岡殺來。劉承胤一面騙永曆帝他的部下已經大敗清軍，一面向孔有德暗中約降，準備獻上永曆帝為“見面禮”。這個時候，從近處逃回的一個宗室來拜見永曆，告訴他清軍已在三十里開外的地方。此話晴天霹靂一樣，嚇得永曆驚駭不知所為。幸好孔有德疑心劉承胤詐降，使得此人不得不又再次返回武岡城剃掉頭髮“表決心”——恰恰這一來一往，給了永曆帝及其左右群臣一個機會。劉承胤的老母看不慣兒子所為，暗中將城門鑰匙交給了永曆帝，永曆帝才得逃出生天。
清軍與劉承胤忙隨後追殺，幸虧參將謝复榮等五百多明兵拼死斷後，最後全部戰死，才保得永曆帝一行未被清軍追及。逃到半路，永曆帝遇到總兵候性帶領的五千多明軍，一行人又踅回廣西，到達柳州。
而此時在桂林，劉承胤派出的軍士正與焦褳軍士發生內鬨，大打出手，李成棟乘機派軍發動忽然進攻。多虧瞿式耜等人指揮有方，冒大雨與清兵殊死拼鬥，又一次大敗清兵，取得第二次“桂林大捷”。
順治四年（1647年）四月，廣東十府之地全部淪入清方之手。但就兵力而言，佟養甲、李成棟本部兵馬只有四千一百餘名，從福建帶來的原鄭芝龍舊部施琅等部也不過幾千人，實力相當有限。 1647年正月，李成棟率主力進攻廣西，廣東清軍留守兵員更形單薄。這也是數月之間，永曆帝能苟延殘喘，在廣西和湖南之間來回竄逃的原因。
然而，腐朽無能的永曆朝廷不知清軍虛實，非降即逃，近於自行瓦解。鎮守柳州、南寧一帶的明慶遠伯陳邦傅也被清軍聲威嚇倒，私自派人同佟養甲、李成棟聯絡，準備投降清朝。在這種危急關頭，廣東的一批仁人誌士奮然而起，憑藉自己在地方上的影響和熟悉山川險要，組織義軍展開反清活動。
廣東各地義師的興起，使坐鎮廣州的清兩廣總督佟養甲窮於應付，不得不急檄進入廣西梧州的李成棟部回援。正是由於他們的鬥爭，才使永曆朝廷免遭滅頂之災，重新穩定了廣西的局勢。
陳邦彥在紹武爭立時，支持永曆朝廷。朱由榔派他回廣州勸說蘇觀生改弦更張，正值林察等擊敗林佳鼎，紹武君臣趾高氣揚，陳邦彥知道無法完成使命，藏入高明山中。不久，佟養甲、李成棟部清軍偷襲廣州，紹武政權覆亡。李成棟軍乘勝追入廣西，永曆朝廷岌岌可危。邦彥“出自山中，臨西江之口，望敵旌旗，歎曰：莫救也！夫若乘其未定，得奇兵徑襲廣州，此孫臏所以解趙也。”他親自前往甘竹灘聯絡餘龍等部義軍，率兩、三萬民軍由海路入珠江，聲言攻打廣州城，使得當時的清廣東巡撫佟養甲連發急書，命李成棟回援。這樣，在廣西四處竄逃的永曆帝才有機會擺脫李成棟軍的窮追不捨。
陳子壯在南海起兵後，經約定花山義軍一起裡應外合攻入廣州，不料消息外洩，佟養甲和李成棟兩人聯兵，將三千多花山義軍全部活埋，並大敗陳子壯水軍。李成棟又趁勢引軍猛功陳邦彥，一路追擊，一直打到清遠，陳邦彥身中三刀被俘，隨即在廣州被凌遲處死。臨刑前，這位順德義士賦絕命詩：“厓山多忠魂，前後照千古。”
陳子壯，字集生，號秋濤，廣東番禺人。萬曆四十七年探花，崇禎朝仕至禮部侍郎，弘光時以禮部尚書召，隆武時以東閣大學士召，均未到職。桂王朱由榔在肇慶立國，仍授大學士。陳子壯雖因丁魁楚竊取首輔，不願入閣受事，但他是支持永曆朝廷的。當紹武政權據廣州自立時，他拒不承認，寫信給永曆朝廷表示擁戴。不久，清軍入廣，家鄉淪陷，陳子壯奮起抗清。花山義軍事泄後，陳子壯也在南海被俘，拒不投降，也被清軍於廣州凌遲殺害。
先前在道滘大敗李成棟的張家玉一直糾集當地民眾，襲擾李成棟軍隊。陳邦彥兵敗後，李成棟又在增城大敗張家玉義軍。身中九箭的張家玉見勢不可挽，放棄了逃跑的機會，慷慨言道：“大丈夫立身天下，事已至此，焉用徘徊！”言畢，遍拜共同作戰的義軍將領，轉身投水而死。
在廣東剿殺“三忠”（陳子壯、陳邦彥、張家玉）的過程中，雖然最終殺掉這三人以及數万明朝義軍，但李成棟內心深處想必也不會不為所動：同是漢族血脈，同受昔日明朝食祿，二陳一張能夠以書生殘弱之軀作絕望無援之鬥，屢戰屢北，屢北屢戰，前赴後繼，不屈不撓，視死如歸。而反觀自己，堂堂七尺武將，手握重兵，為滿人鷹犬，屠戮殘殺，無數血肉同胞，在自己眼前慷慨壯烈而死。同為人子，不能不令李成棟心中有所感念。
1647年，趁著李成棟軍在廣東平滅陳子壯等人，瞿式耜又把永曆帝從柳州迎回桂林。 1648年二月（永曆二年），在全州駐防的郝永忠忽然率軍跑回桂林，報說清軍正一路追逼，勸永曆帝馬上逃往柳州躲避。由於郝永忠是李自成“大順軍”出身，他與明朝諸將之間關係一直不睦。此次回桂林，郝永忠部的糧食又一直欠乏供應，這位流賊出身的武夫氣惱之下，縱兵大掠，亂兵衝入皇宮府堂，不僅百官被搶劫得一干二淨，永曆帝本人自己連龍袍也被搶走，光著屁股逃出城外。最後，他又於三月逃至南寧避難。
