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八、崔浩之死
北魏這場對柔然的進攻，在事後看來，基本上還是“雷聲大，雨點小”。但從拓跋燾的所作所為中，我們卻可以推測，他是有心直搗漠北，與柔然拼個魚死網破的（當然多半時候還是有信心保證網不破）。這一點首先可以從當年宣布戒嚴看出來，拓跋燾要保證後方無事，才敢大軍出動，可見規模不小；以前的北伐，皇太子都是要駐守國都平城的，而太平真君九年的北伐，太子拓跋晃卻跑到漠南的行宮，朝見拓跋燾，隨軍一同北上；並且，拓跋燾連續兩年三次用兵，超過了以往任何一次的征戰密度。
第一次用兵在當年的冬天，北魏大軍向北挺進沙漠，遍尋柔然踪跡而不得，最後到達漢朝征討匈奴時留下來的受降城（今內蒙古烏拉特後旗烏力吉境內）。天氣寒冷，行軍困難，魏軍便將攜帶的糧草囤積於城內，在城中留了些守兵，就撤退了。
轉年開春，拓跋燾回到漠南，大宴群臣。大約是浸沐於席間大臣們的一片阿諛之詞中，拓跋燾忽然志氣昂然，不甘心於前一年的徒勞無功，下令再度北伐，大軍分為三路：高涼王拓跋那走東路，略陽王拓跋羯兒走西路，拓跋燾本人則與太子一起過涿邪山（今蒙古戈壁阿爾泰省阿爾泰山東段），北行數千里。這個氣勢很嚇人，柔然可汗吐賀真聞風而遁，拓跋燾的連續第二次北征又未果。
拓跋燾並不罷休，他分析了最近幾次北伐的得失，總結出教訓：每次都把局面搞得太大，沒到柔然腹地就把人家嚇得半死，這怎麼能達到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的目的呢？他吸取教訓，在緊接著的這個秋天第三次發動北伐，這一次，他只讓拓跋那和拓跋羯兒率領少數精兵，分別從東路和中路北上。吐賀真果然接招，他以數倍於魏軍的柔然精兵迎戰，包圍了拓跋那的軍隊，包圍圈綿延幾十里。
拓跋那全無懼意，命令士兵深挖戰壕，堅守待機。雙方相持多日，吐賀真每次出陣挑戰，都被拓跋那擊退。柔然人多勢重，竟佔不到半點便宜，吐賀真漸漸感到恐懼，越想越覺得魏軍必有後援，這麼下去自己要倒霉，就主動解圍，連夜逃走。拓跋那帶兵追趕，九日九夜，窮追不捨。吐賀真對自身的戰鬥力沒信心，棄了輜重，翻山越嶺沒命地跑。拓跋那得了輜重，不再追趕，回軍會師。另一路的拓跋羯兒也收編了柔然的牧民和牲畜，數百萬之多，全部帶回北魏。
太平真君九年到十年（公元448年至449年）連續對柔然的用兵，最後還是沒能徹底消滅柔然上層勢力，柔然可汗依然存在，但卻在最後一次戰爭中有效地獲取了柔然的資源和財產。史載“自是柔然衰弱，屏跡不敢犯魏塞”。嚴格地說，應該是柔然的勢力重心西移，更多地與西域諸國發生衝突，而不敢來招惹東方的這個霸主了。
拓跋燾壓制了柔然，西南的吐谷渾也被他打得抬不起頭，得意之餘，想的當然是如何功高蓋世，青史留名了。早在消滅北涼的時候，他就已經有了這個想法，他讓崔浩擔任監秘書事，命他召集一堆漢族文人高允、張偉等共同為魏國修國史。修史本是漢人的強項，試問古往今來，天下諸多國家，又有哪個有中國的史籍那麼連續和完善呢？崔浩也是當仁不讓，覺得這種任務就該由他來領導完成，很爽快地接手過來。
