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3．穿戴
上世紀30年代，蔣介石一年四季常披一件黑色披風，出門不離身。後來社會上越傳越神，有說是防彈衣，有說冬暖夏涼。其實這只是一件普通披風。 30年代初由他的侍從室委託勵誌社經手，讓南京李順昌軍服店裁製而成。
抗戰前張大千來北平，在中山公園開畫展。很多觀眾見到了張大千的真面目：一把濃黑的大鬍子，手指頭十分粗壯。深灰色老布夾袍子，黑大布馬褂，布襪子，布鞋。據說這樣的裝束，當年只有在邊遠的山區小鎮上才能見到。
1925年，丁玲和胡也頻在北京同居。當年冬天胡也頻無以御寒，丁玲花七塊錢買了兩塊兒棉布和兩斤棉花，親手給胡做了一件棉袍，但不合身，只好送到當舖換回4塊錢。丁玲又買了一塊錢的棉花，把胡也頻的一件舊袍子拆了塞進棉花，對付了一個冬天。
袁世凱當總統後，派人把名士王闓運接到北京，以示禮賢下士。王去總統府見袁時，身穿清朝的蟒袍官服，袁問：現在已經是民國了，老先生何以仍穿清服呢？王答：你穿西式服裝，乃夷服也，我穿滿洲服裝，亦夷服也，彼此彼此。
戰後，“黨國大員”們紛紛攜眷來逛北平，成為一時的風尚。素有“桃色將軍”之名的孫元良也帶著愛妾跟風而來。當時京滬一帶女裝以翻穿灰背大衣為時尚。孫妾是南方人，想趁北遊之機，挑一款頂級的灰背大衣穿回去，名號瑞蚨祥自然成為首選之家。一日，孫元良挈婦坐小臥車直驅瑞蚨祥，店中一看來客勢頭不小，便格外殷勤，優禮有加。孫等登樓環顧，見貨品琳瑯滿目，自恃有錢，任意挑選。店中也將最好的灰背大衣一一陳列。不料這兩位顧客並不識貨，挑來挑去，也只是憑價碼判定貨色高低。他們逐一看價，從500萬、600萬看到800萬，無一件過千萬者，心猶不甘，便問：“還有價值更高的沒有？”店員已看出買方並不識貨，也識破了他們的心思，不免想冤兩人一把，他答：“櫃上佳品，已盡於此，如要更好的，須到倉庫去取，可否請您稍等。”孫點頭後，店裡即派人出門，但並沒去倉庫，而是到附近祥謙益取來一件灰背大衣。這件大衣標價600萬，在櫥窗裡擺了大半年也沒賣出去。瑞蚨祥拿過來，換上自己的標籤，加碼至1200萬，送到樓上。店員告訴孫元良，這是無上妙品，不遇識家是不輕易拿出的。孫聽後甚為滿意，彷彿自己真成了“識家”，欣然付賬而去。孫元良後來官至兵團司令，敗逃台灣後解甲從商，一直活到104歲，2007年才去世。其子秦漢曾是台灣當紅一時的電影演員。有意思的是，這位當年在瑞蚨祥被涮了一把的將軍，晚年居然成了台灣一家綢佈公司的董事長。
1929年華北大旱，《大公報》發起賑災募捐，溥儀時居天津日租界張園，他拿出一些貂皮，委託《大公報》代為標售，進款捐給災區。勝芳蔡（河北文安縣勝芳鎮巨富）後人蔡次泉（時蔡家已移居天津，成為“天津八大家”之一）聽說後，即以最高價出手其中的大部。他的真實用意，其實並不在於助賑，而是以能享受或擁有皇家衣裳自炫。此舉所流露的，是一種典型的暴發戶心態。
蔡次泉的弟弟蔡蔭泉穿著上不讓其兄。他是天津元隆綢緞莊的大主顧，凡元隆號新進的各種綢緞皮貨，必先由蔡蔭泉選購後，再送門市出售。元隆綢緞莊視其為財神爺，百般逢迎，自不在話下。
1934年夏，蔡家到天津後的掌門人物蔡慕韓（蔡次泉之侄）娶媳，新娘是曹錕的孫女。新娘婚禮上所戴鳳冠，是用珠寶鑲嵌的；衣服則用黃金絲刺繡，這身只穿一天的“行頭”的價值，據說能頂1000袋麵粉。