幸虧郝永忠部只是憤恨搶劫，沒有別的念頭。清軍殺到桂林時，瞿式耜又蒼惶應戰，恰巧南明滇、楚兩鎮兵將趕到，焦褳又聚集本部人馬，諸路明兵殊死戰鬥，竟又獲桂林第三次大捷。
喘息絕望之機，南明君臣竟忽然又得到了他們做夢也想不到的好消息——江西總兵金聲桓、副將王得仁和廣東提督李成棟陸續宣布反正，重奉明朝正朔，反擊滿清。
金聲桓是陝西榆林人，王得仁是陝西米脂人。兩人都是明末農民軍出身，金聲桓號“一斗栗”，王得仁號“王雜毛”，皆是萬人敵的猛將。金聲桓在明末降左良玉，是左良玉四十八營中最精銳的部隊。左良玉死，其子左夢庚降清，金、王兩人一起同劉良佐和高進庫進攻江西，並長期駐兵於南昌。金聲桓、王得仁與清當局的關係，表面看來不錯，其實是互相猜疑的。
金、王自以為不費滿洲一兵一卒，而佔州據縣，能博得清廷的特殊封賞。不料清廷毫無作興之意，在平定江西大部分地區之後，僅委任金聲桓為鎮守江西等地總兵官，王得仁屈居副將。順治三年（1646），金聲桓請求清廷另頒敕書，授予他“節製文武”、“便宜行事”的權力。同年五月清廷發兵部議奏，結果是駁回了他的要求，只將他的官銜由鎮守江西等地總兵官改為提督江西軍務總兵官，並且規定“剿撫機宜事關重大者，該鎮應與撫、按同心商略，並聽內院洪督臣裁行”。朝命下達後，金聲桓大失所望，內心裡埋怨清朝刻薄寡恩。特別是金聲桓、王得仁在收取江西郡縣時憑藉武力勒索了一批金銀財寶，成了暴發戶；清廷新任命的江西巡撫章於天、巡按董學成看得眼紅，危言聳聽，脅迫他們獻上錢財。權力和金錢之爭，使金聲桓、王得仁對清廷的不滿日益增長。
恰巧巡按董學成向王得仁索要一個歌妓陪他晚上打炮。 “得仁未即遣”，董學成大罵：“我可以讓王得仁老婆陪我睡覺，何況一個歌妓！”聽罷此言，王得仁按劍而起，大叫：“我王雜毛作賊二十年，卻也知道男女之別，人間大倫，安能跪伏於豬狗之輩以求苟活！”於是他提劍直趨，寸斬董學成，然後拜見金聲桓。
1648年（順治五年、永曆二年）正月二十七日，金聲桓、王得仁先發製人，擒殺不願追隨反清的官員，宣布反清復明。
儘管金聲桓和王得仁的行動是出於個人動機，而且這兩個人也缺乏領袖的遠見和才幹，但這兩人的兵卒數目相加共約十萬，又有良馬萬匹，甲械精好。一朝反正，天下震動，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不僅江西義軍紛起，而且遠在湖廣西部和福建沿海的官員也重新歸順明朝。
歷史上許多重大事件，導火索往往是一件小事情，如果沒有董學成的貪財好色，可能金、王兩人只存“恢復”之心，隨時而移，也就不會激起如此大的事端，最終極可能循規蹈矩，一直做大清順臣。
清廷四處調兵，佟養甲也命李成棟率軍入援正為金、王兩人急攻的贛州清將高進庫。然而，此刻的李成棟不動聲色，靜觀時變。
李成棟曾經參加明末李自成的農民起義，綽號“李訶子”，長期跟隨李自成的部將高傑（綽號“翻山鷂”），後來隨高傑投降明政府，弘光時任徐州總兵。 1645年，高傑在睢州被許定國刺殺，清兵南下時，李成棟奉高傑的妻子邢氏投降了清朝。在清廷進兵江南的過程中，李成棟奉命率部沿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一線進攻，為清方收取了大片疆土。特別是在清方第一次進攻廣東和廣西部分州縣的戰役中，李成棟起了關鍵作用。他自以為功勳卓著，兩廣總督一職非己莫屬。不料論功行賞之際，清廷重用“遼人”（佟養甲一族是遼陽大族，早就有族人投效清廷），儘管佟養甲沒有多少軍隊，也沒有多大戰功，卻被封為廣東巡撫兼兩廣總督。李成棟只落個兩廣提督（軍區司令），不僅無權過問地方政務，而且在軍事行動上還要接受佟養甲的調度和節制，兩人原先的同僚地位變成了上下級關係。清廷重用“遼人”而作出的不公平的待遇，對於野心勃勃的李成棟是難以忍受的，內心的不滿逐漸積累起來。
各種史料中記載最多的，當屬李成棟一個“寵妾”自殺激勸的事蹟，連美國歷史學家Wakeman也提及過這一深明大義的美婦人。查繼佐的《國壽錄》記載此烈女名張玉喬，王夫之《永曆實錄》只講這位美婦人是松江院妓出身，沒有言及其姓名。江日昇《台灣外記》又講她本是陳子壯的侍妾，而錢澄之《所知錄》等又稱這名美婦是姓趙，為李成棟側室。