其實崔浩見識雖廣，文筆卻不咋樣，執筆的工作多由手下的文人來做，他只負責總結折中的工作。然而很多鮮卑貴族仍把崔浩當做眼中釘、肉中刺，崔浩在不少問題上都傷及了他們的切身利益（尤其是滅佛的那次），這次又要對他們的先世品頭論足，怎麼受得了。可是又沒法子，皇上這麼信任那些漢族讀書人，自己呢，打仗雖然很牛，可舞文弄墨是形同白痴，只好聽之任之。
修國史的都是漢人，他們對於歷史的理解與沒怎麼讀過史書的拓跋燾可不同，史書不是“好人好事記錄冊”，而是對於事實的敘述。所謂春秋史筆，是“筆則筆，削則削”，該記錄的就記錄，該刪減的就刪減，既不溢美，也不諱惡，皇帝什麼時候給人欺負，什麼時候乾了壞事，這些都得寫到紙上。拓跋燾想的只是光宗耀祖，他一向推崇崔浩，看他領著一幫子人日夜伏案，奮筆疾書，心中暗爽，指望著這本史書早點寫完。
到了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魏國史《國記》編撰完成，崔潔審閱一番，非常滿意，便向皇帝呈上。參與著史的閔湛、郗標建議，把《國記》刊刻在石碑上，以彰直筆，同時刊刻崔浩註解的《五經》。高允聽說此事，私下里說：“閔湛等人都是小人之見，恐怕要害慘崔氏一族了！”崔浩卻很贊成這個建議，對太子拓跋晃提了出來。拓跋晃給予支持，於是下令在平城南郊修造碑林，方圓一百三十步，“用功三百萬”，終於完成。
城南新修了碑林，好新鮮愛熱鬧的人紛紛跑去觀看。那些本來就對修國史有意見的鮮卑貴族當然也去看了，這一看可不得了，石碑上的文字哪裡是在誇耀功德啊，明明都是揭短嘛。拓跋氏發家才歷經三世，祖上的事有好多不體面的，自己知道也就算了，怎麼可以放在外面給大家看呢，太不像話了。鮮卑貴族一個個怒氣沖天，前呼後擁地跑到拓跋燾面前，向拓跋燾告發，說崔浩這幫漢人是存心損咱們呢，應當嚴懲不貸！
拓跋燾這才如夢方醒，一拍桌子，派人將石碑火速砸毀，下令逮捕崔浩以及所有參與著史的文人。
太子拓跋晃首先得知消息。自從滅佛以來，他就跟崔浩結了怨，這次崔浩獲罪，他本該高興，可是修史的主力成員高允卻是他的恩師，他趕緊把高允接到東宮，吩咐他說：“明天隨我去見皇上，假若皇上問你啥，你就順著我的意思答話，聽明白了麼？”
高允一頭霧水，問太子：“為了什麼事情呀？”
拓跋晃也不細說，只回答：“去見了皇上就知道了。”
次日一早，拓跋晃領著高允來到宮中，向拓跋燾禀告：“中書侍郎高允在兒臣宮中，相處好多年了。他一向小心謹慎，遵紀守法，雖然與崔浩一同著史，但地位很低，罪責都是崔浩的，懇請父皇明察，免他死罪。”
拓跋燾點點頭，召見高允，一見面就問他：“《國記》都是崔浩寫的吧？”
高允依實回答：“《太祖記》為前著作郎鄧淵撰寫，《先帝記》（先帝即指拓跋嗣）和《今記》是微臣與崔浩合寫，不過崔浩管的多，只抓總體的事務。至於注疏方面的文字，微臣多於崔浩。”
拓跋燾大怒，對拓跋晃說：“怎麼搞的，高允的罪責比崔浩還重，叫我如何饒恕他呢？”
太子暗暗叫苦，心說這個高允怎麼不長腦子，不聽我言，忙解釋說：“高允小臣，初見父皇天威，語無倫次。兒臣剛剛還問他來著，他說全是崔浩幹的。”
拓跋燾轉臉問高允：“太子說的，可是實情？”
高允答道：“微臣罪當滅族，不敢妄言。太子是因為微臣侍講日久，同情我的遭遇，想要救我一命而已。其實他並沒有問過我，我也沒說過那樣的話。”
