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2．飲食
梁實秋的同學張心一是甘肅人，喜食蔥蒜；其妻是江蘇人，家裡忌食蔥蒜。一次張心一到青島，梁實秋在家宴客，張事先要梁給他準備一盤子大蔥。梁從其所欲，備足了大蔥和幾張家常餅。客到後，狼吞虎咽地吃著烙餅卷大蔥，頃刻而罄，直吃得滿頭大汗，對滿桌子的其他菜竟未動筷子。張告訴梁，這是他數年來第一頓如意的飽餐。
1929年蔣馮大戰馮玉祥失敗後，被閻錫山騙到山西軟禁起來。 《大公報》記者徐鑄成被派去採訪。時馮住在閻錫山的老家五台縣建安村，此前，徐曾在晉祠採訪過馮，算是熟人了。當晚馮玉祥請徐鑄成一起用餐，菜很簡單，四盆葷素加一個火鍋。時值馮的部下起兵討蔣，徐便向馮問起戰情，有否捷報傳來。馮笑答：“我的消息，哪有你們記者靈呀。老實告訴你，我現在新聞的唯一來源，就是它。”馮用筷子指著桌子上的火鍋說：“每次，他們打好了，火鍋裡就有了肉片、肉丸；如果今天只有白菜、粉條，那一定是他們失利了。這是我屢試不爽的。今天，你看，這裡面肉片，肉丸不少，還有幾條海參，看來，一定又打了大勝仗了。”
南昌起義失敗後，葉挺和聶榮臻流落香港。漂泊數日，囊中羞澀，為了省錢，他們選了一家靠近池塘的早茶店吃飯。當時小飯館都以數桌上的盤子算賬，葉挺一邊吃，一邊偷著把吃光的盤子扔進池塘。
商震有“五洋”將軍之稱，即穿洋服、吃洋飯、住洋房、騎洋馬、打洋球。他家僱有西餐廚師。商震任軍長時，一次召手下三個師的參謀長去家裡議事，飯點上用西餐款待，同席另有兩個客人。這倆人顯然對西餐的吃法不太明白，誤把一盆用來洗手的水噹湯喝了，商震為免使二人尷尬，也故意喝了一勺，說：“開過的水，可以喝。”
北洋政客潘復有個怪癖，吃飯時每樣菜必先夾一筷子放在自己的盤子裡。倘別人先動筷子，他對那樣菜便不再舉箸。不論外面赴宴或自家用餐，一概如此。
末代皇帝溥儀曾憶及第一次吃西餐時的情景：“我叫太監到六國飯店去買西餐。店裡問：'要買幾份？'太監說：'反正多拿吧！'店裡要派人來擺刀叉什麼的，太監說：'那怎麼成！你們可不能到宮裡去。我們自己擺！'好啊，大碗大碟擺滿了一大桌子，菜多得出奇。我看見一碟黃油，黏糊糊的，不知道該怎麼個吃法，就對太監說：'你們嚐一嘗！'他們吃了一口，連聲說：'太難吃了，太難吃了！'我還記得，湯是用烏龜做的，也很難吃。”
清末端郡王載漪，庚子事變後充軍西北二十餘年。他生性善飲，自稱從不知醉酒的滋味。他在阿拉善定居蒙古羅王府，常與羅王作通宵之飲，一晚上能喝個三四斤白酒。當年載漪是主戰派，一次酒後，他對羅王說：八國軍隊加在一起不過幾萬人，聯軍只是依仗武器及海運之利占得一時優勢。戰事失利朝廷可以遷都，之後調動全國兵馬整軍再戰。太后錯在只知道有北京，只想回皇宮……大清國就壞在了一個“和”字上。
天津泰昌洋行老闆李全泰有一次過生日，在有名的商行分所做東，用的是義和成飯莊的八八（64樣菜）上等酒席，一桌約幾十元，當年一袋麵粉不過二元。一擺就是20桌。席間，來賓同聲盛讚紅扒鴨和紅燒魚翅做得好。次日恰逢中秋，李壽星一高興，把飯莊老闆叫來說：“老爺們都說今天菜做得好，明天照原樣，給我做20桌，一直預備到本月底，仍請原人在這裡吃飯。”這一下，李全泰花了8000餘元。
抗戰期間，華北敵偽組織想讓曹汝霖出任糧食局偽職。曹多少吸取了以前的一些教訓，說：“日本人吃糧食不受限制，單管中國人，我怎麼管？這不是找罵嗎？”那時，北平的老百姓都吃用四十多種雜糧渣滓湊起來的一種混合面。一天，曹把混合面窩頭帶到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對漢奸頭子王克敏說：“這樣的糧食怎麼能讓老百姓下嚥！”王克敏聽後，拿起窩頭就咬了一口，說：“這他媽怎麼不能吃！”
馮玉祥任陸軍檢閱使時，一次患小腸疝氣，在家養病。某日，黎元洪去看馮，馮藉機向黎叫苦，稱部隊軍士每天只能吃上小米飯，希望黎元洪多撥給一些糧餉，黎答：“小米最富營養價值，多吃頭腦清楚，我很愛吃。”
瞿秋白臨刑前，在《多餘的話》的末尾寫道：“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
“勝芳蔡”起家於河北霸縣，後移居天津，成為名噪一時的“天津八大家”之一。到了第三代，飲食上已奢靡無度、隨心所欲甚至無所不用其極了。蔡次泉早點必吃甜食，而且每天必花樣翻新家中僱有專門的甜點廚師。蔡家養著不少鴨子，用糯米當飼料，餵肥後熬湯，蔡只喝湯不吃肉。蔡尤好紫蟹、銀魚，但都只吃活的。每年冬天，派人在三岔河口不分晝夜地輪流守候於漁船，捕撈活銀魚（銀魚出水後片刻即死）。
馬其昌是袁世凱時代總統府的“典膳”，負責袁私人的廚房，大約有20個以上的佣人歸其管。袁世凱的伙食費本來是每天100元，某日袁問馬：“我一天飯費花多少錢？”馬據實告以百元，袁連聲說“要減要減”，遂減為60元。袁每天得喝雞湯，負責熬湯的雞湯劉，是袁從天津直隸總督任上帶過來的專人，退休後子承父業。
袁世凱每天吃兩頓飯。他是河南人，但不吃家鄉飯，而是由天津一個姓徐的廚子掌勺，整成了天津口味。據說徐冬天上灶，身穿青緞子麵狐腿皮襖，顯見是隨著袁的發跡也發（天津話，讀四聲）了。
作家李準生長在河南農村。抗戰期間，他在達德中學讀書時，逢河南大旱，學校的伙食標準一再看減。先是停止供應饅頭，每天兩頓面片。李准在同學裡，屬於年紀和個頭都不大的。逢開飯，兩大鍋面片抬出來，個大力壯的學生便擠到前頭，每人把著一把長把勺子，專撈麵片。這些孩子的“撈技”也很高超，用勺子一攪，再一撈，稠的就進碗了。待李準這樣身單力薄年紀又小的孩子湊到跟前時，往往就剩下半鍋麵湯了。隨著旱情的發展，片兒湯也喝不上了，開始“跑灶”。李準回憶說：“每星期天回家背點紅薯麵餅饃，由母親烙好卷點韭菜花，背到學校，每天啃點幹餅饃，喝點開水。”