本來，降清的明臣袁彭年一直知道李成棟怏怏不快，兩人關係又好，“稍稍以辭色挑之”。李成棟養子李元胤也常常勸他反清。爺倆兒一次登上越王台，密謀三天之久，李元胤縱論天下大事，“涕泣陳大義益切”。最後，李成棟拔刀而起，發狠言道：“事即不諧，自當以頸血報本朝！”（此言也是一語成讖）回家後，他那位美貌的愛妾也不斷勸他趁機反正，由於李成棟怕婦人嘴碎洩露大計，佯裝發怒對美人大聲責罵。不料這美人也是個烈性婦人，一刀在手，說：“公如能舉大義者，妾請先死尊前，以成君子之志！”言畢，橫刀在頸，用力一揮，登時香消玉殞。李成棟不及解救，撫屍慟哭，“益感憤”，決意反清。根據明大學士何吾騶等人的史料，此美人應該姓趙，何吾騶還在李成棟廣東反正後為她寫過頌揚其事蹟的歌詩。總之，無論這位美人姓張還是姓趙，紅顏玉碎，以死相激，這件事肯定實實在在發生過，而且激使一代梟雄李成棟拍案而起，下定反清復明的決心！
1648年（順治五年，永曆二年）四月，李成棟變易冠服，拜永曆正朔，發兵逮捕佟養甲遼籍親兵一千多人，“屠之”。總督佟養甲倉皇失措，被迫剪辮，違心地附和反正。由此，廣東十郡七十餘縣共十多萬兵士歸附南明，李成棟獲封惠國公，李元胤獲封錦衣衛指揮使，袁彭年為都御史，連迫不得已投降的佟養甲也被封為“襄平伯”。
兩廣提督李成棟的反清復明是繼金聲桓、王得仁江西反清之後又一件震動全國的大事。廣東全省都在李成棟的部將控制之下，各州縣官員望風歸附。
李成棟開始使用明兩廣總督的印信，又派人從梧州去南寧迎接永曆皇帝還都肇慶。當時，永曆朝廷正處於艱難窘迫之中，誰也沒想到金聲桓和李成棟能如此明顯地扭轉了永曆朝廷的命運。廣東全省和廣西已失府州的突然反正簡直是喜從天降，開始永曆君臣都沒有人敢相信，經過幾天的探聽，永曆君臣才解除了疑慮，頓時一片歡騰，收拾逃難行裝，準備重整河山了。
否極泰來。廣東、江西、湖南、湖北等大片地區一時又遍樹明朝旗幟，盡復明朝衣冠，“烏紗吉服，腰金像簡滿堂，如漢宮春曉”。不久，靖州、沅州、梧州、金川、寶慶等地也相繼入明，真正“形勢一派大好”。
“重新做人”之後，李成棟真有刮骨洗腸之效，忠心耿耿，一心事明。他不僅派人把桂林永曆帝父親的陵寢整修一新，又派兵迎永曆帝移蹕肇慶。
鑑於劉承胤挾帝自重的前鑑，瞿式耜上書請永曆帝到桂林。不過，瞿式耜這份擔心純屬多餘，李成棟對永曆帝確實一份純誠之心。他在肇慶修治宮殿，重建官署，修復城防，填充儀衛，使得“朝廷始有章紀”。 1648年八月，永曆帝駕臨肇慶。李成棟郊迎朝見，在行宮中預先準備白銀一萬兩，供永曆帝賞賜之用。
李成棟本是“賊”軍出身，復與高傑為明軍招安，接著又降清軍，只見過隆武帝的屍身和那個登基不一個多月即成擒的紹武帝。現在奉永曆為正朔，他還真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面見明朝新君。雖見進之前，他還向一幫儒臣賓客練習面君時的進退禮節和應對之語。 “及見，上（永曆）溫顏接之，賜坐，慰問再四。”李成棟只是跪伏在地上渾身亂顫，沒有一句答言，最後“叩頭趨出”。
出殿後，他的參謀很奇怪他為何沒有與皇上對話。李成棟回答說：“吾是武將出身，容止聲音，雖禁抑內斂，猶覺勃勃高聲，恐怕回言時驚動皇上，有失人臣禮節。”從前殺人如麻，嗜血成性的李將軍，這一番真心剖白，真令我們刮目相看。
不過，據說這位永曆帝確實有人君之威儀。永曆十六年（公元1662年）他最後被吳三桂抓住，關進監獄後，清軍各級官將出於好奇參觀這位爺，都不自覺地“或拜或叩首而退”。吳三桂本人前往，永曆帝問“來人為誰？”吳三桂竟然雙腿打晃，伏地不能起，“色如死灰，流汗浹背”。雖然其中有皇家嫡系、九五之尊的倫威所致，但他的堂皇儀表，大概也真有九五人君的樣子。
為了表示對李成棟的尊寵，永曆帝特敕拜李成棟大將軍、大司馬，並效劉邦拜韓信故事，封壇拜將，殊榮無比。為報知遇信賴之恩，李成棟馬上返回廣州，募兵治軍，準備入江西聲援金聲桓等人，恢復大明江山。
在肇慶時，李成棟對永曆寵臣馬吉翔的權勢已有所見，回到廣州，出於耿耿忠心，他上疏永曆帝，說：“恩威不出陛下而出旁門，匪人濫進，貨賄公行……社稷存亡之大，非細故也，臣不敢不言。”馬吉翔見此疏，深恨李成棟。不久，李成棟已經集結兵馬準備北上南雄進入江西抗清，臨行前想入肇慶與永曆帝臨別。馬吉翔聞訊，連忙於宮中造謠，說李成棟想儀效董卓和朱溫，想趁入見時解散皇帝親兵，以他的舊部替代，把皇上當傀儡。
由於李成棟昔日瘋狂屠殺明軍的表現仍歷歷在目，永曆帝不能不疑。他派遣鴻臚卿吳侯去安撫李成棟，告訴他不必面君。李成棟一片赤誠，對此一無所知，直到他見到在朝中任官的義子李元胤，才知道自己被馬吉翔冤枉的實情，他嘆息說：“我初歸附國家，詣闕面君是正常的禮節。此次出行，誓死嶺北，只想與皇上辭別，交付公卿大臣後事，不想小人輩洶洶如此，恨吾不能剖心示誠，坐受無君之謗，徒以血肉付嶺表耳！”行至三水，永曆使臣馳至，仍敕其不得入朝。李成棟“望闕大慟”，從清遠順流而去，臨行之時，他長嘆道：“吾不及更下此峽矣！”