拓跋燾倒吸一口冷氣，居然還有這樣的大臣，感嘆道：“果真耿直啊！世上少有人能為之，而高允竟能做到！死到臨頭，還能面不改色不說假話，此乃信；身為大臣，而能堅持真理不欺君，此乃貞。既信又貞，讓人佩服，好吧，我就赦免他了。”
拓跋燾又派人把崔浩召來質問，崔浩早已嚇得說不出話來。拓跋燾就叫高允起草詔書，把崔浩滿門抄斬，並且誅殺與著述國史相關的官員。
高允接旨，卻一直遲疑不寫詔書。拓跋燾催了又催，最後高允要求見過皇上，然後動筆。拓跋燾就召他進宮，高允奏道：“微臣實在不知道崔浩還犯有何罪。如果僅僅是因為寫國史的事觸犯了皇族先世，不為尊者諱言，也不至於判死罪啊。”
拓跋燾一聽，這是什麼話，當即就坐不住了，命令武士把高允捆綁起來，就要殺他。旁邊拓跋晃嚇壞了，一再勸說。拓跋燾才慢慢消了氣，想想高允也沒說錯，就給高允鬆綁，把他放了，感嘆道：“要沒有此人，朕恐怕要殺數千人呢！”
事後拓跋晃責備高允：“識時務者為俊傑。我替你求情，你怎麼反倒去激怒皇上呢？我每次想到這事，還是心有餘悸呢。”
高允答道：“所謂歷史，就是要如實記載帝王的舉止，以為後來者鑑，如此才能讓今天的人知道過去的事，將來的人知道今天的事。同時，這樣的寫史筆法，也能使君主們有所顧忌，言行謹慎。崔浩主持修史，私心很重，的確有罪，但書中寫到朝廷起居、國家得失，乃是史法之大體，並無過錯。我與崔浩一同編書，自當同生共死，不能獨免。承蒙太子殿下出面保我，高允感激不盡；但若要我為了活命說違心的話，我可做不出來。”拓跋晃為之動容，從此更將高允帶在身邊，諮以要事。
高允僥倖不死，拓跋燾還是沒有放過崔浩，他另外找人起了詔書，族誅崔浩所屬的清河崔氏以及與之聯姻的盧、郭、柳三大士族，其他涉案人員則只殺本人。崔浩為拓跋氏君主謀劃一生，到頭來化作南柯一夢。行刑當日，七十高齡的崔浩被關在囚車裡押往刑場，路上衛士們都爬到他的頭頂，一邊說著侮辱的言語，一邊朝著他的腦袋撒尿，呼聲不絕於耳。這位才幹見識不亞於諸葛孔明的謀臣，下場竟如此淒慘，讓人扼腕。
由於燕趙漢人的幾個大族遭受沉重打擊，北魏一直欣欣向榮的製度性漢化蒙上了一層陰影。拓跋燾後來也為自己一時的暴虐行徑後悔不已，但木已成舟，不得不吞下苦果。
崔浩對於北魏前期政權的發展與鞏固，功不可沒。他本人雖為一文弱書生，卻總能運籌帷幄之中，決胜千里之外，拓跋氏在軍事擴張中多次採取他的建議，幾無失策。對於北魏的製度，他的影響則是在思想的層面上，是隱性和漸進的，他重視推廣儒學，並著力於像漢人一樣選賢拔才，這些舉措都是能波及數代的。很多人認為，崔浩心存漢室，不熱衷於南征，而力圖促使北魏政權向其他方向擴充，這其實是一種漢文化的慣性思維方式。崔浩從小受到的教育既然是漢人的傳統文化教育，他的言行不管是出於主觀還是客觀，自然會對漢族、漢文化有利。鮮卑人本無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崔浩想從漢文化的角度出發，為鮮卑人寫史，其結果只能是悲劇。崔浩的被殺，歸根到底源自文化的衝突，它標誌著北魏前期的漢化潮流遇到了暫時的阻礙。然而，對鮮卑貴族們而言，無論是自願還是被迫，要想生存於中華世界之中，在文化上就別無選擇。歷史之車輪，轟隆碾過，大勢之所趨，無人可擋。