陳強當年作為熱血青年，先到延安，入魯藝，後隨文藝大軍開往敵後。此期間日夜行軍，翻山越嶺，備嘗艱辛，經常是幾天也吃不上一頓正經飯。一日，部隊到達太行山區一個叫張谷莊的村子休整，邊區政府送來糧食。他們都跟餓狼似的，無論男女，沒人摟得住。陳強一氣吃了四大缸子麵條。據他回憶，那頓飯平均每人吃兩斤。後來隨隊的醫生勸大家少吃，說這是患了胃擴張的毛病。
正品尼姑在廟近60年，她晚年回憶說：“入廟以後，必須吃齋。吃齋有兩種，一是吃全齋，就是長年吃素，魚肉類不能吃，蔥蒜不能吃，就連雞蛋也不能吃，只能吃豆腐、蔬菜一類的東西。再是吃花齋，即每年舊曆六月、臘月和每月的初一、十五吃素，其他時間可以吃葷。一般是師父吃全齋，也要求自己的徒弟跟著吃全齋；師父吃花齋，徒弟也就吃花齋。”正品是山東人，在廟裡學會了烹調，曾站廚房掌勺。
虞洽卿喜歡吃豬下水。虞公館附近有一家名同華樓的寧波菜館，店內的一道“糟缽頭”，為其他寧波菜館所不見，相傳為虞洽卿親授。這道菜就是把豬腸、心、肝、肺之類切成薄片，用砂鍋文火燉幾個小時，直至豬雜酥爛，再加上糟鹵後取食，據說其味無窮。有很長一段時間，虞洽卿每天中午來此吃飯，總是兩碗米飯一個缽頭，吃完便走。
拈花寺是京城名剎，民國時期，廟裡的和尚等級分明，過著迥然不同的生活。方丈朝則牛奶，夕則銀耳，雖是素食，卻不失為美味佳餚，且價高於葷味。稍遜於方丈的是寺中的“中層幹部”，即一些“職事”僧，他們每頓四菜一湯，每五天吃一次麵條，平時中午與清眾同飯菜，下午則一律吃白米飯。一般清眾每日兩乾一稀，中午和晚上都吃粗糧，隔天吃一次白米飯，初一、十五吃饅頭，副食是大鍋菜和鹹菜。
當年，京城的高等居士被各寺廟奉為上賓，他們一入廟，全寺上下都得跟著忙活，唯恐招待不周，也顧不得什麼禁例了。大居士鄭文軒的妻子每到拈花寺都非去方丈室抽大煙不可。一次，廚房忘了做杏仁豆腐，鄭太太大為不滿，臨走放話：“以後再也不到拈花寺來了。”就因為這句話，全寺僧眾挨了方丈全朗和尚的半天臭訓。
李叔同出家數年後，一次，他在浙江師範教過的學生李鴻梁去廟裡拜訪。弘一法師說：你來得很巧，今天寺裡吃“羅漢菜”，你在這裡吃中飯。開飯時，李見桌子上擺著六碗菜，弘一法師換上破衣，指著桌上兩碗同樣的菜對李說：“這就是羅漢菜。”又說明了另外四色不同樣的菜，是他特地告訴廚房臨時添的，可知僧眾平時午飯只有一種菜。所謂羅漢菜，是蠶豆、豇豆、茄子等等用白水煮熟再加上一點鹽的一種什錦菜，各種菜都能充分保持原味。弘一法師大概偏好這一口，那天就著羅漢菜吃了三碗飯。
印光法師是弘一法師的前輩，他自甘清苦的飲食風格，與弘一類似。印光是陝西人，喜吃饅頭，每頓飯僅粗菜一碗，末了必用饅頭將菜碗擦乾淨吃掉，或用開水沖菜底當湯喝。他一生雲遊四方，住上海太平寺時，一位姓關的居士請他去吃齋，他謝絕再三而不得，便要求只需高裝饅頭一盒，豆腐渣一碗，關居士照辦，他才答應。更有甚者，他雲游至蘇州報國寺時，有一次因菜裡所用醬油稍好，把寺裡的明道法師訓了一頓。
修女劉淑靜說，修女院的伙食以稀飯、花卷為主，有時吃窩頭，鹹菜多半是醃蘿蔔，僅午飯有炒菜。院長則可以吃到白饃乃至白糖、水果。此外，修女院對教會規定的“齋期”必須嚴格遵守。如每星期五為天主教“瞻禮六”，這天忌食家畜肉或其他熱血動物肉，但魚蝦類冷血動物肉例外。對於一般修女來說，此規矩形同虛設，因為她們一年到頭極少能吃到肉。
民國初年，蒙古吐魯谷特親王從新疆到北京面見大總統袁世凱。途經甘州時，去拜訪正住在那裡的載漪。次日，載漪宴請親王父女。吐魯谷特親王的女兒當時大約十四五歲，舉止安詳端莊，甚招載漪喜歡。載漪問她愛吃什麼，自己有好廚子給她做，一連數問。親王的女兒答：喜歡吃羊肉下掛麵。
徐亞倫常年在天津行醫，一度是袁世凱家的常任醫生。 1923年夏，袁的孫女袁家紅患病，徐去出診。袁家留他晚飯，當時徐父病逝未及百日，按其南方鄉俗要吃一百天素，他便說明情況。孩子的奶奶吳氏說：“這好辦，就給你做幾樣素的。”後來上了六個菜——素什錦、炸豆腐皮、鴿子蛋、炸蝦仁、紅燒鯉魚、銀耳湯。徐起初對魚蝦不動筷子，吳氏見狀笑道：“放心吃吧，全是素的。”徐頗感驚訝，臨時留一個醫生吃頓便飯，立馬就能做出一席可口的素餚。袁世凱已死去七八年，他家做素食的廚師卻不是“吃素的”。
孫丹林曾是吳佩孚手下的要角。五四運動後，一次孫到北京，住金台旅館。某日上午和白堅武同遊頤和園後，到李大釗在西直門內南小街的寓所午餐。李大釗此時已是北大教授、社會名流。這頓飯很簡單，李大釗外出買了幾個雞蛋、一片肉和一撮豆芽，由其夫人烹飪。孫後來感嘆說：“此君自奉之儉和待客之誠，大有茅容待郭林宗之風度，令人肅然起敬。”
有回憶記述，蔣介石平時吃西餐時是三菜一湯，吃中餐時是六菜一湯，這都是固定的。如外出視察，他的食品都在南京預備好，由兩名廚師乘先行機帶到某地準備其用餐，蔣從不吃當地廚師做的飯。蔣吃中餐也採用“西式”吃法，即用兩副筷子和勺，一副可以進口，另一副只用來夾菜、舀湯，不能入口。
湯恩伯任第31集團軍總司令時，表面上和所有官兵一起吃大鍋飯，背地裡卻吩咐屬下在其住地另準備他一個人吃的飯菜，湯稱：“我有胃病，不能吃米飯，只能吃饅頭。”
抗戰後期，一次影佐禎昭和岡村寧次等侵華日軍頭目請汪精衛在南京中日文化宮吃飯。席間他們輪番敬汪日本酒，直到把汪灌醉。正是這次醉酒，致使汪多年前遇刺的傷口發作，雖經手術取出子彈，最終還是要了汪精衛的命。
中原大戰，閻錫山戰敗下野，秘密前往天津。他讓廚師做了一口袋燒餅，以備沿途食用。他本人化裝成普通旅客，長袍馬褂，老棉鞋，坐的是三等客車。
1928年4月，蔣介石帶著新婚妻子宋美齡到溪口小住。蔣的髮妻毛福梅讓廚師做了不少蔣愛吃的家鄉菜和點心送到樂亭蔣宋住處，內有雞汁烤芋艿、黴干菜燒肉等。宋美齡平素多吃西餐，乍一嚐到如此鄉味，竟胃口大開，贊不絕口。蔣宋離鄉之際，毛氏還特地讓人備了一麻袋上好的芋頭送給宋美齡。