清軍方面，在中原聚集滿、蒙、漢大軍數万人，一支軍由孔有德、濟爾哈朗指揮，逼向湖廣。另一支軍由譚泰、尚可喜、耿仲明率領，直撲江西南昌。 1649年三月一日（永曆三年），南昌陷落，金聲桓殺妻子，焚厩舍，自刎而死。王得仁與清兵巷戰，死於戰場。湖南的明將何騰蛟也被清軍俘獲，於湘潭就義。
李成棟提北北上，屢戰屢北。也真是天不祚明，他為清朝從北往南打殺時，一路勢如破竹。反正以後，他由南往北打，連連敗績，十多萬大軍沿路傷亡殆盡。
1649年四月，南昌金、王兩人敗亡後，贛州的清將高進庫再無北顧之憂，聚集全部精銳部隊在信豐進攻李成棟。鏖戰一天，李成棟部下大將多死，士卒潰逃，糧食又吃完。部下將領請李成棟退師，尋找機會再圖重興。已經絕望的李成棟索酒痛飲，投杯於地，大言道：“吾舉千里效忠迎主，天子築壇以大將拜我，今出師無功，何面目見天子耶！”言畢，竟不帶隨從，控馬持弓渡水，直衝清宮大營，“不擇津涘，亂流趨敵”，估計加上飲酒過量，傷心欲絕，竟於中途摔入水中，遇溺而亡，結束了他令人費解、充滿殺戮、反反复复、又不失波瀾壯闊的一生。
李成棟淹死的消息傳到肇慶，明廷震悼，贈太傅、寧夏王，諡忠烈。永曆帝設壇於天寧寺，親臨祭之。
這樣，三個幾乎奇蹟般地恢復了明朝的整個南方的人——金聲桓、何騰蛟和李成棟，在1649年春一個月的時間之內，又奇蹟般地從歷史舞台上消失了。
值得交待的還有李成棟養子李元胤。
李元胤，字元伯，河南南陽人，原本是儒家子弟，李成棟為盜時掠良家子，養以為子。自少年時代起，李元胤一直跟隨李成棟出生入死，“稍讀書，知大義”，而且“心計密贍，有器量”。其義父降清時，李元胤怏怏不樂。日後李成棟反正，李元胤絕對是勸成首功之人。
佟養甲的參與反正本來就是被迫的，永曆朝廷雖然封他為襄平伯，掛了一個管理中軍都督府事的空銜，實權完全落入李成棟的手裡。他不甘寂寞，上疏水歷朝廷說：“疑臣則殺之，不疑則任之，何能鬱鬱居此？”朝廷只是“優詔”應付，不給他任何實際職務。佟養甲既懷念清廷的寵信，又明知在永曆朝廷內備受猜忌，就暗中派人遞表給清廷說明兩廣事變的情況，同時請派兵南下，自己充當內應。不料使者在路上被李成棟部卒查獲。李元胤當時擔任錦衣衛都督同知提督禁旅，密奏永曆帝以祭祀興陵（即朱由榔之父老桂王朱常瀛墓）為名派佟養甲前往梧州，預先在佟的座船必經之處設下伏兵，擒殺養甲。隨即把佟養甲的親信全部處斬，以清內患。
李成棟死後，永曆仍舊信任李元胤。明將楊大甫屯居梧州，常常劫掠行舟，殺戮往來軍使搶奪貢物。李元胤上疏，請永曆帝召楊大甫入見趁機誅殺。君臣飲酒之間，永曆詰責楊大甫，這位桀驁的武將竟想趁勢劫持永曆帝。一旁侍飲的馬吉翔等人失聲跑掉，李元胤在後一腳把楊大甫踹個大馬趴，把他逮住縊殺於船外。
永曆四年，清軍攻梅嶺，明將羅成耀棄南雄逃跑。見時勢已去，羅成耀暗中約降清軍，想攻取肇慶先立個功。永曆帝知悉此情，忙派李元胤乘間殺掉這個國賊。李元胤平時和羅成耀關係不錯，就相約遊船飲酒。舟泛中流，李元胤忽然把正在繩床上忽悠的羅成耀掀翻在地，以利刃一刀結果了這個叛賊。眾人大驚，李元胤不慌不忙，以敕示眾人：“有詔斬成耀”。 “移屍滌血，行酒歌吹如故”，“元胤三斬叛將，決機俄傾，而皆先清敕行事，不自專也”，有忠有智有勇，確是一個人才。不久，永曆朝內元胤孤軍守肇慶，並獨軍於西南驛擊敗清軍。由於永曆帝及一幫臣下各自鼠竄，李元胤孤軍不支，被清軍重圍於鬱林。絕望之下，李元胤穿上大明朝服，登城四拜，哭嘆道：“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言畢自刎而死。廣東重又盡陷於清軍之手。
至此，諸師淪亡，南明曇花一現的大好時光終於過去。 1650年年底，桂林城陷，瞿式耜殉國。永曆逃至南寧後，受制於權臣孫可望，而後，雖有李定國等忠臣義士相擁，仍因朝中奸臣當道，四面交困，雖然又苟延殘喘了十二年之久，歷盡艱辛，逃過百死，永曆最終為緬甸人出賣，交給了大漢奸吳三桂。永曆十六年陰曆四月十五日（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永曆帝朱由榔被吳三桂以弓弦絞死於昆明箅子坡，時年四十歲。南明滅亡。