林森當了國民政府主席後，還時常自己上街購物。有一次他到南京花牌樓一家鞋帽店買禮帽，被店員認出，老闆說什麼也不收錢，還以上等禮帽相贈，林森卻讓再三後，只有欣然接受。這消息隨後不脛而走，這家鞋帽店從此生意火爆。
吳鼎昌一向注重儀表。抗戰期間，他任貴州省主席。在公眾場合總是穿一身筆挺的西服，上衣口袋插一塊花手絹，微露一角。吳每天刮臉，絲毫不見鬍子茬。
民國時期，高級將領裡最講究服飾的據說有兩個人，一個是商震，另一個是鄒作華（曾任中央砲兵學校教育長）。 1928年後，高級軍官為標榜儉約，一般都穿灰布軍服，一套灰斜紋布的軍服料子不過三四元，商震的軍裝則一定要拿到東交民巷的外國裁縫鋪去做，光手工費就得三四十元。商所穿衣服，無論軍裝還是便裝，一概燙得筆挺，家裡僱著專門燙衣服的工人。
虞洽卿雖為上海灘的大佬級人物，卻一向不修邊幅，尤其不喜歡穿長衫。他坐汽車外出活動，常常是短打扮上車，把長衫放在車上，下車時再由司機取出，披在身上做做樣子。
上世紀30年代初，張恨水在關門“暴寫”了一年小說之後，去了趟西北。他到西安拜訪時任陝西省主席的邵力子，邵很熱情，聽說張要去蘭州，就安排他搭乘西蘭公路劉工程師的公務車。張一路閱盡西北的荒涼，感到這裡的一個縣尚不如江南的一個村鎮。劉工程師告訴他：“你還沒到縣里頭去看看呢，老百姓的衣不周體，十幾歲的閨女往往只以沙草圍著身子過冬，沒有褲子穿，許多縣都是如此。”
方丈是廟裡的權貴階層，衣食住行都遠高於一般僧眾。當年拈花寺的全朗和尚，有成箱的綾羅綢緞，單夾棉紗無所不備，時更日換，越穿越多。
湯恩伯不修邊幅。身上穿的軍服，灰的黃的連同軍帽和皮帶的顏色，能湊成幾截。他夏天坐在汽車裡，總是一隻褲腳包著鞋跟，另一隻褲腳捲到膝蓋以上。除了接待外賓，很少能看見他穿戴整潔的時候。
宋美齡選購衣料，總是跑好幾家店鋪，問明價格，揀合意的地方買。
天津買辦馮庸仙每天早、中、晚換三次衣服，每件衣服的款式和花樣都不同。中式上衣的花朵，與時辰相應，依含苞、初放、盛開三式定織。如此則他本來已成堆的衣服就要再加上兩倍。還有成堆的人為他設計、購置、收藏、整理衣服。
邵乾一是東北首屈一指的資本家，身家不下千萬，過日子卻像個窮人。他平時穿的衣服都是老伴縫的，鞋也是老伴做的，從不穿皮鞋。鞋穿破了就叫人去掌，有人開玩笑說：“老東家，你穿什麼樣鞋沒有？不要再穿掌的鞋了。”邵笑笑說：“省一個是一個。”某日，他去哈爾濱馬迭爾飯店赴宴，穿一件黑布大針腳的棉袍，戴個氈帽，顯得不成體統。陪他去的跟班說：“總經理，你穿我這件水獺領大衣，水獺帽子，我再藉一套。”邵說：“不用！是請人吃飯，也不是請衣服吃飯，還管穿什麼嗎？走！”結果馬迭爾的門房放跟班進去，把邵當成伙夫攔住了，跟班怎麼解釋也不管用，邵一氣之下，在門廳大喊：“誰不知道我邵乾一！”
1939年，張伯駒輾轉來到大後方貴陽，往訪貴州省主席吳鼎昌。他戰前見到的吳鼎昌，都是長袍馬褂，腳登雙樑鞋，此次見吳身著筆挺的上將軍服，不免心生滑稽之感。
劉延陵與朱自清、俞平伯、葉聖陶等同為文學研究會早期的八個詩人之一。劉是蘇北人，口音很重。一天早晨，鄭振鐸去看劉，劉正在被窩裡鼓搗，鄭振鐸不明就裡，問他在幹什麼。劉答：“換褲子。”因是蘇北腔，聽起來有點像“紅褲子”，這就有點類於女人的行事了。