蔣宋結為夫妻後，雖成一家人，口味卻是兩樣。宋美齡習慣於吃西餐，偏好烤雞、豬排；蔣介石則喜歡吃肉絲鹹菜湯、干菜燒肉、鹹菜大黃魚這些家鄉菜。他們也常請客，所備菜餚都很普通，量也不大。據說有人到蔣家吃飯後出來說沒吃飽，當中自然有拘謹的因素，但也和飯菜欠豐盛不無關係。
蔣介石滴酒不沾，蔣經國則是海量。蔣經國喝酒時有幾種偏好：佐以雞頭雞爪；猜拳；灌人；袒胸。一次在溪口老家，蔣經國打聽誰的酒量大，有人推薦了商會會長江某，蔣經國遂把他請來同飲，致江醉倒，被人扶歸。在重慶時，一日蔣經國帶著罐頭和酒邀蔣介石的侍從醫生吳麟孫到黃山野餐，吳喝得酩酊大醉，恰逢蔣介石要他去看病，聽說吳醉了，大發脾氣，後又聽說是被蔣經國灌醉的，便不予追究。
蔣經國在上海當經濟特派員時，一天路過一家飯館門口，正要進去吃飯，見一警察吃了一碗肉絲麵不付賬就出來了，店主還笑臉相送。蔣隨即也入店吃了一碗麵，未付錢，正起身要走，卻被老闆和伙計攔住。蔣問：“警察可以白吃嗎？”雙方爭吵起來。在對面站崗的白吃麵的警察見狀跑了過來，指著蔣破口大罵，還差點動手。蔣經國跑到隔壁的綢布店，打電話給上海市警察總局局長俞叔平，俞立即帶著武裝人員趕到，將警察逮捕。這倒霉的警察後來被判了兩年。
蔣介石愛吃芋頭。在重慶時，一次他在德安里寓所附近的拐角處看見有烘山芋的，便叫人買來，大啖一頓。
民族資本家范旭東在天津創業時，條件雖艱苦，但一向重視工人的福利待遇。一次大總統黎元洪到工廠參觀，讚許說：“工人吃的饅頭，面很白，同我吃的一樣。”
魏信臣長期掌管正金華賬房，是天津著名買辦。他每在應酬中嚐到新鮮菜品，回來便讓廚子照做，故正金華賬房的伙食質量很好，馳名於當時天津的銀錢界，有“紫竹林小館”之稱。那裡每天午餐備客飯一桌，天天高朋滿座，多年如一日。
東北巨富邵乾一對家裡的一日三餐做如下規定：早晚吃粗糧，苞米粥、窩頭；中午細糧，大米粥或麵條等；一大家子幾十口人一天只許買一斤肉。
張群嗜酒成癖。黃郛主持華北政務委員會時，張常銜蔣命北來，與黃商談對日妥協計劃。張每次到北平，金誠銀行老闆周作民都要在前門外的豐澤園設宴，與張聚飲。一次張群微醉後嘆道：“我願意每天到這個豐澤園來，而不願意到那個豐澤園（指中南海黃郛辦公處）去。”
上世紀20年代，作家許傑在浙江臨海當小學老師，屬於半義務性質，每月開伙食津貼三元，勉強糊口。許傑很會過，把三塊錢的一半交給鄰居入夥，剩下的一塊五，用來買些下飯的小菜。當年一塊錢可兌換一百幾十個銅板，他把銅板放在抽屜裡，每天計算著用，限定花六七個。一般是早晨買一個銅板的生豆腐，午飯和晚飯再買點小菜，有時炒個雞蛋，有時在飯鍋上燉個雞蛋，當時雞蛋不到一個銅板一個。有時也花一個銅板買兩三個大燒餅當夜宵。
《紅旗譜》的作者梁斌是1914年生人，家在保定蠡縣梁家莊。三四歲時，他就跟著父親去三里外的辛興鎮趕集，不為別的，到了集上，他可以趴在賣豆腐腦的擔子邊，吃一碗豆腐腦，或是買個大火燒，夾上熟肉，摟在懷裡，邊走邊吃。梁斌後來回憶說：這時我才感到父親給我的一點溫暖。梁家僱著長工，但全家三四十口子吃飯，日子未見得比一般中農過得好，經常是煮一大鍋菜粥，一箅子窩頭，半鍋熬白菜。僅逢年過節能吃幾頓白面。
梁斌當年考上第二師範後，和同村兩人僱一輛驢車上保定讀書。中午在大莊鎮打尖。他們怕店家把趕車的伙食費也攤在自己身上，就沒進店裡吃飯。大莊鎮的鹹牛肉很出名，哥仨每人買了兩個大火燒，夾上咸牛肉，就著一大碗開水，來了頓街邊“野餐”。
孤島時期，作家林淡秋夫婦一度堅守在上海，從事進步文藝工作。林的妻子後來回憶說：“我與他結合以來，一年三百六十天，多數的日子是一天兩餐，一條三四寸長的鹽黃魚是我們的家常菜。當時這樣的小鹽黃魚最便宜，又不用油和鹽，一蒸就可以了。”
翻譯家李霽野小時候生活在安徽鄉間，姑父是種菜的，每天讓他白吃一個白蘿蔔。李霽野更愛吃胡蘿蔔，從小到老，一生不改。晚年曾說：“有人說我八十歲不戴眼鏡看書寫字，或者與此有關。”
鬱達夫好酒。一次楊端六在四川路銀行俱樂部餐廳請客，鬱達夫喝醉了，一個人在馬路上晃悠，被巡捕抓進看守所。樓適夷說有一段時間鬱達夫每天都得大喝一場，能一氣灌下七八瓶啤酒。
學者費鞏和邵荃麟是中學同學，兩人都關心時事，但看法不同。一次邵父請邵荃麟的幾個同學吃麵，大家入麵館落座後又爭了起來，邵父問他們想吃什麼面，邵荃麟心不在焉地答了一聲：“隨便。”邵父便朗聲衝堂倌說：“來五碗隨便麵。”邵後來在上海過亭子間生活時，常到俄國餐廳吃飯，要一碗最便宜的湯，那裡的黑麵包免費。
四川作家李劼人也是出了名的美食家。不僅會吃，還會做。他從小便練就高超的廚藝，李的老鄉和同行沙汀說，李劼人做飯，“從選料、持刀、調味及下鍋用鏟的分寸火候，均操練甚熟”。李劼人自己著文說：“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是天府之國的中心城市。米好，豬肥，蔬菜品種多而味厚且嫩，故成都多小煎小炸，而以香、脆、滑三字為咀嚼上品。”中學時代的李劼人有個綽號叫“精緻”，是說他愛好修潔。這也是他做飯時的風格。在法國留學時，為做煙熏兔，他非要用花生殼熏，叫兩個跑採買的同學畫起花生圖形，跑遍了巴黎城的旮旮角角，最後才在郊外一吉卜賽人手中買到兩斤。還有一次，李劼人要做豆瓣醬烹製正宗川菜，採買同學跑遍巴黎，最後找到一位西班牙商販專程進口了幾斤辣椒。商販大惑不解：“你家到底有多少電燈罩？”原來辣椒只是被當地人用來做燈罩裝飾。
1939年春節，馮雪峰在浙江義烏鄉下家中接待來訪的作家駱賓基。當日的晚飯，談不上豐盛，但不乏厚重的鄉味。喝的是自家釀的米酒，兩三樣菜中，有一色是家製干菜筍蒸的大片大片的鹹肉。主食是蕎麥麵蒸餃，素餡，內有蘑菇、粉絲、冬筍等。駱賓基家鄉的蒸餃，餡以胡蘿蔔、蝦皮和白菜為主。幾十年後，駱賓基說：“這頓飯是我直到今天還不忘的。”