八旗滿州在人關時只有不到十萬兵丁，到順治五年才不過十萬餘丁，而竟以區區十多萬丁最終滅亡二百七十多年擁兵數百萬人口近三億的大明朝，著實發人深省。在王朝搖搖欲墜之時，“數十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反而是被聖人歸為“難養”之類的女子義薄霄漢，挺身而出，出現了趙氏姑娘（或張玉喬）以及眾位反清英雄烈母賢妻的動人場面，她們或以義激，或以身殉，令中國歷史憑添了奇麗的動人風景。封建史家對女子總是吝於筆墨，對這樣一個剛烈紅顏忍辱偷生、義激梟雄乃至最後捨身成仁的原因和過程更乏深入細緻的剖析，扼腕嘆息之餘，使人想起美國作家米勒對婦女的評價——“女人看似柔弱、沉默，其實她們比男人更加堅韌，道德和良知更加堅定，能夠面對人生巨大的變遷和伴侶的興衰浮沉，並能在關鍵時刻比男人更果決、更富有遠見……”
1644年，沒有被李自成吞併的張獻忠率部入川，建立了大西國，定都成都。張獻忠控制了四川絕大部分地區，進行了兩年的恐怖統治，由於他的嗜殺，使四川人口和資源銳減。
儘管四川與外界相對來說是隔絕的，但張獻忠並不安全。順治三年（1646年），滿清肅親王豪格和吳三桂率清軍由陝南入川，攻打張獻忠的大西軍。順治四年（1647年）七月，張獻忠撤離成都，向陝西進發，此時李自成的西安已經淪入清軍之手，張獻忠企圖與清軍爭奪西安。同年十一月，大西軍在西充鳳凰山被清軍包圍，張獻忠被清軍射中，“痛極而亡”。
但是，誰也沒有想到的是，農民軍領袖張獻忠死後留下的遺產，直接影響到南明永曆朝廷最後10年的進程。
“獻忠死後，各營大亂”，大西軍頓時驚潰，傷亡慘重。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將軍在危難中收集殘部數千、家口萬餘人，由順慶（今南充市）急速南下，一晝夜馳數百里，急速南撤，才保存下部分有生力量。此時他們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後面是窮追而來的強勁清軍，前面又有南明軍隊憑藉長江扼守，幾乎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然而，在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的領導下，大西軍餘部一舉擊破據守重慶的南明總兵曾英，曾英落水淹死，部眾潰逃。大西軍渡過長江天險，打開了南進的通途。
張獻忠有四名養子——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和艾能奇。四人中孫可望原來的地位和威信比較高，年紀稍大，又讀書識字，張獻忠死後，領導大西軍的重任很自然地落到了孫可望的肩上。孫可望掌握政權後，立即整肅軍隊，改變張獻忠以往濫殺無辜的過火行動。但此時張獻忠的妻子和親信宰相汪兆齡仍然高踞諸將之上，主張照舊行事，即繼續推行獻忠在世時的過激政策。
孫可望與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商議後，一致決定把“皇后”和汪兆齡處死。張獻忠的親信倒台後，大西軍內部就形成了四將軍領導的體制。
大西軍進入貴州以後，豪格統率的清軍已經由四川撤回北京，南明雜牌官軍又不足以同大西軍相抗衡，孫可望等人本來可以把貴州作為基地，休整士馬，建立政權。
此時雲南正值阿迷州土司沙定洲叛亂，明黔國公沐天波逃離昆明。由於沐天波的副將龍在田早在張獻忠谷城詐降時與孫可望相識，便派人向孫可望求援，告知：“假大義來討，全省可定也。”四將軍認為這是擴大農民軍轄地的好機會，便以為黔國公復仇的名義出兵雲南。
有明朝一代，雲南的治理很特殊。像西南其他省份一樣，雲南採用通常的省、府和州縣等明朝政府任命的機構與世襲的土司和宣威司（通常是在土著居民地區）相結合的治理辦法。另外，在軍事體制上，雲南則由沐氏黔國公鎮守。沐英是明朝開國功臣，明太祖朱元璋的義子，世封於雲南。沐氏家族鎮守雲南兩百多年，在當地聲望很高，歷代黔國公也是明朝唯一持續掌握實際領土權力的勳臣。
然而，雲南本身並不平靜。雲南東南部的土司沙定洲發生了叛亂，並擊潰了沐天波的軍隊，在1646年一月攻占了雲南府（今昆明），沐天波率領殘部退往雲南西北部。
孫可望等率部進入雲南時，為了減少進軍的阻力，事先派出間諜前往雲南，利用漢族官紳、部分土司對沙定洲的不滿情緒和黔國公在雲南長期享有的威望，散佈假情報，說行將入滇的大西軍是沐天波妻子焦氏家族的武裝，來雲南為沐氏復仇。這一策略果然收到奇效，大西軍所到之處，不但暢通無阻，還有云貴百姓主動提供糧餉。