作家許傑早年在寧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學教書時，花17元做了一身咖啡色的厚呢西裝，包括上衣、褲子和坎肩。他還給西裝配了襯衫、硬領、領扣、袖口和領帶等。這是許傑的第一身西裝，在寧波就沒怎麼穿過。後來到了上海，他費了老大勁才打上領帶、把西裝穿好，出門後仍不知所措。看見有人穿的西裝上衣沒扣釦子，他便把釦子解開，袒胸走路；一會兒又見有人西裝上衣的釦子扣著，忙把解開的釦子再扣上……如此一趟街逛下來，竟然無所適從，渾身不自在。
和許傑有些類似的是周有光。 1923年，周有光自常州中學畢業後，準備報考上海的聖約翰大學。有同學提醒他，報名需要照片，最好是西裝照。周有光自己沒有西裝，也沒穿過西裝，只好藉用照相館的西裝道具。但照相館的攝影師也不懂打領帶的規矩，把領帶和領結一齊招呼上，給周有光拍了一張別出心裁的標準照。照片寄到上海的同學手中，當了一陣笑料後，隨即被退回常州。周有光在同學的指導下，重拍一張了事。
帝宮檔案顯示，1934年，婉容共製作各種旗袍27件，平均每月兩件還多，這說明她那時還知道裝扮自己。後婉容被打入冷宮，靠大煙度日，已是另一個樣子了。 1942年入宮的李玉琴，是在戰後隨溥儀逃難的路上才第一次見到婉容，她眼前的婉容，已是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樣子”。李玉琴後來回憶：“她目光呆滯，臉色清白，二寸來長的頭髮豎立著。她身高一米六三左右，穿一件又髒又皺的舊睡衣，由於長時間不洗，也看不出什麼顏色了。真有點像瘋子。我趕忙走過去向她請了個安，說了句'皇后主子吉祥！'她看看我，沖我笑笑，露出抽大煙熏黃了的牙齒，憨聲憨氣地說：'挺好，挺好！'”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唐瑛是上海灘有名的交際花，與陸小曼並稱為“南唐北陸”。一說她有十個描金箱子，裡面全是衣服，光皮衣就掛了滿滿一整面牆。她家僱有裁縫，專門給她一個人做衣服。她逛街從不買衣服，而是將新款服裝的樣式記下來，回家和裁縫商量，經改良後再做出來。因而她身上的衣服，多半是引領潮流的“獨一份”。
艾青在常州女師教書時，對學生說：“你們燙頭髮，獅子頭一樣，多難看啊！”一次他去理髮，刮臉時迷瞪著了，理髮師就擅自做主，給他燙了個頭。艾青一覺醒來，木已成舟。第二天去上課，學生哄堂大笑：“艾先生也燙髮了，獅子頭一樣，多好看啊！”
1939年春節過後，駱賓基去浙江義烏鄉間訪馮雪峰。馮一身中式打扮，布底棉鞋。衣服不太合體，馮雪峰告訴駱賓基，這是瞿秋白在上海時平時穿的一套衣服，去蘇區前，瞿秋白托魯迅保管。馮經過長征回到上海時，瞿秋白已就義，魯迅便把這身衣服作為烈士遺物轉贈馮雪峰，作為他在上海從事地下活動時的必備衣物。
辛亥革命後，王國維仍留著辮子。一次其夫人給他洗頭時說：“都到這個時候了，還留著這個東西幹什麼？”王說：“正是因為已到這個時候了，還剪它做什麼？”
夏丏尊抗戰期間曾在南屏女中兼課，一年到頭穿一件破舊的粗布長衫。一天，幾個學生找他藉這件長衫，說是演戲用。幾天后，學生來還衣服時，用包裹包了兩件長衫，一新一舊。她們對夏丏尊說：我們敬佩先生，無由表達，見先生長衫已破舊，我們全班同學建議為先生添置新衣一件，但縫製需有尺寸，我們又恐明說了為先生所拒絕，所以便假說為了演戲需要。借得長衫後，我們買了布，依照先生舊衣的尺寸製成新衣一件。這件新衣是我們全班學生所縫製，每人都縫了幾針，細行密線，交織著我們全體對先生的敬愛仰慕，聊表心意！請先生一定要笑納，並原諒我們事先對您的隱瞞！夏丏尊一時激動，竟忘了致謝，立刻穿上新衣，挨個到所有教員休息室展示一番。