梁斌自稱三周歲始有記憶，他晚年還記得這樣小時候的場景：母親叫他吃奶：“來吧，吃一口吧。”鄰家嫂子說：“都多大了，還吃奶？還有水兒嗎？”母親說：“四歲（虛歲）了，哪還有水兒，幹嘬唄。”梁斌五歲入村學，老師性格開朗，教他認一二三四五、人手足刀尺等，梁每天中午都去找老師，一準能見他在吃餃子，有時他也讓梁斌蘸著蒜醋吃幾個，梁晚年回憶說：很香。
詩人朱湘早逝，貧窮是致其死的一個要因。朱在徐志摩家吃過一次早點，事後曾向人感慨說，單是餃子就有各式各類的花樣。朱是南方人，自然喜歡吃米，但在清華讀書時一日三餐以啃饅頭為主，偶爾有點錢買個好菜，才吃米飯。有個同學請他去前門外吃過一回“餡餅週”，朱湘大享口福，據說樂得幾乎睜不開眼了。
1924年5月30日，魯迅邀同鄉友人許欽文到中山公園來今雨軒喝茶。魯迅向服務員要了一盤剛出鍋的冬菜餡包子，熱氣退下去，不再燙手時，他一邊拿起一個包子，一邊用另一隻手把盤子推到許欽文面前，說：“這裡的包子，可以吃；我一個就夠了，這些就由你包辦吧！”
上世紀20年代末，李璜在上海四馬路宴請徐悲鴻、蔣碧微夫婦等，梁實秋也在座。席中有一道蠔油豆腐——用頭號大盤，一片片平鋪著嫩豆腐，上灑黃澄澄的蠔油汁。這道菜梁實秋記了一輩子，他說：“此後數十年間吃過無數次川菜，不曾再遇此一傑作。我揣想那一盤豆腐是擺好之後去蒸的，然後澆汁。”
1948年3月，鄭振鐸到杭州，住葛嶺飯店。一天晚上，鄭喝過一斤黃酒後，去豐子愷家，恰巧豐子愷也剛喝了一斤黃酒。兩個闊別十年的酒友遂重啟杯盤，女僕端來一壺酒和四樣下酒菜：醬雞、醬肉、皮蛋、花生米。窗外下著小雨，豐家牆上貼著一首他抄錄的數學家蘇步青的詩：“草草杯盤共一歡，莫因柴米話心酸。春風已綠門前草，且耐餘寒放眼看。”豐感慨道：“別的事都可有專家，而詩不可有專家。因為做詩就是做人。人做得好的，詩也做得好。倘說做詩有專家，非專家不能做詩，就好比說做人有專家，非專家不能做人，豈不可笑？”兩人還提起二十多年前一件和喝酒相關的舊事：
那時他倆都在上海。一日鄭振鐸在街上遇見豐子愷，正當飯點，便說：“子愷，我們吃西菜去。”兩人來到新世界對面的晉隆西菜館樓上，點了兩客公司菜，一瓶白蘭地。飯罷僕歐送來賬單，鄭振鐸問豐子愷：“你身上有錢嗎？”豐一邊答應一邊摸出一張五元的票子把賬付了。隔了一天，鄭振鐸到立達學園找豐子愷還錢，摸出的是一張十元鈔票，豐死活不收。正僵持間，立達同事劉熏宇過來把錢搶去，說：“都別客氣了，去新江灣小店喝酒吧！”於是又號召了夏丏尊、匡互生、方光燾等七八人，去了小酒舖，等大家把這張十元的鈔票吃完時，都已爛醉如泥。 20年後，當年共飲的人中，有的作古，有的遠在貴陽，有的已不知去向。只剩兩個有緣的“東家”坐在一起喝酒敘舊。
1927年3月19日，武漢國民政府派郭沫若帶著委任狀和大印到安慶拜訪李宗仁，促其兼任安徽省主席。從下午兩點說到傍晚，李宗仁仍不吐口。後李留郭晚餐，並餉以白蘭地酒。郭沫若既健談，也善飲，更擅長划拳。席間他與李宗仁划拳，拳技遠在李之上。平均起來郭喝一杯，李得喝四五杯。後來李酩酊大醉，倒在沙發上睡著了。第二天醒來，李宗仁問左右，郭副主任（郭時任北伐軍政治部副主任）哪去了。副官答：你醉了之後，他再三推你不醒，便帶著委任狀和大印回武漢去了。
蘇州有不少有名的茶館，如雅聚、望月、玉樓春等，有人曾把這三家茶館名作為對子：“雅聚玉樓春望月。”但似乎沒有徵得下聯。泡茶館是當年在蘇州十分盛行的一種消閒方式。不少人一日數進茶館，一次茶罷，堂倌往往不收茶壺，等著茶客再至乃至三至。老茶客出一壺茶資，可以坐上一整天。
上世紀20年代，蘇州流行吃一種油煎排骨，每塊賣銅元五六枚。玄妙觀前到處是排骨攤。提籃叫賣的見人便問：“阿要買排骨？”有老先生嘆道：“排骨二字，音同敗國。國事失敗，一至於是也！”
學者周越然曾盛讚蘇州的小吃：“瓜子香而且整，糖果甜而不膩，其他如小肉包、良鄉栗子及一切小食，使人人有口不忍止、不顧胃病之勢。”
蘇曼殊喜食甜食，尤好采芝齋糖和麥芽塔餅。麥芽塔餅是吳江一種民間食品，用麥芽和苧搗爛做成餅，裡面是豆沙餡，雜以棗泥脂油。這種餅味美無比，但不好消化。常人能吃三四個，已屬健胃，蘇曼殊則一氣能吃20個。除了上列兩種，蘇還愛吃酥糖、可可糖、粽子糖、八寶飯、摩爾登糖，曾自號“糖僧”。
江南多水鄉，船上生活是一景，船菜是當中的一樣。船菜顧名思義，即船家做的菜。民國年間，船菜在蘇州一帶頗為盛行，這也是一般飯館所比不上的。因為船菜只備一席，小鍋小灶，做一樣是一樣，湯水不混合，材料不馬虎，每樣都有它的真味。又由於船菜質量好，坐在船上吃喝，十分逍遙安舒，還可以眺望、談笑，玩個夜以繼日，因而當年快船常有求過於供的情形。
蘇州的許多小吃，如糖山楂、桂圓糖、脆松糖、排骨、醬牛肉、五香豆等都風味獨特。星社成員徐碧波遷居上海後，還常托蘇州的友人代買吳苑茶館的五香豆。
民國時，蘇州觀前街有一家叫王寶和的酒店。據曹聚仁感覺，這家店的酒很不錯，但店裡只賣酒，不賣下酒菜。店外面以少女少婦為主的酒菜販子則川流不息，有粉蒸肉、燒雞、熏魚、燒鵝、醬鴨以及各色滷味。她們各賣各的，任酒客選擇。酒客各樣切一碟，便擺滿了一桌子，吃得喝得津津有味。曹聚仁說：“這便是生活的情趣。”
女作家中菸酒都好的，趙清閣算一個，這在她的多篇遊記中都曾提及。如1936年秋天遊蘇州時，她寫道：“臨行前一小時，我還和表姊等在一家潔淨雅緻的小酒館持蟹暢飲。有名的清水蟹，肥碩而味美。與故人對酌談心，真有不醉無歸之感！”12年後，趙清閣重遊蘇州，住在花園飯店寫劇本。她寫道：“天黑了，涼台上有電燈，晚飯時我喝了半瓶啤酒，夜色蒼茫中看垂柳，看小溪，別是一種情調。”此後幾天，她在旅館寫作，幾乎天天喝酒。到了第六天，劇本完稿，又寫道：“我進城訪友，和少卿老人把盞談天。桌前，我們是忘年交，端起杯來他不像是六旬老人。他不服老，我也不甘示弱，我們都豪爽！……於是我醉了！平日我最愛和長者飲酒。抗戰初，詩人盧冀野、畫家顧蔭亭，我們同客居武漢，曾以酒論英雄。後夾在重慶，我和梅貽琦先生共飲，相約不醉無歸。”