因為孫可望先派人佯攻沙定洲的老家，沙定洲主動放棄昆明，逃回故里。此刻留在昆明城內的明朝巡撫吳兆元等人已經弄明白了入滇的並不是什麼焦家救兵，而是大西軍，但是他們手頭無兵，只有聽任紳民投降。大西軍順利地進入昆明。 “孫、李諸軍入城，秋毫無犯”。
隨即，孫可望平定了沐天波據守的楚雄、大理等滇西地區，沐天波被俘。孫可望以“共扶明後，恢復江山”為條件同沐天波談判。沐天波親身遭到沙定洲叛亂的荼毒，弄得家破人亡，自己的兵力又非常有限，決定借大西軍復仇，雙方很快達成合作協議，宣布“共襄勤王，恢復大明天下”。此後，沐天波不僅派自己的兒子先行前往大西軍營中納款，還發出檄文責成屬下官員向大西軍繳印投降。
由於沐氏家族自明初以來世鎮雲南，佩征南將軍印，在軍衛、土司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孫可望等入滇後收繳了明朝頒發的文武各官印信，只有沐天波所佩世代相傳的“征南將軍印”仍予保留，讓他行文招撫各土司。於是，迤西一帶不戰而下，“各土司次第來歸”，“去方三月，而迤西盡平”。
但北將軍艾能奇卻在征東川的時候中了土司祿萬億部下的毒箭，不治身死。
1648年（永曆二年、順治五年）十月，沙定洲等在昆明被處死。這樣，在孫可望的部署下，經過一年多時間的東征西討，平定了雲南全省，使當地百姓自明末兵燹以來過上了安寧的生活，生產也有了很大發展，當年就出現了“滇南大熟，百姓豐足”，“兵民相安”的景象。連清初人士也記載，“孫可望等倡義之名至今人猶稱道焉”。由於四將軍在雲南實行了恢復生產有利於民的政策，彝、白、壯、傣等族人民紛紛參軍，大西軍擴大到二十多萬，還增加了新武裝——象隊。
關於象隊的威力，大家應該在《亞歷山大》的電影中見識過。 “讓我們把戰爭帶給亞洲，把財富帶回希臘”。這是希臘最著名的雄辯家的雄心。橫跨中東的亞歷山大所向無敵，唯獨到了印度，也被象隊所阻。
平定雲南後，孫可望和李定國之間開始出現不和。早先，孫可望與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的地位本來不相上下，入滇以後可望雖被推為盟主，但他畢竟不能同張獻忠相比，李定國、劉文秀手握重兵，各以“西府”、“南府”老爺自居，並不能惟孫可望之命是從。尤其是李定國，他是少有的將才，在軍隊中有很高的聲望。出於各方面的考慮，孫可望決定與南明聯合抗清，藉此請求永曆朝廷加封，這樣他的爵位高於二人後，就能名正言順地繼承張獻忠的遺產，節制李定國和劉文秀，並為他將來挾天子以令諸侯，甚至當皇帝鋪平道路。
1649年（永曆三年，順治六年），孫可望派楊畏知和戶部龔彝充當使者，前往廣東肇慶，同永曆朝廷聯絡。楊畏知到達肇慶後，呈上孫可望請封秦王的書信，並進獻禮物以表善意。
在當時參與抗清的各種力量之中，孫可望為首的大西軍實力最強，孫可望等人決策同永曆朝廷攜手抗清，本是這個小朝廷的最佳福音。可是，階級的偏見和政治上的鼠目寸光，卻在永曆朝廷內部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廷臣會議時，贊成封孫可望為王的固不乏人，當政的一批人物卻因種種私慮表示堅決反對，惟恐擁有龐大實力的大西軍參加永曆朝廷將會削弱自己把持朝政的局面。還有人建議在封爵的同時趁機挑撥大西軍各將領之間的關係。
爭論持續了幾個月，楊畏知見封孫可望為王的阻力太大，不得已上疏改請封孫可望為公爵，以便回滇復命。永曆朝廷勉強同意了，決定封孫可望為景國公，賜名朝宗。後經督師閣部堵胤錫一再上疏，永曆帝同意封孫可望為平遼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南明潯州守將慶國公陳邦傅擔心自身利益，他的中軍胡執恭建議結好於孫可望，倚仗大西軍的聲勢。二人利用永曆帝頒給的空白敕書，私自填寫，又暗中鑄造了“秦王之寶”金印，由胡執恭冒充朝廷使臣迳自前往雲南封孫可望為秦王。
孫可望並不知道封王內幕，對胡執恭送來的敕書和“秦王之寶”極為滿意。他安排了隆重的儀式，親自郊迎使者，“肅然就臣禮，先五拜叩頭，舞蹈稱臣。受秦王封後，率其義兄弟三人並三軍士卒各呼萬歲後，又秦王昇座受義兄弟三人並三軍士卒慶賀”。然後把敕書謄黃佈告雲南各地，歡慶三天。這一連串盛大儀式表明孫可望和義兄弟李定國、劉文秀統轄下的大西軍以及他們管理得頗有條理的雲南全省已經遵奉南明永曆正朔，孫可望本人的領導地位也得到了正式肯定。