作家陳學昭在上海愛國女學唸書時，自稱是穿得最窮的一個。她冬天只有一件棉襖的罩衣，星期六晚上脫下來洗乾淨，次日早上如果還沒幹，也只能穿到身上。
豐子愷是浙江人，家鄉離海邊四五十里。他曾撰文說，那里中產以上的家庭，每人有六套衣服：夏衣、單衣、夾衣、絮襖（木棉的）、小棉襖（薄絲綿）、大棉襖（厚絲綿）。六套衣服逐漸替換，不知不覺之間寒來暑往，循環成歲。
李宗仁當選副總統後，派隨員通過侍從室向蔣介石請示就職典禮時穿什麼衣服，蔣回說應穿西裝大禮服。李聽後有些懷疑，但蔣既然如此答复，也只有照辦，便連夜找上海有名的西服店趕製一套高冠硬領的燕尾服。就職前夕，侍從室又傳出蔣的手諭說，用軍常服。李自然也只有再照辦。及至就職當天，典禮官請正副總統就位時，李宗仁才發現蔣介石並沒穿軍常服，而是長袍馬褂，旁若無人地站在台上。李則一身軍便裝立於蔣的身後，儼若蔣的衛士。
蘇州的絲織品一向很出名。毛嗶嘰、直貢呢等西式衣料面世後，風行一時，一些時髦少男的夾袍夾褂，常用嗶嘰、直貢呢作面，綢緞為裡。另一些老先生則歎其為美惡倒置：“優美之國貨，只做夾裡，黯然無光之外國貨，卻做面子。無怪乎中國人的面子，都被外國人佔去也。”
1921年，北方人王鐵珊出任江蘇省長。到任那天，省內高官們紛紛過江，雲集浦口津浦車站迎接新省長。車到站後，卻不見王的身影。事後才知道王坐的是四等車，已擠在嘈雜的人群中出了站。王進城後，直奔警察廳找廳長報案，稱自己的一條腰帶被小偷竊走。南京城裡一時盛傳省長失帶事。幾天后，這條腰帶被找到，其實還算不上腰帶——就是一條破布。
盧作孚身為民生公司老闆，卻不講究衣著，一年到頭穿一身中山裝。他為了節省梳頭時間，一直剃光頭。張群和他開玩笑說：“你的跟班都比你穿得漂亮。”
弘一法師平時穿一件百衲衣，上有224個補丁，都是他親手縫補的。
民國初年，一時流行剪辮子。除了一些本來已剪去辮髮的留學生，多數人都感到不適應。在江浙一帶，年輕人盼著以前剃去的頭髮趕快長起來，好早點改頭換面；老成一點的人多不願意徹底剪掉辮子，往往留一截，變成了鴨屁股式；農民則多留戀那條長辮子，聽說城裡的警察手持剪刀，在街上替行人剪髮，他們便不敢進城了。也有不願剪髮者把辮子盤起來塞在帽子裡。總之，一個舊的時代，是不會一夜間便告結束的。
湯壽潛是民初要人，辛亥革命後的第一任浙江都督。他平時一身土布短褂，頭戴箬帽，腳穿蒲鞋，手持一把紙傘，與當地老農無二。後來任交通總長、鐵路局督辦，他都是這身打扮。據說一次湯從松江乘船到上海龍華巡視工程，官艙裡一商人以為這土老杆儿手腳不干淨，疑心偷了自己的銀插子，一路冷語譏刺，喋喋不休。湯未予理會。及輪船到岸，成千上萬的人夾道歡迎湯督辦，商人一見這場面，頓時嚇傻了，跪地不起。湯則一笑了之。
1918年夏天，張元濟一家遊北京，住北京飯店38、39號，父子、母女各一間。當時張的子女還是十來歲的孩子，感到北京的一切都與上海不同，很新鮮。一日，張家在北京飯店西餐廳用餐時，進來兩男兩女，女的都穿旗袍，一粉紅，一淡綠，頭上梳個髮髻。張元濟夫人說，這是旗人上層婦女的裝扮，一定是滿洲貴族。那時漢族女子都穿裙，旗袍是20年代以後才開始時興的。張家姐弟盯住兩個女子看了半天，心想，這在上海哪能見到。
1927年秋，張元濟遭綁票，被關六天六夜。其間綁匪發現張所穿絨線衣上有破洞，大為詫異，沒想到他們心目中的“財神爺”竟也穿破衣服。