1924年，周作人說：“我在北京徬徨了十年，終未曾吃到好點心。”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南京的所謂“下九流”如車夫、乞丐、撿破爛的、修鍋補碗的之類，多聚居在高井街一帶，據說有上千戶人家。他們也吃也喝也賭，和富人的區別只在於方式。例如喝酒，他們的方式是：一包花生米或一塊臭魚，幾個銅子的一碗燒酒，仰脖一飲而盡。醉後便四處找茬打架，弄個頭破血流方休。
南京大報恩寺對過有一家叫馬祥興的清真小店，店小而名氣大，一味“美人肝”更是馳譽一時。汪精衛也好這一口。抗戰期間，汪常用榮寶齋的信箋自書“汪公館點菜，軍警一律放行”，派車去那裡買菜。所謂“美人肝”，是一種鴨胰，每隻鴨子只有一個胰臟，若拼成一盤菜，非幾十隻鴨子不成。
張恨水在南京辦報時，秋天常到城北一帶賞景。他認為南京城北“空曠而蕭疏，生定是合於秋意的”。他一般是繞到丁家橋，在那裡的一家茶館泡壺毛尖茶，然後在附近切兩毛錢的鹽水鴨子，包五分錢的椒鹽花生米，再在燒餅桶上買幾個朝排子燒餅，飽啖一頓後，踏著落葉回家。
1933年秋天，學者陳寅恪之父陳三立自廬山到南京，友人在萬全酒家給他接風。席間陳提起南京的一些舊事，說當年顧五的酒量無人能及。同席的盧冀野年輕氣盛，雖已戒酒年餘，聽後似有不服，便問顧五的酒量。陳答：“飲必五斤。今不可複一矣！”盧稱五斤酒自己以前肯定能喝。陳讓他試試，其他人也跟著起哄。盧遂即席喝了五斤，自此也破了酒戒。後來陳每提及這次吃飯，必稱許盧的能飲。
南京人濮友松住在聚寶門內的白酒坊，大約是沾了這名字的光，據說“能酒者蓋世無出先生右者”。濮自幼喝酒，直至八十以後，無日不飲；每頓喝四五兩。他的理論是：“或謂酒傷人，我謂酒養人；非酒能傷人，人自傷於酒；非酒能養我，我自養於酒也！”
1946年，郭沫若等十來人同遊南京玄武湖，馮玉祥也趕來湊熱鬧。他們租了一條帶篷子有欄杆擺著藤椅的遊艇。盪遊中，馮玉祥命船靠岸，差副官買來饅頭、滷肉、鹽水鴨、香蕉等食物，包了三大荷葉。大家也餓了，正待動手在船上野餐，馮說不忙，還有好東西。又叫副官從包裡取出一瓶法國葡萄酒。馮本不喝酒，這次也破例喝了兩口。馮玉祥雖行伍出身，卻喜歡附庸風雅，周旋於文人之間。
吳昌碩活了84歲。晚年於酒宴逢請必到，到則大吃大喝，回家便常鬧肚子，屢教不改。
馮國璋愛吃玉田醬肉，每差僕人去買時，為防止被偷吃，必令切成整齊的四方塊。有時用醬肉待客，怕客人多吃，馮總是親自操刀，把肉切得薄如片紙。若有零星碎肉沾在刀上，他都要用舌頭舔乾淨，有時舌頭不慎被刀劃破，致滿嘴流血，得不償失。其為人之吝嗇，可見一斑。
尚小云不“懶做”，但“好吃”。有文章記述他愛吃的東西很雜，如天福號的醬肘子、荷葉包子等。平時嘴裡離不開零食，吃完了花生吃瓜子，吃完了瓜子又吃水蘿蔔，吃完了蘿蔔再吃梨……
鍾敬文一次冬遊西湖，在靈隱寺門外的飯館喝酒，他把從山路上帶下來的一團雪放入酒杯，混著喝。堂倌說：“這頂得上冰淇淋了。”
民國初年，豐子愷在杭州第一師範讀書。伙食是八人一桌，五個菜，豐子愷把吃飯形容為“老虎吃蝴蝶”。所謂五個菜，盛在高腳碗裡，蔬菜是淺零零的，整塊的肉難得一見。一碗菜裡露出疏稀的幾根肉絲，就算不錯了。學生都跟餓狼似的，一開飯，十多只筷子一齊插向菜碗裡，八面夾攻。有高手在菜碗裡轉一圈，便把肉絲一筷子掃盡；另有高手從底下斜插進去，把唯一的雞蛋掏走大半個……這些半大孩子的飯量也讓人瞠目，有的一頓吃十來碗飯，此桌吃到碗底朝天，再轉移到彼桌，“好像逐水草而轉移的游牧之民”。
1933年春，林語堂遊杭州，在火車上和一土豪對坐，林因此自認“乘位不好”。開車十分鐘後，土豪開始大吃大喝起來，先叫了一盤“中國大菜式的西菜”，不久，又要了一大杯燒酒，接著又要了一份白菜燒牛肉，林語堂數了數，牛肉有十二片之多。最後又上吐司五片，奶油一碟。林語堂就此斷定：此人50歲時必死於肝癌。
作家施蟄存酒量不行，自稱一杯啤酒就能讓自己醉態酡然。但他又好酒，追求薄醉的感覺。他曾細緻入微地表述這種感覺：“得好酒二三兩，醉蝦一盤，或滷雞一碟，隨意徐飲之，漸漸而面發熱，眼花生纈，肌膚上有溫柔纖軟之感，口慾言而訥訥，心無感而淒淒，乍若欲笑，忽复欲哭，此薄醉之時也。”
據施蟄存觀察：“杭州人吃酒似乎等於喫茶。不論過往客商，販夫走卒，行過酒店，聞到香氣，就會到櫃檯上去掏摸出八個或十個銅元來燙一碗上好的紹酒，再買三個銅元的花生米或兩塊豆腐乾，悠然獨酌起來。吃完了再趕路做事。”
上世紀40年代，作家金性堯一次在杭州的廟裡吃齋飯。 “菜凡八器，而食客則有三人。”其中的幾樣菜是現從菜地裡拔出來烹燒的，金描述為“一上舌本，果然不同庸味”。
田漢一次坐火車過嘉興南湖，買來湖菱大啖，稱：“我的指甲都剝開了，但還不肯釋手。”他一人吃了兩籃子菱角，從嘉興一直吃到杭州。
居士金復三烹素齋的廚藝很高，他久住杭州煙霞洞，一次張元濟一家到此一遊，正當飯口，在廟裡吃了一頓金復三做的素餐，四菜一湯，有竹筍和豆製品，蔬菜和筍是現從地裡採摘的，十分可口。張元濟夫婦議論說，上海有名的功德林哪能吃到如此新鮮的蔬菜。胡適曾在煙霞洞養病數月，金常給胡適掌廚。 1947年，金已年過八十，曾託人帶信給在北平的胡適，盼胡到杭州一聚，將再親手為胡燒幾樣素菜。胡回信答應第二年到杭州看金，不料事過不久，金便去世。
抗戰期間，西南聯大的教授們生活頗為清苦。不少教授不帶家眷，等同於過集體生活。文科研究所僱一當地人打雜做飯，七八個人一桌，每頓只兩菜一湯，菜為炒蘿蔔和豆豉。飯費每人每月400元。後有教授不堪其苦，到外麵包飯，每月500元，伙食比之前有所改善，六七人一桌，每頓有一大碗紅燒牛肉或豬肉，尚屬夠吃。早上是稀飯、油炸花生米。