誰知不久楊畏知等人回到昆明，帶來了封孫可望為平遼王的敕印。孫可望大為驚異，說：“我已經封了秦王了！”楊畏知也大吃了一驚，問明情況後，說那是假的。胡執恭到昆明時，並不知道朝廷採納了堵胤錫的建議，把封號由原議景國公改為平遼王，爭辯說平遼王敕印也是假的。
孫可望既誤信了陳邦傅、胡執恭假造的敕印，舉行了隆重的受封典禮，弄得云南軍民皆知，這時要降格為二字王，處境的尷尬可想而知。他極為憤慨，下令把楊畏知、胡執恭關進監獄，給朝廷送去啟本，表示接到秦王敕印後已經鄭重宣布，大小官員和軍民都已祝賀，無法改變，請朝廷定奪。
平心而論，問題出在永曆濫發空白敕書和陳邦傅以公爵身分矯詔偽封一字王，孫可望不僅不負任何責任，而且在宣布受封秦王、接受拜賀以後也確實難以退步。永曆朝廷在既成事實面前竟毫無靈活性，堅持拒絕封孫可望為秦王。在大西軍提出聯合抗清的建議以後，永曆朝廷不僅在封爵上多方刁難，還不顧大敵當前，加強了對大西軍的防範。 “是冬，封黔鎮皮熊為匡國公，播鎮王祥為忠國公，防滇寇也”。
大西軍建立起以雲貴為中心的新基地後，永曆小朝廷的處境開始江河日下。
順治六年（1649年）清軍攻占了湖南，翌年清軍攻克廣州和桂林，駐於梧州的永曆君臣在同一天裡得到兩省省會陷落的消息，立即亂成一團。永曆帝倉猝登舟，向南寧逃難。永曆帝生性懦弱無能，一有風吹草動立即“起駕”逃難。他從梧州竄往南寧時，根本沒有作留守地方的任何部署，像普通百姓一樣只知逃命要緊。
永曆帝君臣經過潯州時，慶國公陳邦傅已經決定投降清朝，準備邀劫永曆帝獻給清方。永曆帝得到報告，“衝雨而過”，脫離了危險。陳邦傅沒有抓到永曆帝，就將明宣國公焦璉刺殺，將其首級獻給清軍作進見禮。
原先聚集於兩廣的朝廷和地方官員大有樹倒猢猻散之勢。除了鎮西將軍朱旻如在昭平縣同清軍格鬥而死，被革職的朝臣汪皞投水自盡以外，其他未隨駕的官員有的降清，有的竄入深山，有的剃髮為僧。王夫之等人都是在這時脫離永曆朝廷返回清政府統治下的故鄉，以明朝遺民自居。 “山中宰相”方以智、原給事中金堡做了和尚。以風節自命的“五虎”首領袁彭年（左都御史）和丁時魁再次降清，都自稱1648年在廣州反正是被李成棟所逼迫。
永曆帝逃到南寧後，無兵無將，轄地全失，已經走投無路，只得依靠大西軍這唯一的一支力量了。於是順治八年初，永曆帝派使臣前往貴州，封孫可望為冀王，讓他帶兵到南寧護衛。
按明朝制度，一字王為親王，二字王為郡王，永曆帝到危難關頭決定破格封孫可望為一字王，卻不同意真封秦王，原因是明初朱元璋的次子朱樉受封秦王，位居諸藩之首，傳世二百多年，需要避免重複，也有恩自上出的意思。孫可望卻因為用秦王名義發號施令已久，不願拆穿早已謄黃公佈的“偽敕”，拒不接受。楊畏知勸他接受冀王封號，說“假王何如真王”，孫可望置之不理。
1651年（永曆五年，順治八年）二月，清軍由柳州南下，南寧岌岌可危，永曆朝廷覆亡在即。孫可望見事態緊急，急忙派遣勁兵五千趕赴南寧護衛永曆皇帝。孫可望的軍隊一到南寧，就殺了永曆朝廷的兵部尚書楊鼎和，逼死了阻撓封秦的首席大學士嚴起恆。在這樣的狀況下，永曆帝被迫正式承認孫可望為秦王。
南寧又陷落後，朱由榔倉皇逃到瀨湍。順治九年正月，孫可望派人將永曆帝接到貴州安龍所，改名安龍府。答應每年向永曆“致銀八千兩，米百石”，而永曆帝允許孫可望今後“大小戰爭，誅斬封奏，先行後奏”。這個時候，永曆政權才完全在孫可望的控制下。
作為對比，我們再來看看後來孫可望投降清廷後的待遇。 1657年（順治十四年，永曆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南明內訌又起，孫可望在貴陽誓師，親自統率十四萬兵馬向雲南進發，攻打李定國。此但由於孫可望師出無名，他手下的重將白文選不支持他，結果兵敗。孫可望一路奔逃，走投無路下，終於決定投降清廷。
而清廷得知可望處境危急後，為了撈到這張王牌，立即派出大軍接應，擊退南明的攔截之兵，孫可望和家眷等四百多人才得以脫險。
在這以前，洪承疇受命經略五省總督軍務，始終局促於湖南、廣西境內，毫無進展。孫可望一手挑起的南明內訌和兵敗降清，對清廷來說無異是喜從天降。
清廷對於孫可望的來歸極為重視，特旨封孫可望為義王。孫可望應詔赴京陛見，到達京師後，清廷命和碩簡親王濟度、和碩安親王岳樂帶領公、侯、伯、梅勒章京、侍郎等大批高官顯爵出城迎接，場面相當隆重。明遺民方文當時正在北京，目睹其事，賦詩寄慨雲：“南海降王款北庭，路人爭擁看其形。紫貂白馬蒼顏者，曾攪中原是殺星。”次日，順治皇帝親自在太和殿接見孫可望。十天之內，皇帝賜宴多達三次，賜銀兩次共一萬二千兩，此外賜府第、賜蟒袍、朝衣、緞匹等，孫可望成了清廷上紅極一時的人物。