北平時代，知識分子大多穿藍大褂，西褲，半新不舊的皮鞋；反之則中式服裝，滿襠折褲腰的褲子。很容易分別。學者鄧雲鄉說：“全城找不出一個穿西式褲子賣西瓜的。”不僅是北平，盛孰真在《回憶我和殷夫的交往》一文中說：“他（殷夫）臉色有些黝黑，身材不高，西發（分頭），穿一件淺藍色愛國布長衫，西裝褲，腳上是一雙舊皮鞋，一副瀟灑的文人風度。”
北平淪陷後，市民生活一瀉千里。學者趙蔭堂窮得冬天只有一件破羊皮袍子穿，給學生上課時，破羊皮跟麵條似的，不時從袖口落下來，他便不時塞回去，瀝瀝拉拉，弄個不停。
1944年8月15日，張愛玲的第一部小說集由上海《雜誌》社出版，四天后便銷售一空。 8月26日下午，《雜誌》社在上海康樂酒家舉辦茶話會，邀請滬上部分文化界人士和讀者座談。當時張愛玲與胡蘭成剛剛成婚，胡蘭成回憶：“張愛玲女士穿著橙黃色綢底上套，像封面那樣藍顏色的裙子，頭髮在鬢上捲了一圈，其他便長長地披下來，戴著淡黃色玳瑁邊的眼鏡，搽著口紅，風度是沉靜而莊重。”
抗戰前，在北平的公共場所若遇見一個戴金絲眼鏡，穿藍布大褂、禮服呢千層底鞋的人，問一聲：“請問您在什麼地方恭喜？”對方一般會這樣回答：“兄弟去年剛從美國回來，在清華園有幾個鐘頭的課……”同樣的情況如果發生在上海，對方一定穿筆挺的西裝，夾著個大皮包，口含雪茄。被問及職業，他會打開皮包，取出名片遞給你，同時報告說：“康奈爾大學工程博士、滬江大學教授，兼光華大學講師……”
清華教授馬約翰一年四季都是一種打扮：短袖襯衫，打領結，獵式西式短褲，羊毛長統襪子。
胡適是有美國背景的新派人物，穿著上卻另當別論。任北大校長時，他都是穿藍布大褂，冬天罩在皮袍子或棉袍子外面，春秋罩在夾袍子外面，夏天除酷暑時穿夏布杭紡大褂外，一般也是一件單藍布大褂。
胡適任北大校長時，一年冬天中文系開會，胡也到場。散會後胡適與楊振聲、唐蘭三人一起出來。楊振聲穿獺皮領禮服呢的中式大衣，戴獺皮土耳其式的高帽子，嘴含煙斗，走在最前面。胡適穿棉袍子、藍布罩衫，走在楊振聲身後，還替楊夾著皮包。乍一看，楊倒像個校長，胡更像一個校長秘書。
抗戰勝利後，俞平伯在北大講授古典文學。鄧雲鄉其時是中文系學生，在下面聽講。一次俞講杜詩，引經據典舉了很多例子。適值冬天，教室朝南，陽光充足，鄧抵不住暖洋洋的誘惑，渾渾欲睡。便索性放棄聽課，觀察起老師的裝扮來，鄧後來回憶說：“（俞平伯）頭戴黑羔皮土耳其式高筒小皮帽，外罩陰丹士林藍布大褂，裡面藏青綢料棉袍，而大褂短於棉袍約二寸許。顯見大褂新時同棉袍一樣長，洗後縮水，便越來越短了。內穿黑色棉褲，而褲腿又長於棉袍二寸許，蓋棉褲原系綁腿褲，後不綁腿，散著又比棉袍長了。如此三截式的裝束，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顧隨在教授中，算是儀表、風度、功架、做派都出眾的一個。他冬天上課時，內穿春綢襯絨袍子，外套絲綿或灰鼠袍子，最外面再套大毛狐肷袍子，狐肷袍子外面圍條五六尺長的黑絨線圍巾。據說這種穿法在當年北平的老先生中，是絕無僅有的。他進教室後，先摘去圍巾，上講台後隨著講課一件件脫掉袍子。等到快下課時，再一件件穿上。
畫家葉淺予的第一任妻子羅彩雲是個目不識丁的村姑，從小沒穿過皮鞋。結婚時，嫁妝裡有一雙皮鞋，到上海就穿上了。上海的弄堂房子樓梯窄且陡，羅一次穿著皮鞋一不留神從樓梯的半截處摔了下來，致臥床數日不能動彈。