1943年聖誕節，西南聯大教授浦江清請幾個同事在昆明金碧路南豐西餐館聚餐，客有唐立庵、羅莘田、聞一多、朱自清、許駿齋等。西餐是分餐製，一客70元，有湯、小吃、雞、豬排、咖啡、水果、麵包，果醬另算。這頓飯浦江清花了500元。而四五年前他們剛來昆明時，同一家餐館，一客不過三四元，已吃得大飽。如今一客70元，也僅僅是果腹而已。
1944年初，馮友蘭夫婦將去重慶，聯大教授遊國恩為其餞行，並邀同事作陪。浦江清也到席，事後他大贊遊夫人的廚藝：“扣肉及一雜羹，皆美味出人頭地。”
抗戰前，北平的大飯館，如同和居、砂鍋居、森隆等一桌子飯吃下來需20元上下，東興樓、豐澤園還要貴點，一般收入的家庭基本不敢問津。最高檔的是廣東人譚篆青家姨太太掌勺的譚家菜，一桌40元。據說很少有在譚家菜請客的，都是湊10人均攤慕名去嚐鮮。譚家菜的主菜是一人一碗厚味的魚翅，這也是顧客花“重金”來這裡的目的所在。
上世紀30年代，學者鄧雲鄉在北平志成中學唸書，教室隔壁是教員食堂。第三節課課間時，一些孩子常在飯廳門口向裡張望。裡面是兩個圓桌，白色台佈，五六大盤菜，如壇子肉、紅燒雞塊、雪菜肉絲、佛手肉絲、燒茄子之類，主食是兩大盤子花卷。這對一個餓了一上午的半大孩子而言，垂涎的程度不難想見。
畫家黃苗子回憶說：“我從小就饞，外公一族的祠堂每年春秋兩祭都給楊氏子孫分豬肉，每次的豬肉都分得不少，在外婆的指導下，舅母用香山特有的鹹蝦醬把燒豬肉再燜一次，這種咸蝦醬燜豬肉可以貯存下來吃上一頭半月。外婆家冬天還有一種油泡著的臘鴨屁股，這兩種油香噴撲的佳餚，是我小時候最喜歡的美饌。”
書畫家鄧散木好酒，並且好喝大酒。年輕時曾和人打賭，共喝一壇子50斤的紹興酒，不許上廁所。一共十來個人，最終僅鄧散木一人如約喝完且沒有失態。民國時期，他的書刻所得，大多用在請朋友到家裡痛飲上了。那陣子，他家天天有整桌的客人來吃喝。很多人都不會忘記他家天井裡成堆的紹興酒壇子。他晚年因血管堵塞而截肢，因胃癌而開刀，大概都與當年的豪飲不無關係。
譚延闓好吃，而且講究吃。據說他晚年出席的宴會一桌不能低於300元，這大約相當於一個名牌大學教授的月薪。
當年北京的飯館以人名當菜名的流行菜品有三種：趙先生肉、張先生豆腐、馬先生湯。馬先生指的是馬敘倫，北大教授，解放後成為第一任教育部部長。他確是“喜治饌品”，拿手的是三白湯，三白即青菜、豆腐和筍，也根據時節添加其他材料，雪裡蕻似不可或缺。馬敘倫常去中山公園長美軒的川黔館子吃飯，對伙計說，你們沒有好湯，便開列若干材料讓店裡上灶去燒，於是就有了馬先生湯。但飯館裡做的馬先生湯，據馬敘倫自稱：“其實絕非餘手製之味也。”
北平時期，最低檔的飯館通稱切面鋪。在切面鋪吃餅或麵條都以斤兩而不是以碗計，品種單調而實惠，來吃飯的多為乾力氣活的。學者張中行回憶：“我有時也願意到那裡去吃，主食要十兩（十六兩一斤）水面烙餅，菜餚要一碗肉片白菜豆腐，味道頗不壞，價錢比別處便宜，可以吃得飽飽的，可取之處還有吃之外的享受，是欣賞老北京下層人民的樸實、爽快和幽默。”
張中行不光照顧切面鋪，對於其他飯館，他說：“住北京時間長了，總要一家挨一家地嚐一嘗。”上世紀30年代，北平吃烤肉的地方有兩處，一為宣武門內的烤肉宛，一為什剎海北岸的烤肉季。兩處都只賣烤牛肉，兼賣白酒和小米粥，燒餅由附近的鋪子供應。張中行一次與朋友去吃烤肉宛，他回憶說：“鋪面非常簡陋，只是一大間屋子。靠南是烤肉的地方，並排兩個烤肉支子，形狀很像磨房的磨，一個圓平台，中間一個一尺多高的鐵圈，上面扣著中間略為凸起的鐵支子……圓平台四面放四條粗糙的板凳，是顧客的'站位'。靠北是一個桌子，上面放著碗、筷子、碎蔥、碎香菜、麻醬、醬油等用具和調料。還有一個切牛肉的案子，上面放著牛肉、刀、碟子等。切肉的是個五十上下的大漢，想來就是鋪主宛某了。”“我們照北京人的習慣，右腳著地，左腳抬起踏在板凳上，然後用長筷子夾蘸過調料的肉片，放在支子上烤。支子下燒的是某種鬆木，煙很少，略有香氣。支子很熱，肉片放在上面，立刻發出噝噝的聲音。翻騰幾下，可以吃了，於是一口白乾一口肉，很有塞外住蒙古包的意味了。吃的後半，酒不能再喝，恰好送來燒餅，於是燒餅夾烤肉，喝一碗粥，完全飽了。”
老北京的“大酒缸”，是一種連喝帶吃的鋪子。大酒缸多為山西人經營的夫妻店，規模不大，常為前店後室（住所）。店中該放桌子的地方並排放三口直徑一米左右的酒缸，有的是兩排六口。缸的下半截埋在地下，上蓋紅漆木蓋，周圍是凳子。其實酒缸多是空的，陳釀的意思到了而已，真正的功能是起到桌子的作用。靠邊的櫃檯上擺著酒具、酒菜等。酒是白乾，論“個”賣，一個即一提子，舊秤二兩，菜為花生米、辣白菜、五香豆等，主食是餃子和刀削麵。簡而言之，這是個價廉而實惠的吃喝的去處。
抗戰期間，梁實秋與女作家方令孺曾是鄰居。一次方邀梁去家裡吃飯，梁實秋說：“九姑（方令孺）請我們吃飯，這是難得一遇的事情。”梁一進門就感到香氣撲鼻，一個密封的瓦罐在炭火上已經煨了五六個小時，裡面傳來輕輕的噗嚕噗嚕聲，內有大塊大塊的五花肉，不加一滴水，只加料酒醬油，火候一到，酥爛可口。梁實秋猜：“這大概就是所謂的東坡肉了吧？”盡興而別時，方令孺說：“最樂的事莫如朋友相聚，最苦的事是夜闌人去獨自收拾杯盤打掃地下。”
張中行是河北香河人，那裡是京東肉餅的老家。他曾憶及村里有一怪人，每天中午上村東一里的鎮上的飯鋪吃飯，每回都自己買一斤肉，進了飯鋪交給老闆，再叮囑一句：“多加油！我就不怕好吃。”
