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以草原游牧文明為本位的成吉思汗，可能做夢都不會想到，自己日後會成為農耕文明的皇帝，被自己的孫子追認為“太祖武皇帝”。自己的建立的“也客·蒙古·兀魯斯”（大蒙古國）也演變成了“大元王朝”。
對於他來說，忽必烈是典型的不肖子孫——一個違背了傳統，違背了他的箴言的孫子。
當然，忽必烈是決不會承認自己的不肖，他不止一次地努力將那些不聽話的堂兄弟們拉回自己的控制範圍，與窩闊台汗國海都征戰，堅持對於察合台汗國汗王的冊封，盡力維持對伊兒汗國的宗主權，都是在彰顯自己是蒙古帝國的合法大汗。
但在現實中，他知道自己已無法回到祖、父、兄的時代，那個依靠傳統、武力和血緣維繫的帝國已經一去不返。他必須找到新的方法來重組帝國。
他需要法統，一個新的，從根本上確定他地位的法統。
在東亞，誰也不能否認，中國皇帝是“天子”，是中央之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誰擁有皇帝的稱號，誰就是萬邦之主。這代表代表文明、神聖、傳統的稱號具有極大的號召力，是現成的法統。
一向被稱為“天朝”的中國不是即將被自己所征服了麼？一向被稱為“天子”的中國皇帝不是就要成為自己的俘虜了麼？這個古老而神聖的法統自己為什麼不能接手呢？
成為天子，成為皇帝，就可以既穩固漢地的統治，又給自己帝國大汗的身份帶上新的光環。
於是，在堅持自己是正統的“蒙古大汗”之外，忽必烈頒布即位詔，提出要“稽列聖之洪規，講前代之定制”，“法《春秋》之正始，體大《易》之乾元”，成為了中國皇帝。
勒內·格魯塞在《草原帝國》中說，忽必烈“使蒙古帝國成為中國帝國。……他就成了具有15個世紀悠久歷史的帝國的合法君主。他的王朝……只希望追隨以往的22個中國王朝的步伐。”
這話有些道理，但與其說忽必烈是把蒙古帝國變為中國帝國，不如說他是在把兩個帝國用並行的方式合二為一，並藉此將蒙古帝國從新組裝。
既然是並行，作為最高統治者，也就不得不身兼二職。
而身兼二職，尊號就不得不麻煩一些。忽必烈將自己之前的蒙古可汗全部追認了皇帝廟號，成吉思汗為“太祖”，窩闊台為“太宗”，貴由為“定宗”，蒙哥為“憲宗”，親生父親拖雷雖然只做過監國，也被追認為“睿宗”。自己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自然是“世祖”。
而為了表明“蒙古大汗”的身份，汗號也不能廢除，忽必烈汗號為“薛禪汗”。以後諸帝一體因循，元成宗鐵木爾，汗號“完澤篤汗”；元武宗海山，汗號“曲律汗”；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汗號“普顏篤汗”；元英宗碩德八剌，汗號“格堅汗”……
1279年，南宋滅亡，中國皇帝也只剩下一個，忽必烈正式定國號為“元”，一切似乎都大功告成。
可惜，在武力來決定法統的時代，任何華麗的外衣都只能是裝飾。忽必烈從始至終，都只能做個不太名副其實的蒙古大汗——那些兄弟汗國根本不買他新建法統的賬，在手中的只有一個虛名。
虛名就虛名吧，至少別的兄弟連虛名都沒有，他們只能去做自己的“金帳汗”、“察合台汗”和“伊兒汗”。而他自己，也只能專心地作好更實在的工作——大元皇帝。
可是，可汗和皇帝是不同的，可汗屬於放牧的草原，屬於鐵血的戰爭，屬於殘酷的征服；而皇帝，屬於耕作的原野，屬於書冊典籍，屬於禮儀教化。
做皇帝，是要漢化的。
這，原本不是問題。忽必烈曾經極為仰慕漢文明，蒙哥汗時受任掌理漠南漢地，便大力延攬漢族儒士，推行漢化。在他的“金蓮川幕府”中，有著成群的漢人儒士，劉秉忠、楊惟中、姚樞、郝經、王文統等便是其中精華。在他們的輔佐下，他正紀綱、定法度、立省部、明黜陟、寬賦稅、輕徭役、絀債負、重農桑；在他們的策劃下，他違背傳統與阿里不哥爭位；在他們的簇擁下，他成為了大元皇帝。
而在他的軍隊中，漢人史天澤、李璮、張柔、嚴忠濟等都是手握重兵，獨當一面的大將，也是他得以定鼎天下的重要保障。
然而問題還是存在的。
蒙古人在進入中原以前從事比較單純的游牧－狩獵經濟。這和拓跋鮮卑、契丹、女真（滿族）等民族在南下前長期附塞居住，與農業社會有較多接觸相比來說，蒙古人對農業文明幾乎全無接觸和了解。要認識農業經濟的重要性、接受相關的一套上層建築、意識形態，他們要困難得多。
北魏、遼、金等朝代建國後，所接觸唯一成體系的先進文化就是漢文化。而蒙古建國後，除漢文化外，還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亞伊斯蘭文化乃至歐洲基督教文化的影響。對本土文化貧乏的蒙古統治者來說，漢人儒家文化並不是唯一的治國良方。
再加上忽必烈以“蒙古大汗”自居，一直不放棄對四大汗國的宗主權，就必須保持漠北草原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他的子孫們自然也很難擺脫草原本位政策的影響，去做一個徹底的皇帝而不再作“大汗”。
有這樣的問題，只要一點點變亂，那漢化的腳步就會驟然停止。
何況，作為一個武力征服的王朝，變亂總是不能避免的。
1262年，在忽必烈剛登上帝位，正在與阿里不哥鏖戰之時，他所信任的江淮大都督李璮以山東全境反叛，而這李璮的岳父又是他所倚重的中書平章政事王文統。
雖然在忽必烈的派兵進剿下，李璮僅堅持了五個月便身死族滅，王文統及其子王蕘也以同謀罪被殺。但內外兩個深受重用的漢臣竟會叛亂，這大大打擊了忽必烈的漢化熱情。
趁此機會，一直對忽必烈重用漢人不滿的色目人群起進言：“回回雖時盜國錢物，未若秀才敢為反逆”。色目人善於理財，沒有漢人儒士那麼多的禮教大義，又和蒙古人一樣是外來者，只要在幫助皇帝搜刮財富之餘滿足自己的私慾，便不會有什麼野心。感到漢人終究與自己不一條心的忽必烈開始重用色目人。任命中亞費納客忒人阿合馬領中書左右部，後又兼諸路都轉運使，和左右部併入中書，最後超授阿合馬為中書平章政事，列於相位。
將“屢毀漢法”的阿合馬拔擢為宰相，標誌著忽必烈停止了漢化進程。有元一代，蒙古傳統的分封采邑制、官工匠制、驅奴制、朝會濫賜制、商業上的斡脫（高利貸）制等原封不動的保留了下來。
這些落後的製度和在中原實行的稅糧制（包括地稅和丁稅，規定地稅多者交地稅，丁稅多者交丁稅）以及在江南實行的兩稅制（夏秋兩季繳稅）同時施行。國家財政、地方財政、貴族食邑互有交叉，奴隸制與商品經濟同步運行，出現的抵牾和混亂，可想而知。
忽必烈時的元帝國最為強盛，強盛得將種種問題掩蓋。但這一國多製卻是一粒種子，一粒帝國再次崩潰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