陳寅恪遊學歐美十餘年，回國後仍是一副土打扮——夏天一件大褂，布褲子佈鞋；冬天戴一頂“三塊瓦”皮帽，長圍巾、棉袍外套黑面羊皮馬褂、棉褲扎腿帶，腳穿厚棉鞋。
熊十力著裝在僧俗之間，常穿白布高筒襪子。
抗戰時，朱自清任昆明西南聯大教授，平時常穿一件在馬幫中流行的類似斗篷的毛氈，據說在昆明大街上，如此裝束者無第二人。
林語堂在上海生活時，很少穿西裝。平時長袍馬褂布鞋，一副京派老爺的打扮。他認為，中式衣服穿著舒坦，四肢百骸自由自在，穿西裝像被捆綁了似的，動彈不得，尤其是領帶一打，扣住喉嚨，氣都透不過來。林將領帶稱為“狗領”，以示對西裝的嫌惡。
北平時期，許多大學教授，包括許多留洋回來的乃至有世界名望的教授，平時都穿袍子，抄著手說外國話，講尼采、達爾文、康德、莎士比亞……從辜鴻銘到梅貽琦、潘光旦、胡適等等，一概如此。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北京的當舖不收旗袍。因為旗袍的樣式變化太快，如果不贖，死號後賣不出去，也不能改做他用，只能爛在鋪子裡。
盧冀野是個胖子，不修邊幅。梁實秋說：“他的衣服從來是不整齊的，平日是一襲皺褶的長袍，項下鈕扣忘記扣起乃是常事。破鞋破襪子上面蒙著一層灰土。看他那樣子，活像是江湖上賣卜看相一流的人士。”
魯迅晚年，女作家蕭紅是他家的常客。魯迅和蕭紅之間有過不少閒聊式的談話，比如說及衣著，魯迅說：“誰穿什麼衣裳我看不見的……”一次，蕭紅穿著一件火紅的上衣去魯迅家，問道：“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魯迅從上到下看了一眼，說：“不大漂亮。”“你的裙子配得顏色不對，並不是紅上衣不好看，各種顏色都是好看的，紅上衣要配紅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這兩種顏色放在一起很混濁……你沒看到外國人在街上走的嗎？絕沒有下邊穿一件綠裙子，上邊穿一件紫上衣，也沒有穿一件紅裙子而後穿一件白上衣的……”而關於魯迅本人的著裝，蕭紅說：“魯迅先生不戴手套，不圍圍巾，冬天穿著黑石藍的棉布袍子，頭上戴著灰色氈帽，腳穿黑帆布膠皮底鞋。”
唐弢在回憶第一次和魯迅相見時說：“那天他穿的是藍灰色華達呢皮袍子，黑色橡皮底跑鞋，上半截是老人，下半截是青年——他是永遠年輕的老人。”
魯迅向來不在意穿著。某日，他去華懋大廈訪史沫特萊。門丁把他渾身上下打量一番，說：“走後門去！”這類飯店的後門通常是供“下等人”走的。魯迅繞到後門電梯前，開電梯的也把他渾身上下打量一番，說：“走樓梯上去！”魯迅只好又一層一層爬樓梯。見過史沫特萊，告辭出來時，據說史平時送客只到房門口為止，從不越雷池一步，這次卻破例把魯迅送到飯店大門口，並恭敬而親切地與魯迅握手言別，目送魯迅的背影遠去後才轉身回去。剛才粗口阻攔魯迅的門丁和電梯工，皆瞠目而不知所以然。
1921年前後，商務印書館想把胡適從北京大學挖過去當編譯所所長。當年夏天，胡適去上海實地考察一番，挨個找編譯所員工談話，茅盾也是談話對象之一。茅盾後來述及對胡適的印象：“我只覺得這位大教授的服裝有點奇特。他穿的是綢長衫、西式褲、黑絲襪、黃皮鞋。當時我確實沒有見過這樣中西合璧的打扮。我想：這倒像徵了胡適之為人。七八年以後，十里洋場的闊少爺也很多這樣打扮的，是不是從胡適學來，那可不得而知。”