張中行從北大畢業後，在保定一個學校混了一年。他晚年還念念不忘直隸總督府對面的馬家老雞鋪賣的醬牛肉和醬牛雜碎，說：“一生所曾吃，我覺得那是最好的。”幾年後，張與妻子並一友人在西單一帶閒逛，中午進天福號買了半斤醬肘子，然後到一個叫興茂號的小飯館，吃叉子火燒夾醬肘子，還點了一道海米白菜湯。這頓飯他也念叨了幾十年，到了上世紀80年代還說：“至今回味，仍然垂涎欲滴。”據張判斷，當時天福號的醬肉，都用80斤的京東小豬和地道的黃豆醬油，與後來用動輒二三百斤且經過冷藏的豬作原料，醬肉的味道自然是兩碼事了。
民國初年，上海川菜館的老大非“醉漚”莫屬，味美而價格驚人，宴客者據說非醉漚不足以稱闊人。閩菜館則皆稱“有天”，如小有天、別有天、中有天等。中有天味美價廉，名氣本來不大，後梅蘭芳到上海演出，曾光顧這裡一趟，被小報一傳，致飯館名聲大振，足見當年梅蘭芳的魔力之大。
北京舊時的低檔飯館，除了切面鋪，還有二葷鋪。 “二葷”，指肉和下水。二葷舖一般有一兩間門面，一兩個廚子，一兩個跑堂的，一兩個打下手的。所賣無非家常菜。如肉丁醬、炒肉片、熘腰花、炸丸子、酸辣湯等。有時來了熟客，伙計便替客人做主：“得了！還給您炒個肚塊兒，高湯甩果，一小碗飯倆花卷。馬前點，吃完您就走，誤不了您的事兒！”
鄧雲鄉回憶說：“在30年代中，八大春以慶林春為個中白眉。不算清真館子西來順，他家的菜在當時是西長安街上首屈一指的。地址在西長安街西頭路北，裡面一個大四合院子，隔成大小雅座，院子裡有鐵罩棚。廚房在外院左首，一般都賣整桌的多，小酌的少。記得他家的蔥油海參、蝦子蹄筋、核桃酪等菜，真是醇厚無比，後來再也沒有吃到這麼好的名菜，如今真是廣陵散，絕響矣。那時的菜，味真好，不講花架子，盤子中一弄出花樣來，實際就沒辦法吃了。”
老北京的小康人家，夏天興在堂屋八仙桌前置一冰桶。冰桶有木製的，有琉璃的，有景泰藍的。冰桶里鎮著綠豆湯、酸梅湯、奶酪、香瓜、西瓜等。酷暑時節，午睡後打開冰桶蓋，用小彩花碗盛碗冰糖熬的綠豆湯，該是一種什麼滋味呢？
蘇曼殊飲食無節制。他每天抽二三十根雪茄煙。曾一次吃進幾十斤冰塊。有一回吃了三大籠蘇州湯包，在床了躺了三天才起來。最後一回是吃了好幾碗鮑魚，致腹瀉數日，躺在上海醫院的病床上。醫生叮囑他當心飲食，而他扭臉就叫人去買來糖炒栗子大啖，致腸胃病大發，就這麼一命嗚呼、死在了“吃”上。
陳嘉庚自奉甚儉是出了名的。一次他請客，桌上只備幾盤炒粉，幾盤炒麵，一大碗青菜豆腐湯。
上世紀20年代，徐鑄成考入清華，他後來曾憶及清華學生的伙食：“早餐是四盆菜兩道點心外加白粥，有些老同學故意過了規定時間去，只要多花一毛錢，廚房總另外預備一大碗水餃給他吃。午飯、晚飯則是四大盆、四大碗雞鴨魚肉，米飯饅頭。紀念日則往往用西餐。”
許地山和夏衍都不吃雞鴨。許短命而夏則長壽。
香港淪陷後，《大公報》停刊。徐鑄成等四人化裝成難民逃往廣州。在英德縣境內，他們看到一片食攤，徐後來回憶說：“上船以來，頓頓都是一小碟煮菜和一小塊鹽魚。我是不吃魚的，只以淡而無味的煮菜送飯，正像李逵常說的：'嘴裡淡出鳥來了。'忽然看到這滿目珍饈，眼裡像冒出火來，連忙坐下去，各佔了一個坐頭，一個火爐，選了幾碟，邊燙邊吃，還各沽了一小瓶雙蒸酒，自飲自酌起來。說也奇怪，我在香港這幾年，只嚐過一次雙蒸，認為它既無骨力，又缺香味，從此不再過問。想不到這裡品飲的，卻異常醇洌，一小鍋純雞湯，加上雞片、腰片之類，都極鮮嫩。這一頓野餐，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我生平最滿意的盛筵之一。我想，這也並非全是飢者易為食之故。”
《大公報》太原分館經理雷覺民是晉北人，他告訴徐鑄成，晉北有一種干醋，看上去黑黝黝的，用水一泡，潔白香洌，而且酸味極足，據說用這種醋蘸餃子吃其味無窮。
張中行和友人韓文佑在北平教書時，常結伴逛琉璃廠，如上午去，午飯就到琉璃廠東門外一尺大街路南的大酒缸去吃，一人一個酒（老秤二兩），然後吃餃子。張中行說：“有村野的詩意。”
1935年暑假後，張中行到南開中學任教。他到了天津先在親戚家落腳，表叔把他帶到一個小飯鋪吃午飯，給他點了一菜一湯以及花卷，菜是七寸盤的清炒蝦仁。這頓飯用張中行的話說是“影響遠大”，幾十年後，和朋友小聚，他都反對點蝦仁。因為自那頓飯後，張中行所吃過的蝦仁，味道都不及這個天津小飯鋪做的。
西北軍將領如馮玉祥、楊虎城、張自忠等都習慣於吃火鍋。抗戰期間，國民參政會視察慰勞團到張自忠的司令部，張便以四菜一火鍋的簡單飯菜招待慰勞團。這四菜一火鍋均以青菜豆腐為主，肉片和丸子是點綴。此外給每人在火鍋裡加一個雞蛋。這便是張自忠的集團軍司令部裡最大的排場了。
胡適在中國公學當校長時，曾請“新月派”的一幫朋友到其極司菲爾路寓所吃飯，由胡太太江冬秀掌勺烹製徽州有名的“一品鍋”。一品鍋顧名思義，把一口滾沸的大鐵鍋端上桌，裡面是一層雞，一層鴨，一層肉，點綴著一些蛋皮餃，鍋底下是蘿蔔白菜。胡適說，這是徽州人家待客的上品，酒菜、飯菜、湯都在其中。
詩人盧冀野能吃。抗戰期間，盧是參政員，一次隨參政會華北慰勞視察團出行，抵西安後，同路的梁實秋請他到厚德園吃飯，點了一隻烤鴨、一條醬汁魚。梁說：“按說四五個人都吃不了，但是他伸臂挽袖，獨當重任，如風捲殘雲，連呼'痛快，痛快'。”
1924年暑假，孫伏園和魯迅等一行去西安講學。孫在西安吃拉麵時，總是用筷子挑出一根，把一端放入口內，然後一段一段向裡吞。
王森然是魯迅在北大教過的學生。一次課後王與魯迅同路，出校門後，行至一個飯攤前，魯迅問王，是回家吃飯，還是在攤上吃一點。王答：“隨便怎樣！”魯迅說：“那好！咱們就吃這蕎麥條子吧！皇帝老人未必享受過這麼美味的佳餚。”這是當年北京街邊最低級的飯攤，主要經營玉米粥、窩頭、蕎麥餄餎之類，無桌椅，只有一個條案，顧客只能揀塊磚頭當凳子。魯迅和王森然就地泰然而坐，與拉車賣報者流為伍，津津有味地吃了這頓午飯。
1926年，魯迅和孫伏園等到廈門大學任教。兩人都單身而往，伙食便成了一個問題。孫伏園自告奮勇掌勺。魯迅和友人章川島談起：“伏園有一次燒出一個滿盤血紅的白菜來，我問他'是什麼菜？'伏園說：'似乎紅燒白菜之類。'你想'之類'上面還要加個'似乎'，也就可想而知了。”