我們可以看到，1649年，孫可望統率數十萬貔貅之眾，以雲南全省之地，自願歸附風雨飄搖中的永曆朝廷，南明君臣在封一字王上備極刁難；而清廷對僅率數百人狼狽來歸的孫可望卻毫不猶豫地加封王爵。不能不看到清廷的度量和眼光比永曆朝廷高明得多。
可惜的是，孫可望受到清廷特殊的恩遇，靠的是出賣雲貴川抗清事業。孫可望本人的地位隨著永曆朝廷的衰微逐漸走向沒落。順治十六年（1659）閏三月，有人揭發孫可望放債取利等事。這種事情在滿洲八旗中本是習以為常的現象，順治皇帝卻不願放過這個機會進一步貶損孫可望的政治地位。他派內閣學士馬邇吉來到孫可望的住宅宣讀諭旨，先訓斥一番，然後宣布寬假其罪。
此後，孫可望的處境益發難堪了，正如古語所說“神龍失勢，與蚯蚓同”。順治十七年（1660）六月，他被迫上疏請求辭去義王封爵和冊印。這時，南明永曆皇帝雖然已經逃入緬甸，西南大勢已定。
就在這年的十一月二十日，孫可望死了。官方的說法是病死，真相如何頗有疑義。清初史家就說孫可望是“隨出獵被射死”。康熙八年，清廷派刑部尚書明珠前往福建招撫據守台灣的鄭經。鄭經回信中不無諷刺地說：“貴朝寬仁無比，遠的不說，以所聞見之事如方國安、孫可望，豈非竭誠貴朝者，今皆安在？往事可鑑，足為寒心。”可見，孫可望之死並非善終在當時一定流傳得很廣。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清廷終於決定：“孫可望子孫所有世職，嗣後不必承襲。”從此，孫可望家族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最後的痕跡。
李定國，字寧宇，明天啟元年（1621年）出生於陝西延安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崇禎三年（1630），年僅十歲的李定國參加了張獻忠起義軍。張獻忠見他相貌英俊，性格寬厚溫和，非常喜歡，於是收為養子。張獻忠有四個養子，“孫可望為長，定國次之，劉文秀、艾雲枝（能奇）次之”。從此，李定國追隨張獻忠，在斗爭中迅速成長。
崇禎十年（1637），十七歲的李定國即率部下二萬人，追隨張獻忠進入四川、湖北。崇禎十四年二月，李定國奉命奇襲襄陽，他喬裝成明軍差官，“以二十騎夜叩襄陽城門而入”，“遂克襄陽”，擒獲明朝親藩襄王；明督師大學士楊嗣昌所儲軍資十餘萬，皆為農民軍所得。襄陽大捷是張獻忠起義軍開始走向勝利的轉折點，而這一勝利和李定國的機智勇敢是分不開的。
崇禎十七年十一月，張獻忠正式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權，李定國以戰功卓著被封為“安西將軍，監十六營”，位僅次於孫可望，是大西政權的第三號人物。這時他才二十四歲，“長八尺，眉目修闊，軀幹洪偉，舉動有儀度”，在軍中“獨以寬慈著”，作戰則“臨陣陷堅逐，死不置”，少年英武，被人稱為“小尉遲”，又因為驍勇善戰，更被稱為“萬人敵”。
順治三年，張獻忠戰死後，大西軍建立了以昆明為中心的著名的“四將軍”政權，孫可望稱平東王，李定國稱安西王，劉文秀稱撫南王，艾能奇稱定北王，仍然保持著農民軍的傳統：“每公事相會，四人並坐於上”，“然各營諸將賞罰，則一尊於可望”。
孫可望隨著地位提高，個人野心逐漸膨脹。明御史任僎投其所好，“倡議稱可望為國主，設六部，鑄興朝通寶紋，以乾支紀年，可望大悅”，然而李定國“心非任僎議，每事相抵牾”。孫可望便與親信王尚禮策劃，欲壓服李定國，樹立個人權威。
永曆帝逃到南寧後，無兵無將，轄地全失，已經走投無路，只得依靠大西軍這唯一的一支力量了。於是順治八年初，永曆帝派使臣前往貴州，封孫可望為冀王，讓他帶兵到南寧護衛。
按明朝制度，一字王為親王，二字王為郡王，永曆帝到危難關頭決定破格封孫可望為一字王，卻不同意真封秦王，原因是明初朱元璋的次子朱樉受封秦王，位居諸藩之首，傳世二百多年，需要避免重複，也有恩自上出的意思。孫可望卻因為用秦王名義發號施令已久，不願拆穿早已謄黃公佈的“偽敕”，拒不接受。楊畏知勸他接受冀王封號，說“假王何如真王”，孫可望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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