陳寅恪學問大但體質弱，極其怕冷，在清華任教時，他告訴金岳霖，他有件貂皮背心，冬天從來不脫。
金岳霖怕光，長年戴一頂網球帽。西南聯大學生任繼愈回憶說：“金先生冬天戴遮陽帽與朱自清先生冬天穿西裝外披一件昆明趕馬的馱夫披的白色斗篷，成為西南聯大教授中引人注目的景觀。”另一位西南聯大學生汪曾祺回憶說：“（金岳霖）身材相當高大，經常穿一件煙草黃色的熊皮夾克，天冷了就在裡面圍一條很長的駝色的羊絨圍巾。”
林微音是上世紀30年代上海灘的青年詩人，與才女林徽因名字相近，容易引起誤會。施蟄存說：“此人舉止怪氣，夏天常穿一身黑紡綢的短衫褲，在馬路上走，有時左胸袋裡露出一角白手帕，像穿西裝一樣。有時鈕扣洞裡掛一朵白蘭花。有一天晚上，他在一條僻靜的馬路上被一個印度巡捕拉住，以為他是一個'相公'（男妓）。”
上海人重衣著，換句話說就是重外表，家徒四壁也得出入體面。據說有一類人早晨到洗澡堂，把西服、襯衫、領帶、西褲、內衣內褲、襪子、皮鞋等全身行頭交給澡堂代為洗熨、擦油，自己沐浴休息。中午叫飯到洗澡堂吃。下午便里外一新地步出洗澡堂。俗話稱“不怕天火燒”，因為他所有的家當都穿在身上了。
西南聯大時期，某日，一女生從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捨去，天已擦黑，路上沒人，她聽到身後傳來梯裡突魯的腳步聲，以為是壞人追了上來，很緊張。回頭一看，是化學系教授曾昭掄。曾穿了一雙空前（露著腳趾）絕後（後跟爛了，提不起來，只能半趿著）鞋，故有此梯裡突魯的聲響。
曹聚仁在暨南大學執教時，一個姓錢的朋友從浙江接母親和姐姐去南京，路過上海，曹出於情誼，“非好好招待一下不可”。他穿一件袖口破碎了的藍布長衫去見友人一家，孰料朋友的母親以衣帽取人，對曹非常冷淡，以為曹是來借錢的。曹坐著不走，錢母顯得十分心煩。後曹請他們吃午飯，點了一桌子菜，錢母又以為曹是來蹭吃蹭喝的。曹去結賬，錢母又擔心曹一時充闊，過後後悔。飯後錢某有事他往，曹聚仁陪著她們玩了一整天。直到晚上，錢某把兩人的友誼及曹聚仁的生活狀況說清楚了，其母才恍然大悟。
曹聚仁在衣著上的另一回遭遇是抗戰結束的第二年。他當時在南京，應邀往一家銀行赴宴，席上高朋滿座，客人中只有兩人穿卡其布中山裝，其一即曹聚仁。同樣式的中山裝也是銀行工友的工作服。席間竟然有一貴客伸過手來，把碗交給曹聚仁，讓他給盛飯。
北大才女張充和從小沒進過學校，在家延師學詩詞曲。後來她考北大，數學是零分，國文是100分，終被錄取。張充和常戴一頂小紅帽，在北大很活躍，人送外號“小紅帽”。
漫畫家馬星馳算是國內漫畫的鼻祖之一，雖馳名一時，卻難以脫貧。某個夏天，他去赴朋友的飯局，當日天氣炎熱，眾人皆背心短褲，唯有馬一身長衫。主人請他寬衣，他一再婉拒。主人再三詢問其故，才知道他穿著一條七穿八洞的破褲子，借長衫來遮羞。
李準曾為宣統年間的廣東水師提督，乃前清的從一品大員。民國後寓居天津，有人見他如此穿著：長袍外加黃半臂。這是因為原來的黃馬褂已無用處，去其袖改製而成。他當時在天津買下一條街，自己住一處，其餘出租，房客見他這身打扮，仍呼其為“軍門”。
劉文典不修邊幅，平時穿特別長的長衫，掃地而行，類似於辛亥革命前婦女所穿的裙子，看不到腳，走路只得輕步慢移。他偶爾也穿皮鞋，既破且臟，從不擦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