抗戰期間，茅盾一家在新疆初嘗馬奶子，即用新鮮的馬奶經過搖盪使其發酵而製成。茅盾說：“味略酸而香洌，初飲常覺不習慣，喝多了卻有深嗜，一日可進十幾杯，而且飯量大增。我們全家後來都成了馬奶子的嗜好者。”
上世紀20年代，曹聚仁在上海與幾個南社的前輩詩人過從較密。一次他跟著葉楚傖、柳亞子等一干人去豫豐泰酒樓喝酒。他們先要了四斤花雕，用錫壺盛著，用碗喝，一壺半斤，能倒兩碗。曹聚仁向不喝酒，只是陪著吃和看。下酒菜是豆腐乾、鹹肉、海蜇皮和鹽水花生。曹聚仁說：“葉先生盡是一碗一碗喝著，圓桌上的錫壺，越來越多，到後來，一點數，總共38壺，19斤老酒。”
在西南聯大教授的太太裡，據說錢端升夫人陳公蕙最會做飯。金岳霖說：“她是能夠做大件菜的。”“公蕙的特別小品是她的煮雞蛋。煮出來的雞蛋，就蛋白說，有似豆腐腦，就蛋黃說，它既不是液體，因為它不流，也不完全是固體，因為它不硬，看著是一個小紅球；吃起來，其味之美，無與倫比。”金岳霖還回憶說：“林徽因本來是不進廚房的人。有一次在幾個歐亞航空公司的人跑警報到龍頭村時，林徽因炒了一個荸薺和雞丁，或者是菱角和雞丁。只有雞丁是自己家裡的，新成分一定是跑警報的人帶來的。這盤菜非常之好吃，儘管它是臨時湊合起來的。”
金岳霖不愧是哲學家，論起醉酒，也帶著哲學味：“解放前喝黃酒的時候多，醉也大都是黃酒的醉。黃酒的醉有恰到好處的程度，也有超過好處的程度。前者可能增加文學藝術方面的創作，超過程度就只有壞處。白酒的醉我就不敢恭維了。就醉說，最壞的醉是啤酒的醉，天旋地轉，走不能，睡不是，坐也不是，吐也吐不了。”
朱了洲早年在上海務本女校教體育，體力充沛，食量驚人。一次他與一群男女生同桌吃飯，一時興起，和一個女生賭這頓飯的東道，女生吃一碗他吃兩碗。結果是女生吃了九碗還在添飯的時候，他十八碗下肚，實在吃不動了，只好認輸付賬。
蔣碧微第一次吃西紅柿，是在與徐悲鴻去法國前逗留北平期間。那年暑假，徐悲鴻、蔣碧微與顧孟餘夫婦、李石曾夫婦以及眾多北大師生集體到香山碧雲寺避暑，碧雲寺有廚子專門給他們做飯，時有西紅柿上桌。蔣碧微形容西紅柿“紅綠相間，鮮豔欲滴”，“不過我們所吃的西紅柿多半是塞著肉的”。
抗戰後期，物價飛漲。在重慶，誰家吃了頓螃蟹，便可當逸事乃至新聞說。
1927年6月3日下午，鬱達夫去訪魯迅。魯迅知道鬱達夫好酒，臨別送了他一瓶有七八年陳色的紹興酒，鬱達夫說：“當是難得的美酒，想揀個日子，弄幾碟好菜來吃。”
當年上海愛多亞路有一家叫紅棉酒家的飯館，經營粵菜，店面不大，也不大起眼，但價格出奇的貴。據說某日有三個客人吃過便飯後結賬，竟高達百元，而上海有名的大飯館，十人一桌也不過十多塊錢。以至出現三人當場湊不出錢來付賬的尷尬場面。
抗戰初期，物價尚穩定。學者宋雲彬1939年1月21日晚在桂林的桂南路一家飯館“獨酌”，點了一盤炒腰花、一碗三鮮湯、六兩三花酒、兩碗米飯、一個柚子，總計法幣2元。宋嗜酒如命，三花酒是他在桂林期間日記裡最常出現的詞語之一。如1940年1月26日：“腋下濕症又發，晨八時去省立醫院換藥。精神疲憊，工作不起勁兒。晚與光暄在豫豐泰小飲，喝了六兩三花酒，精神就振作起來了，到開明去，大唱崑曲、小調。”
梁實秋居北平時，隔壁是一個治安機關，動輒就幾十口子同在院子裡進餐，聲音可清晰地傳到一牆之隔的梁家。比如先是“呼嚕，呼嚕，呼——嚕”的聲響，然後是“咔嚓”一聲。這是在吃炸醬麵，於猛吞幾下子麵條後咬一口生蒜瓣。梁實秋還在北平和青島見過兩次他稱之為“真正痛快淋漓”的吃。一次是北平的小飯館，進來一個趕車的，手里托著菜葉裹著的生豬肉一塊，提著一根馬蘭繫著的一撮韭黃，把東西往櫃檯上一拍：“掌櫃的，烙一斤餅！再來一碗燉肉！”不一會兒，肉絲炒韭黃、兩張家常餅和一碗燉肉都端了上來。只見他把菜分成兩份，一份倒在一張餅上，把餅一卷，比拳頭粗，張開大口開吃。片刻間兩張餅進肚，他也直吃得青筋暴露，滿臉大汗，連著打了幾個飽嗝。另一次是青島的一個建築工地上，午飯送來，籠屜上冒著熱氣，裡面是半尺來長的韭菜餡蒸餃。開飯時工人蜂擁而上，直接上手抓著吃。這時有挑著大蔥的小販來兜售甘蔗粗細的大蔥，人手一截，梁實秋將他們吃蔥形容為“像是飯後進水果一般”。
上海畫家白蕉喜歡用鴨肫佐酒，如有人送他鴨肫，他便以書畫為報。
1930年4月，時任成都大學（四川大學前身）文學系教授的李劼人辭去教職，借了300元，在指揮街開了一家餐館，並請大名鼎鼎的吳虞給飯館取名。吳虞在日記中寫道：“李劼人將開小餐館，予為擬一名曰'小雅軒'。”典出《詩經·小雅·鹿鳴》：“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李劼人後來回憶說：“我同妻親自做菜，一是表示決心不回成都大學，二是解決辭職後的生活費用。”由於李劼人作家兼教授的身份和名聲，加上跑堂的是他的學生鐘朗華，“小雅軒”一開張便在成都引起軒然大波，報紙當即以《文豪做酒傭》為題大肆渲染。一時間，舊朋新友紛至沓來。李劼人和成都大學的教授們以及文化界人士約定，每月30日在“小雅軒”聚會，照成都的吃法按到會人數“打平夥”（AA制）。李劼人主廚。
李劼人當初之所以同意以“小雅軒”為菜館名，並不全在一個文雅的雅，還含有“不登大雅之堂”的意思。這一點從“小雅軒”的菜譜中便可看出。當中沒有魚翅、燕窩等名貴菜品，多為民間可口的家常菜，如粉蒸苕菜、宮保雞丁、肝炒綠豆芽、涼拌芥末寬皮粉等等。
周作人說：“海淀的蓮花白酒是頗有名的，我曾經買過一瓶，價貴（或者是欺侮城里人也未可知）而味仍不甚佳，我不喜歡喝它。我總覺得勃蘭地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